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立法制度比较

❶ 【法律】看《刮痧》，谈中外法律文化制度的差异~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在家庭中接受人生的第一个教育历程，许多人格、观念的养成皆是在家庭中奠定基础。家庭也是人类发展互动关系的第一个社会世界，人生早期在与父母的人际互动中,承受了来自父母的教导，就在这教导的过程中，价值观有意与无意地被传递着，而个人也主动或被动地接收了一些价值观，这些来自家庭的价值观,将会影响着个体日后的观念、态度与行为。虽然在历史的脉络里显示出家庭价值观是常变的，但也显示有些家庭价值观是不变的，例如沉清松（1989）对台北及高雄两地的问卷调查发现，受访者大部分认为家庭平安居是最主要的家庭价值，而追问十年内他们的价值观会有怎样的变化，大部分人仍然认为不会有很大的变化。然而谢秀芬（1997）研究发现，台湾地区受科技发展影响，社会和经济结构急速变迁，现代人外在生活方式与传统社会已有差异，但是深层的家庭观念、家人关系等传统的价值观仍受到相当的肯定，这必然导致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在现实上有实践的困难。就在这种一方面不愿意放弃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环境的考验之情境下，到底21世纪的现代家庭需要哪些家庭价值观呢?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有哪些已经不复存在了?有哪些是需要发扬并传承下去的?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家庭是一个集政治、经济、保护、教育、宗教、娱乐、情爱、生育等功能于一身的独立体，而这些功能均围绕着一个根深蒂固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为何?我们除了知道它的应然，是透过家中父母及群落的族长传递外，至于它的所以然为何?我们无法清楚地掌握。21世纪的家庭教育在面对家庭价值观的议题时，重要的任务之一，不外乎协助传递这些价值观的现代父母，使其清楚地自我觉察：到底我在做什么?我传递的是什么价值?这些价值有意义吗?

自由与开放一直是人类追求的进步方向，而事实上人类社会随着政经环境的民主与繁荣，着实达到了应有尺度的进步。然而，随着政经环境的民主与繁荣，许多社会的结构逐渐转型、改变，家庭的组成、结构也随之产生变化，家庭价值观因此而产生重大变革。尤其对华人家庭的冲击更为严重，我们的家庭不仅要面对传统价值体系的束缚，还要适应西方文化的开放，再加上近来家庭快速核心化后，家庭已无法全方位承担所有的价值传承了，这是无奈，抑或是推诿，是不得而知的。但可确知的，家庭终究已被家庭外的机构或团体介入了，这些机构或团体承担了家庭原有的部分任务，而使得家庭的价值体系产生五千年来空前的变化。尤其学校的教育功能越来越大，家庭、学校如何既合作又竞争，成了当今重要议题。

未来我们的家庭究竟会如何?家庭制度会消失抑或继续存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家庭教育已不再是家庭内的人际关系而已了，而是家庭与社会的功能平衡事件，家庭原先的价值与功能几乎大半均可以由其它机构来取代。这种现象给了我们二个思考方向：

1．家庭还能传递哪些必要的价值?有所变，亦有所不变，家庭价值中哪些是不变的?哪些是变的?如何强化不变家庭价值观?又如何调适改变的家庭价值观?
2．在台湾家庭教育法即将立法通过，显示家庭门户即将大开，这说明家务事已渐渐“人人可管”，家庭教育的重点已不再只是亲职或夫妻，且教子也已不能再照自己意思为所欲为了。从此，家庭教育在台湾地区即将进入公领域的时代，到底教育责任谁要来负责呢?如何立法?目标何在?课程如何设计?怎样实施?……种种情况显现，现况中的家庭教育工作人员，所面临的挑战及责任之重大。
本文试从了解家庭教育中的价值观及其本质切入，进而探究家庭价值观是如何传递的，有哪些理论支持着家庭价值观的传递，并针对价值提出几点迷思与澄清，最后以家庭教育工作人员立场试着建构出21世纪家庭价值观教育的具体做法。

家庭教育中价值观的本质

当家庭教育在20世纪初于北美地区开始发展时，根据Kerckhoff的说法，家庭教育之兴起乃是因为当时的家庭在面对社会变迁时，产生了不适当的反应，而家庭教育早期的努力即试图改正此不好的情况（引自Arcus ＆ Daniels，1993，第77页）。据此说法，早期家庭教育的任务就是去协助家庭或说服人们去做正确的事，以让家庭及家人得以能适当地反应，而这“正确的事”就是我们所要谈的家庭价值观。所以当家庭教育于20世纪初开始萌芽时期，价值观就已经是属于这领域的一部分了。长久以来人们普遍对家庭教育中价值观的议题，有着多样性的论证及思辩，甚至对于其定义、范围或可教育性等的讨论，常是充满着分歧性。为了要厘清家庭教育中价值观的属性及重要性，对于价值观本质及基本概念的认识是重要的。

什么是价值观?对于价值观大力的研究首推美国社会心理大师只Rokeach，他将价值观定义为“一项价值以是一种持久的信念，此一信念认为：某一特定的行为模式（mode of conct）或存在的终极状态（end-state of existence），较其相反的行为模式或存在的终极状态，是为个人或社会所偏好”（引自李柏英，2002，第80页）。李柏英（2002）也指出，价值观被认为是代表着个人及社会某些方面的渴望，这些渴望模糊地与人类的欲求、赞许、值得感、美丽及良善有关，而价值观与需求（needs）最大的不同乃在于：需求是否会被否认，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通过个人及社会的详查；而价值观则是从不需否认，因为价值观的内容是个人及社会所认可的需求，因此当个人将他的需求在认知上转成各种价值观时，人们就可以体面地公开谈论他的需求。因此价值观是个人行为的指引，也是人类对某种目标的喜好倾向。价值观甚至被用来当作任何事件的标准，用它来决定未来的方向，以及合理化过去的行动（Braithwaite ＆ Scott，1991）。但是，正如李柏英（2002）所言：“价值观的研究结果是不容易整合的”，各家理论及实征研究对于价值观应有的准则及范畴也都相当分歧，在此我们并无法对价值观提供完整的叙述，我们只能偏重于有关家庭教育方面特别的价值观，试着从概念的区分、价值观的种类及不同层级价值观的分析来了解价值观在家庭教育中的本质。

一、价值观的概念

价值观是指引个人行为的心理思维，人类依此而行动，因此它是一种信念。它也是一种理想，因为依此个体才能思考他认为重要的事。Daniels（1975）指出，价值观概念是一种“心理规范”（Psycho-normative）的概念。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被用来“型塑人类某些心理持质或状态，并指出人类标准化的态度（如何评价这个世界）的一种概念”（Daniels，1975，第21页）。价值观包含了两个要素，即评价与经验，所谓评价是指，知道事件的某些状态是好的、值得做的（或不好的、不值得的）；而经验是指，体验到事件，并了解事物的状态，将有助于区辨人我之间的差异（Arcus ＆ Daniels，1993）。例如：有人说：家庭教育是一件有用的事，因为它可以促进家人和谐相处或者避免家庭暴力事件。前半段是评价，后半段则是自己所经验到的。

另外价值观常会与其它概念相混淆，嫁与态度、看法及偏爱之间的混淆，必须加以厘清。依据Daniels（1975）的看法，态度是“总结性的”评价，例如说：“我对A的态度是B”，事实上是告诉人家，我对所有事件已经深思熟虑了，我已提出了总结性的评价了；而价值观却是来自某一特别的观点（如道德、法律或实用的），它是从总体思考中抽出其中之一的角度（例如道德角度）来表达。因此它是有特殊观点的考量的，而态度则是个体总结全体观点的最终评价。

看法则是可以不需要有充足的证据的。当一个人对某件事有质疑且没有支持性的证据时，通常典型的回答是“是呀！那就是我的看法”。一个人具有的看法可以是经验性的，也可以是价值性的。如果有充足的证据，就代表这是经验性的；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就表示那是价值性的。因此价值观在此即代表着没有充足证据且非经验性的，但它却是个人及社会所认可的（李柏英，2002）。

偏爱是指，如果有人说：“我喜欢这个计划”或“我不喜欢这个执行者”，其实和计划或执行者都无关，因为这个人已经经验过这方案。相反的却和说话者有关，因为这是他个人已经经验到的宣告。另一种说法：“这个家庭教育计画是成功的”或“这个家庭教育执行者是无效能的”，那么，这个人是分别对计画及执行者，做了一个价值观的宣告。两者是相关的，但它们却常常显现不一致。例如，一个人相信喝咖啡对身体健康不利（提出喝咖啡的负面价值），但是他仍然偏爱喝咖啡。
Arcus和Daniels（1993）将以上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异归纳如下：

1．对事物正向或负向的看法就是“价值观”宣告。
2．一个人对某一特别事件的总结性看法，就是“态度”。
3．将个人对某事喜爱的讯息表现出来，就是“偏爱”。
Rokeach（1973）认为，价值观会推着我们去主张并要求我们去思考及去行动，对个体具有主导性。持有某价值观就代表致力于某一目标或某一行为。例如，我们抱持诚实和平等的价值观，就意味着我们的思想及行为将反映出这些价值观。价值观不仅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它更积极引导我们的思想及行为。从以上分析，价值观已经远远超越了态度及偏爱，它可以帮忙我们做选择及下判断，它已经成了人类决策层级的重要角色，在个人及家庭生活中的影响更是巨大。

二、价值观的种类

价值观是一种被用来型塑人类某些心理特质或状态，并指出人类标准化的态度的一种概念（Arcus ＆ Daniels，1993），也就是说人类依此来评价这个世界。因此，每个人所持有的观点及其所处的立场各不相同，当然建构出来的价值观就不尽相同。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价值观种类必须是关系于家庭教育的，是与家庭教育的目的及主体有关的。以下谨讨论道德、文化、宗教及个人等四种价值观。

（一）道德价值观

所谓道德，是指在一个处境下，能超越个人的私利，并对周遭全部的权利及利益做公平的考量（Arcus ＆ Daniels，1993），其主要目的在排除任何一个团体或个人的偏袒或优待。因此道德价值观乃在于考量到行为有否影响到他人的权利或安危。一向标榜自由开放的美国社会，在面临日益恶化的社会犯罪及校园安全忧虑后，也开始认真地检讨已被封存许久的道德价值议题了，他们希望透过大力地提倡道德知识，以唤起自制、怜悯、责任、勇气、诚实、忠诚、信心等道德的价值观（李振清，1994）。

中华民族本来就是注重道德价值的民族，自古流传下来的家庭教育典籍，像民间流传的书籍《课子随笔钞》，就辑录了上百篇的庭训、诫子、家戒等家庭道德价值观，洋洋洒洒地传递着人类美好的、善良的行为典范。而这些道德价值观正成为美国小心翼翼地规划21世纪的教育目标（李振清，1994）。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到，以现今处于急速变迁的社会环境中，家庭教育将会有许多机会讨论到道德危机的议题，例如：对妇女及儿童的暴力、私德与公德的冲突、对同性恋的排斥，以及原住民的待遇，全包含在道德危机之中，这些道德价值议题明显地与家庭教育有关联。

（二）文化价值观
文化是人类活动所留下来的东西，可能是具体的东西，也可能是种意识形态的哲学（邓志平，1996）。在此我们所讨论的文化价值观是属于后者，也就是说，文化价值观是指影响个人思考、行为及认知现实世界的文化假设。不过在现实世界中，文化假设并没有一定的模式，只有那些对个人有意义的才成为个人的文化价值观。

Arcuss和Daniels（1993）指出，在家庭教育中，有两个有关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看法，第一是，所有的文化都和主要的理想及巨大的恐惧有关：一般而言，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中，道德原则的意义与目的是在帮助主要理想的达成（例如，获得平等或家族的延续），以及避免巨大的恐惧（例如，避免剥削或自主权的丧失）；第二，因为文化不是停滞不动的，在文化内部，理想及恐惧之间可能存有冲突，这些冲突中的某些部分将成为家庭教育的核心议题。现今的家庭教育工作者不仅要注意到文化的差异，更必须敏锐觉察到这些差异性所反映出来不同文化的特质及其对家庭教育工作的意义。

文化价值观对个人及家庭的影响，最明显之处乃在于人际沟通上。文化价值观就像是个人戴着的一副特有的眼镜，来看待身旁的所有人事物。因为这副眼镜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所打造的，所以每个人看待人和事物的方式当然就有所差异，个人或家庭生活中，如果少了对文化价值观差异的觉察，首当其冲的就是人际间的沟通问题。

（三）宗教价值观
John Naisbitt在他的《二千年大趋势》一书中，强调在未来数年里，宗教信仰活动将会持续吸引全球世人的注意。在台湾，傅佩荣（1993）指出，根据1993年的统计，台湾的宗教场所，包括寺庙、教堂、神坛等，多达一万七千余处，足见宗教现象在台湾十分蓬勃。而瞿海源（1985）亦指出，全世界目前无宗教信仰者及无神论者只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在台湾二十岁以上的人口中亦只有百分之九的人不信任何宗教。也就是说，宗教信仰的人口，远多于没有宗教信仰者。

世界各地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这些宗教信仰的确对家庭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犹太教家庭中，仍保存着每周一次以特别餐点及点蜡烛仪式，来表示对神的景仰；而印度移民更以家庭式的宗教活动充分表现家庭的重视宗教。宗教机构和价值在过去的社会中，对家庭生活有显著的影响，而在今天也是家庭结构和关系的重要因素。Garrett（1989）更指出，宗教及家庭已被视为是维持及强化基本社会价值的正面角色，它们的份量是同等重要的。

宗教信仰在家庭教育中的确占有一席之地，例如西方基督徒家庭及东方的佛化家庭，均自有一套完善的治家之价值观。基督徒的家庭礼拜，或是佛化家庭的应对进退，均充分表现出慈爱、忍耐、诚实、勤劳、节俭、知足等家庭教育的核心标的。当然，各种宗教均有其特有的信仰，家庭教育工作人员需要敏感地去觉察出这些不同的宗教价值及其带给家庭不同的影响。

（四）个人价值观
有个人价值观，当然就有所谓的公众价值观，例如利他、爱人、仁慈、富同情心、毫不自私及帮助别人。就正如小我对大我一样，个人价值观实际上只对个人做探讨，强调做了那些事是对我个人好，而不强调它是对大众有利的，所以整体而言，个人道德观是“尊重自己”。

但是，在华人传统礼教社会里，我们的老祖宗清楚地告诉我们，一旦大我与小我有所冲突时，自应以大我为优先考量，而这个大我在华人社会中最基本的机制就是家庭。

然而，从东西方的相关实证研究可以看到，一般人越来越强调个人价值观的重要性了（黄光国，1995；Lawler，1995；Garner ＆ Stein，1998），这是极度工业化之后必然的现象，是挡不住的潮流。我们不能因为要捍卫公众价值而防堵个人价值观的高涨；相反的，我们该当思考公众价值与个人价值共存及共荣的发展方向。

现今的家庭教育重点，应出了解价值观的所以然为主，而不应只局限于传统“家教”的应然之推广而已，应该从协助个人了解自己的个人价值观开始，并学习尊重别人的价值观，进而分辨公众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的差异，及其对个人及家庭的影响。

三、价值观的层级

如前所述，因为观点、角度或立场的不同，所建构出的价值观也不同。在我们生活的整个生态环境中，包含着各式各样不同层级的组织或机构，这些组织或机构因为现代化而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大系统，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特质。

Bronfenbrenner（1979）的生态学观点认为，影响人性发展的因素不仅包括直接性接触的家庭互动及家庭环境，尚包括了广大的社会及文化。生态学观点所指的“环境”，是指个体以外的每一件事情，包括家庭（人）、朋友、邻里、职业、学校、社会态度、文化背景等直接或间接影响个体的事件。我们型塑了环境，环境也将型塑我们，个体是与其环境互动的，彼此在互动过程中，环境因个体影响变了，而人亦受到环境作用也改了，彼此会渐渐趋于平衡状态，Rudolph Moss称此原则为“渐进式的统整”（Progressive conformity）（引自Garbarino ＆ Abramowitz，1992，页12）。在我们生活的整个生态中，除了家庭具有价值观之外，其它组织包括所有的文化团体、宗教、社区、事业机构、政府机关和家庭教育研究与实务的领域，等等，不管是潜在的或是显著的，也当然具有其特定的价值观。

很明显地，各种层级间的价值观也必然存有冲突，这些冲突可能是个人所持有的价值观与家庭、教会或社会机构的价值观相冲突，也可能是家庭教育领域的价值观与某些宗教的价值观相冲突，也可能是组织之间的冲突等等。面对这些层级的价值冲突，我们该当思考两件事：第一，如何透过家庭教育协助个体、家庭或其它组织面对这些冲突，并促使个体、家庭或其它组织学会平衡与调适。第二，如何能在兼容并包，顾全大局下，对于大众有利的价值观投入更多的关心与努力。

四、家庭教育中价值观的角色

家庭生活教育于廿世纪初，在北美地区开始发展开来，当时是为了因应社会的需求，因为家庭在面对社会变迁时，产生不适当的反应，致使社会明显地失去对家庭成员的控制，尤其是小孩及青少年（Arcus ＆ Daniels，1993）。而当初的人们想法极尽单纯，他们认为家庭教育就是很简单地说服人们去做些“正确事情”而避免做错误的事情，然后“家庭问题就会减少、离婚率将会下降、孩子将受到较好的照护，如此一来家庭机制就得以保存”。而价值观——正确事情，就在家庭生活教育一起步的当下，就成了这领域的一部分了。

但是，纵览美国家庭生活教育发展史，可以发现价值观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议题，甚至长久以来家庭生活教育者一直无法确定价值观是否属于家庭教育，他们也一直无法厘清一些问题：要教什么?何时教?如何教（Arcus ＆ Daniels，1993）?直到1968年家庭生活教育国家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Family Life Ecation）指出，家庭生活教育应该可以协助社会态度及价值观的建构，进而帮助青少年厘清他们自己的观点并扩展隐藏于价值结构背后的思想，价值观在家庭教育的角色终于有了清楚的立场（Arcus ＆ Daniels，1993）。之后，美国家人关系会议（the National Council on Family Relations，简称NCFR），在197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在家庭教育中应强调个人主体性及家庭责任的重要性，且课程方案的设计，应该能够敏感觉察出这领域既有的不同道德观点。八十至九十年代NCFR更发展且修定出“生命全程家庭生活教育架构”（Framework for Life-Span Family Ecations），将伦理议题订成为家庭生活教育的九大主题之一（Arcus，1987；1992；Arcuss，Schyaneveldt，＆ Moss，1993；Bredehoft，1997；2001），至此终于让价值观在家庭教育中居于重要的地位。

台湾地区，根据黄光国（1995b；1997）针对台湾地区的大学生和企业员工作为研究对象，要求受事者分别评定自己与父亲对各项价值观的重要性。其研究结果显示：与家庭相关的价值观中，受试者虽然对某些项目例如贤妻良母、长幼有序、香火传承及成才成器等，已经不如父执辈外，其它如重视幸福、和谐的家庭价值观包括家庭幸福、平安、婚姻美满、和谐、礼貌、礼仪等观念，均不亚于父执辈。而大陆学者肖平（1999）对大陆地区家庭观念及关系变化做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他发现九十年代社会转型的确对传统家庭观念产生重大冲击，虽然婚恋观念加剧改变中，传统孝悌观念也逐渐淡化，但是研究也显示大多数子女并未忘记对家庭和长辈的基本义务，新一代年轻人仍然保持着明确的家庭责任的意识。

也就是说，华人家庭价值观在当代文化变迁当中仍是有所变也有所不变的，而这些变与不变是需要透过家庭教育来了解并以教育方式介入的，正如肖平（1999）所指出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在文化变迁带来的动荡中产生的价值错位和天所适从的盲目性，是需要社会通过积极有效的教育和引导来加以调整。Guefield从社会价值变迁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并非截然二元对立（引自陈舜文，1999，第206页）。陈舜文（1999）更认为，工业化及西化的时代潮流，虽然会在华人的生活世界中建构出许多的新制度和新观念，但是传统价值观念仍然可以透过华人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和互动行为，与新的制度和观念同时并存的，揉合成新的价值观。归纳台湾及大陆地区学者（王丛桂，2002；肖平，1999；吕丽丝，1992；周丽端，1998；寇或，2002；陈舜文，1999；谢秀芬，1997；莫藜藜、王行，1996）的研究或论点，可以发现儒家思想的“家教”，似乎依然存在于家庭教育之中，透过家庭的运作，我们应然地传递着固有的儒家思想。

尽管价值观在东西方的家庭教育中也许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家庭教育的课程目标是需要鲜明可见的。显现的课程背后通常隐藏着许多潜在的课程，这些看不到的潜在课程所建构出来的价值观，是我们不易觉察到的，然而它们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因此，当我们在此讨论种种家庭价值观议题的同时，我们应放多一点心思在那些看不到的潜在价值观。

家庭如何传递价值观

传统华人的社会中，可以看出家庭是个人成长和学习社会关系的起点，个人的家庭价值会影响日后他与其它社群的关系（陈舜文，1999）。可见家庭价值观对于个人及社会国家的影响是既深且远的，身为现代父母，因为是家庭的中心，您的言行举止必将影响着家庭的其它成员，尤其是可塑性极大的小孩。就在亲子的日常互动之间，家庭价值观已经渐渐地从父母传输到小孩子的身上去了，您知道您是如何在家庭中传承您家庭的价值观吗?您又如何将您既有的家庭价值观传递给您的下一代?您为何要承受上一代的价值观呢?您又为何要教下一代如此的价值观呢?种种我们习以为常的有形及无形教育，它们存在的道理为何？也许这些习以为常的价值观里面，隐藏着许多的禁忌与迷思，且它们的参照标准又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加以觉察并理解出来，让我们的家庭教育能更贴近家庭的核心价值。

一、我们依然传递着哪些家庭价值观

Lawler（1995）指出，传统的家庭是定义在血统及法律上，但是当他对一般的美国民众进行家庭价值的研究，结果发现一般民众认为家庭具有的价值分别是：提供情感的支持有85%，促使个人负责任的行为有81％及尊敬他人（特别是父母与小孩）80％。而较低比率的则是照顾年老双亲占77％，留给下一代较好的世界70％及对上帝的信仰69%。Garner和Stein于1998年进行家庭价值观对青少年问题行为影响的研究，该研究中将青少年家庭价值观的项目透过因素分析而得到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传统的／成就的及人性的／平等的，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比起其母亲们，明显重视人性的／平等的价值观。

在台湾地区，黄光国（1995）指出，年轻人对家庭幸福、婚姻美满等价值的重视程度和上一代相差无几；但对孝顺、有礼貌等价值的重视程度不如上一代；对于含有压抑个人欲望的价值观，如贤妻良母、贞洁、节俭、长幼有序等，重视程度更远不如上一代。显示新一代依然重视家庭的价值，但不再强调压抑自己以屈从家庭的权力结构。谢秀芬（1997）研究指出，家庭的婚姻与情感价值，仍为当代台湾民众极为重视的价值，妇女对于子女的价值与生命的延续非常重视，仍持传统观念，认为子女是夫妻生活的调剂品且是家庭的目标，而对于养儿防老及传宗接代已较不重视，但对于奉养父母仍认为是为人子女应尽的义务。丘奕娴（1999）将家庭价值观分为家庭、婚姻、家庭内两性关系与家庭伦理四个面向加以探讨，以探知高中生的家庭价值观。研究结果显示，高中学生在家庭面向上的观点逐渐呈现多元化，但仍有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婚姻面向的家庭价值观，在性观念方面有逐渐开放的趋势，其余则仍受到传统观点所影响；在家庭内两性关系面向上，有关性别角色的部分观念传承传统价值，而夫妻平权的观念则正逐渐普及中；在家庭伦理面向方面，孝道观念与过去较不相同，而家人关系愈来愈重视民主沟通。

综合以上美国及台湾地区最近的研究发现，不管是美国或台湾地区的家庭，传递的价值观内涵均包括了传统与现代，依陈舜文（1999）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现代家庭依然传递着属于个人层面的情感价值及属于团体层面的规范价值，其内容包括：

（一）个人层面的情感价值观
情感价值代表着人们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但是个人需求在华人地区的社会中，一直是被压抑及被忽略的。随着社会变迁及西方思潮的影响，家庭的功能或结构正在急速转变之中，在这转变历程中也许是因为对安全感需求的提升，个人对家庭的情感价值观在相关研究中，呈现出提升的趋势（周丽端，1998；黄光国，1995；陈舜文，1999；谢秀芬，1997）。其内容包括家人好感情、教导好子女、父母感情好、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家庭帮助个人的成长、奉养父母使其生活舒适、尽量维持住一个婚姻及赚足够的钱养家。

❷ 中国法律有哪些

中国的法律主要分为宪法和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回讼和非诉讼法答。

❸ 哪些外国法律制度对当前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有借鉴启示的意义

我国对外国法律制度的借鉴是有传统的，早在80年代初中国法学会成立大会上，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主要奠基人彭真就要求中国的法学工作者“研究法学必须吸收古今中外的有益的经验……法学会要研究古今中外的法律，不管进步的、中间的、反动的，不管是奴隶主的、封建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都要研究，取其有用的精华，去其糟粕和毒素。”我国借鉴外国法律制度主要体现为四种形式：一是与立法政策有关的借鉴，即对某一类立法或某一项立法带有指导性，或对其他立法有直接影响的规则；二是了解研究外国有关法律中的若干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以启发思路；三是法律结构和法律技术上的采纳；四是吸收某些具体规定和具体做法，以增加某一立法或制度的客观适用性。无论哪种借鉴，都要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以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尚不完善的环节为重点，把是否符合我国实际和人民的利益作为法律移植的评判标准。实践中，外国经济商务领域的法律和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借鉴的直接可能性较大，而有关人、婚姻、家庭、财产、劳动关系等领域的法律，由于基于根本不同的价值观念的，直接借鉴非常困难，更多的是理念或技术层面的借鉴。
回归主题，个人认为，以下外国法律制度对我国当前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有一定借鉴启示的意义：
1、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制度：如低保。德国于1957年颁布的《农民老年救济法》标志着德国逐步建成了独立的、全面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有效应对了欧洲一体化推进加剧农业领域的竞争压力与德国农业人员较低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此外，日本的低保制度相对完善，在法律层面上具有相当可操作性，也算得上是日本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成功建成的重要经验之一，其具有的显著特色和基本经验对构建与完善我国农村低保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
2、地方立法程序方面的法律制度：一些国家（尤其是联邦制国家）在地方立法程序建设上颇有心得，以美国规章制定程序为例，其关于非正式程序、正式程序、例外程序、混合程序、协商程序等都有详细的规定，对我省地方政府立法有一定的启示。如在改革地方规章制定程序上，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法制理念要由重实体转向重程序，由重扩权转向重约权；修改规章制定规定，要增加公众参与的有关程序等。
3、基层自治方面的法律制度：以城市社区自治为例。当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订了城市社区自治的法律法规，在经历过一定时期的社区治理后，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居民主导型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的行政主导型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混合型模式和以我国香港地区为代表的服务导向型模式。探讨和比较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区自治立法、总结其立法规律，对于当前修改《居组法》、完善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法律制度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4、电子政务方面的法律制度：美国、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电子政务法规体系建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电子政务组织法，包括电子政务的主管部门及其职权职责，以及电子政务的设置及其法律地位；信息公开法，指政府在面向公众进行信息公开方面的法律法规；电子政务安全法；电子签名法；电子政务财政法，主要调整电子政务财政资金的来源、预算、使用及其监督等事项；电子政务监督法。为我国相关法律制度提供了参考来源。
5、农地征收补偿方面的法律制度：美国的农地征收制度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 其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积累的法治经验是人类优秀文明共同的成果，对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行新一轮的农地征收制度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我国可以参考其农地征收的宪法准则、农地管制性征收和补偿机制，并借鉴成熟的市场机制和法制框架下的农地征收经验，对中国当前农地征收制度的改革提供有益建议。
6、公民申诉（信访）方面的法律制度：在国外，与我国信访制度相类似或相近似的制度统称为公民申诉制度.信访制度是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存在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普遍存在于民主法制发达的国家。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法制的健全而完善，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外公民申诉制度在法制化建设的程度与水平上具有一定的领先经验，为我国建设改革和完善信访法规提供启示和借鉴。
7、反腐败方面的法律制度：国外的监督监察机构和反腐败组织已经形成了比较严密的体系。以《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为例，该法的公布实施，使俄罗斯联邦实现了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从“分散反腐”向“系统反腐”的转变。了解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及其特点，分析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主要内容，对我国反腐败法治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美国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也十分值得借鉴。
8、计划控制方面的法律：以预算为例。美国预算法律制度体系已有二百多年的构建历史，深深地烙印着美国权力制衡、预算法定、程序规范和顺势而变的特征。学习其在理顺预算管理职责分工，建立健全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相互制约等方面的法律机制，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预算管理的科学性、民主性和透明度，严格政府债务管理，控制和防范财政风险。
9、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以反恐为例。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反恐立法尚处于发展阶段，法律法规的专门规定稀疏零散且可操作性不强，反恐立法进程任重而道远。鉴于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反恐斗争的特殊性，以及反恐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复杂关系，决定了反恐立法并非易事。我国应在借鉴俄罗斯、德国、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立法经验基础上，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反恐立法之路。
10、教育方面的法律制度：依法治教是一个国家对教育实施较为成熟管理的标志。20世纪中后期以来，各国更加关注教育法制的健全和完善，把其视为对教育进行宏观控制和管理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国外教育法制发展，成文教育法日益占据主体地位，教育法律体系日趋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执行、监督制度日趋成熟，教育司法制度比较健全。我国应在广泛借鉴的基础上建立对教育法律法规适时的立、改、废制度，在国家法制统一原则前提下，扩大地方教育立法权限，健全并完善教育执法与监督机制，加强教育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教育法制实践。
11、环境方面的法律制度：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我国环境法律的覆盖面已经相当广泛，几乎所有已知的重大环境问题都处在环境法律的覆盖之下，就环境法律的覆盖面而言，我国环境法律已经比较完备。在全社会建设“美丽中国”的新要求下，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面临下一步的战略突破口，学习国外相关法律制度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帮助，如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对美国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型和行政决策程序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大推动作用，深入研究该法将有助于我们确定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突破口。

❹ 中外法律渊源的区别

中外法律渊源的区别：

1、在法的起源上。中国古代法起源于部落之间的征伐，我国古代法主要是刑，最初的法也就是刑的一种说法，法即刑法。与中国不同，古希腊、罗马法则起源于氏族中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法产生的最初形式就是立法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废除贵族所享有的特权，以财产的多寡划分公民的等级以及与之相应的权利义务。法律所解决的不是征战的问题而是社会各集团间的利益调整和分配问题。当时的立法大多都规定了人的权利与义务，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威。

欧洲历史上，法的产生伊始就被看成是社会关系调整的工具。是一种确定权利义务的尺度和保障权利的手段。法有广泛的职能，不只是刑法，还有关于民事的、政治的法律。中国的法当时大都称为律，都是统治阶级镇压的工具，它是一种暴力工具，不是调整工具。它不是用来保护公民权利的东西，更不用说进行权利的分配与保障。中国古代的专制统治太过强势，根本不会使人民存在独立的人格，也就更谈不上人权的保护。

2、在法律思想上。中国法律长期受传统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制以礼法结合为特征，“春秋决狱"制度确定以后，中国的法与儒家的礼更为紧密的结合。更加注重道德的作用而弱化了法的作用。法治依赖于人治，法治被严重弱化。所以一直以来中国都没有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法治思想。这也使中国的法的精神有了严重的人治色彩。西方法律精神是法治精神。任何权利在法律之下，受法律支配。把上帝作为规律的制定者，也就是一种对公理的确认。把公理作为法律的前提，进行权利的分配，就当时来说是比较公平公正的。

3、在法律实施上。中国古代一直重刑轻讼。法律基本上都是刑律，严刑峻法。由于统治阶级强大，以及对人民的压迫剥削的需要，因而极大的压制了民事诉讼的发展。法律过多的保护了统治者的特权。而西方不同，西方主张法是权利调整的工具，权利的保障是法的重要作用，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很强，所以十分重注各种诉讼。西方民主观念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综述：

中外法律渊源的差别是巨大的。中国法有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法律与道德相结合，刑事法规相对发达。而西方的法更注重对社会各集团的权利的分配和制度保障。诉讼的发展使公民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得到了巨大发展。现代的中国更应加强对西方法律的借鉴，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加强本国法律与世界接轨，加速法治的发展进程。

❺ 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特征的个人看法

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正确地表述中国传统法制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揭示中华法系区别于世界其它法系的特色，也有助于人们从整体上认识古代法制。鉴于不少法史教材都在其《前言》、《序》或《总论》中论述古代法制的特征，对中国古代法制特征的表述是否得当，直接影响着后学者对中国法律史的认识。
传统观点对古代法制特征的论述各种各样，概括起来无非是“德主刑辅，礼法结合”、“家族主义”、“义务本位”、“以刑为主，民刑不分”、“司法行政合一”这几点。全面审视中国法律发展史，我认为传统观点对于古代法律制度特征的概括，尚有不全面乃至偏颇之处，应当重新进行探讨。譬如，“以刑为主，民刑不分”、“司法行政合一”这类表述，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古代法制的实际情况，似应予摒弃。传统观点认为“德主刑辅，礼法结合”、“家族主义”是中国古代法制的特征，这种提法应当说是成立的，问题是在论述这些特征时，往往局限于对其消极方面的揭示和批判，没有对当时形成这种特色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给予恰当的分析，也没有对其中发挥过积极作用的部分，如慎刑、恤刑精神等，给予必要的论述。
又如，不少著述认为“义务本位”是中国传统法制的一大特征，并把这一特征视为“民主”、“权利本位”的对立物加以批判。与古代希腊、罗马及中世纪的西欧国家的法律制度比较，不难看出，无论是古代希腊的雅典“宪法”、古代罗马的罗马法，还是中世纪西欧的罗马法、城市法、商法和英吉利王国的普通法等，都渗透着一定的民主气息，法律上规定了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或“自由”等。而中国传统法律只规定义务，不书权利，说它具有浓厚的“义务本位”的色彩，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用“义务本位”表述中国传统法制的特征似不够全面，也不能明确地界定它与其他法系中“义务本位”的区别。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义务同古代埃及、印度法律中的义务有所不同，后者系个人对君主、奴隶对奴隶主的单方面义务，是一种片面的义务。中国古代法制则不同，法律规定的义务是社会各阶层的相互之间的义务，体现了为社会、国家和他人尽义务的精神。中国古代把人际关系概括为“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相互的义务关系是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夫良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法律中凡与五伦相涉者，均体现了相互的义务关系。按照法律规定，官吏必须恪守职责、忠君报国；朝廷给予官吏一定的俸禄和礼遇。平民必须按时交纳税粮，承担差役；国家有“爱民”、“教民”、“保民”之职责。在家族内部，尊长有抚养、教育、保护卑幼之责任，卑幼有服从、赡养尊长之义务。家庭以家长为中心，但同时对于出现脱漏户口、欺隐田粮、税粮违期、逃避差役等承担法律责任。在朋友之间，彼此承担互信的义务。在无服制的社会成员之间，彼此对侵犯他人人身、财产承担法律责任。在长官和下属之间，彼此因公务失错承担连带责任。历朝法律对各阶层人士违背法定义务的行为如何惩处，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义务，在许多方面包涵着属于社会义务、国家义务的内容。社会成员在对他人、社会、国家履行义务的同时，也接受他人、社会、国家对自己的义务，具有“义务互负”的性质。因此，在研究中国传统法制的这一特征及进行中外法律比较时，一定要坚持全面而不是片面的、辩证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论，不能因为古代法律中未有“民主”、“权利”的字样，就不加分析的全面否定。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表述中国古代法制的特征时，应当对中华法系区别于世界其它法系的、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特征，也给予实事求是的表述。
“以民为本”、“抑强扶弱”，就是我国古代法制的最本质特征之一。与世界上延续时间较长的其他法系相比，中华古代法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法律视为人的行为的规范体系，奉行民本主义，而不像其他法系那样把法律视为神的直接或间接旨意。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民本思想。汉朝以后各代，几乎所有的王朝都把“以民为本”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和法制建设必须贯彻的原则。民本思想贯穿于古代法制的许多方面，主要表现为：一是严法治吏，打击官吏迫害和盘剥百姓的行为。历朝法律中相当部分的内容，都是用以治吏的。法律严厉打击官吏贪赃枉法、赋役不均、丁夫差遣不平、私役部民夫匠、上下勾结盘剥平民等不法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肃整吏治，防止“官逼民反”。二是法律严厉打击地主、强豪兼并土地、盗耕种官民田、强占良家妻女、欺行罢市、哄抬物价、违禁取利等不法行为。三是法律对契约关系、商业贸易、度量衡器、器物制造、物价评估、买卖自由等做了详细规定，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为平民百姓提供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四是法律上对老小、废疾、妇女等弱势群体给予适当优待。如规定老少废疾犯罪，审判时不予拷讯；犯流罪以下可以收赎；犯杀人应死者，议拟奏闻，取自上裁。规定妇人犯罪应决杖者，除奸罪外，均不去衣受刑，并免除刺字。犯徒流罪，决杖一百，余罪收赎。女性死囚犯怀孕者，暂不行刑，待产后方执行。五是救济灾民，对官吏坑害百姓和隐报灾情的行为予以严厉制裁。六是制定了不少便民诉讼的法律措施，实行了匦函、登闻鼓等制度，以方便百姓申冤和减少冤狱。
“追求和谐”、“注重调解”，是中国古代法制的又一突出特征。中国古代和谐观念十分突出，主张法须与天道相和谐，与社会相和谐。《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文子·上仁》：“夫万民不和，国家不安。”基于这一理念，“刑期于无刑”被视为刑罚的根本目的，“以德去刑”、“先教后刑”、预防犯罪成为法制的重要指导思想，“贵存中道”成为必须遵循的立法原则。从现存的历朝发布的劝民息讼的告示看，息争化讼成为评价官吏德化、政绩大小的标准，也是各级官吏特别是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注重调解是中国传统法制的一大创造。为了尽量减少社会纷争，实现社会和谐，历代都建立了调解制度。就民事纠纷的审理或处理而言，汉代乡为初理，唐代由里正初理，元代由社长初理，明代由里甲老人初理。这些所谓初理，实际上属于民事调解。清代民事纠纷由族正房长、村正及村之贤德者调解，不果，再由巨绅里保评之，然后上达官府。不少朝代为了防止大量户婚田土纠纷矛盾上交官府，也为了更好的息讼宁人，对民事纠纷案件上诉官府的范围作了严格限制。如通行于有明一代的《教民榜文》规定：“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乡里中，凡有奸、盗、诈伪、人命重事，许赴本管官司陈告”。也就是说，除涉及刑律的案件外，其他均先由里甲老人调解审理，不服者方可上诉官府。其他朝代处理民事案件的办法亦大多如此。中国古代实行的由乡里组织调解解决民事纠纷的制度，使民间发生的绝大多数纠纷得以解决，既有利于正确处理乡里发生的矛盾，息事宁人，也极大地减少了官府的负担，应当说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法律措施。
陈顾远先生在《从中国法制史上看中国文化的四大精神》一文中，将中华法系的特质和基本精神概括为：“天下为公的人文主义”、“互负义务的伦理基础”、“亲亲仁民的家庭观念”、“扶弱抑强的民本思想”。我赞同陈先生的见解，并在吸收其他学者论述的基础上，认为应把中国古代法制的特征概括为五点，即“礼法结合，一准乎礼”、“以民为本，抑强扶弱”、“家族主义，家国一体”、“天下本位，义务互负”、“追求和谐，注重调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b3644e0100lbu4.html

❻ 关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曹海晶教授

脾气很好的呀，名副其实的学者风范，特殊喜好吧，最好不要去弄那些虚的，会起反作用的，多谈谈对祖国多么热爱就可以

❼ 通过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的学习我们能得到哪些启示

摘要 尊重不同的政治文明；从本国国情出发，选择合适的政体，不能照搬别国模式；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一)中外政治制度1,古代中国:中央集权专制制度(1)主要发展历程:①秦始皇首创了以皇位世袭和皇权至上为特征的皇帝制。

❽ 比较政治制度和比较政治学的区别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学科分支，强调在共同或类似参照下对不同政治体系（主要是国家）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经典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篇》，比较研究希腊各城邦政治；阿尔蒙德《公民文化》，比较研究六国的政治文化。

可以把比较政治制度看做比较政治学中的一个研究视角，比较的是不同政治体系的具体制度，比如司法制度、行政制度、立法制度等等，也可以进行综合比较。可以在不同国家进行比较，也可以在不同国家类型之间进行比较，比如社会主义国家类型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类型。

实际上，对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古已有之；而比较政治学作为正式的政治学科分支，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真正建立起来的，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还包含一整套的具体理论知识。另外，比较政治学是行为主义的，而比较政治制度是（旧）制度主义的，是不同的政治学范式。所以，从这个意义讲，比较政治制度和比较政治学有联系、有交叉，但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

从我国现有学科分类来看，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二级学科“政治学理论”的研究方向之一，而比较政治制度属于政治学二级学科“中外政治制度”的研究范围。

❾ 简述"法治"和"人治"的区别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

首先，从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说，法制和法治两个概念的用法历来不同。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它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种制度而言的。

法治则是与人治相对的一个概念：主张法治意味着否定人治，赞成人治则意味着反对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们在对立的意义上加以使用，在中外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如孙中山等也倡导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专制政治和人治，并有精辟论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任领导人中，也同样是在与人治相对的意义上运用法治一词。

其次，法制与法治两个概念的内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内涵是指法律以及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各种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内涵是与人治不同甚至对立的一种治国理论和治国方略或原则。作为一种治国理论，法治和人治探讨的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关键问题。“法治论”认为，关键在于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并予以充分实施；“人治论”则相反，认为关键在于国家领导人是不是贤明，“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主张法制并不意味着否定领导人可以发挥巨大作用，而是认为领导人贤明与否不应成为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作为一种治国原则，“法治论”主张法律应有极大甚至无上的权威，不能听任个人和组织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治论”则相反，它主张或默认组织和个人的权威高于法律的权威，权大于法。

再次，虽然法治与法制具有内在联系，即实行法治必须要有法制。但我们不能说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从人类的政治法律实践看，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法制，但却不一定是在实行法治，如当年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和蒋介石统治的中国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实行法治。

最后，即使在动态意义上理解“法制”，也与现代意义的“法治”相去甚远。“法制”的动态含义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简单地说就是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对此，我们可以提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有什么法？“恶法"还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证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显然，这些都是动态意义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无法回答的。与此不同，现代“法治”与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它不局限于形式或逻辑意义上考虑问题，不单纯以“有法”、法律完备为满足，还要求在价值层面上考虑法律的好坏，而且，作为现代“法治”的一个鲜明特征，它还强调《宪法》和法律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现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各个环节上贯彻民主原则，实行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和互相制约，严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

❿ 中外法律文化差异的相关论文

很难找到，现在提供一点相关的资料，看对你是否有帮助。

2、关于价值的断想
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切经济、政治、文化、习惯、心理和客观存在的稀缺程度之关系的总和。
世上发生任何事件，最终都会反映到价值上来。价值，也是主观和客观关系的总和。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能决定价值量。价值只能在各因素（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的体系中由均衡决定。
3、中西文化的盲点：结构理性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本质是一个结构比重的问题。一切对单一和纯粹的追求都是偏见。人们常常在面对选择时进退维谷，这正是缺乏结构理性的表现。
有三种理性存在：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结构理性。
在中西文化中，只有前两种理性，缺乏第三种理性。
价值理性是人们用来判断是非好坏，应该或不应该的一套价值体系。
工具理性是为实现价值目标的手段体系，如策略、政策、程序、组织、制度、科技手段等。
结构理性是人们在不同情况下构造价值结构的理性。例如，义的价值和利的价值都不能单一地适用任何情况。人有时自利，有时利人，两种价值同时存在于一身，那么在何时何地对待何人讲利或讲义，这就必须用结构理性判断。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持同一价值观。这就是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矛盾和价值观应该在结构理性的支配下统一起来，这就使结构理性的含义。
东西文化中为什么有结构理性的盲点呢？就是因为人类有偏执的共性。一旦价值理性形成后，人们就将它固定下来，向一切情况运用。
4、结构理性不是价值观
结构理性是一种方法理性，而不是一种价值理性，它当然与价值相对论和道德相对论扯不上关系。因为结构理性是一种中立于价值判断的方法理性。
结构理性不是一种价值观，而是一种构建价值结构的方法论。它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一个分析衡量错对好坏的内容准则，按照结构理性的方法理解真理与价值，真理和价值都不是唯一的和绝对的。真理和价值的意义依赖于时空和情势。
5、信仰偏执与人间悲剧
由于人类在理性结构上有盲点，人类常常把信仰的追求推到了极度与偏执的程度。这种对信仰上的偏执，使得人们可以对信仰的追求不顾一切，对信仰的偏执导致了无数的人间悲剧。
人类没有信仰不行，但信仰过度和偏执甚至更加危险。信仰偏执可能是制造人间悲剧的最重要根源。世界上没有哪一种信仰是绝对正确的，也不可能有哪一种信仰是绝对错误的，人们应该有结构的，有条件的，有程度的接受所有相互矛盾的信仰，形成一个比重、多少、条件不同的信仰结构：“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6、上帝的公平
贫穷吗？上帝让你知足。富有吗？上帝让你贪婪。劳作吗？上帝给你胃口，让你健康。享受吗？上帝让你乏味，给你肥胖。追求幸福者，上帝让你感觉命短，遭受痛苦者，上帝让你感觉寿长。
人世间有各式各样的公平，都不如上帝公平。例如，机会均等，结果均等，起点均等，贡献均等。然而这每一种均等，都有它不可克服的不公平的一面，并且带有一定的负面效果。机会均等，其结果就不会均等。买彩票，每人赢钱的机会是均等的，但结果只有少数人赢得巨款。市场经济的竞争是机会均等的，但结果却只创造了少数富人。结果均等就绝对公平吗？也不！结果上的均等掩盖了贡献上的不均等，收入上的均等掩盖了成本上的不均等。
7、视角
转化视角看问题，不仅是了解事物的方法论，也是人类行为的道德要求。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不仅以此待人，而且以此待自然、待宇宙、待一切。
同一事物，从不同的视角去看，会呈现不同的形象，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人与人之间，以个人的视角去观察别人，多少会带有感情的、利益的和理性的偏见。所以我们也需要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别人看自己。设身处地地看问题常能克服人与人之间的偏见。
首先，我们要学会从别人的利益，别人的感受，别人的经验和知识的角度去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只从自己的利益、感受、知识、经验去看他人，看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人类要学会站在自然的角度、站在其它动物和生物的角度看世界。如此，人类与自然、人类与其它动物和生物就会和谐得多。然而我们人类对自然物种的分类全是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为判别标准的。
第三，作为一般规律，我们对事物所作的判断，所下的结论，都是从某一视角看问题所作出的，视角一改变，这些判断和结论的正确性就动摇了。
8、动机、手段与效果
一个社会的模式，或各个国家的社会区别，大致就是由那个社会和国家队动机、手段、效果的道德和法律约束标准、方式和侧重点决定的。
在动机、手段与效果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逻辑关系。要实现动机，就必须要有手段，有了手段的实行，就一定会带来一定的效果。但社会必须对三者的好与坏、准许与不准许作出界定，也就是说这三者的关系必须受到道德与法律的约束，否则人类社会就会变成丛林世界。
当我们分析道德和法律对这三者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道德可以用来约束全部三者而法律却只能用来约束手段。因为动机无法用事实证明，而效果则有许多为人所不可控的因素。也就是说法治是不管动机与效果如何的，只要手段合法，就不能被治罪，虽然有可能受到道德的谴责，而这正是法治的短处。
道德的约束虽没有法律约束那么硬，却比之约束范围宽广得多，道德不仅约束手段，而且约束动机与效果。
我们能找到一套标准是使三者统一起来吗？回答是不能！因此，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不管它强调的是何种标准，总是会存在一定缺陷的。不过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任何一方面的标准若绝对化而完全不顾及其他标准就一定是不好的。在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的中庸之道似乎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一个社会应该是法治、德治与情治的有机结合。
9、替代的困扰
每个人几乎每天作出一些类似非经济的替代决策。当你作出这些替代决策的时候，你去追溯过躲在这些决策后面曾经困扰过你的那权衡替代的尺度吗？那就是你最深层的价值观。
例如对不同对象的爱如何替代。对生命、自由、爱之间的替代也是如此。
10、争名与逐利
追名逐利皆为人类行为的根本驱动力。天下熙熙，皆为名利而来，天下攘攘，皆为名利而往。大致而言，人是争名夺利的动物。所以有人把人类社会叫“名利场”。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人逐利，与鸟无异。“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说人争名，与雁有同。
现代经济学，是用自利与理性解释人们的行为，即认为人类是逐利的理性人，又叫经济人。
按照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说法，以私产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制度安排，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解，它使得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使社会得益。
现代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却很少研究人们争名的社会效果。人们争名也会像逐利那样有利于全社会吗？
人类争名，基本上是一类相互抵消的浪费性行为。
人争名的根源是来自人的嫉妒本性。对于整个社会利益而言，逐利优于争名，因此在经济活动中的争名之风不可长。
11、耻的标准和功用
有什么样的荣耻标准，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
东方人以好、坏为标准，西方人以对错为标准。
12、信誉无价
一个人，一家公司都输不起信誉，何况一个国家？
“一个鸡蛋吃不饱，一个名声讲到老。”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从此处得，将从他处失，并且是永远损失下去。
13、信心与价值
假若我们中国的自尊、自信心能增强，同样的出口商品定能换回更多的外汇。信则有，不信则无。这信字若指信心与自信更有哲理。
信心生产价值。
现在中国出口许多产品到国外，有些质量超过日本货，可价钱却低很多。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人过谦吃的亏。
西方人什么都是先看重自己的。各种优惠、赔偿等，都是自己人先得，然后才考虑外人。
14、常输是游戏规则使然
一个人要赢得竞争依赖于他自己可控的优势与弱点，也依赖于外在于自己不可控的因素。更依赖于竞争的游戏规则和所用的是否符合道德要求。
首先，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增加自己的优势，减少自己的劣势。这是他自己可控的因素。当然可以增加赢得可能性。然而他是否真能赢，还依赖于外在机会是否存在，是否机会均等。如果机会足够小，威胁足够大，即使自身努力也难以成为赢家，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其二，如果一个人在竞争中总是输而无机会赢，这决非此人不想赢或他比某人低级愚蠢，而是竞争的游戏规则于他不利。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他的优势不能被评价，而弱势反被评价，游戏规则有利于他的对手。例如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是“价高者得，价低者出”。有生意眼光的人总是赢家，有资本的人也总是赢家，而有些人无论怎样努力，最终还是赤贫，因为这游戏规则对他不利。
其三，一个人赢了，我们须问他是用什么手段赢的，一个人输了，必须问他是如何输得。
其四，任何一个人，总有他不可克服的约束条件。
最后，要问赢得目的是什么。

三、中西文化断想
文化的杂交有两种结果，一是优势杂交；二是劣势杂交。所以，两种文化交汇的时候，一定要有引导，以防止劣势杂交而保证交汇的文化优秀。
1、人类千年的功过
人类匆匆的脚步，很快又走完了36.5万天，21世纪的脚步，已迎面踏进人类的生活。回首千年，人类既聪明也愚蠢，既有功，更有过。人类的聪明使科学昌明，却使环境恶化；使物质生活改善，却使精神生活空虚；制度的实验一个接一个，几乎每个制度在制造繁荣时，也制造灾难；人类追求和平，却更好战争。人类并没有成熟，她还在人头马的阶段：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2、治家与治国
西方以治国之法治家；中国以治家之法治国，各有优劣。
中西文化大致是互补关系，是以西补中，以中补西的关系，具体可为宏观西化，微观东化。
西法治国有效，中法治家治企业有效。即以法治与市场的方法治国，以道德秩序治理家庭、企业。
3、东西文化对比随想
东西文化之所以在文化上互相攻击，争论不休，就是因为他们各自都以自己的文化价值为尺度去评判他人的文化。
东方文化的主流是儒佛道，尤其是儒家文化。
文化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可见的行为方式；一是不可见的价值观、道德准则和信仰。东西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两部分，有一些是共通的，如都认为和平和守信是好的。
（1）东西文化的第一个区别，也是最本质的区别，是责任、义务和权利之间的差别。儒家文化强调个人对社会、对他人所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却不强调社会对个人权利的界定和保护，不强调人与人之间清楚的权利区分和对权利的互相尊重。西方文化恰恰相反，强调社会对个人人权和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却不强调个人对社会人对他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2）东西文化的第二个区别是价值判断的方式不同。西方人重效果判断，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重动机判断。对于西方人而言，什么是动机和出发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效果好不好。对于中国人而言，首先判断人们的出发点和动机好不好，然后才看效果，这两种衡量好坏的不同方法，使得西方人特别重视达到目的的手段体系，达到目的的效率和效果。而东方人则特别强调证明自己是好人，是好的出发点和动机，对于效果和达到目的的手段反而不去尽量努力寻求。其结果是西方文化导致手段体系发达而道德不张，东方人则重道德而手段不张。
（3）东西文化的第三个区别是对人性的假设不同。西方文化假设人性恶；儒家文化假设人性善。故西方文化主张法治，儒家文化主张德治。
（4）东西文化的第四个区别是思维方式。西方人重演绎与分析，中国人重归纳与类比；西方人善于把整体分成部分，然后把每一部分都变成专业化、专门化。并且西方人也善于在纯粹的假设上作理论推演，以发现更为深层的东西。东方人则善于归纳与类比，从类比和归纳中发现一般规律，发现新的东西。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从一般到特殊，而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是从特殊到一般。
（5）东西文化的第五个区别是世界观上的一元世界和两元世界的区别。儒家文化重视现世，西方文化认为有帝国与王国存在。
（6）东西文化还有很多区别。例如儒家文化主张以治家的方法治国，西方文化主张以治国的方法治家；东方人重内容，西方人重形式；东方人喜欢内斗竞争，西方人喜欢外斗竞争；东方人讲情理法，西方人讲法理情；东方人讲谦虚，西方人讲自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4、东西方的价值判断标准
一个理想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应根据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效果判断与动机判断的双重标准的比重，并且配合以完善的法治。
一个好的价值判断标准应是效果判断与动机判断二者的结合，而取一个适当的比重来判断好坏。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社会以效果判断为主，以动机判断为辅，并有严格的法治，其社会效果就会比较好，这是因为在法治的约束下，人们追求目的不能不择手段。
5、中国文化四论
要探讨中国落后之原因，改造之途径，未来之发展，不能不讨论中国文化问题。
中国的今日落伍问题是制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中国的制度是中国人的选择，而文化影响选择的价值标准。
（1）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制度
儒家的治国文化，不利于甚至阻碍市场制度的产生，但给定市场经济制度，儒家文化则必西方文化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更具竞争力。
儒家治国文化，可归结为一句话，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曰以治家的方法治国。治家的法则主要是道德规范即人治，分等差而治之，家长治家，家人治于家长。
治家的方法，推广于微观组织例如公司的管理，是有效的，甚至是优越的。因为具有儒家文化的中国人家庭内部没有利益之间的相互算计、计较，但并不影响家庭成员尽力为家庭奉献。如果把这种文化和道德准则带入公司等微观经济组织中，使职员、工人感到公司就是家，那么公司的管理成本就会大大节省，而工人的激励程度与合作程度并不下降。
（2）工具道德与目标道德
中国是一个讲道德的国度，几千年前就鼓吹以道德治国，但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公德呢？
因为中国人把道德当手段，甚至当作治国的手段，这就使道德带有极强的功利目的。在人治的中国，人们讲道德、讲礼貌、讲敬老敬上，这是因为这样可带来功利，不这样做就要损失功利。在公共场所讲道德不增加功利，不讲公德也不失去功利使然。中国是一个讲工具道德的国家，人们的礼貌、笑脸相迎、点头哈腰、道貌岸然后面，总是带有某种目的的。
在法治国度，道德是作为目的本身即目的道德的。不守法就会失去功利，但不讲道德并不损失功利，讲道德也不增加功利，在此种情况下，人们仍彬彬有礼，这说明人们讲道德的后面并不带有功利的目的。就是说，人们把讲道德当作目的本身去享受。
要使国人讲公德，根本之法不是教育，而是实行法治。
（3）价值的理性与工具的非理性
中国人只管价值理性或曰情感价值理性常导致中国人忽视对工具理性的探求。工具理性（制度、法律、政策程序）不发达，科学和工具落后导致发展落后。
（4）人权自由平等
中国儒家文化缺乏人权、平等和自由精神，因为它是一种信仰等级特权的文化。
6、平等待己的功效
如果你不尊重本族，劣待本族，别族也就不会尊重你，更不会善待包括你自己在内的本族；如果你不尊重自己的家人，别人就不会尊重你和你的家人；如果你不尊重自己的老百姓，别人就不会尊重你的老百姓，也不会尊重你。这就是平等对待本族的功效。
我一直梦想有一天中国人能像对待外国人那样平等地对待中国人自己，我也一直梦想有一天政府能向上待外国人那样平等地对待自己的老百姓。否则，做一个中国人就太可悲了，到了外国受外国人的歧视，回到中国人的圈子中受中国人的歧视，到处不是人。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如此不自尊，如此劣待自己人，如此没有自信，如此崇洋媚外，悲哉！
7、尺度与公正
世间的公正要以一个适当的或最佳的尺度结构来界定。人类之所以把公正用一把尺度界定，是人类理性的盲点造成的。
任何单一尺度面前的人人平等都不是真正的公正。一个最佳的界定公正的尺度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社会中每个人，至少是每个利益集团的不同能力、优势和对社会的贡献要与他们从这个社会所获取的回报所适应。
第二、一个最佳的尺度结构必须正好消除每一个利益集团用非生产性活动破坏尺度本身的动机。
8、英雄与明星
现代传媒正把人类推向一个浅俗而缺乏理想的世界。因为理想、高深的思想和精神的极致没有足够的市场价值。这就使物质的富有与精神的贫困同步而行，“交相辉映”。
比较一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初，我们会发现前者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后者则是明星辈出的时代，前者是英雄领导时代，后者是明星引导潮流。何因也？通讯交通传媒的发达与商业价值碰撞使然。
9、公德与私德
要取得公德与私德上的一种均衡关系，必须找到法治与人治的最佳结构，必须在重视义务与责任的同时，也要重视人的权利的界定。
10、负面的真谛
有负面的存在，追求正面才显出意义来。完全消灭了负面，人生就会变得索然无味，意义全无。一切东西的珍贵都在于它们的稀缺，而稀缺正是负面的东西。
11、观念比知识更重要
所谓观念，就是人们对事物对世界的看法，对好坏对错的认知标准，对行为方式、社会规范的概念。两个观念格格不入的人合作，其克服观念矛盾的合作成本会很高。
市场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要求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观念。比方遵守合同的观念，公平竞争的观念，交换、贸易相互得益的观念，讲信誉不欺诈的观念，别人正当致富发财不眼红的观念等。
12、宗教的经济效果
每一种宗教，都是一种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都对信仰者产生强大的约束力。正是宗教的这种抑恶扬善的功能，对社会产生正面的经济效果。
13、领导风格
现代管理关于领导的理论的一般结论是有效的领导者，是由有效的领导风格所决定的。然而哪一种领导风格最有效却存在各种学说。
领导与管理是不同的，管理是管理事，领导是激励和鼓舞人。所以好的管理者不一定是好领导，反之亦然。领导有两种职能，一是维系和凝聚团队；二是领导团队完成一切任务。与此相应，也有两类领导风格：一是关心人，以人为导向的领导风格；一是关心任务，以完成任务为导向的领导风格。两种风格不同程度组合，又可派生出多种中间风格来，典型的风格有四种：一是重关心人，轻关心任务；二是重关心任务，轻关心人；三是关心人也关心任务；四是轻关心人也轻关心任务。
到底哪一种领导风格更有效呢？按目前流行的情境领导理论，任何一种风格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依赖于三方面情况组合：一是领导者的价值观、背景与能力；二是被领导者的价值观、背景与能力；三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所处的环境与阶段，按照这种变化不断调整领导风格才能有效。
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的发展要经历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要求有不同的领导风格。在初始阶段，要重关心任务，轻关心人的关系。领导者必须以条规对下属严格管理，保证任务的完成。因为下属还不熟悉情况，缺乏自治能力。在第二阶段，随领导对下属的信任和支持增加，领导必须既高度关心任务，也高度关心人的关系。在第三阶段，下属有了更强的能力、成就感和责任心，因此领导的直接指导不再需要，但领导仍需支持与小心谨慎。在第四阶段，下属有了更多的自信、自我指导和经验，领导的支持与鼓励已不再那么重要了，因此，领导应该放手让下属自治，采用低度关心人的关系，也低度关心任务的态度。
14、情理法与法理情
在情理法的中国，人情味重，什么事都可以想想办法，托托人情，走走关系。这是一种自然保险系统，人们容易在艰苦的环境下度过难关。因此在中国人事关系极为重要。
在法理情的西方国家，人情似纸，相互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什么矛盾，先讲理，后上法庭，简单明了。西方虽淡薄人情，却十分讲公正、平等；中国人情味重，却易产生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