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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法治中国

发布时间: 2022-03-26 04:35:12

A. 南方周末: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吗

编者按:秋风先生针对刘军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的疾呼提出,中国更需要的不是“人的解放”、启蒙的再造,而是道德与社会的重建。虽然两者的共识都是恢复和复兴社会、文化的传统,催生和呼唤中国精神的变革,但所论相异,正构成了“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吗”这一论题。本期特刊发秋风先生另一篇深入阐明其观点的文章,相当精彩,予人启迪。敬请读者垂注。 崔卫平先生的《我们的尊严在于拥有价值理想》,引入启蒙运动的思想资源,阐发军宁先生提出的“个体至尊”命题。她恰当地指出:“有关个人尊严和自由的任何一种理论,实际上都是一种社会理论而不仅仅关乎个人,都是考虑在社会生活里如何保持个人的自由。”但我有点惊讶地发现,她的文章几乎很少关注到社会,而几乎完全在论述个体。她呼吁文化的现代性、审美的现代性,而据她说,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就是每个人自我引导、自行营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她也呼吁人性的锻造与刷新,当然,锻造的主体仍然是理性的、自足的个体。 这是一套标准的现代性论辩,是在中国盛行了近百年的启蒙话语。但对这套话语在当下中国的相关性,我始终持有一种质疑,这也正是我质疑“中国文艺复兴”命题、提出中国所需要的是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的依据所在。当然,要支持这样的判断,需要探讨文艺复兴及其精神的直接继承人———启蒙运动,究竟如何理解人的本质、理性的性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存在及其尊严的含义等等最为深刻的哲学与伦理问题。 启蒙的迷信文艺复兴致力于发现人,继之而起的启蒙运动则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其主要手段都是康德所说的,“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也即,每个人运用自己的理性,自我引导,自行营造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因而,18世纪这个启蒙运动长期以来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 但越来越多的思想史家认识到,从11世纪算起的中世纪,同样是一个理性的时代,是一个发现人的时代,是一个古典文化复兴的时代。从19世纪末开始,严肃的历史学家,其中以阿克顿爵士为代表,已经不再谈论所谓“中世纪的黑暗”。事实上,中世纪经院哲学所代表的正是理性的精神,它复兴了古典哲学。美国法律史大家伯尔曼的研究表明,西方近代的法律传统是由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1075年发起的,近代宪政主义则形成于英格兰中世纪历史过程中。也就是说,构成现代性之核心因素的思考方式、法律与政体,都扎根于中世纪,而不是近代启蒙哲学从理性的天堂扔给人间的一块大馅饼。 诚然,中世纪有黑暗的一面;但这样的评论同样适用于近代以来的“现代性”。假如我们能够意识到中世纪的另一面,则对于自负的现代性,对于夸张的启蒙话语,我们或许可以保持某种程度的清醒。现在已经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欧陆启蒙主义的话语从一开始就是自负的、夸张的:它把它之前的中世纪描述为黑暗的,但它在带来了个人的解放的同时,也创造了另一种黑暗或黑暗的可能性。 启蒙哲学是个人主义的,同时又是唯理主义的。古典与中世纪哲学认为,人存在于一个井然有序的宇宙整体中,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人的目的是真理、善及美。到启蒙哲学中,人成为一个自足的实体,他就是宇宙的原点。个体具有双重属性:他的驱动力是无穷尽的物质性欲望,比如自我保存、或征服他人,这是人的本质特征。但同时,人又具有无限完美的理性,能够洞见实现上述欲望的手段。因而,近代以来,人普遍地成为一种精于理性的利益计算的“经济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笛卡尔、莱布尼茨,到法国启蒙运动,一代一代近代哲学家从这个原子式个体出发,运用逻辑演绎的方式构造一切社会共同体形态。古典及中世纪哲学则认为,家庭、职业团体、城邦等等自小到大的社会共同体形态,都是人为了实现其目的而自然地生成的,使人趋向于圆满。到启蒙哲学那里,这些东西都成为个体意志的产物,甚至家庭也是个体通过契约的方式、为了实现自己的动物欲望而构造出来的。在康德那里,婚姻就是“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为了终身互相占有对方的性官能而产生的结合体”,婚姻家庭没有社会或者文化价值。今天的经济学家用市场交换原理来分析爱情婚姻,正是这一逻辑的自然延伸。 这种由原子式的个人通过自由选择构造社会的理念,被哈耶克恰当地称为“建构论唯理主义”。启蒙哲学家相信,只有经由个体契约有意识地构造出来的社会,才是最适合于人性的社会。反过来可以说,人完全可以按照理性的设计达致完美状态。这样的观念,与国家统制、计划体制及种种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乌托邦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 至于一切道德、信仰、社会组织等制度,也都是人通过契约的方式构造出来的。既有的道德、信仰、社会组织等传统制度,必须到启蒙哲学家所组成的理性的法庭上接受最严厉的审判,若不能通过理性检验,就应予以摧毁。启蒙哲学家进而承诺,在此废墟之上,可以依据理性塑造出新人,并经由这些新人的有意识构造,形成新道德、新文化、新信仰、新社会组织形态。这样的信念从法国大革命时代一路传递到中国,形成新文化运动,并一直绵延至今,改造人性成为无数志士的理想。 可以说,启蒙哲学为了让人摆脱所谓“不成熟状态”而毫不犹豫地驱逐了上帝,但人自己却成了上帝。而人支配自然和社会的惟一资格是他具有天生的自然理性。启蒙时代的理性是一元的、单薄的理性。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那的传统认为,人的理性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因而是十分珍贵的;但人的自然理性须以经验为依托。另一方面,理性是有限度的,启示和习惯对于人的存在同样重要。启蒙哲学却只承认个体的自然理性,而抛弃了经验,真理和智慧只需通过个体秉具的自然理性即可获得。 人成为上帝,及理性面前人人平等,为大众民主制度开辟了道路,以智慧的名义进行少数人统治不再具有正当性。不过,这种论证却也为绝对专制主义开辟了道路:当年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论证说,既然人人都只有自然理性,那国王就可以跟法官一样亲自审理案件,也不需经国会同意即可随意变更法律。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的可怕政治后果,恐怕只存在于后启蒙时代。因为,假如人的理性是平等的,则意志就从后门潜入,意志强大的个体或群体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改造世界和人性,法律也不过就是强者的意志而已,这强者可能是独裁的个人,也可能是某个群体或大众。启蒙之后似乎人人都是法律实证主义者。然而,若统治、法律只是意志———不论其为善恶———之事,则法治、宪政丧失了根基。 当然,我并不准备像启蒙者形容中世纪那样形容启蒙。启蒙确实让人摆脱了束缚,释放出了人的创造性。但这不是启蒙的惟一后果。启蒙也用一种偏见替代了另一种偏见:它创造了一种理性的迷信,及对个人欲望的随意承认。当国人呼唤文艺复兴、呼唤启蒙的时候,确实需要深思启蒙的这另一面后果。 个体尊严不在个体身上从胡适到傅斯年再到殷海光,一直到今天,这种激进的启蒙传统在中国代有传承。因为他们痛切地感受到了个人所遭受的压抑及普遍的不自由,因此,本能的反应就是解放个人。当然,他们并未否定道德、信仰、社会的价值,但其论述中隐含了一个奇特的两阶段解决方案:先摧毁旧的政治、道德、信仰、传统,把个人从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新人,享有纯粹自由和无上尊严的个人;再由新人自由地制定新道德、新文化、新制度,产生新权威,享受新生活。 但是,已故美国学者爱德华·席尔斯曾精辟指出,任何把传统推倒重来的努力,最终得到的后果都只有废墟,而不可能成功重来。近百年来主流知识分子一直致力于全盘推倒的工作,每遭遇一次重大政治、社会、文化挫折,知识分子的本能反应就是更激进地解放个体。然后,中国文化、道德、社会诸领域进入被启蒙得七零八落但新道德又无法重来的困境中。正是这种状态,让很多中国人毋须犹豫即成为物质与权力拜物教的信徒,而不再承认世间还有对与错、是与非。尽管中国还远没有现代化,但社会上显然已充斥着现代性的两种典型精神症状:物质主义及由此导致的虚无主义。 要树立人的尊严,即应对这种物质主义、虚无主义,因而,当代中国确实需要一场精神变革。不过,继续解放个体,让每个人更绝对地自己为自己立法,似乎是南辕北辙。因为,在没有“元规则”的前提下,每个人自己为自己立法,结果必然是个体的动物欲望更猛烈地释放。 个体的尊严需要在超越动物性存在的层面上、即在人的社会性、道德性存在中去寻找。将人还原为孤立的个体,也就无所谓尊严。人的尊严必然体现于与他人、与各种共同体的关系中。 由于把人还原为欲望的实体,所以霍布斯说,人的尊严和自由只存在于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因而,最大限度的自由就只存在于自然状态,即每个人对所有人战争的状态。这样的尊严和自由是狼的自由,对于人来说当然毫无意义。这一霍布斯式的尊严悖论表明了,鲁宾逊的状态与人的尊严根本是不相干的。 因此,重申人的价值的尊严的希望,不是继续解放那孤立的个体,让其欲望更加不受阻碍地放纵,而是通过某种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让个人学会与他人共同生活,也即个人积极参与自己赖以存在的文化、道德、社会。在此过程中,个人将会发现自己与他人的价值与尊严。 为此,就需要存在一套让个体有尊严地合作的规则,也即让个体保持尊严的道德规范、法律规则、商业惯例、文化习俗等等。当代中国所需要的精神变革,就是让每个人具有在与他人的互动中生成此类规则的能力。这种能力在空荡荡的个体身上是无从发现的,因为,这个自认为享有主权的个体排除了他人的存在;因为,形成规则所需要的理性远远超出了个体自然理性之潜能;因为,就像博弈论所揭示的,单纯自利的理性算计,形成不了合作性规则。自由人只能在元规则之下的互动中,才能生成趋向于自由和尊严的规则。 对此,另一个启蒙传统可以给我们提供足够启发。 另一个启蒙传统一说到启蒙运动,人们立刻联想到巴黎的“启蒙哲学家”及由此演变而来的欧陆唯理主义传统。然而,启蒙运动真正的发源地是英国,法国启蒙运动是一个“后进”国家知识分子对前者的成功作出的一种激进解读———这样的解读一直以来对同样处于后进状态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但从1990年代始,人们开始关注西方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的另一个传统,即哈耶克所说的“英国式自由主义”,以英格兰普通法传统为经验基础的英国个人主义传统。这一启蒙传统强调了个体自然理性的有限性。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普通法法律家爱德华·库克爵士精彩地阐述了这一点。他反对詹姆斯国王之君主专制的理据是,普通法乃是无数代法官之司法的“技艺理性”的完美成就,它高于任何单个人的理智,因此,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改变普通法———哪怕是国王或者国会。由此他得出了宪政主义的根本原则:国王必须服从法律。依此类推,国王或者国会无权改变道德,插手文化,干预社会,控制市场。因为,所有这些制度所蕴涵的智慧,都是国王或者国会议员们的理性不可能全面理解的,它们属于并且只属于相应共同体中的全体成员。英国启蒙运动———其集中表现是苏格兰道德哲学———承续了这一普通法理性传统,诚如哈耶克所说,英国式个人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理论”,从社会性的角度来理解人。 个体之存在有赖于诸多个人所不能理解、但最终有利于个体形成稳定预期的正当行为规则,人首先是一种遵循规则的动物,因为这些正当行为规则蕴涵了无数人的智慧。当然,规则不是神圣的,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通过持续的互动创造出新的正当行为规则。但这种创新只是在传统的边缘上进行的。道德、法律、文化、社会组织形态不可能有绝对完美的状态,但借助于人在其中的努力,可以从坏的趋向于较好,而这同时也是个体之自由扩展的过程。也就是说,个体是在既有的道德、法律、文化、社会的框架内通过边际上的创新寻求自由的,而不可能划分为先解放、后再造这两个阶段。获得自由与人的自我驯化、相互驯化是同步的。 在此过程中,十分重要的正是“元规则”。没有元规则,人们的互动就无从展开。它们为人的行为确定了客观的规则,它可能表现为律法,可能表现为既有的伦理规范,或者习俗惯例,以及法律。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也不是完美的,但依循这些规则,却可以与他人合作,并借助每个人的创造性,生成扩展自己自由的新规则。正是那些元规则,把超越个体之短浅目光的持久性价值,比如善,传达给个体,这些超越性价值赋予个体的行为以意义——意义不是个体能够自我生成的。 因而,个体的自由、尊严不是逃避他人,把他人当作丛林中的敌人,把文化、道德、社会看作实现自利的纯粹工具。社会性是人之存在的构成性特征。道德、文化、社会是人的本质所在。只有在具体的道德、文化、社会中,人才有谈论自由及尊严的资格和必要。自由不意味着解放,只是意味着人在规则之下但又可以不断创新规则,人生活于社会中但又可以改进社会。自由呈现为一个渐进扩展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终极状态。人的尊严正体现于对自由的这种明智追求过程中。

B. 请教:如何联系媒体

先找到一家报社的记者,可以通过查114知道当地报社的电话,然后打电话过去,如果是经济类问题就找经济类的记者,然后把你要报道的事跟他讲清楚,告诉他有何新闻价值!并且一定要承诺,如果这个新闻见报的话,该记者可以拿多少红包或礼品(一般是300元~500元/篇),并请该记者帮忙找其他相关媒体的记者一同过来,待遇一样!他们同行之间经常因为采访碰面都认识的!
以前我在另外一家公司时,我们就是这么操作的!
注意:礼品和红包不要当面在电话里说明,只要大概透露一下就可以了,如在电话里说:“如果这个新闻能见报的话,我们公司也准备了一些小礼品和辛苦费等等之类的!”
记者拿了你的东西,自然会想办法让你的新闻见报!

C. “南方周末孙志刚案”的报道原文是什么

报道原文:《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



3月17日:在广州街头被带至黄村街派出所。



3月18日:被派出所送往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



3月18日:被收容站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



3月20日:救治站宣布事主不治。



4月18日:尸检结果表明,事主死前72小时曾遭毒打。



孙志刚,男,今年27岁,刚从大学毕业两年。



2003年3月17日晚10点,他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在其后的3天中,他经历了此前不曾去过的3个地方:广州黄村街派出所、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



这3天,在这3个地方,孙志刚究竟遭遇了什么,他现在已经不能告诉我们了。3月20日,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广州市脑科医院的江村住院部)。



他的尸体现在尚未火化,仍然保存在殡仪馆内。



孙志刚死了。



先被带至派出所,后被送往收容站,再被送往收容人员救治站,之后不治。



孙志刚来广州才20多天。2001年,他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之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20多天前,他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



因为刚来广州,孙志刚还没办理暂住证,当晚他出门时,也没随身携带身份证。



当晚11点左右,与他同住的成先生(化名)接到了一个手机打来的电话,孙志刚在电话中说,他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



在一份《城市收容“三无”人员询问登记表》中,孙志刚是这样填写的:“我在东圃黄村街上逛街,被治安人员盘问后发现没有办理暂住证,后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



孙志刚在电话中让成先生“带着身份证和钱”去保释他,于是,成先生和另一个同事立刻赶往黄村街派出所,到达时已接近晚12点。



出于某种现在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成先生被警方告知“孙志刚有身份证也不能保释”。在那里,成先生亲眼看到许多人被陆续保了出来,但他先后找了两名警察希望保人,但那两名警察在看到正在被讯问的孙志刚后,都说“这个人不行”,但并没解释原因。



成先生说,其中一个警察还让他去看有关条例,说他们有权力收容谁。



成先生很纳闷,于是打电话给广州本地的朋友,他的朋友告诉他,之所以警方不愿保释,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孙志刚“犯了事”,二是“顶了嘴”。



成先生回忆说,他后来在派出所的一个办公窗口看到了孙志刚,于是偷偷跟过去问他“怎么被抓的,有没有不合作”,孙回答说“没干什么,才出来就被抓了”。成先生说,“他(孙志刚)承认跟警察顶过嘴,但他认为自己说的话不是很严重”。




D. 南方周末2009年度人物评选结果

韩寒

作为公民韩寒,他首先尽到了一个合格市民的本分,他对自己生长的城市,这一年发生的种种不平之事尖锐地批判,这是因为他爱这里,真把她当家园。率真而理性,不高调也不犬儒。
韩寒的可爱可敬,就在于他在中国社会追求最大限度的独立与自由,做自己最喜欢的事,说自己最想说的话。

周立波

中国政治脱口秀的拓展者。他的海派清口主题定位于“时事点评”,每当“小滑稽”侃侃而谈改革开放三十年,模仿调侃布什和萨科奇时,笑浪就要掀翻美琪大剧院的屋顶。
他诙谐逗趣的“政治玩笑”拓展了娱乐的言论空间,是平民智慧与宏大政治的精巧对接。周立波现象,不仅仅是文化新气象。

赵长青

75岁的刑法教授为重庆“黑社会”出庭辩护。有人说他是黑社会的“狗头军师”,是“法学败类”。对于非议,他只有一句:这是普法的失败。赵长青和周立太们坚持“程序正义”的立场,在法制工具主义仍然沿袭的转型期,在人治与法治的PK中,身体力行努力将法治留在中国的舞台上。

湖北救人大学生

为营救两名落水少年,湖北长江大学15名大学生手拉手扑进长江。在三名学生捐躯之后,这方江水变成了一面魔镜,它折射出社会的诸多遗憾。
这些90后的年轻人,用悲壮完成了他们的成人礼。他们透明的义举本身,凸显了魔镜中扭曲的欲望,并让清者更清,浊者更浊。

身体维权者

孙中界,砍下手指向“钓鱼执法”说不,在维权所抵最高处留下标记;张海超,为求真相开胸验肺揭穿谎言,以满腔的炙热映衬出外界的冰冷;唐福珍,为抗拒拆迁最终点燃自己。
他们以鲜活的生命为权利而斗争,在刀锋和烈火中伸张正义,他们是为生活奔波的小人物,是权利运动的悲情践行者。

王传福

从创办比亚迪公司开始,这个安徽的木匠之子大胆发挥了中国人多的优势,最终令“土狼”化解跨国公司的技术壁垒,成为全球第二大电池商。
他带着对技术创新的执着,巧妙进入汽车制造领域,成功改变了中国企业在全球格局中的“追随者”形象。2009年,43岁的王传福以350亿身家,成为胡润百富榜上的“中国首富”。这是资本市场对他始终坚持创新给予的奖

伍皓

2009年,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成功把全国的注意力引到了云南。从省委宣传部主动组织“躲猫猫真相调查团”,到“小学生卖淫案”亲自上网回帖,再到要求慎用“不明真相”等词汇、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和媒体义务监督员等举措,伍皓以宣传部官员的身份,通过“新闻新政”,尝试推动党和政府的信息公开与透明,这一努力值得赞叹。

王帅

上海白领王帅上网发帖举报家乡违法征地,被家乡公安部门跨省追捕。他的遭遇提醒人们,“网络监督”与“因言获罪”只有一纸之隔。王帅以个人的勇气和抗争,维护了自己的权利,为这一事件划上了光明的句号。但必须看到,因网上发帖而被控“诽谤”而遭抓捕的,王帅并非第一个,更非最后一个,公众期待更自由地发表言论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吴君亮

从2008年5月发出第一份申请开始,吴君亮和他的“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已经向中国上百个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发出了数以千计的政府预算公开申请,并成功地推动了今年广州政府第一次向普通市民公开预算。
吴君亮以其深刻的社会关怀、坚韧的规则参与,以及善意的理念坚持,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塑造了公民参与的成功典范。

E. 有哪些好看的时事政治法制类的报纸和杂志如参考消息..

《环球时报》现在变成日报了,以前上高中时,一周才出三刊,每次同学都抢着内看,参考消息是站在外容国人角度看问题,可以参考,但不可以全新,而环球时报,则有国外媒体的摘要,也有国内专家的点评。
《青年参考》青年必读报纸,统观全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报道,是个很全面的报纸,趣味性也比较高。
《环球》 大家都知道这本杂志的名气有多大,都说是中国的时代周刊。
《世界知识》 比环球分析问题更加深入简出,一些评论的比环球还要有水平,里面的评论家有很多是清华的老师。分析的很务实,不像环球那么小资,经常找些港台的作家写些杂七杂八的文章。

F. 时事政治、经济、法治类的报纸和刊物有哪些

世界知识》 比环球分析问题更加深入简出,可以参考,但不可以全新,也有国内版专家的点权评。分析的很务实,不像环球那么小资。
《青年参考》青年必读报纸,统观全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报道《环球时报》现在变成日报了,以前上高中时,参考消息是站在外国人角度看问题,一周才出三刊,每次同学都抢着看,里面的评论家有很多是清华的老师,而环球时报,是个很全面的报纸,趣味性也比较高。
《环球》 大家都知道这本杂志的名气有多大,都说是中国的时代周刊,一些评论的比环球还要有水平
但一般《南方周末》的文章比较长,因为它的信息是很全面的,建议买一份,对于全面了解我们国家也很好。另外《南方周末》主要是我国底层的一些报道和解析,而且不是那种官方的报道

G. 郝劲松的相关事件

2006年4月27日,因买到涨价的火车票,郝劲松向北京市一中院起诉铁道部2006年春运涨价不开听证会程序违法.
2006年5月9日,北京市一中院书面裁定不予立案,郝劲松随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06年9月11日,北京市高级法院撤销北京市一中院不予立案的裁定,指令一中院立案受理.
2006年10月11日,北京市一中院开庭审理此案,12月1日判决郝劲松败诉.12月7日,郝劲松上诉.
2006年12月27日,铁道部发言人宣布,2007年春运涨价幅度将在1月中下旬公布,此时北京高院二审尚未开庭.
2007年1月7日,郝劲松在最高检旗下的<<;检察日报>>;发表致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公开信,要求彻底停止春运涨价.
2007年1月9日,铁道部官员向<<;京华时报>>;表示,铁道部不会因为郝劲松写信而改变原先的计划.
2007年1月10日上午11点,铁道部发言人突然宣布,实行了14年的春运火车票涨价制度废除,今后不再涨价.
<;南方周末>;随即刊发文章:春运涨停 24小时惊天大逆转

2006年12月,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选区,郝劲松在30多位师生的推荐下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郝的竞选小组先后在选区散发竞选宣言<;选一个挥舞法律斧头的人当代表>2600份,并成为公告中的初步候选人,在正式候选人确定过程中被酝酿掉,最后以另选他人的方式得票406票,《公益时报》以<;公益诉讼人士郝劲松的竞选故事>;对竞选过程进行了公开报道。 郝劲松与华南虎事件
2007年11月,郝劲松介入陕西华南虎事件,先后制定六套方案,向山西法院起诉周正龙,向国家林业局申请行政复议并举报陕西林业厅,随后因对国家林业局答复不服而起诉国家林业局。2008年5月郝劲松分别向国家林业局和陕西林业厅申请信息公开,6月26日因对信息公开答复不服,郝劲松赴西安起诉陕西林业厅。6月29日,陕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华南虎造假事件,并查处14名政府官员。2008年9月27日,因申请旁听公审周正龙案被拒,郝劲松在陕西旬阳县法院门外撑起黑伞展现其行为艺术作品《伞于华南虎》,新京报对此事件进行图片报道.2008年11月周正龙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008年1月22日,国家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联合举行手机漫游费降价听证会,此前郝劲松用特快专递报名旁听被国家发改委以“会场条件限制”书面拒绝,国家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拒绝公开会议地点及听证会代表名单,1月21日郝劲松向北京一中院递交诉状起诉国家发改委要求撤消国家发改委拒绝其旁听的行政行为,一审二审法院均裁定不予立案。1月21日北京的<;法制晚报>;率先披露听证会举办地在河南大厦,1月21日晚,郝劲松入住河南大厦,1月22日在听证会举办地河南大厦,很多记者被拒绝进入会场,郝劲松在大厅展现其行为艺术作品《黑色花瓶与听证会》指听证会隐蔽,秘密,不公开,黑箱操作,象花瓶一样是摆设.在听证会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现场,郝劲松手持发改委书面答复跳上椅子质问国家发改委官员以“会场条件限制”拒绝公民旁听是在撒谎。南方都市报与中国青年报对此事件进行了图片报道.土豆网进行视频报道.郝劲松随后在天涯论坛发表文章我在手机漫游费听证会现场的24小时.2008年10月23日国家发改委修改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新办法规定了:公开举行的听证会要设旁听席,公民可以旁听.消费者代表由过去的不少于三分之一修改为不少于五分之二,公开举行的听证会设记者席.听证会举行30日前向社会公布并选拔代表和旁听人员.听证会举行15日前,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告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定价听证方案要点,听证会参加人和听证人名单。 2009年9月下旬,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钓鱼执法事件,上海白领张晖与河南来沪农民孙中界分别被上海闵行交通队与浦东交通队栽赃式钓鱼执法,被扣车罚款.张晖在网上发帖控诉,孙中界一怒之下用菜刀砍断了自己的手指,张晖与孙中界不约而同地找到郝劲松做为他们的诉讼代理人.
当张晖通过电话联系到郝劲松,郝迅速决定介入此案,为张晖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电话中,郝只提了一个条件:无论胜败,决不能撤诉.张晖同意.郝鼓励张晖说:你是好样的,至少你还敢挺身而斗,很多人是一辈子都不敢的,他们一生都不敢反抗,他们永远都是受害者.郝和他的同事立即召开会议拟定了详细计划,
第一步,在国庆前9月28号递交诉状起诉上海闵行交通队,有效利用国庆7天长假,郝计算出10月9号是立案的最后一天,在上午接到法官打来的立案通知电话后,郝立即向外界发布了这个消息,全国媒体迅速报道.
第二步,2009年10月18日,郝劲松用18封特快专递向上海18个区县申请近三年来打击黑车罚款总额的信息公开.郝劲松认为:“钓鱼式执法在各地普遍存在,有愈演愈烈之势。这背后有着巨大的利益链条。庞大的处罚金额支撑起了一个畸形的执法平台,执法机关雇用无业人员假扮‘乘客’搭车,‘乘客’则负责引诱司机收费,并把车引入执法人员设好的埋伏圈。”
“从派出钓饵、设套、埋伏,到抓人、扣车、罚款,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一辆车少则罚一万元,多则2万到3万元。以上海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为例,两年时间处罚5000辆所谓的‘黑车’,罚款5000多万元,巨大的罚款金额让许多交通执法部门不惜铤而走险,不择手段,陷合法公民于非法,上海每年处罚20000辆车,罚款高达两亿元,已形成庞大的产业链,‘钓鱼式执法’ 已涉嫌有组织犯罪。”
郝劲松强调,有些真正的黑车,在向交通执法部门定期交付保护费以后,得以公开运营。
第三步,揭开上海车主此前在钓鱼执法案件屡诉屡败的秘密.究其原因,背后是上海各级法院撑起巨大的保护伞,为执法犯法的交通执法大队保驾护航。
2009年10月21日,郝劲松通过媒体向社会披露上海高院违规制定的内部文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关于审理出租汽车管理行政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郝劲松发现该意见居然是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交通执法局等有关部门和专家”研讨出来的。郝劲松质疑该《意见》存在多种违背常理和法理之处,明显偏袒行政执法部门。
09年10月26日下午4点,上海闵行法院行政庭庭长黄江跑到张晖单位大吵大闹,用当手指着大喊张晖,你要听话!要求张晖撤诉.闻讯赶到现场的郝劲松截法官黄江,双方展开激烈的语言交锋.当晚,郝劲松在天涯论坛发表帖子闵行法官黄江:张晖,你要听话!该帖配现场图片和录音,点击率高达70多万,网民回帖6900多条支持张晖强烈谴责法官黄江.
第四步,2009年10月28日,郝劲松用邮寄方式向上海市公安局书面举报规模庞大的钓鱼执法人员涉嫌有组织犯罪.
2009年11月12日.张晖收到了要求其撤诉的恐吓信,郝劲松鼓励张晖要坚持下去!
郝坚定地告诉张晖:我们将在法庭上打败他们!
2009年11月19日,上海闵行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张晖胜诉,法院认为闵行交通队使用不正当手段取证违法,诉讼费50元由闵行交通队承担. 北京地铁厕所收费案
郝劲松2004年12月在地铁天安门东站使用厕所时,支付了如厕费五角钱。后郝劲松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对地铁复八线天安门东站未设固定免费厕所而使其不得不上收费厕所作出书面解释,判令地铁公司退还如厕费五角钱。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05年12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郝劲松的诉讼请求。
郝劲松对一审判决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郝劲松上诉认为,地铁公司在五方面违背了《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一是复八线设计存在缺陷,未设固定免费厕所;二是为弥补设计缺陷,配置了移动厕所却要收费;三是“同样是3元车票,环线乘客免费使用厕所,而复八线乘客却要另付五毛钱,这违背了民法中的公平原则”;四是复八线为地铁职工设置了固定厕所,却不许乘客使用;五是地铁公司拿纳税人的钱出资兴建厕所再向纳税人收取如厕费,违背了公平原则。 另外,郝劲松强调,地铁显然属于原国家计委(2001)398号文件规定的公共客运场所,公共厕所理应免费开放。 地铁公司表示,由于复八线9座车站均没有建设公共卫生间,为解决车站乘客如厕难的实际问题,公司在车站非付费区域设置了9套18座移动式免冲卫生间,费用属于企业投资自建。考虑到购置成本及使用期间的维修、材料等项费用,公司规定收取如厕费五角钱。 二审法院北京市一中院认为,地铁复八线在设计施工时未设置固定公共卫生间,地铁公司在接管运营后,为方便乘客,自筹资金在各运营站台设置免冲环保投币式移动卫生间,并根据消耗成本确定收费数额并取得收费许可,地铁运营公司的行为未违背法律规定。原国家计委发布的计办价格(2001)398号文件的适用范围不涵盖地铁运营,地铁卫生间的设置也不属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京政管字(2002)32号文件所指的政府出资所建公共厕所。 郝劲松变“行为艺术家”
过去一直以公益诉讼方式出现在公众视野的郝劲松如今被冠上了艺术家的身份,且大搞特搞起行为艺术。如华南虎案一审结束后,郝劲松在陕西旬阳法院门口做了“伞与华南虎”的行为艺术,他撑开的一把巨大的双层复式黑伞上写着“周正龙=替罪羊”,表达了他对虎照门事件的看法。
郝劲松称,他创作的艺术作品《蹲下双手抱头》。人们看到这个作品可能会想到,他为什么蹲下?他为什么双手抱头?他违法了吗?他犯罪了吗?谁命令他蹲下的?他为什么不敢站起来?……郝劲松说,等开庭时,他准备带着以他这个姿势为原型创作的雕塑,放到法院门外。 郝劲松法律公益网
中心发起人郝劲松简介:青年法律学者,北京“三味书屋”法律顾问。“复式诉讼”理论的提出与倡导者,主张动用密集的火力轰击可疑地区,并延伸扫射,以肃清某些不合理的现象。曾先后七次提起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状告国家部委及垄断集团。因索要发票未果,在四个月内连续三次把“铁老大”告上法庭,并最终胜诉,迫使铁道部向全国各铁路局发出《关于在铁路站车向旅客供餐及销售商品必须开具发票的通知》,结束了中国火车不开发票的历史。因打破霸王条款被新浪网和《环球财经》杂志联合评选为“构建经济和谐十大受尊崇人物”。被先后提名为2005中国法制新闻人物,2005年度十大法制人物。两起案件分别入选2005中国十大案件,2005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并以“维权战士”的身份写入2005中国法治蓝皮书。
2006年4月,郝劲松起诉铁道部春运车票涨价不开听证会程序违法,同年12月1日,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宣判郝劲松败诉.郝劲松随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7年1月7日,郝劲松发表致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公开信,呼吁春运彻底停止涨价.2007年1月10号,铁道部宣布今后不再实行春运涨价制度.同年1月郝劲松入选《2006中国法治蓝皮书》
中心研究员:郝劲松,张爱军,甘霖,冯继刚,贾元春,霍思佳,张璐,李孔军,邹学自,贾宝军,王哲君,张明山,曹晓东,马永顺,程兰海,王晓峰 人物周刊:网上对你攻击最多的是你的律师资格证,有人说,你连律师资格证都没有,是伪律师。
郝劲松:我本来就不是律师,我没有资格证,也从未假装过我有资格证。我是一个公民,一直以公民的身份作战。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律师,在一些事情上,司法局和你所任职的律所就有办法让你很难受,你要受指挥,你会有顾忌。正因为我没有单位,没有人可以指挥我,我是一个自由人。我需要自己做主,不喜欢被任何力量控制或者要挟。而且我会因此成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不是律师也照样可以拥有法律的武器。
人物周刊:你现在代理的这些案件中,代理人怎么称呼你?
郝劲松:随便,比如张晖就叫我“郝哥”,孙中界叫我“郝律师”,网上有个帖子说,老百姓觉得律师就该是像你这样的人。
人物周刊:中国是个讲究“名正言顺”的国家,没有律师执业许可对你开展工作有影响吗?你的收入来源是?
郝劲松:我是三家公司的法律顾问,收取顾问费,这工作不会占据我过多的时间精力,所以我有足够的时间来介入公益事件,无偿提供法律援助。我每天都用很长时间关注国内外互联网上的事件,然后选择目标出击,看这个战役,是否适合我。比如邓玉娇案件,我觉得那案子不适合我,因为我不是律师,就无法进到看守所里会见当事人。
人物周刊:你似乎从小就是个“刺头”,总是有人会很慷慨地把“讼棍”、“刁民”这样的词汇送给你。
郝劲松:凡有上级有管理者,我都试图去改变他,改善他,如果他不服,我就和他拼一拼。包括这次“钓鱼案”,我们去区政府要求旁听,有一个局长说:你可以去接待室喝点茶水,参观一下我们的建筑。我说如果不能旁听就算了,我对建筑不感兴趣。过一会儿他的手下来了,说:郝先生你站在这儿也不太好,都是上访的人,你去接待室坐一下吧,配合一下。我说:我没有义务配合你,我是一个不服从的公民。
网民就是我的狼群
人物周刊:实际上,早在2004年起诉地铁的时候,你对于将来战役往哪里打已经有一个大的规划了?
郝劲松:是的,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我们首先选择地铁这个企业,有政府色彩又是公用服务的企业。在此以前,中国没有发票管理,我们要填补这个空白,为了上厕所的发票打官司,我们当时就觉得法院和政府都会支持,因为发票涉及到税收,我们向地税局举报他们偷税漏税,后来罚了他们2万多,所以第一次就把他们打败了。
人物周刊:老百姓看到你索要公厕发票的案子,会不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聊?这么小题大做?他是不是就想沽名钓誉吸引眼球?
郝劲松:无聊?我们会告诉他:一张小小的发票,浓缩了你的权利,这是最简单的东西,你可以扔掉,但是里面凝聚着法制和民主的力量。发票背后有国务院发票管理办法,法规被践踏了你都没有维护,今天你失去了发票的权利,明天你失去了其他,总有一天你的房子、你的地什么都失去了,因为法制在被践踏的过程中你从没有维护过它。
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幸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密切关联。就像美国波士顿那个犹太人纪念碑上神甫所说的那段话:起先他们屠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屠杀共产主义者,我也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也不说话。最后他们提着刀冲我过来了,没有人替我说话,因为大家都倒下去了。
人物周刊:你把每个案件都当成一场战役来打,特别注意战略战术,我想你一定是军事爱好者。
郝劲松:非常爱好!我出生在军人家庭,我父亲就是一个老军人。我从青少年时代起研究了大量的战役,尤其是二战,包括海战、陆战,但我最喜欢研究狙击:一个很小的个体力量,有时却可以阻挡一整支军队的前进,甚至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
人物周刊:你有自己崇拜的军事家么?
郝劲松:拿破仑!拿破仑在土伦城堡的时候,集中排炮对着国会大厅,以前大家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打法,把所有的重炮都集中起来。他整体的战术是非常干净利落的,他自己概括的就是:“不玩弄太复杂的伎俩,集中精力各个击破。”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处理很多事情都有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能取得成功,我希望我们的名字能被刻入法制的重要历程。
人物周刊:你说的“我们”是指?
郝劲松:我说“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我为自己壮胆,这样一说,就好像有这样一个团队、有一个集体,“我们”包括很多网民,很多民意的力量,共同关注、介入一些公共事件。我有时冲在前面,像一杆标枪一样往前扎,是巨大的网民在我的背后把我使劲儿向前推。
人物周刊:可曾有过这样的感觉:你以为有人在背后支持你,推你,可是真的发生什么动真格的事情,你回头一看,身后没有人,你一个人在孤军奋战。
郝劲松: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这种感受,每次我身后的人都巨多。我研究二战时候的一些战役。德军为了打断盟军,就开展“狼群战术”,在大西洋分布了上百艘潜艇,神出鬼没,击毁了大量盟军的运输船,盟军也采取了相应对策。这种“狼群战术”有时是非常管用的,网民就是我的狼群!
我需要召唤到大量的人介入公共事件,并让大家明白,对不平之事,你的反抗是有效的,只要你用适当的途径、适当的技巧、适当的尺度。就像古装片中的城门,坚固,高大,攻城的人群拿粗壮的圆木用力撞击,门固若金汤,但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人,不停地撞,使劲撞,虽然门还没倒塌,但从微观物理上来讲,它已经在慢慢变化了。
每一座城池都是这么攻下来的,每一个网民的留言都可能成为攻陷城门的最后一次撞击。我需要网民在这些战役中成熟、成长起来,使网民认识到我们没有沉沦,我们可以参与决策进程,并在社会正义的关键时刻站出来力挽狂澜。
挥舞着法律的斧头
人物周刊:中国法律圈里,有你特别佩服的人吗?
郝劲松:江平算一个,他是一个高山仰止的人物,但是他比我们年龄大太多,也很少出来发言,他说想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另外,张思之当然也算一个,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知道我,还搂着我照了一张相,他给我一个评价,“我是老好事之徒,你是小好事之徒。”
人物周刊:张思之大律师是把你引为同类了?
郝劲松:对,我想最起码,他是知我的。他绝不会仅从某个个案来了解我,以为这个人很无聊,就是为了一张车票或一张发票在四处告状,我想张律师能解读到这些案件背后的深意。
法律一直是我的向往,治理国家最终我们依靠的是法律,法律就是我的工具,我的斧头,当这把斧头磨得锋芒毕露的时候,我们就试着挥舞它,在试验它并使用它的时候,我们也赋予它力量。
人物周刊:我们通常都说“正义之剑”,为什么你说“法律的斧头”?
郝劲松:斧头更像我的打法。剑那玩意儿很长,它的招式就比较传统、正规,舞剑必须遵循一定的套路,对我来说,剑术有时也是一种规则的束缚,而斧头则不然,斧头更灵活,它没有固定的章法可循。
人物周刊:在你挥舞斧头的过程中,这个斧头是不是也会伤到一些人?
郝劲松:伤!绝对的。比如说铁路发票那个案子,我们起诉了3次,第三次当我们掌握到了足够白条(证据)的时候,铁道部其实很紧张了,因为他们感觉就要败诉了,涉案的两个车长到处找我,希望能通过说情让我撤诉,后来我听说那两个车长被免职了,被贬到货运列车了。
人物周刊:也许有些人因为你,命运就被改变了。
郝劲松:一个时代的进步,在它往前走的时候,总会牺牲一些人,如果这些人的利益很小,牺牲就牺牲了,在所难免。
人物周刊:所以你并不顾惜他们?
郝劲松:不顾惜!那个证据对我非常重要!他只是被免职,而且据我所知,几年后他又官复原职了。我觉得这种牺牲很小。
人物周刊:媒体也是你每场战役的外援,你似乎特别懂得调动媒体,什么时间点,放出什么样的消息。
郝劲松:我已经习惯了不断地接受采访,回答相似的问题。张晖一开始觉得很麻烦,对他的日常生活是一个干扰,我告诉他,你每接受一次采访,我们胜诉的可能就增加1%。最初他很悲观,认为胜诉的几率很低,我说,即使落败,也要把对方送到被告席上。原告只需要掏50元,但是政府要请律师需要几千元,如果大家都有法律意识,政府的违法成本就会巨增。诉讼有时是有效地缓解愤怒的渠道,社会总得有个泄洪口。
人物周刊:如果你现在需要媒体帮助,你能调动的媒体资源能有多少?
郝劲松:其实也不会超过20家,这20家还是有些能登出来,有些登不出来,我手头掌握联系方式,以及采访过我的媒体记者大概有150多位。
民主还是一个孩子
人物周刊:听说张晖考虑过退缩。
郝劲松:我一开始就跟张晖说,代理你的案子,我可以一分钱不要,但我就一个条件:坚决不能撤诉!一、二审的司法程序必须走完,拿到判决书。哪怕最后你败了,民众也会知道到底谁对谁错,也会让他们通过败诉判决知道一些问题,比如法院并不是永远正确。
人物周刊:为何你如此坚持不能撤诉?
郝劲松:张晖有很多顾虑,如果他顶不住,撤诉了,我们就前功尽弃。张晖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己很害怕,害怕钩子报复等等。我告诉他,这种信息你不能释放出去,对手知道你怕什么,就会用你害怕的方式来对付你。
经过这些事,他也在成长,他有时候会长时间地坐在电脑前,看网友给他的留言支持,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很强大。他从一开始不愿意露面,不愿意暴露真实姓名,用了个化名“张军”,到最后愿意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把“张军”改回原名张晖,他说:我突然觉得我又没做错事,我为什么怕他们呢?
人物周刊:上海政府已承认在张晖和孙中界的事件里确实存在非法取证,张晖也领回了自己被罚的款子,要他抵制压力坚持继续诉讼,是不是很困难?
郝劲松:除了张晖和孙中界,还有大量的“钓鱼”受害者得不到公正的裁决,我们还没有真的折断钓钩以及钓竿。张晖去领罚没款时,闵行区建交委门口聚集了很多围观者,人群中有人对他喊,“你的钱领回来了,我们的钱还没。”
张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收入相对富足的中产阶级,他被“钓鱼”后非常愤怒,首先通过论坛发文给媒体,行使了自己言论自由表达的权利,他正是我需要的一个人成长为公民的标本:一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通过这个事情开始反抗。
孙中界是另一种类型:小孙是刚满18岁的农村青年,从没受过城市工业化、机械化生活的伤害,他对大城市有美好的向往,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工作,到上海的第三天就遇到“钓鱼”,他整个人崩溃了,城市的形象在他心里倒塌了,他觉得城市里的人不应该这么坏,他想不通,这促使他操起了菜刀。这种行为是有血性的,一个民族有血性,这个民族还有希望。中国烈性男儿太少,遇事不敢反抗,看到别人出事也很冷漠,觉得和我无关。不作为的公民太多,他们根本称不上公民,没有法律意识,没有监管政府的意识。很多人觉得我只是个体,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就要改变这种传统想法。
社会仿佛人之肌体,有些病症,你应该不断去暴露它,病灶才会被及时发现、被医治。如果你觉得司法体制黑暗,你就不去使用它,它会越来越烂,等到做手术的时候也没用了。公民如果没机会成长,剩下的就是一群暴民。谁也不愿看到社会动荡,谁也不愿看到天下大乱。民主是一个孩子,它有个成长过程,你得培育它,为它的成长准备条件,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懂得培养它的公民。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方法有效吗?
郝劲松:成长不能靠说教。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从2004年到2009年,全国各地的法院接到大量官司,如果有人能调查到这个数据,会发现这是个剧增。我和北京市高院的法官聊天,他们星期天都加班,因为案子暴增,法院增加人手的速度,追不上案子增加的速度。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公民试图上法院去告状,就说明他有了法律的意识,并且迈出了行动。我看到许多人打官司我就很兴奋,我知道那里头有我,有我的功劳,以及我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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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日报,南方周末也有涉及的,挺好看,还有中国法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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