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游离开立法会

Ⅰ 如何看待五次人大释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基本法》第104条作出解释，

1.认定依法宣誓是相关公职人员就职的必经程序，未经合法宣誓或拒绝宣誓者不得就任相应公职；

2.宣誓人必须真诚、庄重地宣誓，必须准确、完整、庄重地宣读法定誓言；

3.拒绝宣誓者丧失就职资格，故意宣读与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属于拒绝宣誓。

Ⅱ 一个历史问题

【商鞅变法的时代背景】

秦在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关东各大国。反映并加速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赋税改革，也迟于关东各国很多。如鲁国 “初税亩”是在公元前594年，秦国的“初租禾”是在公元前408年，落后186年。可是这时，秦国已使用铁制农具，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这不仅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过程，而且还引起社会秩序的变动。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下令废除人殉的恶习。次年又迁都栋立，决心彻底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秦孝公任他为左庶长，开始变法。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越来越大。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商鞅变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这种社会变革、变法运动体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规律。

【商鞅其人】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年轻时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座门下任中庶子（或作“御庶子”）。公叔座临终前将其推荐给魏惠王，惠王不能用。商鞅闻秦孝公下令求贤，发愤图强，乃离魏去秦，以变法强国之术说孝公，孝公大喜。但甘龙、杜挚等大臣对变法并不赞成，他们制造舆论，以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孝公不为所动，仍以商鞅为左庶长，下令变法。
变法令下达后，商鞅以三丈之木置于国都南门，募民有能徙木于北门者赏十金，但无人响应。他又将赏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人应募，即获得五十金,以此来取信于民。当时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师傅公子虔、公孙贾。《战国策》对此事的评论是：“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商鞅执法敢于不避贵势，在秦国震动颇大，这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
新法令推行几年后，秦国百姓家给人足，臣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故国势蒸蒸日上，孝公以商鞅为大良造。两年后，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并第二次下变法令。
孝公二十年（前342），秦国富强。周天子和诸侯派人向秦祝贺。次年，秦乘魏在马陵之战中的失利而伐魏，魏公子昂率军拒之，商鞅用诈谋虏取昂而破其军，魏割河西（今陕西东部）向秦求和。商鞅以此战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河南西峡一带）十五邑，号称商君。
商鞅相秦期间，商鞅因执法较严引起秦贵族的怨恨。孝公卒后，太子秦惠王立。公子虔之徒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国，魏人因公子昂曾中其计而丧师，故拒不接纳。商鞅不得已而归秦，乃与其徒属发邑兵攻郑（今陕西华县），兵败被俘。惠王车裂商鞅，并灭其族。
商鞅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要求，从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论点出发，强调教育改革，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重农战，要富国强兵就必须进行法制宣传，培养法治人才。商鞅抨击了提倡以诗、书、礼、乐为教育内容的儒家，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要用鼓励耕战为内容的法治教育代替“先王之教”；认为法治是德治的基础，法令必须“明白易知”；应以法官为师，给民众解释法令，使“万民皆知所辟就”，把教育作为宣传法制和培养法治人才的工具。 商鞅著有《商君书》传世。

【变法主要内容】

经济措施
商鞅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主要内容如下：

1）废井田、开阡陌
商鞅在经济上推行的重大举措是“废井田、开阡陌”。《史记》记载：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废止“田里不粥（“粥”同“鬻”，音yù）”的原则。所谓“阡陌”，指“井田”中间灌溉的水渠以及与之相应的纵横道路，纵者称“阡”，横者称“陌”。“封疆”就是奴隶主贵族受封井田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法令规定，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此后秦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他国土地等，但后来又陆续转向私有。这样就破坏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商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商鞅还招募无地农民到秦国开荒。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

3）统一度量衡
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商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今传世之“商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 “十八年”“大良造鞅”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从“商鞅量”中得知，商鞅规定的1标准尺约合今0.23公尺，1标准升约合今0.2公升。由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商鞅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

度量衡的统一的意义
第一、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第二、对赋税制和俸禄制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三、有利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
第四、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政治措施
商鞅对政治的改革是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为重点。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远超过李悝和吴起。主要内容如下：

1）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
商鞅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以奖励军功而禁止私斗。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宗室非有军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即“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 就是说有功劳的贵族子弟，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不得铺张。
制定二十级爵的作法，意味着商鞅彻底废除了旧世卿世禄制，今后将根据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二十级爵：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第十九级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据《汉书》记载：“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 也就说明了奖励的做法：将卒在战争中斩敌人首级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
而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目的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严惩私斗的作法是：为私斗者，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由于推崇战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落后的局面。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被动局面，提高了秦国的地位。秦国还用武力逐步占有了土地肥沃、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巴蜀地区和盛产牛马的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奠定了秦统一的物质基础。

2）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
《史记》记载，秦国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该规定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因而，招致了他们的怨恨。《史记》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

3）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
秦国的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商鞅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管理广大居民，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轻罪用重刑。将魏国李悝的《法经》颁布实行，还增加了连坐法。主要内容是：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按照编制，登记并编入户籍，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与后代的保甲制度相同。商鞅同时规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也要连坐。

4）推行县制
商鞅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改革是“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 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 （也有史书认为是41县或36个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商鞅通过县的设置，把领主对领邑内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该措施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
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郡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

5）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商鞅的该措施是为了排除复古思想的干扰。然而，商鞅开创的“燔诗书”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

【商鞅变法的目的及作用】

商鞅变法以法律形式废除奴隶制的土地制度，开阡陌，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打破了奴隶主世袭贵族的特权，确定了封建等级制度，发展和壮大了地主阶级政治势力；中央集权的实行，巩固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发展了封建经济，壮大了地主阶级经济力量；方便了税收和交换。

【商鞅变法的进行】

商鞅变法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9年，第二次开始于公元前350年。

【商鞅与旧贵族势力的斗争】

商鞅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还教唆太子驷公开出来反对。商鞅在孝公的支持下，加强思想统治，新法得到推行。可是，前338年，孝公死，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乘机发动反攻，诬陷商鞅以“谋反”的罪名，将他逮捕并车裂。商鞅虽死，秦惠王和他的子孙都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所以秦的国势继续发展，为后来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

一、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期，商鞅变法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为变法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商鞅变法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
三、商鞅确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正确的变法指导思想，改革态度坚决，取信于民。

图为商鞅舌战诸旧贵族。
商鞅简介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人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强。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宦官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西河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梁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秦国贵族多怨。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太子驷即位，太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课本上“商鞅舌战图”插图，是当时这次大辩论的写照。
“秦人不怜”
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由于商鞅废除井田、奖励耕战等改革措施触犯了贵族阶层对土地和官职所一项具有的垄断特权，因而便遭到了以太子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但是商鞅并没有被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所吓倒，他认为法律的制定，并不只是用来制裁老百姓的，自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而主张首先惩办那两位唆使太子违抗新法的老师。结果，公孙贾的脸上被刻上了墨字，公子虔则因屡教不改而被割掉了鼻子。商鞅此举，确实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作用。人们看到，就连太子的老师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于是再也不敢抱有任何侥幸的心理了。经过商鞅的这番努力，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但是，任何社会实践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变法维新更是如此。秦孝公的死，使商鞅失去了权力基础，即位的太子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对商鞅施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不仅以诬告陷害的方式迫使商鞅谋反，而且以最残酷的暴行，将他五马分尸了。商鞅虽然惨遭不幸，但他所开创的变法大业却因顺应了历史潮流而成不可逆转之势，并最终对秦朝的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商鞅“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他用简单粗暴的政治手段来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焚烧《诗》、《书》，实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甚至推行连坐法而刑及无辜等等，都曾产生多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也正是由于这一影响，致使他死于贵族的报复而“秦人不怜”。

Ⅲ 一个历史题

3 辛亥革命
革命酝酿：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震撼着中国思想界，并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首先觉醒的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近代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学说，以报刊为重要阵地，创办了《江苏》 、 《浙江潮》 、 《苏报》 、 《中国白话报》等20多种政治性刊物；还出版发行了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等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小册子130余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翻译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著作，蔡元培翻译了德国科培尔的《哲学要领》，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

与民主思潮广泛传播的同时，国内外出现许多革命团体。影响较大的有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一公布，立即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出现了广泛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是四川。1911年6月，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9月，全省60余县成立保路公会，数千万人卷入运动。清政府一面调湖北新军入川，一面命“实力弹压”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线。

四省保路风潮兴起时，湖北武昌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便积极准备相机发动武装起义。10月9日，孙武在汉口机关配制炸药不慎，起义机密泄漏，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捕。10日晨，彭、刘被杀，清军四处捕捉革命党人。当日晚，武昌城内新军士兵，打死镇压革命士兵的排长，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打响武昌起义的枪声。经一夜战斗，11日，起义军占领武昌城，成立湖北军政府；12-13日，起义军攻占汉阳、汉口。武昌首义的成功，鼓舞了全国各地人民的革命斗志，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首先响应的是湖南和陕西。此后，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广东等省先后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

中华民国成立：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法令。如：命令各省官厅焚毁刑具，废止刑讯；取消清朝律令中各类“贱民”条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人口；废除主奴身份；通令剪辫子；禁止赌博、缠足、吸食鸦片。鼓励兴办工商业，振兴农垦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提倡普及教育，删除旧教科书中的封建内容。这些政策法令，移风易俗，革故鼎新，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传播。

在孙中山的主持下，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都督府中立宪派、旧官僚、政客的篡权，以及一些革命党人的妥协退让，致使南京临时政府权力被袁世凯所篡夺。

袁世凯篡权与革命失败：

1912年4月，袁世凯窃得政权后，利用同盟会的内部分化，拉拢部分革命党人与之合作，并凭借武力公然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开刀，迫使唐绍仪辞职。1913年的“宋案”和“善后大借款”，使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议会政治、和平建设、实业救国的幻想中惊醒。7月，李烈钧奉孙中山的命令，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二次革命”爆发。江苏、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先后独立。由于国民党人仓促应战，缺乏统一领导， “二次革命” 被北洋军阀镇压。

“二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彻底失败。

革命余絮：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便开始了复辟帝制的活动。为了尽快皇袍加身，袁世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取得外国列强的支持。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兴师讨袁，发动护国战争。随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在护国军的打击下和全国一片讨伐声中，袁世凯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直系的冯国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等省；奉系的张作霖以日本为靠山，占踞东北三省。另外，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在外国列强操纵下，尔吞我并，争斗不已。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职位，与在中央掌实权的段祺瑞争权夺利，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7月，张勋应黎元洪“调停”之邀，率三千“辫子军”入京，复辟帝制，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段祺瑞以“功臣”自居，重任国务总理。段祺瑞掌握政府大权后，继承袁世凯的衣钵，屈膝卖国，企图建立皖系军阀独裁统治。段祺瑞的独裁卖国激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及西南军阀的反对。1917年8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随即讨伐段祺瑞的第一次护法战争拉开帷幕。在北洋军的镇压下，北伐军受挫；加之军政府内部的矛盾，1918年5月孙中山愤而辞职，护法战争失败。护法运动的失败，再次证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濒临绝境。

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也给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虽然资产阶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政治纲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但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奴役中国人民的美梦破产了。自清政府垮台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新走狗，但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

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属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广泛掀起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

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

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他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帐。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就这一点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煮了一锅夹生饭。

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败了。

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不清楚。从同盟会到南京临时政府，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是会赞成的，孙中山不仅没有辨明对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在《告各友邦书》中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友好关系。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革命实难继续下去。

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为如此，这恰恰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可乘之机，后来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革命，革命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凯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革命派对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既然革命党失掉农民的支持，就把注意力转到新军和会党。正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才是显得十分弱小，毛泽东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TPH8u）~wD^N6vbg5B（&%u$yK、rU

革命党人没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组织的革命武装，同盟会发动新军和会党举行起义，这两者毕竟不是革命党人自己建立的武装，况且新军、会党成员复杂，他们中大多数人接受立宪派和旧官僚，因此，在旧势力煽动下往往会变成破坏革命的力量，革命党人缺乏有力的武装队伍，很难应付反动势力的反扑。

中国同盟会也没有建立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因而在组织上是不巩固的，同盟会内部复杂，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这样一个思想上缺乏信仰，组织上松懈无力，内部矛盾重重的政党

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

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

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因此，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它说明了只要不断地革命下去，胜利终有一天会来临！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Ⅳ 哪位手头有香港回归时的新华社社论《别了彭定康》

别了，彭定康先生
——纪念香港回归倒计时100天

□ 肖 江

香港回归倒计时指示牌告诉我们：香港回归祖国只有100天的时间了。在这最後的100天裏，中国人民包括香港市民在内还将为香港的顺利回归而努力工作著。香港的回归是众望所归，是历史的必然。
在中华民族的子孙们额手相庆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裏，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尊敬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国两制”构想的缔造者——邓小平。伟大的邓小平用他智慧的思维为香港的未来绘制了一幅动人的蓝图。他的伟大构想，将和他的英名永存，并将付诸实现，一雪中华民族百年之耻。
关心香港命运的人们不会忘记另一个人，一个在香港回归的主旋律中，弹奏不和谐音符的人，一个夕阳下啜咽最後晚餐的末代港督，他的中文名字叫彭定康。
彭定康先生是道地的英国贵族後裔，承袭著先祖的福荫，也许在老祖宗的陈年旧梦中，知晓遥远中国的博大和富饶，也许在大英博物馆的历史书籍中领悟了老祖宗们的“武功”。当了政客之後，也念念不忘遥远东方的那条龙。终於，1992年4月，在好友英首相梅杰的提携下，接替卫奕信的港督职务，於同年7月赴任。
彭定康先生本不叫什麼“彭定康”，他的本名叫克裏斯·帕膳。据说，当他走马上任之时，中文公事管理局照例送上几个译名供他选择，他一眼就相中了“彭定康”三个字，据说是取“稳定安康”之意。可见，彭总督当初也是想安安稳稳过几天好日子的。
彭总督上任伊始，给中国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印象是颇佳的。因为，他一再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一个管理香港的出类拔萃的英才，并口口声声要把600万香港市民的利益放在最首要的地位。在对华关系上，他表示要把对华关系当做首要事项加以处理，并致力於建立良好关系。他还说，他本人与首相和外交大臣的个人关系密切，有利於他在港开展工作。他的这番表白确实换来不少赞赏。人们等待著不同凡响的彭总督付诸实际了。
彭总督一上任就身著便装到处巡视，和平头百姓一起挤地铁，喝凉茶，和小贩握手，抱路上的儿童亲昵，替电台主持古典音乐节目，开放港督府举办音乐会。一个爱民如子、平易近人的港督顿然让受中华文化熏陶的香港人油生敬意。彭总督在港督府内部也刮起了民主之风，他鼓励下属“直言纳谏”，开展平等讲座，还网罗人才成立“智囊团”为自己出谋划策，俨然一个礼贤下士的“明君”。这时候，他的治港蓝图也在他精心策划下完成，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政改”方案。在中方的强烈反对下，彭总督自恃後台强硬，开始了其既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又违反“基本法”的“征程”。
彭先生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是一个“矢志不移”的人。尽管他的所谓“政改”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他却依然我行我素。为了和中方对抗，一方面，在香港单方面推行他的“政改”方案；另一方面，他风尘仆仆、不辞辛劳远涉重洋去日本、去欧洲，还有美国、加拿大游说。但是，除了花掉几百万香港纳税人的金钱，另外还有一些廉价的口头支持之外，似乎一无所获。彭总督的功绩还远非如此，还有香港“新机场”问题，“货柜码头”事宜 ，“批租土地”等等。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抵不上彭先生的所谓“直通车”的问题，在彭先生的“英明”指引下，那些立法局的议员们只好在七月一日半途“下车”走路。
彭先生的“丰功伟绩”还远不止这些，在中英多达近二十轮谈判中，因为彭先生的原因曾数次搁浅。
回顾中英关於香港回归问题的历史，应该追溯至1982年。当时的英首相撒切尔夫人挟马岛战役胜利之风，拟按她的模式解决香港问题，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却让“铁娘子”失望了。这个绵裏藏针的老人，洋洋洒洒地将他的构想告知世人，也告知了“铁娘子”，这就是“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
在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架下，中英两国的政治家经过艰苦和认真的谈判，在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最终就香港问题签署了联合声明。
上溯一百多年的历史，英国在和中国的交往中确实没有扮演一个好的角色，从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到瓜分中国的领土，从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到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英国殖民主义者带给中国人民的除了战争就是灾难。
如果彭定康先生读过这段历史，不知会做何种感想。也许会感叹世道的不公，自己错过了那个只需几艘炮舰和几千名英军士兵就可以把清朝的王公大臣们吓得屁滚尿流的时代。这个时代却一去不复返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似乎已经将大英帝国的“大”字给略去了，或许还加上了两个字“没落”。香港也不是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要解决问题，只有乖乖坐下来谈判，当然免不了讨价还价，只是不要再耍什麼花样了。
仔细回想起来，彭定康先生不仅是一个称职的维护英女王利益的末代总督，还是一个优秀的政治教员。他让中国人民包括香港600万市民认清了彭先生所贩卖的“民主”是什麼货色。中国人民深受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外来侵略和压迫，渴望民主和富裕，他们想知道彭先生的“民主”到底能给他们带来些什麼。很快，香港的市民就发现在“民主”的幌子下面，彭先生带给香港的是社会的动荡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失业率的上升，另外就是手法更高明和更隐蔽的对香港的大肆掠夺。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认清了这一点，开始不买彭先生的账了。
中英也在香港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新机场一期工程即将完工，货柜码头也已开始兴建，政府批租土地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1996年岁末，香港选出了首任未来特区行政长官，1997年初，又选出了香港未来行政区立法会主席 。一切都在有秩序地进行。跳动的香港回归倒计时的时历昭示著香港在向祖国走近。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香港是中国人民的香港，即使没有“可爱”的彭定康先生，中国人民也能按期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也许彭先生在最後的日子裏还想有所作为，这是允许的。一个跳梁小丑的把戏，中国人民包括香港同胞会以极大的兴趣欣赏的。
庆祝香港回归典礼的会场即将完工，庆祝香港回归的各项筹备工作也已准备就绪。在不到100天的日子裏，尊敬的彭定康先生还能做些什麼呢？你的那些陈词烂调也许没有几个人听了，你的“民主”的小把戏或许只有一些智商欠佳的人去欣赏了，偶尔召唤昔日“旧臣”去谋划，恐怕也要避人耳目而偷偷地进行了。
在不到100天的日子裏，尊敬的彭定康先生还能看到什麼呢？或许你所希望的东西是不会出现了，那种“可怕”的後果却没有适时地出现。除了喜悦庆回归的人们，还有对香港前景充满信心而回流的人群，然後就是香港繁荣的经济。在那个中国人民兴奋的时刻，彭先生看到的只是那面降下的挂了100年的“米”字旗，还有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驻港部队。除了这些，你还能等到和看到什麼呢？最後，只能夹著皮包走路。
据悉，彭定康先生卸任回国之後，准备另建新党，开创伟业。很好，很好。彭先生不愧为“杰出”的政客，如果能在有生之年为逝去的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再营造一片海市蜃楼的话，那些早已故去的老殖民者们也该三生有幸，并感叹後继有人了。只可惜彭定康先生只能在抑郁之馀到大英博物馆去重温昔日的旧梦了。不过，彭先生也不用太过悲伤，几年的香港总督肥缺也足以使你安享晚年了。
别了，彭定康先生，希望你能找个好工作。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别了，彭定康先生。美丽的东方之珠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她属於600万香港人民，属於13亿中国人民和她的祖国。1997年3月·北京

Ⅳ 从香港中文大学走出去的名人有哪些

学术界

• 余英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历史研究荣誉教授、2006年克鲁格奖得奖者(此为人文诺贝尔奖)。
• 陈玉树，前香港岭南大学校长。
• 郑绍远，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
• 高锟，1987至1996年为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于200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 辛世文，中文大学善衡书院院长、世界首位成功复制植物基因的科学家。
• 徐立之，前香港大学校长。
• 丘成桐，世界知名数学家、于1982年获得菲尔兹奖（此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哈佛大学教授。
• 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首席教授。
• 赵慧君，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化学病理学系教授及科学家，2011年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得主之一，2012年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得主之一。
• 黄元山，香港中文大学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硕士课程讲师。
• 梁元生，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系讲座教授。
• 吴先莹，香港教育学院传讯经理
• 古德明，香港英语教育作家、时事评论家
• 李典华 (Joseph Li)，香港补习名师
• 陈卓禧，香港专业进修学校校长。
• 黄宝财，香港中文大学讯息工程学教授。
• 邓惠欣，香港教育学院教育政策与行政学系教授。
• 雷金庆，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
• 古学斌，香港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
• 何宏禧，香港理工大学电子及资讯工程系研究助理教授。
• 林静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授。
• 李致和，香港中文大学体育运动科学系担任副讲师。
• 康宝文，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前高级导师。
• 李殷泰，香港中文大学旅游管理系导师。
• 黄爱恩，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兼任助理教授。
• 黄文江，香港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
• 欧阳伟豪，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导师。
• 张学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 黄正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讲师。
• 李海，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中共党员，倡导保守主义经济学。
• 黄兆麟，香港科技会第10届青年科学家奖生命科学得主。
• 孙赛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导师。
• 梁颂康，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助理教授。
• 郑文辉，香港专业教育学院电子及资讯工程系讲师。
• 熊跃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文思慧，民间学者，香港绿色运动先驱。
• 庄太量，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
• 陈健民，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 谭卫儿，南华早报副总编辑
• 陈珍妮，爽报记者

• 张敏仪，前广播处处长，英文系毕业
• 林普斯，有线新闻记者，新闻与传播学毕业
• 陶俊民，有线新闻记者
• 龚伟怡，前无线电视主播
• 黄紫盈，无线电视主播，新闻与传播学毕业
• 郭咏嘉，前无线电视记者
• 许方辉，无线电视主播
• 伍家谦，无线电视记者
• 刘显辉，无线电视记者
• 方健仪，前无线电视主播，新闻与传播学毕业
• 方东升，无线电视主播，新闻与传播学毕业
• 文宇轩，无线电视记者
• 吴璟儁，无线电视主播
• 潘蔚林，无线电视主播
• 陈嘉倩，无线电视主播
• 罗若安，无线电视主播
• 高芳婷，无线电视主播
• 伍嘉文，无线电视主播
• 黄晓莹，无线电视记者，新闻与传播学毕业
• 蓝可盈，无线电视记者，新闻与传播学毕业
• 刘锦辉，有线电视记者，新闻与传播学毕业
• 文桥康，亚洲电视记者，新闻与传播学毕业
• 区家麟，前无线电视主播、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
• 吴志森，香港资深传媒人
• 吴明林，香港资深传媒人，新闻与传播学毕业
• 杨洁恩，前香港新闻从业员
• 屈颖妍，香港资深传媒人
• 张洺华，前香港新闻从业员，现任上市公司管理层
• 武田一显,日本著名记者

• 屈洁冰，加拿大卑诗省议会列治文中选区省议员，卑诗省国际贸易、亚太策略及多元文化厅厅长，社会学系毕业
• 吴克俭，教育局局长，社工系毕业
• 陈茂波，发展局局长、前立法会议员（会计界），会计学系毕业
• 张志刚，行政会议成员、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
• 陈德霖，金融管理局总裁，社会学系毕业
• 白韫六，现任廉政专员，生物及化学系毕业
• 邱诚武，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生物及化学系毕业
• 许晓晖，民政事务局副局长，工商管理系一级荣誉毕业
• 梁凤仪，前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社会科学系毕业
• 何安达，前行政长官办公室新闻统筹专员、资深传媒人、前《明报》主笔，英文系毕业
• 陈黄穗，消费者委员会前总干事，社会学系毕业
• 黄碧云，立法会议员（九龙西），宗教研究系毕业
• 梁美芬，立法会议员（九龙西），政治与行政学系毕业
• 梁家骝，立法会议员（医学界），医学系毕业
• 陈家洛，立法会议员（香港岛），政治及行政学系毕业
• 麦美娟，立法会议员（新界西），英文系毕业
• 陈志全，立法会议员（新界东）、前商业电台DJ，社会学系毕业
• 陈克勤，立法会议员（新界东），政治与行政学系毕业
• 张文光，前立法会议员（教育界），经济及中文系毕业
• 邝志坚，前立法会议员（劳工界），社会学系毕业
• 谭伟豪，前立法会议员（资讯科技界）
• 叶文娟，社会福利署署长，政治及行政学系毕业
• 梁焯辉，前规划署署长
• 刘嘉鸿，人民力量前主席，数学系毕业

• 林森，化学系毕业（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香港历史上首位中国专利代理及诉讼律师

• 李明逵，前香港警务处处长。
• 刘志强，前香港警务处助理处长。
• 邓厚江，退休香港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
• 张凯茵，香港警务处香港警察学院研究中心警司

• 温思聪（Wilson Wan Sze Chung）社会及公共服务界的新晋年轻领袖、注册会计师、大学教授、企业培训师、人生魔术师、社会企业家及专栏作家，慈善团体香港爱心魔法团 Hong Kong Caring Magic Circus 创立人及理事会主席、第五届香港杰出义工奖得主。

• 郑海泉，香港银行家、前汇丰银行亚太区主席，经济学系毕业
• 罗富昌，美特容器及永富容器主席兼创办人，社会科学系毕业
• 王维基，香港电视董事局主席、 城市电讯、香港宽频创办人，电子工程系毕业
• 李思廉，富力地产主席兼创办人，数学系毕业
• 沈振盈，股市分析及评论家、讯汇证券行政总裁，企业管理系毕业
• 伍经衡，补习名师、遵理学校创办人，市场学系毕业
• 香树辉，投资银行家、资深传媒工作者，经济学系毕业
• 彭玉荣，前东亚银行副行政总裁。
• 庞宝林，东骥基金董事总经理。
• 朱泰和，美国国际集团（AIG）投资总监。
• 林永君，慧科讯业创办人。
• 梁理中，中原财务董事总经理。
• 许夏林，森科集团创作总监兼行政董事。
• 程鼎一，国泰航空营业及市务董事。
• 庄伟茵，中华电力企业发展总裁。
• 张鸿，朗力福集团主席、中国金石矿业有限公司行政总裁。
• 庄志豪，致富证券资产管理联席董事。
• 梁海明，仲良集团主席、行政总裁。
• 涂国彬，永丰金融集团研究部任职主管。
• Peter Löscher（罗旭德），跨国制药公司默克药厂的主席、西门子公司的执行长、Sulzer公司的执行长

• 黄易，香港玄幻武侠小说家，艺术系毕业
• 尊子，香港政治漫画家，艺术系毕业
• 黄碧云，香港作家，新闻系毕业
• 李敏，香港流行音乐填词人、作家、编剧、电台、电视节目主持人，新闻及传播学系毕业
• 刘细良，香港跨媒体时事评论家，历史系毕业
• 梁文道，香港跨媒体文化人、素有“道长”之称，哲学系毕业
• 邵国华，香港作家、电影编剧，社会学系毕业
• 庄梅岩，香港舞台剧编剧，心理学系毕业
• 陈隽骞，香港钢琴家
• 王贻兴，香港流行作家、电视节目主持人，中文系毕业
• 王迪诗，香港流行作家，新闻系毕业

• 锺景辉，人称“King Sir”，资深戏剧教育家、演员、导演、电视制作人，英文系毕业
• 许冠文，香港喜剧电影演员先驱、集编、导、演于一身，社会学系毕业
• 黄炳耀，电影编剧，艺术系毕业
• 刘天赐，资深创意文化人、电影、电视编剧、作家，哲学系毕业
• 王晶，电影导演、编剧，文学系毕业
• 洪朝丰，电台节目主持，新闻系毕业
• 潘源良，著名流行音乐填词人、足球评述员，新闻系毕业
• 韩毓霞，无线电视资深体育节目主持人，英文系毕业
• 黄凯芹，著名创作歌手，英文系毕业
• 黄一山，香港演员、编剧，主持人，社会学系毕业
• 黄伟文，著名流行音乐填词人、唱片骑师、专栏作家，社会工作系毕业
• 陈松伶，香港艺人，神学系毕业
• 孙耀威，香港歌手，电脑科学及工程系毕业
• 森美，商业电台唱片骑师、著名节目主持人，新闻及传播学系毕业
• Edward Chan，香港流行音乐制作人，音乐系毕业
• 詹志文，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工商管理系毕业
• 朱凯婷，香港艺人，市场学系毕业
• 乔星，流行音乐填词人，注册社工，中国语文及文学系毕业
• 陈美诗，香港艺人，工商管理系毕业
• 陈倩扬，香港艺人，日本研究系毕业
• 黄婉曼，now电视节目主持、前天气报告小姐，新闻及传播学系毕业
• 梁雨恩，香港歌手，酒店及旅游管理学系毕业
• 缪浩昌，香港乐队Rubber Band主音歌手，新闻及传播学系毕业
• 罗杏芝，无线电视配音员，体育系毕业
• 余欣沛，前无线电视配音员

Ⅵ 香港立法会反对派议员都有谁

香港立法会反对派议员有许锐宇、朱凯廸等。

（1）许锐宇曾出现在香港暴力示威现场。据香港《文汇报》此前报道，在7月11日尖沙咀冲突期间，有网友发现许锐宇涉嫌扮记者潜伏现场，还作出袭警行为，在警方清场时协助暴徒逃脱。

（2）朱凯廸为香港反对派组织“议会阵线”成员，曾表态提倡所谓的“民主自决”，其后又矢口否认主张“港独”或“自决”。自香港“修例风波”以来，有暴徒在今年7月1日冲入立法会大楼，朱凯廸亦曾参与其中。

(6)梁游离开立法会扩展阅读

2019年08月30日，反对派沙田区议员许锐宇被捕，被捕原因暂时未知。港媒报道称，丘文俊透露，在他发文前半小时，许锐宇致电他透露被捕消息。

许锐宇被曝被捕之前，“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等人已先后被警方拘捕。

2019年12月13日上午，香港民间团体“保卫香港运动”成员游行至立法会，向立法会议员递交请愿信，要求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审议2019至2020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时，尽快通过香港警队加薪程序，以示全港市民对香港警察的感激和赞赏。

Ⅶ 请问一个辩论的问题

首辩阐释:
1\首先抓住法治加以阐释,我们国家正从人治走向法治,国家倡导的和谐社会一定是法治社会.因为和谐社会不是讲的绝对统一，仍属有差别的。但这种差别是有规则的。只有通过法律制度来确立规则，大家才能安守其份。通常来讲，由于法律的制定是处在公开、透明的和受监督的条件下，现在法治追求的是平等的理念。所以，法治的本身就应该是平等、公平原则的体现，这恰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很重要的要素。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严刑峻法”与“全民纪律”根本不是什么是法治,法治可以浓缩成以下几个特征：善法之治、权力制衡、权利保障和社会自由原则。
2\法治是一个随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水涨船高,每个时期的陋习都有起现实社会原因,比如交通陋习,以前古人根本没有汽车,汽车交通陋习也是没有,随着社会发展才出现的;法治也是,广义的法治包括市民文明公约,行为规范;法治是时代智慧的结晶;
3\陋习的产生,陋习产生的原因受文化\历史\人性等多方原因,包括惯例、风俗、信仰、哲学、法律等等“陋习”的载体是人，而人的各种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都是受其内在的价值观、道德观所规范的。可以说陋习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他辩手:
\对随地吐痰者进行教育，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苦口婆心而收效甚微。重罚则不同，它让随地吐痰的人付出直接的代价，触动他们的利益，从而不敢再犯。此外还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使其他人自觉讲卫生。新加坡重罚随地吐痰者成效显著，其中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教育不是万能的
若把随地陋习的原因归为教育力度不够，无法令人信服。如仅仅是少数人的交通陋习，何以成为一个积弊甚深的大问题？教育不是万能的，之所以有那么多人置“交通禁令”的禁令于不顾，关键是没有触及其个人利益。只有重罚能刺痛他的神经，从而改正这个陋习。
促使深刻反省
对随地吐痰等不良习惯，施以重罚方能长治。试想，就那么一口痰，被罚了一二百元甚至更多，谁不心疼？因此，拿钱买教训对随地吐痰者是一种警示。只有为自己的不良生活习惯付出大代价，才能促使其从思想深处认识、反省，自觉改掉不良习惯。
施重典方可根治.
攻辩:
1\法治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法治是万万不能的.
2\我们现在的社会是法治社会,试想仅靠思想能成为和谐社会吗?
3\如果思想可以解决问题，那这个世界还要红绿灯么？
4\很多陋习本身就是违法的,思想能解决吗?
5\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法制就没有进步和谐;
6@\法治不是某个人的思想,是集体思想,集体智慧,产生于思想,但远远高于思想;
同类问题辩论参考: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40/9511/879570.html

Ⅷ 唐朝的立法与行政是怎样的

能否依法行政，是现代社会中人们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文明的重要标志。其实，在古代社会中，能否依法行政，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文明发展的关键。隋唐封建社会的文明昌盛，尤其是“盛唐气象”的形成。就与当时的统治者重视法制建设，注意宽猛相济，妥善处理礼法关系，君臣带头守法，以及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有很大的关系。

隋唐时期的法制建设，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中华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法系之一，而唐律，被称为“中华法系”的代表。这一时期，无论是立法形式、法律内容及司法实践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以垂鉴后世的东西。

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比较重视立法工作。并注意总结借鉴前代的立法经验与技术，使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达到空前完备的程度。

早在隋唐之前的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都有过不少大的立法活动，并前后继承革新，南北融合，一脉相承，为隋唐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可资借鉴的良好基础。

隋唐的统治者，对立法工作比较重视。其中以修律为主的大的立法活动，进行过多次。如隋朝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刚一即位，就命大臣高颎等总结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立法经验，修定新律，强调要“取适于时”，贯彻宽简原则，删除前代残酷的刑罚。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审阅刑部的奏报时，发现律文还是太严密，又命苏威、牛弘等大臣更定新律，这就是垂范后世的《开皇律》。《开皇律》在篇章体例上继承了《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色。到了炀帝即位时，由于在实际贯彻中已经出现法制混乱、刑罚滥酷的情况，为了标榜宽刑，又命牛弘等人更修新律，于大业三年（607年）颁行，即为《大业律》，基本上是《北魏律》的复旧，在立法技术上逊于《开皇律》。

唐朝的法律基本承袭隋朝的《开皇律》。同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不断加以调整完善。大的立法活动，至少有10多次。其中前期的立法活动，以修律为主，兼及其他法律形式；后期的立法活动，以编敕（皇帝下达的诏敕）和刑律统类（类似法律汇编）为主。

隋唐时期的法律形式，以律为主，同时还有令、格、式等。对于律、令、格、式的解释，史籍所载还不完全一致，综合各种解释，可以作一个大概的界定。①律。律是关于定罪量刑的法规，但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仅限于刑事方面。从唐初法制的指导思想及唐律的规定来看，律在4种法律形式中最为稳定，地位也最高。②令。令是关于国家各种制度的法规，几乎包括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制度，如均田制、赋役制等，都由令规定。③格。格是皇帝对国家机关分别颁行的，以及因人因事随时发布的敕，经过整理汇编的法规，故又称敕格。如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删定武德年间以来的敕格，定留700条，以尚书省诸司为篇名，其中有关诸司日常公务、留在司内施行的称为“留司格”；唐高宗永徽年间特颁发州县实施的称“散颁格”。④式。式是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其篇目比令更为繁多。国家的一切公务，都须依据令、格、式的规定进行。违背令、格、式以及其他犯罪行为，一律按“律”的规定断罪量刑。因此，这4种法律形式构成唐前期的立法的整体，以此处理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问题，是封建法制协调发展的反映。

除了律、令、格、式外，皇帝的制敕，在唐代法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唐律《断狱》篇规定，“制敕”断罪，是“临时处分”，必须经汇编后确定为格的，才能引为断罪的正常依据，否则要负刑责。但是，制敕既能临时处分断罪问题，便是这一原则的例外。事实上，制敕对一切问题都可随时专断，这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制敕虽未被定为一种法律形式，但其法律效力却高于其他任何法律形式。

还需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还有一部《唐六典》。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亲自书写六条：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大臣以《周官》为指导和模式，加以制定。《周官》是《周礼》的原名，大概是后人编撰的周朝的官制，分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别主管治（唐玄宗写成“理”是为了避高宗李治的名讳）、教、礼、政、刑、事六个方面的政务。由于这种分类法相当繁杂与困难，所以承担此任务的大臣前后花了六七年时间，才于开元十六年（728年）完成。由于唐玄宗早已手书六条，故称《六典》。《唐六典》是系统地记载规定唐朝官制的政书，主要内容是关于国家机构的设置，人员编制、职责，以及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奖惩、俸禄、退休等方面的制度规定。有人考证后认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颁行，却又曾行用。说它不曾颁行，是指它制定后的200年问从未明诏颁行；说它又曾行用，是因为它是初唐百多年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经验的总结，其内容多见诸于中唐以前的史实，它是这一时期简化了的综合性的“史录”，在开元、天宝以后的长时期内，被唐人奉为不刊之典。

隋唐特别是唐朝法律的基本内容和特点，表明这一时期法制建设经验的成熟。因此，唐律不仅对后世，就是对当时周边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律（包括律、令、格、式等形式的法律），尤其是唐朝的法律，其主要内容，是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维护封建统治，巩固统治基础，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①巩固封建君主专制政权。这是唐律的首要内容。具体体现在各个方面的法律条文中。其中最直接的，就是严厉镇压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危及封建政权的犯罪；确保皇帝个人的绝对安全和尊严；确保皇帝独揽一切军国大权。②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如规定官员、贵族依法享有种种特权；严格划分良、贱，在婚姻、诉讼等方面加以严格区别等。③维护封建家庭的纲纪伦常。如确保尊长的权威；在婚姻关系中确保丈夫的优越地位；严惩亲属相奸等。④维护封建剥削的经济基础。如明确规定均田法和租庸调法；严惩脱户、漏口、相冒合户、私人道等行为，以保证国家控制充足的劳动力与纳税者。⑤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如要求官吏必须坚守岗位，依法办事，忠于职守；必须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行为；要求监临主司或监临主守这些握有实权的官吏，必须恪守礼法，办事必须实事求是，严禁悖礼、诈欺以及弄虚作假；严惩对军政事务的擅权、渎职行为。⑥保卫封建国家安全，惩治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行为。如强调封建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不受侵犯；维护社会的治安秩序，严惩强盗、窃盗，惩治斗殴、伤、杀，严惩放火、决堤，维护城市和市场管理秩序等。除此之外，在唐律中还对其他一切可能的犯罪行为，作了概括性规定，使违礼入律的所有行为，都无一能逃法网。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唐律的具体内容，就可发现，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一准乎礼”。唐律的首篇《名例》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里的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宽仁治天下”，要注意“以民为邦本”；礼，主要是指以封建纲常对臣民进行教化。德礼与刑罚相比较，前者是本，应为主；后者是用，应为辅。但德必须以礼为理论指导，并付诸实践。而以礼为准，赋予法的形式，或者说以礼入法，礼法结合，这个过程在汉朝便已开始，魏晋南北朝不断加以发展，日趋完善。唐律则是这种发展与完善的典型。比如，唐律总的精神就在于贯彻封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无论是《名例》篇还是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被认为是极其严重的十恶大罪，惩罚的都是直接危害封建“三纲”的行为。再如，唐律律条中，不少本来就是礼的内容，直接以礼入律。“八议”（议亲、故、贤、能、勋、贵、勤、宾）、“三赦”（幼弱、老耄、憨愚者犯罪可宽容）、“同居相为隐”（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等），这些原则本来就是封建礼教的内容，在唐律中就是法的规定。依据礼的精神而制定的其他律文，更是随处可见。又如，唐律借助《疏议》引用儒家经典，充分阐发封建礼教的“义理”，而《疏议》具有与律条同等的效力，使礼教广泛渗透并指导律条的运用。正因为礼与律如此密不可分，才使得两汉以来，历久不衰的引经决狱成为多余，从而宣告终结。这也说明了唐朝封建法制的成熟。

其次，是宽简、划一、持平。宽是宽大，简是简约。宽大主要指立法内容方面，基本要求是尽量轻刑，尽可能使人不致陷入犯罪，或犯罪后得到较轻处理；简约主要指立法形式要简明，尽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内容，也使司法官便于掌握。划一，是要求法律条文精神要前后一致，该重则重，该轻则轻，不能法令不一，前后矛盾，使官民都有空子可钻。持平，就是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规定不偏颇，比较适中，这在唐律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加减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再次，是法律保持相对稳定。唐玄宗曾说：“法令不能经常变，经常变就烦琐，官吏记不住，又前后矛盾，执法之吏就会钻空子，营私舞弊。”这一思想在唐前期基本得到贯彻。唐初由房玄龄等人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终唐太宗在位之世，都无变更。当然，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对某些不合时宜的内容进行修改，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法律一般按严格的程序进行，否则，要算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惩处。尚书省审议修改法律，须召集七品以上京官进行讨论，作出决议，奏报皇帝裁定。

还有，是立法技术空前完善。一部法典的立法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唐律是在初唐封建统治秩序相对稳定，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制定的。它充分运用前代王朝的立法经验，吸取过去的律学研究成果，以名例篇为纲，其余11篇为目，篇章结构井然有序，将人们各个方面不利于封建统治的种种行为，甚至是设想可能的行为，尽量纳入。正如《名例》篇首疏议所说，唐律做到了“章程靡（无）失，鸿（大）纤（小）备举”，而律文只有502条，的确“简约”。《名例》篇与其他各篇之间的律条相互呼应，纲举目张，在同一篇中的各条之间，以及同一条中的各项之间，彼此关照。全部律条紧密相扣，可说是“滴水不漏”。至于律条的文字简要，概念明确，用语确切，逻辑严谨，疏议的理论深度和文字功夫等，在中国古代法典中，无疑是空前的。后世的封建立法，有些地方有所改进，有些则一直未能企及。

古代山水正因为唐律是集历代封建法典之大成，且有以上特点，故对于后世的封建法制有极大的影响，并且及于东亚邻国。

唐之后的五代时期，受唐律影响比较显著的法律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数与篇目同《唐律》完全一致。宋朝唯一的律《宋刑统》，几乎是唐律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唐律疏议》，只是将每篇律条分为若干门，在律条后附有关的敕、令、格、式，以及“起请条”，对刑制有所改革而已。元朝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引用唐律作为依据。明朝洪武初年制定的《明律》，篇目与唐律一样，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修明律，才改为30门，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仍以《名例律》为第一。《清律》采取明律的体例，但内容及原则基本因袭唐律。

唐律对东亚邻国的法律也深有影响。在日本，有信史可考的《大宝律令》，有律文6卷，其中有11篇的名目与次序，一如《唐律》，律文内容也多相似。在朝鲜，当时的典章制度，大抵都仿照唐朝法律。此外，在越南和西域诸国的古代法典中，也可寻出与唐律的源流关系。所以，如果说《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是西方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典，那么，唐律至少在东亚邻国的封建法典中具有典型意义，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当然，唐律对于东亚邻国封建法典的深远影响，是唐朝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对这些国家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具体方面和必然的结果。

在司法方面，对司法机构、诉讼制度、审判制度以及监狱管理等方面，都有比较明确、严格的规定。隋唐比较开明的君臣，也都注意审慎用刑，赏罚分明，不徇私情。同时，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至滥用刑罚的情况。这些，从正、反两方面对当时社会发生着影响。

司法制度与执法的实际情况，是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隋唐司法制度总的说来是健全的；在法律的具体实施中，则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良的时候。

隋唐时期的司法机构，中央以大理寺、刑部为司法机关，御史台也参与司法工作。大理寺是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对徒、流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对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审之权，死罪的判决须皇帝批准。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复核大理寺及州、县必须上报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审核中，如有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驳令原审机关重审，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审。御史台只是中央监察机关，在司法方面主要是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遇有重大疑案，也参与审判或受理有关行政诉讼的案件。唐时，对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长官会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必要时，皇帝还命令刑部会同中书、门下二省集议，以示慎重。较次的案件，或各地发生的不便解送京师的大案，则派三司中的副职及其下属前去审理，称“小三司”。唐朝地方司法，由州（郡）、县行政机关兼理，但属吏较前增多。州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受理刑事案件；设司户参军，受理民事案件。县设司法佐、史等，协助县令处理民、刑案件。县以下乡官、里正、坊正、村正等，对有关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调解或裁判权，不服者可上诉至县重审，刑事案件则直接由县审判。

诉讼制度比较严格。唐律规定，告诉必须由下而上，从县、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诉，一般不许越级上诉，否则，要处罚。司法机关应受理而不受理者，也要处罚。有严重冤案被压抑不能正常申诉者，可以向皇帝直诉，但有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为了防止滥诉和严惩诬告，规定告诉必须注明年月，指陈事实，不能称疑（即自己不能确定是否实有其事），与事实不符，匿名告人，都有罪，诬告者则要反坐。对谋反、谋大逆、谋叛罪，任何人都必须揭举告发。对有些犯罪，则根据情况，有一些限制，有时告了反而获罪，主要是为了贯彻“亲亲得相为隐”、“卑为尊隐”、“奴为主隐”等礼教纲常。

审判制度比较严密。唐律规定，司法官在审讯时，必须首先弄清案件，仔细考察被讯对象的言辞、表情和陈述的理由，反复进行比较、考核、验证，了解有关事实。如果事实仍然不够明确，不能判断，而必须拷讯者，应立案，与有关人员共同拷讯，否则，要受惩处。罪状、证据已经明确，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据事实进行判决。在定罪量刑时，既不许“人人罪”，即把无罪断成有罪，轻罪断成重罪；也不许“出人罪”，即把有罪判成无罪，重罪判为轻罪。否则，也有相应的惩罚。司法官断罪时必须严格依据律、令、格、式的正文，对于皇帝临时就某人某事而发布的“敕”，凡是未经编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为“后比”，如果任意引用出了差错，也要负相应的责任。为了防止司法官因亲仇而故意出、人人罪，规定了相应的回避制度。对于司法中的“拷讯”，也有严格限制，如拷囚不得过3次。总数不得过杖200，拷满200仍不招认者，取保暂放；依法应享有议、请、减者，均不得拷讯。孕妇犯罪应拷讯者，须等产后百日再拷，违者分别处徒、杖刑罚。案件审理完毕，凡是判处徒刑以上的人犯，应对囚犯本人及其家属宣告判决的具体罪名，允许其“服辩”，即申诉对判决的意见。如果不服，应认真进行复审。对死刑罪犯，更为慎重，其判决必须奏报皇帝，定罪执行死刑前，还要3次或5次奏报，得到皇帝的许可，才可执行。妇女犯死罪而怀孕者，须待其产后百日方能执行。

监狱的设置和管理，也比较完善。中央设有大理寺狱，关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师，有京兆府和河南狱，关押京都地区的罪犯；在地方，各州、县都设有监狱，囚禁当地犯人。各监狱均设有专职的掌狱官，负责监狱管理。同时，对在押人犯应如何监禁，应上何种刑具，均有详细的规定。

从具体的司法实践看，隋唐时期比较开明的君臣，都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办事，维护法律的统一、公正，赏罚分明，不徇私亲。如隋文帝开皇前期就是如此。唐太宗则更是以此作为治国安天下的一项基本原则，他尤其强调执法要审慎，不肯轻易给人下结论，死刑三复奏、五复奏，就是由他提出并订入刑律中的。隋文帝、唐太宗及其他一些帝王也常常亲录囚徒，一旦发现冤滥，即刻昭雪。对于亲贵犯法之人，也能做到依法惩处，不肯以私情坏公法。在君主以身作则的带动下，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受到赞誉的循吏、良吏，如高颎、狄仁杰等，都能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执法不阿权贵，同时注意防止严刑滥罚，平反冤假错案。这些都对当时的法制建设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安宁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封建盛世在这一时期出现，与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但是，这一时期的某些君臣，在某些时候，又因各种因素所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赏罚不公，甚至随意变更法律，实行酷吏统治。如隋文帝末年，以及隋炀帝时期，往往将法律撇在一边。任意定罪论刑，滥加赏罚，以致“以残暴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使当时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从而加速了隋朝的灭亡。唐朝的有些时期也有严重破坏司法制度的行为，如武则天当政时，为了防止李唐宗室反抗，任用来俊臣、周兴等酷吏，滥刑滥杀，造成无数冤假错案，严重威胁到统治集团的安危，也给百姓带来灾难。到了唐后期，由于藩镇割据，各自为政，他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任情刑杀，中央根本无力过问。宦官擅权，朋党之争，诬陷人罪，法外施刑，乃至大开杀戒，也成为常事。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着唐王朝的衰亡。

隋唐法制史中，有许多可以垂鉴于后世的东西，如重视法制建设，注意宽猛相济，处理礼法关系，君臣带头守法以及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等，都不乏现实意义。

重视法制建设，是国家安定、富强的必要条件。现代社会中的一些人，往往以为在古代社会，包括封建社会，是根本没有什么法制的，全凭帝王一人独断，兴盛衰亡，全在帝王一人贤明与否。其实不然，只要翻开几千年中国史，稍作仔细一点的研究，就不难得出结论，帝王的贤明与否固然重要，但封建法制的建设状况，也与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秦的发家，靠的是商鞅变法，以及改法为律，健全法制，商鞅个人虽死，但秦法未败。汉代的兴盛时期也是与法制建设的良好时期相一致的。与之相反，凡是衰弱乃至衰亡的王朝，或者王朝的某个时期的衰弱，又都是与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坏有关，而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坏，又必然引起或加剧王朝的衰弱或衰亡。隋唐王朝的统治者，尤其是开国的和开明的统治者，对此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作为封建帝王，他们当然迷信个人在历史上的扭转乾坤的作用；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人民力量的厉害，意识到协调规范各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重要，而法律，正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它可以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愿望和目的，自然有利于统治阶级；作为国家意志，它又是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协调各种关系的权威力量。正因为如此，总的来说，隋唐时期的统治者，较此前历史上其他王朝的统治者，更为自觉地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这在这一时期重大的立法活动，法律形式的空前完备，以及法律内容、原则的丰富与贴近实际需要之中，都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而这一时期社会的空前繁荣发展，自然与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的保障作用分不开。

注意宽猛相济，是中国古代的一条基本治国方法，也是法制建设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所谓宽，就是指政平刑轻；所谓猛，就是指政陡刑重。宽猛相济，是指要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该轻时用轻刑，该重时用重刑，交替使用，互为补充。当年诸葛亮治蜀，用的是以猛济宽。因为在他之前的蜀国，是刑网疏阔，政令废弛，人们不知道害怕刑罚，需要用重典治理，而且10年不赦一人，终于使蜀国得到大治。而隋唐王朝，在各自建国之前，接收的都是刑网严酷、民不聊生的政权底子，所以应该以宽济猛。故隋朝的立法，本意和内容都是禁网疏阔，刑罚轻减，果然收到显著成效。而隋末刑制大坏，其严酷程度几乎令人不敢相信，故到了唐高祖初起兵后，一切废除，只是约法12条。建唐以后制定律令，也依照刑网疏阔的《开皇律》为蓝本，直到《贞观律》、《永徽律》以至《开元律》，基本贯彻了这一宗旨。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趋于适中，以更好地适应治国安邦，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文化的需要。到唐后期分裂割据，地方割据势力滥用刑罚，必然又激起民变，加深了社会动乱的程度。

妥善处理礼与法的关系，是隋唐法制建设中最有特色的一条经验。礼与法的关系，同样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治理国家时非常重视，又一直难以处理好的一个问题。这与古代儒家和法家不同的治国主张的影响也有关系。西汉武帝以前，似乎法家及主张以法为主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占上风，这有成功的范例，也有惨痛的教训，秦朝的兴与亡，同时证明了这两条，到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在治国方略中渐占上风，与之相应，以“春秋决狱”（即以儒家经典定罪量刑）为方式的礼、法结合的实践也开始进行。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礼与法都在不断地摩擦、碰撞之中渐趋统一。到了隋唐，特别是唐朝，则基本完成了这一结合的过程，故出现了“一准乎礼”的唐律。所谓“一准乎礼”，不是说全部礼教都直接成了法律条文，而是说法律条文中渗透了礼教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这样的结合与统一，当然对统治阶级治国安邦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对社会的文明进步，也是有利的，当然有时也有害。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唐律到底是宽还是严？有人说宽，因为它的确比前代的刑罚有明显的轻减；有人说严，因为它把本来只是违礼的言行，变成了违法的言行，把本来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行，变成了要受法律制裁的言行。这两说，当然都有道理，但又都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综合起来看，唐律的确是宽严适中，当然这里有个立场问题，评价的标准问题。我们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历史问题。唐律的实践效应，也证明了它在那个时代，是宽严适中的，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不然的话，它不会对后世及东亚邻国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

君臣带头守法，是唐朝法制建设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这里指的君臣，并不是所有君臣，或君臣的所有言行。但相对前代而言，唐朝守法的君臣要多一些。在封建社会，君是至高无上的，法律的兴废，人臣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一言之中。我们常讲封建社会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好像这里包括了一切人，其实仔细品味一下，这里没有包括皇帝。皇帝在任何时候都是例外的，他是集立法权、司法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在这种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本人的素质如何，他对待法律的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法制建设的成败。隋唐时期法制建设卓有成效，首先与皇帝注意带头守法执法有直接关系。这里面有许多可以使人信服的事例，在古籍中多有记载。法制破坏严重之时，与皇帝本身的不守法有很大关系，这同样也有许多事例。而皇帝之下的众多臣子，对待法律的态度也很重要。有一支良好的执法队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法律的正确贯彻实施，有时，还可阻遏帝王的一些违法行为。开皇时期、贞观时期、开元时期，就是因为皇帝本人注意带头守法，臣子中又多是依法办事之人，才使得朝政清明，国家复兴、兴盛和中兴。否则，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不会自然生出良好的成果来。这涉及到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即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在这一对关系中，起始和最终起作用的，还是人，不是法。因为法由人定，法由人来执行。只有到了人人自觉守法成为习惯之时，才可以做到法治优于人治或决定人治。这是一个运动的过程，不能只截下一段来加以论证。

维护法律的统一和稳定，也是隋唐法制过程中一条成功的经验，其中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个道理很明白简单，法不统一，人心不服；法不稳定，人难适存。因此，隋文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及其他一些开明的君臣也好，都经常强调这一条。当然强调统一与稳定，不是不要调整与变革，只要实际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加以变通或变革时，就应该变通或变革，但这同样要依法定程序进行，否则，就会引起混乱。随意变更，朝三暮四，是历代包括当代法制建设的大忌，切不可等闲视之。

Ⅸ 澳门廉政公署的要事回顾

1. 1991年11月22日，首任专员薛克在总督府由韦奇立总督主持宣誓就职。
2. 1992年3月6日，设于美珊枝街3号的反贪公署正式对外办公，人员编制为34人。
3. 1992年下半年，法院拒绝允许反贪公署就一宗案件的被调查人银行户口进行查阅，引发社会大众热烈讨论反贪公署的权力问题。
4. 1993年上半年，立法会拒绝接受反贪公署查阅银行户口和增聘人员的建议。
5. 1993年下半年，侦破一宗财政司人员涉嫌利用职权盗用逾澳门币一千五百万元的案件。 6. 1995年上半年，首名公务员因贪污犯罪被法院判决入狱8年，该公务员缺席受审并潜逃海外。
7. 1995年11月21日薛克离任，11月22日前司法警察司司长斐明达就任为第二任专员。
8. 1997年3月，经修订的公署权力法规公布，赋予公署权力设置卧底及线人，而协助调查贪污犯罪人士得免除刑罚。
9. 1998年6月，立法会通过公署建议的《收益及财产利益的声明与公众监察》法律，又称《阳光法》，规定所有公务员须在入职90日内提交个人和配偶的财产报告予公署或高等法院。
10. 1999年12月20日，特区廉政公署成立，张裕就任为首任廉政专员，廉政公署换上新徽号。 11. 2000年2月春节前，廉署向各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发出指引，呼吁要小心处理节日的馈赠及款待等。
12. 2000年6月，澳门廉政公署、澳门司法警察局及香港廉政公署采取联合行动，侦破以澳门为投注基地的香港区外围马集团，香港拘捕16人，澳门拘捕12人。
13. 2000年7月，侦破澳门国际机场警员受贿，让大量未被合理征税的高价洋酒非法入境的案件，该案于2001年6月审结，五名被告被判罪名成立。
14. 2000年8月7日，廉政公署组织法(第10/2000号法律)获得立法会全体议员的一致通过，并于同年8月10日由行政长官何厚铧签署命令颁布。该法律的通过反映特区政府肃贪倡廉的决心在法律层面上得到具体落实。 15. 2000年8月21日，廉政公署的行政法规(第31/2000号行政法规)公布，制定了廉署的组织架构。
16. 为配合2001年立法会选举，廉署成立“反贿选研究小组”，为宣传廉洁选举、打击贿选作研究和部署。期间侦破数宗涉嫌贿选案件，并移送检察院侦办。选举结束后，澳门大学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百分之七十的受访者认为是次选举是一次廉洁的选举。
17. 2001年7月15日，廉署侦破一宗怀疑以虚假撞车纪录领取保险金的贪污、诈骗案件，共19人涉案，其中3人在案发时任职交通警员，案件移送检察院侦办。
18. 2001年7月31日，行政长官透过批示设立“廉政公署人员纪律监察委员会”，成员包括廉政专员及四名人士，后者由行政长官从澳门特别行政区公认具备适当资格的人士中指定。首届纪监会的成员为梁庆庭、张裕、林笑云、关翠杏及李沛霖，其中梁庆庭担任主席一职。
19. 2001年8月24及25日，廉署采取了一次代号为‘火凤凰’的行动，以打击公共部门内有组织的贪污集团，分别在内港南舢舨码头及关闸等地带走一批现役水警返署协助调查，案件已被移送检察院侦办。 20. 2001年9月，廉署揭发一宗立法会选举怀疑贿选案，涉嫌者以层压及桩脚模式收集选民证。廉政公署在某单位检获47张怀疑与案件有关的选民证，传讯了数十名人士。案件于2007年5月宣判，两名被告均被裁定不当扣留证件罪名成立，判处2年徒刑，缓刑3年，并须于3个月内向特区政府赔偿澳门币1万元。
21. 2002年4月4日，三名前澳门市政厅领导和主管成员被廉署揭发在位期间滥用职权，以高出合理价格批出工程，以及不按正常程序进行工程批给，案件涉及7项物品采购、工程和服务批给合同，总金额接近800万元。2004年12月初级法院审结该案，基于被告的特殊身份和严重情况，判罚较过去同类案件为重，其中两名被告各被判2年10个月及2年6个月监禁，缓刑3年半，缓刑条件是两个月内须缴付澳门币10万元，是同类案件中缓刑条件较重的一次。
22. 2002年8月9日，廉署揭发600多宗持伪造菲律宾驾驶执照换领澳门驾驶执照的贪污和伪造文件案，涉及金额约230万元，共有417人被列为嫌犯，案中6名主谋，包括1名民政总署员工，于2005年5月被判罪名成立，分别被监1年半至2年半不等，虽获缓刑，但须向澳门政府作出赔偿及支付庭费。
23. 2002年9月12日，香港廉政专员李少光访问澳门廉署，并与澳门廉政专员张裕一起主持廉署展览室(设于皇朝广场大厦13楼内)的揭幕仪式。 24. 2002年9月13日，为纪念廉政建设十周年，廉署举办“倡廉守法”研讨会。行政长官何厚铧主持开幕式，同时亦举行“澳门廉政十载纪念特刊”─《廉透清风》及“廉政十载”纪念邮品的发行仪式。
25. 2002年11月13日，葡萄牙最高法院院长薛克率领代表团一行五人到访廉政公署，曾担任澳门首任反贪专员的薛克在了解廉署的架构、人员和资源的情况后，与众团员均表示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6. 2003年2月下旬，廉署制作并出版了专为高小而设计的“诚实和廉洁”教材，并将该教材与“诚实和廉洁”游戏棋，连同介绍廉署工作的光碟赠给本澳的学校。教育界对上述教科书反应理想，获近九成学校采纳作为公民教育科的辅助教材。2005年8月，廉署根据校方的反馈意见，发行了经重新修订的第二版教科书，同时推出“诚实和廉洁”教材套，以求达至更佳的教学效果。
27. 2003年4月中旬，廉署委托澳门大学社会及人文科学院进行一项街头问卷调查，被访的过千名市民中，接近9成市民表示支持特区廉政工作，84%表示如遇上贪污情况会举报，而愿意亲身举报的占73.1%。对于特区廉政工作的成效，有97%表示其本人及亲友在过去12个月内没有遇过贪污的情况；认为本澳贪污非常严重及严重的，由2000年的64.6%减至9.4%，显示市民认为本澳的贪污情况已有改善。 28. 2003年7月21日，行政长官透过批示发出第28/2003号行政命令，修改第31/2000号行政法规第三十一条所指的“廉政公署部门人员配备表”，廉署部门人员配备总数由96人增至109人。
29. 2003年7月，立法会通过新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律(第11/2003号法律)，作为监察和存放机构的廉政公署，特别制定了一整套的推行办法，包括举办解释会和印制指引等，并设立临时收表站与及提供上门收表等安排以方便公职人员申报。
30. 2003年10月1日至3日，廉政专员张裕出席了国际申诉专员协会理事会在加拿大魁北克市举行的理事会会议，并在会上作了财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获一致通过。
31. 2003年10月15日，廉政公署主办题为‘财产申报法中的刑事规定’的法律讲座、由葡萄牙助理总检察长彭仲廉主讲，就有关将财产来源不明的情况定为犯罪的法理依据作出阐释。
32. 2003年10月20及21日，来自9个国家80名代表，齐集澳门参加亚洲申诉专员协会理事会年度会议，是次会议由澳门廉署承办，会议就促进行政申诉工作的研究、加强向社会推广申诉专员的制度、及亚洲申诉专员的角色等议题交换意见。 33. 2003年10月30日，廉署将一宗涉及港币6,300万元怀疑土地购买诈骗案移送检察院侦办，案中一名公务员怀疑在案中以不正当手段诈骗港币近400万元，另两名公务员怀疑在评税过程中故意调低土地价格约1,000多万元，而令土地少纳税金70余万元，二人则从中获得利益。
34. 2003年11月9日至15日，廉政专员张裕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之邀请，率领代表团前往北京、湖北省和广东省的检察机关进行正式访问，藉以加强与中国内地相关机构的交流及协作。
35. 2003年12月，廉署出版《公务采购程序指引》，并广泛派发予各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希望有助公务员重视采购各阶段中须注意的事项，提高工作的严谨性和警觉性。
36. 2004年1月6日，廉署社区办事处经行政长官何厚铧主持揭幕仪式后正式启用，办事处的设立将有助廉政公署拓展社区关系，加强廉洁教育工作，以及为市民提供更方便的咨询、投诉和举报渠道。
37. 2004年1月9日，廉政公署助理专员陈锡豪获特区政府授予专业功绩勋章，成为特区政府成立后首名获颁专业勋章的公职人员。 38. 2004年4月14日，香港廉政专员黄鸿超率团来澳访问澳门廉政公署，两地廉政公署领导层在会晤中，就廉政建设的发展交换了意见。
39. 2004年4月26至29日廉政专员张裕率团前往韩国汉城参加亚洲申诉专员协会第八届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题为《政府与市民的关系：市民对政府的期望？市民对申诉机构的期望？》的论文。廉政专员同时获选连任理事一职，任期为3年。
40. 2004年5月16至21日，廉政专员张裕率领代表团前往葡国，先后访问了葡国最高法院院长薛克(Jorge Alberto Aragao Seia)、总检察长莫勒(Souto de Moura)、申诉专员罗德礼(Nascimento Rodrigues)、国家司法警察总局和总局下属的司法警察、犯罪学高等学院、安全情报局、外籍人及出入境事务局、国家选举委员会等机构，进行联络和交流。
41. 2004年5月，廉署委托澳门大学社会及人文科学院进行有关澳门廉政状况的问卷调查的结果公布，调查报告显示，本澳市民对廉署的评分为66.2分，比对上一年上升2.44分；综合各项数据显示，市民对迈进廉洁社会的信心增加，对未来廉政建设也持较乐观态度。
42. 2004年6月14日，廉署将一宗涉嫌在中区某娱乐场所的发牌程序中行贿、受贿、滥用职权，以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不实和财产来源不明的案件移送检察院侦办，案件涉及土地工务运输局两名主管和一名本澳商人。 43. 2004年7月30日，揭发两宗公职人员涉嫌在公务采购程序中滥用职权，以谋取私利，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不实案件；3名涉案公职人员同在财政局担任与电脑资讯有关工作，其中一人曾先后出任厅长和司长办公室顾问（现为政府派驻某公司的董事），此案涉及总金额超过澳门币100万元。
44. 2004年8月2日，行政长官透过批示修改有关设立廉政公署人员纪律监察委员会的第164/2001号行政长官批示，8月5日委出“廉政公署人员纪律监察委员会”新一届成员，包括梁庆庭(主席)、林笑云、关翠杏、李沛霖及许辉年。
45. 2004年9月4日至10日，廉政专员张裕率领代表团前往加拿大魁北克市参加国际申诉专员协会理事会会议和第八届大会；会上，廉政专员张裕再次当选为国际申诉专员协会理事会成员，任期为4年。
46. 2004年10月20至26日，廉政专员张裕应中国监察部的邀请，率团前往北京、四川两地进行考察访问，与内地监察机关在业务协作、信息交流及培训等方面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 47. 2004年12月20日，在国家主席胡锦涛监誓下，行政长官何厚铧与第二届政府各主要官员宣誓就职，张裕续任第二届特区政府廉政专员。
48. 2005年1月24日，廉署发行《公务人员廉洁操守指引》和《公共部门及机构廉洁守则制作建议》两部规范公仆职业操守的法律指引，并举行《公务人员廉洁操守指引》推广活动暨讲解会。行政长官何厚铧、行政法务司司长陈丽敏与廉政专员张裕共同主持了启动仪式。
49. 2005年1月，廉署就第三届立法会选举成立“反贿选研究小组”，以‘重点预防 全力打击’为方针，制定一系列廉洁选举宣传策略。
50. 2005年3月14日，廉署揭发一宗涉案金额合共港币四亿三千七百九十多万元的诈骗及受贿案。一名电业公司负责人涉嫌利用虚假交易，诈骗本澳三家银行信用证巨额贷款，案中一名银行分行经理涉嫌受贿及亏空公款。案件移交检察院处理。 51. 2005年第三届立法会选举期间，廉署揭发多宗怀疑贿选案件，涉案嫌犯超过700人，当中更包括一名候选人。大部份案件均涉及组织非法留置选民证，有部分贿选者甚至利用“水客”及中学生作为中间人以金钱收集他人的选民证，所有案件均被移送检察院处理。2006年至2007年，法院陆续宣判了当中的4宗案件，多名被告贿选罪名成立，被判监禁，不得缓刑。
52. 2005年10月19日，印尼申诉专员苏查塔(Antonius Sujata)等一行4人到访澳门廉政公署，与廉政专员张裕及廉署领导层会面，双方就行政申诉、选举及防贪等多方面问题交换了意见。
53. 2005年11月22日，廉政公署为葡萄牙助理总检察长彭仲廉所著之《廉政文选第一辑－职务犯罪》举行发行仪式，同时举办“职务犯罪”的专题讲座，邀得作者彭仲廉及中国著名刑法学家、武汉大学法学院马克昌教授在会上发表专题演说，就职务犯罪的课题交换心得。
54. 2005年12月2日，中国监察部代表团一行5人在副部长黄树贤率领下到访廉政公署，并举行座谈会，就反贪、行政申诉，以及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交换了意见；同日，亚洲申诉专员协会代表团一行22人，除前述的中国代表外，韩国、印度、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马来西亚、伊朗、澳洲等多国代表在该协会的理事会主席萨希布扎德(Imtiaz Ahmad Sahibzada)带领下亦访问了廉政公署，了解廉署在行政申诉及宣传教育等方面的情况。 55. 2005年12月14日，马来西亚反贪局局长Zulkiplibin Mat Noor等一行三人到访廉政公署，并参观了社区办事处，以了解澳门廉署在反贪、行政申诉，以及宣传教育等方面工作的情况。
56. 2005年12月，廉署再次揭发一宗贿选案，怀疑有贿选集团以利益引诱非法留置他人选民证，并发现选举后有人为实现选前承诺，继续给付选民金钱。全案经5个月调查后完成，涉案嫌犯共146人，案件已被移送检察院。
57. 2006年1月11日，香港廉政专员黄鸿超率团访问澳门廉署，双方就两地廉政建设的发展交换意见，并期望日后进一步加强联系和合作。代表团此行亦获行政长官何厚铧接见，并先后拜会检察长何超明及立法会主席曹其真。
58. 2006年3月，“政经风险评估”发表《亚洲贪污趋势年报》，澳门首次被纳入为评估地区。在该评估报告的13个亚洲国家及地区中，澳门的廉洁度排名第4，廉洁水平仅次于新加坡、日本和香港。 59. 廉政专员张裕于2006年5月16-20日率团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亚太地区反腐败行动组第八次指导小组会议。会上，澳门正式成为亚太地区反腐败行动计划成员。
60. 廉政专员张裕于2006年10月3日至8日率团前往西班牙巴塞隆拿，出席“国际申诉专员协会”理事会会议。会上，各代表除了对区内工作情况作汇报和交流外，亦就协会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探讨。
61. 廉政公署于2006年10月19日假澳门理工学院举行“持廉守正 － 经验交流会”，让各公共部门彼此分享各自在制定《廉洁守则》及推行过程中的经验及交换意见，互相参详，取长补短，共有240多位公共部门领导及主管出席。
62. 2006年11月6日，“透明国际”公布2006国际清廉指数，澳门首次被纳入评选之列，在亚太区25个国家及地区中排行第6，仅次于新西兰、新加坡、澳洲、香港及日本；在全球163个国家及地区中，则排在第26名；“透明国际”指出，澳门第一次上榜即以6.6高分跻身前列位置，这跟本地反贪机构大力倡导反腐败运动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63. 2006年11月8日，初级法院对2005年立法会选举期间的一宗贿选案件进行一审宣判，案中第一被告萧鸿伟及第二被告钟伟俊均被判处留置选民证罪名成立，分别被处1年6个月及1年4个月的即时监禁徒刑，不得缓刑，其余10名被告分别被判留置选民证罪或提供选民证罪名成立，各被判处1年至2年的徒刑或缴纳澳门币7,200元至12,000元不等之罚金。
64. 澳门特别行政区前运输工务司司长欧文龙怀疑严重受贿及进行非法金融活动，于2006年12月6日晚上10时被廉政公署依法拘留调查，同案另有8男3女包括欧文龙的亲属被拘留，有关嫌犯分别涉嫌行贿、受贿和清洗黑钱。12月7日上午，行政长官何厚铧在特区政府总部公布前运输工务司司长欧文龙涉嫌受贿的案件；同日，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的建议，免除欧文龙的职务。12月8日，廉政公署将案中12名嫌犯移送检察院处理。
65. 2007年3月，“政经风险评估”发表2007年《亚洲贪污趋势年报》，在13个亚洲国家及地区中，澳门的廉洁度排名第4，与2006年的排名相同，廉洁水平仅次于新加坡、香港及日本。
66. 廉政公署完成对前运输工务司司长欧文龙涉嫌严重贪污案件的初步调查工作，并于2007年4月12日将案件移送检察院。涉案的公司共有3间，涉案人数为30人，包括欧之亲属4人。同年6月6日，检察院以欧文龙涉嫌触犯滥用职权、严重受贿、清洗黑钱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名，向终审法院提出起诉。2007车8月1日，终审法院完成欧案的预审，预审法院作出起诉批示，欧文龙涉嫌触犯受贿作不法行为罪、清洗黑钱罪、滥用职权罪、在法律行为中分享经济利益罪、财产申报的虚假声明及财产来源不明罪等76项控罪。

Ⅹ 旧中国蒙受的耻辱和今日祖国的强大

耻辱

不平等条约一览表
南京条约 1842年8月 英国
主要内容
1.割香港岛给英国
2.赔款2100万银元
3.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4.中国海关收取英商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要与英方商定
影响
1.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端
2.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
转化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3.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
4.中国人民从此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5.中国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 1844年 英国
主要内容
从中攫取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房屋拘留等特权

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 1844年 美国和法国
主要内容
取得更多的侵略权益

天津条约 1858年夏 俄美英法
主要内容
1.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2.增开沿海沿江是10处商口岸
3.外国军舰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通航
4.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游历、通商、传教
5.清政府赔偿英法两国经费各200万两白银，赔常英商损失200万两白银

北京条约 1860年 俄国
主要内容
1.清政府承认天津条约有效
2.增开天津为商埠
3.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
4.对英法两国的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天津条与北京条约的共同影响
清政府开始被列强控制，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

北京条约 1860年 俄国
至19世纪80年代 ，侵占中国东北和西北150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

马关条约 1895年4月 日本
主要内容
1.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2.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
3.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岸
4.日本可以在华通商口岸投资设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影响
1.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再一步遭受受严重损失
2.此后帝国主义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3.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向列强进行政治大借款
4.新通商口案的开辟使外国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
5.允许日本在华投资办厂，拓展了其对华资本输出的途径，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6.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

辛丑条约 1901年9月 英美俄日法德意奥
主要内容
1.清政府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
2.赔偿以中国的关税和盐税做抵押，中国的税收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外国控制
3.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界”，届内不许中国人居住，各地驻兵保护
4.拆毁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战略要地
5.惩办义和团运动中曾与列强“作对”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和参加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
6.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上
影响
这样的使馆界成为列强在中国都城的占领地
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镇压人民的工具
列强可通过外交途径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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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出了部分中国政府或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不平等的条约。

中俄蒙协约（民国4年（1915年）6月7日，中国与俄国，签约地点：外蒙古，恰克图）
民四条约（二十一条）（民国4年（1915年）5月25日，中国与日本，签约地点：北京）
满洲里界约（1911年（宣统3年）12月20日，中国与俄国，签约地点：满洲里）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年（光绪32年）4月27日，签约地点：北京）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1905年（光绪31年）12月22日，签约地点：北京）
辛丑条约（1901年（光绪27年）9月7日，签约地点：北京）
广州湾租界条约（时间：1899年（光绪25年）11月16日；签约地点：广州湾；中国与法国）
订租威海卫专条（时间：1898年（光绪24年）7月1日；签约地点：北京；中国与英国）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时间：1898年（光绪24年）6月9日；签约地点：北京；中国与英国）
中俄旅大租地条约（1898年（光绪24年）3月27日，签约地点：北京。1898年5月7日在俄国彼得堡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
中德胶澳租界条约（1898年（光绪24年）3月6日，北京；中国与德国）
中日通商行船条约（1896年（光绪22年）7月21日，签订于北京）
中俄密约（1896年（光绪22年）6月3日，莫斯科）
马关条约（1895年（光绪21年）4月17日，马关，与日本）
中英会议藏印条款（1890年（光绪16年）3月17日，印度加尔各答；补充修订：1893年12月5日，大吉岭）
中英烟台条约（1876年(光绪2年)烟台；中国与英国）
中日北京专条（1874年（同治13年）10月31日）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同治3年）10月7日，塔尔巴哈台）
中德通商条约（1861年（咸丰11年）9月2日，天津）
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咸丰10年）11月14日，北京）
中法北京条约（1860年（咸丰10年）10月25日，北京）
中英北京条约（1860年（咸丰10年）10月24日，北京）
天津条约
中法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27日，天津）
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26日，天津）
中美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18日，天津）
中俄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13日，天津）
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咸丰8年）5月28日，瑷珲）
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1854年（咸丰4年）7月5日，上海）
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851年（咸丰元年）8月6日，伊犁）
黄埔条约（1844年（道光24年）10月24日，与法国，黄埔）
望厦条约（1844年（道光24年）7月3日，与美国，望厦）
虎门条约（1843年（道光23年）10月8日，与英国，虎门）
南京条约（1842年（道光22年）8月29日，与英国，南京）
1917年，德国和奥匈帝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而被废除不平等条约。1917年苏联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事后未完全兑现，亦无退还条约中获得的领土)。1943年，美国和英国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意大利和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失去他们的特殊地位。1946年，法国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不承认以前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

中国日益的强盛表现在哪些方面？

为生命扣上“安全带”

安全生产是党和政府重点监管的领域之一，《安全生产法》出台、改革国家安全监管体制、违法违规行为被严惩等举措，受到广泛关注。但我国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煤矿等高危行业事故多发。按照安全生产中长期奋斗目标，到2007年，我国将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安全监管体系，全国安全生产状况将稳步好转，重点行业和领域事故多发状况将得到扭转，工矿企业事故死亡人数、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等指标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孩子上得起学

2004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年。但教育从业人员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仅为7.2%，教育投依然严重不足。2006年，普及和巩固农村义务教育将成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财政性教育支增长将高于财政支出的增长，教师工资、生均公用经费等逐步增长，办学条件差、运转困难、教育乱收费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到2010 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将接近100%。

看病心里舒畅

过去的5年，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突破了靠政府单一发展的模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但医疗体制、机制还存在着诸多障碍，公立医疗机构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严重，小病“大处方”、“滥检查”，看病难、看病贵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2006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面将扩大到40%，群众因病致贫、返贫现象将得到进一步遏制；国家将落实必要的经费，支持乡卫生院和县医院的建设，为农民提供安全、廉价的基本医疗服务；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将为城市低收入者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保障。

放心喝水吃肉

2005年，为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推进重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工作，着力解决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环境污染，特别是水污染、大气污染等问题，国家关闭了15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小企业，实行工业污染源限期达标排放。2006 年，让百姓喝上洁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已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国家已经明确，到“十一五”末期，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要比“十五”末期降低20%左右，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共识。

支起“保护伞”

2005年前10个月，我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员880万人，“十五”期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000万人的目标已提前实现。但我国已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高峰期，今后几年里，每年劳动力供求缺口仍将达到1300万～1400万人。今后，企业不得集中将富余人员推向社会，国家也将建立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指标体系。“十一五”期间，将新增4500万个就业岗位。一些歧视性就业协议将被禁止。优化就业环境，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居者有其屋

2005年，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多部门联手出击调控房地产市场，市场秩序得到好转。但对普通百姓而言，商品房价格仍然“高高在上”。随着中央稳定住房价格政策的陆续实施，房地产市场将朝着遏制投资、控制投资、引导合理消费、稳定房价的预期目标方向发展，投机性购房行为将得到遏制，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将会得到更多关注，房价将在更大范围与百姓对接。

老有所养

统计显示，全国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费19年增长119倍。但目前我国公共养老覆盖面只占总人口的15%，一部分退休人员生活窘迫，农村老人基本不享受社会保障。随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以非公有制企业、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工作为重点，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将逐步扩大。国家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越来越多的人将过上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生活。

共享发展的成果

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目前占全国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其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2006年，政府将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入手，建立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让公共服务惠及农民；今后，新增财力将重点投向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且增长幅度还会大大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举措，也将加快共同富裕的步伐。

农民工及时拿到工钱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各地陆续掀起清欠农民工工资行动。截至2005年9月，全国累计清偿2003年以前竣工项目拖欠工程款1410亿元，占拖欠总额的75.82%。但漠视、侵害农民工利益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务工环境仍待根本改观。2006年，让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钱，成为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国家有效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业主行为将会得到进一步规范，在建和新建项目拖欠工资的现象将得到遏制；农民进城务工的环境将更加宽松。

生活更有质量

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平均出游率达到84.8%，文化产品也大大丰富。但和老百姓日益高涨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文化服务网点还很不健全，一些景点高昂的票价依然让百姓“望景却步”。2006年，让普通百姓看得起风景，享受更有质量的生活，给政府留下了更多思考和努力的空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百姓将享受到日益完善的文化服务；在农村，影院、文化馆、图书馆等设施的普及，将把农民的传统日常生活概念大大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