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好处
A.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什么重要意义
依法治国的六个重大意义:
第一,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第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
第三,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
第四,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第六,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
另外,依法治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制度化、法治化的引领、规范、促进和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对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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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
第一,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通通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第二,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根本保证。
B. 法治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好处
法治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好处是公平的环境,不过实施起来必须要有庞大的监督和问责体系才能达到,大家都是监督体系的一员,希望大家拿起自己的权利,为公平而努力。
C. 公平正义有怎样的法治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被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政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在这五个方面中,公平正义被表述为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公平正义理念要重点把握四点:合法合理,平等对待,及时高效,程序公正。
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公平正义,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能够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公平地实现权利和义务,并受到法律的保护。我国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是以维护、实现、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指导原则,是发展中的马克思法治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理论成果,其价值取向为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应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是“以人为本”为本质要求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公平正义,其实现有赖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赖于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公平公正执法司法理念的树立。
社会主义社会一定是以公平为基本特征,以正义为最终价值的社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就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法治的精神不仅在于有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复杂的执法工作机制,更在于公平正义精神与价值在法治各个环节中真实的体现和实现。
公平正义是评判社会善恶的首要标准。有关社会价值的学说可谓精彩纷呈,“利益”说、“自由”说、“效率”说、“秩序”说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
承认、肯定和保护人们的正当利益,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但是一个社会如果奉“利益”或“功利”为最终的依归,这个社会将成为德性尽失的社会。
自由是社会生命力、创造力的源泉,但是极端的自由主义将会使社会退化为原始丛林。
效率是社会发展必需的,但是“效率优先”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成为漠视公平、践踏正义的借口。
秩序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没有秩序也就没有社会安全可言,但是当秩序成为社会最高价值的时候,则有可能将社会导向活力窒息的境地。
由此可见,利益、自由、效率、秩序作为社会价值的一部分,固然为社会发展所必须,但都不能作为社会的终极价值准则,它们最终都要受公平正义这一基准的评判和检验,它们中的任何一项均不具有超越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能力。所以,一个社会的善恶及其文明程度,最终要看它是否奉公平正义为最高价值准则。
建设国家、管理国家所要实现的理想境地是经济富足、政治进步、文化昌明、社会和谐,这些目标的实现皆有赖于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统领。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来看,社会的主流价值决定着社会的文明走向和发展方向。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将公平正义奉为主流价值的社会,而一个公平正义不彰的社会必定会走向经济的衰退与凋敝、政治的专制与腐化、文化的消沉与堕落、社会的混乱与无序。
在一个国家中,利益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冲突与矛盾也是变化多端的,因此执政者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埋身于具体事务,而是要进行价值判断与选择,进而消除冲突,维护公平,匡扶正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管理国家的本质在于价值选择;而一个好的执政者的标准,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公平正义。
当公平正义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成为全社会的人们看得见、感受得到并能够分享得到的结果的时候,社会主义法治才能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公平正义的实现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实质核心,没有了公平正义,也就谈不上我国的国家性质了。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人类的社会一定要公正,没有了公正,不仅秩序破坏,这也是最大的恶。
公平正义是法治国家的本质需求。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的向往与追求往往体现在公正的实现。如果没有公平,就不会有效率,也不会有稳定。一个既无效率,又不稳定的社会,定然是一个不依法治国的社会。
公平正义是法治保障的基本要求。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奇迹,这是属于我国全体人民的,不过这当中也孕育了不少突出的危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矛盾已经影响了我国继续经济发展的趋势,那么实施法治不仅有利于在法律的界限内解决矛盾,使其逐步地消散于无形之中。
从宏观意义上说,法治是实现公平正义的主要载体,也是社会规范中最要重要的机制。因此,实现公平正义对于我国法治保障的作用不仅涉及理论,而且对于我国实践也有着很大的作用。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终极目标在于公平正义,其现实道路在于保障和发展人权,其具体途径在于公平执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原则的入宪,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念确立了现实的基准、法律的标杆。
和谐社会的构建,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实现提供了思想和社会条件。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不再仅是一句口号,不再仅是一个理论术语,而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共识,已经融进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执政理念,成为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执法的灵魂和动力。
D. 以法治军的好处是什么
汉末以来,豪强大族仗势不法,严重影响军队建设。要在竞争中崛起,建设有战斗力的军队,非有管用的思想武器不可。乱世建军,传统的经学不再管用,军事思想家纷纷把目光转向法家。法家讲富国强兵,以法治军,可以有效地使军队强大起来。汉末的战乱形势不允许发展生产以富国强兵,因此时人重点借用并发展了法家以法治军的思想。
三国人认为,以法治军的目的,是建立“有制之兵”(《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引诸葛亮语)。传统上一向重视将领的作用,三国人发现制度的作用比将领更重要。蜀国长水校尉廖立就批评关羽“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后数丧师众也。”(《三国志》卷40《廖立传》)诸葛亮从理论上研究“将”与“制”的关系,指出“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认为军队的军令制度和作风纪律的养成,是比将领的个人才能更重要、更带根本性的因素。建立“有制之兵”,就要形成一套法令体系。从残存的曹操、诸葛亮军令看.内容涉及战斗与管理,范围广泛,诸如步战、骑战、船战、阵法、行军、移营、通信指挥、后勤、祭祀、刑罚等,都有详细具体的规定。颁布军令的目的,曹操认为在于“设而不犯”(《孙子略解·行军篇》),孙权认为在于“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三国志》卷47《吴主传》)
三国人认为,落实法令规章,必须“训章明法”(《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就是教训部队,让大家明白法令规章。诸葛亮把街亭之败的原因归结为不能训章明法,可见其分量之重。
落实法令规章,更重要的是坚持赏罚。曹操最看重赏赐。汉末乱世,君臣上下缺乏必要的信任,御军极难。曹操要求将士送家人在他身边留作人质。但扣留人质只能保证基本不叛变不逃亡,因此曹操强调以赏赐调动将士积极性。他说他羡慕名将赵奢、窦婴“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他深刻认识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孙子略解·作战篇》),凡“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他认为治理乱世与治理和平时期之军,赏赐规律不同。“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为了“立功兴国”,“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认为那些反对把郡国之任赏给有功能军吏的言论,不过是以管窥虎的陋见。在赏赐时,诸葛亮则强调无微不赏和赏不遗远。
但只用赏也不行。曹操比喻说,那样部队就像宠坏了的孩子,一点也不怕你,必须恩威并用,赏罚并举。他以为,罚要掌握时机。他出征在外时,曾经由于部下自疑而发生叛变,几乎使他丢了兖州根据地。总结教训,他认为,在天下土崩瓦解之时,上下相疑之秋,即使以信任对待部属,他们还会害怕,如果严格执法,则更会人人自危。从安定人心、稳定大局出发,这时只能赏功,不能罚罪,直到人心归顺,例如官渡之战胜利后,袁曹之争大局已定,曹操才强调,只赏功而不罚罪不符合国典。从今以后要改一改了。他下令说,众将出征,战败的应该抵罪,失利的应该免去官爵。三国人还强调,治国该宽该严主要看形势。如诸葛亮指出,益州牧刘璋治蜀,威刑不肃,失之于宽。刘备人蜀后,应纠之以猛。罚要有侧重点,对上层重在罚得坚决,对下层重在罚得慎重。曹操、诸葛亮执法时,都主张遵循“春秋责帅”(《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原则,坚持不应该把主帅排除在法规之外。诸葛亮在街亭战败后引咎自贸,自贬三等。曹操行军中马踏麦苗,违犯了自己制定的“士卒无败麦,犯者死”的禁令,认为不应该罚不加于尊,如果“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于是割发代首。死刑虽然免去,割发那时也是严重的刑罚。诸葛亮对大臣和亲信,也主张严格执法。对于掩盖失职、破坏北伐的军务大臣李严和街事失利但与自己思若父子的将领马谡,诸葛亮都主张执行纪律,强调“不可苞含(包涵),以危大业”(《三国志》卷40《李严传》注引亮公文上尚书),“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三国志》卷39《马谡传》注引《襄阳记》)。但对于普通没有权势的军人执法,他们却主张谨慎为之。曹操主张军中司法人员应选素质高的,因为“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三国志)卷1《武帝纪》)诸葛亮在伐魏前线,军中罚杖20以上,都亲自审批,都是担心出现冤情和滥刑,关心保护无辜。曹操、诸葛亮还主张赏罚公平。曹操说自己“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愿有所私”(《太平御览》卷429)。诸葛亮说:“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
由于曹操、诸葛亮亲自提倡,天下以法治军蔚然成风,一直到江东,无不如此。东吴治军,主张断斩示威,就是果断诛杀违犯军纪者,建立法令的权威。吕蒙征荆州,麾下士取民家一笠,覆盖官恺。官铝虽然是公物,吕蒙还认为违犯不得扰民的军令,不可由于同乡而废法,于是垂涕斩之。吕蒙量刑显然过重,但意在立威,结果军中震栗,道不拾遗。
孙权刑法虽然极其严峻,但那是对普通军人的,对代表大族利益的众大将则“爱人多容”(《三国志》卷引《孙皎传》)。将领潘漳杀军中富有的吏兵,劫其财物;吕范、贺齐、潘璋服饰僭拟王者,对这类违法行为,孙权都赦免不问,不再讲法治。
以法治军思潮有力地推动了军队建设。但东吴刑法过严,所以也受到时人的批评。如江东大族代表陆逊就反对孙权严刑峻法,建议多施恩惠,认为“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也。”(《三国志》卷58《陆逊传》)大族反对严刑,有的是因自己的利益受到触犯,有的则是为了尊儒。例如陆逊,他重视礼治,反对魏国刘廙的先刑后礼论,认为“礼之长于刑久矣,廙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皆非也。”同时,三国鼎立以后,社会相对过去安定一些。如果说,过去“治乱尚权谋”的话,那么这时更多地应该强调“治平尚德行”(《三国志》卷6《刘表传》注引《战略》)了。因此在三国鼎立中期,由于大族的反对和形势趋于安定,以法治军思想渐渐失去势头。魏明帝时,杨烈将军王昶攻击国典,要求大改现有法制,而效法先王之风。到了晋初,当权的士族打着纠偏的旗号,抑止了以法治军思潮。贾充一再阻止灭吴。晋武帝却令他总统灭吴大军。孙皓投降,贾充不知,以为吴不可灭,上表请班师,该表与告捷书同时到达,武帝不罪贾充。王洛攻人石头城灭吴,却受到诏书的诬罔责备,说他和阻挠他成功的上级王浑争功,武帝不辨是非,使立大功者蒙冤,以法治军精神荡然无存。晋灭吴作战上胜利了,治军上却是失败的。
E. 法治的好处
法制可以扩展管理的范围和减少管理难度,社会有更好的稳定性,制度上也不容易腐败。
F. 简答依法治国的含义及意义
依法治国的含义:
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简而言之,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根本保证。
而依法治国的意义有以下六点:
1、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2、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
3、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
4、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5、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6、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
(6)法治的好处扩展阅读: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国家民主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G. 依法治国的好处
体检表反使我病入膏肓!
干吗要交什么体检表?
我每日三省自身,体格健壮,天天版向上。
难道权非得脱精光露私隐,
才肯定身体健康?
惯于穿仆役的制服,
享受贵族的地位、生活和荣耀。
惯于套上漂亮的手套,
干小偷的勾当。
惯于戴教士的帽子,
与美女共度春宵。
怎么能说是病入膏肓?
我每日三省自身,体格健壮,天天向上。
医生啊,倒是你的体检表令我病入膏肓!
H. 法制给我们带的好处
1、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显著增强。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同时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通过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断巩固。
2、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在现行宪法基础上,制定并完善了一大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法律体系日趋完备,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和立法质量不断提高,法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确保国家权力正确行使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
3、人权得到可靠的法制保障。在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同时,国家高度重视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随着法律规定、司法体制、维护权益机制的不断完善,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保障,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到切实尊重和全面保障。
4、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法治环境不断改善。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中国建立健全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秩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和制度,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5、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和司法的组织法制和工作机制,保证了行政和司法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行政立法和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各类公开办事制度不断完善,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推进。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和权威。
6、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得到加强。不断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监督合力和实效不断增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人民政协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监督行为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公众和新闻舆论对政府及司法工作的监督渠道不断拓宽。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的日益健全,保证了对国家公务人员的监督有力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