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法学方法论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三条解释：【悬赏广告】
第三条悬赏人以公开方式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完成特定行为的人请求悬赏人支付报酬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悬赏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悬赏广告的解释。
【条文理解】
悬赏广告，是指以广告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予报酬。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对悬赏广告多有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657条、《日本民法典》第529条、《意大利民法典》1989条、《瑞士债法典》第8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64条也有规定。我国《合同法》对悬赏广告未作规定。但在实践中，悬赏广告纠纷经常发生，人民法院每年受理的悬赏广告纠纷较多，且有不断上升趋势。悬赏广告适用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在传统的有报酬性的遗失物寻找等通常的民事行为之外，悬赏广告还出现了证据悬赏、行政悬赏、刑事悬赏、执行悬赏等。另外，悬赏广告因其于一定范围内公开发布，且完成行为人为不特定的一人或者多人，与一般合同行为仅限于当事人双方相比，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往往更受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的关注。我国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审理过一定数量的悬赏广告案件，虽然近来多承认悬赏广告的效力，但由于缺乏法律依据，法官及社会各界对悬赏广告的认识差异较大，案件的处理结果极不相同，社会的反映也众说纷纭，已经影响到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社会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态度。因此，本解释就悬赏广告作了一般规定，以明确悬赏广告的法律地位。
一、悬赏广告的概念与类型
悬赏广告是大陆法国家和地区民法普遍承认的一种民事行为，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相应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大致而言，悬赏广告就是以公开的广告的方式，对于实施某一行为的特别是对于引起某一结果而悬赏的人，有义务向实施了该行为的人支付报酬。悬赏广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悬赏人做出悬赏广告；二是相对人完成悬赏广告确定的特定行为；三是完成特定行为人请求支付悬赏广告声明的报酬。因此，悬赏广‘告不是一个单独的行为，而是一个动态的行为链结，由三个相互递进的行为构成。悬赏人作出悬赏广告是一种允诺，它是悬赏广告产生的前提，是一种静态的存在，可以称之为存在型悬赏广告；相对人完成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使悬赏人的允诺条件在事实＿［已经实现，此时悬赏广告由于相对人的参与正趋于有效，此时可称为生效型悬赏广告；相对人请求悬赏人支付报酬，则悬赏广告的整个过程已经结束，此时的悬赏广告可以称为实效型悬赏广告。
从国内实践来看，悬赏广告种类很多，除了通常的遗失物悬赏广告以外，还出现了较多的特殊领域的悬赏广告，如公安机关为侦破案件寻求线索的刑事悬赏，人民法院为强制执行而对被执行人或者被执行人财产的悬赏，还有案件的当事人进行的证据悬赏，以及报刊杂志的创意大赛等悬赏，企业的商标创意悬赏等等。尽管悬赏广告的形式多样，适用范围越来越广，但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对人性悬赏广告，二是对世性悬赏广告。
对人性悬赏广告是指悬赏人对某个特定主体所作出的悬赏广告，尽管该特定主体在悬赏广告时并不为悬赏人所知悉，但悬赏广告相对人却是确定的。生活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遗失物悬赏广告，再如，犯罪线索的悬赏广告也属于此类。其典型特征是：悬赏广告的相对方是特定的，并且相对方负有完成该行为的法定义务。如《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物权法》第109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可见遗失物的拾得人是确定的并且依法负有返还遗失物的义务，但其依法仍然享有获得相应报酬的权利。如《物权法》第112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务。拾得人侵占遗失物的，无权请求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费用，也无权请求按照承诺履行义务。”再如，犯罪案件的证人就是知悉犯罪情况的特定人，且依法负有提供线索和作证的义务。对人性悬赏广告对于当事人相对明确，且较为简单，在处理时一般不会过于复杂。
对世性悬赏广告是指悬赏人对不特定人作出的悬赏广告。有奖征文、创意大赛等就是典型的对世性悬赏广告。其典型特征是：悬赏广告的相对人是不特定的，且相对方也无法定或约定义务去完成该行为。如现在各大网站流行的原创作品大赛，网站作出大赛广告，约定获奖作品给予奖励或者提供出版机会，参加作品大赛的人是不特定的，谁愿意参加都可以，而最终能够获奖的作品也是不确定的。参加不参加作品大赛纯属个人意愿和爱好，参赛人无法定参赛的义务。此类悬赏广告由于相对人不特定且往往是数量众多，因此其最终能否符合悬赏广告约定的给付报酬的条件，需要经特别的程序才能确定，而不仅仅依靠相对人行为完成而确定，形成的纠纷案件较复杂。如前几年某著名网站举办的一次创意大赛，最终结果是特等奖和一等奖多数空缺，结果引发了参赛者对评奖规则的争议，并形成了诉讼案件。
二、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
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是事关悬赏广告案件认定和处理的根本性问题，也是目前争议最大的问题。目前，学理上对悬赏广告的性质主要有“单独行为说”和“契约说”两种观点。“契约说”又称之为要约说，这种观点认为，悬赏广告人对于特定人或不特定人作出的悬赏意思表示是一个要约，相对人完成悬赏广告指定行为是一个承诺，行为完成时，则契约成立。相对人在契约成立时，即有报酬之请求权。“契约说”是悬赏广告最为传统的观点。依此观点，悬赏广告应适用民法关于法律行为和契约的一般规定，悬赏广告也要求订立契约双方当事人之间必须有合意，即成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一致。所以，法官在处理悬赏广告案件时，就必须按照合同法的原则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对“契约论”提出挑战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不知道有悬赏广告的人完成了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的，有没有按照悬赏广告取得报酬的权利？二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完成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的，是否享有悬赏广告确定的报酬请求权？按照通常的契约理论，显然不能认定于此上述两种情形时，合同已经成立，并产生合同法上的债权和债务。因为按照合同成立的原则，双方当事人的要约和承诺之间应当具有合致，而相对人完成行为是根本不知存在要约，则其完成行为不能认定为承诺。同样，合同成立的前提是合同主体必须适格，即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订立合同。
“单独行为说”认为，悬赏广告是因广告人一方的意思表示而负担债务，在相对方面则无须承诺，仅以一定行为之完成为停止条件。换言之，悬赏广告人为意思表示并非要求相对方之承诺，其效力之发生仅以一定行为之完成。悬赏广告的单独行为说，可以很好地解决契约说面临的两大挑战：不知悬赏广告存在的人完成了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完成悬赏广告行为的，均可以享有报酬请求权。单独行为说认为，悬赏广告自作出时即产生法律约束力，其后完成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只是作为取得报酬的一个条件，而不是一种承诺。所以，完成行为人主观认识和行为能力则不在报酬支付的考虑因素之内。同样，单独行为说也存在自身的问题，其不能说明悬赏广告的撤回、撤销以及因撤销所生之损害赔偿问题。按单独行为说，悬赏广告一经发布就使悬赏人受到其在悬赏广告中所作出的意思表示的拘束，不能任意撤销。但各国和地区多规定了悬赏广告的撤回或者撤销制度。如《德国民法典》第658条规定悬赏广告可以有条件的撤回；《意大利民法典》第1990条第1款规定：“在前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之前，基于正当原因，允诺得被撤回。”《瑞士债法典》第8条第2款规定：“悬赏者在行为完成之前撤回悬赏的，除其能够证明他人根本不能完成该行为的外，应当赔偿他人善意地为完成悬赏广告产生的费用。但赔偿金额不应当超过报酬的数额。”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修正后的第165条也规定：悬赏广告得于行为完成前撤回之，“预定报酬之广告，如于行为完成撤回时，除广告人证明行为人不能完成其行为外，对于行为人因该广告善意所受之损害，应负赔偿之责。但以不超过预定报酬额为限”。《日本民法典》第530条第（1）项规定：“广告人于完成其指定行为者期间，可以用与前广告同样的方法，撤销其广告。”此处悬赏广告的撤回，在合同法上与要约之撤回实有相似之处。
但究竟是采用契约说还是单独行为说，实属理论上之争议，而观各国和地区悬赏广告之制度设计，处理结果大致相同。“契约说”通过对无行为能力人和不知道悬赏广告存在之人完成悬赏行为之报酬请求权作特别规定后，仍然得到充分之支持，此与采单独行为说无异。同样，采用“单独行为说”的，也对悬赏广告之撤回或者撤销制度予以规定，肯定悬赏广告人之悬赏自由。正如王泽鉴先生所指出的，“悬赏广告法律性质的争论，严格言之，是一个法律学方法论上的问题”。“对具体问题之解决，并不因为采用何说而异，仅是说明方法不同而已”“在法学方法论上，应采实质标准。”近年，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修正案对悬赏广告规定进行了修改，其意在正式采用“契约说”，以免理论争论影响法律适用。台湾学界对该次修正有很大争论，王泽鉴先生对此有不同见解。苏永钦先生的认识可能更有意思，他认为，“由于悬赏广告可以用契约方式作成，也可以采用单独行为方式创设行为人（广告人）一方的给付报酬义务，两者皆不违反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则，则立法者究应以何者为‘典型’，决定的关键就在该社会中悬赏广告的实务以何者为多，一般人以何种态度看待此类广告。”所以，台湾地区“民法”关于悬赏广告修正案“不论以契约还是单独行为作为悬赏广告的主要类型都不要紧，本次修改的贡献，不在‘正确’选择了契约作为主要类型，而在把主次类型分得比较清楚。”
本司法解释将悬赏广告规定其中，在悬赏广告的性质上当然可以解释为采用了“契约说”。由于此处只是对悬赏广告作了原则性规定，以期使悬赏广告能够取得普遍效力的法律依据，但规定过于简单，法官处理各类悬赏广告案件时必须充分进行解释，准确把握悬赏广告制度全部内涵和体系结构，以避免简单采契约说而忽视特别情形的规制。
三、悬赏广告的构成及效力
悬赏广告之成立，按“契约说”，即须有要约和承诺，成立悬赏广告合同。悬赏广告是不要式合同、不要物合同、有偿合同和双务合同。具体而言：
1．悬赏广告之要约
悬赏广告的要约，就是悬赏人以公开声明的方式对完成特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的意思表示。
（1）悬赏人。从悬赏广告实践来看，悬赏人的范围很广，悬赏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并无特别限制。法人中既有民事主体的公司、企业，也有事业法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机关法人也成为悬赏广告的主体。近年广泛引发社会关注的悬赏广告案件，多数与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有关，如犯罪线索悬赏、执行悬赏、交通违法悬赏等等，都曾引发社会热议。悬赏人必须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发布悬赏广告的，可以按照《合同法》和《民法通则》有关合同效力的规定处理。
对于悬赏人在发布悬赏广告后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的，该悬赏广告所产生的报酬支付债务如何来承担，通说认为应当按照继承法之规定处理，由继承人承受其权利义务；如果属于法人的，则应纳人法人清算程序处理，仍由该公司享有权利，并以其财产承担债务。
（2）以公开方式发布悬赏广告。悬赏应当以公开形式予以声明，即以“广告形式”作出悬赏的意思表示。以“广告形式”其意在要求悬赏应当以针对不特定人而声明，而不仅限于广告法规定的广告方式。既可以在报刊上登载，也可以在广播电视上播放；既可以在公开场合进行张贴，也可以当街喊叫；既可以是文字方式，也可以是语言方式。不特定人，以属于多数为已足，一定范围之人，亦无不可。
（3）须有一定行为的完成。完成一定行为是悬赏广告要约的实体内容之一，它是悬赏人和相对人之间权利义务产生的基础。一定行为，既可以是积极的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既可以是对悬赏人有利益的行为，也可以是对悬赏人不利益的行为，既可以涉及公利的行为，也可以涉及私利的行为，既可以是只有特定人能够完成的行为，也可以是多数人都能完成的行为。完成一定行为，悬赏广告中应当有一定期限的限制，行为之完成应当在期限内，超出期限的，不能产生悬赏广告中完成一定行为的效果。
该行为应以合法行为为限，凡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行为，均不能成为悬赏广告之“行为”。即使完成了该行为，也不能产生悬赏广告之效力。所以，本条解释规定“但悬赏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除外”，意即悬赏广告如果存在法律规定无效情形的，不能产生悬赏广告的效力，应按照无效合同处理。
对于在悬赏声明之前已经完成一定“行为”的，是否可以按照悬赏广告而取得报酬请求权，应当细究悬赏之本意，即看悬赏人意在促使完成一定行为还是重点在于一定行为，如果属于前者，在悬赏前已经完成的行为不符合悬赏要求，如果属于后者，在悬赏前已经完成的行为符合悬赏的要求。比如，刑事犯罪的亲属为及早破案而发布对提供破案线索的人给予报酬，在发布悬赏广告之前有人已经向公安机关提供了破案的线索，而正由于该线索，使公安机关顺利破案，悬赏人其意在能有线索帮助破案，而不在于是否在悬赏后提供破案线索，因此应当认定提供线索的行为符合悬赏广告要求。
2．悬赏广告的承诺
悬赏广告的承诺与一般合同的承诺不同。一般的承诺是一种意思表示，并须向要约人作出，以承诺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悬赏广告的承诺，是以完成一定行为为意思表示的方式，完成一定行为时承诺生效。此即悬赏人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完成特定行为的人请求悬赏人支付报酬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之本意。当然通常情况下，悬赏广告的承诺应当以行为人知道有悬赏广告存在为前提，即完成行为以对悬赏广告要约之承诺为目的。但这只是通常情况，对于特殊的两种情况，应当特别对待：一是对不知道有悬赏广告的人完成一定行为的，不能以行为人行为时不知悬赏广告存在为由使其不享有报酬请求权。对此有两种解释：扩大承诺范围，悬赏广告的承诺以完成行为即为成立，不以知道悬赏广告为必要；将不知悬赏广告存在之情形设为特例，准用悬赏广告承诺的法律效果，即享有报酬请求权。两种解释方法其结果相同，均无不可。对此各国法律均设特别规定。二是无行为能力人完成一定行为的，是否享有报酬请求权。悬赏广告是契约行为，承诺人应当是适格的合同主体，以有行为能力为必要。因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完成一定行为的，原则上不能当然作为承诺，在处理上，可以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的有关规则，由法定代理人追认而确定其生效，当然也可以享有报酬请求权。尽管如此，可能使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理论上权利保护不足，但实践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完成悬赏广告行为的情形很少见，加之法定代理人追认制度，似可解决好这一问题。
3．悬赏广告的效力
悬赏广告成立后的法律效果有两方面：一是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二是行为结果的归属。
（1）报酬请求权。报酬请求权是悬赏广告最主要的法律效果。悬赏广告中一般都会明确约定支付一定的报酬，这是完成行为人享有报酬请求权的基础。一般情况下，悬赏广告会对支付报酬的数额有明确约定，如“如有提供破案重要线索者，支付酬金五十万元”，或者“评为一等奖之作品，获得奖金一万元”，“请拾到者归还，失主愿以五千元重谢”等。悬赏广告有明确约定的，支付报酬时则以约定为准。也有一些悬赏广告对支付报酬的数额没有具体约定，只是说“请予归还遗失物，失主愿重金酬谢”。重金酬谢，只是说明要给予酬谢，但酬谢的数额并不明确。加之我国《物权法》关于遗失物归还的报酬也没有明确规定，具体标准还需要法官自由裁量。但一般应当符合：下不低于完成行为人为此付出的费用等成本，上不高于悬赏广告人因此而获得的最高利益。如归还遗失物的，不能低于拾得人的保管费用、返还费用，不宜高于遗失物本身的价值。总之，应以生活之常识、常理，按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报酬的数额。
（2）完成悬赏广告行为所产生的成果的归属。一般的完成悬赏广告行为都会产生成果，有的成果不能独立存在，如提供线索破案，结果是破案，但不能作为独立价值而确定其归属；有的成果则可能成为法律上承认的独立价值的财产，如文稿、商标、专利等等。那么这些完成行为的人取得报酬请求权后，这些完成行为之成果该如何确定其归属Z参考各国立法例，原则上这些成果的归属应按照悬赏广告的约定处理。悬赏广告没有约定的，原则上归行为人所有。
四、悬赏广告的适用范围
悬赏广告在两种情况下效力受到限制：一是对于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完成负有特定合同义务的人；二是对于完成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负有法定义务的人。
（一）对于悬赏广告约定的行为负有特定的合同义务
根据悬赏广告人与相对人的合同约定，该合同相对人对完成悬赏广告中的行为负有合同义务的，则该相对人完成悬赏广告的行为，同时也是其履行与悬赏广告人合同义务的行为，这就产生同一行为满足两个法律关系的情形。此种情形，应当采用特别约定优先的原则，该合同相对人只能按照其与悬赏广告人之间单独的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而不适用悬赏广告取得报酬请求权。比如，游泳场馆按照其与顾客签订的合同，负有在顾客游泳过程中出现紧急情况的救助义务，不能因为其进行的救助行为与悬赏广告约定的行为一致，而要求取得报酬。
（二）行为人负有完成该行为的法定义务
行为人负有完成该行为的法定义务的，行为人完成悬赏广告的行为，不能依据悬赏广告取得报酬请求权。行为人负有完成悬赏广告行为的法定义务的情形相对较多。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国家公职人员依据法律规定，履行其职务的行为，即使与悬赏广告所指定的行为一致，也不能依据悬赏广告取得报酬请求权。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承担着履行好职责的法定义务，即使没有悬赏广告也应当完成其职责。如果允许悬赏广告适用于国家机关人员履行公职的行为，其结果会导致公权力行使如同交易，不利于维护公权机关的形象，同样，如果允许适用悬赏广告，也与公权力之性质相违背。公安机关就负有犯罪侦查和维护治安的职责，破案是其法定义务，不得推辞。如《人民警察法》第19条规定：“人民警察在非工作期间，遇有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情况，应当履行职责。”第21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诸如制止犯罪、追捕逃犯、捉拿盗贼、寻找价值重大的遗失物、解救人质等都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情况，警察完成以上工作即使是在非公职期间，仍然属于其法定职责，仍然不能按照悬赏广告请求支付报酬。国家质检部门就应当对产品质量问题进行检查监督，海事救捞局对遇险渔民的救助也是法定职责等等。当然一般情况下，国家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之外，按照悬赏广告要求完成一般的民事行为的，与其他民事主体一样，也有权享有民事权利，在完成悬赏广告的指定行为后可享有报酬请求权。
2．依据法律规定负有完成某行为的义务的人，完成该行为时也不能取得报酬请求权。如犯罪受害人对提供破案线索的悬赏广告，如果犯罪人提供了犯罪线索的，不能按照悬赏广告取得报酬请求权。再比如，窃贼偷了人家的东西，失主寻物悬赏广告，窃贼归还该物的，也不能按照悬赏广告取得报酬请求权。还有因其在先行为而产生了完成某一行为的义务的，即使完成了该行为，也不能按照悬赏广告请求支付报酬，如带未成年人去游泳，未成年人出现溺水，该人就负有救助的义务，不能因为其救助行为而向未成年人的家属要求支付悬赏广告约定的报酬。
悬赏广告适用的上述例外情形，为一般通例。现实中也经常见到如犯罪受害人家属奖赏破案的警察的情况，奖赏负有法定或者合同义务的人的情形。此种奖赏原则上属于道德层面，由当事人自愿履行。如果人民法院受理此类案件，除非当事人在悬赏广告中明确确定不适用上述例外，一般不宜支持支付报酬的请求。
五、悬赏广告的几个特殊问题
（一）数人完成悬赏广告行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
实践中数人完成悬赏广告行为的，如何确定报酬请求权问题，是实务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一般可分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数人先后分别完成该行为的，除非悬赏广告中有特别约定，一般应由先完成该行为的人取得报酬请求权，后完成行为人不能取得报酬请求权。
2．数人共同完成该行为或者同时分别完成该行为的，由该数个行为人共同取得报酬请求权，每人有权获得报酬的相等部分。
（二）悬赏广告的撤回问题
允许悬赏人于一定条件下撤回悬赏广告，是各国和地区通行的做法。如《德国民法典》第658条规定：“到行为实施时为止，悬赏广告可以被撤回。只有在撤回被以与悬赏广告相同的主要公告，或者以特别的通知进行撤回时，撤回才有效力。”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65条第1项规定：“预定报酬之广告，如于行为完成前撤回时，除广告人证明行为不能完成其行为外，对于行为人因该广告善意所受之损害，应负赔偿之责。但以不超过预定报酬额为限。”
悬赏广告的撤回，在时间上各国和地区规定并不一致。德国以行为实施前为必要，而瑞士、我国台湾地区则以行为完成前为必要。按契约说，承诺成立前，要约可以撤回，我国《合同法》对此有规定。所以，悬赏广告原则上应以行为完成前为时间上的限制。如果行为已经完成，则悬赏广告已经完成生效，即不能再撤回要约，只能是撤销悬赏广告，其后果也是合同违反而非违反要约。
悬赏广告撤回，在形式上应当以不低于悬赏广告方式。撤回悬赏广告应当采用与悬赏广告相同或者优于悬赏广告方式的形式，才能产生撤回的效力。如果不能符合此项要件，则悬赏广告的撤回不产生法律效力，悬赏广告仍然有效。但对于明知已经撤回的行为人，该撤回有效。
悬赏广告撤回，在法律效果上，按照撤回的情况而有不同。如果是在行为实施前撤回的，由于行为并未发生，悬赏广告失效后，不会产生其他法律后果。如果撤回于行为完成前进行，悬赏广告失效后，依悬赏广告实施一定行为的人，因悬赏广告被撤回而遭受的损失，可以请求悬赏广告人给予赔偿，赔偿额以悬赏广告约定的报酬额为限。如果悬赏广告人能够证明，该行为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则不承担赔偿责任。
㈡ 如何理解合同法第51条与物权法第106条之间的适用关系
阁下所提的问题说得细致了，完全可以做一篇很有水平的论文。
合同法第51条和物权法第106条在法律适用层面的关系，二者的关联在于无权处分，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是无权处分场合合同效力问题，而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是无权处分场合物权变动的问题。尽管如此，二者也不是没有关联，其间的关联发生在善意取得场合是否要求合同有效。对此学学者之间存在较大争议。
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坚持认为善意取得场合应当具备合同有效这一要件，当时物权法草案（三审稿）第111条也曾经规定要求转让合同有效这一要件。
比如，物权法（草案）三审稿
第一百一十一条 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即时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在受让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
（二）以合理的价格有偿转让；
（三）转让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四）转让合同有效。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后来将这一要件删去了，其中的一个理由即是，这一规定和合同法第51条相矛盾，将会制造碰撞式法律漏洞。
所以从维护合同法第51条的出发点来看，删去这一要件是正确的。但是从法律优劣、比较法视野来看，这一立法并非无可挑剔。而问题的根源均源自合同法第51条。
韩世远教授、王轶为代表的学者即倡导，可以采取物权法第15条的做法，区分合同效力和物权变动，合同效力本身不受无权处分的影响，除非存在法定无效、可撤销的情形。但是这样的做法势必造成合同法第51条成为具文。
综上所述，在不修改合同法第51条的背景下并且不修改对合同法第51条的解释（合同效力待定而非物权合同效力待定）的情况下，将转让合同有效剔除出第106条是符合法学方法论的。也就是说不要求转让合同有效，物权法第106条的善意是指“对出让人没有处分权不知情”，对于是否需要区分不动产和动产采纳不同的善意标准（吸收德国法的做法，对动产还需附加无重大过失的主观要件），学者之间存在争议，从物权法第106条文义来看，确实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崔建远教授认为，对于动产、不动产适用统一的善意标准是指“不知情且无重大过失”。但是程啸、朱广新等认为应当区分动产不动产分别采取善意取得和公信力制度。
代表性著述可参考崔建远著：物权法（第二版）；王利明、尹飞、程啸著：中国物权法教程；王洪亮：登记公信力的相对化（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程啸：动产善意取得和不动产公信力制度。
㈢ 什么是方法论体系
关键词：司法方法论 法学方法论 司法 现象
方法论本来属于哲学上的范畴。但是，随着法哲学的蓬勃发展，法学方法论的系统研究也开始兴起，并大有燎原之势。作为研究法现象的各种方法、手段、程序的综合性知识体系，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对于当今法哲学的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促进了整个法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成熟，同时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法律实践中，推动了法治的进步。而新兴的司法方法论的研究则保障了应用法学和理论法学的并驾齐驱，更为直接地推进了法治的进程。
本文拟结合司法过程的运作，尝试对司法方法论作初步探讨。草草拙文，权当抛砖引玉。
一、何为司法方法论
司法方法论是个相对比较新颖的概念，中国大陆对司法方法论的研究也正处在初始阶段，对此概念的诠释不多，更甭提对此概念的统一定义。本文大胆地认为，对司法方法论概念的界定，可以尝试借鉴对法学方法论的理解。而事实上，尽管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法学方法论作了诠释，但各有侧重，各有得失，也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不过大多数学者倾向于从哲学层面来把握法学方法论的概念，认为法学方法论是立足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法现象的方法、方式、手段、程序的综合性知识体系。本文比较赞同这个观点，并受此启发，认为司法方法论是研究司法现象的方法、方式、手段的综合性知识体系。
司法方法论从表面看来，似乎属于法学方法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司法本身是法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而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法现象。只不过司法方法论着眼于对法现象中的司法现象的深入探讨而已。于此看来，两者似乎是种属关系，即司法方法论是法学方法论研究领域的一部分。那么两者在实质上果真是一脉相传的关系吗？
李可先生指出：“在我们这个技术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法学方法论逐渐堕落为一种法律技能而变得与法律方法论相同一，法学方法论的“高层次”被学者们悄悄抹去，法哲学遂成为一种奢侈品。”①由此看来，结合司法实践的特点，本文认为司法方法论在严格意义上更像是一种法律方法论而非法学方法论。前者注重法律技能的实际运用，而后者更强调在哲学层面上的理论探讨和反思，即体现出所谓的“高层次”。
二、司法方法论和法学方法论的区别
那么司法方法论和法学方法论的区别究竟何在呢？
首先，两者在对象上是大相径庭的。从表面看来，两者的区别似乎只在于各自研究范围的大小不同。司法方法论着眼于对法现象中的司法现象的研究，而法学方法论研究的是整个法现象。其实更为实质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司法现象尤为司法过程为研究对象的，注重法的运用过程的控制研究。而后者则是在宏观的哲学层面上，从世界观的角度来认识探究法现象，
侧重于对法学学科本身的理论反思。
相应地，两者所属理论层面也是截然不同了。前者是依据法律对司法现象的探讨和思考，属于经验社会法学之列。而后者是关于法律本身的思考，从哲学的角度对法学学科本身进行方法上的检讨和反思，当属于纯粹理论法学无疑。
此外，两者在自身的定位上及研究任务的安排上也是有所区分的。司法方法论定位于服务司法、实践运用，实用目的性强，功利性明确，考虑的是如何认识和运用法律来控制、处置司法现象，为司法活动的顺利开展和圆满终结保驾护航。而法学方法论定位于纯粹法哲学研究，只能为整个理论法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进而支持促进应用法学的发展提升，随后才渗透到法学实践中，影响司法现象的控制、处置。它的任务在于如何科学地认识法学
以及如何接近法学本体，同时对法学研究的理论进路、程序以及规则进行总结和反省。
三、司法方法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司法过程实际上是通过法律的适用这一中介环节，把法律规范的抽象设定和普遍要求，转化为社会成员的具体单个的行为。”②司法的任务主要在于将既定法律应用于个别事实，以实现法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既定法律是相对稳定而又公开的，乃守法、执法和司法的前提条件。而具体的个案是多变的、各异的，司法所要完成的即是实现两者的有机链接和融合。于此，“建立一种司法方法论不论是于司法本身还是理论本身都是极为重要的。”③尤其是从司法实践角度出发，更是非常有必要构建一种司法方法论。
1、法律是既定的，相对比较规范和稳定。而事实是未定的，绝对是多变而又各异的。司法承担着嫁接起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适用之间的关系的任务。而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适用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永远存在着一条鸿沟。司法的实现过程要求跨越这条鸿沟，而司法本身在此坎坷上似乎难以得心应手。而这就极其需要通过司法方法论来担此重任了。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司法方法论可以在两者之间架设桥梁，起到中介作用，融为贯通，促进法律运行的一体化。法律的控制本身不是目的，关键在于运用。立法是前提，适法才是目的。司法方法论可以有效地为实现这个目的发挥光和热。
“反之，从法律实践上升到法律理论进而转化为法律本文，其中的中间距离常常是一个无规则的地带，这极易导致理论和实践的疏离甚至反向。”④而为了有效地保障从法律实践到法律本文的演化过程，为了合理地控制无规则地带，为了理论和实践的一脉相传，司法方法论这一工具的应用将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作为研究司法现象的方法、方式、手段的综合性知识体系，司法方法论不仅仅研究狭义的司法过程的司法现象，同样要对一个司法过程结束后的因为该司法现象带来的一系列结果进行反思探讨。例如在英美判例法国家，一个有典型代表性的个案了结后会形成判例，逐渐上升为法律理论形成判例法。在这一过程中，同样也是司法方法论所要加以拷问和反思的。
2、一般的法律规范在具体个案的应用中并非是一个模式化的过程。司法过程绝不是一个机械化的流水线作业。从表面看来，司法即是实现从法律条文本身到具体个案的应用，针对个案的现实特征、性质，选择相应的法律，进而加以套用，解决纠纷，裁判争议。虽然不能模式化，但也是有规可循的，似乎有个公式在指引。而事实上，在错综复杂的具体事实面前，司法过程绝非是分析案情、择用法律、审理案件、作出裁决那么简单。“法律规范的适用并不是一种在个案与规范之间的简单连接或置入行为。理论分析表明，发现法律、适用法律之间还穿插着一个法律解释的环节。”⑤
法律解释是对法律的原本含义以及立法者的立法目的所作的探索而形成的解释，一般包括法律的本意解释和法律的不足补充。而在司法过程中，法律解释的任务主要是由法官来担当的，即法官在此问题上享有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自由裁量权的最大优点即自由同时也是其最大的缺点，如果行使不当的话，将直接造成司法过程的不公正，而与司法的正义背道而驰。而这又是法治所坚决抵制的。那么对于法官任何行使法律解释，同样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司法现象。司法方法论应当对此着重加以重视并深入研究，形成一套包含有效控制法律解释过程的方式、手段的体系。
法律解释成为一种创造性解释有利于保障司法过程的顺利行进而实现司法正义。法律解释绝对不可以冠冕堂皇地越轨而抹煞了个案正义，进而侵犯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政体制甚至是法治的根基本身。因此，如何对司法创造行为进行有效引导和制约，司法方法论可谓是责无旁贷。
3、司法的过程实际上是国家意志的现实化的过程，即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的适用的过程。因而适用法律的权力，必须统一而不可分散。而法官在司法中的作为其实也不过是国家意志行为的体现，任何个人都不得染指国家司法领域。司法过程的如此严肃性和神圣性，就需要有司法过程的程序化来保证。而司法过程程序化的直接目的在于程序正义的实现，进而实现实质正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程序的如何安排与行进，又势必进入司法方法论的视野。
司法过程程序化其实是维系司法法治命运的重要问题之一，过程倘若偏离了程序轨道，那么程序正义首先受阻，进而破坏司法法治的统一。不恰当的法律套上自由公正的审判程序自然不可能得出公正的裁判。那么恰如其分的法律套上受限制不公正的审判程序，同样不会有公正的判决。例如，该回避的不回避、限制被告的防御性辩护权等等，往往导致事实不清。案件事实都未能澄清，谈何适用正确的法律呢？对于模糊不清的事实使用法律越正确，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更加加深判决的错误性。
程序正义尽管为普通民众所难以察觉和引以重视，民众一般只在乎实质正义的实现，却不知道离开了程序正义，是不可能达到实质正义的。违背程序的 判决是非法的，比起个案的错误判决来危害更大，后果更加不可设想。后者只是污染了一支水流，而前者却往往会造成源头的污染。因此，在保障司法过程程序化中，司法方法论的作用将是不容小觑的。
㈣ 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的区别
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的区别有研究主体不同、研究对象不同以及研究的目的不同三个区别。
第一，研究的主体不同。
法学方法是专门研究法律的人员所进行的活动。
法律方法一般是律师等法律职业者进行的活动。
第二，研究的对象不同。
法学方法论着重于研究法学的逻辑、模式、立场正确性等问题进行分析。
法律方法是就法律适用过程进行科学说明，某个案件所适用法律适用进行科学说明，确定个案中法律适用技术的是否合理以及正确。
第三，研究的目的不同。
法学方法是为研究新法律、法律是否可靠其追求的是所进行的手段采择及路径设计，其追求的目标就是法学的独立和其科学性。
法律方法论并不以研究新法律、法律是否可靠为基础，它主要是用来证明案例裁判的正当性。
法律方法-网络
法学方法论-网络
㈤ 什么是法学方法论
法学方法论的定义
法学方法论，是指对法律研究方法的研究，法律研究包括法学内理论的研究和法律容操作的研究，而后者又包括：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思维方法。
方法，在古希腊语中，即“通向正确的道路”之意。
法学的方法也就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价值判断。法学成为关于正义和善的艺术，而不能成为科学。因为，科学有定式，艺术无定法。存在定法的是工艺，不是艺术。
第二层次是逻辑和语义分析，有点科学的意思。主要研究法条的语言，类似于形式化的学科研究。
第三层次是法律社会学，这是科学的研究领域。
㈥ 法学方法论的作品目录
学生版序《法学方法论》导读——代译序引论第一章 现代方法上的论辩第一节 由“利益法学”到“评价法学”第二节 关于超越法律之评价标准的问题第三节 规范的内涵及事实的结构第四节 寻找正当的个究裁判第五节 类观点学与论证程序第六节 法律拘束与涵摄模型第七节 关于体系的问题第八节 法哲学上关于正义的讨论第二章 导论：法学的一般特征第一节 法的表现方式及研究此等方式的学科第二节 作为规范科学的法学、规范性陈述的语言第三节 作为“理解的”学问之法学第四节 法学中的价值导向思考第五节 法学对于法律实务的意义第六节 法学在知识上的贡献第七节 方法论作为法学在诠释上的自我反省第三章 法条的理论第一节 法条的逻辑结构第二节 不完全法条第三节 法条作为规整的组成部分第四节 多数法条或规整的相会第五节 法律适用的逻辑模式第四章 案件事实的形成及其法律判断第一节 作为事件及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第二节 选择形成案件事实之基础的法条第三节 必要的判断第四节 意思表示的解释第五节 实际发生的案件事实第五章 法律的解释第一节 解释的任务第二节 解释的标准第三节 影响解释的因素第四节 若干解释的特殊问题第六章 法官从事法的续造之方法第一节 法官司的法的续造——解释的赓续第二节 法律漏洞的填补第三节 借“法益衡量”解决原则冲突及规范冲突第四节 超越法律计划之外的法的续造第五节 “判决先例”对形成的“法官法”的意义第七章 法学中概念及体系的形成简写表文献详目中德词汇对照表人名索引
㈦ 【法律家法律思维方法有哪些内容】【当代法律方法论的争点有哪些】...大家给点详细的回答
法律思维是法律人应有的基本品格
来源: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石旭斋
西方社会的法治历史以及法学发展历程表明,法律人(法律职业共同体)对法治道路的选择、法治国家的推进以及法学学科的进步和发展均已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近年来,我国法学界也由此提出为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早日实现以及法学学科的繁荣发展,应当尽快建立和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而判断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存在与否以及法律人素质和水平的高与低,主要的不在于其拥有法律知识的多与少,更在于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与优良的思维品质,即是否拥有严密的法律思维这一基本品质。
一、法律思维是一种不同于其他思维的职业性思维
对于法律思维是否属于职业性思维,理论界并无分歧,关键是对法律思维作为一种专业性、职业性思维到底具有哪些特点和品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总体上学界更多的是服从法治国家及其实践需要,赋予法律思维以一定的价值属性。①本文力图基于“思维”本身的规律和属性,着眼于法律思维与其他思维的本质区别,提出法律思维所具有的几项基本属性,旨在说明正是由此从根本上决定了法律思维是法律人所必不可少的基本品格。
(一)法律思维以法律语言为思维语言
思维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是借助语言所实现的理性认识过程,也就是说“思维活动及其模式的建构是在语言直接参加的条件下完成的”[1](P·67),因而语言和思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法律作为一种专门的技术知识,当然也与语言密切相关。“语言不仅是传达法律观念、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法律心理的特殊的、难以剥离的外在形式,而且,当法律一旦形成,语言就成为它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对于法律,我们不可能通过视角直观到它的任何抽象的或具体的意义,只能通过语言符号的整合、组织,才有可能认识法律、理解法律。”[2](P·49-52)语言不仅是法律的表达形式,而且法律的意义也必须依靠语言来建构,被用来表达和建构法律意义的法律语言就成为贯穿于法律的制定、研究和运用全过程的语言文字表意系统,因而法律语言是一种典型的思维语言,而且为法律思维所必需。因为“不同的职业拥有不同的语言系统和语词,不同的语词则产生不同的思维。我们学会了什么语言,我们就学会了如何按照我们特定的角色思考问题”[3](P·1)。为此,作为法律人除了必须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及其理解和运用能力外,还必须掌握规范的法律语言及其基本知识和理论,具体包括法律语言学的基础理论,语音、语义、词汇和句法的基本知识,书面文字和口语的基本要求,以及基本的法律术语的内涵和外延,甚至还包括法律语言哲学的一些理论知识,同时还必须具有运用法律语言的技能,只有这样才能以法律语言为基础开展社会交往、进行法律思维、从事法律职业活动。
(二)法律思维以“崇尚法律”、“恪守公正”为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
“思维定势是思维模式的基本要素,它指主体调整认识指向和行为方式的特定的重点和限定性机制”。“任何思维模式都有其定势,没有定势的思维模式是不存在的。”[1](P·125)因而,思维定势直接体现和展示着特定思维模式的突出功能和特有属性,并积极影响和有效强化思维主体的角色定位及其思维价值取向,由此决定了群体性思维必然有着共同的思维定势和一致的价值取向,并使其内在地区别于其他专业性、职业性思维。法作为人类社会中一定历史时期以内的典型行为规范,不仅具有规范、统一等重要属性,而且自从被古罗马人选择成为构建和规范社会秩序的基本规则以后,最终成为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中具有最高权威的行为规范系统,特别是受自然法思想的启迪和教化,“法律至上”观念深入人心,这也就决定了法律思维的思维定势主要表现在“崇尚法律”,面对任何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基本任务在于作出合法与非法的判断,并对照法律规定,“以权利义务为线索”,最终作出权利安排和义务界定。同时,公平、正义作为法的永恒价值追求,从根本上决定了法律思维的基本价值取向也在于“恪守公正”。法律思维也由此明显区别于其他思维模式,比如,伦理思维(道德思维)以是否合乎道德要求为思维定势,以善恶评价为价值取向;经济思维以投入产出比较为思维定势,以追求经济效率为价值取向;政治思维以政治利弊权衡为思维定势,以是否合理、有利为价值取向。
(三)法律思维是一种理性主义引导下的经验思维
法律制度实际上是人们通过理性的努力,在总结和凝聚已往社会经验、知识基础上,运用一定的技术并基于一定的意志和利益需要,对理想社会关系和秩序状态的能动建构。因而法律的实施实际上也就是法律人理解和运用这样一个集合了理性和经验的法律规定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的过程,既非单纯的思辨,也非单纯的经验判断。在这一“理解”和“运用”过程中,一方面,法律人作为法律的实践主体,必须综合运用法律原理,理性解读法律规定,②讲求和遵从逻辑,③恪守并阐释社会公正,同时,还要综合考察千变万化、复杂多样的案件事实,最终通过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的解决实现对社会秩序进行合理的建构。因而,法律思维必然是在一定理性主义指导下的思维活动,与法律人的哲学观、价值观等理性认识和思考密不可分。德沃金就认为在具体案件中,法官就适用法律上的争论在深层次上都体现了在抽象层面上的理论争论,所以其争论不仅是“具体的”,而且是“抽象的”;不仅是“实践的”争论,而且是“理论的”争论[4](P·164)。另一方面,“法律的目的要求法律职业者能够完美地结合运用经验分析和价值判断”[5](P·107),可以说“法律思维就是一种经验条件下和范围内的法律人的职业活动”[6](P·49)。因为,作为法律规定的法律概念、法律规范以及法律原则等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不可能“一一对应”,这就要求法律人在充分运用自身的理性认识的同时,还要积极采用经验分析。比如,当有人购买了100支假冒的派克钢笔后,请求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获得双倍赔偿时,法官除了依法对“消费者”进行理性分析外,还应从经验角度判断在通常情况下购买100支派克钢笔是否真的是为了“消费”的需要。
(四)法律思维是一种群体性思维
法律思维的主体涉及所有“法律人”,也即法律思维为法律共同体所共有,因而有学者即从这一角度来定义法律思维:“法律思维方式是职业法律群体根据法律的品性进行概括总结所形成的思维定势,是受法律意识和法律操作方法所影响的一种认识社会现象的方法。”[7](P·103)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乃至法学学者等在内的所有法律人,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群体组织结构,并运用规范、统一的法律语言,而且在其职业思维过程中围绕着共同的目的和心理需要,遵循着共同思维逻辑和价值取向,并因此而得以相互沟通和理解。当然,法律思维这一群体思维在其模式建构上也区别于原始公社等依靠自然演变而得以建构的群体思维,它属于“人为设置”的建构模式[1](P·111)。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法律人,其法律思维的养成,主要的不仅仅是通过参与群体的职业活动而受到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它需要经过专门的培养和训练,才能具备与同一个职业群体内其他成员相一致的、稳定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并达到一定的层次和水平。
二、法律思维是法律人应有的基本品格
(一)法律思维是法律人的职业特征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联结纽带
从社会学意义上说,法律职业是指受过专门的法律教育、具备法律预先规定的任职条件、取得国家规定的任职资格而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一种社会角色。在西方法学著作中,法律职业是指直接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各种工作的总称,通常又指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即所谓“法律人”,其中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律顾问、公证人和法学教师等,但主要指法官和律师,特别是律师。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则是由以法律为业的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人因为职业的接近和目标的一致而自然地或者通过一定制度的力量形成的职业群体。
把“法律人”视为一种职业至少意味着“法律职业内在地拥有一系列独具的特征,因此能够区别于其他职业。这些独具的特征和要素包括语言(所谓法言法语),适用法律的技艺,独特的思想方法和推理过程,特殊的组织形式,独具的符号系统,职业传统,等等”[8](P·14)。法律人正是通过法律思维使其在行为方式上和思维方式上具有了明显的独特性和职业性,从而在观察社会、解决社会矛盾和处理社会纠纷时,具有了不同于其他社会角色的眼光和方法。
一切以语言为媒介的社会关系都需要语言意义的识别机制和制度,以达到交往的目的。“不同的人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道理;在不同背景的人内部,道理很容易被相应的语言所阐释,达到沟通和形成共识;而在他们相互之间,则又很难达到相应结果。所以,法律人需要的是形成一套自己的话语系统,它包括自己的行业概念和职业语言、职业思维、职业方法。”[3](P·1)维系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力量和因素,除了其成员从事着“法律职业”这一表层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其所有成员作为法律人有着共同的知识背景、思维方式、社会目标和心理愿望,并以此作为相互交流和沟通的基础。因而,法律思维内在地成为联结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团体关系的纽带。
(二)法律思维是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的核心内容
理论和实践均已说明,法律人的职业活动绝非如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所比喻的自动售货机———吃进的是法律条文,吐出的是法律判决。现行法律规定本身就是一个由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法律原则和一般法律思想与法律理念构成的开放体系。约翰·格雷甚至认为,制定法就如同判例、习惯、法律专家的意见、伦理原则、政策等一样,是法律的渊源而不是法律本身。法律适用者在形成真正的法律规则时,是以这些渊源为依据的。正是结合这些渊源和具体案件的事实,法律适用者才在判决过程中“制定”了法律规则,而这种法律适用者“制定”的规则才是真正的法律[4](P·71-72)。本杰明·卡多佐、杰罗姆·弗兰克、卢埃林、奥利佛·霍布斯等作为规则怀疑主义者,都否认了把规则看成法律的惟一表现形式的说法。为此,法律人在理解和运用法律过程中,单纯的形式推理是不够的。在以成文法为主的大陆法体系中普遍采用的演绎推理,即“三段论”推理方式———根据法律规范这一“大前提”,结合案件事实这一“小前提”,推导出“结论”即法律判决;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普通法体系中,从特殊事实中概括出一般结论的归纳推理则具有显著地位,同时,“遵循先例”的司法原则也决定了从特殊到特殊的类比推理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一旦作为法律推理的大前提(法律规范或者具有法律效力的判例)存在缺陷或者受到怀疑,形式推理的意义也就会受到局限,特别是形式推理难以很好满足法律推理过程中的价值判断的需要。④所以,实质推理在法律推理中成为必不可少。⑤不仅如此,“法律问题首先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它牵扯的往往不仅是一个法律判断,也可能是一个道德或正义的判断,也就是说是价值的判断,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说它要处理的问题不是直线的,即并不是说一个案件仅依靠法律按照逻辑三段论处理就一定能解决问题,而是一种对话式的讨论过程。另外,法律的判断或思考,它必须表达为一种公共的意见”,“所谓公共意见,它不能是私见,即它不能仅仅是一个个人的主观的意见,你的认识或判断必须是经过论证的……,这就是法律论证理论思考的一个出发点。”[9](P·21)所以,“法律论证”才是法律人在法律实践、特别是司法实践中综合运用法律规定以及价值判断对有关命题展开讨论的更加普遍的法律方法。⑥然而,无论是法律推理,还是法律论证,实质上都是依托于或者说是表现为法律人的法律思维活动。“法律思维是法律方法的核心内容,因为只有依靠正确的思维活动,包括严格合法的法律推理、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才可能形成、推导出解决法律问题的正确结论,真正做到‘依法办事’。法律技术、法律程序、法律设施等则都是围绕着法律思维并为了配合法律思维的特殊性而生成的。”[3](P·1)
(三)法律思维是法律生命延续和价值实现的基本需要
法律现象属于社会现象,既是为了适应对日益复杂化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需要而得以产生,也是为了追求和实现一定的社会秩序状态而存在和发展。任何法律规定本身并无意义,只有当它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以后才能得以体现和展示其作用和价值。因而“法律的生命在于理解、诠释和运用。……人对法律理解的程度决定法律效力的边界,如果离开人们对法律的理解、诠释和运用,法律的生命便会停止”。“在严肃的法庭里,由法官、当事人、律师、检察官的参与所进行的活动。主要是一些思维活动。在这里,最不可缺少的便是这些生命主体对法律与事实的理解和诠释。”[10](P·32)如果说立法者通过法律思维发现法律,赋予“规则”以法的生命,那么司法者、执法者是通过法律思维活化法律,在社会关系调整过程中延续法的生命、实现法的价值,正所谓“没有规则,法官照样可以判案;没有法官,规则却永远无法获得生命。”[11](P·97)“徒法不足以自行”,正是依靠法律人的法律思维才使法律得以丰富、发展和实现．
㈧ 法理学怎么学啊
虽说法理学是整个法学体系的基础，但对法学初学而言，直接学习往往晦涩难版懂、难以理解，所以个权人不建议法学初学者首先学习法理学，可以对民法、刑法等实体法有一定了解之后，再学习法理学。
至于学习方法，参考如下：
1.找准方向，把书读薄
全面系统地学习，在学习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时，也要从整体上系统的学习。
2.避难就易，抓住重点
要善于从整体上、从不同层次上认识和把握重点。这些重点章的内容应占每份试卷所考核内容的65%左右。各章又有自己的重点。全书重点和各章重点构成一个不同层次的重点体系。考生要善于从不同层次上把握重点，对不同层次的重点给予不同的注意力。
其次，各门课程都有自己的体系特点，要学好、考好各门课程，需要抓住这些特点。
3.下足功夫，搞清概念
法理之难，难在它的抽象性和概念繁多上。一来概念多，二来概念很抽象，三来概念之间差别和联系容易混淆。而概念对于理解法理学，理解部门法和对付司考又相当重要，所以，必须认真复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