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治现代化

⑴ 民主法治科学是什么现代化

民主法治科学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⑵ 中国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进程和意义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注释：
*杨亚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行政法。
陈晓玉，1955年――,河北师范大学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建设。
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页
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
⑷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第135页，群众出版社，1995年
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⑺同上，第110——111页

⑶ 民主与法制建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之间有何关系

1、民主与法制建设同我国现代化建设之间具有密切关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①经济建设；

②政治建设；

③文化建设；

④社会建设（包括民生建设）；

⑤生态文明建设。

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十八大报告

民主与法制建设是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2、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辩证关系

①社会主义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

只有发扬民主，才能制定科学的法律，才能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

②社会主义法制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

只有完善法制，才能体现人民的意志和民主的成果，才能保障民主的进程。

3、请注意相关概念的历史演变

虽然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常探讨“法制”和“法治”的区别和联系，但一些重要文献常用是“法制国家”、“法制建设”和“法制观念”等概念。

1997年9月12日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此后，“法治国家”、“法治建设”和“法治观念”等概念风行开来。

法制经常相对于民主而言；法治一般相对于“人治”而言。“人治”的特征包括：第一，个人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第二，个人可以随意制定和废除法律。

法制和法治是密切相关的。第一，法制是法治的基础：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制，有法可依是法制的基本特征；法治是法制的升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法治的基本精神。

一般说来，法治囊括了法制、法治建设包括了法制建设。

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01版），该决定通篇没有“法制建设”一词，“法治建设”一词出现了10次。

该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总之，法治建设包括了法制建设；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要把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统一起来。

⑷ 新中国为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习在民主法治做了什么努力

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经过60多年的建设，特别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我们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国梦”的科学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经过90多年艰辛探索、为30多年成功实践所证明的正确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的确立，我们在未来发展的征程上将更加自觉、更加自信。
十八大报告基于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判断，鲜明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前进”这些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从思想理论、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三个方面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丰富内涵，提升了中华民族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并要求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展开，形成“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格局；综合国力达到的高度决定着梦想实现的程度。“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实现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进一步增强。党的十八大报告描绘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以及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发展目标，这些目标构成现阶段实现“中国梦”的基本要求。

⑸ 什么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道路

法制现代化是由传统人治型社会向现代法治型社会的转型过程.党的专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属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标志着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承袭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传统,又迈开了新的步伐.但是,中国法制现代化面对着发展经济的内外压力,背负着传统的人治包袱,还面对着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都面对的社会稳定问题,使这一过程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轨迹.这就是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目标选择的阶段性,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以及实现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非协调性.认识这些特征不仅仅是为了总结历史,更重要的是认识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一样,尊重传统又不囿于传统,学习外国,又不照搬西方.这是我们走过的路,也是既将走下去的路.

⑹ 什么是现代化民主法治国家的最高政治原则

人民主权原则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最高政治原则。

⑺ 法制现代化的历史根源和当前困境

同学，华大的吧

⑻ 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取得的民主法制建设成就有

【答案】C
【答案解析】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尊重材料是做对历史题目的唯一秘籍。而通过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不难发现，“①颁布中国第一部宪法”是指1954年宪法，属于建国初期取得的民主法制建设成就，而不是属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取得的民主法制建设成就，所以本题凡是含①均是错误的，所以本题答案就是C。
考点：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民主法制建设成就

⑼ 世界法制现代化的基本模式

世界法制现代化的基本模式分为内发型、外发型和混合型这三种样式。

一、内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

内发型法制现代化的模式，是指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海长过程的法律变革道路，是因内部条件的成熟而从传统法制走向现代法制的转型发展过程。这种类型的法制现代化模式一般以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为代表；内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1，它是因社会自身内部条件的逐步成熟而渐进式地发展起来的。在英国、法国等早走上近代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在其创设和形成现代法律的过程中，尽管充满着许多激荡风云的重大社会变革事件，但从总体上看，却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自下而上的渐进变革的过程。因此，内发型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动力来源，主要在于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条件的逐步变化和发展。

2，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发达是推动内发型法制现代化运动的强大的内在动力。内发性法制现代化之所以发轫于西欧，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因，乃是由于在一些西欧国家，商品经济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西欧商业资本主义的涌动与扩张，以及新兴的市民阶级的广泛活动，推动了经济交往规则的革命性变化，也促进了法律意识的转型与发展，从而为近代法制的建立提供了基础。

3，民主代议制政治组织形式的发展成为内发型法制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支撑力量。近代西欧民主代议制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到古罗马的共和体制，乃至中世纪城市共和国的发展，为近代西欧民主代议制系统的建构积累了较为丰厚的历史资源。近代西欧的政治革命，不仅加速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进程，而且造成了代议制度这一近代民主政治的运行模式，从而推进了内发型法制现代化的持续发展。

4，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互动发展构成了内发型法制现代化运动的运作机理。西欧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运动，首先表现为法律形式主义的扩展与广泛化，以宪法为中轴的诸法分立的法律系统蔚为大观。然而，西欧法制现代化运动总是伴随着广泛而深刻的近代法律精神启蒙运动。构成法律形式主义运动思想基础的，乃是近代的自由、法治和人权观念。

二、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

比之内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外发型现代化模式则是指因一个较先进的法律系统对较落后的法律系统的冲击而导致的进步转变过程。这一模式通常以日本、俄国等国家为代表。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1，强大的外部因素的冲击成为外发型法制现代化运动的生成动力。尽管在外发型法制现代化的国家，其社会内部存在着一些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生长因素或条件，但是这一转型过程十分缓慢且困难，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发展较为薄弱。因而外来的法律文化系统的冲击与渗透，就成为外发型法制现代化运动的强大推动力量。

2，政治变革运动往往成为外发型法制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先导，政府发挥着主要的推动作用。由于外发型法制现代化的国家是在外部环境影响以及外域法律文化的冲击下而走上法制变革道路的，因而往往有着相对确定的时间起点，而这些时间起点通常又与特定的政治变革事件相联系。

3，争取法律主权的斗争往往成为外发型法制现代化国家从事法制变革运动的重要目标。在外来法律文化的激荡和冲击下，外发型法制现代化国家内部的各个方面和领域的矛盾都被激发起来，其中之一便是“西方化”与民族化的尖税矛盾。因此，在外发型法制现代化运动中，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荡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争取法律主权的斗争，往往成为这些国家法制变革的动力和目标之一。

4，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之间的悖离是外发型法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表征之一。域外法律文化的冲击，也催发了传统法律精神与现代法律精神的剧烈冲突。传统法律文化根深蒂固，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对域外的法律又化产生排拒的作用。

三、混合型法制现代化模式

一般来说，在属于混合式法制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域外法律文化的冲击是引起该社会法律变革的重要动因，但是这种外部力量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它终究要通过该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因素而发生作用。因此，混合式法制现代化模式是指因各种内外因素相互作用而推动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与变革过程。

这种模式以中国为典型代表。混合型法制现代化的模式既具有内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的某些特征，又兼具外发型法制现代化的相关属性。二者内在融合，形成独特的混合式的法律发展范型。具体言之，一方面，从法制现代化的启动机制来看，在混合型法制现代化运动中，确实存在着域外法律文化的强大压力和冲击的问题，舶来的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往往构成启动法制变革运动的重要动因。近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遭遇到空前的挑战，这一挑战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压力下变得更加尖锐。近现代中国法律的发展进程，几乎每一步都带有西方法制冲击的印迹。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法制改革，从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建设，到北洋政府及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制实践，尽管还保留着浓厚的传统色彩，但是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乃是近现代中国法制变迁的催化剂和外部条件。

推动近现代中国法律变革的主要根源，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的处于变化状态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在这些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中国法制变革的运动能力和运动方向。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在这一新的经济文明体系推动下，一个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模式正在逐步形成。

总之，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虽然法律的交流与融合日益增进，但全球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运用科学的法制现代化理论，从法律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从千差万别的具有偶然性的大量具体法律现象中，探求法制现代化运动的普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