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学历史

㈠ 刑法哲学的前言

经过了将近20年的寂静之后，随着我国第一部刑法的颁行，刑法学在各部门法学中一马当先，首先跨越了历史的断裂层，，顾不得抹去长久的冬眠而残存在心灵上的噩梦，以一双不太适应的眼睛迎接理性的光芒，很快在法苑中立住了脚跟，恢复了大刑法昔日的自信，并睨视着其他尚在草创之中的部门法学，俨然以老大自居。可是突然有一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民法、经济法、国际私法等部门法学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如同旭日东升，被人喻为朝阳学科。相形之下，刑法学黯然失色，似乎刑法学的黄金季节已经过去，于是将刑法学喻为夕阳学科的哀叹问世了。面对着其他部门法学的竞争与挑战，刑法学意欲何为、出路何在？每一个有志于刑法学研究的人都扪心自问，并进行深刻的反思。
从体系到内容突破既存的刑法理论，完成从注释刑法学到理论刑法学的转变，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并非一朝一夕苦思冥想的结果，形成了作为本书之精髓的罪刑关系的基本原理，这一基本原理最初以《罪刑关系论》为题（作者：陈兴良、邱兴隆，该文获中国人民大学1988年科研成果优秀奖），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7年第4期。在该文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即“罪刑关系的基本原理应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法学体系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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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刑法学的发展历程

刑法学作为研究刑法的科学，是随着刑法的产生而出现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内着人容类对犯罪和刑罚的认识不断深入，积累了大量的刑法文化遗产，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刑律十分发达，当时律学主体部分就是研究刑律的学问，也就是现在的刑法学。例如，我国春秋时期就有所谓刑名之学。但是，刑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却是近代才出现的。一般认为，[font]1764[/font]年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论犯罪和刑罚》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刑法学的正式诞生。此后，经费尔巴哈、龙勃罗梭、菲利、李斯特等人的不断努力，先后出现了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包括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创立和发展了刑法理论体系。本书属于规范刑法学，是以我国现行刑法规范为研究对象的。规范刑法学是刑法学的基础，也是刑法入门的基本知识。

㈢ 刑法学的启蒙

陈兴良先生在刑法学界享有盛誉，他有一贯的独立的学术立场，有一个刑法学家必须具备的深邃的眼光。当前，注释法学在我国的刑法学界居于独尊的地位，刑法学理论被简单地归结为刑法教义学，分析法规范者众，探询规范背后的法律思想者寡。针对这一现象，陈先生百忙之余出版了他的又一力作——《刑法的启蒙》（法律出版社 2003年第2版），从而使得我辈有幸从刑法思想史的角度获取了关于刑法理论知识的新鲜空气。综观全局，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结构新颖，纵横有致
全书共分为十章，按历史顺序分别介绍了10位刑法先哲的刑法思想，从第二章开始，每一位思想家的思想都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与突破。就刑法思想发展的历程来说，其脉络清晰自然，没有生硬感。每一章又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大概介绍每一位刑法先哲的主要思想，使我们对该章内容有个总体的印象，紧接着作者又着重介绍了他们关于犯罪与刑法理论的独特见解，最后再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客观的总结，并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这样，在纵向和横向结构上都显得非常紧凑与连贯。
二、 语言简练，力求平实
每一位刑法先哲的思想都是其毕生心血的凝结，要了解以及完全弄懂他们的刑法思想
并不容易。尤其是对广大学生来说，一本好书首先是要能够看明白，只有能够看明白，才有进一步深化理解的可能。目前，学界的许多著作，以翻译著作为甚，其生硬晦涩的程度，令研究该领域的专家学者都感到不知所云。无疑，《刑法的启蒙》在语言的运用方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举书中任一章的标题为例，如第七章“龙勃卢梭：遭遇基因”。我们都知道龙氏将实证的方法引入到犯罪现象的研究中，并因此第一个提出“天生犯罪人”这个概念，而其所要说的正是遗传因子——基因在导致犯罪结果中的作用这样一个道理。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把龙氏思想的精要概括出来，这一方面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严谨的写作态度。
三、 引证精确，着眼原旨
由于该书的主体内容是列位刑法先哲的刑法思想的再现，因此怎样才能力保他们思想的
原旨是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为此，作者引经据典，大量引证与这些思想联系最密切的资料。例如，在第五章“康德：弘扬道义”中，作者引证了十四本书，其中九本为翻译过来的著作,而引用康德原创之作竟然有十四处之多，因此权威性较强，极具参考价值，也可以免去读者查资料之累。从这些可以看出，作者在有关资料的使用方面多么的煞费苦心，从中我们似乎也应有所启发。
四、 功底深厚、凸显品格
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感动，该书虽是作者的随笔之作，但从书中我却能感受到
作者不仅有深厚的学术功底，而且其学术品格亦非常高尚。
先从作者的学术功底说起，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提到“没有深厚的文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这始终是我的一种信念”，没有真正用心去读完这本书的人，以为作者在说客套话。还是从著作的本身去看这个话题，该书是对刑法思想史上10位著名刑法学家的刑法思想的阐释，可以归为刑法思想史的范畴。自古至今，在刑法学领域内建树者浩繁。但显然，作者并不是随便罗列了10位刑法学家的思想来进行评述的：从刑事古典学派，到刑事人类学派，再到刑事社会学派；从贝卡尼亚的“罪行法定”，到龙勃卢梭的“天生犯罪人论”，再到李斯特的“关切目的”。作者在清晰地勾勒了刑法学的发展足迹的同时也印证了刑法学发展的艰辛历程。这样的选材，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使得读者在看该书的同时也从整体上把握了刑法思想发展的历史，对于读者刑法学的学习是非常有益的。该书还可以凸现作者的学术品格，目前法学界的风气是书越写越厚，读的人却越来越少。而作者的这本书虽然只有区区20万字，但内容却十分丰富，读了令人回味，绝不是用以“取功名”的资本。此外，作者在这本书中坚持了自己独特的建构罪与刑为中心的刑法理论体系，其学术立场的坚定着实令人钦佩。
然而,一本好书并非指其完美无缺。对于书中刑法先哲们的刑法思想，作者只是进行了简单的价值定位，书中并没有体现出作者太多的个人思想，对于受启蒙者来说，整本书犹如是资料的一种简单堆砌。另外，后一位的刑法学家的思想总是建立在对前人思想理性思辩的基础之上，这就在方法论上给我们提供了启示，但何为理性，书中涉及该词的地方很多，作者并没有给出详细的阐释，这也许是作者的疏漏。然就我个人看来，《刑法的启蒙》仍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㈣ 刑法学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什么和什么的科学

刑法学是研究犯罪和刑罚、刑事责任及其罪刑关系的科学。
这都不是法律概念，是理论概念，就是法学理论。
法学理论，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对其法律规定内容所做的理论简述。
如；法律规定，第二百三十六条【强奸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以上，1，罪名--强奸罪；
2，罪状---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
3，刑罚---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学----刑法理论（法学理论，简称法理）。强奸罪，又叫强制性交，是一种违背被害人的意愿，使用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强行与被害人进行性交的强制性行为。
不难看出，第一它要依照法律规定，不能税离法律规定，胡说八道，第二对刑法规定做出的理论简述。
法律、法学属于社会科学，科学部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而非中国科学院，所以，法学有教授、研究员、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没有院士。
社会科学专业涉及的知识要大于、多于专业科学（中国科学院），如；法学要涉及医学专业--法医学、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历史---中国法制史。。。。。

㈤ 刑法学和刑法有什么区别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极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其阶级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应当负刑事责任，给予犯罪人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刑法有广义刑法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指一切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以及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条款。狭义刑法是指刑法典。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刑法学以世界各国刑法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犯罪和刑罚、刑事责任及其罪刑关系的科学。它属于部门法学的范畴，是部门法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
作为研究刑法的科学，是随着刑法的产生而出现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对犯罪和刑罚的认识不断深入，积累了大量的刑法文化遗产，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刑律十分发达，当时律学主体部分就是研究刑律的学问，也就是现在的刑法学。例如，中国春秋时期就有所谓“刑名之学”。
但是，刑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却是近代才出现的。一般认为，1764年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论犯罪和刑罚》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刑法学的正式诞生。此后，经费尔巴哈、龙勃罗梭、菲利、李斯特等人的不断努力，先后出现了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包括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创立和发展了刑法理论体系。

㈥ 我国古代是否具有刑法学

中国古代春秋时期就有了。百家争鸣时期的法家。

㈦ 国际刑法的历史发展

一、国际刑法的历史发展

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为维护人类和平、安全与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虽然这些努力远没有达到人类所期望的结果，但毕竟在维护和平的进程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常设国际法院（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国际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ourt Justice）等国际性特殊机构，以及一些区域性机构，如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和欧盟（European Union）等机构的建立。特别是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洗劫之后，国际社会惩治国际犯罪的意识更为浓烈，国际刑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国际法委员会在起草编纂国际刑法典草案的同时，国际社会及时组织审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种危害人类的犯罪行为，并且形成了一些具有示范效应的国际刑法基本原则，如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国家之间刑事司法合作与协助条约及协议原则等，这些原则至今仍有其现实作用。由此观之，国际刑法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国际刑事实体法和国际刑事程序法的演进史，或者是国际刑事法典编纂和国际刑事审判发展的演进史。这一历史进程总体上沿着一条从高潮到低谷再到高潮的曲线发展，在总体发展趋势下分析，国际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两者的发展又非同步进行。

（一）国际刑法发展的肇端（1919年以前）

从实体上考察，国际社会对国际犯罪的认识肇始于17世纪习惯国际法对海盗罪（Piracy）的认识，“海盗一直被认为是逐出法外之人，一种‘违反人类的罪行者’。按照国际法，海盗行为使海盗丧失了其本国的保护，因而丧失其国家属性；而且他的船舶，或者飞机，虽然过去可能具有悬挂某一国家旗帜的权利，也丧失了这种权利。国际法上的海盗行为是一种‘国际罪行’；海盗被认为是一切国家的敌人，他可以被‘落入其管辖权的任何国家’加以法办”。2自1841年至1982年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可适用于海盗罪的国际性法律文件，虽然当时海盗罪行少有发生，但1937年9月14日的《尼翁协议》（Nyon Arrangement）认为“海盗”是一种“恐怖主义”的行为，并将该罪行列入国际犯罪种类之内，使之成为国际社会最早认同的典型的国际犯罪。因此，在以后界定国际犯罪种类时常以海盗罪作为蓝本，即考察犯罪行为是否具有严重性和国际谴责性。3此后，贩卖奴隶行为4和战争行为5应受国际谴责的特征逐渐显露出来，因而成为国际社会谴责的对象。这些罪行不仅危及国家利益，而且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宁，然而，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尚未考虑从事国际罪行法典的编纂工作。

从程序上考察，国际社会对国际刑法的认识可以追溯到1474年，当时27名圣罗马帝国法官审理了皮特。冯。哈根巴士（Peter Von Hagenbush）允许其军队实施强奸、杀害和掠夺无辜平民财产的行为，并因这种行为侵犯了“上帝和人道法”（Laws of God and Man）而认定其有罪。6这次审判尝试被国际社会视为国际刑事审判的序幕。然而，由于当时国际刑事审判机构以及其他国际性审判或司法机构均未诞生，所以这项审判属于在“非正式”场所中进行的审判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Carnegie Endowment建立了一个唯一具有国际特色的非政府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调查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和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针对平民和战犯实施的那些应受指控的暴行。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开始时，为了向西方国家提供一个“受影响地区正在发生事件的清晰的、可靠的画面”，该委员会调查了冲突的整个过程及个人行为。巴尔干委员会组织了几个事实调查团，在事后根据他们发现的事实作出了实质性的报告，并于1914年7月递交了这些报告，同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该报告的作用便成为历史的缩影。7

因此，从形式上看，国际社会对国际刑事程序法的认识似乎早于实体法。尽管实体意义上的国际刑法或程序意义上的国际刑法都没有进入规范化的过程，即既没有进行国际罪行实体法的编纂，也没有从事正规的国际性刑事审判，但这一时期国际刑法的雏形已露端倪，特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际刑法完全呈现出一种独立发展的态势，并且努力试图形成一种集中立法和审判机构的模式。这种发展态势显示了基于国家调查和执行的多边法律文件或机构的增长，与国际领域犯罪作斗争的政治必要性相比，法律在这一领域的独立发展已经有力地说明一般国际刑法的发展。8多边公约的增长赋予国际刑法广泛的内涵，使国际刑法摆脱了仅适用于危害人类罪方面典型案件的局限性。一些新的国际公约已经涉及非普通的国际犯罪、长期存在的焦点问题、引渡制度等，特别是那些真正具有高度国际政治寓意的国际犯罪。

（二）国际刑法发展的第一次高峰（1919—1955）

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的同时，也推动了国际刑法的发展，这一期间是国际刑法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国际刑法进入发展高潮的直接诱导因素。此时，国际刑法在实体和程序上的发展并驾齐驱。从实体上讲，人类社会认识到战争罪行和反人道主义罪行的严重危害结果，进一步明确战争罪和违反人道主义罪属于严重的国际犯罪；从程序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等战胜国经过多方妥协最终达成《凡尔塞条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战争发起者责任与刑罚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895名应受指控的战争罪犯名单，并希望通过协约国军事法庭进行一次较为正式的国际刑事审判，即根据1907年《海牙公约》序言中马顿斯条款的规定，起诉1915年在土耳其境内实施大规模屠杀亚美尼亚人的土耳其官员以及其他实施“违反人道主义罪行”的个人。9 尽管由于当时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使协约国的审判活动没有成为现实，特别是莱比锡的审判。10因此，有学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家们的目光短浅和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倾向，已经使国际刑法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11但这一时期国际社会所作的努力已经表明国际社会惩治严重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犯罪的强烈愿望，从而使国际刑法呈现急速发展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国际刑法的发展达到第一个颠峰，同时也为国际刑法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石。这一时期，实体法上除了强调战争罪、反人道罪、危害人类罪及侵略罪等严重国际犯罪以外，还肯定了灭绝种族罪等其他国际犯罪。从程序上讲，纽伦堡审判12和东京审判13不仅在社会意识上获得了成功，而且满足了民众企盼和平与惩治战犯的渴望。纽伦堡法庭宪章及其审判活动，以革新的方法创制了解决武装冲突的法律，创设了新的国际法原则-纽伦堡原则（其中包括著名的个人责任原则）。14尽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确立的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属于事后的立法行为（ex post facto legislation），没有依据当时国际社会广泛崇尚的罪刑法定原则（nullum crimen sine lege， nulla poena sine lege）。15 但是纽伦堡审判的合法性却毋庸质疑。因为在纽伦堡审判之前，国际社会已于1928年订立了旨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或称《巴黎条约》）。在签署条约的63个国家中包括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些国家作为缔约国对条约的内容及宗旨显然有明确的认识。虽然《凯洛格—白里安条约》中没有刑事罚则的规定，但纽伦堡审判恰好弥补了该公约的这一缺陷，这也正是纽伦堡审判发展国际法的功绩所在。虽然东京审判略晚于纽伦堡审判，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传统国际法基础上审判那些违反战争法规或习惯的普通战争犯罪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相同，而且还确立了破坏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审判实例，然而，这些原则的确立是对纽伦堡原则的扩展，特别是有关“共同阴谋”进行侵略的理论，东京审判较纽伦堡审判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不仅把国际刑法的发展推向高峰，其深远意义还表现在另外两个方面：一是促使联合国将注意力转移到建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问题。1948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要求国际法委员会（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16研究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价值性和可行性，联合国大会在审查了该委员会的报告后得出结论，建立这样一个法院既值得又可行，并决定由联合国17个成员国组成一个国际刑事司法协会，筹备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具体事宜，该协会于1951年提交了一份规约草案，1953年委员会第二次修订这一草案。1953年规约草案规定建立一个常设法院，法院将对任何“自然人”（natural persons）包括国家元首和其他政府机构人员所犯“国际法公认”的罪行具有管辖权（这些罪行通常认为是在《惩治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行法典草案》（以下简称《法典草案》）中规定的具体犯罪）。17法院将根据罪行发生地国家以及罪犯的国籍国根据“公约、特殊协定或根据单方声明”授予法庭的管辖权来行使属人管辖。二是促进有关国际罪行法典的编纂工作。有学者指出，历史上编纂罪行法典的设想总是与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设想相伴而行，但是在两个设想之间却没有必要的联系。假如国际刑事法院没能建立，那么国际刑法典没有法院的建立便无处施行。通过国家之间合作或依赖地方诉讼的“间接执行”，很难化解公众对严重违法行为的愤慨。18

我们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段较短的期间之所以被誉为国际刑法发展的一次高峰，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国际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发展相辅相成。国际社会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国际刑事审判的希冀，步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刑事审判实际操作，进而转入呼吁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这种思维变迁业已表明国际刑法在程序上的行进步伐，在此期间进行的国际刑法典编纂工作同样说明国际刑事审判对实体刑法的迫切需求。自1924年以来，国际刑法学协会一直致力于筹建国际刑事法院和编纂国际罪行法典工作，直至纽伦堡审判时，方始加快实现这种愿望的进程。1946年第一届联合国大会期间，确认了“纽伦堡宪章和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所承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191947年联合国大会指令国际法编纂委员会（即国际法委员会的前身）20制定一部总的关于违反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法典。21决议授权进行工作的内容包括：（1）制定纽伦堡法庭宪章和法庭判决中所承认的国际法的一些原则；（2）起草一部关于违反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法典，明确指出与第（1）部分提及的内容相一致的地方。22 两年后，国际法委员会遵照决议的精神开始制定“纽伦堡法庭宪章中的基本原则”，并起草“违反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法典草案。”23 委员会下设一个附属委员会，任命一名专门的报告起草人，起草违反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法典草案。24 1954年草拟的法典草案虽然仅有5个条款，列举了13种独立的国际罪行，但是国际罪行法典草案的积极编纂和国际刑事审判的成功进行共同构筑了这一时期国际刑法的繁荣景象。

（三）国际刑法发展的低谷（1955—1992）

如果说是国际性历史事件推动了国际刑法的发展，那么自国际社会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战犯之后，国际社会似乎度过了一段虚假平和时期。然而，由于这一时期没有所谓巨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所以国际刑法的发展亦随之处于低迷阶段。

在此期间，国际社会基本上没有进行任何国际性的刑事审判，国际法委员会仍在继续从事一些有关国际罪行法典的编纂工作。正如国际法委员会在1984年的报告中所说，“委员会编纂国际刑法试图遵循的程序是：详审认为构成国际犯罪的违反国际制度（公约、宣言、决议等等）的行为，选择其中一些最为严重的行为，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国际犯罪都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危害。”25而且国际法委员会还在1988年《法典草案》中，将“offence”易为“crime”，26目的在于增强对犯罪行为严重程度的认识；由于侵略罪的定义迟迟没有定论，乃至影响了整个法典的编纂进程。

这几十年中，尽管国际社会在编纂国际法和创建国际法院方面的兴趣较低，但有关国际犯罪种类的界定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逐渐从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等极其严重的国际犯罪转向一些新型的犯罪，诸如侵略罪、种族灭绝罪、种族隔离罪、国际恐怖主义罪行以及非法贩运毒品罪等。1990年，国际社会已经着手处理出现的两类新型的国际犯罪，即环境犯罪27和盗窃核武器和核材料罪。28 这一时期，联合国仍在认真努力编纂国际罪行法典，并积极筹划国际刑事法院建立进程，尽管“冷战”阻碍了这一进程的推行，但自1990年以来国际刑法的发展已逐渐走出低谷。

（四）国际刑法发展的第二次高峰（1992—1998）

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了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国际性武装冲突，1994年卢旺达境内的武装冲突中也出现了灭绝种族罪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再次推动国际刑法朝着一个新的峰值迈进。这一时期国际刑法发展的显著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其一，国际刑事特设法庭的建立。1992年10月6日安理会正式通过第780号决议建立前南斯拉夫调查战争罪行专家委员会，这个专家委员会负责对前南斯拉夫冲突中的“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和其他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的调查和取证工作。291993年2月22日，继专家委员会递交第一份临时报告后，30安理会第808号决议明确规定，“设立一个国际法庭来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的人。”1993年5月25日前南国际刑事法庭（ICTFY，以下简称前南法庭）在海牙正式成立。继前南法庭建立之后，1994年7月安理会通过第935号决议，旨在调查卢旺达内战期间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并建立了卢旺达调查违反国际人道法专家委员会，其中包括调查可能实施种族灭绝行为的专家委员会。同时安理会第995号决议批准了卢旺达法庭规约和审判机制。

我们认为，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的建立及运作是国际刑法在程序方面的重大发展，这两个法庭的建立从本质上巩固和发展了纽伦堡、东京审判中确立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这些进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法律渊源上的进展。两个法庭都是联合国安理会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并根据安理会决议设立的国际特设法庭，因而两个法庭对及时有效地解决当时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严重违反人道主义法行为发挥了积极的功效。31二是拓展了国际法原则。两个法庭在纽伦堡法庭和远东法庭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将只由冲突一方承担刑事责任的理论扩展为不受限制，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无论其为冲突任何一方均应承担刑事责任。三是进一步糅合国际法和刑法的基本理论。在诉讼活动中，两个法庭合理使用的一些原则沿展了国际刑法基本原则的内涵，诸如并行管辖权的行使问题、32一罪不二审原则的明确适用、33强调司法独立的原则、34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权利保障和国际司法协助等。

其二，罪行法典草案的编纂与草案的通过。经过国际法委员会、国际刑法学协会等国际性机构积极努力，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国际罪行法典草案的编纂和颁行工作顺利完成。1991年《法典草案》的文本正式形成，联合国综合各方提出的意见不断对草案进行分析修订，并于1996年正式通过了《法典草案》。该《法典草案》是历史上确定国际犯罪种类最多的一次，共包含了26种国际性犯罪。35这部法典的制作摆脱了原有国际公约不含刑罚特征的弊端，吸收了现代国际公约及国际刑法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有关刑罚适用的规定和特点，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确立的个人刑事责任原则，以及应受到国际刑事审判的国际犯罪等。同时，该法典还充分展示了国际犯罪行为的固有特征：（1）构成国际罪行禁止性行为的明确规定，或依照国际法构成的国际犯罪；（2）通过确立禁止、预防、起诉和惩罚及类似的义务，来间接认可行为的刑罚性；（3）禁止性行为的犯罪化；（4）起诉的义务；（5）惩罚实施禁止性行为的义务；（6）引渡的义务；（7）在起诉、惩罚（包括刑事诉讼程序的司法协助）方面的合作义务；（8）刑事管辖根据的建立（刑事管辖的理论或刑事管辖的优先）；（9）国际刑事法院或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10）取消上级命令的辩护理由。36《法典草案》的编纂与通过不仅满足了国际刑事审判活动的法治需求，而且还为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提供了属物管辖的选择空间。

其三，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诞生。1992年11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国际法委员会开始根据1992年国际法委员会组成的工作组的建议，起草国际刑事法院规约。1994年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出台，国际社会于是加快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进程，1995年联合国成立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1996年10月28日筹备委员会向联合国第51届大会递交了报告，请求扩大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并决定于1998年完成统一的公约文本、规约和附加议定书。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世界外交官大会上《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被正式通过。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诞生是国际刑法发展的里程碑。这一方面是国际社会各学术机构和国际法委员会积极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在世界各国渴望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共同期待下，克服各种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别，求大同存小异的结果。从规约制定的过程及其内容上看，国际法委员会希望尽可能地体现不同的法律文化和价值观念。作为创立国际刑事法院依据的主要法律文件，规约确立了严格的诉讼机制和行政机制，其细微之处囊括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各个环节。这不仅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有效运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是国际法在实体和程序上有效结合的典范。

罪行法典草案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诞生足以表明这一时期国际刑法发展的丰硕成果。那么，此后国际刑法将如何发展，是平稳直线发展，抑或有所振荡，则取决于国际关系格局以及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

㈧ 中国著名刑法学家有哪些

我国比较有名的刑法学家，根据院派来统计，可参考如下，但是不代表历史观点：

刑法肯定是清华最好，张明楷、周光权、黎宏、劳东燕这个团队，不但学术水平高，而且，在观点、理念和体系也领先人大和北师大法学院太多了。

改革派：大陆法学派（德日）：张明楷（清华）、周光权（清华）、黎宏（清华）、陈兴良（北大）

保守派：传统学派（苏俄）：高铭暄（人大）、马克昌（武大）、赵秉志（北师大）

㈨ 中国刑法的体系

建立中国自己的刑法理论体系是当前我国刑法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表明，建立中国自己的刑法理论本系，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建国初期，我国还没有自己的刑法理论体系，当时不得不从学习苏联开始。五千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我国自己的刑法学教科书。这些教科书所建立的刑法理论体系虽然在某些问题上反映了我国刑法实践的特点，但从总的方面看，无论是基本内容还是体系结构，都非常明显地打着苏联刑法理论体系的烙印，即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反映了社会主义刑法的本质；但另一方面又把犯罪构成提到不适当的高度，并似此为中心建立；刑法理论的体系。后一种做法存在许多缺陷。因为，研究犯罪构成本来是为了解决构成犯罪的标准问题，但是犯罪构成本身并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即使一个行为完全符合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也不能就此确定该行为构成犯罪，要确定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还必须借助对危害程度和罪过程度的判断以及对应否受刑罚处罚的认定，如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正当防卫的，紧急避险的行为。相反，一个行为不完全具备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也不能确定该行为就不构成犯罪，如犯罪的预备等。并且，以犯罪构成为中心建立刑法理论体系，无法说明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罪过程度与刑罚轻重的关系，不能指导刑罚的适用。因此，随着刑法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同志都提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刑法理论体系的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为我国刑法理论的研究带来了光辉灿烂的春天，广大刑法理论工作者积极探索我们自己的刑法理论体系，并且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尽管如此，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了系统地反映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包括全国高等院校统编法学教材《刑法学》在内，我们的刑法理论体系还是以苏联40—50年代的犯罪构成理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在一些基本原理上没有突破苏联刑法理论的框框。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李光灿同志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论》（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刑法论》）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其主要表现是：
1．充分反映了我国刑法在体系上的独创性。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刑事法制建设经验教训，批判地借鉴我国古代和外国的刑事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孕育而诞生的，在体系上具有独创性。例如，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刑法的指导思想和制定根据，这是其他国家的刑法所没有的。我国刑法在明确规定犯罪概念的同时，又明确规定了不负刑事责任的一些情况，还明确规定了“死缓”制度和减刑制度。这些在刑罚体系上都是独树一帜的。在刑法分则体系上，我国刑法根据公民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相一致的原则，按照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对犯罪进行分类，也具有独到之处。我国刑法体系上的这些创新，在《刑法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并在许多问题上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系统深刻的发挥。例如，在“犯罪”一章中用二万多字展开论述刑法中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况；在“刑罚”一章中，对“死缓”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死缓”制度存废的争论、现行刑法关于“死缓”的规定等作了详尽的论述。
2．认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实践。《刑法论》在自己所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注意总结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实践，研究社会现实中各种犯罪的特点及其活动规律，探讨同犯罪作斗争的有效途径。
《刑法论》在论述犯罪的本质和社会根源时，除了概括论述剥削阶级社会犯罪的本质和根源外，着重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犯罪现象存在的原因和条件，从罪犯本身的特点、犯罪分子的社会联系到犯罪现象生存和持续的时间性等方面，深入研究了当前犯罪规律的特殊性，论证了对犯罪进行综合治理的方针。
在关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的概述中，《刑法论》除了论述该类犯罪的概念、特征和构成外，还着重论证了同该类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意义，研究了该类犯罪的规律及其在当前形势下的特点，指出了同该类犯罪作斗争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在研究故意杀人罪时，《刑法论》除了论述故意杀人罪的概念、特征和处罚之外，还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研究，论述了杀人罪的历史根源，分别介绍了“文革”以前、“文革”期间以及当前故意杀人罪的基本情况，分析了这三个不同时期故意杀人罪的类别、原因和特点，提出了对故意杀人案件定罪量刑应当注意的问题。
所有这些，都使刑法理论研究紧密地与我国刑法实践相结合，使它的研究成果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能够直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服务。
3．放弃了以犯罪构成为中心建立刑法理论体系的传统。《刑法论》虽然也坚持了犯罪构成理论但并没有把它提到不适当的程度，没有以此为中心建立我国的刑法理论体系。其最明显的突破表现在犯罪论的体系和分则各章的论述之中。
1952年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律科学研究所集体编著的《苏维埃刑法总则》[1]中的“犯罪论”体系是：第一章，犯罪的概念；第二章，犯罪构成；第三章，犯罪客体；第四章，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第五章，犯罪主体；第六章，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第七章，免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情况；第八章，故意罪的发展阶段；第九章，共同犯罪。
1982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我国高等学校法学统编教材《刑法学》中的“犯罪论”[2]体系是：第六章，犯罪概念，第七章，犯罪现象及其原因，第八章，犯罪构成，第九章，犯罪客体；第十章，犯罪客观方面，第十一章，犯罪主体；第十二章，犯罪主观方面；第十三章，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第十四章，故意犯罪的阶段；第十五章，共同犯罪。[3]
而《刑法论》第二章所建立的“犯罪论”体系是：第一节，犯罪的阶级性质和根源；第二节，犯罪和刑事责任；第三节，犯罪中的因果关系；第四节，刑事责任年龄；第五节，故意犯罪；第六节，过失犯罪；第七节，刑法中一些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况；第八节，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第九节，共同犯罪。
从上述比较清楚地看出，《刑法论》与《苏维埃刑法总则》在“犯罪论”体系上几乎一致，与《刑法论》与《苏维埃刑法总则》在“犯罪论”体系上则完全不同。那么，这种不同有何优点呢？
我们认为，《刑法论》把犯罪构成置于犯罪概念之中，有助于用犯罪概念所揭示的犯罪木质特征统辖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不再使人感到犯罪构成可以独立于犯罪木质特征之外而存在。把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作为犯罪的两大类型重点进行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在主客观方面的不同特点和各自的发展规律，从而克服过去把它们放在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进行研究所造成的人为局限，使刑法理论研究更能符合犯罪的客观实在。把刑法总则中规定的各种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况放在一起专门进行研究，能够在区分罪与非罪的问题上给人以系统的认识，从而避免了传统的犯罪论体系在这个问题上所造成的零碎现象。此外，《刑法论》在分则部分对各类犯罪的研究中，也不是以犯罪构成为中心，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有关问题的论述与我国关于该类犯罪的立法，把该类犯罪的法律特征与历史演变结合起来论述，从而使读者能够深刻把握各类犯罪的本质，获得对各该类犯罪的木质和构成要件的一致认识。
《刑法论》在体系上的这些创新，使我们感到，这是一部我国自己的刑法学。当然，《开J法论》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方面，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在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方面，还有探讨的余地，在许多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上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是，它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是值得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
在《刑法论》的启迪下，我们对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产生了一些初步的想法。借此机会，我们不揣冒昧地把它奉献给读者，祈望得到刑法学界同仁们的指教。
我们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是指充分反映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刑法意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刑事法制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点，能够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刑法的基本要求的理论体系，它应当是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刑法思想与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经验相结合、把刑法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新的刑法意识相融合的理论体系。因此，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除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刑法思想为指导，保持我国刑法理论的社会主义方向之外，还应当着眼于以下几点：
1．在刑法理论研究中反映我国刑法制定、施行的时代特点，为实现刑法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在结束了长期存在的“左”的指导方针，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条件下，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之的。它的基本任务是运用刑罚同一切反革命罪和其他刑事犯罪作斗争下，维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所必需的这些环境。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日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加强和健全，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下蓬勃发展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涉及我国在

㈩ 刑法学是什么

1.刑法学是以刑法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学问,其中包括刑法哲学、刑法比较回学、刑法史学等。答通常所说的刑法学是指刑法解释学。刑法是一部法典,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统治阶...
2.刑法学是理论法学,刑法是实体法。
3.刑法学理论研究范围是大于刑法的,刑法是刑事司法实践工作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