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道德理念
Ⅰ 中华经典中的道德理念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外在维系核心在“礼”。对个体而言，“礼”是立身达人之本。对群体而言，“礼”是交往之道、秩序之源、道义之枢、天地之理。礼仪对个人的实践重在冠、昏、丧、祭、朝、聘等人生的重要环节和重大场合。应该说，中国古人的一生都在学习礼仪、践行礼仪、维护礼仪。人的文明化、社会化的标志就是礼仪化。
在群体社会生活层面，礼在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贺庆之礼、饮食之礼、养老礼、丧礼、祭礼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规范，使群体生活的每一位成员均了解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定位。礼业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文化符号，成为乡规民俗的基本准则和理念。
中国传统礼仪同社会制度的结合，使“礼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价值追求。“禁于将然之前”的道德教化与“禁于已然之后”的法制规范在“礼制”的具体推进实践之中紧密结合起来。当然，其中的遵从、固化等级制的部分是我们今天要坚决剔除的。
孝的价值观的本质在和谐。首先，孝是德之本。孔子言：“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道的实践与人性、人情、人道的培育其本质合一。其次，孝是教之源。立教在孝，现实地实现着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和谐统一。教育贯穿着感恩、为他、奉献、责任、有所成就等基本理念。最后，孝是天之道。中国传统道德将孝同天理、天道相联系，使中国人孝道德观同天人合一宇宙观、价值观相合一。这既体现了中国人宗教性的终极追求，又将和谐的价值理念贯穿于宇宙人生，植根于每一个人的心中。
Ⅱ 道德观念的道德名言
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还要有一种推动的枢纽，这就是美德。 —— 孟德斯鸠
人不能象走兽那样活着，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 —— 但丁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 —— 刘备
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 —— 张衡
土扶可城墙，积德为厚地。 —— 李白
行一件好事，心中泰然；行一件歹事，衾影抱愧。 —— 神涵光
入于污泥而不染、不受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是最难能可贵的革命品质。 —— 周恩来
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情无过于良心的死灭。 —— 郭沫若
害羞是畏惧或害怕羞辱的情绪，这种情绪可以阻止人不去犯某些卑鄙的行为。 —— 斯宾诺莎
应该热心地致力于照道德行事，而不要空谈道德。 —— 德谟克利特
感情有着极大的鼓舞力量，因此，它是一切道德行为的重要前提。 —— 凯洛夫
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 —— 罗曼·罗兰
理智要比心灵为高，思想要比感情可靠。 —— 高尔基
共产主义不仅表现在田地里和汗水横流的工厂，它也表现在家庭里、饭桌旁，在亲戚之间，在相互的关系上。 —— 马雅可夫斯基 有德行的人之所以有德行，只不过受到的诱惑不足而已；这不是因为他们生活单调刻板，就是因为他们专心一意奔向一个目标而无暇旁顾。 —— 邓肯
人类被赋予了一种工作，那就是精神的成长。 —— 列夫·托尔斯泰
人在智慧上应当是明豁的，道德上应该是清白的，身体上应该是清洁的。 —— 契诃夫
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 —— 马克思
守法和有良心的人，即使有迫切的需要也不会偷窃，可是，即使把百万金元给了盗贼，也没法儿指望他从此不偷不盗。 —— 克雷洛夫
精神上的道德力量发挥了它的潜能，举起了它的旗帜，于是我们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在现实中均得施展其威力和作用。 —— 黑格尔
把“德性”教给你们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以外也是道德。 —— 贝多芬
如果道德败坏了，趣味也必然会堕落。——狄德罗
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 —— 贝多芬
装饰对于德行也同样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德行是灵魂的力量和生气。 —— 卢梭 我深信只有有道德的公民才能向自己的祖国致以可被接受的敬礼。 —— 卢梭
让我们把不名誉作为刑罚最重的部分吧！ —— 孟德斯鸠
对于事实问题的健全的判断是一切德行的真正基础。 —— 夸美纽斯
德行的实现是由行为，不是由文字。 —— 夸美纽斯
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 —— 赫尔巴特
美德有如名香，经燃烧或压榨而其香愈烈，盖幸运最能显露恶德而厄运最能显露美德也。 —— 培根
阴谋陷害别人的人，自己会首先遭到不幸。 —— 伊索
智者宁可防病于未然，不可治病于已发；宁可勉励克服痛苦，免得为了痛苦而追求慰藉。 —— 托马斯·莫尔
我们有力的道德就是通过奋斗取得物质上的成功；这种道德既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个人。 —— 罗素
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 鲁迅
Ⅲ 什么是道德价值观
“划一根数轴，男人就正一百，女人就是负一百，那女人都出轨了”是伪命题。
参考网上：中华民族在漫长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孕育形成了传统道德及其价值观。善、孝、礼、勤、新，业已积淀成为中国人的文化道德基因，成为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精神及核心价值观。
“善”的追求与实践是人道之本
在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中，善的崇尚、追求、实践是一以贯之的主线。首先，善是人性之本。“人之初，性本善”成为中国人启蒙教育及做人的信条。其次，善是立身之基。《中庸》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亦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核心在养善。最后，善是宇宙之理。“黄天无亲，唯德是辅”。人秉善而行，即秉天道的规律而行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天道观即是良心观，天人合一是在这一价值层面得到普遍的认同与实践的。
中国传统道德要求必须将善在个体及群体的现实生活中全面推进，以实现人道之本。在个体层面，善是爱人和利人的修为和行动。首先要学会自律，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次要利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善与爱相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泛爱众”；再进一步便是“民胞物与”。善与爱的情怀在人类社会的实践推进就是追求大同社会的实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个体社会价值观的最高追求，也是鼓励无数志士仁人不断为之奋斗的目标。
在群体层面，善的追求是将个体与他人、家庭、群体联系起来，并在其中有所奉献的价值实践过程，其导向归之于以群体（集体）为本。在群体中，善的实现是以仁爱为根本的。所以，仁爱主义是群体主义的基础。同时，善利群体的价值追求在于以邻为善，互利共生，这构成了群体与群体交往的和平主义的价值理念。群体主义、仁爱主义及和平主义的实现，是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所谋求的人类共同生存的道德理想。
“孝”的培育与推进是和谐之始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培育与实践的重要场所之一在家庭，其核心价值理念为孝。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中国传统道德认为维系家的核心在孝。“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首先是热爱自己的生命并能发展延续生命。其次，孝是对父母、先祖的爱、养、畏、敬。孝的基础在爱，即“父子有亲”；孝的实践在赡养父母；孝的升华在敬畏；孝的终极关怀在慎终追远；孝的最高价值追求在有所成就。中国孝道的特殊性在于：孝与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就作为相联系，与忠君爱国相联系。这是孝的家庭价值观与忠的社会价值观内在合一性的体现，是个人、家庭、社会和谐稳定的价值维系。
孝的价值观的本质在和谐。首先，孝是德之本。孔子言：“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道的实践与人性、人情、人道的培育其本质合一。其次，孝是教之源。立教在孝，现实地实现着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和谐统一。教育贯穿着感恩、为他、奉献、责任、有所成就等基本理念。最后，孝是天之道。中国传统道德将孝同天理、天道相联系，使中国人孝道德观同天人合一宇宙观、价值观相合一。这既体现了中国人宗教性的终极追求，又将和谐的价值理念贯穿于宇宙人生，植根于每一个人的心中。
“礼”的普及与践行是治理之道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外在维系核心在“礼”。对个体而言，“礼”是立身达人之本。对群体而言，“礼”是交往之道、秩序之源、道义之枢、天地之理。礼仪对个人的实践重在冠、昏、丧、祭、朝、聘等人生的重要环节和重大场合。应该说，中国古人的一生都在学习礼仪、践行礼仪、维护礼仪。人的文明化、社会化的标志就是礼仪化。
在群体社会生活层面，礼在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贺庆之礼、饮食之礼、养老礼、丧礼、祭礼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规范，使群体生活的每一位成员均了解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定位。礼业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文化符号，成为乡规民俗的基本准则和理念。
中国传统礼仪同社会制度的结合，使“礼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价值追求。“禁于将然之前”的道德教化与“禁于已然之后”的法制规范在“礼制”的具体推进实践之中紧密结合起来。当然，其中的遵从、固化等级制的部分是我们今天要坚决剔除的。
“礼”上升到社会普遍价值观层面，则是别、让、敬、同、和。“礼”的核心是实现人与动物的区别。在礼的实践中，中国人首先要培养敬畏的心理与意识，即敬畏天地、敬畏规律、规则。其次，礼培育了中国人的“诚”。“心诚则灵”是中国人的普遍行礼准则。最后，礼使中国人走向和平。“礼之用，和为贵”。礼使中国道德价值观的和平、友好进入到人际交往之中，进入到与群体、自然的友善相处之中，使中华民族走向“礼仪之邦”。
“勤”的固化与应用是存续之则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在中国人生产、生活和发展方面的核心理念是勤。
中华民族在道德价值上第一是生存。而生存的第一要务是勤劳。《左传》言：“民生在勤，勤则不匮。”首先，在榜样的树立、舆论的导引上进行推动。其次，在天道的理念性上进行导引。《周易》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应法天，要努力奋斗。于是，中国人的理念就是“天道酬勤。”最后，在价值观念的确立上坚持不懈。“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在教育中，生存观也是首要的。《中庸》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是中国“重生”文化的价值观基础。
中国人是以家庭为本位的。所以，勤在家庭的实践一是开源，即劳作、奋斗；二是节流，即节俭戒奢。《尚书》言：“克勤于邦，克俭于家”。
在创建事功上，中国文化既倡导“夙夜在公”的勤劳公忠价值观；又将“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周公式勤政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式为民作为楷模，全面培育“勤之勤之，至道非弥”的理念及实践观。可见，勤已成为指导中国人的存续法则和生生不息的价值圭臬。
“新”的缔造与日进是超越之源
在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中，“新”与中国人的理想、梦想与超越境界的追求与实现相联系。
《周易》是对上古文化价值的总结和对后世中华文明价值奠基的巨著，“新”是其中的核心理念之一。首先，《周易》强调“日新”。其次，强调要“与时偕行”。最后，要谋求变化和发展。《周易》奠基的“新”的理念及儒家、道教、法家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共同弘扬及实践，使创新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新”的价值观在社会实践层面的运用也处处体现。人的德和行的要求均在“日新”。在处事安身上，强调“敬其在己”；在立业上，追求“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这种求“新”的精神，在中国古代儒商的开拓实践中，在科技的进步上，在文学的创作上，甚至在中医理论及实践中等诸多方面均能够实现不断发展与突破。中国文化中的求新求变与不断创新使中华文明不断进步。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新”的本质在于追求超越。其核心理念认为：人是理想的存在者，人是在追求超越中才能真正实现对生命尊严和生命价值的肯定的。这种超越的特点在于：其一，在肯定主体的存在，在肯定现实、现世的存在中实现人的超越。其二，在每一件事情之中追求超越，“在事上磨炼”。其三，在群体之中追求超越。中国文化强调“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有所“立”是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在人的终极追求上的价值导引，强调在群体中实现理想、梦想。这种倡导现实超越性及在群体中追求实现理想的价值理念使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具有了穿越时空的永恒的价值与意义。
Ⅳ 如何提高，道德观念
马中课上，老师说道德教育应该在人还比较小时进行。我认同这一点，因为当人较小时，是听不懂多少道理的，只能领悟一些简单的道理，只好把规矩告知他们，让他们遵守。马中老师接着又说道，人成年以后，我们就很难改变他们的思想了。老师的言外之意就是说，很难对成年人进行道德教育。鲁迅先生在日本读书时，参加了“光复会”，这说明他当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者，信奉的是西方思想。但是，1917年以后，鲁迅先生开始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新青年-写文章，这表明鲁迅先生已经转而信奉马克思思想了，而那一年，他36岁。而李大钊先生也是在1916年，他27岁时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继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上面的例子说明，成年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成年人的思想难以改变呢？李大钊认同马克思主义，是因为经过他的理智，判断得出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关键词：理智。正常的成年人皆有理智，而理智便是导致上述困难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改变一个人思想需要经过以下几个方面。一、教育者的思想。二、教育者对思想的陈述。三、被教育对陈述的理解。四、被教育者的理智。教育者思想的优劣本来就是一个问题，但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本文只讨论思想的传播。第二点是关于人的表达能力的，如果表达不清自己要达成的思想，何谈改变别人的思想。第三点是关于人的理解能力的，不同的人对相同的字、词、语气等的理解是不全同的，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差别很小而已，在某些时候，也有可能引起较大的误解。上两点不是问题的关键，人能生活在一个社会里，就说明人有很多共有性，不可能在交流上出现很大的问题。最后一点才是关键。虽然理智也是在社会中形成的，但是它不同于语言能在广大的范围内运用，而是人人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使得人的思想难以改变，因为不符合理智的东西马上就被否定掉了，不做任何的其它的考虑。这样做的前辈提是，他肯定他的理智是正确的。上面讲了很多，难道我们真的不能降低难度吗？我不这样认为。人的理智有很大的差异，但并不是说，人的理智就没有共同点了，这个共同点，不但有，而且还是根本的、是基础。这个最基本的理智就是：能保全自己、能发展自己。人之所以肯定自己的理智是正确的，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上层理智是符合上面的根本理智的，换句话说，就是经过根本理智的判断，上层理智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我们要改变成年人的思想，就要从根本理智入手，证明他的上层理智是错的，这才能让人接受不同的思想。回到道德教育这个问题上来，我们要成年人改变、提高道德观念，就应该从根本理智上入手，给他们讲理由，从人的切身利益来讲述，并且说明只有提高道德，才能更好的保全自己、发展自己。
Ⅳ 道德观念和道德概念有什么区别
道：本意是客观真理，即自然界的构造、运动、变化等规律。社会的客观发展和变化规律。人的生老病死等规律。是自然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它客观存在。左右社会和人类的发展，顺应它去发展，社会才能健康和谐。人才会健康幸福。自然界才会长足存在。
德：的本意为顺应自然，社会，和人类客观需要去做事。在不违背自然发展的前提下，去发展自然，发展社会，发展自己的事业。
也是遵循不违背“道”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社会，自然界和人类能长久发展，和谐共存。
道和德统一到一起就是道德，人们按“道”的规律去做事，处事，就是有“道德”。
我从80年代开始查找道德的定义，没有很恰当的解释，思考请教好多前辈，终于得到以上结论。拿来共同教育后人。
德；德就是付出。
道德(moral)是一种社会现象，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人不能离开群体而孤立地生活。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其行动必须顾及别人或自己所属群体的利益，否则就会引起纠纷或冲突。早在原始社会中，人们为了维护部落成员的共同利益，协调彼此的关系，就产生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调节各人行为的准则。遵守这些准则，便称之为善，就会受到舆论的赞许或使个人感到心安理得；否则，便称之为恶，就会受到众人的谴责或使个人感到内疚而力求改正。这些由舆论力量与人们的“良心”所支持的行为规范及其施行的总和，就是道德。道德规范(moralnorm)是一种分辨善恶的尺度，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自从社会出现了对立的阶级，道德就成了各阶级内部协调关系和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手段。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对于善与恶往往有各自的标准与看法，除了公德外，道德从总体上说也就有了阶级性，而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道德也总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尽管旧道德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还有一些影响，但占统治地位的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工人阶级的道德。在工人阶级看来，凡是有利于人类彻底解放事业的行为都是善行；凡是损害广大人民利益的行为都是恶行。工人阶级的道德正是我国现在所提倡的道德，这是用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道德，所以也叫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道德。
什么是道德？因为人的本性是不满足，人们最终的追求是幸福，所以道德就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幸福而逐渐约定俗成的一些行为规范。
从物质和意识的领域来理解，信仰就是一种意识，道德就是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
从真理的概念来理解，信仰就是正确的意识，道德就是正确的行为。
如果我们站在个人的角度来讲：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自以为是的信念。道德是在信仰支配下的行为。
因为人是时代的产物，因为物质决定意识，因为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尽相同，所以，人与人的信仰是不尽相同的。当你幼小熏陶于清真教的教化中，那么你的信仰就是真主了；当你幼小受教于天主教的感化里，那么，你的信仰就是上帝了；如果你幼小污染于金钱铜臭之环境，那么，金钱就是你的上帝了。
因为人的信仰不同，所以人们的道德观也就不尽相同，所以人们的道德行为也就不尽相同，所以社会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这就是不和谐社会的根本原因。
相反，如果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都崇尚一些共同的道德，那么，我们的世界必然会是一个和谐的世界。
物质决定意识，所以，一个脱离了生存危机的人的崇高信仰，不是天生俱来的，而是从优良的教育中学来的，是从爱的熏陶中萌发的，是在适合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崇高的信仰，来自于一个伟大的时代，来自于伟大的社会——幸福主义社会。
物质决定意识，所以我们的信仰和道德应当服从于客观规律，服从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为地球是人类的摇篮，大地是人类的母亲，所以，呵护地球，保护自然就是爱我们的家，就是爱我们的母亲，所以让地球更和谐地存在应当是我们最崇高的理想，因为他关系到我们人类的千秋万代。
历史地看，封建社会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和谐的社会，因为它存在着高等人与低等人的矛盾，但它与自然却是相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谐的多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是平等的社会，但它与自然却是极为地不和谐，滥砍滥挖，乱捕乱杀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大自然已被现代社会给破坏到了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危险程度，而我们还在高呼着GDP万岁，自由万岁！现代的人类，你们太不道德了，你们对不起祖先，对不起我们的子孙。
[编辑本段]道德定义
道德应该是合于天理的行为规范。由于人类的智慧可以掌握自然天理的动态规律，来主导天理动态层面的提高，因此，随着天理动态层面的提高，道德的标准即随之提高。
在《博弈圣经》中说道：“优先预测悲剧后作出的忍让是道德。”
优先预测胜利前作出的竞争是博弈。
竞争与忍让基本对立，博弈与道德基本对立。赢在博弈，就缺失道德；赢得道德，就缺少博弈。
领导人的行为一半是道德，一半是博弈。博弈是决策优先，道德是对抗默认。超智慧的领导人知道多少忍让，又何时竞争。他们总是寻找战略主题，制定规则，让他人竞赛。
道德，指衡量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一个社会一般有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只涉及个人、个人之间、家庭等的私人关系的道德，称私德；涉及社会公共部分的道德，称为社会公德。
道德和文化有密切关系，有些时代又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人类的道德有共通性。不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往往有一些不同的道德观念；不同的文化中，所重视的道德元素及其优先性、所持的道德标准也常常有所差异。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同样一种道德，在不同文化社会背景中的外在表现形式、风俗习惯往往也相去甚远。
词源
道德一词，在汉语中可追溯到先秦思想家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一书。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中“道”指自然运行与人世共通的真理；而“德”是指人世的德性、品行、王道。在当时道与德是两个概念，并无道德一词。“道德”二字连用始于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在西方古代文化中，“道德”(Morality)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Mores”，意为风俗和习惯。
道德的定义与道德观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念，没有任何一种道德是永恒不变的。
道德很多时候跟“良心”一起谈及，良心是指自觉遵从主流道德规范的心理意识。
道德不是天生的，人类的道德观念是受到后天的宣传教育及社会舆论的长期影响而逐渐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
道德的阶级性
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是指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规范。
它是统治阶级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创造的精神产物。目的是使被统治者自愿的放弃自己的利益，心甘情愿的接受统治阶级的奴役。
因此阶级社会的道德往往是一种最卑鄙的双重标准，对于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行为规范。
统治阶级往往把自己的利益等同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要求被统治者的个人利益无条件的服从虚幻的集体利益（即统治阶级的利益），甚至必须毫不犹豫的牺牲个人的生命。
中国
中国道德从上古发展而来，传说中尧、舜、禹、周公等都是道德的楷模。孔子整理《六经》，到汉朝传为《五经》，其中便包含了大量的道德思想。孔子发展的学说，被称为儒家学说，以后儒家又将《五经》发展为《十三经》，这些儒家经典学说，成为中国道德的主要思想来源。尽管各个时代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并不完全符合孔子儒家思想，但儒家学说是历代中国社会道德观的依据。
道德是判断一个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道德是调节人们行为的一种社会规范。按照孔子的思想，治理国家，要“以德以法”，道德和法律互为补充。同时，法律反映立法者的意志，顺应民意的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条文，反映了社会道德观念在法律上的诉求。
道德具有普适性，对整个社会的所有人，不论身份，全皆适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大学》：“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人之有阶级、等差，各国均不能免。他族之言平等，多本于天赋人权之说。吾国之言平等，则基于人性皆善之说。以礼之阶级为表，而修身之平等为里，不论阶级、等差，人之平等，惟在道德”
Ⅵ 道德理念在法律上有正能量行为吗
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考证。笔者试图通过对礼与法关系之历史考察，寻求道德与法律协调之合理内核，进而就当今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矛盾略陈解决之管见。
关 键 词：礼；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
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 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
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2〕 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 “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 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礼，引礼入法
周公制礼就是对夏殷之礼进行整理补充、厘订，使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礼的原则趋于法律化。“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5〕“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6〕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7〕
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与尊尊的一致性，表现了族权与王权的统一。“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8〕 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但是礼与刑的适用对象各有所侧重。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独尊儒术，德主刑辅
汉儒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为德主刑辅的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减其刑”，〔9〕即“德主刑辅”。
汉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现为把符合儒家原则的通过法律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仲舒的春秋绝狱，即在中引经绝狱。董仲舒对春秋绝狱的解释是：“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着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由此可见，“春秋绝狱”的要旨是：必须根据案件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无恶念者从轻处理。此绝狱固然是要解决法律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但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看，就是他同时在重建古代法的伦理结构。
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10〕
案例二：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11〕
通过春秋绝狱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亲亲、尊尊等总的原则上与汉律是相同而且互补的，也就是说经义与律令绝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汉朝法律即使体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家思想，但内中也有许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条的内容。这表明了儒、法两种思想实际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的融会贯通。
3、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具体说来，第一，礼指导着法律的制订。如贞观修律时根据“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12〕儒家教条，调整了谋反大罪应诛连父子、祖孙、兄弟的血亲范围。第二，礼的基本规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子孙违反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第四，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体用关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请看下面两个案例：
案例三：吴重五家贫，妻死之时，偶不在家。同姓吴千乙兄弟与之折合，并挈其幼女以往。吴重五归来，亦幸其女有所归，置而不问。未几，吴千乙、吴千二将阿吴卖与翁七七为媳妇，吴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实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归家，至十一月，复嫁给李三九为妻，……阿吴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怀孕，他时生子合要归着。万一生产时，或有不测，则吴重五、李三九必兴词讼，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多事矣。当厅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厅，不愿理取，但乞监还财产，别行婚娶。阿吴责还李三九交领。吴千乙、吴千二、吴重五犯，在赦前且免于断引，监三名备元受钱会，交还翁七七。〔13〕
这篇判词绝妙之处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一起纠纷，更在于它注重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调停，以避免日后再因此事起纠纷。执法者着意由道德上立论，使案件的判决合情、合理、合法。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则支配，为道德精神浸染。
案例四：谢登科控戚徐有才往来其家，与女约为婚姻，并请杖杀其女。余曰：“尔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断令出财礼若干劝放，谢以女归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誉江南，谢女久擅其才名，既两美之相当，亦三生之凑合，况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嫁伯比以为妻，云夫人权衡允当，记钟建之大负我楚季革，从一而终，始乱终成，还思补救，人取我与，毕竟圆通，蠲尔嫌疑，成兹姻好。本县亦冰人也耳，其诹吉待之。〔14〕
此案为儿女自由恋爱引起，谢登科以女儿私订终身，违反了礼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执法官却对传统礼法重新释义，“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缘。这二则判例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执法者已将法律内化为道德，追求一种超法律的境界。
（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二、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
（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5〕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二）道德与法律的嬗变
法律与道德因存在差别而有不可调合之矛盾，同时又因二者之间的联系使矛盾之协调成为可能。
道德法律化使社会规范系统中道德与法律的结构趋于合理，以实现系统本身的功能优化。首先，通过立法确认某些道德标准为法律标准。我国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法确认交易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教师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青少年权益保障法》中得以反映，以及若干职业道德、市民行为规范被赋予行规、民规的法律意义，等等，无一不是道德法律化的表现。第二，使某些道德升格为习惯法。法可分为国家法和民间法。国家法，即典型意义上的法，指一国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并由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民间法指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自行创制和遵守的，在特定地域、社会关系网络内发挥作用的地方性规范。民间法一般不见诸文字，而且是零散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民间法是一定地区道德的泛化、规范化，是一定的道德加强了其强制力并更经常地得到遵守的产物。至少，民间法与道德传统、社区习俗有更强的依附力、亲合力，并往往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区分。所以，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也能折射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第三，通过监督保障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禁止不文明不道德行为。总之，道德法律化是进行法制改革的基础，是实现法治的桥梁。
法律道德化表达了社会规范系统的最佳结构及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法治社会形成的最基本条件是亚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后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类良知与正义道德的法律。称之为良法的法，也即法律道德化后的法律，至少应包含人权性、利益性、救济性三种内在的品格。其中人权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础，失去人权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实际价值不合理，最终会被人类所唾弃。〔16〕法律道德化正是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三方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动中来。“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17〕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一致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撑，让法律精神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成为人们的信念，同道德精神一道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造就这种法律，才能使法律获得普遍性和权威性，建立法治才有可能。
（三）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违反道德的并不能当然就是违反法律的。原因在于并非所有的违反道德的行为都能上升为法律或确立为法律。能够上升和确认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认的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道德要求仍然需要停留在道德领域，由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和调整。如果将全部道德问题变为法律问题，那就等于由道德取代了法律，这是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标的。道德规范不可能全部法律化，另一原因是任何国家的财力都不能支撑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所需要的执法成本。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把更多的基本和重要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18〕但法律并非万能，其设定的“中人”标准不同于道德倡导的“圣人”标准，因此对虽“缺德”而不犯法的行为往往无能为力。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他律约束作用与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才能达到建设社会文明的良好效果。〔19〕在把道德规则、道德观念法律化的过程中，要注意道德与法律在本质和内涵上的一致性，否则会给法治带来灾害。〔20〕不论法律中的道德原则实际上能够被贯彻到什么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执行道德，其结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在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这种外在化、法律化的道德，按我们的界说，其不但不是道德，而且是反道德的了。〔21〕
三、历史与现实之间
（一）现实中的矛盾
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中国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们企图摆脱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随心所欲地实践道德、弘扬道德。人们并不是以崇尚道德来追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科学。德国大哲人黑格尔曾有过如下论断：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强迫的义务或者规则。“理性”的各种重要决定要成为道德情操，本来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们并没有“自由”。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22〕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请先看下面一则案例：
案例五：一对农村老年夫妻闹离婚，按照法律判决，离婚后的一间住房应判归男方。但如果这样下判，女方离婚后就将无所居住，显然与情不合。于是，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将一间房隔为两半，一人一半，解决了女方离婚后的住所问题。这样的判决并未引起男方的“闹事”，双方相安无事。〔23〕
这是来自执法第一线很具体的案例，问题随即而提出：在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要，那么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该怎样取舍？
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国》中也曾举过一则案例：
案例六：埃尔默用毒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他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因此他杀害了他的祖父。〔24〕
纽约州法院针对该案例确立了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问题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条文是否冲击了法治原则？
（二）让历史告诉未来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对二者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
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解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前面谈及的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25〕 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制上作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
2、儒家伦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职能，从而使过程成了宣教活动，法庭成了教化的场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质。
法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而得到实现。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稳定。中庸主义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审判案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彻底解决纠纷，平息诉讼。现代法同样面临着效率与正义的挑战。一方面，法律要体现其威严，不可侵犯，人们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缓和的一面，比如法要体现人道，法要尊重私权等。
4、礼法结合——德法并治的模式。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会普遍存在
Ⅶ 在孩子几岁的时候，父母就可以给孩子灌输道德理念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文明之国，对道德是十分看重的。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应当从小就具有道德理念，父母作为孩子的第1任老师，应当从小就给孩子灌输道德理念，让孩子成为一个懂道德、守道德的人
三、牙牙学语，道德于心。
父母在孩子开始学说话的时候，就应该给他讲述一些道德理念，千万不要嫌麻烦，因为早点为孩子讲述一些道德理念，能够让他能尽早地懂得道理，当然像孝顺父母的这种道德理念，我们更应该讲述。洋洋学与时期的教育对于孩子来说是印象深的，所以我们更应该抓住这个学习的关键期，给孩子讲述道德理念，让孩子成为一个懂道德、守道德和传承道德的人。
道德的观念我们需要早早的讲授给孩子，让孩子从小就接受道德的观念的熏陶，在心里形成自己的道德观念，有自己的判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