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化的贫困

A. 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的含义

法与道德属于抄上层建筑.法律属于制度的范畴；而道德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强调两者的衡态；道德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法律规范的结构是假定、处理和制裁或者说是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规范并没有具体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法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主要凭借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观念、宣传教育以及公共谴责等诸手段。法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潜移默化的。法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它最终将被道德所取代，人们将凭借自我道德观念来实施自我行为。 所谓“道德的法律化”，是指纳道德因素到法律中，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维护社会稳定，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B. 社会学去道德化是什么意思

首先，几千年来中国对于道德都存在一个误区，认为道德只是约束思想观念，道德与法制是分开。所以在推行依法治国，法治社会的同时排除道德干预，实现司法独立与公正。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自从《联系》理论揭示出：依据道德底线订立法律。从而统一了道德与法律，发现法律仅仅是道德范畴一个比较狭隘的部分。
举个例子来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道德，但是因为证据不足的话，法律是不会支持的，即使有充分的证据，但若司法控制权掌握在了黑帮手中，导致的结果是杀人未必偿命，欠债未必还钱，从而灭失正义。根本没有公正可言。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明面上追求公正，实际上是人性倒退，大搞形式主义。

C. 如何化解道德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

知道得多想得多看得多要想得到的更多 其实幼稚一点 快乐 就会多一点 相信时间 会淡化一切改变一切更会带走一切

D. 你怎么看待穷人道德低这个说法

以为穷人是讲道德的人和认为穷人是不讲道德的人一样都是偏见。穷人多得很，谁也不能一概而论。富人会在道德上堕落，穷人也会在道德上堕落。实际上，为什么现在在提倡和谐社会，而且一大手段便是降低贫富差距。

E. 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可以表现在

主要表现：
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是一个复杂的、多种因素发生影响的过程，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资本对劳动剥削的加深。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剥削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资本是死劳动，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家主要依靠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进入机器大工业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家则更多地依靠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办法来加强对工人的剥削。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活资料的价值，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实现资本这一内在冲动的主要剥削方法。
剩余价值率是雇佣工人受剥削程度的准确表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例如，美国整个工业的剩余价值率1899年为 128％，1909年为130％，1929年为158％，1939年为200％。随着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无产阶级在新创造的价值中所占的比重趋于下降,财富集中在资产阶级的手中。社会财富分配愈来愈不平等，使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以及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增大起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②产业后备军的扩大。产业后备军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如在英国，资本积累是在资本有机构成大体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资本对劳动的需求相应增加，劳动者就业人数不断增多，工人的工资虽有所提高，但是，资本积累的本性，绝不允许工资的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以及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实际上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资本积累和集中的进行，资本有机构成必然会不断提高，可变资本会相对减少，不仅新追加的资本会相对减少对劳动的需求，而且原有资本也会缩减原有被雇佣的劳动者，一部分在业工人被机器所排斥。资本积累不仅相对地减少对劳动的需求，而且还会造出超过工人人口自然增长的劳动供给。这样就必然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平均需要的过剩人口。当然，资本积累引起过剩人口的增长不是直线上升的，资本的扩大和技术的改进既有排斥工人的趋势,又有吸收工人的趋势。这两种趋势交互作用, 它在不同时期、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而引起相对过剩人口的起伏波动和不平衡性。但是，与资本增殖需要相比的相对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军仍然在激烈的波动中增长。以美国为例，20世纪初第一个十年平均失业人数为140万,平均失业率为4.4％，20年代为205万，平均失业率为4.7％，40年代为296万，平均失业率为5.2％，50年代为294万,平均失业率为4.5％，60年代为352万,平均失业率为4.8％，70年代为573万，平均失业率为6.2％。
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不仅是失业工人的不幸，而且是整个无产阶级的灾难。失业使工人断绝了生活来源，从而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失业人数增多，还使在业工人受到巨大压力，资本家借此压低在业工人的工资，在业工人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拼命干活，大大加重了劳动折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而这一部分无事可做，又迫使那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失业的加剧必然导致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
③工资被限制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狭小范围内，往往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道德的要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价值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将会下降，从而使劳动力的价值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劳动的强度和复杂程度的提高,又使劳动力价值所包含的物质内容，即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范围和数量扩大和增多。工资作为劳动力这一商品的价格,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在长时期里会与它的价值相适应，平均起来，是由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由于相对过剩人口经常存在，劳动力的供给一般总是超过需求，资本家借此压低劳动力的价格，从而使工资有低于劳动力价值的趋势。把工资强行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实际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的积累基金。当工资降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工人得不到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时，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这又势必进一步加深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
劳动力价值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内，必要生活资料的范围大致上是一定的。因此，劳动力价值的确定从理论上来说是可能的。由于现有的资产阶级统计未能提供有关劳动力价值的确实材料，我们只能从资产阶级政府的另一些官方统计中，求得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近似值。60 年代以来，美国官方编有各年的三类家庭预算，它包括较低的、中间的和较高的收入数字，其中最低的一类，相当于“贫困线”的水平，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就难于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在1966年，美国官方规定城市内一个四口之家的最低标准是3317美元，1970年为3968美元，1975年为 5500美元，1981年为9287美元。凡是低于这个标准的，就列为贫困的家庭，连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也承认他们的家庭预算“是极低的”，况且这个数字还是按纳税前计算的，如果扣除各项税收，势必有更多的家庭划入“贫困线”以下。美国国情普查局公布的调查报告表明，1983年美国的贫困率上升到18年来的最高峰。按官方规定标准,年收入在10178美元以下的四口之家为贫困者。1983年美国有353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比1982年增加86.8万人。18岁以下的白人与黑人的贫困率有明显的不同，白人的贫困率为17.3％，而黑人则为46.7％。
必须提到，资产阶级除了在生产领域中加强对剩余劳动的榨取以外，还在非生产领域中对无产阶级进行种种盘剥。昂贵的房租，高利的贷款，沉重的捐税以及由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物价上涨，使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更加困苦。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作用，不仅决定了无产阶级经济状况的恶化，还决定了无产阶级在其他方面境况的恶化。马克思说：“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8页）。

所以，据我分析是：A、C、D。

F. 和谐社会是道德化的社会哪三个角度可以说明

1，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对和谐社会提出定义和解释，但是，所有的专家都认为：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
2，和谐社会的提出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央提出“和谐社会”这个理念，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
3，关于和谐社会的要素。尽管专家们分析和谐社会组成要素的角度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和谐社会必须以人为基本要素，实行机会均等，形成自动解决冲突的机制。

G. 什么叫道德贫困

道德修养匮乏

H. 贫穷与贫困有什么区别

贫困，指在经济或精神上的贫乏窘困，称之为贫困，是一种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贫乏的现象，贫困是一种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综合现象。

贫穷是个很广泛的观念。在中文里，贫、穷两字本解作「极度不足」，日常使用里则指「缺乏钱财，生活拮据困乏」道德标准的;也有人认为可以从科学角度去理解贫穷的意思。贫穷的成因包括了多种因素，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讲，贫穷就是缺乏生活机会。

I. 什么是“哲学的贫困”

曾纪泽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载着他于1878和1879年两次觐见西太后的对答内容。第二次在他即将启程赴英国任公使前夕，西太后谈到了郭嵩焘时说，“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西太后也有不太“深知道”的，她问曾纪泽，“外国也有总理衙门？”曾答，外国称“外部”，然后进行了简短的解释。类似的召见和问答，曹汝霖的回忆录中也有记录。西太后在召见曹的时候，曾经详细询问日本宪法的事，曹当时觉得，如果维新/党人能够试图影响西太后，她未必就不能接受新思想。从前面的对话中也能看出，西太后的心里，至少把自己和“这些人”是区别开的。

对西太后的骂，国人进行得已经太多，这多少也因为她是女人，所以，从男女平权角度，也可以套用一句“劝君少骂•••”的。换一个角度想，西太后以一个深宫中的妇人，能靠能干的恭亲王辅佐，靠曾，左，李，张之洞等汉族名臣维系满清的江山数十年，甚至造出一段的中兴日子，若换成她的老公咸丰不病死热河，恐怕“政绩”还不如她，若真是肃顺那班大臣掌权，恐怕败得更惨。毕竟，时运已经不是“康熙大帝”，“乾隆爷”那会的“盛世”了。但这个深宫妇人，学识终究有限，她的眼界和世界观受着极大的制约，而这，也绝非她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抛开道德评判，能力和动机不论，任何人的见识和判断都是受他的环境和知识结构影响的。

就连中国的古圣人们，其实也逃不过这个“唯物主义”的法则。孟子在不同的小王国里，劝这个王仁慈，劝那个王开恩，甚至威胁说什么水能覆舟，什么诛一夫纣，但效果还是不大，王们还是各行其是，后世的王，行了仁政的，还是很少。实际上，不论孔还是孟，其眼界都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客观条件使然。孔孟不论游历到哪里，不论国家大小，强弱，其政治形态都是一元化的，无非是王们上不尊天子，下不管百姓，今日打胜，明日打败，只顾自己的权力和享乐，百姓本来就如草芥，则“凶年不免于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只能无可奈何地去梦想“三代之治”，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只能沦为一种劝善的道德说教，能为百姓争取点“生存权”就谢天谢地，遑论其他。后世的学者总难免要替古圣人戴高帽子，比如，民贵君轻，就是民主思想之萌芽，诛一夫纣，就是革命无罪，但是近代民主不仅仅是一种萌芽状态的观念，而是普遍的共识和制度保证。

在西方，古希腊的不同的城邦就已经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六种政治制度。有的是贵族寡头统治，有的是民主制，有的是独裁制，独裁还有世袭的君主制与不世袭的僭主制。这里的民主，就是货真价实，有据可查的“democracy”。当柏拉图来讨论政治哲学的时候，就开始把它们一个个摆开来，比较，分析，得出结论。虽然他得出的结论，即“圣人王”的“理想国”有点类似于孔子的想法，但毕竟这是横向分析比较的结果，而这一过程，中国并没有。中国只有纵向的比较，即现在和非现实的古制相比，而上古的制度多半是想象出来的。柏拉图所列举的几种政治制度中，中国黄河流域所有的小国家加起来就只占了其中一种——独裁。顾准说，中国的古代思想相对古希腊来说是贫乏的，其实首先在于培育思想的政治环境是贫乏的，可供比较和选择的制度实在太少，只能略加改善。另外，柏拉图的思想从来没有被官方定为统治意识形态，这使得后世可以理性地评判和取舍，不需要“打倒柏家店”，所谓打倒，所谓扔进毛厕，所谓上帝死了，都实在是被搞得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以后才喊出来的。

环境本来已经如此的贫乏，更坏的是，中国思想家的思维方式也高度一元化和霸道，以致要将仅有的一点不同的派别也消灭掉。孟子虽然在君王面前能言善辩，但对待其他思想派别的态度就非常粗暴。比如，杨朱和墨子被他说成禽兽，古希腊虽然有戴奥真尼斯一派被称为犬儒，但似乎不是来自某个自奉正宗的派别骂人的结果。至少，戴奥真尼斯不会介意被称为“犬儒”，而墨子一定不高兴被人家叫做禽兽，因为他也是学界名人，也有自尊心。这样一来，孟子开了学术辩论人身攻击的先例，所谓百家争鸣也就没什么可争了，人家都成了禽兽，还争个什么？于是就剩下个道家供儒家的人玩累了去装神弄鬼——“百家争鸣，无非两家”。孟子这般圣人为何象粗人一样辱骂对手？因为他自以为自己真理在握，掌握了两大法宝——那时还没有“三大法宝”——“父”和“君”，换言之，就是“忠”和“孝”。这样的孝是很厉害的，因为孟子要你“孝”到不许“兼爱”的地步，你只能对亲人尽极端的“孝”，而他人你不必管。孟子的思想比起杨朱的“为我”来说，实在好不到哪里，无非是把“我”扩大到了“我爹”，就趾高气扬了。然而，孟子使得中国思想与西方又远了一步，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已经出现了一定范围内的政治平等，后来的基督教又讲爱你的邻居，爱你的敌人。中国人从此只敢爱爹，然后编出许多肉麻至极的关于爱爹的故事，名曰《二十四孝》。谁说中国人“不认真”呢？西方人虽然说爱人如己，不过泛泛而谈，打了左脸而送上右脸的，毕竟没有例子，而中国人居然就会四处去把肉麻的故事一个个搜来，编成书，还配上图，“认真”得要命。当然，孝子也并不象我们想的那么可怜，因为爹也很爱孩子的，一得势就“封妻荫子”，让后人乘凉。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什么腐败官员，腐败官员几乎个个都是好父亲，就对子女尽责来讲，都是一流的。私德太盛，公德难免欠缺，哪里“兼爱”得过来。

孔孟的东西，说起来就是“道德”。道德究竟是什么？西方人的观点与中国人又不一样。不妨甘冒“禽兽”之名，讲一讲。在中国人看来，道德其实是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说起来不过又回到“忠”和“孝”。古希腊文化中，家庭伦理始终不占首位，道德首先是基于个人的理智和知识的。苏格拉底认为，人内心的心智平衡就是道德的状态。这样来看，二十四孝全都是不理智的，是没有理性成分的道德，一个老头子，躺在地上学婴儿哭，很难说是理性的，他的更老的父母是否真的就笑得出来？亚里士多德则把道德分为对个人欲望的理性控制（moral virtue ）和对科学，哲学，艺术，真理的追求（intellectual virtues），中国人所说的道德，则只勉强接近于第一种，自我约束，而没有第二种，对第一种又将其绝对化。顾准所说的贫乏，是完全正确的。古希腊也有类似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但那群“寡民”是应当享有政治权利的，参与的，可不是“老死不相往来”那么无趣。西方的哲学中既将知识置于道德之前，又认为如果一个人鸡鸣狗盗干坏事了，违背道德，首先是蒙昧的结果，那么就必然特别注重普及知识和教育。而中国的圣人们则认为，“民”应当“无知无欲”，“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既要人无知，又要人有德，没有“德”，就说你是“小人”啦，“难养”啦，真不容易。而且，一边说“不可使知之”，一边又说“上智下愚”，嫌你不够聪明，既不得而知，又如何不“愚”？中国人实在被圣人们播弄得可以。

圣人们最喜欢讲“君子”和“小人”，“中国”和“夷狄”。西方历史上，也曾经区分“文明人”与“野蛮人”。然而两者的标准并不相同。中国人区分文明和野蛮的标准主要是靠儒家的礼乐教化，还是上文的伦理道德， 而西方讲的是基于理性的审慎的判断和远见，英文分别是“prudence”和“forethought”。古代希腊的诡辩派（Sophists）就强调怀疑精神和对真理的追求是排除道德因素的。曹操原本已经宣布，任用人才只凭才干，不忠不孝都可以，这在中国算是少有的，但最终还是以不孝为名杀了孔融。这也足见孝不过是维持统治的工具。魏晋的当政者都背叛了主子，所以又不大愿讲“忠”——因为自己不忠——而用“天命”来为篡权粉饰。事实上，从柏拉图开始，西方人就更注重区分“理性”与“非理性”，这是中国人不大讲的，所以西太后有一天突然觉得她要依靠义和团的“民心”，也相信了义和团的神力。她的科学知识比起政治知识来又更加有限，但没有想到这和二十四孝一样缺少理性。中国人的唯道德主义到了明代，才有李贽敢将正统儒家奉为天条的“道德”完全相对化，然而李贽只能自杀。到了近代，“道德”终于又被日本的福泽愉吉怀疑了。福泽说，道德是一种有限度的东西，一个人怎么可能无止境地“道德”下去，更何况既然圣人们在二千年前就已经成了道德的楷模，今天的人又如何才能在道德上超越圣人？结果只能是向后看。但是知识就不一样，因为人类的知识和智力是无限向前发展的，后代必定超越先辈。日本的维新思想，很大程度上在于由崇“德”转变为崇“智”，当然因为我们刚好是受害者，就不去夸大，但教训还是在的，否则何以需要“开民智”，要“新民”？

即使在中世纪时期，西方文明也还是延续了希腊文明中理性的成分。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上帝的存在可用理性加以证明。对于中国人来说，至高无上的东西，就不必去证明了，连说都不用多说，“道可道，非常道”么。朱熹也不会费神去论证天理的存在。到十三世纪，欧洲就已经完成了一次文化整合，将纯希腊哲学，基督教神学，以及来自波斯的二元论等综合进来。文艺复兴，则是其中古希腊哲学稍后的大面积复兴。此时，中国也完成了一次儒家文化对道家以及外来的佛教的吸收。但是，这次吸收的目的仍是以保存和发展儒家道统为目的的，参杂佛和道，变成了西方人称的“新儒家”。儒家关注的是人与人的伦理，道家关注人与自然，佛教关注人与本心，但中国哲学始终缺少对政权与社会，个人与社会，权利与责任的界说。到了明朝王阳明的时候，又象唐朝韩愈一样排斥佛教和道家，连“新儒家”也变成“心学”了。王阳明的思想，首先就是绝对唯道德的，要“去除人欲，便识天理”，觉得知识和才能都不如天理重要。他还认为，心的纯洁和“无邪”是首要的，人要象擦镜子一样不断和私欲做斗争，用佛教禅宗的话，“时时勤拂拭”也，用后来的话说，就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原来文革虽然批儒那么凶，其实有的东西还是王阳明的一套。不过，这之间既已经隔了五百年，也就可见“私”字实在太难根除了。很奇怪，既然有人都说了“本来无一物”，怎么王阳明老是跟自己的心较劲，而不考虑用制度和法律来平衡公和私？天理又是什么？王阳明说只是“孝悌而已”。老天，哥伦布找错路都绕完一圈地球回家了，中国圣人还在念念不忘那个孝悌，还非把什么尧和舜也拉上，这不是贫乏又是什么？再者说，不是最爱自吹“天人合一”吗，怎么大慈大悲的“天”就看不得世间的“人”有点自己的私欲呢？然而，就在王阳明在贵州得道的时候，一边是明代太监的数目创了历史记录，一边人欲依旧横流，民间艳情小说印了一部又一部。

王阳明的学说改变不了当朝的太监们，虽然他们真的“本来无一物”，心却不见得就安分，于是终于没有能挽救明朝。有滥杀的朱皇帝在前，又有十万太监于后，任你个把文人把心修成天使也无济于事。因为对王学的反感，也因为清的压制，清朝的学者干脆又走了极端，去干免谈心性的考据，而明清转换的时期，也大致是笛卡尔生活的年代，近代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在欧洲完全确立起来，中国人却只能靠几个传教士了解一点外界的变化。待到“大帝”们把古籍篡改得差不多，汉族文人也收拾得差不多的时候，约翰•洛克的自由主义也建立完了。等到考据，训诂也终于搞腻了的时候，英国人来卖鸦片了。儒家的经没有一天不在读，可是到了1879年，西太后也还不晓得英国倒底有没有“总理衙门”，大概觉得这又是“西学中源”的。然而中国的圣人是不绝的，几百年后果然又“有圣人出”，这个圣人对西太后是不耐烦的，但可惜私欲充塞，修为尚不及王阳明之十一，不仅没能挽救清朝，自己还得靠托庇于大英帝国保护。圣人与民众永远是隔膜的，正如鲁迅所言，“中国的一般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

不过，听说这两年又有人跑到王阳明得道的贵阳修文去装圣人了，要人读经背经，还不许理解。就连以保守著称的林琴南也曾经说过让儿童读经是闭塞心灵的，应代之以读诗歌。据季羡林先生的回忆，在他的家乡山东，军阀张宗昌虽然不清楚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多少姨太太，祭孔却是丝毫不马虎的，他还说，日本军队占领济南的时候，就要求学生都读经，后来日本人撤走，经也就马上不读，改成读新文学了。这本身已经很耐人寻味，但季羡林大师又同时宣布，因为当今世界污染严重，人口爆炸，生态破坏，所以还是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见《牛棚杂忆》），不知这当作何理解。以上列述的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并非西方文化独有，也绝非中国文化能独解决。如果灭尽人欲就断了污染，那么季老最为精通的印度文化也应当能当此重任，但似乎没听说印度人这么自夸过。相反，一位名叫Jitendra Nath Mohanty的当代印度哲学家在其著作《印度思想中的理性与传统》（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提出，印度哲学家的一大任务是区分传统文化中哪些部分仍然活着，哪些已经僵死，成为“化石”。中小学生学习古典文化是必要的，本不用装神弄鬼，煞有介事，而且未尝不可如林琴南所言，从文学，而不是经典入手。王国维当年眼见中国人吸食鸦片者众，认为如要改变，首先应当“培养国民的趣味”，也没有号召依靠什么孔孟经典。当代“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恰恰是早年从西学入手，研习印度哲学后，才选择儒家作为依归的。

中国文化和哲学是时代，也是环境的产物，绝不能包打天下。在一个信息舆论仍然一律的环境中的儿童，恐怕尽量学会理性分析，独立思考，“思想脱贫”才是要务。

J. 贫困和个人道德有什么关系 博客

贫困和个人道德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在很多人严重，貌似贫困的人就是没有个人道德的人，没有素质的人，其实不然，两者是没有直接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