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步云法治思维

A. 法治这个词是谁提出的

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 只是知道在近代我国第一个提出 依法治国（法治）的是李步云。 而我国最早提出 法治的 一定是 诸子百家 法家的代表人物 韩非子。 关于 李步云 的简介： 李步云，男，1933年生，湖南娄底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 1949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入朝参战，1952年6月负伤回国，1955年1月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任部队团政治处民运干事，县人民政府科员等职。1957年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1962年本科毕业，1965年研究生毕业。1967年2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该所研究员，法理学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法学研究》杂志主编，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2000年10月起任湖南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湖南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现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宣部、司法部“国家中高级干部学法讲师团”讲师，国家行政学院等十余所大学的教授 [1] 。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斯吉塔拉人，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 貌似 不是 法律人士。

B. 法的三个基本原则是怎样说的呢’

我国立法基本原则 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立法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了我国立法基本原则，概括起来有：合宪性原则，法治原则，民主原则，科学原则。 （一）合宪性原则 《立法法》第3条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 这就是立法的合宪性原则。这是立法工作的灵魂也是衡量和检验制定法律的质量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准绳，其目的在于维护宪法的权威。 （二）法治原则 法治原则最先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他认为其应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一是法律应为“良法”，一是法律应得到公众普遍地服从。虽然近代意义上的法治不同于古希腊人祈求的法治，但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原则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今天仍是世界各国进行法律创制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法治原则被赋予了中国特色。我国《立法法》第4条规定：“立法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这就是我国立法的法治原则。国家机关应当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国家机关的立法活动也不例外。 （三）民主原则 《立法法》第5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这就是立法的民主原则。 在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很多。许多规范性文件没有反映和体现人民意志，正如李步云所言，不少立法不是“国之法”、“全局之法”，而是立“家之法”、“部门之法” 。立法考虑的不是老百姓的合法利益，而是局部的、少数人的利益。有些部门把立法看成是划分势力范围、抢占地盘、巩固既得利益的手段。争抢法规的起草权，争罚款权、许可权乃司空见惯，有权必争、有利必夺。更具有讽刺性的是某项立法得以“顺利”出台往往是部门利益均沾的结果，而不是保护人民利益上达成一致。 此时，立法的民主原则显得尤为重要。坚持民主原则就要体现人民意志，限制公权尊重私权。列宁曾说，民主组织原则，“意味着使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都能选举自己的代表和执行国家的法律。” 可见，保证公众对立法的参与也是民主原则的重要体现。 （四）科学原则 《立法法》第6条规定：“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这就是立法的科学原则。 立法的科学性原则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去理解和把握： 第一，立法要体现理性化。法律本身是人类理性化的产物，理性化是立法的基础性和根本性要素，是科学性原则的具体体现。 第二，要体现合理化。既要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做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又要科学、合理地规定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做到权力与责任相一致。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法律、法规、规章的质量和效能。 第三，就是要主观符合客观。在立法中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与注重理论指导相结合，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相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稳定性、连续性、与适时变动性相结合，总结借鉴与科学预见相结合，中国特色与国际大势相结合。 三．立法的形式原则 立法的形式原则是立法者在形式上应当遵循的原则，其功能在于使立法更科学、规范可行。较之《立法法》规定的立法基本原则，立法的形式原则易被忽视，笔者认为，形式原则对于指导立法活动有重要意义，值得一提。 一是明确性原则。即立法的内容应该肯定、明确而不能含混或模棱两可。这就要求立法的概念应当情书，规则表达应清晰，语言无歧义，规范的逻辑关系应严密。如果明确性原则能够切实得以遵循，那么对于法律规定的诸多困惑必将减少。 二是稳定性原则。立法不宜频繁变动，朝令夕改，应在变化中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这就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时充分了解社会需求，掌握时代变化制定出与社会情势相适应的、有较高技术水平的法律。

C. 李步云的学术专著

1．《新宪法简论》（独著） 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
2．《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合著，第一作者） 红旗出版社1984年版
3．《法制、民主、自由》（独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权利与义务》（合著，第一作者）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中国法学——过去、现在与未来》（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6．《立法法研究》（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中国立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主编） 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8．《中国人权网络全书》（第一副主编）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9．《宪法比较研究》（主编）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0．《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第二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1．《走向法治》（独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通论》（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3．《法学专题讲座》（参编）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14．《法理学》（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WTO与中国法制建设》（主编） 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16．《信息公开制度研究》（主编） 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7．《地方人大代表制度研究》（主编） 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法理探索》（独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9．《人权法学》（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D. 怎样认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1/view-320508.htm

记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国人民走过了一段光辉历程，使我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发生了令世界瞩目的变化。回顾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的成就，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是一个绕不开的大事件。作为长期致力于新中国法学研究和建设的专家，您能否回顾一下我国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历史进程？
李步云：好的。我国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党的十五大为新的里程碑，经历了早期的理论准备和法治实践，以及后期的正式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进一步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这两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发展阶段有五个主要标志：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它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二是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它强调，刑法等七部法律通过后，“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这是建国后包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重要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法治”这一概念。这一文件还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取消“文革”中“公安六条”中所规定的所谓“恶毒攻击”罪和“反革命罪”。三是在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所作工作报告提了“以法治国”，大会批准了他的报告。这是在国家重要文献中第一次提“以法治国”。四是198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该文是应中央领导要求撰写。它总结了这次历史性审判的五条法律原则，即“司法独立、司法民主、实事求是、人道主义和法律平等”。该文指出：“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它充分体现了以法治国的精神，坚决维护了法律的权威，认真贯彻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各项原则……”这是最早提“以法治国”的党的重要文献。五是1982年宪法。它的序言庄严宣示：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单位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具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部宪法还恢复了1975年宪法被取消的司法独立和法律平等的原则。
依法治国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这一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问题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他提出过一系列法治原则，这些原则也正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和准则。例如，他提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建立法制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是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实施依法治国问题上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其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通过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的正式程序，将依法治国方略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确立下来；二是对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作了全面概括，并将其提高到“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三是在党和共和国发展史上第一次采纳并使用“法治国家”这一概念，并对其基本内涵和要求作出丰富和发展；四是对人权概念作了充分肯定，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五是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新概念，将民主法治人权从“精神文明”范畴中独立出来，由以往两大文明改为三大文明，凸现了宪政的重要战略地位；六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为实行依法治国奠定了新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基础。

二、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

记者：依法治国方略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才能提出？
李步云：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60年里，前30年我们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走过了一段很长的弯路。这里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建国后的头8年里，尽管我们处在国外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国内也经历了种种制度改革，但宪政建设仍然走在前进的道路上，其主要标志就是1954年宪法的制定和实施。然而，自1957年初起，由于国际上“波匈事件”的影响和国内成就而引发的“唯意志论”急剧膨胀和“个人崇拜”的抬头，党中央就开始执行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其主要标志是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三面红旗”、1959年的“反右倾”、1962年的“农村四清”。这条错误路线导致民主法制建设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其最终结果就是十年“文革”悲剧。这场“浩劫”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猛醒：不搞改革开放，不走以“民主、法治、人权”为基本内容的“宪政”之路，民族不能振兴，人民不能幸福，也势必亡党亡国。同时，这场苦难也造就了一代伟人邓小平和不少党内外坚持思想解放和改革的有识之士。
记者：如何理解依法治国的科学涵义？
李步云：广义上，依法治国包括“法治国家”在内；狭义上，两者又有一定区别。依法治国是一项治国战略方针，其内涵：一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理念和指导思想，即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条件，是建立一个良好而有权威的法律制度，而不应寄希望于出现一两个圣王贤君；二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根本准则，即治国要依法，而不能依少数领导者个人的看法来治理，不能长官意志决定一切。法治国家是近代以来一种文明进步的政治法律制度类型，要求具有一系列具体明确的标志与要求。正确理解“依法治国”还要重点把握以下三点：
其一，依法治国贵在良法之治。法治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分。实质法治即良法之治，形式法治则是指不论法律好坏，只要依法办事就是法治。相对近代以来“应然”意义上的法治，古代法治是形式法治。一般说来，古代法治比人治文明进步。近代与现代的良法之治，其主要内容在其法律是否体现法制民主，法律平等，人权保障与权力制约等原则。有人认为“形式法治”比“实质法治”要好，理由是在一定意义上，程序法比实体法更重要。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因为它完全混同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不符合中外学者对“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通常的理解。“实质法治”并非轻视法律程序的价值，而是相反。
其二，依法治国重在依宪治国。这里的宪法，当然是指社会主义宪法。首先，这是由宪法的性质和地位所决定。宪法无权威，难以树立法律的权威，只有依宪治国，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其次，同“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的现代法治精神相关联。领导干部守法，就会影响一般干部守法。再次，也同我国宪法缺少应有权威，实施并不理想有关。
其三，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依法治国既治“民”也治“官”，但根本目的、基本价值和主要作用应当是治官。这是因为，虽然“主权在民”，但实际掌握和运用权力治理国家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治国就是要求他们依法办事，依法用权。而且，受封建主义法律文化的影响，不少人习惯于把法律看作仅仅是管治老百姓的工具。还有，权力腐败现象，同缺少这种认识和依法治“权”力度不够是分不开的。

记者：据说，从1979年学术界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到1999年依法治国被写进宪法，这20年间有过很多的争论，比如，有一种观点就认为，法治是纯西方的东西，提依法治国有片面性，讲健全“法制”就可以了。那么，能否详细地介绍一下在此其间主要有过哪些争论？
李步云：概括来说，主要有三大派别：即“法治论”、“结合论”和“取消论”。“法治论”主张，要法治不要人治，倡导依法治国；“结合论”认为，法治与人治各有长短，两者应当结合；“取消论”认为，法治是纯西方的东西，提依法治国有片面性，我们讲健全“法制”就可以了。由于倡导依法治国，符合人民的利益，符合时代的精神，符合事物的规律，而逐步为执政党和政府所采纳。了解这三大派所争论的核心观点，对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十分重要的。
“结合论”的根本错误是，将“法治”等同于“法的作用”，将“人治”等同于“人的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作的形象比喻：“只有将武器和战士相结合，才能产生最大的战斗力。”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问题，从而不符合中外历史上人们赋予法治与人治的本来含义，混淆了法治与人治作为两种完全对立的治国理念和治国原则的界限。
“取消论”的错误之一是，混淆了“依法治国”同“法律万能”论的原则和区别。任何理论与方针政策，都有其特定的涵义、内容和适用范围。依法治国最基本的含义是，国家要有一整套良好的法律，任何组织与个人都要严格依法律办事；这并不否认和妨碍我们国家还可以有“双百”方针、“科教兴国”、“以德育人”、“构建和谐社会”等等治国的方针或发展战略。错误之二是，误解了制度和人的关系。只强调了“法律是人制定的，也要人去遵守”这一点，没有看到，“制度好，可以防止坏人干坏事；制度不好，领导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依法治国并不否认领导人的作用和他们应有的权威，而只是强调领导人的权力应由法律明确规定，权力应按法定程序行使。错误之三是，将依法治国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依法治国有利于实现和巩固党的领导，原因在于：在一定意义上，法律是党的政策的具体化、条文化；将党的政策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可以使党的政策更为妥当和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是党在领导立法、执法和司法；在现代，以党代政和以政策代替法律有损于党的形象和威信。但是，实行依法治国，要求党的传统的执政理念和方式作出一些重要改变。错误之四是，不理解“法制”与“法治”存在三个方面的基本区别：“法制”即“法律制度”的简称，它是相对于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而言；法治则是相对人治而言。法律制度是一套法律规则以及宪法与法律怎样制定和实施的一套制度；法治则是与人治完全相对立的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原则和方法。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不一定是实行“法治”。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也有法律制度，但希特勒独裁，其法律具有法西斯的性质，党卫军横行，因而它只有自己的法律制度，而不是实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也是这种情况。

三、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标准、原则和要求

记者：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怎样才算实现了这一目标？也就是说，法治国家的标准是什么？
李步云：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标准、原则和要求，既要坚持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经验积累，又要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又要具有中国特色；既要坚持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又要寻求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发展过程的阶段性。我们主张可归结为如下10项。
第一，法制完备。要求建立一个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体例科学的法律体系，做到上下（上位法与下位法）左右（此部门法与彼部门法）前后（前法与后法）里外（国内法与国外法）彼此之间统一、协调、不相互矛盾和彼此脱节。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法律体系”科学合理，是“良法”的一个形式要件。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还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学界有人认为，我们过去立法过快过多，是搞立法“浪漫主义”，并把法律执行不好归咎于它。后者有很多原因，同我们的立法没有多大关系。现今某些西方国家进行的法制改革内容之一，是将过于庞杂繁琐的法律体系改得相对简单明了一些，便于人民掌握。我国不存在这种情况，问题倒是相反，有些法律过于原则，不便操作；有些法律缺少“法律后果”的设计，成了“没有牙齿的老虎”。
第二，主权在民。要求法律应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实现民主法制化和法制民主化。前者包括民主权利的切实保障，国家政治权力的民主配置，民主程序的公正严明，民主方法的科学合理。后者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护法等法制都要做到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人民”二字应当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中国特色”。进一步提高法制民主化水平，今后一个时期应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在法制的各个环节加大公开性和工作透明度。这是在法治领域公民参与和监督的前提。在立法领域，应发展与完善公民旁听人大会议制度、立法听证制度、法律草案全民讨论制度等。在司法领域，要彻底实行法定的公开审判、辩护、回避以及陪审员、律师等制度，克服行政式管理模式。
第三，人权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要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必须切实谋求和保障公民的各种利益。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里，人民的各种利益，必须也必然通过法律作出具体和明确的规定，并运用法律的权威予以保护。这就表现为公民在宪法和法律上的种种权利。全部法律有两个基石范畴。私法主要调整公民彼此之间的“权利”关系，公法则主要规范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内部的“权力”关系，以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但是,国家“权力”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为保障公民的“权利”服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学就是权利之学”；“保障人权”即争取、促进和保护人民的各种利益，乃是全部法律的根本目的。
第四，权力制约。依据现代民主原则，建立起分权、权力相互制约的国家权力结构体系，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权力不受制约必然腐败这一铁的规律，已经在全党全国取得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为此强调：“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要正确树立国家的权力观，搞清楚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两者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是十分必要的。从党的十五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完善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越来越重视，甚至对领导干部的质询、问责、经济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具体制度都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从理论上概括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方法和渠道是四个：即以国家法律规范和制约国家权力；以一种国家权力（即检察，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制约国家权力；以社会权利（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等）制约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制约的基本形式就是“监督”。
第五，法律平等。平等是社会正义的主要内容，是人类理想的永恒主题，是社会文明的基本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法律平等是指适用法律平等，这同立法平等是相区别的。立法上人民内部是平等的，对少数敌对分子或势力是不平等的。法律适用的基本内涵是对任何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只能适用现行宪法和法律的同一标准，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思想和特权人物存在，也不允许对任何组织或个人有法律之外的歧视。1982年宪法改变了前几部宪法的提法，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替代了“法律上一律平等”，就是考虑到司法上和立法上的这一区别。法律平等不仅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法律统一、权威和尊严的基本条件。当前在贯彻法律平等原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要通过严惩和教育等措施坚决反对少数司法与行政执法部门仍然存在的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腐败现象，这是诉讼或纠纷中双方难以在权利上得到平等保护的主要原因。同时，要继续加大诉讼中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

第六，法律至上。古往今来思想家和政治家讲的“法律至上”、“法律至尊”，其涵义都是指“法律应具有极大权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是指“法律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党的十七大报告）。它不是提倡法律万能，前者是指法的遵守，后者是指法的作用，两者不是一回事。法律至上和人民意志和利益至上完全一致，而且前者是后者的体现和保障。只有把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体现在宪法和法律中，并赋予宪法和法律以最大的权威和尊严，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至上才能得到保障。维护法律权威今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坚决反对某些地方或部门制定和推行一些“土政策”、“土法律”。学术界研究并主张发挥“民间法”的作用，有其合理性，但必须以不违反宪法和法律为前提。不少人在思考如何防止“党政一把手”权大于法，这是必须从制度设计上认真研究的。
第七，依法行政。西方学者认为，法治就是指政府依法行政。这种看法虽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政府依法行政确实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其理由是，我国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需要行政机关执行，因而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现今世界与中国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速度非常快，它不像立法机关立法可以从容讨论，它必须迅速决策与行动，比较容易不按法律办事。它是实行首长负责制，不是实行委员会制。司法机关处于中立的位置，而行政机关同行政相对人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关系，也容易违法办案与处理纠纷。这些都决定了依法行政对于法治国家建设的意义。
第八，司法独立。在现代，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政原则，同时具有三重属性。作为一项法治原则，其作用在于排除来自外界的任何干扰，保证审理案件做到客观、公正、廉洁、高效。作为一项民主原则，它是建立在分权与制约的理论基础上，是现代民主政体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作为一项人权原则，其含义是，一个人当被指控为犯罪嫌疑人时，他有得到一个独立而公正的审判机关审判的权利。司法独立原则在1954年宪法中的表述是“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1982年宪法的表述有所改变。有人据此提出“司法独立”概念不科学，这是不正确的。我国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的法律中多次使用这一概念，而且叶剑英同志担任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主席时，在代表中央作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也使用了“司法独立”一词。况且，联合国1985年已生效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我国作为联合国成员国有义务遵守这一国际法。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对此必须加强研究，认真贯彻。
第九，程序正当。法律程序是法的生命存在形式。在一种法律制度里，不可能只有实体法而无程序法，古往今来无一例外。法律程序具有工具性和伦理性的双重价值。好比工厂需要有科学的生产流程才能生产出好的物质产品；司法机关也需要有科学的法律程序，才能作出正确的判决和裁定。尤其是公正的法律程序，能体现立法，执法，司法，护法等国家权力的科学配置与程序约束，也体现了公民的各种权利在程序中的应有保障。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多种原因，中国一直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十分重视程序，也是西方社会法治国家的一大特点。在我国，将程序正当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一大标志是十分必要的。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程序问题十分重视，如强调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等。证明全党的程序意识在大大加强。我们应坚持并实践《立法法》的明确规定，严重违反立法程序的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决定应宣布为无效。严重违背诉讼程序的判决和裁定，应驳回重审或决定其不具法律效力。应通过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在诉讼程序的民主、公开、公正、严明上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第十，党要守法。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通常是实行政党政治。把政党制度规定在法律中虽然相对较少，但政党尤其是执政党要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宪法文化，否则选民不会投票给那些经常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政党。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历史和现实经验证明，我们在民主法制建设上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后，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必须也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决定是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思想与原则，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党的十七又正式确立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再次明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今后的任务主要是坚定地坚持这些理念和切实落实各种执政方式和具体制度的改革措施。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治国基本方略”。在我国，它就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德育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构建和谐社会”等战略，都不能称其为“治国基本方略”，原因是“治国基本方略”必须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和要求：一是全局性。宪法是治国安邦总章程，法律则是具体章程；各个方面的方针政策都必须纳入法治轨道。二是根本性。除各种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法律还要对国家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基本制度作出明确具体规定。三是规范性。宪法和法律具有明确、具体、可操作的特点，这是政策、道德等所不具有的。四是长期性。任何发展战略与方针政策都有一定的时间性，唯有法律同人类社会共始终。“治国基本方略”主要通过“法治国家”来体现与实施，即通过制定出一整套完备而良好的法律并运用一系列原则与制度以保证其实施。这正是“法治国家”这一概念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E. 法治三老是谁他们最近参加的“法治社会”研讨会是谁主办的呢

分别是郭道晖、江平和李步云，此次研讨会可谓名家云集，是在明律师事务所主办的，这次研讨会是对十八大会议上提出的“依法治国”理论的深层次实务解析。

F. 李步云的工作经历

李步云1946年9月就读于湖南湘乡县娄底连壁初级中学，1946年春夏，协助中共地下党员刘佩琪组织“济世学会”，秘密印刷《新民主主义论》。1949年9月在娄底和乐坪小学任教。1949年11月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特种兵干部学校学习。1950年7月-1952年6月，先后任四野炮一师二十六团政治处民运干事、青年干事、司令部书记。1950年10月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负伤回国。在部队，他曾两次立功，一次被评模范。1955年1月从部队转业，在江苏省太仓县人民政府工作。1957年9月至1962年7月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本科，其间于196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9月至1965年7月在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先生研究法理。1965年8月至1966年5月，留任北京大学工作，其间在北京海淀区四季青公社任社教工作队队长。1967年2月至1980年6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工作，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法理学研究室副主任，其间于1978年12月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法学界第一篇拨乱反正的文章《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1979年9月发表《论以法治国》，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以法治国的理论框架与制度构想；1979年11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率先呼唤保障人权，在学界、政界和司法界引起强烈反响。是年，与王家福、刘海年等三人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保证刑法、刑诉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六十四号文件）。该文件为新时期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1980年7月至1981年7月，李步云先生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时逢1982年宪法的起草。他负责起草叶剑英委员长《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和其他一些有关宪法修改的文件，全过程地见证和参与了1982年宪法的起草和讨论。之后，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任副研究员，重点研究依法治国和宪法修改，曾于1981年11月2日至12月8日，连续为《人民日报》撰写《宪法的结构》、《宪法的规范性》、《什么是公民》等10篇文章，对修宪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和阐述。
1981年8月至1995年8月，李步云先生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法理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法学研究》主编、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期间多次出国考察并作学术交流，曾主持“宪法比较研究”和“立法法研究”等重大课题。1995年9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通过，被遴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1996年至1998年， 李步云先生是法学所三次为党中央政治局讲法制课的课题组主要成员，并就“法治”问题在全国各地作了数十场专题报告， 发表了10多篇有关法治方面的论文，系统地阐述了法治的本质、内容、目标、原则、标准和实现途径。他同其他学者一道，对推动“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起了重要作用。 1998年8月29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制专题讲座 。

G. 有关李步云先生的资料

李步云，男，1933年生，湖南娄底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

1949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入朝参战，1952年6月负伤回国，1955年1月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任部队团政治处民运干事，县人民政府科员等职。1957年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1962年本科毕业，1965年研究生毕业。1967年2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该所研究员，法理学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法学研究》杂志主编，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2000年10月起任湖南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湖南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现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宣部、司法部“国家中高级干部学法讲师团”讲师，国家行政学院等十余所大学的教授。曾先后去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丹麦、挪威、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日本等10多个国家讲学或考察。

现已出版专著（含独著、合著、主编）20余部，发表论文150余篇，有13项科研成果获奖。代表作有《新宪法简论》、《走向法治》、《法理学》、《法理探索》等。1978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被公认为是法学界突破思想理论禁区的第一篇文章。1979年，他撰写的《论以法治国》一文，在国内第一次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治国方略；后来又撰写了一系列论文阐述这一治国方略。他是法学研究所先后三次为党中央政治局讲授法制课的课题组成员；1998年还亲自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讲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曾到50多个省部级单位为领导人讲授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在人权领域，他提出了相当系统和深刻的理论体系，其中很多观点已被学术界认同和政府采纳。在法理学、宪法学、立法学和人权理论等学术领域，他被公认为是我国的学术带头人，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声誉。

1980年7月到1981年7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研究人员。后回社科院工作。曾到纽约大学任访问学者。曾担任《法学研究》主编、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先后到美国、英国、意大利、挪威、荷兰、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做学术访问交流。2000年任湖南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法治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2004年，担任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这是一位为法治和人权奔波了大半生的法学家。

H. 中国提出依法治国的第一人是谁

步云，中国社科院名誉学部委员，法学所博士生导师。

1978年，他发表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标志着法学界的思想解放。

1979年，李步云与人合写了《论以法治国》，开了“以法治国第一腔”。

I. 湖南大学法学院的师资力量

李步云：著名法学家，法治、人权领域权威，“法治三老”之一，首倡“依法治国”。
杜钢建：著名法学家，法治、人权、宪政领域新兴权威。原任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屈茂辉：著名民法学家，湖南大学法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法学院院长 ，民商法学科学术带头人。
李良栋：著名民主理论研究专家，湖南大学民主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原任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政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王晓晔：著名法学家，国内反垄断法权威，湖南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原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经济法教研室主任。
张智辉：著名法学家，首批“当代中国法学名家”，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中国检察官协会秘书长，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秘书长等。
邱兴隆：著名刑法学家，“三湘刑辩第一人”、主张废除死刑。湖南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刑法学科学术带头人。曾任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
刘定华：经济法专家，湖南大学法学院原院长。
段启俊：刑法学专家，湖南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黎四奇：经济法专家，湖南省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石柏林：法理学、行政法学专家。博士生导师。宪法与行政法学学科带头人，湖南法理学会副会长。
王远明：经济法学家，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理事、湖南省诉讼法学会副会长。
郑鹏程：经济法专家，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人才，湖南省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湖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谢佑平：著名诉讼法学家，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入选人才。 醒龙奖学金：由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湖南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邱兴隆及其夫人捐资50万元人民币设立。主要面向湖南大学法学院有志于刑法学学习和研究的优秀学子，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旨在通过奖励鼓励大家努力学习，培养众多刑事法律方面的优秀人才。
研究生奖学金：主要面向研究生，分为一等奖学金、二等奖学金，总覆盖70%以上。其中科学学位研究生全部享有奖学金、专业学位推免生全部享有奖学金。

J. 好律师猎律网创始人赵宪明参与主编的《建设“法治中国”有突出贡献百名法学家》，都有哪些人专家委员

“好律师”作为编委会委员单位，好律师创始人：赵宪明先生为编委会委员；参与出版《建设“法治中国”有突出贡献百名法学家》一书《影响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百位法学家编委会》由法学泰斗李步云任主任，江平： 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张文显：中国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为顾问；委员为：
李林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王利明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
赵秉志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原则
卞建林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
马怀德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韩大元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
莫纪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吴玉章 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
黄进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沈四宝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法学研究会会长
何勤华 中国外国法制史学会会长、前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
顾功耘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
卓则渊 中国法理学、行为法学会副会长、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
赵宪明 好律师网（前身为猎律网，战略升级为好律师网）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