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立法

『壹』 公益组织相关法律

看了一下 你这个东西法律关系非常复杂 包括组织的注册审批成立 这就是一大团法律关系 成立后再看具体情形 是好意施惠 还是有偿服务 如果无偿 再区分事故原因 单车 还是有第三人的事故 驾驶方是否对事故的原因负具体哪一种责任 不要在这里问了 如果是组织一定要有自己的法律顾问 或者咨询当地律师

『贰』 如何挽救公益组织的公信力

2011年，“郭美美事件”让公益界遭遇了空前的信任危机。如何重建公益的公信力，如何立法促进公益事业的透明度？3月6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搜狐网联合举行两会在线访谈，邀请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共同探讨相关问题。

王名反复强调，“透明度是主要的问题。”在他看来，过去的一年里，公益慈善机构饱受诟病的一点在于透明度不够。资金的去向、慈善组织的管理、公益组织的涉商行为都成为公众质疑的对象。

“在捐款的时候我也会想，我捐的钱到底去了哪里？”王名坦言。

2011年中国慈善透明度调查表明，公众对慈善透明度的满意度仅有8%。

这让黄浩明汗颜。刚刚到德国考察的他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德国人认为，德国的透明度比英国差了10年。而中国要比德国差10年。

代人花钱要花得让人信任，这是公益组织起码的公信力，也是公益组织的生命力。但这点起码的公信力在去年的一系列事件中被严重透支。

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监测数据显示，“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的6-8月，全国慈善组织共接收捐赠8.4亿元，降幅达86.6%。

实现公益组织的透明化那么难吗？

黄浩明认为，一是监管体制没有建立起来，二是公众缺乏了解公益组织的途径。“我们到欧美去看，它所有组织的信息、社会成员、项目怎么运作，在网上可以看到每一个项目。但是中国在这方面没有很多信息，很多组织连网站都没有。”

在黄浩明看来，慈善组织公开信息也需要有一个界限。他认为慈善组织本身要从三方面去考虑：信息要对捐赠人公开；对受益人有确切交代；制度建设上要实现外部监督和内部控制的统一。

“有政府监督、媒体监督、捐赠人监督、受益人监督，再加上内部控制，比如说理事会、监事会、志愿者，这样公益组织的透明度才会提高。”

“慈善跟国家到底是什么关系？”王名认为，慈善组织一直没有厘清这个问题。

在他看来，国家和慈善事业应该分开，政府是监管者、促进者、问责者，但政府不能做慈善。但在很多地方，有的地方却明确要求企业家给政府捐款，这样政府就成了慈善事业的主体。

“也就是说你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在黄浩明看来，这种合二为一的“比赛”注定实现不了完全透明。

黄浩明认为，要实现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就要改革慈善体制。“第一要走民间化的道路。第二，要真正分清责任和权利。”

在监管方面，慈善组织曾做过努力。

王名和黄浩明有着一个共同的社会职务——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社会监督管理委员会委员。聘请社会各界人士做志愿监督，黄浩明认为这是弥补政府监管空白的一个有益尝试，但这些兼职的社会监管员发挥的作用毕竟很有限。

“如何真正发挥社会监管员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黄浩明坦言。

虽然从2003年就开始参与慈善法的讨论，近两年也不断在两会上呼吁，但直到现在，王名才看到慈善立法的希望，“因为全国人大法工委已经明确表态把慈善事业法列为2012年的立法工程。”

“有了法律规范，公民才知道我要求什么，慈善组织才知道哪些是必须做的，哪些可以有条件公开，哪些可以适当收费。组织运作、资金管理、信息公开等方面都可以以法律的形式进行明确。”王名说。

在今年的提案中，王名提到，公益界仅有1999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等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的相关行政法规，法律位阶低、规制少、协调差、缺位多，捐赠人、志愿者、公益组织、受益人等公益慈善事业的主要参与人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对借公益慈善之名营利、谋私等缺乏必要的威慑和惩治，致使公益慈善领域出现超越底线的丑恶现象。

他建议加快公益慈善事业立法，及时出台《慈善事业法》及其配套法规。

请采纳

如果你认可我的回答，敬请及时采纳，
~如果你认可我的回答，请及时点击【采纳为满意回答】按钮
~~手机提问的朋友在客户端右上角评价点【满意】即可。
~你的采纳是我前进的动力
~~O(∩_∩)O，记得好评和采纳，互相帮助

『叁』 中国慈善立法是否已经通过

实际上，2005年，民政部就已经正式启动了《慈善法》的起草工作，2006年《慈善事业促进法》草案出台并被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并准备于2007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但是，在2007年的“两会”上，立法规划中并未能见到慈善法的影子。人们不由揣测其间原因。

慈善立法的定位争议被认为是慈善立法延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曾参与早期慈善法讨论的杨团指出：《慈善法》草案之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慈善到底是靠政府还是靠民间，二是靠“大款”还是靠大众。

但是，这个理由未得到普遍认同。“一个如此简单的选择题，难道还有什么争议吗？你觉得会是问题的所在么？”同样曾参与立法讨论的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如此对本刊记者说。

而民政部相关负责人的多次讲话与论述也印证，起码在高层，关于慈善“民间-政府”“大众-富人”的认识并不是问题。

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处长朱卫国曾专门撰文指出:慈善法的立法本位，是“靠民间，而不是靠政府”“靠大众，而不是靠大款”。

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也曾在某慈善法的研讨会上明确表示，要践行“人人可慈善”的理念，“民政部将不再作为慈善主体，而要为慈善事业、民间慈善事业创造条件。要逐步推动民政部门主办的慈善和救助、福利设施由民间组织和社区承办，逐步实行管办分离。”

慈善立法延缓的另一个理由是郑功成教授提出来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就立法而言，根据国家发展需要与可能条件，是有一定的计划的，立法机关必须保证一些重要的或者发展进程中需要急切规范的立法项目优先出台，从这个意义上讲，为慈善事业立法虽然很重要，但在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法律还未制定之前，显然不可能将慈善事业立法摆到优先位置。”

但是，属于政府责任的《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是否就具有优先于慈善法的理由呢？郑功成教授的理由是：面对巨大的灾难，慈善行为能够解决多少现实问题呢？

这正是一种现实的考虑。民政部部长李学举8月2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中国自然灾害救助和城乡困难群众救助问题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截至当时，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了3.1亿人次受灾，因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64亿元。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救助主要依赖于政府，这是一个必然，因此，民间慈善不可能在其中成为主角。

但是，这种现实的考虑并不能抹杀慈善之与救助不同的意义。

对于受难者而言，来自政府的社会救助属于政府必须履行的责任，而慈善，其意义则不仅在于救助，更在于一种慈善文化、一种志愿精神的释放。

民间慈善组织缺失

接下来，“一对一”的行为方式被认为是一系列问题的核心所在。这种模式被评论者认为难脱“旧时代的施舍与恩赐观”。而现代慈善观念，则是以施助者与受助者法律与人格地位平等为基础的。

捐赠与受赠分离的“个人——机构——个人”的行善模式，被视为是一个成熟的现代的慈善模式。但是，尽管中国也有慈善机构，人们却更愿意选择“一对一”的模式。

这是中国慈善行政色彩浓厚的一大结果。

民政部官员曾公开表示，“我国的慈善工作基本是由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在救灾和群众生活困难救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民政部门直接承担慈善募捐工作，难免出现浓厚的行政强制色彩，缺乏慈善事业本该有的自愿性、独立性和自发性。”

慈善的窘境也就不断出现：一方面大家都在感慨中国慈善人士太少，国人慈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当真有慈善家出现时，往往被“枪打出头鸟”。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看来，问题的真正所在在于独立的民间慈善组织的缺失。

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NGO发展的老话题。这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处长朱卫国在他的一篇论述慈善的文章中曾写道：“慈善法不能是一部伪善庇护法。我们决不给非法、虚伪、欺诈、贪婪等留置空间；‘颜色革命’的企图和势力更不要幻想披上慈善的外衣。”

“慈善立法的核心问题是民间慈善组织的发育问题。而要是离开了慈善组织，那么现在已有的法律法规是够用的。”王名说。

对慈善行为的捐赠、优惠、管理，实际上已经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规范。这一点，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郑功成也曾提到。

目前，我国涉及慈善事业以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总共有六部，分别是：《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

但是，在现实的操作上，关于慈善组织发育的问题仍然会出现。王名说，“关键不是民众是否捐钱捐多少的问题，而是这些钱能否得到一个合理的利用，能否有所值的问题。”

在他看来，慈善NGO(非政府组织)的问题不解决，那么慈善立法是否拖延就是一个“假命题”。 这涉及到如何对NGO定位，包括政府和慈善NGO的关系、慈善组织的属性与结构治理。慈善组织的注册问题、企业捐赠12%的税收减免政策如何落实等等。

“这显然不是一部慈善法所能够解决的。”王名说。
在8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慈善进入立法的窦玉沛最终也并未明确表明，慈善法将何时出台。

『肆』 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可以采取什么等组织形式

职业法规定职业组织可以采取什么等。组织形式自然呃规定的实验组在应该是根据根据他们组织的要求，然后到呃睡会呃过去。嗯。去走一点资金。他们可以组织人力到社会供顾客计算，嗯。进行嗯。

『伍』 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区别

1.目的不同。有学者认为，“结社权所体现的其实是宪法对群体利益的肯定，是对人们之间以互益为目的形成团体的权利的尊重，单纯的私益性目的，或者单纯的公益性目的都不足以形成结社的愿望，但是如果缺少了互益的元素，则可以断言任何结社都是盲目的、非理性的。从理性人角度对结社作出上述判断，尽管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公益性社会组织以公益为目标追求，一般没有成员，即使有成员的社团式公益组织，其成员一般也不享有组织提供的服务特权；互益性社会组织则以成员利益为目标追求，其成员既是该组织的设立人、组织事务的决策者，又是组织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当然，利益目标的差异并不排除社团式公益性社会组织在特定情况下给予其成员一定的象征性利益，也不排斥互益性社会组织在特定情况下为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谋利益，但这迥然不同于公益性社会组织必须服务于社会公益的要求。
2.开放性不同。一般来说，互益性社会组织是由有着共同身份地位、利益需求以及爱好志趣的群体组成的团体，具有封闭性。在设立以及成员资格取得上，互益性社会组织成员是一群特定的人，其成员资格受到职业、兴趣爱好、行业等限制；而公益性社会组织则往往会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组织设立中来，即使采用社团式组织形式的公益组织，其成员资格一般也并不受任何限制。不仅如此，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治理机构对社会人士也是开放的。因此，公益性社会组织具有开放性。
3.资产分配与处置不同。一般来说，公益性社会组织和互益性社会组织都不可以以营利为其主要目的，都不可以像营利性组织那样将组织的利益在其成员间分配。然而，二者在终止时是否可以向其成员分配资产是有所区别的。由于互益性社会组织的财产主要来源于会费（在日本为了将之区别于公司股东的股份或出资而称之为基金或者社会捐助），其享有的税收优惠待遇也比较有限，因而组织一旦解散，财产可以在成员中间分配，或者由成员大会决定处分的方式，国家一般不得干涉。而公益性社会组织由于其财产来源除了会费（适用于社团式公益性社会组织）外，更多的则来源于社会募捐、政府资助，而且享有较高的税收优惠待遇，其财产具有明显的公共性质。因此，一般国家的法律均规定，公益性社会组织在解散时，应当转交给其他目的相近的公共团体或者国库，而不应在成员间分配。
4.自治程度不同。由于互益性社会组织的利益范围主要关涉到组织成员的利益，因而各国立法对它的干预较少，这类组织的治理主要依靠内部治理结构、自律机制来实现。而公益性社会组织因其资金来源上具有政府性和社会性，享受较高的税收优惠待遇，而且牵涉到较高程度的社会公益，因而国家在其组织和行为方面都有着较多的干预和监管，其自治程度明显较低。
5.组织变动的路径不同。公益性社会组织一旦成立，就应当服务于公益目标，即使存续中出现重大障碍，也不能转变为营利性组织或者互益性社会组织。而互益性社会组织则可以转变为营利性组织或者公益性社会组织。 其一，主体性地位不同。公益性社会组织无论采用公益性法人、还是合伙形式以及个体形式，在法律上，它都可以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体。而公益信托，所表明的则仅仅是在特定公益目的之下，委托人将信托财产置于受托人控制之下而创设的一种法律关系。不管公益信托的受托人是一个法人还是其他形式的主体，也不管受托人对信托财产是拥有所有权或者管理权⑦，公益信托本身仅仅表明一种关系或者一种行为而不是一个组织体。
其二，所受限制不同。在公益信托法律关系中，受托人受到信托协议所规定的财产管理方式以及用途等限制。法院、受益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于受托人行为拥有相对较多的干预权利，甚至可以通过对受托人的直接诉讼而获得信托财产的执行权。而公益性社会组织较少受捐赠人、受益人以及其利害关系人、法院等的干预和限制。
其三，设立繁简程度不同。公益信托的设立简便灵活，在大陆法系国家，需要目的事业机关许可成立；而在英美国家则仅需要委托人和受托人签订契约，只要按照相应的条件向登记机关申请登记即可设立，而无需特定机关的批准。而公益性社会组织特别是公益法人的设立则更加复杂。
其四，运行费用不同。因公益信托无需一个组织体，而仅靠一笔较小的费用就可以由他人来实现公益目的，而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管理机构、人员配备、办公开支等所需的费用显然远远大于公益信托。

『陆』 注册公益组织需要什么条件

公益性社会组织，是指同时符合相应条件的慈善组织，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
2、有规范的名称和相应的组织机构；
3、有固定的办公活动场所；
4、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
5、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地方性的社会团体应有3万元以上的活动资金；
6、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第十条
设立慈善组织，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决定。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准予登记并向社会公告；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不予登记并书面说明理由。本法公布前已经设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性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决定。符合慈善组织条件的，予以认定并向社会公告；不符合慈善组织条件的，不予认定并书面说明理由。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登记或者认定期限的，报经国务院民政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六十日。

『柒』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内容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捐赠和受赠
第三章 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
第四章 优惠措施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鼓励捐赠，规范捐赠和受赠行为，保护捐赠人、受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的，适用本法。
第三条 本法所称公益事业是指非营利的下列事项：
（一）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
（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三）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
（四）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
（相关文章: 法学文献1篇1次）
第四条 捐赠应当是自愿和无偿的，禁止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不得以捐赠为名从事营利活动。
第五条 捐赠财产的使用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愿，符合公益目的，不得将捐赠财产挪作他用。
第六条 捐赠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 公益性社会团体受赠的财产及其增值为社会公共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和损毁。
第八条 国家鼓励公益事业的发展，对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给予扶持和优待。
国家鼓励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公益事业进行捐赠。
对公益事业捐赠有突出贡献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由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予以表彰。对捐赠人进行公开表彰，应当事先征求捐赠人的意见。 捐赠和受赠
第九条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选择符合其捐赠意愿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进行捐赠。捐赠的财产应当是其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
第十条 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可以依照本法接受捐赠。
本法所称公益性社会团体是指依法成立的，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的基金会、慈善组织等社会团体。
本法所称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是指依法成立的，从事公益事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社会公共体育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等。
第十一条 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或者境外捐赠人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作为受赠人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可以接受捐赠，并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对捐赠财产进行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可以将受赠财产转交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也可以按照捐赠人的意愿分发或者兴办公益事业，但是不得以本机关为受益对象。
第十二条 捐赠人可以与受赠人就捐赠财产的种类、质量、数量和用途等内容订立捐赠协议。捐赠人有权决定捐赠的数量、用途和方式。
捐赠人应当依法履行捐赠协议，按照捐赠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将捐赠财产转移给受赠人。
第十三条 捐赠人捐赠财产兴建公益事业工程项目，应当与受赠人订立捐赠协议，对工程项目的资金、建设、管理和使用作出约定。
捐赠的公益事业工程项目由受赠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项目审批手续，并组织施工或者由受赠人和捐赠人共同组织施工。工程质量应当符合国家质量标准。
捐赠的公益事业工程项目竣工后，受赠单位应当将工程建设、建设资金的使用和工程质量验收情况向捐赠人通报。
第十四条 捐赠人对于捐赠的公益事业工程项目可以留名纪念；捐赠人单独捐赠的工程项目或者主要由捐赠人出资兴建的工程项目，可以由捐赠人提出工程项目的名称，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五条 境外捐赠人捐赠的财产，由受赠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入境手续；捐赠实行许可证管理的物品，由受赠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许可证申领手续，海关凭许可证验放、监管。
华侨向境内捐赠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侨务部门可以协助办理有关入境手续，为捐赠人实施捐赠项目提供帮助。 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
第十六条 受赠人接受捐赠后，应当向捐赠人出具合法、有效的收据，将受赠财产登记造册，妥善保管。
第十七条 公益性社会团体应当将受赠财产用于资助符合其宗旨的活动和事业。对于接受的救助灾害的捐赠财产，应当及时用于救助活动。基金会每年用于资助公益事业的资金数额，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比例。
公益性社会团体应当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积极实现捐赠财产的保值增值。
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应当将受赠财产用于发展本单位的公益事业，不得挪作他用。
对于不易储存、运输和超过实际需要的受赠财产，受赠人可以变卖，所取得的全部收入，应当用于捐赠目的。
第十八条 受赠人与捐赠人订立了捐赠协议的，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用途使用捐赠财产，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用途。如果确需改变用途的，应当征得捐赠人的同意。
第十九条 受赠人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和受赠财产的使用制度，加强对受赠财产的管理。
第二十条 受赠人每年度应当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接受监督。必要时，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对其财务进行审计。
海关对减免关税的捐赠物品依法实施监督和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侨务部门可以参与对华侨向境内捐赠财产使用与管理的监督。
第二十一条 捐赠人有权向受赠人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受赠人应当如实答复。
（相关文章: 裁判文书1篇1次）
第二十二条 受赠人应当公开接受捐赠的情况和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三条 公益性社会团体应当厉行节约，降低管理成本，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从利息等收入中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开支。 优惠措施
第二十四条 公司和其他企业依照本法的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
第二十五条 自然人和个体工商户依照本法的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个人所得税方面的优惠。
第二十六条 境外向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捐赠的用于公益事业的物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减征或者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第二十七条 对于捐赠的工程项目，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支持和优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受赠人未征得捐赠人的许可，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性质、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经征求捐赠人的意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捐赠财产交由与其宗旨相同或者相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管理。
第二十九条 挪用、侵占或者贪污捐赠款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退还所用、所得款物，并处以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前款追回、追缴的捐赠款物，应当用于原捐赠目的和用途。
第三十条 在捐赠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逃汇、骗购外汇的；
（二）偷税、逃税的；
（三）进行走私活动的；
（四）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应缴税额，擅自将减税、免税进口的捐赠物资在境内销售、转让或者移作他用的。
第三十一条 受赠单位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致使捐赠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由所在单位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法自1999年9月1日起施行。

『捌』 民政部门对于涉嫌违法的慈善组织有权采取哪些措施

《慈善法》第93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涉嫌违反本法规定的慈善组织，有权采取下列措施：（一）对慈善组织的住所和慈善 活动发生地进行现场检查；（二)要求慈善组织作出说明，查阅、复制有关 资料;（三）向与慈善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调查与监督管理有关的情 况；（四）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查询慈善组织的金融账户；（五）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对慈善组织的住所或者慈善活动发生地进行现场检查”依据的是 监管部门处理慈善领域违法行为的属地原则。根据属地原则，慈善组织 住所所在地或者慈善活动发生地所在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有权 对涉嫌违法的慈善组织进行现场调查。这里分两种情况：当慈善组织在 登记的住所地违法时，其登记的民政部门有权进行现场调查;当慈善活动 发生在异地时，应当接受发生地所在的民政部门的现场调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有权要求慈善组织就涉嫌违法行为作出 说明，有权针对涉嫌违法行为查阅、复制慈善组织的有关资料。涉嫌违法 的慈善组织有配合说明和提供监管部门索取相关资料的法定义务。

在检查和调查活动中，民政部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有权向与慈善活 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调查与监督管理相关的情况。一般而言，慈善活动 的开展有时是多方联合或合作采取的行动，为了解事实真相，民政部门不 仅要听取涉嫌违法者的辩解，还需要获取更多的证据，因此，向与涉嫌违 法的慈善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便成了监管的必要举措。

对于查询慈善组织金融账户的行为，须经本级人民政府的批准。由 于这一授权涉及金融方面的法律，这种调查行为虽然必要却需谨慎。对 慈善组织金融账户进行查询，是因为慈善活动必然要融资，资金的进出必 然要通过金融账户，从金融账户的记录中能够寻找到相应的违法证据。 因此，查询金融账户是民政部门行使慈善监管职责所必要的手段，但在行 使这种手段时不能由民政部门自己决定，还需要取得本级人民政府的 批准。

除以上四类措施外，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还可以采取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其他措施，即民政部门除《慈善法》明确赋予的监管权力外，其他法律法规赋予的监管权力亦可以同时行使。需要指出的是，现行的行政法 规如《基金会管理条例》也赋予了登记机关与业务管理部门相应的监管 权力，但存在与《慈善法》不一致的地方，将来还需要修订，只有这样才能 让民政部门的监管权力更加清晰。

『玖』 慈善组织的组织形式有哪些

慈善组织可以采取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组织形式。
慈善组织不是与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并列的第四类社会 组织。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是组织形态，而慈善组织是其组 织属性。换句话说，慈善组织必须依托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 而存在。
基金会是慈善组织的基本形态。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依法成立的非营利法人。 基金会在本质上是一种面向社会公众开展慈善活动的非营利性组织，是 一种基本的慈善组织形态。
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 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依法成立、以面向社会公众开展慈善活 动为宗旨的社会团体即慈善组织。我国大量的慈善会在法律地位上属于 社会团体法人，它们从事慈善活动，属于慈善组织。

『拾』 国家有关公益方面的法律

有
我国涉及公益慈善事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范性文件主要有： 《中华人内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容赠法》（以下简称《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 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以下简称《红十字会法》）、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 《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 《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等，而志愿服务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是政策性文件、社团规范性文件，以及各省、市志愿服务地方性规范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