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地方立法权的滥用

㈠ 具有地方立法权的机关在地方机关国家中具有怎样的地位

你好，这样的机关在国家当中巨大的地位是特别重要的，就比如说推动国家社会的正常发展，维护社会和平。

㈡ 立法法关于地方立法权的禁止性规定有哪些

“立法法确立了我国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在近日举办的中国法学会立法学年会上，天津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高绍林表示，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集中行使立法权的前提下，为使法律制度既能统一，又能适应各地方千差万别的不同情况，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各地方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应进一步加强地方立法。
地方立法是构成国家整个立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地方立法目前由一般地方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和经济特区立法构成。
从我国地方立法权限划分的历史变化情况看，经历了从立法权分散，到集中立法，再到适当分权的过程。二十多年的地方立法实践充分证明了在立法权上保证国家统一行使的前提下，给地方以适当分权的必要性。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地方立法空间不可避免地受到挤压，地方立法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地方立法权限问题。”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行政法规处处长何晓明坦言，在立法法修改时，进一步明确地方立法权限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何晓明指出，地方立法权限问题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国家立法对地方立法权限有所收紧，特别明显的表现是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这三部行政法对地方立法权的限制；第二个层面是地方立法主体之间的权限划分问题，包括地方人大与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划分，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的权限划分，省级人大与较大市人大的立法权限划分等。

㈢ 罪刑法定原则如何约束立法权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与立法权没有本质上的联系。确切的说，是因为立法权的变革而导致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现，可以从三权分立的角度去考虑。

㈣ 如何推进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行使的思考

一、行使地方立法权应坚持的原则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总书记指出：“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设区的市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行使地方立法权，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更是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必须坚持的原则。坚持党的领导，是对过去建设法治中国成功经验的全面总结，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已经载入宪法，立法工作更必须遵循。

2.必须坚持科学立法。
科学的根本在于尊重客观规律，立法的基础在于对实际情况的正确把握。设区的市要把调查研究放在第一位，对经济社会发展、法治环境、公民法律意识、普法状况有一个精准把握，打牢立法基础。要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在立法体制、工作程序、制度设计上，都要突出实事求是，以用为本，讲求实效。立法的科学性核心是两点，一个是能操作、好执行，另外一个就是有效果。

3.必须坚持民主立法。
立法民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包括立法机关的成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立法程序民主、公开性，立法监督民主等。在立法决策、立法活动中，最重要的是始终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把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真正突显出来，使我们的立法真正成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良法。另外，坚持民主立法，通过让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参与，既能征求到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也能直接收集群众的建议意见，最大程度地提高立法质量。

4.必须坚持依法立法。
行使地方立法权的重要前提是依法来立法，这是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依法立法首先要依宪立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所有法律法规制定的基础和依据，行使地方立法权必须以宪法为基础和依据，符合宪法的总要求、总方向，不能超越和突破宪法的原则、精神，特别是具体的规定，要做到内容符合宪法规定、程序符合宪法要求。行使地方立法权还要符合上位法的要求，法律创立的依据是什么精神、原则、标准，有哪些规矩、程序、要求，创立的法律是否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是否损害社会的利益?行使地方立法权还要符合省级地方法的规定。因此，设区的市要立法，其立法的精神和原则要有法律依据，其立法权限范围有法律依据，其立法程序规范要有法律依据，立法的合法性要由省级人大进行审查。

二、行使地方立法权应做的准备

1.要做好思想上的准备。作为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不能坐等国家立法法的修改，要超前谋划，积极与上级人大联系，主动去谋划立法工作。要组织对本地区法规性文件、政策的清理，对经济发展、民生等中心工作进行调研，对群众关注关心的问题进行调查，为下一步立法工作做好准备。

2. 要做好人才上的准备。立法的专业性比较强，对人才的要求更高一些。据了解，多数设区市的人大在立法方面人才储备严重不足。国以才立，业以才兴。缺少立法工作知识方面的人才，这是目前设区市人大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建议近期可以从政法部门吸收高素质人才充实到立法工作者队伍中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邀请法律研究人员、律师参与立法。加强对立法者的培训，全面提升法律素养，提高参与立法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3.要做好制度上的准备。立法是一件非常严肃和庄重的工作，需要建立科学、严密的工作制度，重点是立法程序中的审议环节。一是明确人大常委会会议安排审议法规草案的时间，原则上不能少于

4 小时，太短的时间很难讨论出结果。二是将法规草案内容提前一定时间发给与会人员，方便这些人提前介入，或调研、或函询、或征求群众意见，保证审议质量。三是充分发挥好统一审议制度。立法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地方性法规草案由负责统一审议的机构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草案修改稿。”因此要明确统一审议的方式、内容，统一审议必须以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形式进行，并建立表决制度。

4. 要做好公开民主的准备。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但是如何具体体现，则没有法定的程序。人民利益和人民意志，无不要求地方立法体现民意，维护群众利益。这就要求在行使地方立法权时，必须增强立法的公开性。在确立立法计划、立法项目时，应首先考虑征求意见环节，包括相关的行政机关、服务对象和基层群众。法律法规在整个起草过程中，要注重倾听基层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意见，使他们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草案定稿后要及时公开，听取社会的意见和建议。

5.要做好监督的准备。地方立法权的实质，从一定角度上看，也是一种利益或资源的再调整，这里涉及部门利益、群众利益，必须慎之又慎。作为公权力的一种，地方立法权必须受到限制，特别是要有必要并及时的监督，防止权力被滥用。建议省一级人大在批准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时，应当优先考虑把遵守立法程序、办理程序作为审查批准的硬性条件、刚性约束。

综上，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要自觉适应形势任务的新变化，积极适应新常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实践中增强地方立法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为城市的长久繁荣、快速发展架设起法治的快车道。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㈤ 地方行政立法必通过过国务院的批准吗

是的。通过审核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
国务院有权对其不当之处进行变更，撤销

㈥ 如何落实和完善地方立法权

为了避免地方立法权的滥用，有效的监督机制不可或缺。对地方立法权的监督主要分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两种形式，事前监督是地方性立法生效的前置程序，如《立法法》要求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方可施行；事后监督是对已经施行的地方性立法进行合宪性、合法性审查，并对其中违宪、违法的地方立法予以撤销。《立法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审查、研究中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研究意见；也可以由法律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同时还明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经审查、研究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应当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予以撤销的议案、建议，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尽管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对立法监督都有明确规定，但该制度设计在实践中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随着地方立法权主体的扩容，违背上位法的地方立法必然会有所增多，如果对地方立法权的审查、撤销制度依旧不能正常运转，其后果可想而知。因此，要避免地方立法权在主体扩容后不至于遭到滥用，江苏须加强地方立法权审查和撤销制度落实。

㈦ 设区市 地方立法权 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准备

在全面进入地方立法时代之际，设区市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做好准备。

一、读懂立法初衷。立法权突然降临地方，尚未被地方所充分了解，不少人认为地方立法将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这种理解，误读了地方立法的初衷。地方立法是限制和规范地方政府的权力，让地方政府在上位法缺位的情况下，在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的框架内行使权力，杜绝地方政府印发红头文件自设行政权力的违法现象，从而使地方政府更加规矩。所有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地方政府决策层都要读懂这一地方立法的初衷，从一开始就杜绝利用地方立法谋求政府扩权部门争利的念想，让地方立法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摸清立法需求。根据修正后的《立法法》，设区市立法仅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这些事项如果有上位法规范，就依上位法，如果没有上位法规范，就应进行地方立法。因此，有必要对这些事项进行梳理，找出需要规范而又没有上位法的情形，制定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逐步填补立法空白。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情况，但大气污染、交通拥堵、泊位紧张已经构成困扰许多地方普遍而突出的问题。地方立法应该在不重复上位法的前提下，优先考虑解决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凸显地方立法对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的推动促进作用。

三、区分立法主体。地方立法的主体包括设区市的人大、人大常委会和政府，这三个立法主体的立法职能是不一样的，在区分这三类立法主体的职能时，应明确一点，即对立法起主导作用的是人大，以真正体现权力来自于人民。因此，原则上，能由人大立法的，就不由人大常委会或者政府立法。只有一些次要性的事项才可由人大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只有来不及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紧急情况下，才能制定地方政府规章，施行两年后要么制定地方性法规，要么废止。地方立法，是一件非常严肃和严谨的事情，应尽量减少政府立法，以避免政府既当制定者又当执行者；还应尽量减少人大常委会立法，以避免几个人凑在一起一举手就通过的粗糙立法。

四、设置立法机构。地方立法是设区市新增的一项重大事项，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承担。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应由人大常委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承担。目前，设区市人大常委会类似内司委的专门委员会主要从事公检法三家的协调工作，与司法工作有关，如果再负责立法工作，则容易发生冲突。因此，设区市人大常委会应增设新的专门委员会专司立法职责。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立法过程中，应避免涉及事项的政府部门参与，以防止掺杂部门保护主义。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应由政府法制部门承担，而不应交由涉及事项的政府部门去承担，以避免产生部门利益法制化的问题。

五、生成立法能力。立法能力关乎立法质量，而设区市的立法能力，有一个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我们要尽量使这一过程更短暂更坚实。一方面，要聚集一批法律、语言文字、环保、城建、城管等方面的技术专家，其中环保、城建、城管方面的技术专家最好是环保部门、城建部门、城管部门之外的独立学者，可以将他们吸收进立法机构，也可以将他们安排为立法顾问，组成一个独立于政府部门的立法团队，依靠这个团队提高立法技术，做到科学立法。另一方面，要建立一定的机制，确保社会公众广泛深入地参与地方立法，让社会公众在地方立法过程中有渠道、有机会表达意见，使地方立法充分体现民意，做到民主立法。地方立法工作是全面赋权、稳步推进，而不是一下子全部放开。由此可见，立法质量高是才获得更多的立法机会的关键。

㈧ 赋予地方立法权，有什么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
今年8月25日，旨在规范国家立法活动的重要法律——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该法是自2000年颁布施行14年来的首次修改，拟将过去49个较大的市才享有的地方立法权扩大至全部282个设区的市，这些设区的市可就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
在法学界看来，放开地方立法权早就具备了现实可行性。一些发达地区，人口都在百万以上规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普遍较高，法制机构建设普遍较好，加之立法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地方立法体系，对地方立法权限、程序等都做出了十分明确的规定。与此同时，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制度也在不断完善，放开地方立法权的条件已经较成熟。

㈨ 有哪些地方立法权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

首先，地方立法权扩容谨防“法盲立法”。当前大多数设区的市，不论是组织机构还是人员素质皆难以担当地方立法的重任。目前享有地方立法权的49个城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经济特区所在地城市等等，其一般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人大常委会的组织机构比较健全，常委会委员或人大代表的素质相对较高。而此次拟新扩容的设区的市，其不仅大多没有专司立法的专门委员会或者是工作机构，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法律背景出身的比例极低，熟悉立法理论与实践的人才几乎缺乏储备，在此种情况下，未经任何试错即轻率打开地方立法之门，其后果委实难以想象，此种后果在实践中最突出的体现可能便是地方性法律简单拼凑乃至直接抄袭上位法。
其次，地方立法权扩容提防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赋予更多的城市以地方立法权，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方积极性得以发挥，但地方党委、政府借助地方立法权以加强其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利益的担忧亦绝非杞人忧天。立法是一项妥协的艺术，也是权力配置合理下的利益表达、意志设定过程。享有立法权主体的行政层级越低，其与具体公民、企业、社会组织的利益纠葛越紧，对公民和社会权益的损害就越大，因此享有地方立法权主体过多过滥，定会助长地方保护主义、本位保护主义的盛行。通俗地讲，便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难免不将自身的利益“塞进”地方性立法当中，使其地方保护主义在“法律化”的掩饰下显得“名正言顺”，尤其是在地方立法公众参与制度、地方立法监督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形下，此种担忧表现得更为突出。
再次，地方立法权扩容避免危及法制统一。我国作为单一制国家，法制统一的意义尤为重大，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更是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又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较大，为此形成了多层次的立法体制，除国家层面的立法外，部分地方亦可进行立法。但地方立法权的迅速扩容，在一定程度上会挑战我国法制的统一。具体有二：一是某些地方在立法之时，有意或者无意地突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立法权限，或是地方在国家立法已有规定的情况下制定与之相悖的地方性立法。如轰动一时的“洛阳种子案”所涉及的《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便被认为违反了作为上位法的《种子法》。二是地方立法原本符合上位法的规定，但由于上位法立、改、废活动较为频繁，而地方性立法由于诸方面的缘由未能及时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此一来便出现了地方性立法与上位法相抵牾的情形。尤其在活化的违宪审查制度和司法审查制度阙如的情况下，地方性法规依法又是司法裁判必须援引的依据，地方立法权主体的率尔扩容弄不好会显在或潜在地助长司法的地方化。
诚如上述，地方立法权扩容背后的原因诸多。赋予更多的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即便有诸多积极效应和客观需要，但真得如《立法法修正案（草案）》那般急剧增加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数量？答案应是否定的。其中最关键的理由便是：探索型改革基于降低试错风险和改革成本的需要，往往趋向于“分步走”的改革路径。于此层面而言，分批赋予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或许更为稳妥与合理，当然赋予地方立法权的条件可不如批准“较大的市”那般苛刻，《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对此所做的制度设计可谓合理，其规定：“前款规定的其他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省、自治区所辖的设区的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等因素确定”。
地方立法权的扩容除选择“分步走”的路径之外，尚须确保地方性立法的科学性，具体而言，以下举措值得考虑：
第一，委托第三方起草地方性立法草案。在现有的体制之下，法律草案往往由行政机关或是人大有关机构直接起草，此种作法自有其优势，但由此导致的后果有二：一是由行政机关起草法律草案，立法草案难免不受部门利益的影响。试举一例，在交通管理领域的地方立法过程中，实践中通常是由政府交通管理部门负责起草法律草案，如此一来，交通管理部门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亦是游戏的参与者，这不仅直接造成了立法的不公，并间接导致了执法的不公。基于此，委托中立的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部门利益对立法的挟持与干涉。二是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可以避免“法盲立法”的窘境。因为受委托的第三方大多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其通常具有立法所需的专业性知识。十八届四中全会亦提出：“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在过去的地方立法实践中类似的举措亦不在少，1993年通过的《广东省经纪人管理条例》即为我国首次委托专家学者起草的法律草案。但此项制度的建立尚存诸多问题有待明确与解决，譬如第三方选择的方式，是直接委托还是公开招标抑或是其他方式；如何确保第三方不受相关机关的牵制，如何实现第三方不偏不倚地起草法律草案；如何避免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制度步法律草案征求意见制度的后尘，即使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不至于流于形式，法律草案符合立法者的利益时就采纳，不符合其利益时便弃之一旁。
第二，健全对地方立法权的监督机制。为了避免地方立法权的滥用，有效的监督势不可缺。此种监督无外乎事前与事后两种主要形式，前者主要指的是地方性立法生效的前置程序，譬如我国《立法法》要求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方可施行。后者则是对既已施行的地方性立法进行合宪性、合法性审查，并对其中违宪、违法的地方立法予以撤销，我国《宪法》、《立法法》对此均有所规定，但该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现如今，随着地方立法权的扩容，地方立法的数量势必增加，违背上位法的地方立法的数量同样会随之增加，在此情形下，若上述审查、撤销制度依旧处于“冰冻”状态，其后果不言自明。于此层面而言，欲使地方立法权扩容不至于遭到滥用，对地方性立法的审查与撤销制度无疑需要“解冻”。
第三，划定设区的市在进行地方性立法中的权限。在立法体制中，权限划分的方式有二：一是负面清单的模式，即只要不属于国家立法权的专属范围，地方皆可进行立法；二是正面清单的模式，即唯有明确授权的事项，地方始可进行立法。二者各有优劣，我国现行《立法法》便是第一种模式，即《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为国家立法权所专属，除特别授权外，不容许由法规、规章等进行规定，其中诸如犯罪和刑罚等内容甚至不允许进行特别授权。为防止扩容后的地方立法权出现尚难以预期的滥用，对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可通过正面清单的方式予以限制，即在保障这些地方拥有城市发展所需的立法权限的同时，又不至于为地方性立法僭越国家立法创造“条件”。《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对其权限的规定为：“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限于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对立法权限的限制是否溯及过去已享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如何使立法法有关较大市的规定与宪法相关规定对接？此外，尚需要指出的是此权限并非一成不变的，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

㈩ 如何解决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冲突

关键在于审核制度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一部更好的“管法的法”。备受关注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8日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从草案来看，我国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将从49个增加到280余个。

地方立法权成倍“扩容”用意何在，此举将对地方的改革发展带来几多利好，各地能否顺利承接立法的大幅赋权，放权、扩权同时如何防止地方“滥权”，这些都是各方高度关注、期望求解的重要问题。

缘何大幅扩容？

现行立法法规定，享有立法权的“较大的市”包括三类：“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总共49个。

此次修正案草案新增加一类：235个“其他设区的市”。新旧相加，全国284个设区市将全部享有地方立法权。另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8日在做草案说明时建议，赋予不设区的广东省东莞市、中山市和甘肃省嘉峪关市以地方立法权。

“多年的呼吁终于有了突破！”来自温州的全国人大代表郑雪君说。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至今，每年两会她都建议将温州批准为“较大的市”，获得地方立法权。

她说，温州一直以来都是改革先行区，素有敢闯敢拼、勇于创新的基因。“温州人一遇阳光就灿烂、一遇雨露就发芽，但就是缺少那么点阳光和雨露”。没有地方立法权，导致很多改革探索无法开展，或没办法深入推进。

不单是温州。许多城市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等方面进展迅速，但各种问题和矛盾也成倍增加。由于缺乏立法权，它们往往只能以“红头文件”替代，但容易引发新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行政法专家马怀德说，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地方在立法方面的需求更加强烈。“以城市管理为例，城管执法机构需要规范运行，中央没有城管立法，地方想立法又没有权限，不立法又解决不了管理难题。这就构成了矛盾。”

释放几多红利？

在立法权方面，合肥无疑是让温州羡慕的。今年初实施的《合肥市城市管理条例》，因对广场舞等集体健身行为作出规范，进入了公众视野。

作为此前49个“尝鲜”地方立法权的城市之一，截至目前，合肥市政府已制定规章68件，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45件。这些立法，涵盖了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公共资源交易、城市管理等多个方面，为改革发展创造了更可靠的制度“小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合肥市市长张庆军举《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为例。这项合肥的“自选动作”，对依法治湖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划分了几级保护区，比如对
一级湖面及入湖河道一定范围内的，除在建项目外，对新建项目严格控制。“除此之外，这还有效避免了人事变动、政府换届等造成的朝令夕改，也对政府行政权力
形成了有效制约。”张庆军说。

根据草案，享有立法权的地方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等3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对原有49个较大的市已经制定的地方性法
规，涉及上述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专家认为，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意义重大，一些创新举措、重大项目等都可以通过地方立法而加速推进。

可以发现，草案赋予地方立法权的城市成倍增加的同时，其立法范围缩减了。“法律、行政法规和省级地方性法规日益完备，对较大的市的立法权限适当限制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避免重复立法，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主任梁鹰说。

能力是否达标？

“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地方立法权承接准备工作。”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笑华说，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已成立立法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她坦言，温州急需这方面的人才，立法的指导和培训工作也亟待加强。

获得权限之后，立法质量是否够格，立法能力能否匹配，也是摆在各地立法部门面前的严峻考题。一些公众还担忧，地方会不会制定出差法、恶法、甚至“奇葩法”？

这并非杞人忧天。几年前，某省制定实施母婴保健条例，但这部地方法规违背了上位法《婚姻法》中有关“取消强制婚检”的内容，被一些专家质疑有“越权立
法”之嫌。还曾有地级市出台地方法规，要求当地所有房产开发企业在售房前必须缴纳每部不低于25万元的“首次电梯更新费”，不交钱就不发房屋预售证，引起
企业和公众广泛质疑。

专家认为，立法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很高的专业水平。地方在机构设置、人员能力等方面亟待补足短板。

需要指出的是，赋权之后，地方立法进度不是“一刀切”。此次修正案草案规定，由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综合考虑本省、自治区所辖的设区的市的人口数
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确定其他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如何防止滥权？

“没有立法权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就搞出许多‘红头文件’与民争利；一旦有了立法权，岂不是更可以光明正大、肆无忌惮了？”“如果说一次违法的执法只是污染了水流，那么一次违法的立法就是污染了整个水源”……

针对地方立法权的扩容，网友们表达的担忧指向一个关键问题：如何避免立法权被地方滥用？这么多城市都拥有立法权，如何对其进行有效及时的监督和审查？

根据草案，除了对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范围进行限制外，还规定制定地方政府规章，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依据，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此外，对行政法规，要求其在起草过程中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人大代表和公民的意见。

民意将对地方立法权形成有效制约。草案要求，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开展立法协商，完善立法论证、听证、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等制度。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姜明安说，全国人大和省级人大应建立专门的法规、规章监督审查机构，人大的其他专门委员会和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可配合其监督审查；立
法法应明确规定审查机构受理机关、团体、组织和公民申请审查的时限、实施审查的时限，向审查申请人反馈审查结果的时限等。只有这样，审查制度才能真正发挥
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