法家术治法治

⑴ 法家的“法治”思想和现在的“以法治国”有何不同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权,术,势”逐级统治为根本.讲究“以刑去刑”版“轻罪重罚权”
假如你偷了东西,就有可能被砍头,如果你杀了人或是更严重的罪,就会被腰斩.
和现在的“以法治国” 有很大区别,一个是用重罪来威慑人们,一个是用一个适当的刑罚来给予告诫.
至于中央集权制也是和法家有很大渊源.法家也正是将一切的权力全都集中到了君王身上.让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法之人.
法家的“法治” 是用重刑来威慑人他人,以达到惩罚威慑他人的作用.
而现在的“以法治国”更多的是来保护受害者的权益.也让那些违反了法律的人有的相应的处罚,以与警示.

⑵ 法家的法治思想为什么没有市场

一、法家思想总述

法家最初的起源已经无从考证，但是邓析、少正卯可以称之为法家开山鼻祖，后来李悝，商鞅以及韩非子、李斯，等又不断补充和发展法家思想，法家思想最终在秦朝达到顶峰。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而为了富国强兵，法家主张改革贵族奴隶主世袭制，强调奖励耕战，减轻赋税。法家根据社会现实提出“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古礼只适合於古代，当其时必须实行法制。他们由是提出与其法治思想一致的历史观：历史是发展的， “不必法古”，“反古不可非”。

法家的法治思想体现在不同的法家思想家里，法治、术治、重势思想各有侧重：商鞅重法治，申不害重术治，慎到强调重势，韩非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二、法家法律思想之得

“法治”——主张“依法治国”。

战国时期的法家属于地主阶级改革派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为韩非子。其思核心是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以“法治”来维护。这种理论被秦王赢政所采用，成为他灭六国，建立专制体制的理论基础。秦统一后的许多措施就是法家理论的应用。需要注意的是，法家的“法治”只提出了刑法，并不是近代意义的法律思想。其法治对象是君主之外的所有臣民。这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保护新兴地主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积极作用。虽然由于秦过分强调“法治”，以致严刑苛法，横征暴敛，短命而亡。秦汉以后法家作为一个学派消失了，但重视法的作用，强调君主专制思想却被历代继承下来。

制定成文法，将法公之于众，注重治国策略。

法家所主张的首先就是将法予以成文化，并且公之于众。“法者，国之权衡也”（《商君书 修权》）。法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公之于众的效果，就是评判行为的标准也予以客观化，不再是主观性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儒家将行为规范称为“礼”不同，法家将自己规定的行为规范明确称为“法”、“律”，努力显示出对社会大众的平等性：“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致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 赏刑》）。

重“刑”——突破“刑不上大夫”，凸显王权权威。

法和律的内容对“礼”突破很大，法律的制定是为了定分止争，兴功禁暴，赏刑并用，同时，也以明确的方式来维护王者的权威。对于王者的权威维护，不再依赖于王者的道德修养，反而，更多地依赖于法律的威严和严格执行。在统治权问题上完全抛弃了过去“礼治”所强调和运用的伦理工具，利用对臣民的利益引导和心理威慑来服从王者的需要。尽管韩非子也看到了特权阶层对法律实施的破坏和阻碍，“犯法为逆以成大奸，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备，刑罚之所以诛，常于卑贱”（《韩非子 备内》），但是，法家的法与律以及严格实施，还是为了“明王之国”。

三、法家法律思想之失

法家思想有许多进步之处，也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发展，但是他也存在很多不足。

“严刑峻法”。

正因为严格按照法律来维护统治权以及国王的权威，对犯法者自然不会从轻，法家的集大成者商鞅、韩非子都主张“严刑峻法”，“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韩非子 六反》）。实际上就是加大对犯法者、犯罪者的处罚，通过严厉的特殊预防来增进一般预防的效果，从而使得民众对国王之法不敢违反，顺从于法律的规定，建立符合统治者需要的统治秩序，从而达到“治”的目的。因此，在法家法律思想中，反而没有了民本思想，

民众工具化。

在法家思想体系中，民众只作为统治者的奴役对象而出现。法家对于老百姓是心存蔑视的，儒家主张“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法家则更绝，主张民可用其勇，而不可使其有智，主张以惩罚使人民恐惧，用奖励让百姓服从于国家的利益，比如对外侵略扩张。如商鞅订立的军功二十级，让百姓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斗，也就是鼓励为国家利益而杀人，只有功利，不问是非。整个国家至上而下只有统治阶级拥有思考能力，只有君主一人拥有最终决策权；作为臣民，只要服从并随时准备为国家（事实上是君主及其统治集团）的利益献身就行了，而回报不是人格的尊重和自由权利，也不是儒家那样在道德上的褒扬，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总体上而言，就是利用国民的生存利益来达到政治的目的。“法治”完全是一种工具和手段。

过分强调权术忽略统治者自身能力和修养。

法家明确论述王者权势问题和王者对臣民的驾驭之术，如“抱法处势则治”（《韩非子 难势》）、“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 定法》）。谈论势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统治。儒家所倡导的是靠王者的道德修养来顺从“礼治”要求，从而服得天下，使得民众从道德伦理的角度佩服和服从王者的秩序，即主张“贤人治理”。而法家则认为“贤人治理”完全是一种幻想，只有靠势才能实现良好的统治。君主具有王者的帝王和权势，臣民所具有的臣民身份决定了他们必须服从于君主的权势，对于不服从者，自然是用法来惩治。这样法与势结合起来，成为统治的良好工具。而且，君主还应该讲究“术”。这是韩非子所明确强调的，除了人事制度的管理之外，还要强调“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韩非子 难三》）。在君臣关系上，君主应该无为，不可“移情借臣”，把君主对臣民的防范予以明确化和正当化，并且设计多种方式来供君主运用，防止臣民对君主的悖逆和奸诈，实际上这是为君主的特务统治和法制之外的操纵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支持。

法家儒家思想综述

儒家主张的是“贤人治理”，法家的法律思想主张君主的权势，并且以法予以保障。儒家强调君主的个人修养，寻找道德支撑，而法家则根本不管法、律是否有道德的支持。以至于，法家的法律思想很容易导致“恶法亦法”；儒家则注重“法”与“礼”的关系，要求法符合进行祭祀活动“礼”中的亲情和温情关系。儒家学说在道德上为君主统治留下了难题和隐患：“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 五蠹》）可见，法家和儒家的法律思想存在针锋相对的对立，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又具有极强的互补性。

可以说，在平和时期，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非常需要儒家学说的支持，使得君主保持个人道德，也使国民修身养性，保证良好秩序，从而保证政权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在征战时期，国家趋向统一和夺取政权的需求就可以从法家那里找到根据。对于本身就认为皇权至上的君主来说，在自己道德破败或者把道德抛弃时，法家的主张正好可以弥补统治方式上的空白。对于皇权来说，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正好可以满足其不同侧面的需要，正所谓，“威逼”与“安抚”相结合，服从于皇权的统治要求，维护君主的权威和统治，成为皇权社会统治者的思想文化工具，共同达到了“人治”的终极目标。也正是如此，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儒法互补，儒法交融，这才构成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核心理论。

⑶ 法家的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的联系

“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其内涵却有本质的区别。“以法治国”是说用法律去治国，法律是一种用来治国的工具，这是传统的管理主义的法律观念，这种“法治”，主体是国家机关，是手中掌握权力的人，治理的对象是人民群众。“依法治国”是说治国必须依法，即治理国家的方式方法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这是现代的控权主义的法律观念，这种“法治”，主体是人民，治理的对象是有可能滥用国家权力的当权者。

“依法治国”的“依”是依从、依靠、按照的意思，“依法”就是依从法律、依靠法律、按照法律的意思，“依法治国”就是要求人们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依法治国体现的是法律至上、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

“以法治国”的“以”是用、把、拿的意思，“以法”就是用法律、把法律、拿法律的意思，“以法治国”就是要求把法律作为一种工具由统治者来使用；以法治国则更多的强调人的因素，强调统治者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体现的是统治者将法律作为个人专断、独裁的“人治”工具。

以法治国有人在法律之上的意思，而依法治国则体现法律至上的原则。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

“以法”者，是位高权重者将“法”作为一种手段去治理别人，不治自己。即韩非子所谓“法家”，以法治人 。

“依法”者，既治别人，也治自己 。

依法治国，要求的是在治国中国家必须依法。
以法治国，是国家以法律作为武器管理国家。

可见，“以法治国”的实质是“以法治民”，而“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吏”。

⑷ 如何认识法家思想中的法治精神对现代法治建设的意义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 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 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 3“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 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 5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 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 1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 2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 3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 4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 5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法家的法治思想影响了当今的依法治国体制，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 治国的推崇。
、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⑸ 为什么法家的法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因为法家所代表的基本立场是，权力生出法律，所有法律都是皇帝的命令。

在法家看来，维护皇帝的权威不受任何损害，是保持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关键所在。法家对国家权力采取某种程度上的神化立场，其所构造的所有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治，尤其是为了确立和维护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样的法律当然难以保障民众的自由和尊严。

因此，实际上这样的法律很难保障民众的自由和尊严。法家崇拜权力，权力永远超越法律，知法守法只是针对老百姓而言的，权力则高高在上，可以任意悔法造法。“法治”、“法家”虽只一字之别，但却差之千里。韩非说：“法者，编着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而境内卑贱莫不闻名知也，用术则亲爱习近莫之得闻也，”

法家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其过于夸大法律的力量，以至于否定道德教化的力量，这以韩非所谓“务德而不务法”最具代表性。法家理论的缺陷之二在于其过于相信轻罪重刑（或谓轻过重罚）的威慑力，以至于丧失了最低限度的人道原则。法家理论的缺陷之三在于其对和谐的理解仅仅限于社会治理的层面，即官民普遍守法而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

由此可证，法家的法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⑹ 法家的“法，术，势”分别指什么简单论述

法家的核心思想集中在三个内容里面：法、术、 势。法是指严刑峻法，术是指政治权术，势是指权力与威势

先秦诸子之一的法家，是一支影响深远的思想学派，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历程中，法家是帝王用以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法家之法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而是严刑峻法，是皇权手中的大棒。

1、“法”，是严刑峻法

法，是苛刻严峻的刑罚，用近乎残酷的刑罚来惩治犯罪，形成威慑力，使民众听从皇权的统治，不敢有任何逾越行为。“商君之法，刻薄寡恩”——当时的民众就这么评价商鞅制定的刑律。

2、“术”，是政治权术

术，指的是政治权术，韩非认为君王应该深藏不漏，不要让臣子们明白你的心中想些什么，有时候还需装聋卖哑，以观察身边的人忠不忠心。要防臣如防虎，对待不放心的人，要适时抓辫子，秋后算账，这就是术。

韩非甚至认为君王有时候要故意说错话，做错事，以试探臣子的忠信，必要时要设置暗探，实施暗杀活动。

3、“势”，是权力与威势

势，就是权力与威势，也就是说要保证皇权权威和威严。怎么保证呢，就是独断专行。大权在握，万人之上，没有权力制衡，没有权力监督，没有舆论批评，这样就有威严了，就有权威了。这是法家的势，一切的制度机制和国家机器的运作，都是维护皇帝权威的。

(6)法家术治法治扩展阅读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当代学者刘木鱼（刘铎）在《非法非人治》中提到：“法之卫意，在乎君政，政之所为，在乎一道”。

战国初期，封建制在各诸侯国相继建立，应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全面变革奴隶制的需要，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这一学派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各有特色，在方策上亦各有别，但都主张以“法”治国。

讲学于稷下学宫的齐国法家，继承发展了管仲的思想，汲取了黄老之学，主张法礼并重，先德后刑，因道生法，形成了一套较为温和的法治理论。《管子》中的法家著作和帛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等是他们的代表作。

而秦晋两国的法家则主张严刑峻罚，反对礼义说教，专重于法、术、势，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力并天下。他们是法家中激烈而彻底的一派，政绩显著。历史上通常把秦晋法家视为先秦法家学派的主要代表。

⑺ 法家申不害的术治思想。。谁给说一下。。。详细点，谢谢

术，这是指国君驾驭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摸不得国君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申不害重术而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触、前后矛盾！

⑻ 法家法治学说的历史进步性和负面影响

法治”是法家提出的口号，并成为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即所谓“以法治国”、“垂法而治”或“缘法而治”。
一、“法治”的内容和实质
“法治”与“礼治”既有联系，又存在着明显的对立：
其一，“法治”是针对“礼治”所维护的宗法制度而提出。儒家以“礼”为核心形成了家族宗法的法律观，而法家则以“法”为核心形成了君主专制的法律观，二者的不同，表现在对宗法制的态度上，即代表贵族利益的制度（“礼”）与代表新兴地主利益的制度（“法”）的对立，分封世袭制与中央集权制的对立。
其二，“法治”是针对“礼治”所重视的“德治”、教化而提出的。没有“德治”的诱导，“法治”便不可能产生。
其三，“法治”又是针对“礼治”强调“人治”而提出的。二者的分歧在于对发挥“君主”作用的看法，表现为重视“君智”还是“君法”的对立。

二、“法治”的理论根据
法家以自己的人性论和进化观作为“法治”的理论基础
法家认为，人人都具有"好利而恶害“或者”就利而避害的本性，在“好利恶害”的人性面前，仁义德教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法令赏罚才能奏效。法家还通过对历史演进的叙述和古今社会的对比来论证“法治”的现实可能性。商鞅把人类社会分为四个阶级：“上世”、“中世”、“今世”、“上世”。“上世”可以靠“亲亲”，“中世”便只能靠“仁义”；而到了“下世”，“亲亲”与“仁义”都已行不行了；“今世”更不能沿用这些旧的方法。其结论是：“不法古，不修（循）今”，必须“当时而立法”。

三、推行“法治”的方法
法家不但提出了“法治”的理论，而且提出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方法。主要包括：
（一）立法原则
法家主张立法大权应该由君主集中掌握，所谓“生法者，君也”。他们提出了循天道、因民情、随时变、量可能、务明易等具有普遍性的立法原则。
1．循天道。即法令的制定要符合自然规律和自然环境的要求。
2．因民情。指法律的制定要以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基础。
3．随时变。指立法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实际而变化。
4．量可能。指立法时要考虑实行的客观可能性。
5．务明易。是指法令一定要明白易知，便于遵行。

（二）执法原则
为了推行“法治”法家提出了明法、任法、壹法、从法的主张。
1. 明法。要求立法明确和万民遵守。主张以成文形式将新法“布之于百姓”，使其既“显”又“明”。
2. 任法。要求远贤智，弃私议，有法必依，执法以信。
3. 壹法。包括三个方面：统一立法权，统一法令的内容，统一人们的思想。首先，法家反对政出多门，认为立法大权必须全部收归君主。其次，必须保持法律内容的稳定和协调。再次，必须使人民的思想统一到法令上来。
4．从法。要求使法令具有绝对的权威，任何人都要按法令办事。主要包括君臣共守和刑无等级两个方面。

（三）运用赏罚
法家非常重视赏罚，并提出了运用赏罚的主要方法：
1．“信赏必罚”。指按照法令的规定，该赏的一定赏，该罚的一定罚，这样才能取信于民。
2．“厚赏重罚”。商鞅认为，只有“ 重厚”和“刑重”才能使民众相信君主和法令。
3．“赏功罚罪”、“赏勇罚法”与“赏富刑贫”。商鞅认为“赏随功，罚随罪，故论功察罪，不可不审也。”
4．“赏誉同轨，非诛俱行”。指思想观念、社会舆论要与法律赏罚相一致。法家主张人们的思想观念必须统一到法令上来，所以商鞅强调“壹赏，壹刑，壹教”5．少赏多罚和轻罪重罚。商鞅公开宣称：“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四）“法、势、术”结合
“法”指法令，“势”指权势、权力，“术”指统治策略和手段。法家对于处理三者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以法为本。法家认为法、势、术都是君主不可离开的工具，没有权势，就无法推行法、术；没有权术，虽有政权和法令也制止不了“奸臣”；而没有法令，便无从督察、管理和制裁。三者之中，法令最为重要，必须“以法为本”而兼顾势、术。
2．法与势的结合。慎到提出权势是君主制服民众的根本条件，是“令行禁止”的有效保证。在处理法与势的关系上，法家提出了三种方法：第一，法、势结合，第二，“势”由君主“独制”，而法由“群臣共操”。第三，以法令加强权势。
3．法与术的结合。法家之术，专指君主驾驭官吏的权术，法家认为，权术与法令一样，都是君主治国的工具，是专制权力的保障。法家提出了以权术加强和实稀胺ㄖ巍钡姆椒ǎ饕硐衷谌龇矫妫?
第一，“无为”之术。即君主执法治吏，事不亲躬，充分发挥臣下的能力。
第二，“循名责实”之本。即以法令要求官吏尽职尽责，名实相符。
第三，“潜御群臣”之术。指不能公开的制驭臣下的“暗术”，即阴谋诡计。
综上所述，法、势、术的结合，是法家思想的总结和归宿。

⑼ 战国时的法治派、术治派、势治派，法家三派谁才是法家的正宗

战国时期法家分为三派，分别为法家术治派、势治派和法治派。法家之所以分三派的原因是：在推行法治理念的具体实施中产生了各自的具体做法，但是对于法家的基本理念，以达到法治为根本是没有变的。也说是，他们归根的目的就是要全面实行法治。但有的法家则处注重行法的具体方法问题，有的刚强调君王对法治的推动作用，有的刚强调民间百姓对法治的认同作用。

战国时期之所以各国要变法，首要目的就是富国强兵。之所以不能富国强兵，是因为旧有的制度不能释放出更大的国家活力，各国从“吃螃蟹国”魏国中看到了法家的时代作用，因而纷纷开始推行变法，由于推行的难度太大，申不害的术治，慎到势治等法家名士企图想用更快、更简单的办法来解决数百年来旧制度治理下的沉疾，试图沉疾快治，结果只是快治而快发的恶性循环而已。

⑽ 法家里讲的法治、术治、势治有什么不同

建议读《韩非子》。法治，讲究不诛心而重事实；术治，中评判而多心术；势治，寓意高屋建瓴，重累计，讲究引而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