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限战道德

1. 超限战的法文版

我们对《超限战》能翻译成世界上最优雅的文字——法文出版，感到深深的荣幸。
这首先是因为从拉伯雷、伏尔泰、卢梭、雨果、巴尔扎克，一直到普鲁斯特和加缪……这些用法文写作的作家和思想家们，给我们的阅读生涯和思想历程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其次，对于军人来说，这也许更重要——法国是拿破仑的国度。作为军人的拿破仑，要比作为皇帝的拿破仑在这个世界上拥有更高的声誉和威望。他的一句话，“每个法国士兵的背囊里都有一根元帅的节杖”，直到今天还在激励着每一个想当元帅的士兵；而对中国人来说，他的另一句话，“中国是一头睡狮，千万别叫醒它”，上百年来更被当做唤醒麻木的中国人的警世名言，成为真正的“醒狮”，至今仍是许多中人刻骨铭心、孜孜以求的目标。很遗憾，我们不能直接阅读法国历史上那些伟大先贤们写下的优美文字。对于他们和他们的不朽的著述，我们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主要是借助翻译家的中介去了解的，尽管这些出色的翻译仍然无法完全体现原作的博大精深，但还是让我们多少探悉到法兰西伟大的精神世界。由此，我们也知道要把用另一种语言思考的思想变成其他文字有多么困难，选择重要文献几乎成为翻译出版的第一信条。作为一部研究未来战争趋势、在中国拥有许多读者却很难保证在法国也拥有同样大量读者的著作，《超限战》能被选中翻译成法文，对我们来不啻是一种荣誉。
意大利前驻华武官、现任北约驻南欧地区司令米尼（Generaie Fabio Mini）将军，在其为意大利文版《超限战》所作序言的标题是：《超限战：第四“福音”书》，他已看到，由于语言的障碍和译本的不同，就像有不同的福音书那样，有四种不同的《超限战》。米尼将军并没有夸大其词。他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属的对外广播局资助的汉学家们“用相当出色的英语”翻译的《超限战》，是“第三部书”。可正是这个译本，它的错误却相当明显。比如，书名被翻译为“Unrestricted Warfare”，也就是“没有限制的战争”，这显然不符合我们把书名定为《超限战》的本意。我们在书中明白无误地写到，“无限的超越是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任何超越都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就是说，超限并不等于无限。而只是扩大了的‘有限’，即超出某一领域、某一方向的固有界限，在更多的领域和方向上组合机会和手段，以实现既定的目标。这就是我们为‘超限组合战’下的定义”。显然，按我们的本意，“超限战（超越界限和限制的战争）”应译为《Wars Beyond Limits》更恰当。再看副标题，原书为“全球化时代的战争与战法”，NEWSMAX网站发表的译本则是“China’s Master Plan To Destroy America”（大意为：中国官方毁灭美国的计划）,这已经不仅是离题万里，而且是荒谬至极甚至是别有用心了！同样应该指出的是，这个英译本对内容的翻译也有许多错谬之处，如我们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武器新概念则使普通人和军人一起对自己习以为常的事物也会成为进行战争的武器而大感骇异。相信人们会在某一个早上醒来时吃惊地发现，许多温良和平的事物都开始具有了攻击性和杀伤性。”这一论断被波音747客机在那个血色的早晨证明以后，人们对我们提出的“武器新概念”有了更深的印象和警觉；可是该译本竟南辕北辙地把“吃惊地发现”，令人吃惊地翻成了“惊喜地发现”，这一错误，完全可能把我们由预言家变成心机险恶的“凶徒”。这样一来，在所有阅读英文《超限战》的人那里，我们就完全从喊“狼来了”的孩子变成了狼，从研究“恐怖主义”现象的人变成了“恐怖分子”。
不错，《超限战》专门拿出一小部分篇幅对“新恐怖战”进行了论述，其中特别分析了“本·拉登式的恐怖主义”的一些特征，“所有用非军事战争行动对国际社会宣战的非国家力量的主体，都是以超国家、超领域、超手段的方式出现的。有形的国家疆界，无形的网际空间，国际法、国家法、行为准则、道德伦理，统统对他们构成约束力。他们不对任何人负责，不为任何规则所限，在目标的选择上无所不忝其列，在手段的选择上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因行动诡秘而有很强的隐蔽性，因行为极端而造成广泛的伤害，因不加区分的攻击平民而显得异常残忍。这一切又通过现代媒体实时的、连续的、覆盖式的宣传，极大地强化了恐怖效果。与这些人作战，将没有宣战，没有固定战场，没有正面搏杀，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有硝烟、炮火和流血，但国际社会遭到的破坏和创痛，却丝毫不亚于一场军事性战争。”这段写在9·11前三年的文字，应该说已经相当准确地指明了新恐怖主义的危害和行动特点。一切有良知的读者，不难从这段文字中了解我们对恐怖主义的基本态度。
我们愿意再次提醒人们：由于技术的大量发明和综合运用，以及非国家组织和国家一道成为战争主体，全球化时代的战争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与传统军事性战争并列的非军事战争，如金融战、网络战、法规战、贸易战、新恐怖战等等，《超限战》就是对这一变化的本质概括，我们正是在此意义上说《超限战》即超越军事领域的战争。这种“非军事战争行动”可能正是人类在全球化时代军事暴力的替代品。与传统战争相比，《超限战》的范围更宽泛，却减少了纯军事性战争的血腥气息，尽管这种战争对人类形成的强制性结果同样残酷，但我们仍有理由称之为“慈化”的战争。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一种战争趋势，《超限战》不是我们的发明，只是我们的发现，因为在我们提出这一概念之前，所有那些带有帝国色彩的国家都已经相当充分地实践过了这一战争样式，但《超限战》却毫无疑问是对这一趋势的最早命名和专门论述。对这种趋势，我们相信如果恐怖主义组织能够领悟的话，各国在实施反恐作战时同样也会领悟，其中的关键所在是要看谁的思想更透彻，行动更主动，用我们的话说，“谁组合好谁赢”，谁就是“超限战”的胜利者。
在我们看来，对《超限战》的误读和误解，主要是某些国家中某些人和势力的刻意所为，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语言翻译的因素。上帝是聪明的，他知道要阻止人们修建巴比仑塔的最好办法是设置语言障碍，但作为上帝之子的人类显然更加聪明，他们找到克服包括语言障碍在内的一切障碍的办法，这就是沟通与交流。
《超限战》的法文译本出版，就是人们企图克服思想和语言障碍进行沟通与交流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为此，我们感谢BIBLIOTHEQUE RIVAGES出版社和翻译者，感谢他们为此书所付出的如此多的辛劳，同样，我们也要感谢每一位通过法文阅读此书的读者。按照米尼将军的排列法，这应该是“第五部书”了，我们唯一的愿望是，这是误读和误解作者本意最少的一部书，如是，那将是我们的“福音”。

2. 如何看待转基因食品的社会道德风险

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GMF）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形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食品是利用新技术创造的产品，也是一种新生事物，人们自然对食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有疑问。其实，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英国的阿伯丁罗特研究所的普庇泰教授。1998年，他在研究中发现，幼鼠食用转基因土豆后，会使内脏和免疫系统受损。这引起了科学界的极大关注 转基因食品。随即，英国皇家学会对这份报告进行了审查，于1999年5月宣布此项研究“充满漏洞”。1999年英国的权威科学杂志《自然》刊登了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约翰·罗西的一篇论文，指出蝴蝶幼虫等田间益虫吃了撒有某种转基因玉米花粉的菜叶后会发育不良，死亡率特别高。目前尚有一些证据指出转基因食品潜在的危险。
但更多的科学家的试验表明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赞同这个观点的科学家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首先，任何一种转基因食品在上市之前都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试验，国家和政府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而科学家们也都抱有很严谨的治学态度。另外，传统的作物在种植的时候农民会使用农药来保证质量，而有些抗病虫的转基因食品无需喷洒农药。还有，一种食品会不会造成中毒主要是看它在人体内有没有受体和能不能被代谢掉，转化的基因是经过筛选的、作用明确的，所以转基因成分不会在人体内积累，也就不会有害。
随着转基因问题日益成为热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转基因，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关于转基因的诸多争议。 生化超限战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告诉我们，转基因食品存在着巨大争议。随着国际众多科研机构对转基因食品的调查，发现转基因食品确实会带来众多对人体健康的不确定性。国内的许多学者也相继表示：转基因食品存在巨大争议，转基因不等于进步！其背后甚至隐藏着事关国家安全的阴谋。许多文章和书籍(例如《生化超限战：转基因食品和疫苗的阴谋》）更是系统地揭露了转基因阴谋的前前后后。甚至有反对派把支持转基因者说成了一种原教旨主义的歇斯底里。
当然，生物技术的进步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里质疑转基因食品并不是反对转基因技术本身，我们反对的是对于转基因技术的滥用。希望我们网络能够唤醒大众勇于追求真相的怀疑精神，唤醒国内的主流媒体——关注那些歇斯底里推广转基因的人和组织，我们需要独立思考。

3. 李斯 谏逐客书译文

谏逐客书19:37:26

【原文】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於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
斯乃上书曰：“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孙支於晋，此五子者，不产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而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抉提〖“抉提”二字俱应为“马”旁〗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於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①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②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向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於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仇，内自虚而外树怨於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

【译文】
秦国的王族、大臣都向秦王政进言：“诸侯各国的人来投效秦国，大多不过是为了替其君主在秦国游说离间罢了，请下令把一切外来的客卿统统驱逐出去。”当时，李斯也在提名被逐之列。于是他向秦王上书说：
“我听说官员们在商议驱逐客卿的事，臣私下认为这样做错了。过去秦穆公求士，在西边从戎那里得到了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在宋国迎来蹇叔，在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个人，并不生长在秦国，可穆公重用他们，结果吞并了二十个小国，使秦称霸西戎。孝公推行商鞅的变法之策，改变了秦国落后的风俗，人民因此殷盛，国家因此富强，百姓甘心为国效力，诸侯各国归附听命；又大败楚、魏两国的军队，攻取了千里土地，至今还巩固地统治着。秦惠王采用张仪的连横之计，攻占了洛阳一带的地方；往西吞并了巴、蜀，往北获取了上郡，往南夺取了汉中，并吞了九夷的土地，控制住楚地鄢、郢；往东占据险要的虎牢，占领了肥沃的土地。于是瓦解了六国的合纵，使他们都向西事奉秦国，功效一直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雎范，废掉了穰侯，驱逐了华阳君，增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逐步侵吞诸侯，使秦成就帝业。这四位国君，都是由于任用客卿而获得成功的。由此看来，客卿们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假使这四位国君拒绝客卿、闭门不纳，疏远外来之土而不用，这就不会使秦得到富强，秦国也不会有强大的威名。
现在陛下罗致昆山的美玉，宫中有随侯之珠，和氏之璧，衣饰上缀着光如明月的宝珠，身上佩带着太阿宝剑，乘坐的是名贵的纤离马，树立的是以翠凤羽毛为饰的旗子，陈设的是蒙着灵鼍之皮的好鼓。这些宝贵之物，没有一种是秦国产的，而陛下却很喜欢它们，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一定要是秦国出产的才许可采用，那么这种夜光宝玉，决不会成为秦廷的装饰；犀角、象牙雕成的器物，也不会成为陛下的玩好之物；郑、卫二地能歌善舞的女子，也不会填满陛下的后宫；北方的名骥良马，决不会充实到陛下的马房；江南的金锡不会为陛下所用，西蜀的丹青也不会作为彩饰。用以装饰后宫、广充侍妾、爽心快意、悦入耳目的所有这些都要是秦国生长、生产的然后才可用的话，那么点缀有珠宝的簪子，耳上的玉坠，丝织的衣服，锦绣的装饰，就都不会进献到陛下面前；那些闲雅变化而能随俗推移的妖冶美好的佳丽，也不会立于陛下的身旁。那敲击瓦器，拍髀弹筝，乌乌呀呀地歌唱，能快人耳目的，确真是秦国的地道音乐了；那郑、卫桑间的歌声，《昭虞》《武象》等乐曲，可算是外国的音乐了。如今陛下却抛弃了秦国地道的敲击瓦器的音乐，而取用郑、卫淫靡悦耳之音，不要秦筝而要《昭虞》，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外国音乐可以快意，可以满足耳目官能的需要么？可现在陛下对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是否可用，不管是非曲直，凡不是秦国的就要离开，凡是客卿都要驱逐。这样做就说明，陛下所看重的，只在珠玉声色方面；而所轻视的，却是人民士众。这不是能用来驾驭天下，制服诸侯的方法啊！

【美文赏析】
法家人物李斯评议

《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6期
龙卫球（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少时曾学李斯名作《谏逐客书》，见其才气逼人、文思如涌，便叹为观止。《谏逐客书》确乎写得机巧。韩人郑国为削弱秦国国力、阻遏秦国东扩目的，说服秦王修建水利（即后来的郑国渠），此谓有名的“疲秦计”。水渠修建中，“疲秦计”被识破，秦王大怒，要将一切非秦国之人驱逐出境，其中包括从六国投奔来的“游士”。春秋战国时期，为“游说者之秋”，诸侯为图霸天下或保疆拓土，广纳天下贤士，多至“门客三千”，能人志士因此四处游走，为接纳自己的诸侯效力，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游士”制度开了所谓中国人才流动之先。李斯就是其中一个游士，本是“楚上蔡人”，投奔到秦国做官，也在驱逐之列。李斯为说服秦王收回成命，便上了《谏逐客书》。在《谏逐客书》中，李斯一方面列举游士对于秦国的历史功绩，打动秦王，“使秦成帝业……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以负于秦哉”；另一方面，分析留客逐客的利弊，晓以利害，“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其中名句多多，例如“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等等。秦王读罢，悚然动容，立即废除逐客之令，恢复李斯的官职，并加以重用，取其谋略，最后一统天下。由此观之，李斯文才过人，兼为法家之推行者，又精于谋略，辅助秦始皇一统天下，位列三公，按理说其功绩应是历代将相之最，似乎足可以与具有同等职位的周公、召公并列，令人仰慕。
后来上大学时，翻阅《史记》，读到“李斯列传”，才知当年佩服李斯的念头大错特错，不禁唏嘘。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实记载中，李斯其实不过是个势利小人。李斯助秦始皇完成帝业，但其劣迹斑斑，对中国文化和制度的破坏绝对不可原谅。他最后虽因谏争受赵高陷害，并被荒淫无度的秦二世处死——“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可是他的死可谓咎由自取、因果相报，因为其死时所受之“严刑酷法”，正是他生前建议制定用来“役民”的。李斯在历史上留下法家代表人物的“声誉”，但他的这种“声誉”给法家背上了无法洗刷的历史黑锅。李斯所作所为，也使其作为秦始皇开朝辅佐重臣的意义化为乌有。太史公在“李斯列传”文后附有如下评价：“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畔，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判，斯乃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李斯一生确实为恶无数，在文化与制度层面说，就至少有三件大坏事。第一件，建议秦始皇“焚书坑儒”，剪除百家，独尊法家。“焚书坑儒”故事是我们熟悉的，但它起意于李斯可能是我们未加注意的。如果说法家就是李斯所代表的，其品位也就太低了，因为它作为秦朝的制度实践，在李斯的观念体系里，是以“愚民”思想为基础的。为维护秦始皇的“一尊”，李斯建议剪除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即“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并消灭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牵制君权的“党与成乎下”，以此为基础推行“令出莫有不行”的法家之治。我们来看看李斯的上书：“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益蜀]除去之。令至满三十日弗去，[黑京]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如此利于君主专制，秦始皇当然乐于采纳。“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就是这个废除百家维护君权的法家，使得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局面一旦终结。中国的文化思想发展由此陷入不自由的困境。后来儒家兴起之后也唯我独尊，与受过这一历史事件的刺激恐怕不会无关。
李斯所为第二件大受非议之事，乃是参与“弑长立幼”的事件。他与内臣赵高合谋，隐瞒遗诏，伪造假旨，害死“刚毅而仁厚”的太子扶苏，把“平庸而荒淫”的少子胡亥推上皇位。废兄立弟本来并非绝对不可，但是，李斯此举，于私于公却都非受非议不可。于私而言，李斯为法家推行者，自称“谨奉皇命法令”，却竟然致“传位遗诏”于不顾，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么？所以他的法家主张，并非一种一以贯之的体系，而是可行可止的功利手段，与今日所谓“法治”思想完全不是一个境界。于公而言，废除且杀死一个史载为“仁厚”的继位者，改立其明知的昏庸而荒淫的胡亥，这种做法无论如何都很不合适。用古人的话说，不仅是不忠，而且更是做臣的“不贤”。或许有人以为这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所作所为。但是，从他的这一行为看，完全称不上“政治家”之为。所谓“家”者必须有一定的“境界追求”，是生活在一种向上的独立思想信仰里。李斯在这场历史事件中表现的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政客”形象。当地位比他低下的赵高找他商议时，用了两句很优美的诗作论，“秋霜降者草木落，水摇动者万物作”，所谓识实务者为俊杰，建议他在安危不定时，应选择对自己有利者为之，先求一己之安，莫问天下洪水滔滔。赵高提醒李斯，一旦扶苏即位，必然重用蒙恬，他很可能失去宰相之位。李斯明知“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却终于被“打动”，仰天而叹：“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与赵高同流合污，演出“弑长立幼”的史剧。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就是“违宪窃政”，哪里还有点“法治”的样子？
李斯干的第三件大坏事，乃是建议秦二世推行“严刑酷法”制度，使中国历史上商鞅、韩非子等等一干人苦心经营的法家，不仅未成为一种根基于人性关怀的学说制度，而是彻底沦落为帝王之术，由“焚书”之“愚民”推进到所谓“严家无格虏”的“役民”。说出来非常可笑，李斯之所以建议“严威酷刑”，其实是为了“阿二世意，欲求容”，换句话说，为了保全自己，阿顺苟合，出卖灵魂（或许他根本没有灵魂）。秦二世荒淫无度，他的哲学是人生短暂，如“犹聘六骥过决隙也”，要想尽办法及时行乐，“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赵高为满足秦二世的心愿，提出了“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的计谋，导致秦国上下人人自危，“当忧死而不暇”。这时的李斯也因为“恐惧”，竟然也奉献了一出堪称无耻之极的“上书”。他抨击说，尧、禹这些古代圣君不配为帝王，因为他们不以天下为享乐而是以天下为桎梏，“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一点都不高贵。他建议，秦二世如要做一个真正的帝王，就应该“己贵而人贱”，推行严刑酷法，督责天下，役使天下。他歪曲引用韩非子“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名言为此论证，提出一套悖论，说“法修术明，天下乱者，未之闻也”，“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及，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这是什么逻辑！秦二世当然乐于采纳李斯的建议。秦朝“法家之治”达到又恐怖又可笑的境地：“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看到这种情况，秦二世非常高兴，称赞严刑酷法好极了，“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正是这样，秦二世在关东群雄并起之际，竟然还能劳民伤财，修建三百里阿房宫。
李斯的“督责之诚则天下安”的胡说八道，最终被项羽的一把火连同阿房宫一道化为灰烬。历史已经久远，对李斯为事为人的反思却实在不乏意义。对于李斯的为事，即他所推行的法家实践的极端荒谬点，我们今天应该比较容易看得清楚。现代法治必须要以思想繁荣学术争鸣为前提，要建立在维护人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基础上，要以认真对待“每一个人”为目的。而李斯建议的那种以“愚民”为前提、以“役民”为追求的“法家”之治，是极端反人性的东西，与人类文明根本向背。对于李斯的为人，认识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弄不好还可能不相信李斯为人彻底失败。太史公曾说，关于李斯其人，一向流行的比较普遍的见解，往往是“皆以斯忠而被五刑死”，即李斯似乎还被看成具有“好人”成分。太史公在《史记》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种俗见，指出李斯绝非“忠”者，而是一个“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的人。这种评价非常到位。对政治生活，李斯确实是完全采取了一种非道德的方式，他的一生不是缺乏道德勇气，而是根本就不具有道德勇气。因为他压根就不具有政治道德感。为什么李斯这个所谓智谋过人、文采超群的人，竟然一点政治道德也没有呢？答案其实是明显的。说抽象一些，是他在骨子上存在巨大的人性缺陷，即缺乏最基本的一点人性；说得明白点，是他根本上是个势利小人，可以为实现个人目的永远不计手段。我们可以猜想他是在沦丧人性中长大的。所以，早年他在从荀卿学成帝王之术时，就毫不犹豫地踏上势利之途。他急于去秦国谋官，如此陈述告别老师的理由：“斯闻‘得时无怠’……故垢莫大于卑贱，而悲莫于贫穷。”到这里，可能还有人不免疑虑，难道李斯真的一点良心都没有吗？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他的那篇文才激扬的《谏逐客书》，难道也没有丁点人性光彩么？我的回答是，很遗憾！他的那篇《谏逐客书》，也全然没有一闪念的良心。这篇为“游士”一辩的谏文，并非“惜才”之论，而是“功利”之言说，他的那些机巧的比喻，包括如果不纳外国女子便后宫无“佳冶窈窕赵女”的形象说法，都透着一股浓烈的“利好”气味。他建议用外国人才，用他自己的表白来说不过是一种“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他早期为秦王所用担任长史时，就献出了“买士杀士之计”，对凡为他国所用的人才，建议秦王要么贿买要么杀掉，即“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好一个人才“超限战”，真是恐怖啊！
http://ftsy.lszyzz.com/Article/LKXX/200601/1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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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斯为什么写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确乎写得机巧。韩人郑国为削弱秦国国力、阻遏秦国东扩目的，说服秦王修建水利（即后来的郑国渠），此谓有名的“疲秦计”。水渠修建中，“疲秦计”被识破，秦王大怒，要将一切非秦国之人驱逐出境，其中包括从六国投奔来的“游士”。春秋战国时期，为“游说者之秋”，诸侯为图霸天下或保疆拓土，广纳天下贤士，多至“门客三千”，能人志士因此四处游走，为接纳自己的诸侯效力，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游士”制度开了所谓中国人才流动之先。李斯就是其中一个游士，本是“楚上蔡人”，投奔到秦国做官，也在驱逐之列。李斯为说服秦王收回成命，便上了《谏逐客书》。在《谏逐客书》中，李斯一方面列举游士对于秦国的历史功绩，打动秦王，“使秦成帝业……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以负于秦哉”；另一方面，分析留客逐客的利弊，晓以利害，“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其中名句多多，例如“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等等。秦王读罢，悚然动容，立即废除逐客之令，恢复李斯的官职，并加以重用，取其谋略，最后一统天下。由此观之，李斯文才过人，兼为法家之推行者，又精于谋略，辅助秦始皇一统天下，位列三公，按理说其功绩应是历代将相之最，似乎足可以与具有同等职位的周公、召公并列，令人仰慕。
后来上大学时，翻阅《史记》，读到“李斯列传”，才知当年佩服李斯的念头大错特错，不禁唏嘘。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实记载中，李斯其实不过是个势利小人。李斯助秦始皇完成帝业，但其劣迹斑斑，对中国文化和制度的破坏绝对不可原谅。他最后虽因谏争受赵高陷害，并被荒淫无度的秦二世处死——“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可是他的死可谓咎由自取、因果相报，因为其死时所受之“严刑酷法”，正是他生前建议制定用来“役民”的。李斯在历史上留下法家代表人物的“声誉”，但他的这种“声誉”给法家背上了无法洗刷的历史黑锅。李斯所作所为，也使其作为秦始皇开朝辅佐重臣的意义化为乌有。太史公在“李斯列传”文后附有如下评价：“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畔，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判，斯乃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李斯一生确实为恶无数，在文化与制度层面说，就至少有三件大坏事。第一件，建议秦始皇“焚书坑儒”，剪除百家，独尊法家。“焚书坑儒”故事是我们熟悉的，但它起意于李斯可能是我们未加注意的。如果说法家就是李斯所代表的，其品位也就太低了，因为它作为秦朝的制度实践，在李斯的观念体系里，是以“愚民”思想为基础的。为维护秦始皇的“一尊”，李斯建议剪除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即“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并消灭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牵制君权的“党与成乎下”，以此为基础推行“令出莫有不行”的法家之治。我们来看看李斯的上书：“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益蜀]除去之。令至满三十日弗去，[黑京]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如此利于君主专制，秦始皇当然乐于采纳。“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就是这个废除百家维护君权的法家，使得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局面一旦终结。中国的文化思想发展由此陷入不自由的困境。后来儒家兴起之后也唯我独尊，与受过这一历史事件的刺激恐怕不会无关。
李斯所为第二件大受非议之事，乃是参与“弑长立幼”的事件。他与内臣赵高合谋，隐瞒遗诏，伪造假旨，害死“刚毅而仁厚”的太子扶苏，把“平庸而荒淫”的少子胡亥推上皇位。废兄立弟本来并非绝对不可，但是，李斯此举，于私于公却都非受非议不可。于私而言，李斯为法家推行者，自称“谨奉皇命法令”，却竟然致“传位遗诏”于不顾，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么？所以他的法家主张，并非一种一以贯之的体系，而是可行可止的功利手段，与今日所谓“法治”思想完全不是一个境界。于公而言，废除且杀死一个史载为“仁厚”的继位者，改立其明知的昏庸而荒淫的胡亥，这种做法无论如何都很不合适。用古人的话说，不仅是不忠，而且更是做臣的“不贤”。或许有人以为这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所作所为。但是，从他的这一行为看，完全称不上“政治家”之为。所谓“家”者必须有一定的“境界追求”，是生活在一种向上的独立思想信仰里。李斯在这场历史事件中表现的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政客”形象。当地位比他低下的赵高找他商议时，用了两句很优美的诗作论，“秋霜降者草木落，水摇动者万物作”，所谓识实务者为俊杰，建议他在安危不定时，应选择对自己有利者为之，先求一己之安，莫问天下洪水滔滔。赵高提醒李斯，一旦扶苏即位，必然重用蒙恬，他很可能失去宰相之位。李斯明知“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却终于被“打动”，仰天而叹：“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与赵高同流合污，演出“弑长立幼”的史剧。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就是“违宪窃政”，哪里还有点“法治”的样子？
李斯干的第三件大坏事，乃是建议秦二世推行“严刑酷法”制度，使中国历史上商鞅、韩非子等等一干人苦心经营的法家，不仅未成为一种根基于人性关怀的学说制度，而是彻底沦落为帝王之术，由“焚书”之“愚民”推进到所谓“严家无格虏”的“役民”。说出来非常可笑，李斯之所以建议“严威酷刑”，其实是为了“阿二世意，欲求容”，换句话说，为了保全自己，阿顺苟合，出卖灵魂（或许他根本没有灵魂）。秦二世荒淫无度，他的哲学是人生短暂，如“犹聘六骥过决隙也”，要想尽办法及时行乐，“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赵高为满足秦二世的心愿，提出了“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的计谋，导致秦国上下人人自危，“当忧死而不暇”。这时的李斯也因为“恐惧”，竟然也奉献了一出堪称无耻之极的“上书”。他抨击说，尧、禹这些古代圣君不配为帝王，因为他们不以天下为享乐而是以天下为桎梏，“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一点都不高贵。他建议，秦二世如要做一个真正的帝王，就应该“己贵而人贱”，推行严刑酷法，督责天下，役使天下。他歪曲引用韩非子“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名言为此论证，提出一套悖论，说“法修术明，天下乱者，未之闻也”，“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及，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这是什么逻辑！秦二世当然乐于采纳李斯的建议。秦朝“法家之治”达到又恐怖又可笑的境地：“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看到这种情况，秦二世非常高兴，称赞严刑酷法好极了，“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正是这样，秦二世在关东群雄并起之际，竟然还能劳民伤财，修建三百里阿房宫。
李斯的“督责之诚则天下安”的胡说八道，最终被项羽的一把火连同阿房宫一道化为灰烬。历史已经久远，对李斯为事为人的反思却实在不乏意义。对于李斯的为事，即他所推行的法家实践的极端荒谬点，我们今天应该比较容易看得清楚。现代法治必须要以思想繁荣学术争鸣为前提，要建立在维护人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基础上，要以认真对待“每一个人”为目的。而李斯建议的那种以“愚民”为前提、以“役民”为追求的“法家”之治，是极端反人性的东西，与人类文明根本向背。对于李斯的为人，认识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弄不好还可能不相信李斯为人彻底失败。太史公曾说，关于李斯其人，一向流行的比较普遍的见解，往往是“皆以斯忠而被五刑死”，即李斯似乎还被看成具有“好人”成分。太史公在《史记》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种俗见，指出李斯绝非“忠”者，而是一个“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的人。这种评价非常到位。对政治生活，李斯确实是完全采取了一种非道德的方式，他的一生不是缺乏道德勇气，而是根本就不具有道德勇气。因为他压根就不具有政治道德感。为什么李斯这个所谓智谋过人、文采超群的人，竟然一点政治道德也没有呢？答案其实是明显的。说抽象一些，是他在骨子上存在巨大的人性缺陷，即缺乏最基本的一点人性；说得明白点，是他根本上是个势利小人，可以为实现个人目的永远不计手段。我们可以猜想他是在沦丧人性中长大的。所以，早年他在从荀卿学成帝王之术时，就毫不犹豫地踏上势利之途。他急于去秦国谋官，如此陈述告别老师的理由：“斯闻‘得时无怠’……故垢莫大于卑贱，而悲莫于贫穷。”到这里，可能还有人不免疑虑，难道李斯真的一点良心都没有吗？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他的那篇文才激扬的《谏逐客书》，难道也没有丁点人性光彩么？我的回答是，很遗憾！他的那篇《谏逐客书》，也全然没有一闪念的良心。这篇为“游士”一辩的谏文，并非“惜才”之论，而是“功利”之言说，他的那些机巧的比喻，包括如果不纳外国女子便后宫无“佳冶窈窕赵女”的形象说法，都透着一股浓烈的“利好”气味。他建议用外国人才，用他自己的表白来说不过是一种“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他早期为秦王所用担任长史时，就献出了“买士杀士之计”，对凡为他国所用的人才，建议秦王要么贿买要么杀掉，即“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好一个人才“超限战”，真是恐怖啊！

5. 恐怖分子是些什么人为什么和巴基斯坦过不去

简单来讲恐怖分子是一群欲火焚身的男青年。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巴基斯坦盛产什么？？不知道吧！我来告诉你，盛产美女。他们正好就看中这一点。为了得到巴基斯坦-土著美女，他们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达到目的。最后即将要面临断子绝孙的巴基斯坦男土著给他们起个一个恐怖的名字，叫做-恐怖分子！
好像跑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