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法治

① 中国环境保护开始走向法制化轨道的时间是哪一年

197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第一次从法律上要求各部门和各级政府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必须统筹考虑环境保护，为实现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② 谁能详细介绍一下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制

一、环境保护法制和体制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律9部、自然资源保护法律15部。1996年以来，国家制定或修订了包括水污染防治、海洋环境保护、大气污染防治、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环境影响评价、放射性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法律，以及水、清洁生产、可再生能源、农业、草原和畜牧等与环境保护关系密切的法律；国务院制定或修订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50余项行政法规；发布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关于做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近期工作的通知》等法规性文件。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职权，为实施国家环境保护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和颁布了规章和地方法规660余件。

中国已建立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包括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国家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国家环境标准样品标准及其他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包括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截至2005年底，国家颁布了800余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北京、上海、山东、河南等省（市）共制定了30余项环境保护地方标准。

中国不断加强环境执法检查和行政执法。近年来，国家连续对环境保护、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等法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推动重点地区污染治理。中国刑法还对破坏环境资源罪有专门规定。国家颁布《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建立起环境保护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并连续三年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公民健康环保专项行动，依法查处7.5万多起环境违法案件，取缔关闭违法排污企业1.6万家，对1万多个环境污染问题实行挂牌督办。国家还开展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和海洋环境保护专项执法检查，依法处理多起违法行为。

中国实行各级政府对当地环境质量负责，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各有关部门依照法律规定实施监督管理的环境管理体制。1998年中国政府将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升格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正部级），作为国务院主管环境保护工作的直属机构，负责对中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管。国家建立了全国环境保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建立了区域环境督查派出机构，以加强部门和地区间的协调与合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级政府设置了环境保护议事协调机构。目前，全国有各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3226个，从事环境行政管理、监测、科学研究、宣传教育等工作的总人数达16.7万人；有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3854个，总人数达5万多人。各级政府综合部门和资源管理部门以及多数大中型企业也设有环保机构，负责本部门和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目前从业人员达30多万。

二、工业污染防治

工业污染防治是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与过去相比，中国工业污染防治战略目前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逐步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和全过程控制转变，从浓度控制向总量和浓度控制相结合转变，从点源治理向流域和区域综合治理转变，从简单的企业治理向调整产业结构、清洁生产和发展循环经济转变。与1995年相比，2004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工业废水、工业化学需氧量、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分别下降了58%、72%、42%、55%和39%。与1990年相比，2004年全国每万元人民币GDP能耗下降45%，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7亿吨标准煤；火电供电煤耗、吨钢可比能耗、水泥综合能耗分别降低11.2%、29.6%和21.9%。

——淘汰和关闭一批技术落后、污染严重、浪费资源的企业。“九五”（1996—2000年）期间，国家关闭8.4万家严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小企业。2001—2004年，连续三次发布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淘汰3万多家浪费资源、污染严重的企业，并对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的钢铁、水泥、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炼焦、皂素、铬盐等八个重污染行业进行集中整顿，停建、缓建项目1900多个。2005年，关停污染严重、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钢铁、水泥、铁合金、炼焦、造纸、纺织印染等企业2600多家，并对水泥、电力、钢铁、造纸、化工等重污染行业积极开展综合治理和技术改造，使这些行业在产量逐年增加的情况下，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呈持续下降趋势。

——开展循环经济实践。一是实行清洁生产，在企业生产的源头和全过程充分利用资源，使废物最小化、资源化、无害化，逐步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促进产品生态设计。目前，化工、轻工、电力、煤炭、机械、建材等行业5000多家企业通过了清洁生产审核，全国已有12000多家企业获得了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800多个企业、18000多种规格型号产品获得环境标志认证，年产值约600亿元人民币。二是在工业集中地区积极发展生态工业，使上游企业的废物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料，延长生产链条，做到废物产生量最小，实现“零排放”，并建设生态工业区，实现区域或企业群的资源最有效利用。目前，中国已建立了17个不同类型的生态工业园。三是统筹规划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大力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实行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国家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产业园区和有关省市选择82家单位开展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在北京、上海等24个城市开展了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海南、吉林、黑龙江等9省积极开展生态省建设，全国150个县市开展了生态县（市）创建工作。

——积极防范突发环境事件。2005年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对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析，以及预警信息监控、信息发布等提出明确要求。国家制定和完善了涉及重点流域敏感水域水环境应急预案、大气环境应急预案、危险化学品（废弃化学品）应急预案、核与辐射应急预案等九个相关环境应急预案，以及《黄河流域敏感河段水环境应急预案》、《处置化学恐怖袭击事件应急预案》、《处置核与辐射恐怖袭击事件应急预案》、《农业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农业重大有害生物及外来生物入侵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近年来，中国对127个分布在全国江河湖海沿岸、人口稠密区、自然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附近的重点化工石化类项目进行了环境风险排查；对近5万家重点企业进行了全面、拉网式检查。

——对工业危险废物实行全过程管理制度。2003年，国家开始实施《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强化了工业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经营许可证等各项制度。2005年，工业危险废物处置量由1998年的131万吨增至339万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固体废物管理中心。

——实行严格的核与辐射环境安全管理。中国共有运行的核电厂5座（9台核电机组）、研究堆18座；在建的核电厂2座（4台核电机组）、研究堆1座，没有出现重大核安全问题，实现了“保护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不遭受超过国家规定限值的辐射照射和污染”的目标。中国严格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放射源安全与保安行为准则》，实行许可证制度，规定放射源进出口必须依法履行审批等有关手续。

三、重点地区污染治理

近年来，中国政府把“三河”(淮河、辽河、海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国家重点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两控区”(二氧化硫控制区和酸雨控制区)、“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作为全国污染防治的重点地区，取得明显成效。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三河”、“三湖”流域面积达81万平方公里，跨越全国14个省（市） ，居住人口3.6亿。国家制定并实施重点流域“九五”、“十五”（2001—2005年）水污染防治计划，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将总量削减指标落实到排污单位，逐步完善排污许可证管理方式，并建设了一批重点治理工程项目。截至2005年底，列入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的2130个项目中，已完成1378项，占项目总数的65%。“三河”、“三湖”流域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污水处理厂达416个，日处理能力2093万吨；流域内的5000多家重点污染企业，已有80%以上实现了达标排放。目前，流域水污染物大幅度削减，水环境恶化趋势基本得到控制，一些河段和湖体水质有明显的改善。国家投入181.67亿元人民币在三峡库区及其上游建设了一批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清理了库底固体废物，确保库区水质安全。

——“两控区”污染防治。1998年中国政府批准划定了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涉及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75个城市、地区，总面积约为109万平方公里。国家在“两控区”内进行能源结构调整，推广清洁燃料和低硫煤，大中城市禁止民用炉灶燃用散煤。与1998年相比，2005年二氧化硫控制区内二氧化硫年均浓度达标城市比例由32.8%增加到45.2％；2005年酸雨控制区内二氧化硫年均浓度超过国家三级标准的城市比例由15.7%下降到4.5%。

——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自1998年以来，北京市连续实施了大气污染控制措施。天然气、电采暖、地源热泵、建筑节能等清洁能源利用技术和节能技术进一步推广，到2005年，北京市天然气用量达到32亿立方米，城市热网集中供热面积超过1亿平方米；严格机动车排放管理，对在用机动车实施了环保标志管理，对高排放黄标车采取限行措施，并淘汰老旧机动车30多万辆，发展天然气公交车2800辆，2005年提前实施了国家第三阶段排放标准（相当于欧洲三号标准）；修订完善了施工现场环境保护标准，加大建筑工地管理，加强对道路机械清扫、冲刷和喷雾压尘工作的监督检查，并对市区100多家污染企业实施关停搬迁，全市水泥立窑生产线全部关停。经过积极治理，北京市大气环境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从1998年的100天增加到2005年的234天，各种大气污染物浓度普遍下降，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渤海污染治理。2001年中国政府批复《渤海碧海行动计划》。截至2005年底，已完成各类渤海污染治理环境保护工程项目166个，在建项目70个，投资达175亿元人民币，其中新建城市污水处理厂44个，形成污水日处理能力355.3万吨，新建城市垃圾处理场18个，形成垃圾日处理能力7000多吨，新建生态农业、生态养殖项目89个，新建船舶港口和溢油反应项目9项，初步遏制了渤海海域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

四、城市环境保护

中国城市化率已从1995年的29.04%提高到2004年的41.76%。针对城市化快速发展中的环境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使城市环境逐步改善，部分城市环境质量有明显改善。与1996年相比，2005年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城市比例增加了31个百分点，空气质量劣于国家三级标准的城市比例下降了39个百分点。

从城市环境容量和资源保证能力出发，中国的许多城市制定和实施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环境质量按功能区全面达标规划，测算大气和水环境容量，合理确定城市规模和发展方向，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逐步优化城市的功能分区。许多大中城市在城区发展中实行“退二进三”的策略，即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关闭了一批污染严重的企业，利用地价杠杆把一些污染企业迁出城区，按照“工业入园、集中治污染”的原则，实行技术改造和污染集中控制。一些城市把旧城改造与调整城市布局相结合，解决老城区脏乱差的问题，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大力调整城市能源结构，积极推广清洁能源和集中供热，减轻燃煤污染。在城市建设工程中推行使用预拌混凝土，对直辖市、省辖市、部分大中城市、旅游城市禁止在城市城区现场搅拌混凝土，减少建筑工地的粉尘污染。

中国各级政府把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财政投资的重点，促进了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截至2004年底，城市污水处理率达46%，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52%，城区清洁能源使用率达40%。近年来，机动车排放标准从国家第Ⅰ阶段标准提高到国家第Ⅱ阶段标准，并制定了国家第Ⅲ阶段标准。一些城市开展清洁汽车行动，积极推行低污染的天然气、液化石油气清洁燃料汽车。自2000年7月起，全国停止销售、使用含铅汽油，每年可减少排铅1500吨。

全国500多个城市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对城市环境质量、污染防治工作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量化，综合评价城市政府的环保工作。从1997年起，按照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设施完善、环境改善的要求，开展创建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活动。目前，全国共有100多个城市（区）在创建环保模范城市，其中56个城市和直辖市的5个城区已创建成功。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或好于二级的天数均大于80%，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大于7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大于80%，城市绿化覆盖率大于35％，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蓝天、碧水、绿地、宁静、和谐”已成为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环境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国家大力开展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建设国家园林城市，改善人居环境。到2004年底，全国城市绿化覆盖率为31.66%，绿地率为27.72%，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7.39平方米，分别比2000年增长3.51%、4.05%和3.7平方米，其中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翻了一番。目前，全国已命名国家园林城市83个、园林城区4个，国家园林县城10个，并有12个城市获得了“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五、农村环境保护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防治农业环境污染、改善农村环境是中国环境保护的重要任务。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广大农村地区开展环境优美乡镇、生态文明村等创建活动，推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目前，全国有178个乡镇获得“全国环境优美乡镇”称号。国家重点在“三湖”地区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地区，开展畜禽渔养殖污染、面源污染的综合防治示范。一些省市加大村庄环境整治力度，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在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近年来，国家兴建各类农村饮水工程80多万处，解决了6700多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和不安全问题。开展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和污染防治示范，建立农产品安全检测和监管体系；加强农药和化肥环境安全管理，推广高效、低毒和低残留化学农药，禁止在蔬菜、水果、粮食、茶叶和中药材生产中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防止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农膜和污灌带来的面源污染，保证农产品安全；开发生产新型安全优质高效饲料，提高饲料吸收利用率，减少养殖产品药物残留和有害物质的排放；推广畜禽粪便综合利用和处理技术，鼓励建设养殖业和种植业紧密结合的生态农业工程。

——生态农业和生态示范区建设。中国政府把生态农业建设作为促进农村经济和生态环境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全国生态农业建设县达到400多个，开展示范区建设县市达500多个，其中国家级生态农业县102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233个。近年来，有机食品相关的管理和发展机制不断完善，出台了《有机食品认证管理办法》、《有机食品国家标准》；出台了良好农业规范国家标准和认证实施规则，开展源头治理；开展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创建工作，已命名43个国家级有机食品生产基地，推动有机食品的产业化发展。全国有机认证面积超过300万公顷。

——发展旱作节水农业。截至2005年，国家投入7亿多元人民币，在水资源匮乏的干旱区、半干旱区建设了460多个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基地，综合运用农艺、生物和工程措施及旱作农业技术，充分利用天然降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能力，控制水土流失。国家积极推广保护性耕作，启动了以秸秆覆盖、免耕播种、深松和除草技术为主要内容的保护性耕作项目，重点在环京津区和西北风沙源头区建立了两条保护性耕作带。截至2005年底，共建立示范县100个。

——农村新能源建设。开发与推广农村新能源是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十五”期间，国家先后投入35亿元人民币，重点推广以沼气建设为纽带的能源生态模式。到2005年底，全国沼气用户已达1700多万户，年生产沼气65亿立方米。国家大力发展畜禽养殖废弃物沼气工程，已建成2200多处，年处理畜禽粪便6000多万吨；建成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13.7万处，秸秆气化集中供气工程500多处；推广省柴灶1.89亿户，太阳能热水器2850万平方米。同时，还积极推广使用太阳灶、风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

六、生态保护与建设

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中国一些地区生态环境开始得到改善。

——造林绿化。中国政府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指导方针，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启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营造林面积自2002年以来连续四年超过667万公顷。近年来，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迅速增加，林龄结构、林相结构趋于合理，森林质量趋于提高，实现了由持续下降到逐步上升的历史性转折。目前，全国森林面积达1.75亿公顷，森林覆盖率达18.21%，森林蓄积量达124.56亿立方米。国家重视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从1998年起，中国开展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及长江流域等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和重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等。“十五”期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共营造生态公益林800万公顷，9333万公顷森林资源得到休养生息；退耕还林工程共完成造林2133万公顷，其中生态退耕538万公顷，荒山荒地造林1200万公顷，封山育林133万公顷；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共完成各项治理任务达667万公顷；“三北”和长江流域等重点防护林工程造林341万公顷，新封山育林346万公顷。

——草原保护。为加强草原的生态建设和规划管理，草原工作战略重点实现由经济目标为主向“生态、经济、社会目标并重，生态优先”的转变，草原植被得到有效恢复，草原生态环境逐步好转。国家对草原保护建设的投入持续增加，2000—2005年中央财政共投入资金90多亿元人民币，实施了天然草原植被恢复与建设、草原围栏、牧草种子基地、退牧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草原生态建设等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截至2005年底，全国人工种草累计保留面积达到1300万公顷，草原改良面积1400万公顷，草原围栏3300万公顷，有20%的可利用草原实施了禁牧、休牧和划区轮牧。

——土地保护、开发与整治。中国政府把保护耕地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国家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为确保粮食安全提供重要基础。同时，建立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和结构，使乱占耕地现象得到抑制。2004年各项建设占用耕地较上年下降37%，总体实现数量上的占补平衡。国家还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力度，建立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制度，组织实施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十五”期间，通过对农村及城镇土地、灾毁土地、工矿区废弃土地等进行科学的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复垦土地7.6万公顷，建成了一批布局规整、生态环境良好的新农村，部分资源枯竭型城市和重点矿区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的治理和恢复。

——水土保持。国家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土保持、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淤地坝、东北黑土区和珠江上游南北盘江石灰岩地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等多个专项工程，水土流失重点防治范围由长江、黄河上中游拓展到东北黑土区、珠江上游和环京津等地区。国家开展示范区和示范工程建设，已建成面积在200平方公里以上的水土保持工程300多个，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示范县190个，示范小流域1398条，并开始实施第一批62个面积不少于300平方公里的示范区和50多个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建设。在全国188个县开展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工程，所有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区全面实施封育保护，封育保护面积达12.6万平方公里，并在“三江源区”实施水土保持预防保护工程。目前，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80个县全部或部分实施了封山禁牧，封禁范围60多万平方公里，封禁区内的植被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十五”期间，全国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4.02万平方公里，综合整治小流域11500多条，建设基本农田406万公顷，营造水土保持林、经果林和水源涵养林1533万公顷，建设拦沙坝、坡面水系等小型水土保持工程350多万座（处），淤地坝7000座。

——防沙治沙。中国政府将防止土地荒漠化、沙化作为改善生态环境，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颁布实施了《防沙治沙法》，批复了《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05—2010年）》，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沙治沙工作的决定》，实施一批防沙治沙重点工程，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同时出现净减少。截至2004年底，全国荒漠化土地为263.62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为173.97万平方公里，与1999年相比，五年间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净减少37924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净减少6416平方公里；土地荒漠化和沙化程度有所减轻，重、极重度荒漠化面积减少24.59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和沙化整体扩展的趋势得到初步抑制。

——海洋环境保护。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和行政执法体系，构建了海洋环境监测网络，制定和实施了海洋功能区划、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合理开发和保护海洋资源，防止海洋污染和生态破坏，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积极实施主要入海河流的污染防治计划和重点海域的环境保护计划，继渤海之后，中国政府于2005年启动了长江口及毗邻海域、珠江口及毗邻海域的污染治理工作，在长江口和珠江口及其毗邻海域开展了河海统筹、陆海兼顾的陆域、海域同步的环境监测和调查工作。中国政府严格执行海洋工程和海上倾废的审批制度，强化对倾倒活动的执法监视，加强海洋环境监测。国家批准了《赤潮灾害应急预案》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重大溢油应急计划》，并纳入国家灾害应急管理体系，初步建立了海洋灾害应急机制。加强了船舶污染防治和危险品运输管理，积极推进海上船舶溢油应急体系建设。截至2004年底，中国已建立各级海洋自然保护区120个，一批海洋珍稀物种得到保护，珊瑚礁、红树林及海草床等重要生境得以保护。通过采取控制渔业捕捞强度、压缩捕捞渔船、完善休渔制度、建立渔业资源保护区、实施海洋捕捞产量“零增长”等措施，保护和恢复海洋渔业资源。

——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建设。中国政府把建立自然保护区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截至2005年底，全国共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2349处，面积达150万平方公里，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5%，初步形成了类型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的全国自然保护区网络；全国85%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85%的野生动物种群和65%的天然植物群落类型都得到保护。国家在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涵养区、江河洪水调蓄区、防风固沙区以及其他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区域开展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在东江源、洞庭湖、秦岭山地等18个典型区域开展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试点。内蒙古、黑龙江、江西、湖北、湖南、甘肃、青海等省（自治区）开展了地方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目前，经中国政府审定命名的风景名胜区有677个，其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87个。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武夷山、庐山、武陵源、九寨沟、黄龙、青城山—都江堰、三江并流等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一批自然保护区，分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或《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全国建有各类森林公园数量超过1900处，其中国家森林公园627处。全国共有85个国家地质公园，其中安徽黄山、江西庐山、河南云台山、云南石林、广东丹霞山、湖南张家界、黑龙江五大连池和河南嵩山等八家地质公园首批进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是一个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国家，国家制定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编写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编制了《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目前，全国共建立野生动物拯救繁殖基地250处，野生植物种质资源保育或基因保存中心400多处，使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上千种野生植物建立了稳定的人工种群。同时，开展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的调查和抢救性收集，建立了67个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开展了全国外来入侵物种调查，针对危害较大的主要外来入侵生物开展了“十省百县”灭毒除害行动，提高了公众防止外来入侵生物的意识和能力。全国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的189种野生植物中有71%的野外种群达到稳定生存发展的标准；全国野生动物调查的252种野生动物中有55.7%的种群稳中有升，扬子鳄、朱鹮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种群成倍增加，野生大熊猫数量达到1596只，人工圈养数量达到183只。一些物种的分布区逐步扩展，黑嘴鸥、黑脸琵鹭等物种的新记录、新繁殖地或越冬地被不断发现。一百多年未见踪迹、已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宣布为世界极危物种崖柏被重新发现。

——湿地保护。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编制实施《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2002—2030年）》、《全国湿地保护工程实施规划（2005—2010年）

③ 如果说我国的生态环境法治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全面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黄金

我国的生态环境法治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全面发展和高质量的发展是黄金时期。

④ 怎样建设 法治环境

中国民主之路
这条通往民主的路到底还有多长？能否真正实现？
民主，从孙文先生埋下种子开始，至今仍未发芽；鲁迅的呐喊也未能喊醒睡意朦胧的中国人。是什么造就了我们对社会的漠然？是什么让我们的价值观变得畸形扭曲？是什么在影响中国的民主进程？
我们总是感叹自己命不好，感叹我们国家的体制不好，感叹我们的教育制度不好，感叹社会上的人多么的冷漠，我们有想过自己吗？我们有换位思考过吗？当大部分的人处在同样的位置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时，有想过为什么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你身居政府要职时，你是否会像现在的官员一样腐败？答案肯定是：会。有多少人思考过这背后的问题？
儒家思想大家都不会陌生，很多人不愿相信我们现在的社会问题是儒家思想造成的，甚至还会有很多人为它辩护。
我们把问题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孔子儒家思想的诞生。儒教教化人要崇官、敬官和做官，实行人治而非法治，就是说官是来驯化民众和治理社会的，形成了整个社会以“官”为本，把“官”作为奋斗目标和崇拜对象，形成“官本位”的价值导向（比如：“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官本位”思想至今仍存在于大多少国人心中。
“官本位”不仅体现在为官者一切以官为本，更体现在局外人——平民百姓也以官为本，把“官”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崇拜对象。公务员考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公务员职位严重溢出的情况下，还有那么多人去抢几个职位，我们的价值观已经严重扭曲，我们只是想获得能把别人踩在脚下的权利。
目前，钱和权的价值观主导着中国，在钱和权面前，绝大部分中国人折服了，成为了金钱的奴隶，认为有钱就可以傲视一切，认为有权就可以高人一等，把民主和人权踩在脚下。钱只是我们生存的一个工具，权不是天生的，是众多公民赋予的，我们要认识到钱和权的本质。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世袭制，就是让直系或旁系亲属不需要太多的付出就可以获取大量的财富和权力，也是不平等的制造者之一。世袭阻碍了创新，世袭阻碍了进步，世袭磨灭了奋斗的激情，世袭让我们愿意得过且过！
我们自以为破除了世袭制，我们自以为解放了思想。回头想一想，我们现在所做的跟以前所做的有多大区别？我们的价值观依然在一个家庭圈子里面，我们绝大部分人所做的也仅仅是为自己的家庭罢了！我们不愿意做为己之外的事情，而价值恰恰就是体现在做为己之外的事情上。
跪，一个多么熟悉的字眼，下跪，一个多么常见的动作！人为什么要跪着说话？因为跪着，别人听着才舒服，才能听进去；因为跪着，才“足以”表达真情，社会已不相信言语；因为跪着，才能使人宽恕，满足别人的心理；因为跪着才能获取信任，可当做信用。这是中国文化中畸形的部分，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奴颜婢膝，对内骄横跋扈的文化心理基因。
我们知道什么是民族责任感吗？这种责任感早已被遗忘，在中国这种责任感也只能在要亡国时才能被唤醒。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早已不知民族责任感为何物， 或者说，民族只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一个词语，而我们内心深处根本不存在什么民族。
信仰，没有；梦想，没有；凝聚力，没有！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相互攀比的内心；我们有爱慕虚荣的心理；我们有强烈的控制欲；我们会因占一点小便宜沾沾自喜，也会为了占一点小便宜而大打出手；我们有仇恨，而且世代相传！我们做任何产业认为应该是赚钱的，赔钱就是不合理这样的畸形心态。对未知领域我们不敢涉足，害怕失败，害怕嘲笑！
我们迷茫了，出现了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末世心态，我们不再考虑自己死后社会会如何，我们不再考虑环境的破坏对未来会怎样，我们不再关心周围的事只是去做好自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为了索取！当我们来到古稀之年时，回头想想我们的生活，我们做过什么?我们还有什么没做？我们也只是过了安逸或者糜烂的生活以及传宗接代罢了！想想我们当年的激情，也不过是燃之即逝，我们没能把激情继续，我们没能把梦想付出行动。那个时候再懊悔，有用吗？“有的人活着，其实他已经死了”，这句话不仅在过去，现在也是这样！我们要一直做这种“活死人”吗？
我们到底缺少什么？这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我们缺少勇气，我们缺少思想的洗礼！仔细观察历史及现在的中国，不难看出，中国的礼仪只是：权高对权低，长辈对晚辈，年长对年轻，富有对贫贱者们的一种特权而已！其实我们内心深处只想别人对自己先行礼，或者只想别人对自己行礼，当然没有多少人会承认这个事实，但它毕竟存在。社会的封闭导致我们的思想只是：人原始的本性加杂着畸形的礼仪。
思想，就是存在我们脑海中的意识，左右着我们的行为、言语。思想决定着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思想决定着我们的选择！
我们被“人之初，性本善”虚伪的面纱蒙盖着，掩盖人天生为己的本性，不愿意相信“人性本恶”的本质。
我们寄希望于英雄的出现，英雄不会出现！我们寄希望别人去做，自己去围观，别人也是孤掌难鸣！我们寄希望于自然的改变，社会自然的改变犹如两千年的封建史那么漫长！我们在索取的时候不想想为什么索取；我们在愤怒的时候不想想为什么愤怒；我们在被压迫的时候不想想为什么被压迫；我们在被殖民的时候不想想为什么被殖民；我们被鄙视的时候不想想为什么被鄙视！我们迷失了思考的方向，迷失了生存的意义，我们还乐在其中！
我们因为懦弱、虚荣、渴望得到肯定而需要夸奖和赞美；因为自卑、思想落后、缺乏自信而不愿意听到指责和批评。缺乏自我检讨的勇气，缺乏积极面对的心态，逃避自身的缺点！面对别人的指责，不但打死都不承认，而且内心充满了憎恨！
思想被禁锢后，我们只会墨守成规，我们只会去模仿，我们甚至不愿意接受先进的思想，认为先进的思想会侵蚀我们，会毒害我们，为我们的落后找借口；思想自由，则能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想象力和创造力更加丰富，人的价值更容易得到体现，人与人之间将不再冷漠，人生的追求将更加精彩.而思想一旦被禁锢，就很难打开，因为那是在儿时植入的记忆。
如果你认为自己会败，那么你已经败了。如果你认为自己不敢，那么你已经退缩了。如果你想赢，却又没有把握，几乎可以断定你没有胜算。如果你认为自己会输，那么你已经输了。成功开始于人的坚强意志，一切都是由心境所造。社会在变化，你身在社会中就会产生作用力，向前或向后由你决定！
不要被眼前的安逸迷失方向，不要让得过且过的思想占据我们的灵魂！改变从我做起，从我们自己开始！民主就在前方！

⑤ 如何完善中国法制环境

要努力提高政治站位，勇于把责任扛在肩上、挑最重的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头、版接最烫的山芋，要直面突权出环境问题、不惧挑战，不畏压力，善于抓区域主要矛盾、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把环境监察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必须牢记的使命是督政与督企并重，推动地方政府落实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推动环境质量的改善。所谓忠诚，是指对党忠诚，对监察事业忠诚。所谓干净，就是办事要干净，为人要干净。所谓担当，就是要不畏难、不畏险，实事求是做好环境监察工作。

⑥ 朱谦的学术论文

1.《跨区域水污染防治机制亟待完善》，《上海法治报：法治论苑》2013年4月3日。
2.《环评文件：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核心》，《上海法治报：法治论苑》2013年2月27日。
3.《环境保护法修订中的限期治理制度探讨》，《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4.《上市公司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探讨》，《法学评论》2012年第6期。
5.《上市公司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披露的制度约束与衔接——以“紫金矿业行政处罚案”为切入点》，载《法学》2012年第7期。
6.《城市规划环评中公众意见的表达途径——以厦门城市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座谈会为例》，载《城市规划》（CSSCI期刊）2012年第6期。
7.《上市公司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披露的重大性标准研究》，《法治研究》2012年第10期。
8.《地铁安检机环境安全的法律思考》，《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9.《环保法修订应该突出政府环境信息的主动公开》，《环境经济》2012年第11期。
10.《我国海洋溢油突发事件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之检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3期。
11.《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的困境及其出路》，《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1期。
12.《突发环境事件中企业环境信息通报义务之研究》，《中国环境法学评论》2012年版。
13.《理性对待海洋环境污染事件中的信息通报义务——从蓬莱19-3号油田溢油事件说起》，《法学》2011年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1期转载)。
14.《水污染防治法第73条与第74条选择适用问题探讨》，《公民与法》2011年第10期。
15.《架空的环评制度》，《中国改革》2011年第8期。
16.《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环保部门需要公开吗？》，《环境保护》2011年第2期。
17.《水污染防治法第74条法律适用之一：直接排放污染物超标如何进行行政处罚？》，《环境保护》2010年第17期。
18.《水污染防治法第74条法律适用之二：间接排放污染物超标如何进行行政处罚？》，《环境保护》2010年第18期。
19.《对特定企业集团的环评限批应谨慎实施——从华能集团与华电集团的环评限批说起》，《法学》2009年第8期。
20.《环境公共决策中公众个体参与之缺陷及其克服》，《法学》2009年第2期。全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2009年第5期转载。
21.《公众环境公益诉权属性研究》，《法治论丛》（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22.《企业环境信息与银行信贷风险之保障》，《东方法学》2009年第1期。
23.《抗争中的环境信息应该公开——厦门PX项目及其城市总体规划环评的法律思考》，《法学》2008年第1期。全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2008年第5期转载。
24.《环评法第31条法律适用之困境分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全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2008年第7期转载。
25.《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及其例外分析》，《学习论坛》2008年第2期。
26.《透视环境法中的权力与权利基础》，《公法评论》2008年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7. 《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生态补偿问题探讨》，《动物福利法治：焦点与难点》，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28. 《环境民主权利构造之价值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5期。
29. 《环境民主权利构造的路径选择》，载《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30. 《突发性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中环境信息公开法律问题研究》，《法律科学》2007年第2期，
31. 《环境法的权利基础——以财产权、生命健康权为中心的考察》，载《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
32. 《反思环境法的权利基础——对主流环境权观点的一种担忧》，载《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33. 《清洁发展机制国内立法中的法律问题探讨》，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4. 《企业环境信息强制性公开法律问题研究》，《法治论丛》（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35. 《环境影响评价法的立法缺陷与执法困境——从法律责任的角度审视》载《中国环境法治》第一卷，2006年版。
36. 《环境知情权的缺失及其补救——重开县井喷事故切入》载《法学》2005年第6期。
37.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及其法律正当性干预》，《中国农村土地》2006年第2期。
38. 《股权分置改革与中小投资者利益自保护》载《21世纪法学评论》2005年第3期，（境外刊物）独著。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海外财政与金融》2006年第2期全文转载。
39. 《环境知情权的制度构建》载《环境与资源法论丛》第六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0. 《论环境知情权的价值基础》，《政法论丛》2004年第5期。
41. 《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环境信息公开之价值分析》，《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42. 《限期治理决定权中的法律问题研究》，《法律适用》2004年第9期。
43. 《环境权问题：一种新的探讨路径》，《法律科学》2004年第5期。
44. 《公开发行股票核准的撤消法律问题研究》，《法律科学》2003年第5期。
45. 《公开要约收购与中小投资者利益之保护》，《法学》2003年第8期。
46. 《环境科学对环境法的影响分析》，《环境保护》2003年第11期。
47. 《环境保护中的权力与权利配置》，《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全文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第9期转载。
48.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立法的缺陷及其补救》，《法学》2002年第7期。
49. 《内幕信息接受人法律规制的比较研究》，《东吴法学》2003年号。
50. 《论环境权的法律属性》，《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
51. 《公司对外担保无效的法律责任探讨》，《当代法学》2002年第12期。
52. 《我国环境行政程序立法之现状透视》，《东吴法学》2002年号。
53. 《股东会罢免董事法律问题研究》，《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
54. 《短线交易法律问题研究》，《法商研究》2000年第5期。
55. 《虚假陈述的表现形式及其认定》，《政法论丛》2001年第2期。
56 《论董事的罢免》，《经济法论丛》，方正出版社，2001年第4卷。
57. 《中美反倾销制度比较》，《比较法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卷。
58. 《对公众环境权私权化的反思》，《中国环境管理》2001年第4期。
59. 《论环境权与环境行政权的关系》，《中国环境管理》2001年第6期。
60. 《我国公司对外担保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民商法论丛》，2002年第23卷。
61. 《公司不能为本公司股东的债务担保——也谈对〈公司法〉第63条第3款的理解》，《法律适用》2003年第11期，独著，并获《法律适用》“南通杯”有奖征文三等奖。
62. 《论对从属公司债权人的法律保护》，《外国经济与管理》199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1999年第5期全文转载。
63. 《美国环境法上的公民诉讼制度及其启示》，《世界环境》1999年第3期。
64. 《守住无形资产——中美商业秘密保护法律制度比较》，《国际贸易》1997年第1期。
65. 《中美反倾销法律制度比较》，《国际贸易问题》1997年第12期。
66. 《英国的银行抵销权制度及其启示》，《国际金融》1997年第4期。
67. 《美国银行的抵销权制度及其借鉴》，《国际金融研究》1996年第10期。
68. 《亦谈我国商业银行是否有权直接扣划存款人的存款──兼与凌新同志商榷》，《上海金融》1996年第7期。
69. 《中国内地与香港上市公司收购制度之比较》，《港澳经济》1996年第9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1997年第1期全文转载。
70. 《略谈商业银行的保密义务》，《现代金融》1996年第6期。
71. 《大型基础设施利用外资存在的若干问题探讨》，《法学论坛》1996年第4期。

⑦ 中国的环境问题主要包括

环境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问题，这一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由于特殊的国情，我国的环境问题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原因，并且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开展，环境法治也显得尤为迫切，但现行的环境法制建设存在诸多的弊端。本文探讨了我国环境问题的成因的特殊性，并对当今的环境法制建设，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关键词] 环境 环境法治 环境问题

环境是相对于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与其一中心事物相关的周围事物称为这一中心事物的环境。中心事物不同，环境的概念也就有差异，相对于人类而言，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1)它既包括生活环境，也包括生态环境。环境问题可分为两类，地震、火山、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问题是第一类环境问题，而“由于人类活动作用于人们周围的环境所引起的环境质量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反过来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所产生的有害影响的现象”（2）是第二类问题，笔者在本文中所要阐述的环境问题也即第二类环境问题。
近几年来，我们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不仅仅是社会发展某一环节问题，而是关系全局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而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法制建设逐步推进的今天，把环境保护纳入法治进程的轨道，以法治为主的综合治理，应该说是当前环境问题解决的最优方案。本文试就我国的环境问题及环境法治作一下探讨。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
环境问题自古有之，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环境问题也不相同，依据历史时期的不同，我们可以把环境问题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意义的环境问题，这主要是指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所导致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即由于过分开垦荒地，滥伐林木、过度放牧，掠夺捕捞等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水生生物资源日益减少，旱涝灾害频繁等等。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通通给破坏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是，今天也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另一种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它是指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农业变速发展和城市化，除了上述自然资源的破坏加剧外，正引起了“三废”（废气、废水、废渣）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和农药污染等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其污染的广度深度已大大超过了从前所引发的大量的“环境公害”事件（也称环境公众受害，指人们对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社会性危害，包括环境破坏），如大家都知道的1984年12月3日印度博帕尔农药厂毒气渗漏事件和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核电站放射性泄漏事件，这两起事件到现在让人想起来都还有某种恐惧的感觉。
（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
当前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发展到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性的重大社会问题，人类所面临的新的全球性和广域性环境问题主要有三类：一是全球性广域性的环境污染；二是大面积的生态破坏；三是突发性的严重污染事件。
目前，发达国家当前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环境污染，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环境破坏，而在我国，则同时存在着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这两类环境问题，并且已十分严重。据统计，我国是世界上环境污染物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全国污染物的年排放量达4300余万吨，（其中烟尘约2800万吨，二氧化硫约1460万吨）；1988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为368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为268亿吨，处理率仅为27%，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也相当严重。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由解放初期的116万平方公里扩大到150万平方公里。(3)
环境污染和破坏给我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极其惊人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这样一组数据：据80年代初的不完全统计，环境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是690亿元，部分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65亿元共计955倔元，约占当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14%左右。从这样一组数据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我国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势必对我国以后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

2、我国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环境问题在我国如此的严重，究其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地理因素，亦有经济、人文社会等因素，而且我们国家的具体国情又使其具有特殊性，下面笔者将分别进行一下具体的阐述。
(1)经济因素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阶段正是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因而我国在这一时期承受的生态环境压力会更为沉重。
第一，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恶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这种解放刺激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对资源开发利用规模和各行业污染物排放量也会随之高速增加。然而，由于国民经济尚处在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转型时期，人们只关注于经济增长的数字，却往往忽略了其背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造成环境的极大破坏；我国近年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呈几何级数增长。
第二，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冲突。市场经济发展所追求的是高额利润，是相对少数人的利益，而环境保护则是多数人的利益，二者是对立状态，法律对这种显性冲突的社会关系，比较容易做出规范。而我国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经济利益的主体和环境利益的主体具有统一性。但近年来，我国农村环境恶化尤为明显，一些乡镇企业的农民为“脱贫致富”，宁肯容忍环境污染对国家、所在集体和本人的损害。对此，国家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关闭“十五小”企业。但在一定意义上，政府既是冲突调解者，又常成为冲突的一方（地方利益），违法阵营庞大，法律执行的难度极大。
(2)人文社会因素
“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一直就与‘人类社会’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说前期的生态学更多地显示了自然属性的话，那么现代的生态学，则更强烈地显示了它的社会属性这一面。”(4)环境问题最明显的是人文社会的原因，我国的环境问题，从现行的角度看，这方面的因素影响更为巨大。
第一，我国人口众多，环境的资源压力大，环境问题与人口有着密切的互为因果的联系。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一定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人口增长应有一个适当比例，人口问题与环境问题是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庞大的人口数量及快的增长，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可以这样说，我国的人口问题是短时期内很难扭转的最大社会问题之一，这是用不着忌讳的。人口问题导致了我国资源的绝对短缺，因而往往出现了对资源的无节制开发的现象，这种现象伴随着惊人的浪费，给我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第二，公众环保意识普遍较差。“所谓环保意识，是指人们在认知环境状况和了解环保规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而发生的参与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它最终体现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上。”(5)目前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对于环境问题的客观状况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据调查，国民对于环境状况的判断大多是态度中庸，无敏感性，对许多根本性的环境问题缺少了解，甚至是根本不了解，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社会公众不愿意主动地去获取环境知识。2000年“世界环境日”前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教育部联合进行的对全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果是，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知识水平还都处理较低的水平，环境道德较弱，我国公众环境意识中具有很强的依赖政府型的特征，政府对于强化公众环境意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些大量的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国民的环保意识是有多么的差。一国的国民的环保意识如此的差，可以想象这个国家的环境问题又是怎样的一个状况了。
第三，环境问题与贫困等其它的社会问题交叉在一起，又有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环境问题在当今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一点，富国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与污染物相关的环境污染，而穷国环境问题主要是与自然资源相关的环境破坏，前者比较容易得到防治和恢复，而后者的防治和恢复则要困难的多。我国的环境问题也有类似情况，在平原、沿海及大城市等经济发达的地区，环境问题主要以以环境污染为主，如今经过不断地治理正在不断有所缓解；而西部相对贫困地区，环境破坏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十分严重，且日益呈现出环境问题与贫困同步深化，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

二、对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几点思考
环境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包含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笔者就对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作以下几点探讨即对我国环境问题作几点法治化的思考：立法观念的转型与立法实践的加强、执法与司法的改进、法律监督的强化、公民环保意识与守法观念的强化、对环境构成物的物权归属思考。
（一）立法观念的转型与立法实践的加强
我国环境保护法颁布二十多年来，法律的调整范畴基本上未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环境法在立法上升也未转型，依然是以环境污染防治法为核心的传统型环境法体系。事实上，环境保护不仅包括对已有污染的治理，还包括对现有环境的保护。然而我国的立法长期忽略了这一方面，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自然资源保护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环境总局负责人在谈到西部环保工作时强调，“一定按照江总书记，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要求，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并重，生态建设与保护并举，城镇污染治理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并重，统筹兼顾综合决策的方针，力争实现西部环境事业的跨越发展。
环境保护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执行的关于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和总称，即把环境保护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对于中央立法而言，就要本着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全面统筹兼顾的原则，遵循法制统一，确立环境管理体制，建立高效的组织机构即环境管理机构来承担指导和协调任务，通过立法明确有关机构的设置、分工、职责和权限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并进步确定有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违法责任，只有对违法者实施制裁，才能使受害人权利得到有效保护。目前，我国环境立法中对污染环境罪与国家环境立法主要是全国性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国家环境立法具有根本方向性与原则性，是全国人民的环境活动法则，是地方立法的依据，是环境立法的关键。如今，我们国家存在着规定污染防治规范多而生态资源保护措施少的缺陷，这应该是今后环境立法修改的重点。
地方环境立法是享有立法的地方权力机关和相应的地方行政机关制定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和规章法规，它是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的主要手段，又是贯彻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和管理本地环境保护事务的保证措施。地方环境立法必须坚强化环境管理，突出重点，兼顾其它的指导思想，坚持为环境管理服务，以环境保护工作的中心为环境保护立法的重点，具体说来，有如下原则：①建立大环境立法体系的原则，如前所述，国家环境立法存在着污染防治规范多而生态资源保护措施少的缺陷，与此对应地方环境立法中也存在着侧重污染防治立法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的现象，从而造成了实际工作中重污染防治而轻生态环境的保护，使环保工作缺乏全局性考虑。坚持大环境的立法原则是要求在地方立法中运用生态学观点将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有机体考虑，以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各类灾害等规范组成一种标本兼治的大环境体系，②强化污染责任制原则，进一步明确和加强污染者的法律责任感。地方立法应将国家立法中污染者与责任具体化明确化，谁污染谁治理，这本来就是环境保护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的体系下，市场主体具有趋利性，往往出现一些企业为了眼前短暂的经济利益宁愿被罚也不去治理污染的现象。因此，加强地方环境立法，强化污染者的责任已刻不容缓，这应该说也是权利义务原则在环保法中的体现。③坚持现实性与超前性相结合原则，各地方的污染状况不同，环保的具体任务也不尽一样，这就要求地方立法以本地事实为依据，坚持国家立法的原则性与本地实际的灵活结合。同时，由于总结性立法往往带有明显的滞后性，而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地方立法应在科学预见基础上超前立法，以弥补国家立法的滞后性。

（二）执法与司法的改进
我国环境保护一直强调以行政为主导，政府起到主导作用。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的环保行政主导一直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目前，环保工作的重点是加大环境执法的力度，这使环境行政主导的特色更加鲜明，行政主导固然有其优势，如具有较高的效率，能适应我国生态环境复杂的特点，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它主要适用于污染防治，而对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则另当别论；其次，行政主导具有严格的隶属关系，很容易出现部门分割，条块分割，不能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造成体制上的混乱；再者，行政主导的方式降低了环境司法的地位和功能，也降低了环境执法的功能，使司法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要实现环境法治，必须改进执法与司法。但是应当如何改进执法与司法呢？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污染防治要向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相融合的行政刑法方向发展，将现行大量的行政处罚上升为具有刑事责任性质的处罚，检察机关应积极参与其中。
其次，生态保育要逐步扩大民事保护的范围而缩小刑事责任的范围，这要取决于民法物权的完善，与取决于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正确处理以及大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等各种因素。
再次，建立起以检察院为主体的公益诉讼制度，检察院代表环境公害的受害者提起诉讼。现行环境侵权诉讼是由民法通则规定的，由于环境侵权的受害民众较广，在诉讼中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不利于共同诉讼人的共同求偿，而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能够克服此弊端，并且在当今我国公众法律意识普遍淡薄的情况下实施此举不失为良策。
最后，要正确理解和掌握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笔者认为，在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系统工程中，执法是末端环节，前面的问题不解决而仅靠末端一刀切，无异于以堵口子治洪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会激化矛盾，为环境法治的发展埋下隐患。
（三）法律监督力度的加大
由于我国实行环境保护行政主导，权力相对集中，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较大，因此法律监督尤为重要。“如果说法治在法律调整机制中是把法律规范、法律关系和实现义务的活动等法律现象聚合起来的重要手段，那么法律监督则是使法治在法律调态各个阶段得到有力保证的重要法律措施，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严格有力的法律监督，也就没有法治。”可见法律监督的真正价值不是在于形式，而是在于力度。
我国环境法律监督大体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舆论监督、各政党和社会团体组织的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司法监督等几类。
权力机关的监督在近年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多次听取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工作报告，对如何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和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而且坚持法律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组织并一直坚持进行中华环保世纪行和环境执法大检查等活动。
行政机关的监督以环境监理为核心，成立了专门的环境监理机构，旨在加强环境执法力度。
各政党的社会团体组织的监督主要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出现，但我国舆论监督制度程度很低，因而总体上作用很有限。
司法监督主要是司法监督职有机关即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在环境监督领域这块基本上是空白。
人民群众的监督主要再现为以环境评价制度等为内容的公众参与，而公众参与首先取决于公众环境意识，其次取决于制度的保证，我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人民群众的监督基本上只具雏形，缺少操作性规范，力度亦很有限。
（四）公民环境意识与守法观念的加强
这里，公民的环境意识与守法观念，不只是普法教育与司法权威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公民法律信仰的培养问题。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使民主与自由深入人心，法治现代化道路已达三百年之久，而中国由于长期封建统治思想根深蒂固，现代法律并非本土产物，对法律总持一种排斥态度，尤其是环保法，历史上只有破坏环境与自由，而无保护环境的传统。同时在公有制条件下，自然资源权比较抽象，人与自然的关系长期以来被处位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经济关系而不是法律关系，由此，环保意识的深入人心需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五）对环境构成物的物权归属思考
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水面资源等自然资源是构成环境的主要方面，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在我国这些财产所有权都属于国家或者集体的也就是共有制度，这种所有制在一定时期内使用权是所有权是相分离的，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使用人“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6）但使用人往往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而逃避这种义务。当然，当前我国存在多种因素影响，但外部性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外部性是指行为人私人成本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一致或不一致的情况。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行为人的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行为。由于此时行为人的贡献多而获益少，其产生的动力就会不足。相反,负外部性就会导致个人的收益大于社会收益，而导致将成本的转嫁社会或他人，例如通过损人利已或损公肥私等手段。
正因为这种外部性对行为人的影响。实际中行为人往往会置社会利益于不顾而追求个人利益。例如我国为了保护环境而实行的“退耕还林”政策与“封山育林政策”这显然会减少农民与林木工人的收入，而政府却没有有效的措施去补偿他们的损失。所以，许多地方盗伐、乱伐现象就屡禁不止。
但是，如给与私人更长的承包期，“私人的物品往往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7）从这种观点出发，中国人往往有珍惜自己财产的传统，相信人们会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出发，做到最大的保护。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政府再加以宏观调控，效果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改革我国目前的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模式就是很值得思考了。
三、简短的小结
环境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并非朝夕而就，并且，由于我国国情和环境问题成因的特殊性，因而从国外的治理环境举措中（相对于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多少可以值得借鉴的经验。我们只有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去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的切实可行的法治化的道路。这应该说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过程，而泱泱大国，法治先行，时代赋予我们的法治保护环境的重任，我们也必将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前。
〖参考文献〗
（1）《辞海》，上海古籍出版社，348页
（2）同（1）
（3）《中国环境公报》，1988—12—30
（4）马世俊著：《中国生态学透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5）洪大用：《当代中国环境问题》，载《教学与研究》1998年8期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7）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