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立法

1. 诗人屈原一生忠君爱国，至死不悔。哪句话就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求索精神的根源
一方面源于屈原对楚国深沉而真挚的爱，这就涉及他的家世，屈原的远祖是传说中的古帝高阳氏。据《史书?楚世家》记载，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国的创始人，姓芈。周文王时，季连的后代叫鬻熊。鬻熊以后，楚以熊为氏，后来姓氏不分，楚国又姓熊。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在“楚”这个地方，即丹阳（今湖北秭归）。传至楚武王熊达，熊达的儿子瑕，被封食采邑在“屈”这个地方，后代就以所封的地名“屈”为氏，屈是楚国芈姓的分支，所以从家世渊源来讲，屈原和楚王同姓，同一始祖。这就使得他具有浓厚的宗教血缘情感，必然忠于宗族的最高首领――君主。国君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的象征，而且只有通过国君才能实现自己的兴国理想。所以，屈原的忠君是他爱国思想的一部分，他的爱国之情，是和宗族感情连在一起的。他对祖先的深情追认“帝高阳之苗裔兮，朕黄考曰伯庸”，就是一种宗族感情的流露。屈原的贵族出身还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思想上忠君等于爱国，爱国必须忠君的观念溶于一体，不可动摇。这些就使得他对楚国有“深固难徙”的骨肉之情。
另一方面还源与他执著、独立不迁的个性，“独立不迁”这四个字出自屈原早年的作品《橘颂》。《橘颂》前半赞颂橘树的美好品质，一开头就说：“后皇嘉树，橘徕(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后半借橘树寄托自己的人格，又说：“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橘颂》表现的是诗人“不迁”的精神品质，这“不迁”不仅表现为自我人格的坚守，还表现为“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与“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社会品性。屈原把这种“不迁”的精神推而广之，便成为他坚定不屈的人格，边成为他人生的中流砥柱。他说：“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流”既是《离骚》所说：“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横”既《孟子》所说：“待我以横逆。”屈原正是要逆于那 “时俗之流从”的，《说文》：“横，阑木也。”所谓“横而不流”也就是《渔父》所说的“众人皆醉我独醒”。《橘颂》所说的“苏世独立”，王逸注：“苏，寤也”。这种觉醒精神、独立不迁的个性如一股山泉发挥在他对“美政”、真理的求索过程中。
二、屈原求索精神的内涵
屈原的求索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不仅表现在他对追求“美政”孜孜不倦的追求，还表现在他对真理的大胆怀疑、大胆探索（求索精神的两个方面，你好像着重写“美政”，而第二个方面，你放在“举贤授能”里写，其实可以抽出来单独写）
屈原的美政理想主要表现在两个个方面
1、 立法强国
“国富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 。”屈原在诗中鲜明地提出了变革的政治纲领，国家富强，要靠法度，法度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和途径，就像架车、乘马，必须要有“辔衔”、有“舟楫”。 “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 乘泛?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 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惜往日》）”，
屈原强调“法度”而反对“心治”，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共同主张。《韩非子?用人》中强调：“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中不能成一轮。”屈原和韩非子都认为违背法度，采用“心治”会危害国家治理，这也是楚国当时的现实：“固时俗之工巧兮，湎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因此，屈原“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惜往日》）。这里的“先功”就是楚国历史上主张变法图强的先王、先贤，汤炳正先生〈〈“先工及其他〉〉，以为即楚庄王、楚康王、楚悼王，也就是《离骚》所称述的“三后”。尤其是楚悼王用吴起变法，“明法审令”，以致国家强大起来。这些说明，只有“立法”，国家才会富强，这既是“先工”成功的历史经验，也是屈原面对现实，必然作出的选择。
2、 举贤授能
举贤授能，既是自古以来的政治主张，也是智力国家的重要措施。这是任何一个新兴的政治集团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重要保证，并且也是一个进步的政治集团的标志。屈原通过赞赏古代历史上举贤授能的圣君贤臣的典范，来表达他对阻碍变革的就贵族集团的反对，以及对新兴力量的渴望。“说（音“悦”）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 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 在屈原的作品中，不断反复地讴歌着这些举贤授能的例子。又如在（《惜往日》）里，他又写到：“闻百里奚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
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
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
屈原诗中所讴歌的这些举贤授能的例子，在从前的典籍中也有陈述，但屈原的诗却着重强调了这些贤能的出生卑微：伊尹“烹于庖厨”，傅说“筑于傅岩”，吕望“屠于朝歌”，宁戚“歌而饭牛”，百里奚则“为虏”。这种突出表现了屈原主张的“举贤授能”是不羞于卑贱，要突破阶级局限，而真正为贤是用。
从屈原的“美政”主张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代表历史潮流的进步人物, 他的“美政”思想是符合当时客观要求的进步主张的。正是由于屈原“美政”的进步性, 以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旧势力才竭力地在楚王面前诬陷他，“心害其能”而使楚怀王“怒而疏屈平”, 加上楚王昏庸无能, 不能体察他的忠诚, 反而听信谗言, 任用佞臣, 不仅对屈原的治国方案不予采纳，反而将他疏远、流放。屈原遭到君王的疏远，离开了政治舞台，但是屈原执著和独立不迁的个性，势必使得屈原不甘于被疏、被逐，即使离开了政治中心，对政治不能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诗人心灵的抗争不会停止。
《离骚》诗人虚拟了女须对他的劝告，“鲧悻直以亡身兮”，《山海经》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从这里的记载可以看出，鲧的悻直主要是不听帝命，窃帝息壤以湮洪水，因而被帝杀死于羽郊。鲧的行为与悲壮结局，颇类似于普罗米修斯为了人间的光明窃取火种的壮举，而鲧又是一位不惜以死直谏的人物。女须在这里举鲧悻直以亡身的例子，对于屈原来说可以说是前车之鉴，因为他们都是正义的代表。但他不顾女须的劝告，决心再作一次努力，来挽救楚国危亡的命运。希望自己恪守的人生价值得到确正，故远征阮湘，陈辞重华。他被一种新的希望鼓舞着，充满信心地开始了上下求索。他在人间得不到理解，便到天国去求天神。然而天上地下一样的浑浊，屈原的第一次求索失望了。但是，屈原并没有因为上天无路的失望而停止求索，他的可贵之处是能够在失望中坚持追求光明，在痛苦中不断到寻求希望。他又怀着渴望的心情去追求古代的美女。但是诗人三次求女均以失败告终，在诗人的追求过程中毫无《诗经》中如《周南?关雎》、《秦风?兼葭》、等一些爱情诗所表现的虽有追求的痛苦、艰难却仍然流露出丝丝希望。诗人三次“求女”，要么因“信美而无礼”，要么因“理弱而媒拙”，诗人的愿望无法实现。世无知音而屈原偏偏要追求，这种失望与希望的情感冲突、失败与追求轮番交替，最为本质地凸显出诗人的精神追求的艰难， 上叩帝阍与三次求女的失败，象征着诗人于楚国寻求实现理想、确正自身的精神追求的失败，而屈原执著不迁的个性和他对楚国难以割舍的情感又势必使诗人继续追求下去，尚有一丝希望可以使诗人的理想得到实现。诗人以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的方式，通过与灵氛、巫咸的对话，继续显赫上征天庭、下求佚女所蕴涵的精神追求。灵氛、巫咸劝他去国求君，如果说去国求女诗人尚可勉之，那么，去国求君则要进行一次更为艰难的精神抉择了。所以诗人说“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诗人“犹豫而狐疑”的与其说是对去国求君的吉凶的怀疑，不如说是去国求君触及到了诗人最为本质的精神基点――对楚国真挚而有深沉的爱，诗人将自我所投住的社会是诗人自我引以为自豪与骄傲的楚国，而诗人远逝自疏求君，无疑说是变了相的改变了诗人的精神追求。所以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不肯离开楚国一步。始终以祖国的兴旺、人民的疾苦为念，屈原在放逐中叹息道：“哀吾生之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对楚国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都怀着朴素的深沉的感情，致死也不愿离开楚国的怀抱，他时时依恋着故土，频频回首，殷切的怀念故都，“黄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淮兮，蜷局顾而不行。”他义无返顾的选择了死，“宁赴湘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
屈原在寻求理想的途径上，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始终把改革楚政，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在楚王身上。《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心系怀王”“冀兴君之一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而且，他始终坚持“独立不迁”，坚持他的那一种人格完善意识。这一种蕴积强大人格力量的执着在苦难的生命历程中，在刀光剑影的政治沙场上，有时就变味成了“执迷不悟”。因为执着，他不能象他的先人孔子那样“出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他是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也偏要谋其政；也不能象他的同代人纵横家们那样“朝秦暮楚”，择国而仕，不能象庄子那样游悠物外，不论是非，他不计利害、不思后果地抨击时弊，从而成了昏君群小眼中的“钉子”；更不能象他的后人如陶渊明，顿悟入菊园悠然看南山，如李白，有酒、有道、有仙气，从而笑傲王侯、相忘江湖，如苏轼，有佛老之心，贬杭州就修苏堤，到岭南就品荔枝。他不是试着消解忧愤，而是永远用高涨的激情去面对溷浊的现实，从而把忧愤推向了极致。因为执着，他崇圣，认定“先王”之“美政”是唯一光明之路；他爱国，死都不肯离开楚国，他要振兴他的国家；他恋君，把希望都错搭在了昏庸无能的楚王这辆破车上。因为执着，他认为，修美治善定能改变现实，且始终以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姿态苦苦奋斗，他纯真至美的眼眸让他看到世俗的卑劣、世事的可怀疑，于是，他不停地批判，攻击来时，他又死不肯改悔。他不能见容于那个特定的黑暗社会，而且，因为自身认知避免不了的片面性，他自己也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心灵矛盾的折磨之中，他成了孤军奋战的“唐吉诃德”，他遭受着“世溷浊而莫余知”。《涉江》）的苦闷，也品尝着“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的孤寂。到头来，正象刘熙载《艺概》中所说的那样“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无情的现实击碎了他的美好幻想，最终宣告了他的悲剧结局，自投汨罗江，葬身鱼腹。
屈原不仅是一个的诗人、政治家、还是一个冷静的哲人，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许多既成的事实，老辈留下的传统，都要经过他自己的理性加以思考，然后决定取舍扬弃。《天问》是《楚辞》中最奇特的一首诗，诗歌几乎全以问句组成，从宇宙的起源，天体的形成，地理的结构到人事历史的兴亡的命运，以及传统的价值观念，历史陈说，一共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历史、政治等许多方面，集中地表现了他的怀疑精神与探索精神，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执著的求索精神。关于“天问”二字，历来解释不同。王逸认为“天问”就是“问天”，屈原借着问天“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洪兴祖说：“天固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耳。楚之兴衰，天邪，人邪? 吾之用舍，天邪，人邪? 国无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 此《天问》所为作也。”他们都以为《天问》像《离骚》一样，是寄托忧愤之作。这种解释固然符合屈原作品总的思想感情，但并不完全切合《天问》的实际内容。《天问》所提的问题其实包括两类：一类是知识性的，如“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一蛇吞象，厥大如何? ”另一类是政治性的，如“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 何恶辅弼，谗谄是服? ”屈原的愤闷。再从屈原发问的方式来看，也有两种不同的问法。一种属于不明而问，如“增城九重，其高几里? ”“东流不溢，孰知其故? ”目的在于弄清答案。另一种属于不解而问，如“比干何逆，而抑沉之? 雷开阿顺，而赐封之? ”明明有现成的答案，屈原对它提出怀疑和质问。
另一方面看，《天问》是屈原在流放途中而作，屈原放逐，精神上遭受的打击很大，他的“美政”楚王不予采纳，他的忧国忧民之心无人理解。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苦心培养了一批人才，希望他们茁壮成长，将来能为国家作出贡献。可是，这些人才大多蜕化变质了。诗人感到苦闷和无奈，所以他要仰天发问，希望“天”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然而“天”并不通人情，没有应答，“天”只不过是中国文化情结的体现（天、地、君、亲、师），天毋庸问，儒家的“天”既聋又哑，问了也得不到解答，但他却非要问天？问天不就意味着他的信念发生危机？不就意味着对天命论和历史王道的怀疑？“帝乃降观，下逢伊挚，何条放致罚，而黎服大说？”（《天问》）上天既授命于夏，为什么伊尹能够助汤将桀流放？“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天问》）商既上承天意而有天下，为什么又遭灭亡？但怀疑并不代表放弃和改变，恰恰相反，身心受到委屈的屈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并没有放弃君子人格，也没有忘记先圣先贤耳提面命式的遗训：“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涉江》）。他的信念仍然没有改变：“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哀郢》）他踮足四望，寻找着郢都的方向，盼望着能有回去的一天。他把希望仍寄托于“天”，寄托于国君，尽管时政日下， 国君只要远小人而近君子，举贤授能，他一生追求的“美政”理想仍然可以实现。屈原之所以历经磨难而不改初衷，甚至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坚持其理想和节操，是因为他很以自己与生俱来的禀赋而自豪，称之为“内美”，同时又重视对自己的美好品德加强修养而抵御世风世俗，称之为“外修”，“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离骚》）就在其“内外兼修”的过程中开始了漫长的上下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所以《天问》这首时不仅表现了他的怀疑精神和探索精神，还表现了他对理想的执著追求。
三、屈原求索精神的现实意义
屈原就如一条小飞蛾，他永远有对光明的追求之愿，就是在受到排挤，被放逐之后，依然无怨无悔，忧国忧民。以屈原的智慧，应该对当时的形势判断的很清楚，秦国国力蒸蒸日上，文治武功达到其顶点，而楚国国势衰弱，老态龙钟，实际上已经成了秦国的附庸，屈原以一己之力，想要抗衡秦国的统一趋势，实在很难，况且还要与国内的妥协投降派相斗。众人皆浊，而唯其独清，终究被一群污浊小人打败。其实后人多所赞扬的是屈原身处逆境而不改变志向的不屈不挠的奋争精神。这一点正如小飞蛾对光明的追求，后人有很多人受其影响，从其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屈原的这种精神确实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
有人说一句话可以照亮一个人生，那么我说一句话可以照亮一段历史。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腥风血雨，无数人仁志士的“上下求索”推动了华夏文明史，也凸显出不屈的民族精神。辛弃疾挥剑折胡虏，陆游心老在天山，林则徐虎门销烟 ...... 无数表现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事例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诠释。鲁迅先生在他的《彷徨》中，就曾以屈原的诗句作为书的题词：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匆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从此来鼓舞自己投入变革现实的斗争中去，当他写下这句诗的时候，一定是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一定是经过深沉的思考。路很长，有时地上还没有路，鲁迅先生做的便是开路的工作，他要踩出一条通往新生活的路，为此，他不畏流言，不俱荆棘，他的一生和屈原一样，是求索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无悔的一生！
“路漫漫其修远夕，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所表达的这种“求索”精神表现了志士人仁共同具有的进取精神，这是国家兴旺不可或缺的精神，也是我们后辈人所信奉和追求的一种高尚精神，它成为古往今来千千万万中国人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这种求索精神具有巨大的历史震撼力和时空穿透力，如群星一般在历史的天空上闪烁着不灭的光辉。我相信，只要我们的民族存在，屈原的求索精神就会绵绵不绝，延绵不绝地传下去。

2. 秦代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与前代有什么不同 完成

秦代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与前代有什么不同， 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与制度

1.春秋时期法制发展概况

郑、晋、楚各国的立法

郑国：第一次是郑简公三十年，即周景王九年（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鉴于当时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旧礼制的破坏，因而“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第二次是郑献公十三年，即周敬王十九年（公元前501年），“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 晋国：晋国自文公以后，曾四次制定法律。 第一次是晋文公称霸时期，即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 作“被庐之法”。 第二次是赵盾（即赵宣子）为晋国执政时制定的“常法”——“夷蒐之法”。 第三次是范宣子制定的刑书。 第四次是公元前513年，晋国大臣赵鞅、荀寅将范宣子制定的并未“宣示下民”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公布于众。这是晋国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

楚国：在春秋时曾两次制定法律。

第一次是楚文王时“作仆区法”。

第二次是楚庄王时作茆门法。

战国时期法制发展概况

1、战国时期的成文法运动

2、各诸侯国法律制度的转型

⑴法律性质的转变——奴隶制法律转变为封建制法律

①维护封建财产所有权。

②以封建等级制取代奴隶等级制。

③建立并巩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⑵法律内容的变化

①法律调整的范围扩大，规定更加具体细密。

②刑罚从野蛮走向文明，出现了新的刑种。

3、《法经》的出现 《法经》是战国时期立法的典型代表，也是春秋以来成文法运动的总结，其体例和内容，初步确立了封建法制的基本原则和体系，为秦汉以后的封建成文法典的 完善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与秦国法制

商鞅变法

第一次变法是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一说是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这次变法的重点是打击奴隶主旧贵族的政治势力。主要内容有四方面：第一，制定了“连坐法”，即“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第二，奖励告奸。“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第三，奖励农业生产。垦草令：“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第四，奖励军功。“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第二次变法是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这次变法的重点是废除奴隶制的土地制度。具体内容主要有：第一，重申“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禁令。又宣布“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第二，取消分封制，普遍建立郡县制。“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第三，废除井田制，建立封建土地私有制。具体办法是：“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实行按亩收税，并准许土地买卖。第四，统一度量衡制度。

秦国法制概况

商鞅首先改“法”为“律”。清末著名法制改革家沈家本曾说：“商鞅改法为律，谓改李悝之六法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也。” 商鞅变法的意义 商鞅变法的改革措施，一方面清理了旧贵族的政治经济势力，另一方面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使秦国一跃而成为令人畏惧的“战国七雄”之首的强国，为后来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商鞅以《法经》为蓝本制定的秦律，对于秦法制的统一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秦汉以后的封建法典都以“律”为名。

分析：

总结上述材料，进行对比可以明显的看到春秋、战国、秦朝这三个时期法律发展的过程与其总体方向。 在旧礼制被破坏崩塌的春秋时期，“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开创了中国法制史成文法的先河与惯例。

在法律制度方面，比较春秋与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就可以发现，“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已经将原始的奴隶制法律转变为封建制法律。这是新兴地主阶级用以指导立法的思想， 其心是取消旧奴隶主贵族在法律上享受的特权，它打破了奴隶制 “ 刑不上大夫 ” 的壁垒。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从这条法律也不难看出，法律调整的范围扩大，规定更加具体细密。刑罚从野蛮走向文明，出现了新的刑种。 “ 行刑，重其轻者 ” 。指在执行刑罚时，加重对轻罪的刑罚。 “ 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 。请罪重罚的模式体系，同样对后世影响颇大。

同时，从法经将法律的总原则、 通例专列一篇，而与其他篇章相对应的编制体例可以看出《法经》的立法技巧已初步走向成熟 ，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封建法典，为以后历代法典的滥觞。

那么，将目光放在秦朝，可以看到秦律，在秦律之中，既可以看到来自前朝奴隶制社会法制的影子，又可以看到通过对于奴隶制制度的限制规范，达到加强中央集权和维持更广范围社会稳定的特点。

第一，革除旧法，残存旧制。在春秋战国时期新旧制度的交替过程中，秦律作为一部维护新 生制度的成文法，明确规定了一些限制奴隶制的法律内容。

第二，重法轻礼，厉行“法治”。在先秦法家“法治”原则的指导下，秦政权放弃“礼治” 思想，坚持“明法度，定律令”，通过焚书坑儒、统一思想、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等 手段，确立了君主专制集权的法律制度与独裁统治，使秦律具有重法轻礼、厉行“法治”的鲜明特征。

第三，重刑轻罪，刑罚严酷。秦律继承先秦法家“重刑轻罪”的定罪量刑原则，制定了一套严酷残暴的刑罚制度。

第四，内容丰富，体系繁杂。如前所述，秦律内容非常丰富，调整范围相当广泛。

总结：

从以上材料和材料分析可以看出，秦代前与秦朝的法律发展主要趋势是由不成文法发 展向成文法，由奴隶制法律发展为封建制法律，由“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法转向普遍的全民法，其法律体系也从散乱变得有体有制。

究其根本，“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从秦代前朝与秦朝日益发达昌明的农业、手工业、冶炼业，其经济发展也逐渐强大。获得一定资本的庶民阶层就不会甘心受到奴隶主的压迫，肯定要推动对奴隶制法律的改革。而作为全国最大地主的皇帝，更是要以中央集权的方法建立强大的管理体系。

同时，经过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其中推崇“法制”的法家代表人商鞅、韩非、李斯等人在秦朝影响力极大，对于其“法制”思想的推动也不言而喻。 综上所述，其推动和改变秦代以及之前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的多重作用叠加下的产物。

3. 复姓的形成

复姓的来源
复姓的来历，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以地名为姓。例如，楚庄王的小儿子名子兰，被封为上官大夫。上官，地名
，在今河南滑县东南。子兰的后裔世世代代定居在这里，便以上官作了姓氏。又如
欧阳姓，本禹王之后。禹的儿子启建立夏朝，到少康时，封庶子无余于今浙江绍兴
，建立越国。公元前306年，越国被楚国所灭，亡国之君无疆的儿子名蹄，受封于
乌程（今浙江吴兴）的欧余山之南。古时称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所以蹄
又被称为欧阳亭侯。其后遂以欧阳为姓氏。属于此类的还有贺兰（山名），羊舌，
百里（邑名）、澹台（湖名）等姓。
二,是以官爵为姓。公元前445前，杞国亡于楚，杞简公之弟佗逃到鲁国。鲁悼公因
其本为夏王族之后，予以优待，封爵为侯，世称夏侯。以后，佗的子孙就用夏侯作
了姓氏。西周开始，朝廷设有司徒、司空、司马的官职。司徒掌管土地和人口，司
空掌管工程建筑，司马掌管军政和军赋。这些职官权重位尊，显赫一时，他们的族
人引以为荣，便将官职拿来作了姓氏。属于此类的还有太史、司寇、乐正、少正、
宗政等等。

三,是以方位为姓。东方之姓，出自上古伏羲氏。按《周易》八封推算，伏羲氏出
于“震”卦，位主东方，于是伏羲后裔的一支，就以“东方”为姓。与此同类的还
有北宫、东宫、南门、西门等姓。周文王之后姬括，世代袭为卫国上卿，居住在京
都北宫门外，于是以北宫为姓。春秋之时，郑国某大夫居于西门，其后人便姓了“
西门”。

四,是以血缘关系为姓。夏、裔、周三代，禄爵之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
公爵居五等之首，荣耀至极。他们的后人，纷纷自称“公孙”，以显血统高贵。所
以《广韵》记载：
“古封公之后，皆自称公孙，故其姓多，非一族也。”

五,是以次第为姓。西汉建国后，为翦除地方豪强势力，将齐国田氏诸后迁徙到诸
陵，各支依住宅排列次序，分别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
第八作了姓氏。

六,是以社会影响为姓。春秋时代，鲁国的学者少正卯，聚徒授学，使得“孔子之
门三盈三虚”，声誉鹊起，世称闻人，他的后裔便拿“闻人”作了姓氏。

七,是以少数民族的特殊称呼为姓。如赫连、单于、呼延（匈奴族）；拓跋、宇文
、慕容、独孤（鲜卑族）等等。

由于复姓毕竟不如单姓简洁明快，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复姓的家族陆续改成
了单姓。例如，欧阳改作欧，司马改作司，澹名改作台，公羊改作公，宗政改作宗
，慕容改作慕。这样一来，复姓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少，有的复姓甚至因
此而消亡。当年孔子的72位弟子中，复姓者竟然有23人（端木、颛孙、澹台、公冶
、南宫、公皙、漆雕、公伯、司马、公西、巫马、公孙、公祖、公良、公夏、壤驷
、奚容、公肩、句井、罕父、左人、步叔、叔仲），直到东汉时代的《风谷通义。
姓氏》所收500个姓氏中，复姓还占了三分之一。而到了北宋时代的《百家姓》，
所收438年姓氏中，复姓所占比例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只有30个。《续百家姓》所
收596个姓中，复姓有76个，也只占总数的八分之一。有人统计，现今汉民族
广泛使用的3000多个姓氏中，复姓只有250多个，约占8%。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复姓人数的减少是一种基本趋势。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
，随着同名同姓现象的日趋严重，人们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时，想到了用复姓取
代单姓，不失为办法之一。当然，这里说的复姓，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司马、诸葛
等复姓有所不同。它没有固定的用字构成，而是由父母双方的姓连缀而成，例如：
张王、李陈、邓郭等等。其实，这种方法古已有之。女子出嫁后，将丈夫的姓加在
自己的姓之前，称为金王氏、林田氏等等，实质上形成了一类特殊的复姓。现在港
、澳地区，有的女性仍然保持了这一命名方式，婚后将夫姓冠于己姓之前，如
1996年底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议员的杜叶锡恩、范徐丽泰、林贝聿嘉、
周梁淑怡、曹王敏贤、梁刘柔芬。虽然这一方式多少带有历史形成的性别不平等的
痕迹，但它也提供了一条思路，即兼取男女双方（或夫妻、或父母）之姓，可以构
成变化多端、数量极为庞大的复姓种类，从而大大减少姓名相同带来的诸多麻烦。
可以想见，如果这种取姓命名方式能够得到社会的接受并逐渐推广开去，那么复姓
的人数将会出现回升的趋势，这无疑是一种有趣的社会现象。
参考资料：http://www.pkucn.com/archiver/?tid-183211.html

4. 楚国为什么不在春秋楚庄王时期直接灭掉晋国

西周春秋时期的晋国霸业

商纣失道，今山西境内方国纷纷叛殷归周，如虞(今平陆北)、芮(今芮城县西)等。不顺周者，即以灭杀，如黎(今长治东北)。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武王克殷，建立周朝。周成王即位后，封弟叔虞于唐，叔虞死，其子燮父将国号由唐改晋，延用600年。

周宣王静四十三年(前785)，晋穆公死，其弟殇叔继为晋君，穆公长子仇出奔避难。此为晋国第一次打破嫡长继承制。周幽王宫涅元年(前781)，太子仇袭杀殇叔，夺回政权，是为晋文侯。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周室衰危，翌年晋文侯与郑武公、秦襄公合力勤王，护太子宜臼(周平王)东迁洛阳，开创东周政权。周平王嘉文侯之功，赏弓矢车马具。从此晋国地位扶摇直上。周平王十一年(前760)，晋文侯杀携王余臣，结束周室二王并立局面。

?晋文侯死，其子伯继位，为晋昭侯。从晋昭侯始，至晋武公止，晋国杀君篡位斗争长达67年，连杀五君逐一君，实为春秋罕见。周惠王阆元年(前676)，晋武公子诡诸继位，是为晋献公。晋献公接受历史教训，于周惠王六年(前671)，利用异族贵姓，灭掉公族，彻底改变公族逼君局面，从此君权大固，形成以法治、尚贤、尚功、求实、重法的晋文化特点，并为晋国勃兴称霸打下坚实基础。叔虞封唐前后，周王还封了许多贵族到今山西境内立国。这些小国，密集山西南部，先后被晋国兼并，也为晋国以后称霸奠定了基础。

?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晋国发生“骊姬之乱”，献公之子重耳出逃，亡命19年，辗转八国。周襄王十六年(前636)重耳返晋复国，是为晋文公。文公即位后，在晋实行改革。据《国语·晋语》载，文公改革，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改革生产工具，奖励垦殖，发展生产力，繁荣社会经济；2.鉴于惠(晋惠公)、怀(晋怀公)党同伐异教训，大批昭雪、起用旧族，同时注意任用拔擢出身微贱而有才能的人；3.规定了奴隶制的俸禄制度，即“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由此也使整个社会成员分成许多等级。恰晋文公建政立法之际，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十七年(前635)，周襄王之弟王子带赶走襄王自立为王。晋文公为抬高晋国政治地位，打出“尊王”旗号，出兵“勤王”，平定周室之乱，迎襄王入周。此举震动诸侯。周襄王为嘉奖文公，把阳樊、温、原、州、陉等畿内八邑赐归晋国。以此，晋国有了日后出兵中原的前沿阵地。周襄王十九年(前633)晋楚两国爆发“城濮之战”，晋获全胜。同年五月，晋文公在河南荥阳大会诸侯，成为霸主，建立起以晋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晋文公称霸后，与戎狄和睦共处，促进了民族融合，传播了晋国先进经济和文化。晋文公死后，虽然晋、秦、楚、齐大国争霸之战不断，但晋国仍保持了近150年的霸主地位。周敬王三十八年(前482)，晋、吴举行“黄池之会”，吴王列兵劫盟，晋国让吴先盟，从此晋国的霸业方告结束。
http://tieba..com/f?kz=165060287

春秋时期的历史是一段大国争霸史，其中又以晋楚的一百六十年争霸最为激烈、最为引人注目。在经历了春秋初期的周郑交质、齐桓公称霸之后，郑国、齐国都迅速衰落，北方的晋国和南方的楚国都迅速强大起来。两国都大肆吞并其周边的小国，并建立了一套适合自身发展的政治、军事制度。到晋文公、楚成王年间，晋国在西方压制住了秦国的扩张，以“无礼于晋”的名义征伐郑、卫、曹等国，并在城濮之战（前632年）中击溃了楚国及其仆从国的联军，正式拉开了晋楚争霸的序幕。

此后160年中，晋楚两国围绕着对中原各小国的宗主权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霸战争，郑国、宋国、曹国、鲁国等中原诸侯成了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有趣的是，晋楚两国主力部队的直接交战并不多，前后只有城濮之战（前632年）、泌之战（前597年）、鄢陵之战（前575年）三次大规模冲突。绝大部分战争是发生在大国与小国之间，晋国、楚国经常轮流讨伐不遵从它们的小国，如郑国就曾经连续几年遭受两国武力威胁，一旦倒向楚国，晋国就来征伐；一旦与晋国结盟，楚国又来征伐。晋、楚两个大国还向它们的仆从国征收非常沉重的贡赋，并要求这些仆从国在战争时出兵助战，当大国争霸的炮灰。而与晋、楚并列的秦、齐两个大国，虽然处境比小国稍好，但也经常卷入大国争霸的战争中。晋国曾经和秦国多次作战，秦国和楚国结成同盟，经常在晋国主力南下争霸时趁虚而入，侵袭晋国；而齐国原先也曾与楚国合谋伐晋，但在案（安+革）之战（前589年）中被晋国打的大败，此后又连续被晋国讨伐，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从此齐国君主只得到晋国朝见，承认晋国在北方的霸权。晋楚争霸的局面，逐渐演变为齐-晋同盟与秦-楚同盟争霸的局面，当然，争霸的主力还是晋、楚两国。

楚共王年间，晋国连续在案之战、鄢陵之战中打败齐国、楚国，又率领诸侯远征秦国，秦国被迫闭门坚守，晋国的霸业达到了最高峰。晋国还派人到楚国的邻邦——吴国，教授他们使用战车、排列战阵的方法，并唆使他们不断进攻楚国，楚国顾此失彼，难以全力投入中原争霸，郑国、蔡国等也纷纷倒向晋国。但好景不长，晋国很快发生内乱，先是晋厉公与执政大臣发生武装冲突，然后又是执政诸卿连续内讧，晋国境内的戎、狄等少数民族也开始背叛晋国。齐国也趁机撕毁了与晋国的盟约，挥师攻晋直至太行山。此时，晋国人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执政诸卿的内讧上，晋侯的权力越来越小，执政诸卿也不再热中于出兵争霸。晋国的霸业开始动摇。

前546年，在宋国的斡旋之下，晋、楚终于在宋国都城之外进行了四十年来的第一次会盟，虽然这次会盟的气氛很不友好，但毕竟迈出了和平的第一步。大部分中原诸侯也都参与了这次会盟。在歃血时，楚国人坚持第一个歃血，以取得盟主的名分；此时晋国的实力已经下降，也不愿意和楚国闹翻，就同意由楚国先歃血。这标志着晋国极盛时代的结束。晋、楚两国共同约定：晋、楚地位相等，齐、秦两国不向任何一个国家进贡，其他中原诸侯必须同时向晋、楚两国进贡，并且亲自到晋、楚去拜见盟主。虽然楚国对中原诸侯仍然蛮横无信，但它的军事力量已经复苏，且有楚灵王这样野心勃勃的君主，中原各国不得不再次向它低头。郑国的子产向晋国提出减少诸侯的贡赋，居然被赵文子接受，这也是晋国霸业衰落的一个缩影。

前538年，野心勃勃的楚灵王终于在申地会盟诸侯，除了晋、鲁、曹、卫、邾之外的所有中原诸侯都参与了会盟，连越国都派大夫参与了。在这次会盟上，楚灵王傲慢无礼，中原诸侯都怀有贰心。由于吴国仍然在不断威胁楚国，楚国的霸业也并不稳固，必须部署大量军队防御吴国。楚灵王本来就是杀死侄子才上台的，在国内也存在许多反对力量；但他不注意加强内部团结，反而一心穷兵黩武。在他统治后期，先后灭亡了陈、蔡两国，违反了当时的国际准则（一般不灭亡较大的诸侯国）。楚灵王还修建东、西两座不羹城，在陈、蔡、不羹部署重兵威胁中原诸侯，楚国不稳固的霸业就这样达到了一个虚假的顶峰。

楚灵王有一套浩大的战争计划：从郑国手中夺走许国的故地（今河南许昌），逼迫周天子交出九鼎，征服徐国，打败吴国，让晋国彻底屈服等等。但他的穷兵黩武终于招致了悲惨的下场，被自己的兄弟公子比、公子析、公子弃疾等联合推翻。公子弃疾最终即位，成为楚平王，并恢复了陈国、蔡国、许国的独立地位。此时，晋国的内乱已经非常严重，形成了知、韩、赵、魏、范、中行六卿专权的局面，卿大夫互相攻打如仇雠，公室的力量空前衰落。而齐国的公室也开始衰落，执政大夫田氏开始专权。中原大国纷纷衰落，给了南方的吴、越以崛起的机会。到楚平王、晋昭公年间，晋楚两家争霸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新的霸主——吴、越即将登场。

前506年，吴王阖闾伐楚，攻陷楚国都城郢，楚国借助秦国的支援才免于亡国。此后吴王夫差热中于争霸中原，打败了齐国，又在黄池与晋国会盟。楚国趁吴国注意力转移的机会，迅速恢复了军力，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先后消灭了臣服于吴国的唐国、蔡国、陈国，巩固了北方和东方的边境，重新成为强国。而吴国却始终忽略了越国的重大威胁，并最终在前473年为越国灭亡。而晋国也是内乱不断，赵氏驱逐了范氏、中行氏两家执政大夫，又与卫国、齐国等连续交战，四卿并列的局势形成。此时离三家分晋，只有14年的时间了。杜预说的好，此时的晋国“早已失霸”，而楚国更是险些亡国，晋楚争霸的局势，到此可以正式划上一个句号了。

在长达160年的争霸史中，晋楚两国一共吞并了近50个诸侯国，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战争，小规模冲突不计其数。双方会盟、交质不下十次，堪称古代国际政治不可多得的标准。两国争夺霸权的战争，最终却以两国都筋疲力尽、退出霸主的候选行列而告终。此后晋国迅速分裂为韩、赵、魏三国，战国七雄的格局形成。

总结晋楚的160年争霸，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阶段：

1、晋国优势阶段 （楚成王、楚穆王时期，即晋文公、晋襄公、晋灵公时期）

这段时期最大的历史事件是城濮之战，晋国大胜

2、楚国优势阶段（楚庄王和楚共王初期，即晋灵公之后到晋平公之前）

这段时期最大的历史事件是袐地之战，楚国全面胜利。

3、晋楚相持，晋国略占优势阶段（直到春秋结束）

这段时期除了鄢陵之战晋国不战而胜，没有爆发其他大战。

城濮之战中，晋文公的军队击溃了楚令尹子玉率领的楚、陈、蔡等国联军，不仅获得了郑、卫、曹的支持，也拉拢了陈、蔡、许等楚国的仆从国。楚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方城山、汉水以南的地区，是楚国本土，几乎从来没有敌国进入这个地区（直到吴国攻陷郢都）；第二是申、息、邓、陨等楚国的边邑，都是很早被楚国征服的小国，“申息之师”是楚国的一支精锐部队，楚国就是以这些边邑为基地入侵中原的；第三是陈、蔡、许等楚国的仆从国，这些国家离楚国很近，被楚国的军力所威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依附于楚国；第四是郑、曹、卫、鲁等中原诸侯，是楚国和晋国争夺的焦点，也是春秋时代战争最频繁的地区。现在晋国不但完全制服了中立国，击败了楚国的仆从国，还掳掠了楚国方城山附近的边邑，这对楚国是一种严重的侮辱、挑衅。

晋国的威望不仅来自于军事力量，也来自周天子对它的信任。晋国是当时大国中唯一的姬姓诸侯（齐、秦都是异姓），比楚国这种“蛮夷之邦”显然有更强的号召力；晋文公曾出兵帮助周襄王复位，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第二个赢得“尊王攘夷”美名的人，晋文公的会盟甚至招来了周天子参加。作为姬姓中最大的国家，晋国称霸比楚国称霸更符合大部分姬姓诸侯的利益。

到楚穆王时期，由于晋文公去世，晋国势力有所下降。楚穆王北进又吞并了许多小国，并重新拉拢了曾一度臣服于晋国的许、蔡、陈等国。到了楚穆王之子楚庄王即位，翻天覆地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楚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方城山、汉水以南的地区，是楚国本土，几乎从来没有敌国进入这个地区（直到吴国攻陷郢都）；第二是申、息、邓、陨等楚国的边邑，都是很早被楚国征服的小国，“申息之师”是楚国的一支精锐部队，楚国就是以这些边邑为基地入侵中原的；第三是陈、蔡、许等楚国的仆从国，这些国家离楚国很近，被楚国的军力所威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依附于楚国；第四是郑、曹、卫、鲁等中原诸侯，是楚国和晋国争夺的焦点，也是春秋时代战争最频繁的地区。

在春秋早期（楚武王时期），楚国的主要政策是平定汉水以东诸侯。“汉东之国随为大”，楚国多次攻伐随国，使随国彻底成为楚的仆从国，“汉阳诸姬”也随之臣服于楚。到了楚文王时期，楚的策略由“东进”（攻略汉水以东地区）变成了“北进”（攻略淮河上游地区），申、邓、息等国都是在楚文王时期被灭亡的，楚文王还第一个采用了“县”的制度，派遣贵族官员管理申、息等县，使“申息之师”成为了楚国的重要辅助力量。陈、蔡也在此时成为楚的附庸国，楚国将它的势力范围由长江流域扩大到了淮河流域。

楚成王在位初期，没有用心于中原争霸，而是开发长江以南地区（既今湖南、江西北部），这一战略是完全正确的。楚国避开了此时不可一世的齐桓公的锋芒，改为着力营造自己的大后方。在基本平定江南后，楚国在方城山修筑了坚固的防线，并进一步拉拢陈、蔡、许等诸侯国，使这些诸侯国的仆从程度越来越深。

楚成王中期，楚国终于和中原大国发生了第一次正面冲突。齐桓公纠集诸侯讨伐楚国、蔡国，名义上是楚国不向周天子进贡，实际上是想争夺楚国的仆从国陈、蔡等。虽然楚国巧妙地说服齐国退兵，但蔡国从此就加入了齐国的势力范围，陈、许也认齐桓公为盟主，楚国的外围防线趋于崩溃。

但齐国好景不长，管仲死后，齐国霸业就开始衰落。到齐桓公去世，五公子争立，齐国甚至沦落到要靠宋国保护的程度。此时楚国的战略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既然齐国霸权已经衰落，中原没有称霸的大国，既然陈、蔡、许等国已经重新归附楚国，那么楚国为什么不尝试称霸中原？楚国对本土、对北方边邑、对淮河流域仆从国的控制都已经十分稳固，下一步就应该开始第四步争夺——控制中原诸侯了。楚成王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君主，他的争霸策略也非常明智。齐国既然已经衰落，晋国、秦国又都没有强大到称霸的程度，那么谁是楚国的第一敌人？当然是气势汹汹的宋国。

楚成王看透了宋襄公的骄傲和狂妄，实际上宋国根本没有条件成为大国，更别提称霸诸侯了。楚国在泓水之战中几乎全歼了宋国主力，宣告了楚国成为第一大国。在晋文公崛起之前，郑国、曹国、卫国甚至鲁国都承认楚国为宗主国，楚国控制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诸侯。这一短暂的时期是楚国在春秋史上最显赫的时期，此后楚国的势力范围再也没有达到如此巨大。

当时的晋国不是小国。楚国没有足够的实力消灭它。战国后的三家分晋就可以看出晋国当时的强大了。

5. 春秋战国时期的立法成就有哪些

一、成文法的公布及郑、晋、楚各国的立法概况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基本上沿用西周的法律。到中叶以后，由于经济基础的变革，阶级关系 的变化，从而引起法律制度的变革。总的说来，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一个重大改革，就是各 诸侯国公布了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的成文法。下面主要简述郑国、晋国、楚国制定法律的 情况。
1�郑国
郑国曾两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郑简公三十年，即周景王九年(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 子产，鉴于当时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旧礼制的破坏，因而 “ 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 。这 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第二次是郑献公十三年，即周敬王十九年(公元前501年)，郑国执政驷歂杀邓析(公元前545 年 ～前501年)，而用其竹刑。竹刑，为郑国邓析所作。他把法律条文写在竹简上，所以史称竹 刑 。竹刑的出现，在法律发展史上又是一大进步。此前的刑鼎笨重，而竹刑则便于携带和 流传。
2�晋国
晋国自文公以后，曾四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晋文公称霸时期，即文公四年(公元前633 年)， “ 作被庐之法 ” ； 第二次是赵盾(即赵宣子)为晋国执政时制定的《常法》； 第三次是范宣子制定的刑书； 第四次是范宣子所作并予以公布的刑书。这是继郑国公布成文法之后，晋国开始正式公布 成文法。晋国公布成文法曾受到孔子的批评。
3�楚国
楚国在春秋时曾两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楚文王时作《仆区法》。仆区之法犹近世的窝藏法 。第二次是楚庄王时作《茆门法》(茆，同茅)。依照《茆门法》规定，诸侯、 大夫、公子入朝时，车不得进入宫门，以保障国君的安全。
二、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
周元王元年(公年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一时期为战国时期。
(一)法制指导思想
1�厉行法治。 “ 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 这是新兴地主阶级用以指导立法的思 想， 其 中心是取消旧奴隶主贵族在法律上享受的特权，它打破了奴隶制 “ 刑不上大夫 ” 的壁垒。
2�法律公布。 “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 。 “ 布之于百姓 ” 向百姓公布法律，使人人皆知法而又有法可依，从而否定了秘密法。
3�轻罪重刑。 “ 行刑，重其轻者 ” 。指在执行刑罚时，加重对轻罪的刑罚。 “ 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 。这一思想对后世各朝的立法也有很大的影响。
(二)各诸侯国的变法
各诸侯国中取得了政权的地主阶级，运用政权的力量先后在各国进行旨在发展、巩固封建 生产关系，建立封建政治的变法运动。
首先是魏国。魏文侯任李悝为相，推行新政。李悝的 新政主要有三点： (1) “ 尽地力之教 ” ，鼓励开荒地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废除井田制，发展土地私有制。 (2) “ 善平籴 ” ，就是国家在丰收之年收购一定数量的粮食，用来备荒； 荒年由国家出售一 定的粮食，以平衡粮价，防止旧贵族和大商人囤积居奇。 (3)制定《法经》以维护新政权所建立的统治秩序。
其次是楚国吴起。吴起变法主要有两方 面：(1)逐渐废除旧奴隶主贵族特权，针对楚国 “ 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而下虐 民 ” 的情况，吴起提出两条措施：第一项， “ 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 ” ；第二项，用节 省下来的钱 “ 以抚养战斗之士 ” 。(2) “ 明法审令 ” ，推行法治，整顿政治机构，裁减不必 要的官吏。
第三是秦国商鞅所主持的变法。商鞅在秦国先后两次发布变法令。第一次是孝公 三年(公元前359年)；第二次是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
(三)《法经》与 “ 改法为律 ”
魏文侯时李悝制定《法经》。《法经》分为盗、贼、网(或作囚)、捕、杂、具六篇。李 悝 认为 “ 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 ” ，因此将惩治盗、贼行为的《盗法》和《贼法》置于前面。古 代盗主要指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贼主要指伤害人身及反抗朝廷等严重犯罪。盗贼需要缉 捕，所以又专列《囚法》、《捕法》。《杂法》用以概括盗贼以外的各种犯罪行为。《具法 》的内容为 “ 具其加减 ” ，即统一规定以上各篇定罪量刑的通例与原则，类似于近代刑法典中的总则，而 《具法》以外的五篇皆 “ 罪名之制 ” ，类似于近代刑法典中的分则。采用将法律的总原则、 通例专列一篇，而与其他篇章相对应的编制体例，说明《法经》的立法技巧已初步走向成熟 ，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封建法典，为以后历代法典的滥觞。
商鞅入秦主持变法革新时，携《法经》入秦，并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史称 “ 改法为律 ” 。律字最早的字义是指定音的竹笛，转指音乐的旋律、节拍、节奏，具有稳定 、恒常、 “ 均布 ” 的含义。商鞅以律字取代法字，突出强调法律的普遍适用性、稳定性、必 行性，是稳定而普遍的规则。这对于秦国法制的统一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从此以后，中 国古代的法典都以 “ 律 ” 为名。

6. 旧中国新中国资料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表面看来，凡是口号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新的基本事实。从最早有文献的商代起，国王是世袭的，“国”是“王室”的扩大，国家的土地是国王的“产业”。商部落国家最大多数的成员，即卜辞和《尚书》“盘庚篇”中的“众”，直接间接都是商王的隶属，从事生产，担负劳役兵役。周代疆土扩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周天子和列国封君；因为列国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论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巨变，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帝国制度延续到辛亥革命，共两千一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帝国时期，土地所有和赋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地位，各朝代之间都有些性质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细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西汉皇帝制度建立之际，民间称皇帝为“国家”。以县吏成天子的刘邦，和以贫农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时除牺牲菜馔之外，还陈列了赋役图册。历代少数君主，为延续皇朝的生命，保持社会的安定，有时不得不采取些所谓“惠民”的治标措施。但无疑义地，两千年来人民始终是田赋、劳役、兵役的对象，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鞭策者，决不是国家的主人。文颜博对宋神宗：“殿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一语道破了两千年的基本史实。

即使历代“起义”的领袖们，从秦汉之际的陈涉、吴广直到晚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会观念都是陈旧的。其中比较激进的，在起义初期虽多少有些原始均产的号召，但这些起义，或者失败，或者将要成功时已经变了质。起义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统治剥削的对象。太平天国的下级成员虽较富于“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诸王生活腐败，“天朝田亩制度”大体都没有实行。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断的内忧外患，军阀割据下的穷征暴敛，国民政府二十二年当权期间史无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处境较若干前代更为悲惨。国民党当政以后，出卖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利用江浙财阀与各省土豪劣绅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种近代型的经济金融机构，以吸取民脂民膏。正因为这些机构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远远超过以前任何皇朝。这些基本史实已是中外无政党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认，勿庸多论。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亲身阅历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于一九四二年初，奔父丧，由昆明赶回浙江金华祖籍，再设法接济天津的母妹，在沦陷区困居一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经徐州转商邱，再从安徽亳县往“无人之境”，重入自由区，在河南漯河镇遇雨，暂时无法继续内进。有一天午饭后在街上看见警察打人，打得很惨。我加以拦阻，对警察说，如果这人犯法，可以带他去法院或县政府以法审判，不应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迟疑的向我大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谁？”我回答说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详一番，见我身穿已经露线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当时我虽不是第一次体会到老百姓处境的悲惨，但却是第一次充分体会到原来我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外围。

两千年个个皇朝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国民党政权末期，极大多数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货膨帐弄得一贫如洗，朝不保夕了。一个绝对自私不顾一切剥削人民的政权，毕竟自行溃烂了，被人民摒弃了，无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当时虽已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和西欧史，也就在金元券、长春、淮海战役之中，开始逐渐发现了“大我”。

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半。这次斗争与前代起义的基本不同在领导与目标。前代多次起义领导的观念与目标，都很陈旧，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这次解放斗争的最高领导，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而是抱负大、眼光远、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产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充分了解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潜力，发挥这庞大革命潜力要靠组织、思想教育、和积极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主人的新社会。这次革命最初虽以苏联为榜样，但主要策略和步骤与前者很有不同。帝俄末期的共产党最初并无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最高领袖列宁是迟至一九一七年才被德国用专车秘密送回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骤是共产党员乘帝俄欧战溃败疲倦不堪之际，渗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京，吸取对现状不满驻扎两京的若干沙皇军队单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崩溃，然后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国。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流”，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着眼于组织农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基地。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动力虽是自外引进的共产主义，但革命的最高领导，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来，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纲领。在这个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国的人民，除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以外，宪法上都规定了同样的权利，而且并无性别和民族的歧视。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的范畴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完全相同。政治方面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以及控告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此外，公民权还包括工作、教育医药、福利等权利。

但是，在实践上，享受以上极为广泛的公民权有一先决条件——“个人”的言行和意识必须不反人民的利益与意志，而“人民”是极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换言之，政府剥夺少数反革命、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的政治权利。进一步分析，正因为“个人”必须服从“人民”这个前提的存在，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为了调剂各地区的人口与物资，为了经济建设，个人居住、选业、迁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和海外倾慕自由主义的中国人总不免要批评新中国并非真正民主，并强调现代西方与今日中国的基本不同－－个人在集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①我们先讨论自由的问题，然后再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

近代西方政治及宪法理论上最基本的单元是个人，国家和社会集体不能侵犯个人的公民权利、尊严、政治信仰和言论，与在法律范畴以内的任何行动。在新中国的政治及宪法的理论上，个人虽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小单元，但个人无法脱离社会阶级而存在，属于少数阶级的个人，必须服从最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意志。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寓个人于人民的趋向日益显著。

从纯理论看来，今日的中国和西方诚然有基本的不同，但从实践上看来，二者间性质和程度的不同远不如一般想像为甚。我们在比较当今中西政治观念和制度的短长之前，必须要了解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局限性。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萌芽于美、法革命之前，大起作用于此两大革命之后。美、法革命深受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影响。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相信“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相信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社会的总利益和秩序却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和协。因此功利主义者主张国家和政府不应干涉个人的自由和一切经济力量的自然发展，应采取放任(laissez-faire)的主义和政策。

不消说，这本是过于天真乐观，决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一种看法。即使西方资本主义经典派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出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个人与个人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往往存在着利害上的矛盾与冲突。英国工党的“精神祖父”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虽系功利主义之集大成者，进一步强调指出各阶级间利益往往冲突，调整这些冲突的机构应该是议会，议会立法应该根据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则－－“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他这主张，经过十九世纪晚期费边(Fabian)社会主义者的发扬，劳工运动和组织的日渐发达，和工党的正式成立、竞选、几度当政，就成了英国型“社会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石。西欧、北欧和英联邦中若干国家大致也走了这条历史路线，因此逐渐以“社会福利立法”弥补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道和不平等。

事实上，这些西方民主国家和新中国的社会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点，二者是不谋而合地根据“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即以理论渊源而论，早期的马克思，也是深受边沁影响的。惟其如此，所以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随着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的日趋复杂，社会（也就是严复译成的“群”）的“权界”日益扩大，个人（严译的“己”）的“权界”日益缩小。即使在民主的西方，个人的净余“权界”，在生活实践上已与宪法及政治理论上的个人“权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差距。

今日西方和中国对于个人“权界”还是有一些差距。这差距的存在是因为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英国和西北欧若干国家有代议制度的传统，社会福利立法是历经代表多数选民的政党在议会里长期斗争的成果；其历史发展程序是渐进的，不是经过革命的。因此，这些国家大体上允许个人信仰和言论的自由和理论上（但决不是实际政治行动上）激烈政党的存在。帝俄和解放前的中国，人民受统治阶级种种的压迫与剥削，人民生命财产没有充分法律保障，更没有代议制度的传统，从立法上逐步改善人民福利的道路根本不存在，解放人民的唯一道路是革命。革命的初步目的既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成功之后，当然无法允许残余反革命势力的复辟。因此，在新中国“个人”的“权界”，在理论和实践上，确是多少受了“寓个人于人民”的局限。

客观评估新中国人民的实际地位和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我们决不可忽视与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的因素——平等。根据我个人对西洋史的粗浅认识，我把民主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的民主，一般仅做到以宪法保障个人的自由，较“高级”的民主，才考虑如何逐步减少社会各阶级间因贫富悬殊而引起的种种不平等。很显然，即使在所谓“高级”民主的英、美等国，虽已有了一些社会福利立法，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美国最近出版了两部对平等问题理论上颇有启示的新书。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学同事、人类系教授费乐思(Lloyd 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considered)，他根据多年对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会的调查研究，并与当今美国社会对比，得到一个综合的结论——一般西方社会学上所谓的“社会阶层化”，不过是以成套的术语掩饰社会阶级间种种真实的不平等。这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学虚伪的一针见血之言，对我们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谛甚为有用。另一部是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讨论社会公道理论的新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他虽囿于美国传统中对个人自由的极端重视，并坦白承认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无法彻底消除，但主张国家法令措施应以促进社会上最穷阶级的福利为原则。他这一主张仍不超过边沁理论的范畴。所不同者，边沁生时，任何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是穷因的农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已经属于“中产”阶级，而最穷困的人民，已经变成少数了。他对边沁基本原则因时制宜的修正，值得我们采用，作为进一步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缔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较罗尔斯的立法标准。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诚然，国内薪酬还有高低几级的存在，而且一个近代复杂的社会，不能没有精细的社会分工。但薪酬等级虽仍存在，各级薪酬和收入之间的绝对数量差别，事实上已远较资本主义社会、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为小。而且新中国的薪级差别今后会逐渐缩小。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用陈旧的术语是“统治者”）和工作成员（“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时互相砥励，必要时互相批判，而且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则参加劳动生产，生活方式与劳动群众相同。美国、西欧、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贫富阶级层间生活方式之悬殊，勿庸赘述。即使在苏联，劳动人民和拟定执行生产计划的各级“官僚”干部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六十年代中，美国若干科学家会讲出真实的笑话：在国际多种科学会议的场合，苏联科学家闲谈时，往往提到他们的薪酬相当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显露他们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有别墅。无可否认，新中国社会里，平等的成分较举世任何其他社会为高。

在穷索民主真谛时，我个人觉得还须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西方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无论在何国家，人民与政府最高决策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所以人民是否当家作主非从最基层单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十九世纪前半，西欧有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曾极小规模地作过类似的试验，但因整个社会未变，都失败了。新中国六亿农民如此当家作主，确是人类史上崭新的一页。

结束本节：我们必须强调化学式百分之百纯粹美备的民主制度，人类史上至今尚未出现，也许永不会出现。我们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两个尺度衡量中西理论与实践之后，不得不承认西方先进国家比新中国尊重个人的自由，但还做不到新中国社会平等的地步。中西社会制度互有短长，是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顾历史背景，专唱人类还未出现过的“理想国”的高调，都不免有失公道。我们如再用社会基层单位中人民当家的程度作为第三尺度来衡量，天平显然要倒到新中国这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

历代盛衰兴亡关键无一不在于广义的国家组织能力。传统中国悠久历史之中，战国、秦、西汉这段时期国家组织能力最强。西汉以后，层层自上而下的国家组织之中往往发生不少阻力，消弱了国家组织能力。在内忧频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纪前半，诚如中山先生所说，诺大的中华民族已像“一盘散沙”。新中国却能在短期之内，将一盘散沙般的民族转变成空前富于组织能力的国家。为加深了解新中国组织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将古今作一对比。中华民族在战国期间已开始表现高度组织能力，大体上由于两个主因。一、战国期间主要七国之间生存竞争非常激烈，逼使各国非力求富强之道不可。富国强兵之道，并非高谈“仁义”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几派法家的专长。法家的最终目的是造成绝对君权，在当时也就是绝对的国家权力。法家虽不否认社会上尊卑贵贱的存在，但主张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贵族特权阶级，建立以个人才干为标准的官僚制度，推行郡县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权国家的方向。二、为了生存竞争力求富强，法家了解农民的重要，因此把农民解放为自耕农，增加农产，扩充兵源，逐渐变成以农、战为本的军国主义的国家。法家是为绝对君权服务，并不是为农民服务，只是为了增强君权才不得不解放农民。新被解放的自耕农虽是担负赋役的被剥削者，但身份权利毕竟远胜于农奴，而且从力农和战功还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机会，因此广大的农民多少发挥了些积极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间改革比其他六国彻底，最后征服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的基础。刘邦攻下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西汉一承秦制。汉武初年虽崇儒罢黜百家，西汉政制本质，由一代政治天才汉宣帝（公元前七三－四九年）数语道破：

“（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史实，不知所守，何路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这席话非常深刻坦白。一、他强调指明西汉的政制仍是根据自战国、秦以来的法家系统。在法家循名核实的原则下，全部庞大复杂的国家机构——自丞相、御吏大夫、中央官吏，经郡守、县令长，以至县以下的乡、亭、里、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动。西汉郡守权重责专，也是行政效率较高的一个原因。二、汉宣帝确是锐利灵验的预言家，西汉之开始衰亡，正由于元（公元前四八－三三年）、成（公元前三二－七年）诸帝盲目崇儒的种种恶果。

经过元、成和东汉的开国，儒家成了长期的正统政术。儒家重“礼”实在是维持不平等阶级社会的理论工具，与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相反。东汉开国的君主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时依靠不少其他地区豪族的拥护。儒家的主张正适合东汉皇朝的需要，成为辩护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论工具。东汉最重孝道。二百年间虽不乏笃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为豪族、士大夫自私行为的掩饰品。各地豪族鱼肉乡里、抗避国家赋税固不可谓“忠”，但侵吞小民田产，略略周济贫乏族人，在当时士大夫操纵的“清议”之下，却往往被认为是广义的“孝”。此外，汉武帝时临时监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东汉已渐形成为超级的大“省”。州牧往往出身于世家豪族。因此从东汉后期起，国家的组织能力，受到地方政权和社会豪族双重的阻力，终于演变成三国割据的局面。在以后的朝代，这两种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继续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变，但无疑义地，国家组织能力都被各种阻力所削弱。

最后分析起来，影响国家组织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积极性。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公元后二年人口已经六千万），自皇帝到庶民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所作所为，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的。在以法家为政术的六国和秦，各国君主为竞争图存，不得不解放农奴，保障自耕农的利益，所以农民多少有些积极性。秦始皇大一统之局既成，列国间生存竞争的压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体恤民力，以致覆亡。西汉虽承秦制，不时抑制豪强，但始终无法阻止土地的兼并和贫农的流离。东汉以降，直至解放，虽不无政治上和社会上安定的时期，但人民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人民消极的抵抗是逃避赋役，积极的抵抗是参加农民起义。因为种种政治和社会上的阻力，长期人民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两千年来，华北一再陷于五胡、辽、金，全部中国两度征服于元、清，并几番演出了地方割据。即使在一统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动性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组织能力。

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承继了自清初以来，因人口爆炸而产生的种种空前的社会经济困难，自清末督抚专权兵为将有所引进的多种政军弊端，并面临旷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榨取鲸吞。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共产党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几个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经省、市、自治区、县，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邻里，乡村里的生产队，无一不包括在组织网之内。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不是专靠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思想路线教育的结果，不但使组织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是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诚然，古今中外当权者无不了解广义思想教育的重要。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进一步分析，国家及社会大小单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几无不源出于广义的统治阶级。洗脑决不是新中国的专利。但新中国敢诚实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脑，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备极周至，收效独宏。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复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洗涤了他过去可能有过的自私观念，然后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这种史无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

历史工作者在此应该顺便提出新中国与前代还有一重要不同之点。历代政制积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宫，官官层层相护，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认真执行，民间疾苦也无由上闻。新中国有全国性严密的传播组织，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向民众申析最高领导的政策与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成千成万的大字报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特殊媒介。凡此诸端无一不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更增强八亿人民戮力同心建国的意愿和信念。

综合古今，新中国之所以最重视思想教育，似与我国源远流长的理性与人本主义的传统有关。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经不是正统的神，而是广义的“人”。解放后各地区发现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证。至晚在商、周之际，理性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萌芽。周初的政治家虽表面上谈“天命”，实际上不但对“天”的权威表示怀疑，而且强调国家的兴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周初文献和金文例证甚多，兹不赘。即使祖先崇拜，经过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体上已变成为了满足人类心理和社会需要的一种仪式，脱离了正统宗教的性质。这理性和人本的传统，经过南北朝和隋唐期间与佛教的斗争，不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间接地使近代中国种种改革和革命运动都无须与“上帝”搏斗，（人类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权威反对任何开明改革和社会革命的。即使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顽抗。）尽管儒家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为历代帝王所利用，它对人本主义的发扬传播，对社会环境和教育力量的极端重视，至今还有普遍的影响。新中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把传统上为制造士大夫的教育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并且从几十年宝贵的实践经验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的周至美备。因此充分激发了人民和国家的组织能力。新中国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与努力改造人类社会－－既不能说没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不能不认为是“古为今用”最辉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现

人类史大部分都是残酷无情的生存斗争史。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军事在国史中，尤居关键地位。春秋时代的军队大体上为各国贵族所包办，战争规模比较大，军队下层也包括当时所谓的“国人”，也就是庶民里最上层的自由民。春秋的军队既以贵族为主要成员，所以当时风气皆以当兵为荣，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为规范。据我阅览所及，春秋时期对“武”或“武德”解说最详的是楚庄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悸之战败晋复霸之时，曾提出“武”的字义是“止戈”，并说明“武”的广义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证以史实，楚壮王所讴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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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罗马官职中的监察官为什么任期18个月，但是5年才进行一次选举，那么在离任时所负责的职责如何处理呢

雅典民主制度与古罗马民主制度，如两条平行线，同步发展，而不是像很多人误解的那样，是一先一后。
雅典，人类民主思想摇篮
公元前8世纪，雅典城邦形成后，政治权力为氏族贵族所控制。贵族寡头专政，使平民与贵族长期处于对抗状态。直到后来共同选择梭伦为调停人和执政官，把政府委托给他，雅典政治才进入了民主时期。这是公元前594年前后的事。
梭伦的改革，取中庸之道，抑富扶贫，以仲裁者身份登上政治舞台。他说，在贫富之间，自己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又说，“我制定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他恢复了公民大会和四百人会议。公民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各级公民有权参加，它有权选举重要官员，决定战争与媾和等国家大事。四百人会议相当于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如今日之人大常委会），由4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此外，还设立了每个公民都有权参加的民众法庭，并可推举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他规定，每个公民都有权向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就自己的切身利害问题提出申诉，而且任何人都有自愿替被害人要求赔偿的自由。（在中国，今天，如果一个律师为受损害的消费者群体代理诉讼，也是不被允许的！而在美国就有这种公益诉讼。）
他普及选举权，使平民享有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亚里斯多德评价说，“人民有了投票权利，就成为政府的主宰了。”因此，梭伦扩大了拯参与的社会基础，为雅典民主政制奠定了基础。
但他两边都不讨好，自动辞职，但卸任条件是必须实行他颁布的宪法。此时，正是中国的东周时期（周定王。楚庄王伐陆浑的敌人，第二年经过洛邑，让人问周朝索要九鼎。定王让王孙满出使拒绝，楚兵退去。十年，楚庄王围困郑国，郑伯投降,被放。十六年，楚庄王死。）
后来经过庇西特拉图、克利斯提尼统治，民主制度又向前发展，雅典城邦民主制得以最后确定下来。
公元前492年（相当于中国春秋末期，前770年-前476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亡国后，周室逐渐衰弱，各地诸侯则势力越来越大，其中以春秋五霸为最。），波斯军队入侵希腊，希波战争爆发。战争持续了约半个世纪。前449年签订和约。波斯帝国元气大伤，而雅典的军事和政治威信却大为提高，取得了希腊盟主的地位。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这期间，最有影响的是伯里克利于前443至429年期间连任雅典的首席将军，为雅典最高统治者，开创了希腊文明的新时代。
伯里克利使执政官的职位向第三等级开放，对第四等级的当选者也予以默认，以促使更多贫穷公民有可能担任公职。公元前451年，公布公民法。
他强化了公民大会的作用，使执政官的权力进一步受到约束，而且不得连任。任何公民皆可向法庭提出“不法申诉”，即使是五百人会议或公民大会的决议，如有违反现行宪法或不合立法程序者，普通公民亦可申诉，陪审法庭有审理之权。亚里斯多德赞扬说，这样做得对。“因为少数人总比多数人更容易受金钱或权势的影响而腐败。”
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民主政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雅典成了完善城邦民主制的典型。
雅典民主制可归结为以下几个观念：
一、主权在民思想。伯里克利在一个演讲中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制，是因为政权是在全国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亚里斯多德也说，雅典平民政治的本质特征是“平民群众必须具有最高权力；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当然，这也埋下了“多数人暴政”的隐患。哲学家苏格拉底就因宣传不合时宜的思想，在公元前399年被公民投票，判处死刑。）雅典公民对官员和法律具有实际控制权，他们通过法院实现这一权力。法院是属于全体公民的。法院的任何成员，都向年满30岁以上的公民开放，总共有6千名陪审员，每年选举产生，然后抽签分派到各个法院行使职权。历任执政官要像谄媚僭主那样，谄媚平民。主权在民还表现为“轮番执政”。雅典政治向全体公民开放，官职不再受财富和门第限制。雅典人有这样一种观念：既然每个公民都是自由的，那么任何人就不应受他人统治。这实际是做不到的，于是只好“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才合乎正义。”

二、权力制约思想。亚里斯多德已经提到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审判机能。贝壳放逐法，是全体雅典公民对高级行政官吏进行控制的重要手段。在雅典人看来，在平等人民组成的城邦中，以一人高高凌驾于全邦人民之上，是不合乎自然的。如果某行政官权势太大，就可能危害国家，公民就以在每年举行一次的秘密投票中把他驱逐出境。贝壳放逐法就是现代对高级行政官的弹劾法。（为什么叫贝壳驱逐法呢？因为很多平民不识字，就用贝壳作为表明自己态度的工具。可见，民主制度，不一定非要在扫除文盲以后才能实行。）
三、法律至上思想。雅典政制严格实行法治，绝禁人治。伯里克利说，“在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恕的。但在公家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精神深使我们信服。”每个官员任职以前，要宣誓：他们将公正地和依法地从政，绝不以他们的职务接受礼物，如果接受任何东西，他们就要立一尊金像，遗臭万年。包括十大将军这样的高级官员，因为谋私触犯法律被流放、处死的也有，包括伯里克利的一个儿子也被无辜处死。亚里斯多德说，“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雅典人认为，无视法律的专制政体是最坏的政体。雅典还树立了刻有反僭主法的大理石石碑，规定企图在雅典建立独裁统治的人，任何人杀死他都无罪。公元前514年，两位青年因刺杀僭主失败被害，雅典人尊他们为一代英雄，并塑像以资纪念。
四、公民意识。民主制，使雅典获得了空前繁荣。每个雅典人皆以生活在团结和谐的雅典而自豪。伯里克利在一篇葬礼演说中，洋溢着雅典人庄重荣耀感——
“我但愿你们天天注视着宏伟的雅典，这会使你们心中逐渐充满对她的热爱。当你们为她那壮丽的景象倾倒时，就会想起那些缔造这个帝国的人们。他们明白自己的职责并有履行职责的勇敢精神……为她慷慨地献出生命，就像为她的节日所能奉献的最美好的礼物。”
人人皆可从政，统一的公民集体形成了。关心雅典，参与政治，轮流执政，是雅典人心中神圣的事。正是观察到这一现象，亚里斯多德说，“人是一个政治动物。”
雅典，作为希腊诸城邦民主政体的典范，成为人类民主的发祥之地和人类民主思想的摇篮，对世界各国影响深远。
为防止多数人暴政，17世纪起，西方几代启蒙思想家，大力鼓吹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结社、信仰自由，认为这是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这是防止苏格拉底悲剧重演的法宝。
罗马共和国民主制
公元前6世纪末，罗马建立了贵族专政的共和国。以后，平民与贵族经过长达近两个世纪的斗争，推动了罗马民主制的发展。成为古代民主制的又一典范。不过，罗马民主化发展程度是不及雅典的，贵族一直是政治权力运转中的主导力量。
公元前510年左右，罗马共和国成立，百人团会议从贵族中选出了军政长官即执政官。
早期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是贵族政治，最有权力的是元老院。由氏族长老和退任的执政官组成（相当于政协吧？）享有决定内外政策以及及审查和批准法案的权力。百人团选出的执政官也须经元老院批准。广大平民与贵族的政治、社会、经济地位极为悬殊，不能当选高级长官，不能充任元老院议员，不能和贵族通婚。致使贫富悬殊长期不能解决，反而恶化。公元前494年（相当于东周的周敬王。子朝杀猛后自立,但是晋国拥立丐为敬王.四年后,晋国率诸侯拥敬王回朝.三十九年，齐田常杀其君简公这就是有名的"田姓代齐",也就是从这起,齐国的国君不是姜子牙的后裔了,而是田姓,四十一年，楚灭陈。孔子卒。 柏举之战(孙子灭楚),卧薪尝胆,田氏代齐,孔子去世。）罗马被外族入侵，为使民奋战，承诺对平民减免债务，然敌退而食言。平民乃持武器离开罗马，在圣山安营扎寨。贵族作了让步。后来又有第二次撤离运动。罗马贵族许诺可以有民选的保民官。保民官成为对贵族权力的重要制约力量，对政府法令有否决权。

元老院—执政官—保民官，具有一定的平衡架构。
公元前450年，十二铜表法制定。保护私有财产，禁止一切特权，限制了贵族的专横。它对近代欧洲的法权观念的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公元前444年左右，在最高行政长官中，终于出现了平民。
经过平民的斗争，规定平民的特里布斯大会上通过的决定，对全体罗马人都具有法律效力。平民会议就具有公民会议的性质了。公元前287年，（约为中国的战国时代，正是秦朝陆续以武力消灭六国的进程中。）人民真正享有立法权。公民被行政长官判定死刑或体罚时，有权向人民大会提起控诉。人民保民官神圣不可侵犯。侮辱者要处以死刑，并没收财产。
在罗马共和国历史中，贯穿了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元老院与军事独裁者的斗争。这两条线索彼此缠绕，使罗马共和史呈现复杂多变的面貌。
早期罗马官职和早期的雅典官职一样，都是无给职，没有报酬，特别对于高级官吏，要求一定的资产作为“代表资格”。（这恐怕也可以给今天的民主制度建设提供借鉴。鉴于官场腐败如此严重、如此普遍，宁愿他们先挣钱再做官，不愿他们先做官再挣钱。前者，做官是荣誉；后者，做官是发财。）而且当时还流行这样的观念：有官职的人们不但需要按照他们的身份生活，还必须把个人的财产投入到公共建设、娱乐组织中去。
罗马实际上是一个贵族性质的共和国。比雅典民主略微逊色。罗马共和国的经济基础是土地占有制，不像雅典那样是手工业和商品经济。
罗马共和国最高权力一直控制在元老院手里（这比中国控制在皇帝一人手里要好得多。中国的政体，实质上是皇帝的私有制，这是最大的私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是，这种国家还特别喜欢提倡“公有制”。在雅典、古罗马这样的国家里，才可能有“公民”。而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中，只有“私仆”。）
这个权力架构中的重要部件，还有人民大会、百人团民会、特里布斯民会。在高级官吏中，有执政官（任期一年，是百人团民会上选举产生的，他们是元老院和人民决议的主要执行者，负责国内的安全。）、独裁官、行政长官、监察官（被称为最神圣的高级官职，由过去曾任执政官的人中选出。公元前433年起，每5年选举一次，但他们的任期只有18个月。其职责为：审查元老院名单、进行公民调查、监督公民道德、管理国有资产和公共工程。可揣根据情况把元老开除元老院。）保民官（只有平民才能担任此职。一共10人，任期一年，在整个共和国时期是民主制的一个特殊监督机构。保民官神圣不可侵犯。可以否定元老院的决议。但也容易被收买。）
后来，罗马共和国经过斯巴达起义（犹如中国之××），独裁者取得地位，越来越依赖军事统治。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走向专制、独裁，苏拉—克拉苏—庞培“三雄政治”，公元前49年（相当于中国西汉末年），凯撒取得独裁权力，成为终身独裁官。其后，他的外甥渥大维登山罗马政治舞台，集大权于一身，罗马共和国终于被葬送，进入罗马帝国时期。

8. 春秋战国时期的立法成就有哪些

一、成文法的公布及郑、晋、楚各国的立法概况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基本上沿用西周的法律。到中叶以后，由于经济基础的变革，阶级关系 的变化，从而引起法律制度的变革。总的说来，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一个重大改革，就是各 诸侯国公布了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的成文法。下面主要简述郑国、晋国、楚国制定法律的 情况。 1 郑国郑国曾两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郑简公三十年，即周景王九年(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 子产，鉴于当时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旧礼制的破坏，因而 “ 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 。这 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第二次是郑献公十三年，即周敬王十九年(公元前501年)，郑国执政驷歂杀邓析(公元前545 年 ～前501年)，而用其竹刑。竹刑，为郑国邓析所作。他把法律条文写在竹简上，所以史称竹 刑 。竹刑的出现，在法律发展史上又是一大进步。此前的刑鼎笨重，而竹刑则便于携带和 流传。 2 晋国晋国自文公以后，曾四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晋文公称霸时期，即文公四年(公元前633 年)，“ 作被庐之法 ”； 第二次是赵盾(即赵宣子)为晋国执政时制定的《常法》； 第三次是范宣子制定的刑书； 第四次是范宣子所作并予以公布的刑书。这是继郑国公布成文法之后，晋国开始正式公布 成文法。晋国公布成文法曾受到孔子的批评。 3 楚国楚国在春秋时曾两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楚文王时作《仆区法》。仆区之法犹近世的窝藏法 。第二次是楚庄王时作《茆门法》(茆，同茅)。依照《茆门法》规定，诸侯、 大夫、公子入朝时，车不得进入宫门，以保障国君的安全。 二、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 周元王元年(公年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一时期为战国时期。 (一)法制指导思想 1 厉行法治。 “ 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 这是新兴地主阶级用以指导立法的思 想， 其 中心是取消旧奴隶主贵族在法律上享受的特权，它打破了奴隶制 “ 刑不上大夫 ” 的壁垒。 2 法律公布。 “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 布之于百姓 ” 向百姓公布法律，使人人皆知法而又有法可依，从而否定了秘密法。 3 轻罪重刑。 “ 行刑，重其轻者 ” 。指在执行刑罚时，加重对轻罪的刑罚。 “ 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 。这一思想对后世各朝的立法也有很大的影响。 (二)各诸侯国的变法 各诸侯国中取得了政权的地主阶级，运用政权的力量先后在各国进行旨在发展、巩固封建 生产关系，建立封建政治的变法运动。 首先是魏国。魏文侯任李悝为相，推行新政。李悝的 新政主要有三点： (1) “ 尽地力之教 ” ，鼓励开荒地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废除井田制，发展土地私有制。 (2) “ 善平籴 ” ，就是国家在丰收之年收购一定数量的粮食，用来备荒； 荒年由国家出售一 定的粮食，以平衡粮价，防止旧贵族和大商人囤积居奇。 (3)制定《法经》以维护新政权所建立的统治秩序。 其次是楚国吴起。吴起变法主要有两方 面：(1)逐渐废除旧奴隶主贵族特权，针对楚国 “ 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而下虐 民” 的情况，吴起提出两条措施：第一项， “ 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 ” ；第二项，用节 省下来的钱 “ 以抚养战斗之士 ”。(2) “ 明法审令 ” ，推行法治，整顿政治机构，裁减不必 要的官吏。 第三是秦国商鞅所主持的变法。商鞅在秦国先后两次发布变法令。第一次是孝公 三年(公元前359年)；第二次是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 (三)《法经》与“ 改法为律 ” 魏文侯时李悝制定《法经》。《法经》分为盗、贼、网(或作囚)、捕、杂、具六篇。李悝 认为 “ 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 ” ，因此将惩治盗、贼行为的《盗法》和《贼法》置于前面。古 代盗主要指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贼主要指伤害人身及反抗朝廷等严重犯罪。盗贼需要缉 捕，所以又专列《囚法》、《捕法》。《杂法》用以概括盗贼以外的各种犯罪行为。《具法 》的内容为 “ 具其加减 ” ，即统一规定以上各篇定罪量刑的通例与原则，类似于近代刑法典中的总则，而 《具法》以外的五篇皆 “ 罪名之制 ” ，类似于近代刑法典中的分则。采用将法律的总原则、 通例专列一篇，而与其他篇章相对应的编制体例，说明《法经》的立法技巧已初步走向成熟 ，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封建法典，为以后历代法典的滥觞。 商鞅入秦主持变法革新时，携《法经》入秦，并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史称 “ 改法为律 ” 。律字最早的字义是指定音的竹笛，转指音乐的旋律、节拍、节奏，具有稳定 、恒常、 “ 均布 ” 的含义。商鞅以律字取代法字，突出强调法律的普遍适用性、稳定性、必 行性，是稳定而普遍的规则。这对于秦国法制的统一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从此以后，中 国古代的法典都以 “律” 为名。

9. 我国古代名人有谁

周平王

周幽王之子，名宜臼，幽王正妻申后所生。初立为太子，后为幽王废而改立宠妃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幽王死后，宜臼在申侯、鲁侯与许文公拥立下即王位，是为周平王。公元前770年，平王迁都洛邑。「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平王在内外交困中度过五十年，于公元前720年死去。

秦襄公

秦国列为诸侯的第一代君主。幽王之乱时，犬戎进攻镐京，秦襄公以兵救周。平王东迁，秦襄公出兵护送，以功封诸侯。东迁后，平王又把王室无力控制的岐山以东的土地赐予秦国，为日后秦国强大打下了基础。

郑庄公

郑武公之子，名寤生，是春秋初年的郑国国君，公元前743年至公元前701年在位。他曾平定其弟共叔段的叛乱，继武公之后，为周平王的卿士。后来，周平王为了削弱郑的力量，分政于虢，任虢公忌父为右卿士，由郑庄公为左卿士，于是周、郑之间发生了矛盾，双方互派人质。不久，周平王死去，继之者周桓王打算让虢公单独执政，结果双方发生争执，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罢了郑庄公左卿士之职，郑庄公进行报复，不去朝见周王。于是桓王率领蔡、卫、陈三国之师伐郑，战于葛，被郑军打得大败。到了公元前701年，郑庄公居然召齐、卫、宋会盟于恶曹(今河南延津西南)，几乎当上的春秋初年的霸主。

周桓王

周平王之子，名林，东周初年第二代周王，公元前719年至公元前697年在位。桓王即位之初，秉承平王之志，继续削弱卿权，以加强王权，依然保持「宗周」之余烈。是时，卫国定君，必假王室之威；晋国内乱，必借王室力量干涉，以至于王室尚能自由取易郑国之田。到了公元前707年，桓王夺郑伯政，郑庄公不朝。桓王还能率诸侯之师伐郑，双方战于葛，但被郑军打得大败。从此，王室转衰，虽一度得志于虢，但桓王已无力振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业已形成。

齐桓公

春秋五霸之一，名小白，其兄齐襄公在位时，昏庸暴乱，诸弟出逃，小白也逃往莒国。公元前686年，齐襄公被杀，小白抢先回到齐国，在齐国高氏帮助下，取得君位，是为齐桓公。齐桓公任用管仲，在内进行行政改革，发展生产，使齐国经济、军事力量大增，对外 「尊王攘夷」，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又顺应了当时戎狄内侵、中原各国关注如何抵御的态势。齐桓公在诸国间获得了极高的威信，最终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

宋襄公

春秋五霸之一。宋桓公之子，名兹甫，公元前650年即位。齐桓公死后，诸子争位，宋襄公用武力护送齐太子昭回国，夺取君位，是为齐孝公。宋襄公自以为立孝公有功，企图以此为资本继齐而霸。但宋国毕竟实力不足，加之宋襄公本人又迂腐固执，其霸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晋文公

春秋五霸之一。晋献公之子，名重耳，晋献公宠爱骊姬，骊姬为立自己的儿子奚齐为太子，陷害太子申生，重耳受到连累，被迫逃亡。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直到公元前637年，才在秦国的帮助下返回晋国，登上君位，是为晋文公。晋文公对内任用贤能，改革军政，国力增强；对外尊奉周王，帮助王室平乱，取得「尊王」美誉。晋文公最终灭曹却楚，成为中原霸主。

秦穆公

秦德公之少子，成公之弟，名任好，春秋时秦国的国君，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1年在位。他任用百里奚、蹇叔、由余为谋臣，击败晋国，俘晋惠公，灭梁、芮两国。后在崤(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之战被晋军袭击，大败，转而向西方发展，「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对秦的发展和古代西部的民族融合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是有所作为的政治家。

楚庄王

楚穆王之子，名侣，春秋时楚国的国君，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他曾整顿内政，兴修水利，任用平民出身的孙叔敖为令尹，发展经济，使农工商贾各守其业。政治上遵循「楚国之令典」，注意选用旧贵族，「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加强了贵族的力量。军事上重新提倡楚武王制定的阵法，使兵士之间团结一致。这些有力措施，为楚庄王的霸业奠定了物质基础。公元前611年，楚庄王攻灭庸国(今湖北竹山西南)，国势大盛，继而又进攻陆浑之戎，陈兵周疆，派人询问象徵天子权威的九鼎之轻重。后在(今河南荥阳北)之战大败晋军，陆续使鲁、宋、郑、陈等国归附，当上了中原的霸主。

管仲

春秋时齐国政治家，名夷吾，字仲，亦称管敬仲。据说，他早年经营商业，后从事政治活动。在齐国公子小白(即齐桓公)与公子纠争夺君位的斗争中，管仲曾支持公子纠。小白取得君位后，经鲍叔牙的推荐，不计前嫌，重用管仲为相，实施改革。他在政治上，推行国、野分治的参国伍鄙之制，即由君主、二世卿分管齐国，并在国中设立各级军事组织，规定士、农、工、商各行其业；在经济上，实行租税改革，对井田「相地而衰徵」，并采取了若干有利于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政策。

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得到稳定和改善的基础上，管仲积极促使齐桓公采取尊王攘夷、争取与国的方针，以建立霸权。从公元前681年北杏(今山东东阿)会盟开始，管仲辅佐齐桓公先后「存邢救卫」，伐蔡、伐楚，观兵于召陵，制止了楚向中原的深入，同时，又多次为王平戎难，甚至徵集诸侯派军队帮助周王戍守成周。公元前651年，齐桓公把周王的代表周公以及宋、卫、郑、许、曹等国召来葵丘(今河南兰考)开会，使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甙。

管仲作为齐国的政治家，其对内、对外政策，将守旧与革新结合为一体，具有明显的两重性、过渡性。但是，他毕竟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孔子说：「(无)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当是事实。

鲍叔牙

春秋时齐国的大夫，以知人著称。少年时和管仲友善，后因齐乱，随公子小白出奔莒，管仲则随公子纠出奔鲁。襄公被杀，纠和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即齐桓公。桓公任命他为相，他辞谢，保举管仲。后来齐国经管仲改革，日渐富强，齐桓公也成为春秋时期的首霸。

狐偃

春秋时晋国的卿，字子犯，公子重耳(即晋文公)的舅父，亦称舅犯。曾随从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游历各国，并且帮助重耳回国即位。回国后任上军之佐，帮助晋文公改革内政，以「尊王」相号召，平定王子带之乱，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战胜楚军，使晋文公当上了霸主。

介之推

一作介子推、介推，春秋时晋国的贵族。他曾从晋文公流亡国外，文公回国后赏赐随从臣属，他和母亲隐居绵山(今山西介休东南)山中而死。文公找寻不到，还曾以绵山作为他名义上的封田，后世遂称绵山为介山。又传说文公烧山逼他出来，他因不愿出来而被烧死。

赵衰

即赵成子，字子余，亦称成季、孟子余，春秋时晋国的卿。他曾随从公子重耳(即晋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并助重耳回国即位。回国后，任原(今河南济源北)大夫，亦称原晋。后任新上军之将和中军之佐，还曾推荐先轸、栾枝等人，帮助文公创建霸业。

百里奚
春秋时秦国大夫。他原为虞大夫，虞亡时被晋俘去，作为陪嫁之臣送入秦国。后出走到楚，为楚人所执，又被秦穆公以五张黑羊皮赎回，用为大夫，称为五 大夫。他与蹇叔等大臣共同辅佐秦穆公，建立了霸业。

蹇叔

春秋时秦国大夫。有贤名，为百里奚所推荐，秦穆公任为上大夫。公元前628年，秦穆公欲袭郑，他加以谏阻，认为长途偷袭，军易疲劳，郑亦会有备，穆公不听，仍派孟明东征。时其子亦在军中，他泣送其子，断言秦军定在崤山为晋所败。结果，秦军至滑(今河南偃师东南)，知郑已有防备，返途到崤山被晋军所伏击，全军覆没，主帅孟明等被俘，穆公深悔不听其言。

晏婴

字平仲，夷维(今山东高密)人，春秋时齐国大夫。公元前556年，其父晏弱死后，继任齐卿，历任灵公、庄公、景公三世。曾奉景公之命，与晋联姻，曾预言齐国政权终将为田氏所取代。传世有《晏子春秋》一书，当是战国时人搜集有关他的言行编辑而成。

吴王僚

吴王余之子，或说庶兄，名州于，春秋时吴国的国君，公元前526年至公元前515年在位。曾屡次兴兵伐楚，后被公子光(即吴王阖闾)求助勇士专诸所杀。

专诸

一作设诸，春秋时吴国堂邑(今江苏六合西北)人。吴公子光(即吴王阖闾)欲杀王僚自立，伍子胥把他推荐给公子光。公元前515年，公子光乘吴内部空虚，与专诸密谋，以宴请吴王僚为名，藏匕首于鱼腹之中进献，当场刺杀吴王僚，专诸也被吴王僚的侍卫杀死。公子光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乃以专诸之子为卿。

吴王阖闾

吴王寿梦死后，子诸樊即位，诸樊死，其弟余祭、余依次继位，到四弟季札，季札让位不受，本应将王位回传于诸樊之子公子光，但继位为王的是余子州于，即吴王僚，公子光极为不满。公元前515年，吴王僚派兵伐楚，吴军陷入包围，进退不能，公子光趁机夺权，派专诸刺死王僚，登上吴王宝座，是为吴王阖闾(又称阖庐)。吴王阖闾任用孙武、伍员等贤臣，国力大振，数败楚国，并攻入楚郢都(今湖北江陵北)，盛极一时。后来在对越的作战中，阖闾负伤而死。

越王勾践

越王允常之子。公元前496年，勾践即越王位，同年在李大败吴师。公元前494年，被吴军败于夫椒，被迫向吴投降，勾践做了吴臣仆。此后二十年间，勾践卧薪尝胆，忍辱负重，任用贤臣，繁息人口，发展生产，重建武装，越国重新强大起来。从公元前482年起，越开始攻吴。前473年，灭掉吴国，统一了东南一带。后来勾践又北上争霸，横行江淮，号称霸王。

吴王夫差

吴王阖闾之子。阖闾死后，夫差继位。夫差不忘父仇，立志报复。数年后，夫差大举伐越，越军大败，向吴降服。夫差不听伍员灭越的劝告，却听信佞臣太宰与越议和，失去了统一东南的时机。服越以后，夫差日渐骄横，北上争霸中原，连年用兵，导致国力空虚。此时越经过多年积聚，力量增强，不断攻吴，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吴王夫差自杀。

伍子胥

楚大夫伍奢之子，名员，字子胥，春秋时吴国的大夫。公元前522年，其父伍奢被杀，他逃亡经过宋、郑等国入吴。后帮公子光(即吴王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整军经武，国势日盛。不久攻破楚国，以功封于申，又称申胥。后吴王夫差时，劝王拒绝越国求和并停止伐齐，吴王不听，渐被疏远，最后吴王赐剑命他自杀。

孙武

齐国人，字长卿，春秋时兵法家。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经伍子胥的推荐，被任命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他主张改革图强，认为当时晋国六卿所进行的土地制度改革，其中亩大而税轻者可以成功。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注重了解情况，全面地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双方，并通过对战争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以克敌制胜。他还提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强调了战略战术上的「奇正相生」和灵活运用。著作有《孙子兵法》一书，为中国最杰出的兵书，并深受世界各地所重视。

申包胥

楚君冒的后代，申氏，名包胥，也称王孙包胥，春秋时楚国贵族。他和伍子胥为知交，公元506年吴用子胥之计，攻破楚国。他到秦国求救，在宫廷上痛哭七天七夜，终使秦国发兵救楚。

伯

楚大夫伯州犁之孙，伯氏，名 ，字子余，春秋时吴国的大臣。初，楚诛伯州犁，其孙伯 出亡奔吴，后以功升任为太宰。因善逢迎，深得吴王夫差的宠信。吴破越后，他受越之贿赂，许越媾和，并屡进谗言，谮伍子胥。吴亡后，降为越臣。一说他被越王勾践所杀。

文种

楚国郢人，字少禽，春秋末年越国的大夫。公元前494年，越被吴击破，困守会稽(今浙江绍兴)。他献计越王勾践，到吴贿赂太宰，得免亡国。勾践回国后，授以国政，君臣刻苦图强，终于灭亡吴国。后勾践听信谗言，赐剑命他自杀。

范蠡

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字少伯，春秋末政治家。初，为越大夫，越为吴王所败时，曾赴吴为质二年。回国以后，帮助越王勾践刻苦图强，灭亡吴国。后游齐国，称鸱夷子皮，到陶(今山东定陶西北)，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他认为天时、气节随着阴阳二气的矛盾而变化，国势的盛衰也不断在转化。对付敌人要随形势变化制定计策，强盛时应戒骄，衰弱时要争取有利时机，创造有利条件，使转弱为强。他又认为物价贵贱的变化，是由于供求关系上的有余和不足，主张谷贱时由官府收购，谷贵时平价售出。《汉书·艺文志》著录《范蠡》二篇，己佚。其言论见于《国语·越语下》和《史记·货殖列传》。

西施

一作先施，春秋末年越国人。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传说吴亡后，与范蠡偕入五湖，见于《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明梁辰鱼据此故事，编为传奇《浣纱记》。

魏文侯

魏桓子之孙，名斯，战国时魏国的第一代国君，为魏国的建立者，公元前445年至公元前396年在位。他曾任用李悝为相，吴起为将，西门豹为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令，奖励耕战，兴修水利，进行改革，使魏国成为当时的强国。曾西取秦的河西(今黄河与北洛水间)，向北越过赵国攻灭中山，又率领韩赵联军向东方开拓，大败齐军至齐长城，并且还向南伐楚，遏制了楚北上之途，成为战国初年的雄主。

齐威王

田午之子，名因齐，战国时齐国的国君，公元前356年至公元前320年在位。即位之初，齐国曾一度出现了「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局面。面对这种不景气的局面，齐威王大刀阔斧地采取实际措施。他任邹忌为相，田忌、孙膑为将和军师，整饬吏治，改革弊政，「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即墨大夫)，诛一人(阿大夫)」，不数年间，国力渐强。公元前341年，齐大败魏军于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迫使魏惠王于公元前334年到徐州(今山东滕县南)朝见，互尊为王，史称「会徐州相王」。同时，他还继承其父在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稷门外稷下广置学宫，招徕各派学者前来著书立说，议论政治，任其讲学。

韩昭侯

战国时代韩国国君。战国七雄之中，以韩国最为弱小。韩昭侯在位期间任申不害主持国政，使韩国致治，诸侯不敢侵韩。

赵武灵王

赵肃侯之子，名雍，战国时赵国的国君，公元前325年至公元前299年在位。即位之初，由于年少，未能听政。至十九年，即公元前307年，意识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乃决心以胡服骑射教百姓，改穿胡服，学习骑射，陆续攻灭中山国，攻破林胡、楼烦，国势大盛。公元前299年，传位给王子何(即赵惠文王)，自称主父。后在内讧中被李兑围困于沙丘宫，饿死。

楚怀王

楚威王之子，名熊槐，战国时楚国的国君，公元前328年至公元前299年在位。由于楚怀王昏庸贪利，任用亲信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宠爱南后郑袖，排斥左徒屈原，使国事日非。其后，又误信张仪之言，为秦给商于之地六百里所诱，不能坚持联齐制秦的对外政策，与齐绝交。后索地不成，先后与秦战于丹阳(今河南丹水北岸)、蓝田(今陕西蓝田西)，为秦所败，失去大片国土。后又遭齐国攻击，国势日衰。时而靠秦，时而靠齐。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再次受骗，入秦被扣，最终死于秦。在位期间，曾乘越国内乱，攻灭越国，设立江东郡。

燕昭王

燕王哙之庶子，名职，战国时燕国的国君，公元前311年至公元前279年在位。曾经流亡于韩，公元前315年，齐国攻破燕国，燕王哙和子之被杀。随后，他被赵国护送回国，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为郭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于是士争趋燕，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来，剧辛自赵至。昭王以乐毅为亚卿，任以国政，又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以乐毅为上将军，授相国印。乐毅率燕及秦、楚、魏、韩、赵之兵联合伐齐，大败齐于济西。燕兵深入齐地，齐人大乱，泯王出走，占领齐国七十多城，是燕国最强盛时期。

秦孝公

秦献公之子，名渠梁，战国时代秦国著名国君之一。于公元前361年二十一岁即位，是时诸侯力政，相互并争，孝公痛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于是，孝公行布宪、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求贤，走富国强兵之路。公元前359年，孝公用商鞅实行了第一次变法，三年之后，孝公又用商鞅实行了第二次变法。两次变法，使秦国由原来比较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战国时代最强大的国家，虽然孝公去世，商鞅也被车裂而死，但是，却为日后秦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昭王

即秦昭襄王，秦武王之异母弟，名则，一名稷，战国时秦国的国君，公元前306年至公元前251年在位。初由其母宣太后当权，外戚魏冉为相，史称「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魏冉为政，威震秦国」。魏冉举白起为将，先后战胜三晋、齐、楚等国，取得魏的河东和南阳、楚黔中和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公元前266年，昭王听信魏人范睢的话，夺宣太后、魏冉等人的权，拜范睢为相，改行远交近攻的策略，又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大胜赵军，奠定了秦统一战争的胜利基础。

鬼谷子

战国时人，亦称鬼谷先生，不详其姓名，隐居鬼谷，因以为号。《史记·苏秦列传》司马贞索隐：「扶风池阳、颖川阳城并有鬼谷墟，盖是其人所居。」相传为张仪、苏秦之师，后人归之于纵横家。又传其着有《鬼谷子》一书，始见着录于《隋书·经籍志》，今本《鬼谷子》三卷，系伪托。

李悝

战国初期法家的始祖，曾被魏文侯任用为相，主持变法。经济上主张「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加产量，在丰收之年国家要以平价购买余粮，在灾荒之年国家则以平价售出粮食，强调要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之年。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奖励有功于国家的人，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之一。他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的《法经》一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内容包括盗、贼、囚、捕、杂、具六法，现已失传。其言论见于《汉书·食货志》、《晋书·刑法志》等，《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李子》三十二篇，已佚。

慎到

战国时赵国人，又称慎子。学黄老道德之术，与田骈齐名，曾在齐稷下学宫讲学，受上大夫之禄。主张法治，提出尚法必重势，立法虽可因循自然，而行法必赖于威势，其「任势」学说，被韩非所吸收继承。因而后世将其归于法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其「著十二论」，《汉书·艺文志》法家类着录《慎子》四十二篇，现仅存七篇，收入《守山阁丛书》、《诸子集成》。

申不害

战国时代法家代表人物之一，精于刑名学，提倡治政重术。相韩十余年，令弱小韩国致治，诸侯不敢侵韩。

庞涓

战国时魏将，曾与孙膑同学兵法。公元前354年，他率军围困赵都邯郸。次年齐救赵，采用孙膑的策略，诱使魏军兼程赶回应战，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中伏，庞涓大败。后公元前342年，魏军攻韩，次年齐又救韩，还是采用孙膑的策略，直趋魏都大梁，旋即退兵，诱使魏军兼程追击，在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中伏大败，庞涓自刭而死。

孙膑

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人，孙武的后代，大致与商鞅、孟轲同时，为战国时兵法家。他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当庞涓作魏惠王将军时，忌其才能，把他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即去膝盖骨)，故称孙膑。后经齐国使者秘密载回，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协助齐将田忌，设计大败魏军于桂陵、马陵。他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理论，把「道」看作战争客观规律，提出了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战法，主张以进攻为主的战略，根据不同地形，创造有利的进攻形势，重视对城邑的进攻和对阵法的运用。著有《孙膑兵法》一书。

乐毅

乐羊的后代，中山国灵寿(今河北平山东北)人，战国时燕将。初，燕昭王即位，以乐毅为亚卿，任以国政。至公元前284年，又以乐毅为上将军，授相国印，率燕及秦、楚、魏、韩、赵之兵伐齐，先后攻下七十多城，因功封于昌国(今出东淄博东南)，号昌国君。燕惠王即位后，与乐毅有矛盾，互相不信任，结果中齐国反间计，改用骑劫为将，他出奔赵国，被封于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号望诸君。后死在赵国。

田单

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战国时齐将。初，田单为市吏，并不出名。燕军攻占临淄时，他将全家撤退到即墨城(今山东平度东南)，参加即墨的防守工作。后来即墨长官战死，他被推荐出来作将领，坚守即墨。公元前279年，田单施反间计，使燕惠王改用骑劫为将，又用火牛阵击败燕军，一举收复七十多城，创造了战国后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被齐襄王任命为相国，封安平君。齐王建元年，即公元前264年，入赵，被任为相国，封平都君。

苏秦

字季子。战国时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学纵横之术游说各国，初至秦说惠王，不用。乃东至赵、燕、韩、魏、齐、楚，游说六国合纵御秦。他出任纵约长，并相六国，归居于赵，被赵封为武安君。其后秦使人诳齐、魏伐赵，六国不能合作，合纵瓦解。他入燕转入齐，为齐客卿。与齐大夫争宠，被人杀死。一说他自燕入齐从事反间活动，使燕得以破齐，后反间活动暴露，被齐车裂而死。《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苏子》三十一篇，今佚。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保存有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十六章，与《史记·苏秦列传》有所不同。

张仪
魏国人，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于魏惠王时入秦，秦惠文君以为客卿。公元前328年，秦使张仪、公子华伐魏，魏割上郡(今陕西东部)于秦。当年，张仪为秦相。惠文君于十三年即公元前325年称王，并改次年为更元元年。更元二年，张仪与齐、楚、魏之执政大臣在桑相会，随即免相。次年，张仪相于魏，更元八年，又相于秦。十二年，张仪相于楚，后又归秦。惠文王卒后，武王即位，与张仪有隙，他离秦去魏，据《竹书纪年》记载，就在这一年五月卒于魏。《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张子》十篇，汇集了张仪的作品或和他有关的材料，今已亡佚。 <!-- end of content -->

蔺相如

战国时赵国大臣。赵惠文王时，秦向赵强索「和氏璧」，宦官缪贤推荐手下门客蔺相如出使。他奉命带璧入秦，当廷力争，完璧归赵，出色地完成了出使秦国的使命。九年后，秦又派使臣去赵国，约会赵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与秦王相见，他又随赵王同行，在筵席上，没有使赵王受屈辱，大长了赵国的志气，大灭了秦国的威风，因功得任为上卿，地位在廉颇之上，结果使廉颇很不高兴。为避免和廉颇相争而误了国事，他每次出门，避让廉颇，常常装病不上朝，不想和廉颇排地位高低，最后使廉颇很受感动，十分惭愧，两人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朋友，和衷体国，使秦国长时期内不敢出兵攻打赵国。

廉颇

战国时赵国的名将。赵惠文王时任上卿，屡次战胜齐、魏等国。长平之战，他坚壁固守三年，后因赵孝成王改用赵括为将，致遭大败。公元前251年，他战胜燕军，任以为相国，封为信平君。至赵悼襄王时，由于不得志，奔魏居大梁(今河南开封)。后老死于楚。

吴起

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战国时兵家。初任鲁将，屡建战功，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文侯死，遭陷害，逃奔楚国，初为宛(今河南南阳)守，不久任令尹，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明法审令」，「要在强兵」；「废公族疏远者」，强迫旧贵族到边远地区开荒；「捐不急之官」，裁减冗员，整顿统治机构。他的变法，促进了楚国的富强。曾北胜魏国，南收扬越，取得苍梧(今广西西北)。楚悼王死，他被旧贵族杀害，变法失败。《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四十八篇，已佚。今本《吴子》六篇，当系后人所托。

白起
一称公孙起，(今陕西眉县)人，战国时秦国名将。秦昭王时从左庶长官升至大良造，屡战获胜，夺得韩、魏、赵、楚的很多土地。公元前278年，攻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因功封武安君。长平之战大胜赵军，坑杀俘虏四十多万人。后为相国范睢所妒忌，意见不合，被逼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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