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法治蓝皮书

❶ 我国生态立法经历了哪些过程

我国的生态化已经成为哪些过程中？那也现在生态房必须得保护生态环境。

❷ 中国专利申请数量泛滥是怎么回事

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一直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根据201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中国知识产权局共受理发明专利申请110.2万件，同比增长18.7%，连续5年居世界首位。如果仅仅从专利申请数量来看，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似乎应是位居“世界首位”的，然而从申请专利的质量来看，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在日用消费品抑或是高科技产品领域，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供给能力与国际同行相比都还存在一定差距。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与持续增长的专利申请数量不成正比。

❸ 多少家省检察院可在线查行贿犯罪档案

今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16（2018）》发布暨2018年中国法治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法治蓝皮书》中发布的2017年度中国检务透明度报告显示，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位列检务透明度前三。从地区维度看，较为经济发达地区检察院的检务公开相对较好。

与此同时，利用信息化推进检务公开，检务公开与网上办案、检务公开与网上办事的有机结合，也不断推进形成良性互动。例如，在门户网站的基础上，各级检察机关注重运用微博、微信及其他新媒体发布检务信息。

10家较大的市检察院网上公开抗诉书

《法治蓝皮书》介绍，法律文书公开范围走向全面化，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对公开法律文书进行了类型化处理，分为起诉书、抗诉书、不起诉决定书、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其他法律文书等栏目。在起诉书日渐普及的基础上，其他法律文书的公开，也走向常态化。

截至评估结束，通过自身门户网站或信息公开网公开抗诉书的，有10家较大的市检察院，占比20.41%。通过自身门户网站或信息公开网公开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的，有27家较大的市人民检察院，占比55.10%。另外，北京等地的检察院将被害人权利义务告知的公开予以常态化。

同时，依托检务公开，在线办事功能得到强化。发布的数据显示，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指南或查询平台链接、联系方式的，有20家省级检察院和30家较大的市检察院，分别占比64.52%与61.22%。无锡市检察院公开了《非公企业常见法律问题防范指南》，协助企业认清、防范法律风险。

在预决算公开方面，26家省级检察院和19家较大的市级检察院同时公开了2016年度的预决算和2017年度的预算，分别占比83.87%与38.78%。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全省检察机关司法办案主要数据。

蓝皮书建议将公开嵌入检察工作流程

针对检务公开尚存的问题，《法治蓝皮书》指出，检务公开当前问题突出表现为部分检察院不作为，仍有多家检察院无网站或网站无法打开，一些检察院网站缺乏必要维护导致网站不稳定乃至一度失效，门户网站栏目空白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一些检察院公开持续性不够，个别甚至出现停滞倒退；机构人员、指南须知类信息的公开，有待加强；检务公开友好性不足等。

《法治蓝皮书》给出了检务公开加以完善的方向，提出检务公开内容应全面化，应注重加强指南类信息的公开，在不违反保密要求的前提下探索量刑建议书、检察建议、检察意见等检察法律文书的公开，适应大数据发展需求推进文书统计和检务数据的公开。

同时，既要注重检察院门户网站建设，也要注意多渠道公开，形成合力，实现公开效果、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最大化。

此外，《法治蓝皮书》还建议将公开嵌入检察工作流程。借鉴政府信息公开和法院司法公开的经验，将检务公开嵌入检务活动日程流程，落实“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理念，实现检务公开的制度化和常态化。

在信息无障碍服务能力建设上，建议按照《残疾人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的精神要求，检察机关应带头加强网站无障碍服务能力建设，对门户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等进行无障碍改造，建设网络信息无障碍服务环境，方便各类特殊群体、弱势群体便捷快速获取检察信息。

一经发现，永不录用。

❹ 法律体系转向法制体系有何意义

近日发布的中国社科院2011年法治蓝皮书总结了中国提出和形成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历史过程，分析了形成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对于中国法治发展的重大意义。蓝皮书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具有三大历史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中国社科院2011年法治蓝皮书指出，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有法可依，是新时期中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新时期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功经验和胜利成果，纳入到宪法法律确认和保障的范围，最大限度地规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记载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奋斗的主要历程，指明了未来中国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和基本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以民主立法方式与时俱进地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从而不断确认和巩固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合法性基础，确认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合法性、权威性，维护和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和尊重保障人权，极大地保障和推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来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法律化的重大成果

中国社科院2011年法治蓝皮书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是对30多年来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基本经验的法律总结，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取得成果的法律肯定，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法律确认，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法律化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意味着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方向不可改变，意味着中国走具有自己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不可逆转，意味着中国人民奔小康求幸福的决心不可动摇，意味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必将实现。

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标志

中国社科院2011年法治蓝皮书指出：实行法治，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和前提是要做到有法可依，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推动了有法可依的实现，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既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立法机关民主立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建设公平正义司法体制、全体公民学法守法用法取得明显进步的充分肯定，是举国上下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对未来坚定不移地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的一个良好平台，是坚定不移地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法治国家的新起点。

中国社科院2011年法治蓝皮书指出：法治建设和立法工作应当实现几个转变

中国社科院2011年法治蓝皮书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仅仅是基本解决了无法可依的问题，未来还需要着力实现几个转变。

向加强宪法法律实施为中心转变

有法可依的问题基本解决以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一项基本任务应当是实现依法办事，法治建设的关键应当从以立法为中心向切实实施宪法法律为中心转变，应当更加重视和加强宪法法律的实施，实现宪法法律实施与法律体系构建的全面协调发展。

向加强法治精神、法治理念和法治意识建设转变

中国的依法治国和法治建设需要向纵深发展和推进，应当从以立法为中心加强法律制度规范建设，向以法治文化为重点加强法治精神、法治理念和法治意识建设转变，努力使法治成为人们的价值信仰和生活方式，实现法治文化与法律体系的全面协调发展。

从数量型立法向质量型立法转变

立法工作应当从数量型立法向质量型立法转变，不仅要考察立法数量的GDP，更要关注立法的质量和实效；不仅要有不计其数的纸面上的法律规范，更要有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现实中的法治功能。

向立法的统筹协调发展转变

立法工作应当从以创制法律为主，向统筹创制法律与清理法律、编纂法典、解释法律、修改法律、补充法律、废止法律的协调发展转变，使法律体系的清理、完善和自我更新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使法律体系更加具有科学性、稳定性、权威性和生命力。立法工作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协调发展的立法模式转变，从立法项目选择的“避重就轻”、“拈易怕难”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头、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的转变，使立法真正成为分配社会利益、调整社会关系和处理社会矛盾的艺术，成为在“矛盾的焦点上”划出的杠杠。

❺ 什么导致中国法院迎来“智慧执行”曙光

2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法治蓝皮书《中国法院信息化发展报告No.2（2018）》（《法院信息化蓝皮书》）发布暨2018年中国法院信息化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其次，继续优化执行查控系统。2017年全国3500余家法院上线使用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覆盖面达到99.66%。2017年，全国3746家地方性银行中，3660家上线查询功能，3203家上线冻结功能，2058家上线扣划功能；湖南、福建、江苏、吉林、甘肃、江西、内蒙古等地本省地方性商业银行基本全部实现了网络查询、冻结、扣划功能；46个“点对总”不动产查询重点推进城市中已有40个城市上线查询功能。

再次，终本案件系统自动筛查。终本制度应用中出现问题，除了程序标准未作统一严格规范之外，还因为这类案件未进入流程管理系统而在体外循环导致监督不到位。为强化对终本案件的监管，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发了终本案件管理系统，对终本案件实行集中管理、分类管理、动态管理和关联案件筛查。该系统每6个月自动对涉案被执行人进行集中财产调查，一旦发现财产立即在系统提示执行法院恢复执行，并对恢复情况进行实时监督。

最后，事项委托纳入系统监管。作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委托执行制度对于解决跨辖区案件的执行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委托执行在实践中落实较差，许多法院接到委托执行事项后怠于执行，不进行反馈，甚至原封不动退回。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执行事项委托工作的管理办法（试行）》，并在执行办案系统上开发人民法院执行事项委托系统，将事项委托纳入系统统一管理，有助于充分发挥执行指挥中心的功能优势，进而严格规范委托事项管理。

法院信息化蓝皮书指出，法院执行实现阳光化。阳光执行是指执行案件的办理过程和办理结果要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公开，做到过程和结果的双重透明。2017年，依托信息化平台，执行案件实现了执行流程节点定向推送、网络司法拍卖全民围观、信用惩戒信息社会共享和执行裁判文书网上公开。2017年3月1日起，全国法院全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2017年，全国法院通过司法网拍共计拍卖29.42万次，拍卖标的物20.52万余件，成交额2021.04亿元，节约佣金61.72亿元，大大提高了财产变现率，取得积极社会效果。

法院信息化蓝皮书指出，法院执行实现智能化。

执行信息化为执行法官、当事人、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提供全方位智能服务。201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建设技术标准》明确要求，要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将数据挖掘及智能分析决策等系统有机整合为一个整体，实现辖区法院信息共享、联动配合和规范管理。为了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打造执行信息的大数据分析平台，2017年，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应用为目的，自行成功研发并使用“被执行人履行能力大数据分析系统”。

在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往往拒收文书甚至下落不明，因此送达难是困挠执行案件的一大难题。2017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使用现有的OCR文字识别技术，开发E键送达平台，实现“一键生成、一键到达”。E键送达平台可实现自动提取案件基本信息、自动生成送达文书、专有物流网络送达、物流信息实时反馈等功能，实现司法送达与外包服务公司无障碍互通。

法院信息化蓝皮书还指出，未来应提升意识，坚持需求导向，注重系统兼容性和友好性，最终实现执行领域的人工智能。

虽然信息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案多人少的压力，但是信息化的开发与应用，同样也受制于案多人少的矛盾，从而表现出办案系统使用不足、查控系统反馈迟缓以及数据不准确、司法网拍在一些地区落实较差、执行指挥中心运行空心化等问题。执行信息化中存在的问题在法院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具有共性，随着信息化建设的纵深发展，要最终实现智慧执行，需要提升对信息化的认识，理解信息化的本质属性，并且要统筹布局，避免因为信息化发展不平衡以及系统平台的分散而形成新的数据割据。

第一，拥抱新科技，避免沦为时代弃儿。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无论是工作业态还是生活方式，都不可避免接受信息化的洗礼，信息化正在对包括法院在内的各个行业乃至社会形态进行深层次、全方位重塑。借助信息化，人们拥有了更加敏锐的感官、超乎寻常的手段和最强大脑，相反，一味拒绝甚至抵制信息化，最终沦为时代的弃儿。

第二，正确认识信息化内涵，警惕“伪信息化”。信息化最本质的要求是智能，信息化建设应以需求为导向，防止为信息化而信息化。任何背离便捷、高效、简单、智能而进行的系统平台研发都是“伪信息化”，信息化的使用者反而成了技术的奴隶。真正的信息化无论建立在多么复杂的计算和逻辑之上，最终呈现给用户的也必须是最简单的甚至一键式操作。

第三，加强统筹谋划布局，避免重复建设。信息化的研发成本非常高，如果不进行整体谋划和布局，会造成重复建设，甚至推倒重来，形成极大的浪费，并且分散建设的平台将会导致数据的割裂与孤立，对于数据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

法院也要与时俱进。

❻ 朱晓青的学术成就

1984年8月开始从事法学研究工作。1985年6月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如下：
一、著作
1、《欧洲人权法律保护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实施机制》（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主编，合作），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4、《合同要旨与实务》（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二、译作
（一）著作：
1、《妇女与国际人权法》（第一卷）（合作），三联书店2007年版。
2、《人权与国际关系》（合作），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二）论文：
1、《开罗伊斯兰世界人权宣言》，《外国法译评》1994年第2期。
2、《南北关系中的人权》，《法学译丛》1992年第6期。
3、《国有化的国家补偿责任》，《法学译丛》1991年第5期。
4、《北欧国家实施的设计保护的比较分析》（合作），《法学译丛》1987年第6期。
三、论文
1、《欧洲理事会对国家的少数群体的保护》，载《中国人权年刊》（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国内实施机制》，提交2006年3月31日-4月1日在爱尔兰格尔韦举行的爱尔兰-中国人权网络学术交流研讨会。
3、《国际人权法与妇女人权》，提交2005年8月29-31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0周年非政府组织论坛。
4、《中国法治中的性别平等》，提交2005年6月27-30日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的加拿大-中国良治对话研讨会。
5、《国际人权条约在国内的实施》，《国际法学论丛》（第3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
6、《家庭暴力与妇女》（合作），载《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7、《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法律秩序的冲击》，武器与国际人道法国际研讨会论文（2004年10月）。
8、《<欧洲人权公约>中的平等与非歧视原则》，中国-欧盟人权学术网络研讨会：性别与法律论文（2004年9月）。
9、《WTO规则在中国大陆法律体系框架下的适用》，载《世贸规则与两岸四地经贸法律关系》，香港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0、Role of NGOs in Domestic Violence Legislation in China，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家庭暴力立法研讨会论文（合作，2003年12月）。
11、《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人权法律地位的演变》，《法学研究》2002年第5期。
12、《消除对妇女家庭暴力的法律举措》，载《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作为中国法律体系组成部分的国际条约》，载《依法治国与法律体系建构》，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14、《<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实施机制》，《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
15、《人权两公约实施机制与条约的国内法适用问题研究》，载《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16、《欧洲联盟人权保护的法律依据》，中德国际人权条约的国内实施国际研讨会论文（2000年9月）。
17、《外国人在华权利的保护》，中国-欧盟第二届司法研讨会论文（1998年10月）。
18、《联合国关于妇女人权保护机制的健全与完善》，载《妇女与人权》，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9、《论联合国人权国际保护的执行措施》，《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
20、《论人权的共同标准》，《中国法学》1994年第6期。
21、《论人权的国际保护》，载《当代人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22、《试论对外开放中的国际经济立法问题》，《云南法学》1990年第1期。
23、《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法律特征》，《云南法学》1988年第1期。
四、研究报告
1、《妇女与人权》，载《中国妇女发展报告》（妇女发展蓝皮书，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国际法学研究热点》，载《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法治蓝皮书2004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3、《国际法学研究状况》（合作），载《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法治蓝皮书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版。
4、《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研究报告》（合作，2004年）。
5、《国际条约在中国国内的适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科交流》2001年第33期。
6、《澳、马实施国际条约问题的考察》（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科交流》2001年第49期。
7、《关于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问题的研究报告》（合作，1998年）。
8、《划清对人权的国际保护和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的界限》（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1年第49期。
9、《我国法学界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法律适用问题的看法》，《未定稿》1985年第17期。
五、教材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通用教材《国际法》，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❼ 中国近些年的犯罪率，要具体的

1、人民日报评论《中国“安全感”带给世界的启示》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长期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为世界瞩目。2017年，中国是全球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比2012年下降51.8%，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度上升到95.55%。

2、2016年，全国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为35743人，比2010年减少32455人，减幅达47.6%。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同期犯罪人数的比重为2.93%，比2010年下降3.85个百分点。青少年作案人员占全部作案人员的比重为21.3%，比2010年下降14.6个百分点。

3、香港特别行政区保安局局长黎栋国指出，2014年香港罪案共有67700多宗，数字较前年下降，减少约7%，表明香港治安情况有改善。据悉，2014年香港搜获的病毒、K粉、大麻数量有所上升，而检获的海洛因则减少。虽然吸毒人数下跌，但隐蔽吸毒案例则有上升趋势。

(7)2016年法治蓝皮书扩展阅读：

作为犯罪密度相对指标，犯罪率是比较不同时空条件下犯罪严重程度的最常用指标。如果此时此地被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彼时彼地不规定为犯罪，就不能对不同时空范围内的犯罪率作简单的比较。即使需要比较的不同时空范围的犯罪定义一致，这种犯罪密度的比较也还是有一定的条件的。

因此，在研究、分析、引用和比较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犯罪率时，应当注意以下因素：

①犯罪率只是犯罪人数与总人口对比的相对数。如果犯罪人数与人口总数相应地变化，那么，作为可能的犯罪被害人，每个公民遭受犯罪侵害的几率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而作为相对数的犯罪率却反映不出这种变化关系。所以，要把犯罪率和犯罪的绝对数结合起来考虑。

②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犯罪率只表明该时空范围内由官方掌握的犯罪情况（犯罪明数），而那些未被官方知晓的犯罪（犯罪黑数）则是大量存在的。犯罪黑数的存在，势必给犯罪学研究带来一定困难，犯罪学研究成果的可靠性也必然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

所以，在分析、研究一定时空条件下犯罪率时 ，还要充分考虑到那些虽不为官方掌握，但实际存在的犯罪黑数问题。

❽ 社科院近日发布的《法治蓝皮书(2017)》说了些什么

社科院近日发布的《法治蓝皮书(2017)》披露，当下中国产品供给存在整体质量不高，创新程度不足的情况。中国知识产权还存在量多质低，保护力度不足及保护成本过高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企业创新及产品质量的提升。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推动供给侧改革目的的实现。

蓝皮书还建议，增加知识产权侵权成本，实现供给侧从模仿向创新转型。虽然专利法在2008年修订时将法定赔偿限额从50万元提升到100万元，但现有赔偿制度对于知识产权侵权依然不具备足够的威慑力，对创新而言也难以发挥有效保障。因此，有必要在知识产权法中全面引进“惩罚性赔偿制度”。
同时，降低知识产权保护成本，为供给侧持续创新提供法律保障。为给专利申请人明确的预期，减少预期不确定而带来的成本和风险，专利法有必要就专利申请周期作出明确规范。与其他类型相比较，发明专利因涉及实质审查，其流程最为复杂。专利法有必要针对申请实质审查的期限以及审查结果的期限作出明确规范，其中如涉及提交补正的材料的，也需要就补正时间作出规范。同时，针对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的审查结果期限作出明确规范。这样，企业在技术升级转型过程中对未来风险就会有相对明确的预期和评估，最大程度减少知识产权申请所带来的成本和风险。

❾ 国务院部门透明指数的法治报告

中国社科院发布法治蓝皮书，内容涉及司法政府透明度报告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在省级检院中透明度排名第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12（2014）》（以下简称“法治蓝皮书”）；内容涉及2013年查处的公职人员统计，对2014年反腐败行动障碍的预测，以及司法和政府部门透明度指数的报告。
虽然三大内容里提到了不少数据，但最突出的还是国家铁路局的透明指数为“0”；被查处贪官过半栽在了“59”岁；2014年两个月就查了腐败官员“79”个。
81个法院司法透明度的平均分为42.1分，及格率为18.5%。上海高院排名第一，最高院排在第21位。而在检察机关评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53分）表现优异，居2013年度全部测评对象之首，重庆次之；在省级人民检察院中，重庆（52.5分）则高居榜首。
省级人民检察院透明指数
重庆 52.5
湖北50
广东49
湖南44
山东42.5
不少法院不敢公开或滞后公开信息
报告称，有些法院对公开与稳定关系的认识还不到位，对群体性案件未能脱敏，不敢公开，认为公开影响稳定。同时，法院信息公开存在滞后现象。本年度预算和上年度决算以及“三公经费”公开也面临类似问题。法院联系电话的有效性也较差，与公众的互动渠道不畅通。
报告显示，公众旁听案件庭审的权利未得到有效保护。旁听是公众监督案件庭审最为直接的方式。可法院普遍对公众旁听权的行使设置门槛，如要求携带身份证，甚至要求联系主审法官；还有不少法院的工作人员对旁听事宜不熟悉，有的甚至直接拒绝公众旁听。
不少部门以落实保密规范自保。报告提到，在申请国务院部门公开人事方面信息的时候，项目组遇到众多部门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的情况。这些部门所依据的保密规范为《人事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该文件出台于20世纪80年代，已完全不能适应当前国家推行人事编制信息公开的政策和做法。 被查处贪官，“59岁现象”明显
据中纪委公开的数据，截至2013年12月，其2013年查处的公职人员中，共披露有123人的详细信息。其中，51岁至60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3.7%。而以往官员“裸退”就“平安着陆”的惯例正在被打破。
部分公职人员希望在离职前捞一把
蓝皮书指出，公布信息的123人中，有31名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调查。而这31名落马官员中，“59岁现象”明显。“59岁现象”是指公职人员在临近退休年龄之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腐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法治蓝皮书》主编、研究员田禾告诉记者，由于在职和退休待遇相差较大，部分公职人员具有心理落差。另外，“临近退休，部分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往往希望在离职前捞一把。”
不少官员为晋升追求高学历
蓝皮书指出，被查处公职人员的最低学历为大专，最高学历为博士。其中，研究生以上60人，占48.8%。
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刘铁男，官方简历称其是经济学硕士、工学博士，还曾获名古屋市立大学“修士学位”，但后被指涉嫌伪造。在当前，确实也存在不少官员把高学历作为仕途晋升的砝码。
田禾表示，贪腐与受教育程度无直接关系，关键在于权力是否受到了有效的监督制约，是否有效防止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腐败公职人员中厅局级官员最多
在被查处的123名腐败公职人员里，厅局级（含副职）人数最多，为70人，占56.9%；省部级（含副职）、县处级（含副职）位列第二、第三位。此外，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人民团体中涉案人员比例越来越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室副主任、法治蓝皮书工作室主任、副研究员吕艳滨表示，从实际权力结构来看，厅局级官员是公职人员中坚力量，其直接掌握着大量与市场和资源有关的行政审批权，权力如果不受约束，贪贿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被查处人员年龄分布
31-40岁1人
41-50岁21人
51-60岁66人
61-70岁13人
不详22人
被查处人员文化程度
大学（含大专） 36人 29.2%
研究生及以上 60人 48.8%
学历不详 27人22%
被查处人员所在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15人12.2%
党委 26人21.1%
政府 48人39%
人大 6人4.9%
司法机关 2人1.6%
国有企业 15人12.2% 两月查处79官员，裸官监管需加强。
根据中纪委网站披露的数据，进入新的一年，反腐势头依旧未减。2014年至今，仅两个月的时间，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公开了约79名公职人员被查处的信息，涉及18个省份。但蓝皮书专家组认为，2014年，反腐败仍然会遇到诸多障碍。
由于中国相关的法规和管理体制尚不完善，加上中国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引渡、罪赃移交等方面存在制度差异，使得腐败公职人员外逃后能够得到某种庇护。田禾表示，需加大对“裸官”以及其他可能外逃公职人员的监管。摸清裸官的数量，加强裸官监管，要求其申报海外资产；要加强公职人员出入境管理，防止公职人员的非正常出境。
田禾指出，有关部门在2013年底就出台了申报海外资产的规定，将对贪官隐匿财产、规避制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2014年还将明确财产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的途径。此外，网络将继续成为反腐败的重要渠道。
蓝皮书预测，2014年继续对腐败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并将就如何进一步巩固反腐败工作的成果，研究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的体制机制。田禾分析，随着中央惩治腐败力度的不断增大，持续推动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的加快形成。

❿ 政府信息公开高中作文

5月26日-29日，2015贵阳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暨全球大数据时代贵阳峰会将在贵阳举行。据披露，贵阳地质构造稳定，信息网络设备“安全系数”很高；电价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贵阳富氧离子含量很高。此外，贵阳还是贵州主要的人才集聚地，具有人才优势。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贵阳是发展大数据产业的首选。
其实，除了这些“硬件”优势之外，在发展大数据产业方面，贵州还有一项值得大书一笔的“软件”优势，即较高的政府透明度。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2015年法治蓝皮书》显示，贵州省政府透明度综合评分73.5分，比上年提高13.39分，在全国排名第12位；其中“信息公开年度报告”指标90分，列全国第2位。
另据贵州省政府3月30日公布的《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显示，去年，贵州省省、市、县三级政府及部门累计主动公开政府信息551.49万条，同比增长20.87%。这些信息涵盖了行政权力运行、财政资金、公共资源配置、公共服务、公共监管等重点领域信息。
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还存在着不小差距的偏僻省份，却拿出了一份亮眼的政府透明度“成绩单”，让人略觉意外的同时，也不免大开眼界。
这表明，当地政府多年来戮力打造法治政府、透明政府的努力已初见成效。经济落后的原因可能很复杂，特别是会受制于历史、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但最关键的制约因素则在于政府治理。一个地方能不能发展起来，一项产业如大数据产业能不能发展起来，政府透明度至关重要。不仅意味着公开更多的政府信息，也必然指向转变政府职能，约束权力运行，提高行政效率。
此外，较高的政府透明度，既是大数据发展的“因”，也应该是大数据思维的“果”。有了这样一个较好的底色，固然可以促使贵州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但反过来，这种基于开放、互动、共享的大数据思维，也必将让贵州受益匪浅。也即，政府信息越是公开透明，则地方就越是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占得先机，获得发展。
毕竟，与传统产业相比，大数据产业需要更高效、更扁平化的治理结构。同时，也要求打通政府与社会的壁垒，实现更便捷的横向交流与互动。如果依然停留在过去的“大政府、小社会”思维中，将很难适应新的业态发展。
当然，政府的公开透明也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值此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瞬息万变的信息，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作为最重要的信息资源的政府信息涵盖全社会信息的80%，它既是公众了解政府行为的直接途径，也是公众监督政府行为的重要依据。政府主动积极推进信息公开，本身也是“大数据”思维的体现，能够让民众以及市场主体直接感受到政府的诚意。
贵州省这些年来致力于提高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下大力气实现资源配置的公开公正，正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加大发展大数据产业，必将事半而功倍。
功夫在诗外，提高政府治理透明度，将大数据思维运用到日常施政中去，必将推动贵州省实现跨越式发展。贵州省此前亦表态，将完善“云上贵州”公开平台，推动大数据在信息公开领域的应用。相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对于贵州而言，数博会不只是一次契机，更是一个发展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