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法治

㈠ 历史上有什么依法治国的例子急！！！！！！！！！！！！！！！！！！！！

孟子说过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出师表里有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专臧否，不宜异同。若有属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约法三章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大军攻入关中，到达离秦都咸阳只有几十里路的霸上。子婴在仅当了46天的秦王后，向刘邦投降。刘邦进咸阳后，本想住在豪华的王宫里，但他的心腹樊哙和张 良告诫他别这样做，免得失掉人心。刘邦接受他们的意见，下令封闭 王宫，并留下少数士兵保护王宫和藏有大量财宝的库房，随即还军 霸上。为了取得民心，刘邦把关中各县父老、豪杰召集起来，郑重地向 他们宣布道：“秦朝的严刑苛法，把众位害苦了，应该全部废除。现在 我和众位约定，不论是谁，都要遵守三条法律。这三条是：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父老、豪杰们都表示拥护约 法三章。接着，刘邦又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县各乡去宣传约法三章。百姓们听了，都热烈拥护，纷纷取了牛羊酒食来慰劳刘邦的军队。 由于坚决执行约法三章，刘邦得到了百姓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最后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汉王朝。－－出处《史记·高祖本纪》

㈡ 法治的历史演变

先秦时期法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强调法律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威地位。如代表人物之一商鞅主张：“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史记·商君列传》）需要指出的是，儒法两家在人性和治国理念的方法上表面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实质上两家的观点有着内在的相同之处，即法家的“性恶论”与儒家荀子的“性恶论”接近，法家的“法治论”与儒家的“人治论”在本质上都是“人治”。同西方的“性恶论”和“法治论”相比较，法家“性恶论”的适用范围小于西方的“性恶论”，法家将君主和国家、以及高级别的官吏排除在“性恶”的范围之外，而西方的“性恶论”则包括所有的社会成员；同理，法家的“法治”是“君权至上”、“国权至上”的法治，西方的“法治”是“宪法至上”的法治。 在传统中国法人治精神的哲学基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性善论，一种是性恶论。前者的推论是，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存亡取决于人心，其结果是道德的政治化和政治的道德化；这种理论和实践植根于中国古代哲学之中，这种哲学相信，人只要发掘内心，就可以找到善的源泉，从而达到道德上的完美境界，这种道德完善同时又是做一个称职的统治者的先决条件，这与西方政治学传统中的性恶论恰成对照。后者的推论一般是，先秦法家既不相信人性本善，更不相信礼教道德可以收到改善人性而天下大治的功效；法家以为人性是恶的，所以现实中的人总是贪生怕死、趋利避害，因此为维持社会秩序必须对人性加以利用，表现在政治态度上应该取法而排礼，具体到刑事政策上便是以恶制恶、以杀去杀、刑期无期的重刑主义，而刑只可由君主一人来制定和掌握，这就必然会导致绝对的专制主义和人治法律的产生。 事实上，传统中国的专制政治和法中的人治精神，既不是建立在单纯的性善论哲学基础上，也不是以纯粹的性恶论为其理论依据的，而是这两者的结合。儒家两家的理论本身就决定了，无论是从性善还是从性恶出发，最后在实践上都必然要滑到专制和人治的行列。因为性善论的教化成果和内心的自省挖掘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取决于一两位在位者的潜移默化之功，社会风气依赖于他们的人格感召力。因此，所谓的德治和礼治便在不知不觉中滑向了人治，即以极少数人的言行为标准，要求全体臣民赋予这些人以示范性和绝对的权威性，最终导致以这些人的意志为全体臣民的意志，并通过制度和法律而强制推行，使专制和人治制度化、法律化。而性恶论的法家由于将权力的至上性、唯一合法性赋予了君主，使君主成为国家的象征，甚至可以是强制方本身，皇帝的言行就是法律，因此，违法就是背叛皇帝、背叛国家，于是必施重罚。皇帝可对全体臣民施用法律，唯独他自己可以免除法律的监督制约，这样，皇权成了绝对的、不可替代的强制力，法权只是这种强制力的表现和延伸。 性善论与性恶论之所以殊途同归，对立统一于人治之中，其奥秘即在于儒法两家都不是从人本身来探讨人性的。与其说他们谈论的是一个学术或哲学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把人性政治化，并且涂上了浓厚的现实色彩。而当时最大的政治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建立一个稳定而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因此，有了这个前提，儒法两家不管对人性怎么探讨，发表什么高见，九九归一都不免成为君主专制的理论依据。这也就是汉以后儒法合流（“人治”、“法治”融合）的真正基础。虽然中西法哲学都得出了人性自私、性恶的相同结论，但是法律对此作出的反应却有所不同。法家对人性自私的利用是通过赏罚机制来推动人民为君主、为国家服务，进而限制人民的权利；把法律视为治民之私心、治民之恶的工具。其实质是“国家主义”法治观的体现，国家主义也是着眼于权力的运转，但它主张国家的至高无上性，认为国家对个人拥有绝对的权力，个人必须绝对服从国家。 2. 依据法律管理国家和民众的各种事务的一种政治结构。与先秦法家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建立在民主社会的基础之上。法治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包括两点，一是有优良的法律，二是优良之法得到民众普遍遵守 ，这个思想得到了后来者的发扬，并构成了当代法治思想的核心与精髓。
3.具体含义：法治即法的统治，强调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并且关切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目标。

㈢ 但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法治的朝代那么少

历史上只有秦国采用了法家思想来治国，但是这个法家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不是一个概念。
本质上来说，在封建社会是不存在法治的基础的。

㈣ 中国古代依法治国的典型事例

1、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

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申不害提出，韩非加以发展的“术治”

术治的中心思想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子·定法》）。他们认为“法”是公开的，“术”则是藏在君主心中、暗自运用的，君主掌握这种统治术，就可使“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这是保证“法”的实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3、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治国策略，所以治国是无为而治的第一应用。为了贯彻无为而治的方针 ，各级政府官员既要抛弃各种政绩主义和形式主义，也要抛弃“为人民谋幸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仁政理念。

宽刑简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戚，尽量靠万民的自为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无治无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务工作即可；同时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属，让下属去完成各项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识人用人的工作。

(4)历史上的法治扩展阅读：

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管仲为齐国相，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他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法治的信心。他凭借“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使齐国大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仅强调“以法治国”，同时也注意建设道德体系，使法治与道德教化相结合。他以“礼义廉耻”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且上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地位，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从管仲起，到韩非综合法家思想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历时已数百年。在这期间，法家的思想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成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学。

网络-商鞅变法

网络-无为而治

网络-术治

㈤ 历史上最早的依法治国标志着什么

所谓法是一摄人的意志而立，代表与维护的是这一小摄立法的人的权与利，如若这样，依法治国就是不公道的，邪恶的。

㈥ 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的法治建设最好呢

唐代的唐律是中华法系的最高顶峰，其中《唐律疏议》《永徽律》是中华法系的瑰宝，后世代的封建王朝均以此为范本，公元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是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就是以中国唐朝的《永徽律》为蓝图。《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勤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永徽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做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

唐代名臣颜真卿为抚州刺史时，有邑人杨志坚妻，“以资给不充”为由，向其夫索求离婚书。杨志坚赋诗一首代替离婚书，“其妻持诗，诣州公牒，以求别适”，颜真卿予以判离。也有因女方父母病重，女方提出离婚，归养父母者。唐初刘寂妻夏侯碎金，其父“因疾丧明，碎金乃求离其夫，以终侍养”，获得离婚。还有因男方得重病恶疾，无法共同生活，而提出离婚者。唐文宗大和七年，右庶子吕让的侄女嫁左卫兵曹萧敏，生二子。然自开成三年萧敏“心疾乖忤”，即患上了精神病，故女方提出离婚，获准。和离的原因有很多，女子主动要求和离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大量的史实事例表明，唐代女子在解除婚姻关系过程中可以处于主动地位，这既是法律明文授权，又是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对于事实婚俗的确认和肯定，唐代女子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是高于其前代后世的。这也是盛唐文明高度发达在婚姻领域的表现之一。

㈦ 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法治最健全

现在这个阶段、相较于过去法制更为健全。
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的这个阶段版、它是随着社会权发展阶段一点一点去补充的。
过去各个朝代只有刑法、也就是俗称的律法。一般适用于民间的都没有详细的立法、比如民法、婚姻法等等这些、在古代都没有。古代对于民间的各种纠纷主要依靠传统的礼制、以及大的宗族祠堂来解决。但都算不得完善、相反还有很多弊端。
法治健全不健全、要看社会发展阶段。
古代再强盛的王朝、也仍旧是处于农业文明、生产资料和产业结构都比较单一。健全也只能是相对于当时来看的。
但健全不能单一的去看有多少项目来衡量、关键还要看是否合理。
比如宋朝的不杀文人士大夫、高薪厚禄。和明朝的举凡贪污白银六十两以上者、 剥皮实草 。就都过于极端、非常不合理。前者虽然尊重读书人、但也确实把读书人都给惯坏了、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后者则完全把人们逼到了一个对立面。
但是否合理、也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因为人类社会是非常复杂的、不会像一盘棋那样好控制好摆弄。这个是否合理的关键、是利与弊的、大局观的衡量。

㈧ 中国古代法制的三大时期

奴隶社会时期
原始社会末期以祭祀祖先仪式为核心的 “ 礼 ” 由习惯逐渐演变为法 。夏朝国家形成伊始，法制尚处草创阶段，奉天罚罪的法制观 《左传》中记载的 “ 禹刑 ” ，大抵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累的习惯法。至商朝，刑法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法已初具规模，所谓“ 刑名从商 ” 。以残害人体为主的五刑(墨、劓、刖、宫、大辟)在商朝已较为通行，但处刑的手段尚未规范化，还没有一套严格的刑罚制度。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基本上沿用西周的法律。到中叶以后，井田制遭到破坏，郡县制逐步取代分封制，王权旁落，政权下移，宗法制日趋衰落，奴隶制瓦解、封建制逐步确立。由于经济基础的变革，阶级关系的变化，从而引起法律制度的变革，最重大的改革莫过于各诸侯国公布了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的成文法。郑国执政子产， “ 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 ，这 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郑国邓析所作竹刑，便于携带和流传，在法律发展史上又是一大进步。
封建社会初期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中取得了政权的地主阶级，运用政权的力量先后在各国进行旨在发展、巩固封建生产关系，建立封建政治的变法运动。魏国李悝制定《法经》，分为盗、贼、网(或作囚)、捕、杂、具六篇，立法技巧已初步走向成熟 ，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封建法典，为以后历代法典的滥觞。
后来商鞅入秦国主持变法革新时，携《法经》入秦，并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以律字取代法字，突出强调法律的普遍适用性、稳定性、必行性，是稳定而普遍的规则，从此以后，中国古代的法典都以 “ 律 ” 为名。秦朝建立后，继续推行商鞅变法以来的法家思想和政策。其中韩非的以法治为中心 ，法、术 、势相结合的思想，对秦始皇政权和法制活动影响极大，成为其指导思想。秦朝法律令名目繁多，体例和内容已经相当完备，司法机构和诉讼制度逐渐形成。
汉朝建立后，萧何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律》《兴律》《厩律》三章，制作了《九章律》，就是通常所说的汉律。汉朝董仲舒提出的 “ 德主刑辅 ” ，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刑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至此中国刑罚制度从野蛮走向文明和进步。在司法制度方面，有中央和地方司法机构，诉讼与审判制度。“春秋决狱 ” 是儒家文化渗透法制的直接体现，其要旨是：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颇有建树，魏国的《新律》，东晋的《晋律》(又称《泰始律》)，北魏的《北魏律》和《麟趾格》，西魏的《大统式》，北齐的《北齐律》，北周的《大律》等。这时期的封建法律形式日趋完备，篇章体例的设置日趋科学，刑罚制度日趋规范，礼律日趋融合，其中《北魏律》为隋唐律典的渊源。为维护地主阶级特权， “ 八议 ” “ 官当 ” 入 律。所谓 “ 八议 ” ，是指八类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和减刑的规定。“ 官当 ” 即官员若犯徒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与爵位抵罪。在诉讼制度方面建立了 “ 登闻鼓 ” 直诉制度。登闻鼓设于朝堂之外，有冤情者可以击鼓直接向皇帝或中央司法长官诉 冤，这种制度经过改革，一直沿用至清朝。
封建社会发展时期
承上启下的是隋朝的《开皇律》，无论在篇章体例和基本内容上， 较以前的封建法典均有显著 改进，是对秦汉律以来的法律的总结，也为唐律奠定了基础。
唐朝以“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 为法制指导思想上，将封建立法推向高峰，有《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及《律疏》、《开元律》及《开元律疏》、《大中刑律统类》、《唐六典》 等。其中《永徽律》及《律疏》合称《永徽律疏》最负盛名，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 注律的经验，不但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源，说明其沿革，而且尽可能引 证儒家经典，用以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使 “ 疏 ” 与 “ 律 ” 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从此 “ 天下断狱，皆引疏分析之 ” ，成为统一解释律文的法律依据。 民事、行政、刑事立法空前完备。
宋朝初年制定的《宋刑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这一时期的法律特点是：确认封建的租佃关系和田宅典卖制度，加强活动对司法权的控制，刑罚更加野蛮，折杖法、刺配之法、凌迟等酷刑的滥用是刑罚制度的倒退。
元朝的立法有《大札撒》、《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元典章》。这一时期的法制发展没有显著进步，有几个特点：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把人民划分为高下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残酷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确认蓄养奴婢的合法性；在继承汉族法律的同时又保留了蒙古族的习惯法。
封建社会后期
明律于唐律比较，大为严苛，所谓“轻其轻者，重其重者”。明太祖以“重典治乱国”为指导思想。《大明律》增加、充实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是一部比唐律有所发展的封建法典。明太祖亲自制定《大诰》，汇集了当时用严刑峻法惩治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制定了新的法律规范，兼有明太祖对臣民的训诫，直接反映了重典思想。为调整封建国家各机关权力职责更好地集权于中央，制定了行政法典《大明会典》。
《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清会典》康熙时仿《明会典》制定《康熙会典》，此后雍正等四朝均加以修订。其详细记载了清朝从开国到光绪朝各级行政机关的执掌、事例和活动原则。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完备的行政法规，也是中国封建时代行政立法的总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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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中国的法治发展的历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国民党旧法统的灭亡。国民党旧法统的废除，宣告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终结，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我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

195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诞生，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也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历经曲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1982年宪法作出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现行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还制定颁布了涉外经济法律法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条，行政法规353条，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从此，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奋斗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一项极其重大的成就。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与此同时，我国公民法律素质明显提高。

由上可知，我国法治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了辉煌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时毋庸讳言的是，我国法治建设也历经曲折和磨难，在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各个环节也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我国法治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的指引下，不断把我国法治建设胜利地推向前进。

㈩ 关于世界历史上推动法治进步的人物有哪些

中国
1商鞅
商鞅的法律思想具体来说，可以归纳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依法治国的思想。这是商鞅最根本的法律思想，也是商鞅的其他法律思想生存的基础。作为前期法家的代表，肩负着反对“礼治”、“德治”和“人治”的使命，商鞅在论证依法治国的合理性上是不遗余力的。他的理论逻辑大概是这样的：首先，他认为，人人都有“好

利恶害”或“就利避害”的本性，这是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1]。正因为“人好爵禄而恶刑罚”，所以只能用赏罚的法律手段而不能用仁义道德来统治。法家的人性论是是当时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商品等价交换在人民权利义务方面的反映。法家正是利用这种人性论来否定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和儒家的“礼治”、“德治”、“人治”，并为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提供依据的。[2]与此同时，商鞅强调了反对复古保守的观点，主张“不法古，不循今”，“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3]，“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4]。他之所以这样强调，是为了在理论上说明，即使是伏羲、神农、皇帝，他们都是“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因此，“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此不智不慧也。”总之，现今的社会只能用以力量为特征的法治。[5]由此，商鞅论证了推行法治的必要性。

由于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因此，其依法治国的思想在变法中得到了实践，其内容笔者认为可用章太炎的一句话来概括“尽九变以笼五官，核其宪度而为治本”[6]。

二、严刑峻法的思想。或者说是“重刑主义”，是商鞅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思想。这一点从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到验证：“不告者腰斩”，“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被刑”“禁奸止过莫过于重刑”商鞅的重刑思想是出名的，那么为何其要选择与传统的明德慎罚思想迥然不同的道路呢？笔者认为，这和商鞅的统治方略有关，而非其思想的落后和残暴。商鞅为秦国臣民设计的是“自治”的道路，也就是主动择利避害的道路，而为国家设计的是用赏导，用刑督的“禁使”之法。二者的统一，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使赏足以使民择而不旁求他利，；使罚足以禁而民不得避其害，从而实现法治所要追求的目的。当然，在厚赏和重罚之间，商鞅虽也重视厚赏，如“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10]，但无疑，他更加重视的是重罚。商鞅认为，“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姑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他把重刑的意义说得很清楚，也就是去“奸”，“以刑去刑”，可见，商鞅的重刑论就是预防论。

三、刑无等级的思想，或者说是法的平等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先秦法家普遍强调法的平等性，而商鞅最为坚决。他声称，“圣人之为国也，一赏、一刑、一教；一赏则兵无敌，一刑则令行，一教则下听上。”一刑，则就是“刑无等级的思想。这一点在“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中体现得更加明确：法的实施不因出身、地位的不同而有轻重，法律根本不能屈从权贵。从而否定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

商鞅缘何会坚持“刑无等级”？笔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很显然，这是废除奴隶主贵族特权的需要，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重新分配权利和建立新的法律秩序的强烈愿望，事实上，也正是奴隶主贵族反对最多，“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族多怨望者”；其二，应该是商鞅树立法律威信的需要。变法之初，法必不能马上为民所信，商鞅对这点也非常重视，此后著名的“徙木赏金”也正是为了取信于民。而此时假如法律再不能平等待民，要推行法律几乎是不可能的，商鞅说的“一刑则令行”也正是这个道理。

以上是我认为商鞅最重要并且是影响最深远的三点法律思想，当然，他的法律思想远远不止这些，还有一反前朝“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思想的法必须“布之于百姓”的思想；法令必须统一、稳定、没有溯及力的思想：“法莫如一而固”，“刑罚已错又移之，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定分止争，即确定名分，防止争夺，维护等级制度也是商鞅的法律思想，“法定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

2韩非子

一）本体领域------道的无为和奉法治国的“体道”无为的关系

韩非认为，奉法而治是符合道的无为原则，是“体道”的具体表现。韩非是道本体者。认为道是宇宙本体和万物本原。对此，他说“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他还说，道是一种“无状之状，无象之象”的存在，之所以成为宇宙万物的总根源，是由于道虚静无为、能放任自然而无所不为。人们要成功，必须要效法道的虚静无为。这便是“体道”。“体道”是人的立身之本，也是行动的原则。对于君主来说“体道”的最好方法是无为而治。其具体方法是：摆脱喜恶之心，做到无喜无恶、任其自然。“喜之，则多事；恶之，则多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韩非告诫君主，治理国家应该清静淡泊，不存喜恶之心。那如何做到呢？就是：奉法而治。

（二）人性领域------人的性情和“缘理”推导出法治的必要性

韩非从人性的角度论证，君主奉法而治是“缘理”的表现。按韩非的思想，世间万物都是禀道而生的，万物禀道所获得的内在规定性（德）反映在外部属性上就是“理”。“体道”的原则要求人们在对待万物时应“缘理”而为，因循万物的本性。君主统治天下必须因循人性的本来面目和事实情况。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在他看来，人性好逸恶劳、自私自利。在此基础上，如果奉行法治，就能避免犯罪，杜绝混乱。而且法治迎合了“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的人性趋利的本性。奉法而治是“体道”“缘理”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

（三）价值领域------法的功能性、效益性伸张了法治的合理性

韩非指出，法家主张法术，并非好法而法，而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实行法治，暂时痛苦而可长久的利；实行仁政，苟乐而后患无穷。君主采用法治并非出于残忍，而是出于长久的考虑。君主奉法而治是应为法治的合理性，依靠法治治理国家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四）历史领域------时代的变迁与道德的软弱共同印证了法治的优越性

在“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问题上，针对儒家所说的古代圣贤德治而国富民丰的传说，韩非反驳说，古今的社会状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古代资源多、人口少，生活不费力就有充足的资料，人们所以不争。如今人口越来越多，致使财货短缺，纷争激烈。时代发展了，社会环境和物质情况也随着发生变化，治国之策也要随之变化。如果再用老办法应付新问题，就会显得力不从心、束手无策。应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制定出新方法、新对策。这就是他所说的：“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世异而事异”，“事异则备变“。具有非凡的现实主义的韩非不恪守陈规，而是强调时代和历史的变迁，要求因时制宜，不断更换、调节新的统治政策，这就是法家所遵循的”法后王“原则。韩非的”法后王“原则是其社会变化论的必然结果，也是他治国方针的理论依据。道德手段也许适应于古代，却不适应于当今。对当今来说法治优于德治。

总之，为了证明自己的奉法而治的思想，韩非进行了多方论证，涉及到本体哲学、人性哲学、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多个方面。而在论证中，韩非更坚定了他的治国理念，他的法治信心，建立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3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这个最厉害
该书所倡导的法制、政治自由和权力分立是对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有力抨击，成为此后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政治纲领。特别是为孟氏所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分权与制衡理论，对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经过法、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构建民主制度和政权体制的组织原则。孟氏所集中讨论的不是具体的法律规范本身，而是法的精神，即法律符合人类理性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所以，孟氏把法律置于决定地位，认为只有法律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而专制则是对人性的蔑视和对自由的践踏。他进而深入探讨了自由赖以存在的体制条件，并借此找到恢复自由的基本手段——三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主张宪法统率下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政治制度。使法律、自由与宪法结合起来，奠定了宪政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也是孟氏对政治理论最杰出的贡献。

我就想起来这三个人，其他的你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