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方法论

Ⅰ 方法论的关系

世界观，通俗地讲，就是“观世界”，是人们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方法论，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概括地说，世界观主要解决世界“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
一定的世界观原则在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则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世界观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哲学方法论。唯物主义世界观要求人们在认识和实践中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则从某种精神的东西出发。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要求人们在行动中遵从某种客观的精神原则或宗教教义、神灵的启示等等。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则认为人们可以按着自我的感觉经验、愿望、主观意志等等行事。辩证法的世界观要求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中把握事物，分析事物自身的矛盾和解决这些矛盾。形而上学世界观则促使人们孤立地、静止地、呆板地考察事物。哲学方法论以一定的世界观为根据，世界观以自身对人们的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的指导意义而取得存在的价值。哲学方法论离不开世界观，自然科学方法论也必须以自然观和科学观为前提。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方法归根结底也受一定世界观的制约。这种制约以不同层次的方法论为中介。各层次的方法论不直接统一，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别。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一致性不是简单的同一，懂得世界观并不等于掌握方法论。方法论是运用世界观的理论，但运用世界观、掌握方法论均需要作专门研究。 中国哲学史上对求知的方法有过许多论述，从不同角度表述了有关认识方法的各种见解，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方法的理论。
孔子对求知的方法有所阐发。他强调学思并重，明确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注重知的后天来源。他主张“博学”、“多闻”、“多见”。但反对满足于获得众多杂乱无章的知识，要求用“一以贯之”的原则把所有的知识贯穿起来。“一以贯之”是通过思的功夫达到的，也是思的方法论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孔子还提出了“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叩其两端而竭”等方法。他还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反对臆测、武断、固执、主观的思想方法。
在孔子以后，墨子注重实际验证或实际应用的经验方法。老子、庄子不重经验而主张直觉的方法，要求冥思以直接领会宇宙的根本。孟子讲尽心，主张反省内求，也是一种直觉的方法。荀子将观物与体道结合起来，要求在对事物的观察中认识规律即“道”、并根据道进行类推，以求得宇宙万物的普遍知识。荀子还主张“虚壹而静”、“解蔽”，这是他提出的端正思想以求得真知的方法。
在中国古代的名辩思潮中，惠施、公孙龙等人的论辩反映了一般与个别、相对与绝对的矛盾，他们都从不同的侧面割裂了个别和一般、相对和绝对的关系。后期墨家和荀子则注意把它们结合起来，这一讨论对推动中国古代思想方法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宋到明清，哲学家们也比较重视方法论的讨论，程朱学派主张“道问学”，注重“格物致知”的综合方法，认为知为人所固有，但必须格物以致之，“即物而穷其理也”。陆王学派则主张“尊德性”，即重内心,认为一切真知都来源于内心，只要在内心上下功夫就行了。清代的王夫之、颜元、戴震都比较重视认识的方法。其中王夫之把前人所讲的格物致知分解为二：格物是从事物、经验中求得道理，即归纳法；致知是思辨推理的方法,即演绎法。而且，他认为两者是相互补充，不可割裂的,“非致知则物无所裁，而玩物以丧志；非格物则知非所用,而荡智以入邪。二者相济，则不容不各致焉”。
中国哲学传统还特别注重为人们校正行为、提高道德而提供准则和方法。在中国哲学中，伦理学和道德修养、道德实践的方法论有着特别丰富的内容，认识的方法论包含在伦理实践的方法论之中。 在古代中国哲学和古希腊罗马哲学中，还没有专门的自觉的方法论学科分支。方法论的发展与近代大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不可分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工商业的发展促使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探索正确认识自然的科学方法论的迫切需要。这时，哲学作为方法论的意义才被突出出来。
近代方法论的奠基人是英国哲学家培根。他推崇科学，反对遏制科学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培根在《新工具论》中，总结了科学实验的经验，提出了新的认识方法即经验归纳法。培根用他的方法体系武装了科学，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法国哲学家R.笛卡尔提出了理性演绎方法论。他同培根一样，反对经院哲学，主张发展科学。笛卡尔不满意经院哲学从圣经教义出发的演绎法，认为从中得不出任何可靠的知识。他重视理性，在《论方法》一书中提出4条方法：
①普遍怀疑，把一切可疑的知识都剔出去，剩下决不能怀疑的东西；
②把复杂的东西化为最简单的东西，例如把精神实体简化为思维，把物质实体简化为广延；
③用综合法从简单的东西得出复杂的东西，他说过：“给我广延和运动，就能造出一个世界来”；
④累计越全面、复查越周到越好，以便确信什么都没有遗漏。他曾用这种理性演绎法从分析上帝的完满性的概念推论上帝的存在性。他主张清楚明白性，并称之为“自然的光明”，即理性。笛卡尔特别强调数学，主张一切知识都应该象几何学那样，从几条“不证自明的”“天赋的”公理中推演出来，认为只有这种知识才是最可靠的知识。
英国的J.洛克和D.休谟进一步发展了经验主义方法论。洛克提出了感觉论的认识论。休谟提出了批判理性知识的怀疑论。欧洲大陆的B.斯宾诺莎和G.W.莱布尼茨进一步发展了唯理论的方法论。特别是斯宾诺莎用理性演绎法，效法几何学的方式即公理方法,建立了自已的哲学体系。这时方法论已经作为认识过程的哲学根据。由于19世纪以前，整个自然科学还处于搜集材料的阶段,只有数学和力学得到较充分的发展，故机械论和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占着统治的地位。
I.康德第一个打破了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缺口。他从物质微粒之间的吸引和排斥的矛盾统一运动来说明太阳系的形成和发展，促使了机械唯物主义方法的破产。与此同时，他建立了庞大的先验唯心主义体系，力图把整个哲学变成方法论。康德批判地考察理性思维的方法以及它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形成了先验唯心主义的批判的方法论。康德批判莱布尼茨的唯理论，说他盲目地相信理性的可靠性，全盘否认感觉经验的必要性；也批判了休谟的经验论，说他排斥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否定普遍性和必然性，否定了科学知识。康德把莱布尼茨的唯理论和休谟的经验论结合起来，认为没有感性直观材料，理性思维是空洞的；没有逻辑范畴、概念，感性直观就是盲目的。但是，在康德看来，逻辑概念范畴不是来自感性经验，而是人类认识能力自身固有的，从而实际上否认了逻辑的客观性。
G.W.F.黑格尔摧毁了康德的批判的方法论。他指明逻辑的客观性，但把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看作是绝对理念的辩证的逻辑的发展。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强调了理念辩证法作为普遍的认识方法和一般精神活动方法的作用，因而他的逻辑学也就是其辩证唯心主义的方法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以前有关方法论研究的最高成果。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所创立的唯一科学的方法论。它是在概括总结各门具体科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然、社会、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引出的最具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它要求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自觉地运用客观世界发展的辩证规律，严格地按客观规律办事。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处于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之中，事物普遍联系的最本质的形式和运动发展的最深刻的原因是矛盾着的对立方面的统一。因此，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是错误的，而矛盾分析法是最重要的认识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实践是主观和客观对立统一的基础，脱离实践必然会导致主客观的背离，产生主观主义，所以必须坚持实践以保持主观和客观的一致性。在认识过程中，要用实践检验人们的认识，要善于正确地运用多种多样的科学实验和典型试验的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整个客观物质世界以及其中的每一个事物、现象都是多样性的统一。各自都有自身的结构，包含有不同的层次、要素，组成一个个系统；各个事物、现象、系统都有自身的个性;同时，它们之间又有着某种共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多样性与统一性、共性与个性都是对立的统一。由此产生了认识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分析法和综合法、由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和由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的方法等等。这些不同的方法也都是对立的统一，因而不能片面地抬高其中一种方法而贬低另一种方法，而要把它们各自放在适当的地位。既要反对片面强调归纳法的经验论，又要反对片面强调演绎法的唯理论、独断论和教条主义，而应当把归纳和演绎辩证地结合起来。世界中每个事物、现象都有其自身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规律，在认识中还必须贯彻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列宁曾对认识事物的基本逻辑方法作了概括:①力求全面性，必须把握、研究事物的一切方面、联系和中介；②从事物的发展、运动、变化中观察事物；③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④必须注意真理的具体性。随着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也将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是理论认识的工具，而且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革命实践的工具。它是理论认识方法和革命实践方法统一的、完整的、科学的方法论，它在社会实践中和精神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为指导，提出了具体革命实践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2、855页）。 自19世纪末 20世纪初物理学革命以后，各门科学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方法论在科学知识中的比重日益提高，方法论对科学发展的作用也日益显著。这是和科学发展的时代特点密不可分的。具体表现在：①科学对自然和社会的研究越来越广泛、深入，使科学研究中直观性的程度减少，抽象化的程度提高，产生了逻辑思维方法高度发展的必要性。②科学的进一步分化和综合产生了一些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促使科学研究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增强，产生了系统理论等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新学科。③现代科学发现了一系列原有科学理论体系不能解释和说明的新的事实，出现了一些佯谬，破坏了科学体系原有的原则和思维前后一贯的逻辑严密性，产生了现代科学范畴体系的许多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促使逻辑方法向前发展。④科学研究课题的复杂性、综合性在日益加强，随之而来的科学研究手段日益复杂、精密，科学研究日益成为集体的、综合的事业。由此产生了科学研究课题的各个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必要，从而也产生了协调科学研究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方法论。
科学发展的特点给哲学方法论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观察和实验的关系、科学事实和因果性解释的关系、归纳和演绎的关系、类推和概括的关系、假说和理论的关系、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关系、想象和科学发现的关系、系统和结构的关系、结构和功能的关系、系统和要素的关系、控制和信息的关系、规律和预测的关系，以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等等；科学的发展对方法论的形式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例如科学语言的分析、科学理论的形式结构的分析、科学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它们的逻辑有效性的条件等等。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十分重视对方法论形式方面的研究，而且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但是，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否认关于世界观科学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把一切关于哲学世界观的问题统统斥之为“形而上学”的虚妄问题。逻辑经验主义者片面夸大方法论的形式方面，往往局限于对科学理论进行静态的逻辑分析，忽视和贬低经验的客观内容，抹杀科学知识发展中的革命变革问题。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大多数科学哲学家都把自己的纲领建立在“任何自然科学的知识内容都具有确定的逻辑结构，可以用一个形式命题系统来表示”这样一个设想的基础之上，这种形式化的方法和公理化的方法，在科学的发展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忽略有关事物的客观本质和真实内容，把对事物的研究仅仅归结为关系的方法和追溯到某种设定的公理的方法则是错误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哲学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冲破了对科学理论的静态的逻辑分析，而把对方法论的研究同科学发展的历史联系了起来。如英国的K.R.波普尔、美国的T.S.库恩及以后的拉卡托斯和P.K.费耶尔阿本德等都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明科学理论的革命和发展。波普尔把科学的发展看成是一系列的证伪过程。他强调演绎,否定归纳，推崇证伪,贬低证实。他甚至说：“我们并不能认识，我们只能猜测。”库恩提出科学发展是通过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的交替发展来实现的。科学革命则是“范式”(paradigm)的取代。他认为，“新理论如果没有关于自然界的信念的破坏性的变化是很难兴起的”。他所说的“破坏性的变化”是一种非理性活动的产物。他否认科学革命变革中的继承性。拉卡托斯在吸收波普尔和库恩思想的长处，克服波普尔朴素证伪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只有在科学研究纲领的一定秩序的提出和实现的基础上才能发展科学。费耶尔阿本德则认为，一切方法论都有自己的限度。他通过对科学历史实例的分析，力图说明在某种理论统治下的科学是停滞不前的，并提出了推翻一个既定理论的方法，这就是“什么都行”，即科学家可以自由地尝试他所喜欢的任何一种程序。他们都批判逻辑经验主义把科学发展看作单纯知识积累过程的观点。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片面夸大知识的相对性，而否认知识中的绝对的客观内容，从而走向怀疑论。
哲学方法论是适用于一切具体科学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发展了各门具体科学自身的特殊的方法论，而且孕育产生了一些只是反映世界某个侧面但带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论，如数学方法。从历史上看，数学几乎同哲学一样古老，数学一开始就具有科学方法论的意义。虽然，数学最初仅仅在如天象、历法、土地测量、机械等少数几门科学中起着方法论的作用，但是，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量又规定着质，质量互变规律是普遍的辩证规律。因此，数学及其方法应该普遍适用于任何一门科学。马克思认为，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现代科学的发展日益表明了这一点。数学方法已日益成为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一切科学部门不可缺少的方法。但是，数学方法仅仅涉及事物的量的侧面，因此仅靠数学的方法不能揭示事物的一切方面，达到对事物的全面的、完整的认识。同时数学方法的正确运用和数学方法本身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正确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因而数学方法不能取代哲学方法论。 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方法论在不同层次上有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之分。科学方法论，包括培根阐述的实验方法与归纳逻辑、笛卡儿论述的数学方法与演绎逻辑，以及贝塔郎菲的一般系统论方法与中国曾邦哲的系统逻辑《结构论》。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探索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一致的最一般的方法理论是哲学方法论；研究各门具体学科，带有一定普遍意义，适用于许多有关领域的方法理论是一般科学方法论；研究某一具体学科，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方法理论是具体科学方法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补充的对立统一关系；而哲学方法论在一定意义上说带有决定性作用，它是各门科学方法论的概括和总结，是最一般的方法论，对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有着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它不仅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武器，也是改造现实的武器。我们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的哲学内容，并不全是马克思的首创，而大部分是马克思同意的观点，比如辩证法理论。马克思的重要贡献是历史唯物主义。

Ⅱ 孔子的道德思想核心是什么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爱。

仁爱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仁体现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上是"有教无类"，春秋时代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

仁体现在政治上是强调"德治"，德治的基本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孔子把仁引入礼中，变传统"礼治"为"德治"，他并没有否定"礼治"，他的"德治"无疑是对"礼治"的继承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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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

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倡导仁义礼智信。他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前后达十三年，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相传孔子曾问礼于老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Ⅲ 什么是方法论

方法论，就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
正确的方法论，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最好的方法论，是解决问题的最系统最科学的方法论。其中，中国人最好理解的就是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巨大发展。
为什么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是唯物辩证法中最好理解的呢？因为它是中国古代最朴素的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最佳结合。
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如《易经》、《道德经》等，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着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是需要认真学习的。

Ⅳ 方法论意义上的德育方法有哪些

1、启发法 ，承认人性的善良或道德教育在人性上是可能的，认为道德教育只有在具备一
定的主体接受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2、塑造法 ，这一方法更强调道德教育对个体道德成长的积极作用。

3、雕琢法，这一方法强调道德教育要根据对象的实际扬长避短地进行教育，道德教育要
由小处着眼，次第进行。

4、树人法，这一方法强调道德教育应当是一种精神人格的整体培育活动，是一个需要日积
月累、精心照看的工作。

5、系统或综合法，这一方法强调对各种德育方法理念的综合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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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在品德形成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情通则理达”，要求教育者要善于以自己充沛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去唤起孩子情感上的共鸣，激起思想上的波澜，从而转化为他们内心的信念，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说服教育要坚持民主、平等、和蔼、诚恳的待人态度，循循善诱，广开言路，坦诚相见，不“扣帽子”、“楸辫子”、“小题大做”，也不讽刺、挖苦，盛气凌人，以权压人，让学生在一种和谐的良好氛围中心悦诚服的接受意见。

Ⅳ 道德究竟是什么

长期以来，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一个基本立场和观点，它也被看作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伦理学的一个基本方法。我们的哲学教科书明确指出“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我们的伦理学教科书看起来似乎较哲学更重视道德的特殊性，在给道德下定义时把道德规定为“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一类社会现象。”但在论述道德的本质时仍然认为“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受着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制约。”[1](P7、46)其实质实际上还是把道德的本质看作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既然道德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又是属于社会的第二性的思想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是为一定阶级的经济、政治制度服务的，那它必然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我们研究伦理学的方法也始终是怀抱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意识，不是把伦理学看作是一种科学和学术，而是看作一种教化的工具，不是去解释、反思、创造，而是不遗余力的论证、维护主流价值观念，而不管这种主流价值观念是不是完全符合已经变化了的民众生活实践，并通过社会教化把它灌输给民众，似乎这就是伦理学的基本使命，唯有如此，社会的道德才能进步。 可喜的是，我国哲学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些理论成果促使我们专门从事伦理学研究的同志重新反思道德究竟是不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道德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还是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通过这一问题的追问，我们又回到了伦理学的元问题：或者说道德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伦理学学术进步的首要问题，而且对于中国当代伦理学实现视域、方法和体系方面的突破，使伦理学研究更具科学的解释力，更加贴近民众生活，更加有效地指导社会生活实践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 基于行文的需要，我们的讨论不能不先引述一下哲学界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取得的相关成果，因为这是我们本论题讨论的理论前提。 研究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现代意识形态理论的奠基人。“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它带有思想上层建筑的性质。有学者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编造幻想、掩蔽现实关系的精神力量，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的、神秘的反映。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偶尔也以描述性口吻谈到意识形态，但从他们思想的整个背景上来看，他们始终是把意识形态当作否定性概念来对待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是虚假的，与科学相对立；意识形态的功能是保守的，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它逐步被用做中性的概念，到了列宁，肯定意识形态是科学，主张意识形态是真理并具有进步的作用并进一步肯定了它的积极的政治功能。论者还指出，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掩蔽性的特点。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并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关系不是一种真实的、相契合的关系，而是一种不真实的、掩蔽的关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形式，以维护它所支持的统治阶级的统治。[2](P129-135)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或阶级的思想体系。具体一些说，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或阶级、集团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它是该阶级和社会集团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理想的思想理论依据。政治和政治意识是一般意识形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3](P9-17) 关于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论者指出，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首先是提供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因此意识形态的首要本质特征是它的政治性。其次，它是能够成为凝聚和引导一定社会或群体的“社会水泥”和思想旗帜。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社会“水泥”作用，使它成为广义的社会控制系统或社会管理系统。从社会的宏观作用来说，意识形态在排除干扰、稳定人心、统一行动方面可以显示特殊的社会功能。三是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起着价值导向作用，进而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一种价值体系，它成为社会生活的评价标准，指出了社会活动的价值目标。因此，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便是为一定的社会或某个政治共同体成员规定其社会活动的价值导向。[3](P22-38) 复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有组织的理论信念体系，这种理论信念体系以逻辑的方式，通过一系列价值符号的特定结合，来论证某种政治运动、政治体制或现存秩序的合法性，以及某种特定的理想目标的合理性，并规定了一个国家、民族与社会成员所应承担的义务，以此作为广大民众的政治共识的基础。意识形态不同于哲学和学术理论之处在于，后两者仅仅关注于求智与理解，而并不对人们的行动有所规定和要求。而意识形态则通过一组有机组成的概念范畴，建立起一套以行动理论为支撑的政治信仰与信念。人类的意识形态可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为现存秩序的合理性进行辩解的“统治型意识形态”或“国家意识形态”，另一种则是以批判现存秩序与政治经济制度安排，鼓动重建更为合理的新秩序，并动员进行根本性社会变革的“革命性意识形态”或“运动性意识形态”。[4] 关于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的地位、作用和发展趋势，有学者指出，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技术方面的障碍已经逐渐被克服，经济协作远远超出自然经济的范畴，而政治和法律技术方面也日趋精致化，这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实现对意识形态的依赖大为削弱，法律政治已经成为社会整合最基本的手段，意识形态就不免走向终结。在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特征的知识和信仰系统，随着其功能在现代社会中的逐渐丧失，它业已失去了其原来的不可替代性。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业已粉碎了意识形态所编织的“一元”神话，对个体自由权利的优先选择使其丧失了存在的土壤，科学的发展也使人们认识到所谓的“终极真理”的乌托邦性质，于是一个由国家权力支持并为国家服务的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确已趋向终结。认识到这一点，对目前中国尤其有不可忽视的巨大意义。中国的社会转型从根本上说，乃是社会整合模式的整体性革命。如果我们坚定不移地推动这种转型，意识形态的弱化就具有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性，而制度创新就具有更加紧迫的战略意义，这一过程也必然意味着政治民主和法制社会的到来。[5] 二 道德的本质也即是它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特征，道德究竟是不是社会意识形态？还是说道德在阶级社会中主要发挥了社会意识形态即思想的上层建筑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是有区别的。如果说道德在阶级社会中，由于阶级的对立，使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主要把道德当作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的上层建筑，从而用来作为实现其思想控制和政治统治的手段，那么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一种阶级社会中特殊存在的社会现象，道德在阶级社会中的特殊社会功能能不能就被看作是道德的本质属性？这则是需要商榷的。如果我们承认上述研究中提出的在马恩的思想里，社会意识形态主要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是用来批判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思想奴役，“虚假的意识”的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那么，我们长期以来把马恩所要批判的阶级社会的特殊现象当作道德的普遍社会本质，那就大错特错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分析性概念，是说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属于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这个基本结构的思想的上层建筑或社会意识形态，这当然不能理解为对道德是什么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的回答，而只是指出了道德在社会结构中处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地位。另外，意识形态也是一个历史分析性的概念，它是从对人类特定历史时期即阶级社会的现实状况的分析中所得出的一个范畴。它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是否具有永恒的、普遍的方法论意义是值得置疑的。据此，我们认为：道德在阶级社会中处于社会结构的思想的上层建筑的地位，发挥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道德的本质不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显然，在原始社会还没有阶级分化的时期，不存在统治阶级，也就自然不存在为统治阶级经济政治利益服务的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而道德在原始社会代表着全氏族（即全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因而是全人类的共同道德。那么，社会发展到今天，阶级作为整体已经消灭，全球逐步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在这样一个时代，道德的社会本质是不是还仍然是社会意识形态？这显然也是难以解释的。此外，道德不仅仅是社会意识形态还因为人类的生活实践不仅仅是社会生活，还有人类的个体生活，集团生活如职业生活，因此即使想把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强加给道德主体，这种意识形态的社会意识也是难以指导民众的某些个体生活和集团生活的。如集体主义如何指导人的婚姻家庭甚或爱情精神生活？又如何保证对社会整体的忠诚与对职业集团的忠诚之间的一致？如果硬要把这种集体主义泛化到一切领域，那么可能就会是两种情况，一是会造成这种社会价值体系与个体生活、集团生活的紧张，甚至形成一种社会的思想专制和霸权。要么就是这种社会价值体系实际上不能真正得到落实而变成某种“虚假的意识”。因此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不能穷尽丰富的人类生活实践的。我们不能把意识形态当作剪裁丰富社会生活的惟一尺度。一切从意识形态出发，把丰富变化的社会生活都拉到意识形态面前加以审判，以此判定是非、决定取舍，这必然走向教条主义。这里除了涉及“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基础理论问题之外，还应该认识到，意识形态只是提供基本的思想信仰、基本的价值导向、基本的社会规范，不能把社会生活的全部丰富内容都意识形态化。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法律规范的形成和完善，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已不可能再发挥过去那样的作用。因此道德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 那么，马恩是如何理解道德的本质问题呢？马克思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6]学者们根据马克思的这段话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挖掘，认为马克思的道德本质论实际上就是认为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这种关于道德本质的观点也为我国伦理学界的学者所接受，甚至也为我们的主流伦理学所接受，但仅把它看作是道德的特殊本质，而把社会意识形态看作是道德的一般社会本质，把规范的调节社会关系看作是道德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和本质。但在我们看来，说一个事物的本质就是它的根本属性或者说是它区别于别的事物的根本属性这恰恰就是它的特殊本质，即特殊本质才是它的本质。关键还在于如何理解和解释这种特殊本质？如果从宏观总体上仍然把道德主要看作是社会意识形态，仅把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理解为道德的次要的从属属性，这样势必会影响对道德特殊性的认识，从而导致伦理学理论的贫乏。国内也有学者认为，道德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同时是一种人类文化现象。“马克思用以分析道德异质的哲学前提是历史唯物论及由其演绎出来的阶级的革命学说，它的根本出发点是把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的、甚至是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但是，人类的道德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一种人类文化现象，一种人性化的价值观念或价值精神。这也就是说，除了其阶级性特征之外，道德也还具有其文化价值和人性理想化追求的特征，具有作为社会整体生活秩序的公共规范性普遍道义约束力。因此，除了与社会生活密切关联（这种关联赋予了道德伦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政治属性）之外，道德总是同时与特定的文化传统、社会生活秩序以及个体的人格理想相关联，并由此构成人类道德现象复杂多样的特征。”[7](P30) 在我们看来，所谓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实际上也就是价值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人们或主体对外部世界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一种纯粹认识的和价值实践的两种关系，道德主要就是后者。在我们看来，道德是主体基于自身人性完善和社会关系完善的需要而在人类现实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价值观念、规范及其实践活动。基于对道德本质的这种理解，我们认为道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文化性。这是说道德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创造，它主要体现为一种观念文化或精神文化，但可以通过制度文化和人类实践加以确证和体现。道德在阶级社会中主要发挥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与功能，这只是道德文化发展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第二，价值性。道德是人类实践精神的即价值的掌握世界的方式，道德意识本质上是一种价值意识、价值观念和价值精神，一般价值意识在道德领域体现为主体的观念、行为对他人、社会的有利或有害的善恶意识，因此，道德是以善恶作为评价观念与实践的标准的，善与恶的矛盾是道德领域的特殊矛盾。第三，应然性。道德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创造，是一种善恶价值观念，而且也是一种应该和正当的规范意识和行动指令，它不仅是思想观念也是行为准则。应然性、正当性是道德的重要特征，它是道德的理想性和导向性的体现，也是道德的实践性的先导和前提。第四，实践性。道德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或社会意识形态，它作为一种人类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规范，必然源于实践，离不开实践并要指导实践，它是实践精神这就意味着，它是寓于实践中的精神，精神指导下的实践，精神与实践的密不可分、二位一体，知行统一甚至是知行合一，鲜明的实践性是道德的重要特点。总之道德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文化性、价值性、应然性、实践性的社会文化现象。 把道德主要理解为一种文化价值现象而不是社会意识形态，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道德既然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创造，那么其创造主体就是人类全体而不是某些圣人“治礼作乐”并用以教化百姓，也不是某些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为君建言，为民立法。道德来源于民众鲜活的生活实践中，道德的形成，不是自上而下的单纯论证和教化，而是民众在实践中通过互动、协商、契约、履行而逐步形成的。离开了民众的生活实践，道德将会成为无源之水，将会枯竭和衰亡，一种道德如果已经和民众的生活实践没有关联，那必将成为一种伪善。道德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一种价值观念和善恶意识，其评价的标准仍然是它能否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否代表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不是简单的以社会和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制度为尺度。道德的应然和正当，其价值根据也只能是人性的自我完善和社会关系完善，而不单纯是一定统治阶级的利益，当然有时这种社会进步趋势与某些先进阶级和政党的利益和目标会相一致，但我们在思维上必须把这当作两回事，因为毕竟也有不一致的时候，甚至实际上不一致，但却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说成是一致的，从而导致了社会伪善并阻碍社会和道德的进步。道德区别于其他精神文化的特点就在于它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这要求我们的道德建设、伦理学研究一定要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贴近实践。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国社会也已经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多元的利益主体使人们的道德和精神生活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民众的道德生活状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我们的道德理论却还一直固守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立场，向民众教化一种未能与时俱进的主流价值观念。这不仅阻碍了伦理学的学术进步，而且实际上也削弱或者说未能发挥道德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因此，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要实现突破性进展、要改变视域和方法，进行理论创新，都必须首先从搞清这个元问题开始。 道德既然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那么为什么在阶级社会甚至直到今天仍然被当作社会意识形态或者说主要发挥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因为我们把多元的道德主体变成了一元的道德主体。作为一种主体创造的社会文化现象，道德的主体本来应该是多元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主体存在着利益、地位、民族、社群等的多元性，因而作为基于此之上的道德文化创造主体必然是多元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阶级社会中，在经济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思想文化上也必然占统治地位，因此，统治阶级及其思想代言人就把自己凌驾于社会之上，似乎觉得自己是唯一的道德创造主体并人为地把自己阶级的道德观念当作社会意识形态强加给整个社会民众，并把本阶级利益的自觉表达的道德观点当作是科学真理加以宣扬，因此使道德在阶级社会中主要发挥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它究竟是一种“虚假的意识”，还是科学的真理，这是不容人们反思和讨论的。二是道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若干特点如价值性、应然性、实践性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性，因而也具备其自身被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发挥功能的内在条件。意识形态一方面具有为维护、加强或改变某一社会制度服务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与科学这种社会意识形式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价值性、应然性。科学只描述事实，解释现象，发现规律，而意识形态并不是纯粹认识，而具有强烈的意向性即它总是指向现实的，创建一种道德思想体系并向全社会宣教，就是为了在实践中贯彻并维护本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为达此目的，社会意识形态就要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提出定向的价值体系，提供人类活动的价值框架（规范），也提供人类追求的价值理想（信仰）并把符合本阶级需要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当作应该的、正当的加以维护、倡导和教化并使之实现对人的行为的社会控制。这样，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就自觉地把道德这种具有价值性、应然性、实践性的文化观念与规范作为其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实现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 三 那么，伦理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或者仅仅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的自觉而系统的表达？真正的哲学、科学的伦理学的思维方法是什么？而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和方法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必将促进中国当代伦理学实现一次根本性的突破和转型。 科学和意识形态是不同的，科学只回答“是什么”，而不回答“应该怎样”的问题，“应如何”应以“是什么”为前提，意识形态必须以科学真理为前提。如果一定的意识形态与一定的科学真理相一致，那它也可能成为一种真理，能够代表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但一定的意识形态如果已脱离了现实社会的客观情况并与社会发展的规律相背离，变成对自身阶级利益的纯粹维护，那它就有可能成为一种“虚伪的意识”而与社会文化前进的方向相背离。因此，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一种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必须以科学真理为基础。人们对于善恶、美丑的识别和判断，必须以真为前提，从真出发才能进一步引出善和美。虚假的东西有时也可能给人以善和美的假象，但终究不会长久。我们过去作为意识形态所提倡的某些理论、某些道德，往往单纯从政治功利出发，为政治（不管对错）辩护，这就失去了它的科学基础和真实性，从而也就失去了正确的价值导向功能。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运用行政的力量强行推行一种意识形态或道德观念，常常会产生与推行者意愿相反的消极后果，如我们主流道德价值观念的教化，其对民众的效果究竟如何大家都是清楚的，这正好证明了凡是脱离生活实际的道德必然为民众所抛弃。正因为道德长期被当作社会意识形态，还因为伦理学不仅是一门事实科学更是一门价值科学，因此，长期以来我们混同了伦理学研究的真正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与意识形态立场和方法的区别，我们鲜有真正的伦理学者而多有道德的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我们的伦理学工作者不是把自己当作学者，而是把自己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理论的辩护者和传教士。我们的理论思维的视角只是盯着上面的需要而不是面对客观的社会现实和民众的需要，我们的理论体系也只能是对与现行经济政治体制相一致的主流价值观念与规范体系的系统论证和辩护，即使这种经济政治体制内部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生活更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仍然固守传统的观念认为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不能与时俱进更难以革故鼎新，导致了我们的道德理论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道德理论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因而难以发挥道德应有的社会作用。 那么，伦理学的真正科学的方法是什么？意识形态的立场和方法是什么？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科学的伦理学思维要求首先以纯粹的认识态度去描述诠释客观存在的道德文化现象，这其中不能介入我们作为认识主体的情感、价值立场等主观性因素，否则就难以获得真理性认识。而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先预设并承认一定的意识形态观点的正确性从而去做论证的工作，或者为一种社会需要去为人们的行为建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总之两种思维的根本差别是对现实生活采取一种纯粹客观的认识态度还是主体事先就有价值立场和观点的预设。我们认为科学的伦理学的方法是诠释、反思、创新，而意识形态的立场和方法主要是论证、维护、教化。诠释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它首先是面对客观对象的，并以理性的态度对对象进行科学的描述、分析、诠释。不可否认，伦理学不仅是一门事实科学而且也是价值科学，因此它不仅要诠释事实而且要建构价值规范体系，但这种价值建构必须以客观规律和真理为前提，否则建构起来的价值规范体系必然是一种既脱离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又不符合大多数人利益需求的伪善。相反，意识形态的立场和方法则是力求对既存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进行合理化、应然性、正当性的论证。反思是哲学伦理学的主要方法。反思就是要对社会的价值体系不断地换方向、换角度、换位置进行再审视、再认识、再思考。真正的伦理学研究就是从对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和信念进行反思开始的。伦理学反思不是欣赏性的，而是批判性的，其目的是要发现问题。因此，反思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批判的过程。而意识形态的立场和方法则立足于维护既有的价值体系，这是如前所述的“统治型意识形态”或“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特点。虽然“革命型意识形态”或“运动型意识形态”也有着强烈的批判功能，但这种批判功能主要是一种利益批判而不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批判，当然进步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功能则可能是理性批判和利益批判的统一。伦理学的理性批判不是要全盘否定，而是为了创新，为了超越，为了重新构建新的理论价值体系。[8](P7-8)这正是真正科学的伦理学的生命力所在。而意识形态的立场和方法则是立足于对既有价值体系的教化。 中国当代伦理学要实现自身革命性的突破和进步，必须淡化其固有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方法，而强化其科学态度和方法。没有这一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变革，伦理学理论就会继续落后于社会现实，也永远难以使其获得真正的科学形态。论证而不诠释，维护而不是反思批判，教化而不是创新这就是我国主流伦理学难以获得长足进步的根本原因。而这一意识形态立场和方法最终又基于我们长期以来仅把道德理解为社会意识形态。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我们未能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而又以这种不正确的理解作为建构伦理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的方法论。加之从总体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就缺乏丰富的伦理学理论，经典作家们也没有一个成熟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因而，我们只能按照我们自己理解的或者简单套用原苏联伦理学的体系建设我们的伦理学科，因而其理论必然就表现出某种理论的贫乏性和教条性。 近年来令人可喜地看到，一批伦理学的中青年学者，他们身处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在其接受教育的时候，就面对着一种有条件吸取西学营养，又可以很好地继承我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文化盛世，因而使他们有条件以学者的角色开展真正的伦理学学术研究，研究是为了追求知识和真理而不再是为某种主流价值体系做论证。由于他们良好的学术修养以及立场和方法的改变，终于使中国当代伦理学越来越具有知识和学术的新形态，具有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的共同话语体系。在某些伦理学的根本理论问题上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这批人是知识和真理探寻者的学者角色定位而不再把自己看作是意识形态的理论工作者，他们所表达的是一种知识思想体系而不是一种利益宣示的价值立场和观点，他们所用的也是一套知识话语体系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他们和每一个道德主体一样是道德文化的思考者，平等的对话者和积极的创造者，而不是凌驾于社会和民众之上的他们的教化者。 如果说论证、维护的思维立场和方法阻碍了我们的伦理学进步的话，那么，教化则使我们长期以来在伦理学理论上难以突破、创新。近来学术界对我们长期以来的教化立场和方法进行了批判。学者们认为：马克思庄重声明：“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9](P275)马克思之所以不主张人们提出道德要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向人们提出道德要求是以承认人们之间的不平等为前提的。马克思只主张人们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教育。“任何个人或社群、民族、国家都不应该、也无权把自身的道德信念、道德观点和道德行为方式，以任何主观的道德理由，强加给他人或别的社群、民族和国家的人民。尤其是那些自以为达到较高道德境界和道德觉悟的人或社群，不应该、也无权以某种优越的道德姿态或理由，强行要求他人

Ⅵ 业技术人员工作的伦理与道德理论的方法论中强调什么

其实人员工作的论据和道德理论的方法论度强调什想的最多的可能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的观点

Ⅶ 辩证唯物论如何看待道德

 道德抄社会学是一种专业社会学理论,它研究道德发挥功能的规律和不同社会层次上的道德实践.它的研究客体是个人、集体和其他社会同一性.道德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是认识道德过程的和道德现象的辩证唯物论原则、对待道德生活现象的具体历史方法、阶级方法、系统方法和综合方法.道德社会学研究道德系统的形成及其功能的发挥,道德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进行管理的条件的形成、建立和发展;它详细分析集体和其他社会集团的道德状况的最佳模式,揭示个人、集体和其他社会同一性的道德文化的状况及其完善途径.道德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

Ⅷ 方法论有哪些

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方法的理论。方法论是以各种不同方法为研究对象，探讨各种不同方法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
方法论的任务是为人们能够正确认识事物、评价事物、改造事物指明方向。
方法是由各种不同方法构成的。根据方法的层次分为：哲学方法、科学方法、技术方法。
第一节 哲学方法
哲学方法适用于所有领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哲学方法的内容较少，每个人都应该了解和掌握哲学的全部方法，提高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
哲学方法包括：分析、综合、推理、论证、归纳、演绎等。
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总结出了许多有益的哲学方法。列举如下：
春秋时期的老子（前571－前471年）在《道德经》中提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辩证方法。
春秋时期的孔子（前551－前479年）提出“举一隅不以三隅反”的推理方法。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主张“博学”、“多闻”、“多见”。反对满足于获得众多杂乱无章的知识，要求用“一以贯之”的原则把所有的知识贯穿起来。他还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反对臆测、武断、固执、主观的方法。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首创“三段论”，即由大前提和小前提推出结论。
明朝时期的王阳明（1472－1529年）提出“知行合一”的方法。“知行合一”就是知与行的一致性。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知”是知善知恶的良知，有良知之驱使的行为才是良行。人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人可以意识到并判断自己的行为，能够辨别善恶，并做出合理的选择，而不是单纯为自己的本能和物欲所驱使。
英国的培根（1561－1626年）在《新工具》中把实验和归纳看作是科学发现的工具，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使用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法。归纳法是从事物中找出规律和概念的方法。他说：“我们的唯一希望乃是在一个真正的归纳法。”“归纳法就是为获得真实证明的方法。归纳不是在知识问题上研究，而是对自然的权利之艺术的科学。”“归纳法是发现个体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工具，是获得支配绝对现实的规律和能起决定性作用形式的方法。”培根提出的归纳法，不同于简单枚举归纳，是一种排除式的归纳法。他曾这样阐述：对于科学和技术的发现和证明有用的归纳法，则必须要用适当的拒绝和排斥的方法来分析自然。然后，在得到足够数目的反面例证之后，再根据正面例证来作出结论。
法国的笛卡尔（1596－1650年）在《谈谈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门学问里寻求真理的方法》中提出四条寻求真理的规则：
第一条是：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人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到我的判断里。
第二条是：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
第三条是：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
最后一条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
【实事求是】是指在实践中寻求真理。“实事求是”一词，最初出现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说西汉景帝第三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辩证法】是指用全面的动态的方法分析和研究问题。
【举一反三】比喻从一件事情类推而知道其他许多事情。
【化繁为简】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例如：计算不规则物体的体积，可以把不规则物体放入盛有水的规则容器中，水的体积变量就等于不规则物体的体积。
第二节 科学方法
科学方法适用于具体领域。科学方法的内容比较多，每个人不可能全部掌握，可以广泛了解各门科学的方法，重点掌握与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有关的方法。
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是：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因果分析。
1.定性分析是对事物的性质进行分析。确定研究对象具有什么性质？认识某个对象，首先就要认识某个对象所具有的性质，并把它与其他的对象区别开来。所以，定性分析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分析。
2.定量分析是对事物的数量进行分析。确定事物各种成分的数量。
3.因果分析是为了确定引起某一现象变化原因的分析。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必然的原因，有因才有果。换句话说，当你看到任何现象的时候，你都不用觉得不可理解或者奇怪，因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必有其原因。今天的结果是过去种下的因所导致的。
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不仅要对过程本身进行研究，而且要对过程作出判断，方能说明过程的全貌，而不至于走向片面。对于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要分析各个社会主体思想行为背后的利益动因，分析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利益关联，分析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倾向、利益关切和利益诉求，分析不同利益集团（群体）的形成过程、经济地位、政治主张、力量对比及变化趋势；建立和完善利益评判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补偿机制，有效解决各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
第三节 技术方法
技术方法是指各行各业的具体方法。不同行业、不同产品有不同的方法。技术方法的种类繁多，一个人不可能了解和掌握所有技术方法，而且也没有那个必要。每个人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熟练掌握与自己本职工作相关的技术方法。
技术方法是帮助人们解决“做什么”、“怎样做”、“怎样做得更好”的问题。
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要正确使用技术方法，选择适宜的技术方法或创造出全新的方法，去完成设定的技术目标。
技术方法的特点
1.目的性。掌握技术是为了制造产品，提高工作能力。
2.功利性。技术是谋生的手段。
3.多样性。生产同一种产品，有多种方法。
4.专用性。生产某种产品，必须掌握专用的生产技术。俗话说：“隔行如隔山”。

Ⅸ 方法论有哪些

马哲的六大方法论：辩证唯物论、认识论、联系观、发展观、矛盾观、价值论。

1、辩证唯物论：

辩证唯物论是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学说、关于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学说 , 它采用辩证法的观点研究世界的本质，所要说明的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和世界的组成“有什么”的问题。



2、认识论：

认识的本质，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或通过实践对客体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认识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

3、联系观：

联系观，即联系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总特征。所谓联系就是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周围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着的有机整体。唯物辩证法认为联系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多样性、条件性、可变性。 因此，唯物辩证法主张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反对形而上学孤立的观点。

4、发展观：

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总特征。唯物辩证法认为无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人的思维都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事物的发展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发展的实质就是事物的前进、上升，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即发展观。在社会历史领域，发展观是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聚焦和反映，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对发展及怎样发展的总的和系统的看法。确立什么样的发展观，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它也是伴随各国经济社会的演变进程而不断完善的。

5、矛盾观：

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的含义。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

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矛盾分析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6、价值论：

商品具有二重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具有不可比较性。价值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构成商品交换的基础。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等范畴，是马克思用来说明商品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概念，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