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和法律冲突

㈠ 当道德和法律发生冲突时，会怎么看

当道德和法律发生冲突时，道德与法律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失效，进而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㈡ 急求几个关于法律和道德冲突的案例 最好有结果的案例。 不要太短。

1、洞穴奇案。

《洞穴奇案》讲述了美国20世纪法理学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举世闻名的“假想公案”：洞穴探险人受困山洞，水尽粮绝，无法在短期内获救。

为了维生以待救援，大家约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牺牲他以救活其余四人。威特摩尔是这一方案的最初提议人，但在抽签前又收回了意见。

其他四人仍执意抽签，并恰好选中了威特摩尔做牺牲者。获救后，这四人以杀人罪被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

这是美国20世纪法理学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假想公案，富勒还进一步虚构了最高法院上诉法庭五位大法官对此案的判决书。

作者编出这个案件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以一些更为耸人听闻的真实案例为基础的。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案例，就是1842年美国诉霍尔姆斯案和1884年的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

这两个案件都是极端环境下的救生事件，都是在海难之后发生了杀人和追诉。在霍尔姆斯案中，杀人是为了让严重超载的救生艇减轻负荷。在杜德利和斯蒂芬案中，杀人是为了给行将饿死的幸存者果腹。

2、2008年11月19日，福州鼓楼区某小学被一名不符合入学报名条件的新生之家长以返还原物为由告上法庭。
根据福州市教育局相文件规定，2008年福州市所有适龄入学新生按照所划片区学校入学时必须提供户口本、房产证及儿童预防接种证原件，且户口本与房产证所记载的住址必须完全一致。

2008年8月20日，一位新生家长持户口本及儿童预防接种证原件到鼓楼区一小学为其女儿报名上一年级，学校开具了一张收条给该家长。经过学校工作人员审查，发现该学生家长提交的证件中缺少报名必备的房屋产权证，于是当面告知该家长因证件不齐全不符合入学条件。

该家长当即表示要回去开具证明，并于当天上午持两张小区物业证明到学校要求让其女儿报名，并称其家庭住址与户口本上的地址是一致的，学校工作人员当场告诉该学生家长证明不能代替房屋产权证，并当场将两张证明退给家长。

8月20日当天晚上，学校工作人员按照该家长提供的家庭住址上门家访核实，发现该家长并不住在其向学校提供的家庭住址（事实上其实际家庭住址是在晋安区，其女儿小学划片也应在晋安区）。

学校于8月22日通知该学生家长到学校领回证件，并告知因家庭住址不符合要求无法接受其女儿的入学报名。该学生家长22日到学校领取证件，学校工作人员要求其交回收条，该学生家长称来时匆忙忘记把收条带来，答应过一两天带来。

学校老师考虑到学生报名在即需要证件，就答应了家长先把证件退还给家长，收条没有当场收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2008年11月19日，该学生家长作为学生的法定监护人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把学校告上法庭，要求学校返还原物即返还户口本及儿童预防接种证。

其证据是学校的为其开具的证件收条一张。作为被告的学校进行了答辩，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提供了证据。

本案件经过法院三度开庭，并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2009年4月3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案还在审理过程当中。

3、高楼中的1301室在除夕之夜着火，1401的某先生及时发现了火势，并且作为一个素质公民，某先生报火警并且去找物业，由于是除夕之夜，所以消防员暂时赶不过来，物业先派人来灭火，但是无法正面进入1301，于是决定从14楼灭火。

但是14楼的住户都不愿意让物业进入他们家里作为灭火通道，这个时候某先生主动要求物业通过他们家来灭火，这时候所有的人都被疏散到了13楼，过了半个小时火势被控制，物业得知消防员快到了，于是陆续从房中撤出，但是某先生发现楼道内水漫金山，往上看发现都是从他家里溢出的。

他想上去看，但是被保安拦住，说火势还没有完全扑灭。这时某先生抓住一个物业人员询问他是否关闭了消防龙头，那人说忘记了。10分钟后消防员来了，成功扑灭火势，又10分钟后消防员撤出。

这时某先生回家发现自己的木质地板已经完全湿透，室内有20cm的积水，半年之后完全腐烂，家里电器完全不能使用，在梅雨季节满屋子的虫子，平均每平方米有上千条虫子，无法住人，于是将物业告上法庭，但是物业以住户没有证据证明是他们所为，也可能是消防员所为，最终一审判决原告某先生败诉。

4、2006年4月21日，广州青年许霆与朋友郭安山利用ATM机故障漏洞取款，许取出17.5万元，郭取出1.8万元。事发后，郭主动自首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而许霆潜逃一年落网。

2007年12月一审，许霆被广州中院判处无期徒刑。2008年2月22日，案件发回广州中院重审改判5年有期徒刑。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被告人许霆来到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结果取出1000元后，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伴郭安山。

两人随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后反复操作多次。后经警方查实，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则取款1.8万元。事后，二人各携赃款潜逃。

同年11月7日，郭安山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全额退还赃款1.8万元。经天河区法院审理后，法院认定其构成盗窃罪，但考虑到其自首并主动退赃，故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

而潜逃一年的许霆，17.5万元赃款因投资失败而挥霍一空，今年5月在陕西宝鸡火车站被警方抓获。日前，广州市中院审理后认为，被告许霆以非法侵占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遂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许霆随后提出上诉，2008年3月，广州中院认定许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许霆再度上诉，2008年5月，广东省高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辱母杀人案”一经曝光，就引发热议，一是被刺杀者杜志浩的极端侮辱于欢母亲的行为引起公愤，二是对当地警方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引起质疑，三是当事人于欢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的结果引起公众不满。

“辱母案”从一开始可能就注定了悲剧，首先于欢为周转资金而借款高利贷，后因欠款未能即使还上而招致暴力催款，中途母子二人有打过市长热线110却无人帮助，就在实发当天，警察还介入过此事，但只是说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草草了事。

造成警察走后于欢看到母亲被羞辱后，情绪崩溃，拿刀捅伤了三个催款人，其中杜志浩因失血休克死亡，其他两位一重伤一轻伤。

法院予以判处于欢无期徒刑的判决，一部分人认为法律即是法律无关于同情，一部分人认为，法律是为人而定，应该符合人性。归根究底是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冲突。

于法，法院认为，于欢拿刀捅伤他人不在正当防卫范畴，属于故意伤人，并造成一死两伤，又鉴于暴力催款行为恶劣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于德，人性上，如果亲眼看到自己的母亲收人百般凌辱，又求救无助的情况下，人的情绪会处于崩溃状态，感受到人性的冷漠后，出于防止母亲再受到非人的侮辱，当事人只能动起杀人的念头，也可以说是预防性杀人。

(2)道德和法律冲突扩展阅读：

法与道德的联系

社会主义法与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

它在思想建设方面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集体主义思想，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等。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

㈢ 有哪些道德和法律相互冲突的例子

一个女的把自己刚几个月大的孩子送人了，还收了人家几万块钱。过了几年又想把孩子要回来，人家不给她就去法院起诉，理由是这家人没有办理领养手续。

㈣ 为什么道德和法律有可能产生冲突

1、制定法律的人为了特殊集团的利益，制定出违背社会道德原则和社会公德专的法律条文。
2、制定属法律的人虽然出于公心，但认识能力有问题，制定出违背社会道德原则和社会公德的法律条文。
3、落后的道德不适应时代发展，与科学的法律条文相对立。
（回答完毕，若有价值，请予采纳）

㈤ 如何解决道德与法律的冲突

法律能够为社会道德的生成提供有益制度构架，为个人道德培育提供良好生活环境。法律固然不是道德，但能够净化人们的内心，让人们激浊扬清、去恶存善。因此，虽然法律规则不等同于道德良知，但可以培育和激发人们的道德良知。

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讲规则，都按照法律规则处事，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不坏的社会，虽然可能还不是一个美好的社会。而法律要深入人心、发挥作用，也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追求。换言之，法律规则要有道德性。这个道德性不是法律规则自身生长出来的，而是法律规则吸收了道德理念，从而彰显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

与此同时，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提升，可以使人们强化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弘扬社会公序良俗，自觉遵守法律。另外，实践中被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也可能上升为法律规则。

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分割或统合。使二者绝缘甚至截然对立起来肯定不行，但混同乱用的做法也行不通。应当明确，依靠法律所建立的正义秩序，是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的基础。今天，我们既要赞美道德，更要信奉法律。

法治社会从来不排斥道德在其中的作用，甚至过去传统社会那种由自然情感演化的道义必须升华为经由理性熏陶才能拥有的社会责任感，才能与法治相辅相成，去弥合那些法律与现实之间的缝隙，去润滑法律在人与人之间搭建起的冷冰冰的社会关系，从而大大降低一个社会良好运行所耗费的成本。

(5)道德和法律冲突扩展阅读

法律与道德向来是相互合作的。我国古代儒学家就特别注重德的作用，强调礼法并治。孔子主张德治，“以政为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这一思想为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所采纳，证明了其强大的生命力。秦王朝只重视“治政以法”，焚书坑儒，虽大统于一时，但终归迫使老百姓揭竿而起。历史已经很明了地向主政者发出警示：在强调法的重要性的同时，德也同样不能忽视。

法律与道德的碰撞并不意味着二者的相互排斥，却恰恰可以看做是二者交融过程中的磨合和借鉴。

如果把法律看做是武者，把道德看做是文人，则二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有如和珅和纪晓岚一样：和珅再怎么强势有时候也需要纪晓岚的不温不火式微调和，纪晓岚再怎么足智多谋有时候也需要和珅的果敢强硬适度平衡。法律和道德只有相互补充，才能真正描绘出社会治理的绝佳蓝图。

㈥ 当道德和法律精神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该如何选择

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自然法学派与实证分析法学派之间的争议核心所在。对此，我个人的理解还是比较赞同哈特的说法，即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当然这里的道德是广义的，包括法律精神，道德观念，人类基本价值追求等！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调整的重要方式。道德是一定社会内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它通过内心强制来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节，具有抽象性和非强制性特征。而法律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保障实施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以权利与义务为基本内容的，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1]道德与法律是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基本社会规范或者方式，它们有着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并在不同领域发挥着维持社会秩序、保障公民自由的作用，并相辅相成，成为构建自由与秩序最佳结合的社会的重要手段。

就理论而言，自然法学派强调实质正义，主张道德是法律的存在依据和评价标准。所谓自然法是自然万物的理性法则，其实只是道德法则，它在任何社会中充分实现便是法，因此它不但是法律的制定依据，而且还是法律的好坏善恶的最高标准。尽管自然法学派学说不断发展变化，但依旧坚持法律应以道德为基础的观点。与此相反的是，实证法学派强调形式主义，主张道德与法律相分离，法律高于道德。著名的实证法学代表人物奥斯丁说“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优点是另一回事”，这就是恶法亦法论，他指责把法和道德相混淆的行为是不科学的并嘲笑自然法学派。

目前主流学者观点基本上赞同自然法学派关于道德于法律具有必然逻辑关系的观点，但这不否认实证法学派所强调的法的独立价值与形式特征。从历史发展中可以知晓，道德的产生是早于法律的，并且法律的产生与道德有着毋庸置疑的关系。人类社会最初的社会规范都是义务性的道德规范，这种规范是社会实践中无数次交往产生的，它本身没有经过权威的确认或者认可，也没有国家或者社会强制力来保障它的实现，因此在一个充满利益矛盾的社会里，仅凭道德是无法有效调节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纠纷、维护社会秩序，也无法制止社会成员破坏其自身的行为，因此社会需要一个更为有效的强制性规范来弥补道德规范的不足并保障道德规范的实现，当然这也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必然要求。因此法律应运而生，作为次要规则赋予义务性规范以新的属性，并成为一个既能体现基本义务准则又能保障它在社会中实现的社会规范。因此可以说法律必须体现和保障基本道德义务，这是它必有的使命。然而法律体现的更多的是统治者的利益，其维护和保障的道德也只是那些利于统治阶级统治的道德，道德的内在价值并不必然在法律中得到完整的体现，有时甚至会被法律所违背，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仅仅是法律实然与应然的问题，法律与道德本身的关系并不因此而丧失，也不能因此而片面的分离道德与法律。

道德与法律到底何种关系？ A、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和最终评价标准。通过前面所述可以知道，法律的产生是弥补道德的缺陷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内在要求，从某种程度上说，法律产生于道德的基础之上，而最早期的法律往往为义务性道德的转化也正说明了这一点。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才不断完善，成为以权利为本位的社会规范，但这也得以基本的道德为基础或者指导，正如伯尔曼所说：“无论对基督教还是犹太教，爱都是被认为法律本身之所在，而法律既包括其具体行为，也包括其抽象的道德，都要成为爱的体现。”这里的爱应当包含道德、正义等法律价值，所以一旦法律没有爱或者说道德内涵，法律就丧失了其应有之义，也就缺乏让人信仰并遵守的理由。B、道德对法律的修正补充作用。由于法律强调稳定性并且通过文字来表达，法律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僵化性、滞后性以及作用范围的有限性等局限，而且法律规范是对某一类行为或者社会关系的抽象概括，这就使得司法活动中某一个法律或者法律规范的适用可能会导致实体不公正甚至会严重违反立法本意或者人类基本价值，那么此时就需要法律原则乃至道德来修正法律，确保法律与法律适用的正义性。“一种非正义的，非理性的法律根本不是法律，而是对法律的歪曲。”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国》中也曾举过一则案例：埃尔默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他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因此他杀害了他的祖父。纽约州法院针对该案例确立了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从中可知，道德对法律的修正补充作用。C、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和司法的最终评价标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就当然的高于法律，也不意味着司法活动必须以道德为基础评价标准，因为在法治国家处理社会问题必须优先法律为准，这是法律至上性的基本要求。如果直接将道德作为社会行为的准则，道德的不确定性就会使人们陷入没完没了的争论之中，从而不可能形成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所以应该严格限制道德的对法律的否定评价修改作用，只有在法律本身严重违反社会道德、或者适用法律规范和法律原则均可能会出现个案不公正，才能运用道德来能动处理。D、法律独立于道德。一方面法律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政治、宗教、道德、习惯都对法律的产生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着法律本身依附于这些而存在，法律有其存在的独立价值与属性，法律是与道德、宗教、政治并列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意识。另一方面，由于道德并非法律的唯一内在要素，法律在反映基本道德要求的同时，也需体现社会存在和其他社会意识尤其是统治阶级意志，因此并不能片面的说法律是道德的范畴，或者说法律就是道德的外化形式。E、法律保障和促进道德的实现。从上文可知，从某种程度来说，法律的产生就是为了弥补道德的缺陷。在规范方式上，道德由于其是通过内在机制来调整外在关系与行为，道德的救济也是通过社会舆论、公共谴责而进行的一种精神性的、非物理强制性的救济，这种救济由于缺乏强制力，使得道德往往难以实现。而法律则可以将基本道德义务法律化，运用强制力来保障基本道德价值，从而促进道德的实现，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将法律称为“最低限度道德义务”的原因。
实质上，关于法律与道德/法律精神的争议，恶法非法这一结论是无争议的，但是在实务中更常见的则是具体适用规范出现问题。从应然的角度来说，法律显然需要在满足法的形式要求之外，还应当符合法律精神。但是，由于法律精神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多元价值，导致在立法或者法的实施中，出现如果严格使用法律才会导致个案不公的情形。洞穴奇案基本上属于此类，还有类似的六个人受伤，如果不救其中某人刚好可以利用他的器官救助其他五人，如果都救助，则可能一个都救不活，最后医生不救助某人而利用其器官救活了其他5个是否构成故意杀人？

对于该问题，实际上是无解的，如果纯粹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当然是属于犯罪。但是如果从道德角度出发，似乎可以免除刑罚。个人感觉无解

㈦ 道德与法律的冲突

解答如下：
第一、能理解亲生和养育父母双方的心情，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啊！生者内父母心，养者恩如容山啊，但在道德和法律面前，唯有私情服从于公法。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首先明确其收养关系是否的合法、有效。该法第二、第三条明确规定“ 收养应当有利于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抚养、成长，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并不得违背社会公德； 收养不得违背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登记形成养父母子女关系。”如果违反了该条款“登记形成养父母子女关系”也属无效，应被解除收养关系。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和本法规定的收养行为无法律效力。 如符合收养条件的例外。

第三、从被收养人“六岁”的年龄来分析，根据《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目的尊重被收养人的意愿。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的，可以协议解除收养关系。当事人协议解除收养关系的，应当到民政部门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的登记。 生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以要求生父母适当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但因养父母虐待、遗弃养子女而解除收养关系的除外。

㈧ 怎样看待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法不违常理！
如果一部法律违背常理，那它肯定就是部错法，而且肯定不回会予以执行。
为救护答生命而致人重伤或死亡，属于正当防护，是不违法的。
见死不救是因为根据法律人们没有救助的义务，也不违法。
法律是人们日常生活规范的底线，而道德则是在法律之上的，所以有时违背道德准则却不一定违背法律。
希望能帮到你~

㈨ 当道德和法律产生冲突，我们是遵循道德还是服从法律

当然是法律。这是因为：
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所禁止版和谴责的行为；凡权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所培养和倡导的行为。反言之，许多道德观念也体现在法律之中，许多道德问题也是可以诉求法律解决的问题。

㈩ 如何解决道德与法律的冲突

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5〕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法律与道德因存在差别而有不可调合之矛盾，同时又因二者之间的联系使矛盾之协调成为可能。
道德法律化使社会规范系统中道德与法律的结构趋于合理，以实现系统本身的功能优化。通过立法确认某些道德标准为法律标准。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法是德的附庸，贬抑了法的作用，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进行结构重组，建立全新的德法并治的二元制法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