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3
1. 国务院部门透明指数的法治报告
中国社科院发布法治蓝皮书，内容涉及司法政府透明度报告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在省级检院中透明度排名第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12（2014）》（以下简称“法治蓝皮书”）；内容涉及2013年查处的公职人员统计，对2014年反腐败行动障碍的预测，以及司法和政府部门透明度指数的报告。
虽然三大内容里提到了不少数据，但最突出的还是国家铁路局的透明指数为“0”；被查处贪官过半栽在了“59”岁；2014年两个月就查了腐败官员“79”个。
81个法院司法透明度的平均分为42.1分，及格率为18.5%。上海高院排名第一，最高院排在第21位。而在检察机关评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53分）表现优异，居2013年度全部测评对象之首，重庆次之；在省级人民检察院中，重庆（52.5分）则高居榜首。
省级人民检察院透明指数
重庆 52.5
湖北50
广东49
湖南44
山东42.5
不少法院不敢公开或滞后公开信息
报告称，有些法院对公开与稳定关系的认识还不到位，对群体性案件未能脱敏，不敢公开，认为公开影响稳定。同时，法院信息公开存在滞后现象。本年度预算和上年度决算以及“三公经费”公开也面临类似问题。法院联系电话的有效性也较差，与公众的互动渠道不畅通。
报告显示，公众旁听案件庭审的权利未得到有效保护。旁听是公众监督案件庭审最为直接的方式。可法院普遍对公众旁听权的行使设置门槛，如要求携带身份证，甚至要求联系主审法官；还有不少法院的工作人员对旁听事宜不熟悉，有的甚至直接拒绝公众旁听。
不少部门以落实保密规范自保。报告提到，在申请国务院部门公开人事方面信息的时候，项目组遇到众多部门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的情况。这些部门所依据的保密规范为《人事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该文件出台于20世纪80年代，已完全不能适应当前国家推行人事编制信息公开的政策和做法。 被查处贪官，“59岁现象”明显
据中纪委公开的数据，截至2013年12月，其2013年查处的公职人员中，共披露有123人的详细信息。其中，51岁至60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3.7%。而以往官员“裸退”就“平安着陆”的惯例正在被打破。
部分公职人员希望在离职前捞一把
蓝皮书指出，公布信息的123人中，有31名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调查。而这31名落马官员中，“59岁现象”明显。“59岁现象”是指公职人员在临近退休年龄之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腐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法治蓝皮书》主编、研究员田禾告诉记者，由于在职和退休待遇相差较大，部分公职人员具有心理落差。另外，“临近退休，部分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往往希望在离职前捞一把。”
不少官员为晋升追求高学历
蓝皮书指出，被查处公职人员的最低学历为大专，最高学历为博士。其中，研究生以上60人，占48.8%。
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刘铁男，官方简历称其是经济学硕士、工学博士，还曾获名古屋市立大学“修士学位”，但后被指涉嫌伪造。在当前，确实也存在不少官员把高学历作为仕途晋升的砝码。
田禾表示，贪腐与受教育程度无直接关系，关键在于权力是否受到了有效的监督制约，是否有效防止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腐败公职人员中厅局级官员最多
在被查处的123名腐败公职人员里，厅局级（含副职）人数最多，为70人，占56.9%；省部级（含副职）、县处级（含副职）位列第二、第三位。此外，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人民团体中涉案人员比例越来越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室副主任、法治蓝皮书工作室主任、副研究员吕艳滨表示，从实际权力结构来看，厅局级官员是公职人员中坚力量，其直接掌握着大量与市场和资源有关的行政审批权，权力如果不受约束，贪贿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被查处人员年龄分布
31-40岁1人
41-50岁21人
51-60岁66人
61-70岁13人
不详22人
被查处人员文化程度
大学（含大专） 36人 29.2%
研究生及以上 60人 48.8%
学历不详 27人22%
被查处人员所在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15人12.2%
党委 26人21.1%
政府 48人39%
人大 6人4.9%
司法机关 2人1.6%
国有企业 15人12.2% 两月查处79官员，裸官监管需加强。
根据中纪委网站披露的数据，进入新的一年，反腐势头依旧未减。2014年至今，仅两个月的时间，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公开了约79名公职人员被查处的信息，涉及18个省份。但蓝皮书专家组认为，2014年，反腐败仍然会遇到诸多障碍。
由于中国相关的法规和管理体制尚不完善，加上中国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引渡、罪赃移交等方面存在制度差异，使得腐败公职人员外逃后能够得到某种庇护。田禾表示，需加大对“裸官”以及其他可能外逃公职人员的监管。摸清裸官的数量，加强裸官监管，要求其申报海外资产；要加强公职人员出入境管理，防止公职人员的非正常出境。
田禾指出，有关部门在2013年底就出台了申报海外资产的规定，将对贪官隐匿财产、规避制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2014年还将明确财产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的途径。此外，网络将继续成为反腐败的重要渠道。
蓝皮书预测，2014年继续对腐败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并将就如何进一步巩固反腐败工作的成果，研究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的体制机制。田禾分析，随着中央惩治腐败力度的不断增大，持续推动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的加快形成。
2. 中国法治发展的总趋势是什么向什么的转变
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实质上就是主观意识向客观事实的转变，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3. 《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显示，多少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最多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源头：1事件出来没有及时的跟进答复处理，造成处理版滞后事件恶化 2 群众受到权蛊惑 3大的事件项目没有暗中充分征求社会意见 4没有一整套处理的方案，事件出来产生慌乱 5小部分群体制造混乱没有及时的监控 6群众的想法心思不了解 7做事以家长式的行事方式 8脱离群众比较远，活在不现实中 9 项目或行事时脱离常规和道德底线。10腐败造成的事件恶化。怎么避免啊，只要用心处理就好，考虑一下哦
4. 张保生的学术成果
译著
1、《艾伦教授论证据法（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与王进喜等译）。
2、《证据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与朱婷、张月波等合译）。
3、《社会交际心理学－人际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与李晖、樊传明合译）。
4、《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罗纳德.J.艾伦、理查德.B.库恩斯、埃莉诺.斯威夫特著，张保生、王进喜、赵滢译，满运龙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5、《世界贸易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与满运龙合译）。
6、《社会交际心理学－人际行为》，湖南出版社1992年7月版（与李晖合译）。
著作
1、《证据法学》（教材第2版），中国政法大学2014年版（主编）。
2、《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201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与常林共同主编）。
3、《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201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与常林共同主编）。
4、《证据法学》（法硕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与王进喜、张中、吴丹红、房保国合著）。
5、《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2010》，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与常林共同主编）。
6、《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2009》，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与常林共同主编）。
7、《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1978-2008》，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与常林共同主编）。
8、《证据法学》（教材），中国政法大学2009年版（主编）。
9、《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及论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主编）。
10、《法律推理的理论与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独著）。
11、《思维学引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与陈新夏、郑维川合著）。
12、《管理哲学纲要》，红旗出版社1987年10月版（与肖明等合著）。
论文
1、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需处理好十个关系，载《人民论坛》2014年11月上。
2、审判中心与证据裁判，载《光明日报》2014年11月5日理论版。
3、检察业务考评与错案责任追究机制的完善（与张晃榕合作），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4期。
4、Reforming theCriminal Evidence System in China, Asian Criminology (2014)9:103-124, DOI10.1007/s11417-013-9179-x(Co-authored by: Fei Zheng).
5、《世界法治指数对中国法治评估的借鉴意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6期（与郑飞合作）。
6、The Value Basis ofEvidence Rules, in Deshun Li editor, Values of Our Times, Springer the Languageand Science, pp.259-272,3-5-2013(Co-authored by: Chuanming Fan).
7、《刑事错案及其纠错制度的证据分析》，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1期，《新华文摘》2013年第13期全文转载。
8、Applications andTrends of Digital/Electronic Evidence in Chinese Litigation, IUS GENTIUM,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LAW AND JUSTICE, VOLUME 15, Springer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2012, pp.305-323 (Co-authored by: Huangxun Chen).
9、《2010年中国证据法治前进的步伐》，载《证据科学》2012年第2期。
10、《证据制度建设是司法改革首要任务》，载《中国改革》2011年第9期。
11、Evidentiary Provisions of the People’s Courts andTransition of the Judges’ Role, SUPREME COURT LAW REVIEW (2010), 49 S.C.L.R.(2d), pp.491-509.
12、《证据法学篇》，《中国法治30年回顾与展望1978-2008》，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合作第一作者）。
13、《审判职能、说服责任与“案结事了”》，《证据科学》2009年第6期。
14、《推定是证明过程的中断》，《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
15、《论中国特色证据法学体系的建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6期。
16、《美国证据法的价值基础——以<联邦证据规则>为例的分析》，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与满运龙、龙卫球合作）。
17、《证据规则的价值基础和理论体系》，《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
18、《WTO反歧视改革模式与欧盟对华贸易政策》，《国际贸易》2007年8月号。
19、《法律推理中的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
20、《学术评价的性质和作用》，《学术研究》2006年第2期。
21、《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考》，《法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2、《法律推理中的基本矛盾》，《法理学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23、《论法律推理的本质特征》，《吉林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24、《法律推理活动和学说的历史考察》，《烟台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译文
1、[美]罗纳德·J·艾伦：“刑事诉讼的法理和政治基础”，张保生、李哲、艾静译，载《证据科学》2007年12月，第15卷，第1、2期合刊。
2、[美]罗纳德·J·艾伦：“相关性和可采性”，张保生、强卉译，载《证据科学》，2010年第3期。
3、[美]罗纳德·J·艾伦：“证据法的理论基础和意义”，张保生、张月波译，载《证据科学》，2010年第4期。
4、[美]罗纳德·J·艾伦：“证据法、诉讼法和实体法的关系”，张保生、冯俊伟、汪诸豪译，载《证据科学》，2010年第6期。
5、[美]戴维·伯格兰：“证据法的价值分析”,张保生、郑林涛译，载《证据学论坛》第13期。
6、[美]罗纳德·J.艾伦：“民事诉讼推定再思考”，张家骥译，张保生校，载《证据科学》，2011年第4期。
7、[美]罗纳德·J.艾伦：“证据与推论/概率与似真性”，张月波译，张保生校，载《证据科学》，2011年第5期。
8、[美]罗纳德·J. 艾伦：“排除规则的困难”，郑飞、强卉译，张保生校，载《证据科学》2012年第6期。
9、[美] 罗纳德·J.艾伦：“证明责任”，蒋雨佳、强卉、张姝丽译，张保生校对，载《证据科学》2011年第5期，第19卷。
5. 胡敏洁的主要书籍
1 .胡敏洁：《福利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2.胡敏洁等译：《何谓法律——最高法院中的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3（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撰写《2004年社会保障行政法治发展综述》部分）。
4.《 法治发展报告No.3（200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撰写《2005年行政法治状况（社会保障与民政行政法治状况）》部分）。
5.朱新力主编：《法治社会与行政裁量的基本准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合著）
6.朱新力、宋华琳等著：《彩票业的政府管制与立法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合著）
7.余军主编：《宪法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合著）
6. 谁能为我描述一下中国法治的现状，发展进程，发展过程中的优点和不足之处。
供你参考：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与不足：
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7. 栗峥的学术成果
（一）主持
1.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科学化司法证明中的逻辑与经验研究》
2.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司法体制改革与刑事诉讼的再改造》
3.主持国家2011计划创新项目，《传媒对司法的影响力研究》
4.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特别资助项目，第2期，《庭审中的事实认定》
5.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面上资助项目，第44期，《影像中的正义呈现》
6.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后期资助，一般项目，《转型乡村的纠纷解决》
7.主持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项目，《首都司法的群众路线之路：马锡五矛盾化解法的创新实践》
8.主持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课题，青年项目，《基层司法调解的社会支持体系与区域优化机制研究》
9.主持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北京市纠纷化解机制的探索》
10.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自设项目，《新刑诉法与两个证据规定的社会影响》
11.主持北京市社科联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北京市乡镇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
12.主持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保加利亚刑事诉讼法典》
13.主持中国政法大学青年学术创新团队项目，《中国乡村的社会治理》
14.主持中国政法大学校级教学改革项目《刑事诉讼法学课程》
15.主持横向合作项目《乡土社会的法治状况》
16.主持横向合作项目《司法与传媒的关系》
（二）参与
17.北京市教委产学研共建项目，《量刑规范化改革》
1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项目《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研究》
19.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项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研究》
20.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重点项目《新刑事诉讼法的贯彻落实》
21.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重大项目《人民监督员制度》
22.中国法学会部级课题，重点项目《两岸刑事诉讼制度比较研究》
23.中国法学会部级课题，重点项目《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24.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点项目《现代司法理念研究》
25.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课题，重点项目《司法鉴定管理模式研究》 1.《中国法学》（CSSCI）：《国家治理中的司法策略：以转型乡村为背景》，2012年第1期。
2.《法学研究》（CSSCI）：《司法证明模糊论》，2007年第5期。
3.《中外法学》（CSSCI）2011年第2期，《乡土社会纠纷解决的路径选择与正义表达》
4.《现代法学》（CSSCI）2013年第1期，《流动中的乡村纠纷》
5.《政法论坛》（CSSCI）2010年第5期，《传媒与司法的偏差》
6.《政法论坛》（CSSCI）2012年第2期，《中国民事执行的当下境遇》
7.《法制与社会发展》（CSSCI）2010年第1期，《乡土正义与双重利益》
8.《环球法律评论》（CSSCI）2010年第3期，《当代英美证据法学思潮》
9.《政治与法律》（CSSCI）2013年第9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正本清源》
10.《法学论坛》（CSSCI）2006年第3期，《论证明的协调性》
11.《法学论坛》（CSSCI）2003年第3期，《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系统论》
12.《当代法学》（CSSCI）2007年第3期，《论事实解释》（第一作者）
13.《中国刑事法杂志》（CSSCI）2010年第3期，《裁判者的内心世界》
14.《广东社会科学》 （CSSCI）2013年第6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反思》
15.《河南社会科学》（CSSCI）2013年第9期，《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与方式》
16.《青海社会科学》（CSSCI）2013年第8期，《底层社会的纠纷及其解决》
17.《河南社会科学》（CSSCI）2013年第3期，《中国司法的当下语境与制度回应》
18.《山东社会科学》（CSSCI）2010年第3期，《申诉还是上访：司法内外的策略选择》
19.《云南社会科学》（CSSCI）2015年第2期，《司法改革的困境及其化解》
20.《内蒙古社会科学》（CSSCI）2013年第2期，《转型乡村中的社会治理与纠纷解决》
21.《社会科学辑刊》（CSSCI）2010年第2期，《村落纠纷中的正义呈现》
22.《社会科学战线》（CSSCI）2011年第3期，《现代社会的权力规训》
23.《学术探索》（CSSCI）2010年第1期，《纠纷解决中的乡土逻辑与法治偏差》
24.《探索与争鸣》（CSSCI）2012年第11期，《中国刑事司法中的被害人抗争》
25.《学习与探索》（CSSCI）2012年第12期，《转型社会中乡村纠纷的变迁》
26.《思想战线》（CSSCI）2013年第6期，《法律背后的秩序》
27.《华中科技大学学报》（CSSCI）2011年第1期，《底层社会、纠纷应对与能动司法》
28.《南京农业大学学报》（CSSCI）2011年第1期，《刑事司法程序是如何展开的》
29.《西北师大学报》（CSSCI）2013年第2期，《中国乡村的纠纷图景及其调解困境》
30.《电影艺术》（CSSCI）2008年第6期，《后现代角色观》 （一）专著
1.《超越事实——多重视角的后现代证据哲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7月
2.《正义的位移》，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3月
3.《司法证明的逻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
（二）合著与参著
1.《中国司法制度基础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
2.《现代司法理念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
3.《情境中的角色互动》，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12月
4.《证据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12月
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新解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
6.《新民事诉讼法条文精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9月
7.《民事诉讼法新制度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9月
8.《外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11》，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2月
9.《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专家意见稿）》，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8月
10.《中国诉讼法治发展报告（2014）》，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
11.《中国诉讼法治发展报告（2012-2013）》，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
8. 中国法学会什么时候开始发布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
2013年11月，党来的十八届三中自全会召开，提出：建设法治中国，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之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建设。
9. 朱晓青的学术成就
1984年8月开始从事法学研究工作。1985年6月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如下：
一、著作
1、《欧洲人权法律保护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实施机制》（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主编，合作），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4、《合同要旨与实务》（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二、译作
（一）著作：
1、《妇女与国际人权法》（第一卷）（合作），三联书店2007年版。
2、《人权与国际关系》（合作），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二）论文：
1、《开罗伊斯兰世界人权宣言》，《外国法译评》1994年第2期。
2、《南北关系中的人权》，《法学译丛》1992年第6期。
3、《国有化的国家补偿责任》，《法学译丛》1991年第5期。
4、《北欧国家实施的设计保护的比较分析》（合作），《法学译丛》1987年第6期。
三、论文
1、《欧洲理事会对国家的少数群体的保护》，载《中国人权年刊》（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国内实施机制》，提交2006年3月31日-4月1日在爱尔兰格尔韦举行的爱尔兰-中国人权网络学术交流研讨会。
3、《国际人权法与妇女人权》，提交2005年8月29-31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0周年非政府组织论坛。
4、《中国法治中的性别平等》，提交2005年6月27-30日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的加拿大-中国良治对话研讨会。
5、《国际人权条约在国内的实施》，《国际法学论丛》（第3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
6、《家庭暴力与妇女》（合作），载《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7、《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法律秩序的冲击》，武器与国际人道法国际研讨会论文（2004年10月）。
8、《<欧洲人权公约>中的平等与非歧视原则》，中国-欧盟人权学术网络研讨会：性别与法律论文（2004年9月）。
9、《WTO规则在中国大陆法律体系框架下的适用》，载《世贸规则与两岸四地经贸法律关系》，香港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0、Role of NGOs in Domestic Violence Legislation in China，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家庭暴力立法研讨会论文（合作，2003年12月）。
11、《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人权法律地位的演变》，《法学研究》2002年第5期。
12、《消除对妇女家庭暴力的法律举措》，载《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作为中国法律体系组成部分的国际条约》，载《依法治国与法律体系建构》，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14、《<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实施机制》，《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
15、《人权两公约实施机制与条约的国内法适用问题研究》，载《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16、《欧洲联盟人权保护的法律依据》，中德国际人权条约的国内实施国际研讨会论文（2000年9月）。
17、《外国人在华权利的保护》，中国-欧盟第二届司法研讨会论文（1998年10月）。
18、《联合国关于妇女人权保护机制的健全与完善》，载《妇女与人权》，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9、《论联合国人权国际保护的执行措施》，《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
20、《论人权的共同标准》，《中国法学》1994年第6期。
21、《论人权的国际保护》，载《当代人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22、《试论对外开放中的国际经济立法问题》，《云南法学》1990年第1期。
23、《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法律特征》，《云南法学》1988年第1期。
四、研究报告
1、《妇女与人权》，载《中国妇女发展报告》（妇女发展蓝皮书，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国际法学研究热点》，载《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法治蓝皮书2004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3、《国际法学研究状况》（合作），载《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法治蓝皮书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版。
4、《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研究报告》（合作，2004年）。
5、《国际条约在中国国内的适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科交流》2001年第33期。
6、《澳、马实施国际条约问题的考察》（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科交流》2001年第49期。
7、《关于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问题的研究报告》（合作，1998年）。
8、《划清对人权的国际保护和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的界限》（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1991年第49期。
9、《我国法学界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法律适用问题的看法》，《未定稿》1985年第17期。
五、教材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通用教材《国际法》，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0. 夏勇的主要代表作
一、个人著作
1、《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1993年、1994年、1995年、1997年重印，2001年修订版）。
2、《朝夕问道－政治法律学札》*（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3、《中国民权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4、《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法治论要丛书2004年版）。
5、《依法治国－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法治论要丛书2004年版）。
6、《宪政建设－政权与人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法治论要丛书2004年版）。
二、主编著作
1、《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主编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1996年重印，1999年修订版）。
2、《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两人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科学社会主义丛书1994年版）。
3、《人权与世界》（主编之一，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
4、《人权网络全书》（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5、《公法》（第一卷，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6、《公法》（第二卷，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7、《如何根除酷刑－中国与丹麦酷刑合作研究》（中英文本，主编之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法治论坛丛书2003年版）。
8、《法治与21世纪－中国与瑞士法治合作研究》（中英文本，主编之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法治论坛丛书2003年版）
9、《中国法治发展报告（蓝皮书）2003年卷》，主编之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0、《民权译丛》（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始出）。
三、学术译作
1、《英国法渊源》（沃克著，两人合译，1984年西南政法学院印行）。
2、《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伯尔曼著，四人合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3、《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米尔恩著，两人合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
4、《民权约法评注－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诺瓦克著，审校，三联书店2003年版）。
四、学术论文
1、《西方新闻自由初探－－兼论自由理想与法律秩序》（1986），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2、《汉穆拉比法典与古东方的法治》（1987），载于《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3、《孔子与柏拉图》（1987），载于《比较法研究》1989年第1期。
4、《人权与马克思－－一个道德与逻辑的理解》（1989），载于《民主、法制、权利、义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复载于《人权概念起源》附录。
5、《人权道德基础初论》（1990），载于《当代人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修改版载于《人权概念起源》附录。
6、《人权哲学三题》（1991），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春季号。
7、《权利发展说》（1993），采自《走向权利的时代》绪论，载于《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4期）等。
8、《社会主义法制与法治》（1993），载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江西人民出版社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系列1994年版。
9、《监督机制》（1993），载于《宪政建设－政权与人民》，第三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0、《廉政建设》（1993），载于《宪政建设－政权与人民》，第四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1、《乡民公法权利的生成》（1994），载于《走向权利的时代》。
12、《中国法理学的历史发展》（1994），载于研究生院教材《法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权利与德性》（1996，英文），载于《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创刊号。
14、《海南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1997），载于《小政府、大社会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15、《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16、《论和女士及其与德、赛先生之关系——写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载于《公法》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另载于《东方》1999年第5期。
17、《迪庆藏区基层的依法治理与民间法》（2001），载于《后发地区的发展路径选择――云南藏区案例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全文载于《依法治国－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8、《深圳的社会阶层结构与政治参与、财产安全》（2001），载于《宪政建设－政权与人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9、《哈哈镜前的端详--哲学权利与本土主义》，载于《读书》，2002年第6期。
20、《酷刑与功利主义》（2002），载于《公法》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1、《繁荣法学研究，推进依法治国》（2003），载于《依法治国－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2、《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23、《权利哲学的基本问题》，载于《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
24、《民本与民权－中国权利话语的历史基础》，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25、《飘忽的法治－清末民初中国的变法思想与法治》，载于《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1期。
26、《舍法求法与媒体正义－从敬一丹的<声音>说起》,载于《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