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立法先河

1. 从《法经》到《宋刑统》中国法典在编纂体制上经历了哪些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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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经》的主要内容和其历史地位

公元前5世纪，魏文侯重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改革。李悝总结了春秋末期以来各诸侯国立法司法的经验，结合魏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的法典。
《法经》是一部"诸法合体"而以刑为主的法典。其中《盗法》是涉及公、私财产受到侵犯的法律；《贼法》是有关危及政权稳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囚法》是有关审判、断狱的法律；《捕法》是有关追捕罪犯的法律；《杂法》是有关处罚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行为的法律；《具法》是规定定罪量刑的通例与原则的法律，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总则部分。其他五篇为"罪名之制"，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分则部分。
《法经》内容、篇目、体例、结构虽然比较简单，但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成文法典。它以"法治"思想为指导，参考、总结、吸收前代各个政权的立法经验，集中代表了当时最高立法成就。在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上，《法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具体而言：
1．从律典结构来看，《法经》以严惩盗贼罪为核心，根据罪名类型、办捕程序、量刑标准等各项不同内客分立篇目，其中已有总则与分则、实体法与程序法、刑事法律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等各方面内客，首次创立了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篇章体例结构，为后世各代成文法典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从立法宗旨来看，《法经》为维护君主专制集权制度，巩固地主阶级统治，保护人有权为核心的社会制度，首次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刑事立法原则。它把直接侵犯官私财产所有权与人身安全、危害地主阶级政权及社会秩序的盗贼罪视为最严重的犯罪，作为严厉打击的重点对象，开创了后世各代立法的根本精神。
3．从法律内容来看，《法经》贯彻重刑主义法制原则，沿袭夏商西周五刑制度，不惜动用残酷的肉刑、死刑和族刑连坐等严刑峻法制度的发展方向。
总之，无论律典体例、篇章结构、立法宗旨、内容实质等各个方面，《法经》都成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标志，对后世二千多年的各代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法经》作为中国古代成文法典之原始源头，开创了中华法系独树一帜的立法先河。
也有学者认为《法经》的历史地位表现在：
1．《法经》初步确立了封建法典的体例和基本原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标志着中国古代的立法技术已开始走向成熟，成为后世立法的模式。
2．《法经》的出现有利于司法的统一，便于司法官准确适用法律和定罪量刑。
3．《法经》的出现有利于立法的系统，使立法活动在兼顾历史沿革和横向联系的科学环境中进行，避免重复和抵牾。
4．《法经》将实体法（《盗法》《贼法》《杂法》）和程序法（《因法》《捕法》）大致区分开来，有利于按客观规律指导法律实践活动。
5．《法经》的出现，有利于法律文献的整理、修订、解释和研究。

《宋建隆重评定刑统》的简称，它是我国宋朝第一部刑事法典，也是我国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所谓“刑统”，是按照新的体隶编纂的刑书，一般以刑律为主，而将其他刑事性质的敕、令、格、式分载在律文各条之后，依律目分门别类地加以汇编。
宋朝没有像唐、明清那样的律典名称，这是一个特例，宋朝只有相当于唐律的《宋刑统》。

由于在宋朝和唐朝之间有了一个混乱的五代十国，所以宋朝继承的法律名称没有沿用唐律，而是沿用了后周的“刑统”名称，结果就有了特殊的《宋刑统》。后来，由大理寺刻板印刷发行全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法典。

不过，《宋刑统》和唐律一样也是十二篇，除了个别要避讳的字外，内容和唐律竟然基本一致，可见唐律对于《宋刑统》巨大影响。除了大量本朝的诏敕外，也收录了唐朝的一些法令和诏敕，作为参考。

五刑制度也是沿用了唐律的规定，其他有关定罪量刑的规定如议、请、减、赎等也和唐律相同。但宋朝的刑罚也有了一些变化，如凌迟刑的开始合法化就是在宋仁宗时期。

制定
宋朝的立法活动，始于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当时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等人奏请朝廷建议修订法律，得到朝廷同意后，由窦仪等人主持其事。次年编成《宋建隆重详定刑统》，并於同年八月「谟印颁行」，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首部刊版印行的法典。

内文
《宋刑统》的体例，仿照唐末的《大中刑律统律》、后唐的《同光刑律统类》和后周的《显德刑律统类》而制定。

其律文只是《唐律疏议》的翻版，除「折杖法」外很少变动。但其收集了唐朝开元二年（714年）到宋朝建隆三年（962年）近150年间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规范，根据需要选出209条（包括「起请」32条）附於律文之后，与之并行。这是《宋刑统》与《唐律疏议》的重要区别。其篇目，仍与唐律一样，共12篇、502条，不过在每篇下设有「门」，合计213门。

修改
《宋刑统》自颁布以后，虽於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数次修改，但改动很少，正如《宋刑统·序》说「终宋之势，用之不改。」

但该书原刊本已失传，现行的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国务院法制局刊印的重校范氏天一阁本。

在汉朝如果遇到法律无有关规定，同时又无适当判例可以比照时，可以《春秋》经义附会法律作为断案的依据。这一制度是汉武帝时董仲舒所创，受到朝廷的重视。

2.女徒顾山

汉代专为女犯设立的赎刑，女犯定罪判决后可以释放回家，但每月必须出钱三百由官府雇人到山上砍伐木材，以代替女犯应服的劳役。

3.《九章律》

汉高祖时萧何制订，共九篇。萧何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又吸收了秦律，增加了《户律》、《厩律》、《兴律》三篇，合为九篇，故称《九章律》，这是一部综合性的法典。

4.亲亲得相首匿

允许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对于一定的犯罪可以首谋隐匿。汉律规定，卑幼匿尊亲长，不负刑事责任；尊亲长首匿犯死罪的卑幼，虽应处刑，但可以请求减免，首匿犯一般罪的卑幼也不负刑事责任。

5.通行饮食罪

指给农民起义军通情报、当向导、供给饮食。汉律严格镇压此种行为，犯者处死刑。

6.见知故纵之法

官吏看见或知道有人犯法，特别是看见或知道“盗贼”在活动，则必须举告，不举告即为故纵；官吏对应判刑的罪犯，则必须判刑，不判刑者也为故纵。见知故纵者与罪犯同罪。

7.决事比

以类似的法律条文和典型案例来比照断案法。西周、秦、汉乃至以后的封建王朝都广泛采用这种做法。

8.上请制度

唐律规定的一项保障贵族官僚封建特基本原则。指贵族官僚犯罪，一般司法官吏无权审理，须先奏请皇帝裁断，以使其予以减刑或免刑。

9.约法三章

这是汉朝最早的立法，刘邦进入咸阳与秦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10.魏律

三国时期魏国一部主要法典。公元229年（魏明帝太和三年）陈群、刘劭等增删汉律而成，在汉九章律的基础之上增加九篇，并改汉之具律为刑名，列于全律之首。

11.晋律

晋代法律的总称（主要是《泰始律》），晋武帝泰始三年完成，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推行全国的法典。晋律以汉律、魏律为基础，共二十篇，六百二十条。

12.北齐律

25.御史台

中国古代全国最高监察机关。西汉时称之为“御史府”或“御史大夫寺”，东汉光武帝时改称“御史台”。唐代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长官，御史中丞为次官，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台院设侍御史若干人，负责纠弹中央百官，并负责参与大理寺的审判活动和审理皇帝交付的案件。殿院设中侍御史若干人，负责纠弹百官在宫殿中违法失礼之事，并巡视纠察京城及朝会、相等。察院设监察御史若干人，主要负责监察地方官吏。宋、元沿袭唐制，继续称御史台。明初改御史台为“都察院”，清沿明制，御史台之名遂废。

26.三司推事

又称三司会审，中国古代三法司（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重大案件的制度。《商君书？定分》：“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后世的“三法司”之称即源于此。汉代以廷尉、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为三法司。唐代以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为三法司。明、清两代从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为三法司，遇有重大疑难案件，由三法司会同审理。

27.宋刑统

2. 汉代的时代精神

汉代的时代精神雄健浑厚.
崇武尚武是汉代世风中颇有特色的内容。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石上，较力、徒手和使用刀剑戟等器械比武是常见的内容。徐州汉画像石上有表现力士拔树的场面。汉代可能已经有类似《水浒》中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民间传说。当时较为正式的举重活动是扛鼎。除人们熟知的项羽“力能扛鼎”，一些贵族如刘邦少子淮南厉王刘长、武帝子广陵厉王刘胥也以能扛鼎留载史册。武帝在宫中设鼎官，判定殿前举鼎的成绩。值得提到的是在汉代画像文物上描绘了人与虎、野猪等猛兽的搏斗，其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是徒手制服野猪和一人同时与猛虎和悍牛性命相搏。许多比武和斗兽者都是社会上层，文人们也参与其间。司马相如、田畴、崔琰善击剑，王充朝夕习骑马射箭，经学名家辕固在兽圈中刃毙野猪……钱穆先生说汉代文人性格质朴，拿起笔可撰文，放下笔可耕田。其实汉代文人也不是后代那种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这既是尚武精神的结果，也是时代的重要标志。

生活在汉代的人们，率直而较少含蓄，开通而较少压抑，粗朴而欠圆通，勇敢而鄙视怯懦。汉帝国拓疆开土，凿空异域，以及社会秩序的形成，都与这些精神风貌息息相关。星移斗转，汉代精神风貌中有些内容虽已褪色消失，但它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溅起的浪花至今仍能撄动人心

3. 汉代察举制是如何顺应历史之势而产生又对当时影响在哪些方面，请细细品讲。

两汉时期，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得到进一步发展。于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汉代逐渐确立了察举、征辟等选人任官途径，尔后又不断得以发展，在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历史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所谓察举,又叫乡举里选,是汉代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基本选才制度，以郡县为单位，荐举孝廉、茂才。西汉建国初，汉高帝虽然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但他认为他的天下“于马上得之”，厌恶甚至拒斥知识分子。陆贾反驳他说：“于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高帝遂有所悟，后来就颁布了这道《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已开了汉代察举制的先河。 一般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察举，产生于汉文帝时期。但察举制作为一种完备的选官制度，并真正确立其在仕进制度中的主体地位，是在汉武帝时代。察举制的确立和实施,对当时统治人才的选拔、任用以及对社会的安定,均产生了重要作用。 首先,它打破了 “世袭制”和军功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促进了社会政治的安定。由于汉初社会逐渐趋于安定,朝廷急需大批治国安邦人才,仍按过去通过军功、养士选拔人才的办法，不仅不能适应现实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而且不是长久之计。而察举使各地包括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优秀人才,都有参与政治的机会，和靠“余荫”而做官的“任子”制相比,无疑是个进步。因为它协调了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分配, 奠定了以后历代平民参政的基础, 部分地满足了中下层地主分子参政议政的愿望, 在客观上能带来社会政治之和谐与稳定,同时也加快了民族融合进程。另外，汉代通过察举这一制度化的人才选拔方式有效地选拔了专制王权所需人才，为汉朝国运的强盛与持久提供了人事保证。同时，采用察举征辟制,皇帝及中央政权得以把官吏的任免权确定了下来,它对于控制各级官吏和整顿吏治,强化中央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政权的巩固,无疑是有巨大影响的。 其次,它开创了士人政治之先河,为吏治和社会风气的纯洁提供了条件。汉代实行察举制，打破汉初功臣、贵族、富豪垄断政权的局面，有助士人政府的出现。察举制虽以孝行廉洁为选举标准，但由孝廉出身者，多是通晓经书的儒生，而应诏举者，亦不乏学养俱佳的大儒，由他们任官，中央和地方政府，尽为儒生所掌握，遂促成士人政府的出现，此后历朝历代均崇尚文治，影响深远。 再次, 它是隋唐以后甚为发达的科举制的滥觞, 对科举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从察举人才的标准、察举的科目或内容,察举的方式以及被察举者的待遇等来看,都有比较细致的规定和要求。而后世历代选贤任能的设计,例如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以及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实际上均脱胎于汉代的察举。 最后，察举制与两汉的教育制度密切结合, 相互促进的。两汉的教育政策, 都是以察举选士制度为轴心而转动的,因而，教育会自然而然地趋向那些察举及考试的标准和政策，降为察举选仕制度附庸。同样，又促进了学校教育。此外，以儒学思想与儒学知识作为察举考试的根本性标准及内容，。“学而优则仕”的儒家理想在两汉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儒生与官僚的结合使传统学术政治化、同时也使儒家文化有了稳定传承的社会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社会的文化发展。察举虽是汉代选拔人才的重要措施, 但从诏举的动机和原因来看其被动性是显而易见的。其实施范围和名目全由皇帝决定，时间上也没有固定的规定。一般发生天灾或国家有大事时，皇帝才会诏令百官荐举人才。部分名目又限制于一定的地区范围。所以这种方式对于一部分人才的流失不可避免。此外，察举征辟由为官选人变成了为人择官,降低了官吏队伍的整体素质。同时，察举制实行一段时间后,许多官员自行任命官吏,致使官吏数量急剧增加,机构日益膨胀。被选者大多是富豪子弟,或其“门生故吏”,并无真才实学。这种取士制度,纯为富豪地主阶级的专利品,他们依仗权势进入仕途,充塞官场,而那些富于真才实学的士人则被排斤在政权之外。 还应看到，察举是以上级个人价值取向为选拔标准的，是“人治”的表现，因而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任意性。选官权名义上掌握在皇帝之手,实则控制在中央或地方官吏手中。他们为了发展个人势力，皆争相以此笼络士人；而士人为了做官，也不得不依托权门。这样便发展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于是察举征辟变成了扩大士族势力、巩固门阀制度的工具,危害了中央集权。 另外，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从政治上的需要出发，把儒学作为皇权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儒学被进行了改造后奉上圣坛。这种规范化对考试来说是极其必要的，但对任何学说的发展来说却是致命的，因为它必须把那些不正确的、有争议的内容通通切除。于是，儒学就被神圣地僵化了。 而在人口几万甚至十几万的汉代州郡之中，有机会被举者，必须是“名声显赫”或有“高行奇志”的人。因此，有些读书人为使自己名声彰显，不顾礼义廉耻, 为求功名富贵无所不用其极, 败坏了社会空气。同时，以道德修养、乡里舆论为依据，则又增加了这种仕进制度的伦理色彩。这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对民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起了消极作用。 总之,察举制度的创立使两汉人才辈出,其主流无疑是进步的,但是察举制度毕竟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它随着社会政治的日益腐败,性质也就不断地发生转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时代的风貌。

4. 汉代察举制的具体做法

两汉:察举制与征辟制

两汉时期，确立了察举、征辟等选人任官的办法。察举又叫“荐举”，即由公卿、列侯和郡国守相通过考察，把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人才推荐给朝廷经适当考核，授予官职。西汉初年，汉高祖即位之初曾下诏征召贤能。后来，文帝也曾下诏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但形成制度，应始于汉武帝时，董仲舒建议由各地地方官每年选择吏民中贤者二人荐举于朝。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诏令郡国每岁举孝者、廉吏各一人。自此以后，郡国每年都要向朝廷推举“孝廉”便成为定制。到东汉和帝时，更规定按各郡人口比例定出应举人数,除州郡外，中央的三公、九卿或列侯也都向皇帝推举人才。他们察举的对象，主要是公卿或郡县的属吏，或是精通经学的儒生和有德行的处士。

汉代察举的科目繁多，一般可分为“常科”(岁举)与“特科”(特举)两类。

“常科”以“孝廉”为主。它起源于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奏请，其依据是儒家以孝为立身之本，廉为从政之方。西汉时每郡岁举孝廉两人，一般无须考试，即可授官。由于察举后直接授官，也就带来了一些问题与弊端。如德行的标准不好掌握，徇私舞弊的现象也在所难免，等等。所以到东汉初年，光武帝对德行标准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下令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也就是思想品德要符合统治者的要求;“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即文化水平要高;“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也就是要熟悉法令法规，并能以之判断是非;“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就是要求办事果敢，善于应变，能处理各种突发性事件。顺帝阳嘉年间，对孝廉科也要试经书，实行优胜劣汰。据《后汉书·顺帝纪》阳嘉元年(132)十一月诏:“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能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这-变化，史称“阳嘉新制”。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二十六指出:“西都(西汉)止从郡国奏举，未有试文之事;至东都(东汉)则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无异于后世科举之法矣。”可见“阳嘉新制”实已孕育了科举制度的萌芽。

察举常科还有“茂才”,西汉时称为“秀才”，东汉时因避光武帝刘秀名讳而改。与孝廉不同的是，孝廉大多是从未仕者中察举，而茂才中有已仕官吏，有州郡吏和被察举的孝廉以及太学生、平民等，其所授官职也高于孝廉，所以岁举人数往往不及孝廉的十分之一。

汉代察举“特科”的名目尤多，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直言极谏、明经、明法、有道、能治河者、勇猛知兵法者等，尤以“贤良方正”最为显科。

所谓“贤良方正”，意即德才兼备之人。荐举的对象是现任下级官员或州郡属吏，而且必须送往京师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策试。策试的具体做法是:首先由皇帝提出一些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称为“策问”;然后把这些问题根据难易程度分为甲、乙等科，密封起来;最后让被荐举者任意抽取问题回答，叫做“射策”。对策完后，朝廷再根据他们政见的高下授予官职。这种策问带有一定的考试性质，它对隋唐科举制度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察举制在实行初期，规定还是比较严格的。但由于察举制基本上是推荐、保送制，荐举者权力极大，所以其腐败也就势所难免。特别是东汉末年，君昏臣贪，政治腐败，请托公行，察举不实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所以当时就有民谣讥讽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

除察举外，汉代选官还有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征辟”。“征”指皇帝直接聘请人做官，有时也称“特召”、“特聘”;“辟”指官府聘人任职，也叫“辟召”或“辟除”。对某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名人，皇帝不经官吏荐举，直接征召到朝廷，授以“博士”、“待诏”等称号，让其侍从左右，以备顾问。如著名辞赋家枚乘，虽已年老，但汉武帝即位之初便把他征召到长安。据史书记载，皇帝在征召某些年老体衰的人时，常常用“安车蒲轮”等礼仪以示敬重。“安车”即一种可以比较安稳地坐在其中的小车;“蒲轮”指用蒲草捆裹车轮，以减小车身颠簸震动。这些都是格外优待、礼遇之意。两汉时期，官府也可以自行招聘僚属，通称“掾史”。在汉代，被皇帝征召做官的人毕竟很少，而被官府辟除为官的人则比较多。

5. 古代第一位外交家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开了什么先河

古代外交家张骞最擅长的便是外交，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大门，同时也促进了与西方的文化与了解，经济与发展，还开辟了丝绸之路，张骞为西汉与西域的文化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张骞是打开中国贸易大门的第一人，第一次扬起国与国之前的交流、平等，第二次出使的第二年张骞便去世了，由于张骞的沟通，西域的葡萄、石榴等都传入了汉朝，而汉朝的铸铁、开槽、丝织品也传入了西域，为汉朝与西域都带来了经济上面的提升，汉武帝和张骞的谋略对西域和中国都有很大的意义，无论是在西域还是中国，张骞的名字都会被后人深刻的记住，因为他建立的友好的关系，促进了西域物质上面的进步。

6. 刘义庆开创了什么的先河

刘义庆（公元403—公元444），字季伯，汉族，原籍彭城（今江苏徐州），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南朝宋文学家。宋武帝刘裕之侄，长沙景王刘道怜次子，其叔父临川王刘道规无子，即以刘义庆为嗣，袭封临川王。刘义庆曾任秘书监一职，掌管国家的图书著作，有机会接触与博览皇家典籍。17岁升任尚书左仆射，位极人臣，但他的伯父刘裕首开篡杀之风，使得宗室间互相残杀，因此刘义庆也惧遭不测之祸，29岁便乞求外调，解除左仆射一职。曾任荆州刺史等官职，在政8年，政绩颇佳。后任江州刺史。刘义庆是刘裕的侄子，在诸王中颇为出色，自幼就被刘裕所知，称赞其“此吾家丰城也”。他“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学，广招四方文学之士，聚于门下。刘宋宗室，刘义庆自幼才华出众。著有《世说新语》，志怪小说《幽明录》。
基本资料
中文名：刘义庆

外文名：Yiqing Liu

国籍：中国 （南朝）

民族：汉族

出生地：京口（今江苏镇江）

出生日期：公元403年

逝世日期：公元444年

职业：文学家

主要成就：开创了中国笔记小说的先河，主持编纂《世说新语》

代表作品：《世说新语》《幽明录》《宣验记》

字：季伯

身份：刘宋皇帝宗室

官职：江州刺史等

爵位：南郡公、临川王

性别：男

7. 汉代在选官制度方面取得什么成就

汉代的选官制度有：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
值得一提的就是察举制

察举制
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这是两汉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之一。
前 196 年，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把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是从文帝开始的。文帝前元二年（前 178）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汉书·文帝纪》）。汉武帝进一步把察举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一是对于察举人才的标准有了明确的新规定，凡儒家以外的各家均不得举，开创了以儒术取士的标准。二是取士包括德行、学问、法令、谋略四个方面的内容。三是察举分岁举和诏举两类。岁举为常科，每年推举。科目有孝廉和秀才。孝廉始为孝与廉两科，后来连称为一科。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举，其出路是到中央任郎官。有名额限制，东汉和帝时制凡满 20 万人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满 20万人的两年举一人，不满 10 万人的三年举一人。边境地区郡国人少，10 万人以上则可以岁举一人。孝廉的出路最多的是在皇帝身边当郎官，然后再由郎迁中央或地方官吏。举孝廉是察举常科的主要科目，是入仕的正途。举秀才的对象为现任官吏。到东汉为避刘秀讳，改秀才为茂才。茂才由州推举，所以人数比孝廉少得多。茂才的出路大多充任地方县令，比孝廉任用为重，但名额少。诏举，是由皇帝下诏察举人才，是临时性的特科。其特点是：诏举常在灾异之后举行。诏举人数不限，由诏令临时规定。诏举科目很多，也不固定，能把有专门才能的人推举出来。无论岁举孝廉、秀才还是诏举贤良文学，到中央以后均需经过考试。考试办法有对策（命题考试）和射策（抽签考试）两种。对策多用于考试举士，射策多用于考试博士弟子。凡属诏令推举之士一般是由天子策试；郡国岁举之孝廉、秀才则由三公府考试。儒生考经学，官吏考举奏，通过考试选出优等生，报皇帝录用。考试实际是量才录用。察举制在西汉到东汉初曾起过重要作用，为封建国家选拔了大批有用之才。以后随着政治日益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渐趋严重。到东汉晚期，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私人的工具，完全失去了网罗人才的作用。
东汉时期，察举制注重孝廉一科。察举主要根据人才在地方上的声望，称为乡举里选。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封建国家的行政组织日趋瘫痪，声望影响逐渐被官僚家族所支配，门第望族成为选举的主要依据，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因此形成并发展起来。

8. “五服”制罪原则的确立，使得儒家的礼仪制度与法律的适用完全结合在一起，是自汉代开“礼律融合”之先河

前边是介绍五服与法的关系的，最后一段是比较简单的理解

“五服”是指五服指的是五种丧服，在中国古代社会，以丧服来表示亲属之间血缘关系的远近以及尊卑关系。五服制罪原文是“准五服以制罪”，就是按照五服所表示的亲属关系远近及尊卑，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具体原则是：服制越近，即血缘关系越亲，卑犯尊的处罚越重，尊犯卑的处罚越轻。如果服制越远，则表明血缘关系越疏远，这种情况下，卑犯尊的处罚越轻，尊犯卑处罚越重。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父子相互之间的犯罪，如父亲打骂儿子，儿子没有控告的权利，即父亲免罪，如果儿子打骂父亲，则要处死，所以五服制罪的本质是维护家族的等级制。

在《晋律》中第一次将五服制罪即“服制”作为定罪量刑的原则。从此确立了后世的法定亲属等级制度。

五服具体指的是斩衰（同 ，音崔，指丧服）、齐衰、大功（功同工，指做工，大功即做工粗）、小功（做工细）、缌麻。斩衰是用很粗的生麻布做成，不缝边，像斧斩一样，故名斩衰。穿这种丧服服丧三年，用于臣、子、妻、妾为君、父、夫服丧。齐衰则是缝边的生麻布做成。大功和小功则是用熟麻布作成，只是做工不同。缌麻是细的熟麻布做成。服丧时间依次减少，有一年、九月、五月、三月。

从自己开始，上到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下到子、孙、曾孙、玄孙，同时还有上述亲属的旁亲，都是有服亲，叫内亲。母亲一系叫外亲，服制只有一世，仅包括外祖父母、舅父、姨母、舅表和姨表兄弟，其他人则是无服亲。同时，期亲指父系亲属，大功亲指祖父系亲属，小功亲指曾祖父系亲属，缌麻亲指高祖父系亲属，母系亲属均列入缌麻亲中。

唐朝法律继承了晋律的以服制制罪的传统，并加以发展，明确具体地列入律条。五服制罪体现了礼教要求的“亲亲尊尊”原则，越亲近的就越应该爱敬，如果侵害则要严惩。同时，财物上越亲的越应照顾，所以儿子偷着拿父母的钱财并不算偷，最多被训斥。

在依照五服制罪时，和现代人人平等的法律相比，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古代社会中，一种行为有罪无罪，或者罪刑轻重，常常取决于当事人之间是否有五服内的亲属关系，以及关系远近。同样是斗殴，打了一般人，罪较轻，打了自己的长辈尊亲，如大功以上亲属，罪行尤为严重要入十恶之一的“不睦”罪，要受死刑。古代社会的法律等级制在五服制罪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自汉代，儒法进一步结合，儒家思想融入法律中且影响深远，儒家的五服讲究的亲属间不同的礼仪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汉代乃至后世定罪量刑的标准，也就是说，儒家认为是犯罪的就用法律规范下来，建议你看一下瞿同祖老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讲法律的儒家化的，看了之后你对这个的理解会更加深刻。

9. 汉代三大文教政策是谁提出的

三大文教政策是西汉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文教政策建议，包括：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思想的统一；2.兴太学，行教化而美习俗；3.重选举以选用贤才等三个方面。
董仲舒的这三大建议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被汉武帝采纳，促进了汉代思想的统一和文化教育的发展，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现象，并对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思想和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王朝推行 独尊儒术! 文教政策的结果, 使儒 家教育正式成为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儒家 教育施行的一个里程碑, 从而开创我国封建教育崇 尚儒家思想的先河, 对汉代以后各个封建王朝文教 政策的推行起了规范定型化作用。
隋唐重振儒术、宋明的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