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法立法

A. 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及我国的立法分析和完善

王欣新：论新破产法中管理人制度的设置思路

时间: 11-08 09:01 作者:王欣新 新闻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摘要：在新破产法草案中，创建了专业化、市场化的管理人制度。管理人将主要由法院或债权人会议从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和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专门执业资格的人员中选任。管理人承担法定职责，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有权取得报酬，并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主题词：清算组 管理人 执业资格 职责与责任

在2004年6月21日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新破产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下称《破产法》)制定时，由于受当时国家改革背景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其存在诸多问题，使《破产法》承担了一些不应有的社会职能，妨碍了其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公平解决债务关系的本质调整作用的发挥。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法制完善的需要，促进我国尽快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制定统一的、市场经济模式的新破产法，已经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在新破产法立法中，创建了专业化、市场化的管理人制度。下面就此问题进行评述。

一、管理人的概念

管理人是破产程序中最为重要的机构。通常，管理人是破产宣告后成立的，全面接管破产企业并负责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等破产清算事务。管理人在各国的称谓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称为破产管理人，日本则称为破产管财人。在英美法系国家通常称为破产受托人。在我国现行《破产法》中称为清算组。

管理人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管理人仅负责破产清算程序中的工作，所以又称破产管理人。而广义的管理人则在重整程序中也承担管理工作(通常称重整人)。现行《破产法》规定，在破产宣告后才选任清算组，使用的是狭义管理人概念。而新破产法草案将破产清算、和解与重整三程序的受理阶段合并规定，管理人的工作自案件受理开始横贯三个程序，使用是的广义的管理人概念，所以称为管理人，而不是破产管理人。

《破产法》将破产管理人称为清算组是不妥的。清算组概念源于企业、公司法中对清算机构的称谓，但在破产法中沿用，仅强调其清算活动，不能充分体现出其在破产程序中的功能，反可能使人对破产程序与企业解散清算程序产生混淆。此外，清算组的概念从文义上理解，其组成应在二人以上，不一定适合破产案件的实际需要，也不符合各国立法通常由一人担任管理人之惯例。所以，新破产法中改称为管理人。

对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在学理上存在多种学说。如英美法系的信托说，大陆法系的代理说、职务说、财团代表说等，以及我国学术界中的特殊机构说、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说、清算法人机关说等。在新破产法的起草过程中，是根据实际需要对管理人的选任、职责、义务等作出规定。但从目前法律草案的实质内容看，与旧法中突出管理人的官方地位相比，较为强调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的选任、制约、监督等机制，使管理人的法律地位有较大变化，管理人将主要代表债权人的利益。

二、现行立法弊端

现行立法规定的以政府官员为主体的清算组构成模式，行政色彩浓厚，其目的是为在破产案件一些问题(如职工安置)的处理上得到政府部门的行政协助。但因破产清算工作具有法律责任重大、专业性强、工作量大、期间长等特点，这种立法模式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诸多弊端。

第一，主要是由政府官员临时组成的清算组，组织松散，其成员还在政府部门有本职工作，不仅在时间上可能发生冲突，而且由于清算非其本职工作，对工作业绩、职务升迁、待遇提高等影响不大，所以也难以做到全身心的投入，往往会影响破产清算工作的效率。

第二，一般而言，清算组成员不具备破产清算工作的专业知识，需要法院的指导乃至培训。而清算组在案件终结后即告解散，受理新案件后又可能由新人组成一个新清算组，由此导致法院工作增加，司法资源浪费，清算效率低下，还难免使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破产案件的审理与清算工作则可能陷入循环往复的低质低效的怪圈之中。

第三，管理人应具有独立法律地位，才能确保公正履行职责。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既是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又是产权所有人的代表，由其出任清算组，实际上是由债务人的股东担任清算工作。由于彼此间存在关系，难免出现地方保护主义，无法保证公正。清算组的现行体制决定了其必然要向政府负责，在政府的行政主导与干预下，破产清算往往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基本目标偏离，而为政府行政目标所取代，职工安置等一些本属于政府部门的责任被转嫁给清算组和法院，清算中的重大问题都由政府参与或直接决策，法院失去司法独立，实际上成了政府的清算机构。

第四，对清算组违法失职行为无法追究法律责任。清算组作为临时性组织，成员来自不同政府部门，大多不领取报酬。当因清算组成员违法失职行为给债权人造成经济损失时，其所属政府部门不承担法律责任，因其不是政府部门的职务行为造成的。而当损失是由来自不同政府部门的清算组成员共同造成时，更无法划分责任范围。如将其视为清算组成员的个人责任，又是其在无偿工作的情况下对过失行为负责，法律依据不充分。在清算组解散后，追究其责任尤其难以进行。

所以，革除清算组体制的弊端，将其改为管理人制度，是新破产法走向规范化、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三、管理人的选任

(一)选任时间。破产程序从何时开始，各国立法规定不同。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以破产宣告为破产程序的开始，英国等英美法系国家多以案件受理为破产程序的开始。

新破产法草案规定，破产案件受理后即选任管理人接管破产企业。这时债务人尚未完全丧失对财产的管理与处分权，由管理人接管破产企业是否适当，有无法律依据，是否损害债务人的权益，便存有争议。破产案件受理后，债务人仍可进行企业经营活动，虽然受到必要的限制。

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是不妥的。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新破产法草案将破产清算、和解与重整三种程序的受理阶段合并规定。合并规定的目的是要尽量减少破产法的条款数目，但结果不仅使三种程序受理阶段的不同特点无法有针对性地被规定出来，造成操作层面的混乱，而且也使管理人在三种不同程序受理阶段，乃至后续程序中的职责产生一定程度的混淆。

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将三种不同程序分别作系统规定，独立成章。这样虽会增加破产法的条款数目，但可以保证其科学性、完整性与系统性，不会出现因规定不明或程序混淆而难以操作的问题。但在惯性之下对此再作根本性修改可能比较困难，补救性的方法只能是针对每一可能发生问题之处分别进行调整。不过仍难免造成体系混乱，挂一漏万。

(二)选任方式。各国对管理人的选任方式不同。有仅由法院选任的，如日本、法国等；有仅由债权人会议选任的，如英国、美国等；也有以债权人会议选任为主，以法院等机构选任为辅，或是主辅相反的，如德国。管理人选任方式往往与一国立法对管理人及债权人会议的法律地位的规定有关。从破产法的发展历史看，各国破产法在管理人的选任主体上，普遍寻求一种融法院指定和债权人选任于一体的方法，绝对由法院指定或绝对由债权人选任都不是现代破产法的发展趋向。

现行《破产法》规定，清算组成员由法院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政府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中指定。抛开其它弊端，法院选任管理人，较之由债权人会议选任，有利于提高效率。但管理人的工作与债权人利益密切相关，完全由法院选任可能出现忽视债权人利益的现象，所以必须在此方面给债权人一定的参与权或决定权。

在新破产法的立法过程中，有人主张，在首次债权人会议之前，由法院选任管理人或曰临时管理人。在首次债权人会议上，可以确认法院选任的管理人，或自行选任。在债权人会议另行选任管理人之前，法院指定的管理人不得辞去职务。如个别债权人认为管理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行使职权，或有违法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可向法院提出撤换请求，由法院决定。目前的新破产法草案基本上采取这一模式。但也有人主张仍由法院选任管理人，债权人会议仅有提出异议和请求更换的权利。

笔者认为，前一主张较为妥当，但还有一些操作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如债权人会议决议确认或选任管理人的表决方法，是按一般决议标准还是特别决议标准?法院或债权人会议如何选择管理人，是采取招标方式还是其他方式?如何体现公平竞争关系?当债权人会议更换管理人时，工作如何交接，后任管理人能否撤销前任管理人的不当行为?这些问题都有待立法进一步加以明确。

各国立法通常规定，管理人的选任以一人为原则，但必要时也可任命多人。管理人有数人时，共同执行其职务，经法院许可，可以分管职务。在此须注意，管理人虽只任命一人，但并非破产管理工作均由其一人完成。管理人可以聘请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工作机构或聘请专业人员，在其指挥下完成破产事务的管理。

(三)选任资格。对管理人的资格条件，各国立法规定不一。英国破产法规定，只有自然人才能出任破产案任的管理人，法人组织不能充当管理人。未清偿债务责任的破产人无任职资格。管理人任职的积极条件为参加政府承认的职业团体或曾凭直接申请取得工商部颁发的个人执业许可。法国的管理人只能由法院从全国委员会制定的名单上指定，法院得依职权或依申请调换管理人。在日本，即使符合破产管理人一般性资格条件的人，如与破产案件有利害关系，可能被怀疑是否能公平地执行职务，也不应选任之。

我国现行破产法在清算组成员的资格上采取了不同于世界各国的规定。清算组成员由法院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政府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中指定。在实务中，因法院并不清楚政府有关部门中哪些人员可以被指定为清算组成员，无法直接指定，所以只能向政府有关部门发出成立破产清算组的通报，由其决定参加清算组的具体人员名单，法院再据此向有关部门及人员发出参加清算组的指定函。所以，清算组成员虽名为法院指定，实则是由地方政府决定。

在新破产法草案中改变了清算组制度，设立专业化、市场化的管理人制度，规定了管理人的积极资格与消极资格条件。根据其初步设计，管理人将由下列组织、机构或者人员担任：(1)依法设立或者由法院指定设立的清算组；(2)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院所等社会中介机构；(3)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专门执业资格的人员。组织、机构担任管理人的，应当聘请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专门执业资格的人员协助工作。在消极资格方面，新破产法草案拟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管理人：(1)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有其他不良记录的；(2)注册会计师、律师等曾被吊销执业证书的；(3)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4)法院认为不宜担任管理人的。

在新破产法的起草过程中，对管理人的资格问题存在以下争议：

第一，自然人能否担任管理人。有人主张，只能由机构担任管理人。他们认为，自然人无论是社会信誉还是赔偿能力均不足以承担管理人的职责。反对者认为，如仅限由机构担任管理人，小的破产案件会造成破产成本过高与社会资源浪费。笔者认为，管理人不宜只由机构担任。其一，与许多国家允许或只允许自然人出任管理人的惯例不符。其二，这是我国计划经济传统上对个人与个人权利歧视的表现。其实恰恰只有个人才能对其行为负起完全的法律责任，财产赔偿能力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职业责任保险解决。

第二，在新破产法草案本次稿本中增加了“依法设立或者由法院指定设立的清算组”也可以担任管理人的内容。据称这是考虑有的企业的政策性破产，仍要采取由法院从政府相关部门中指定清算组的方式进行。这将使旧体制的弊端全部延续到新法之中，但对问题的解决方法却未作规定。笔者一直在考虑，是否国有企业的政策性破产完全要由政府部门操作?而且所谓依法设立的清算组又是依什么法，如何设立，新破产法也未作规定。所以，笔者认为，这一款规定应修改。

第三，对管理人执业资格的确认。这里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机构担任管理人是否需要取得执业资格。有人认为，管理人的执业资格仅指个人的资格，对机构不设置执业资格。凡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均可以担任管理人，但其派出的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管理人的执业资格。有人则认为，并非所有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都能胜任破产管理工作，所以对机构也应设置执业资格，并通过考核、年检等制度加以规范。否则，让那些不具备专业知识、没有相应能力的机构担任管理人，将影响破产程序的进行，加大当事人的损失风险。其二，个人的执业资格如何确认。有人认为，并非所有律师、注册会计师等都能胜任管理人工作，故应设管理人资格考试制度。有人认为，破产管理工作对管理人的实务能力要求较高，仅靠考试不能保证其具有相应能力，所以还应强调通过考核的方式将具有实务经验与业绩的人吸收到管理人队伍中来。还有人主张，凡是具有律师、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即可取得管理人执业资格，无需再进行考试，否则将会造成新的市场准入障碍，出现垄断现象，妨碍公平竞争。

没有特殊的资格管理制度，可能出现滥竽充数的现象；设置资格考试等制度，又可能造成市场准入障碍。这的确是个两难问题。考虑到我国首次建立管理人制度，应进行较为严格的管理，笔者曾主张，对个人担任管理人的执业资格由政府设置资格考试及考核制度，对机构担任管理人的资格根据法定条件认定。但在其后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负责人商谈此事时，其提出将政府的资格管理改为由有关协会培训后认定资格，不设置专门的执业资格考试。笔者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以折衷方式处理较为妥当。此外，对管理人资格问题的规定应当与新破产法同时出台，以保证有充分的实施准备时间。

第四，消极资格规定不明。其一，“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有其他不良记录”此规定过于严格，过失犯罪如交通肇事犯罪等似不应包括在内。另外，所谓“其他不良记录”中的“不良”包括哪些情况，“记录”是指由谁通过何种程序作出，均无相应解释，在实践中无法执行。其二，“人民法院认为不宜担任管理人的”包括哪些情况?这可能会赋予法院过大的裁量权，侵害到他人的正当权利。新法规定债权人会议有权免除法院选任的管理人而另行选任，如果法院认为不妥，发生矛盾如何处理，立法也无规定。在本次人大常委会审议时也有委员对这些问题提出异议。

还应指出的是，在重整程序中的管理人即重整人更强调其对企业的经营能力，而不仅是清算活动所需的法律或会计专业知识。所以，有的国家对破产清算程序和重整程序中的管理人分别规定资格，职业企业家、经理人应是重整人更适当的人选。新破产法草案也应对此作出区别规定，但在破产清算、和解与重整三程序的受理阶段合并规定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比较困难。 四、破产管理人的职责

我国现行《破产法》及司法解释对清算组在破产清算程序中的职责有规定，主要是接管破产企业，清理、回收、管理、处分和分配破产财产，决定是否履行合同和在清算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确认别除权、抵销权、取回权，代表破产企业参加诉讼和仲裁活动等事项。

但在对清算组职责的规定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3条规定，清算组应当向破产企业的债务人和财产持有人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债务人和财产持有人于限定的时间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破产企业的债务人和财产持有人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通知后的7日内提出，由法院作出裁定。破产企业的债务人和财产持有人在收到通知后既不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又没有正当理由不在规定的异议期内提出异议的，由清算组向法院提出申请，经法院裁定后强制执行。

据此，清算组向破产人的债务人和财产持有人所发出的清偿债务和交付财产的书面通知，其法律效力与《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的支付令相同，而且异议期间更短，这是不妥的。它使清算组的书面通知具有司法权行使的性质，不仅与清算组之法律地位不符，而且是对对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侵害。此外，法院对对方当事人就实体民事权利义务提出的异议，采取裁定的方式处理，也是对其诉讼权利的限制与剥夺。笔者认为，清算组作为破产财产的管理人(即民事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也应当向破产企业的债务人和财产持有人发出要求其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的通知，但对方对此提出异议时，清算组应当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争议。清算组向对方发出的书面通知，即使未获答复，也不能因此就具有可强制执行的效力。

此外，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破产宣告后，破产企业是否继续生产经营，完全由法院或清算组决定。但因该问题对债权人的利益影响重大，所以管理人的此项决定应得到债权人会议的同意，不能由法院或管理人决定。

在新破产法草案中，对管理人的职责作出了更为完善的规定。如管理人实施债务人的不动产所有权、采矿权、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权以及全部库存或者营业的转让、借款、设定财产担保、收回担保物等重要管理行为，应当及时报告债权人委员会，经其许可。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管理人有上述行为之一的，应当征得法院的许可。 五、管理人的报酬与责任

现行破产法对清算组的报酬问题没有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由政府官员出任清算组成员的一般不领取报酬，律师、注册会计师等专业人员则领取报酬，数额由法院决定。

各国破产立法均规定，管理人有取得报酬的权利。有的国家规定，管理人报酬的数额由法院决定，如日本、德国。通常，法院确定报酬数额时，需考虑破产案件的复杂程度、破产财产的规模大小、破产分配的比率高低、管理人花费时间、精力的多少以及其努力程度、同业收费标准等多种因素。在美国，为了防止托管人收取过高的费用，破产法对托管人的收费定了一个最高界限，即收费不得超过破产财产总额的3%至15%。

新破产法草案规定，管理人有取得报酬的权利。管理人的报酬由法院还是债权人会议决定，也是立法中的争议问题。目前的草案规定，管理人的报酬由债权人会议决定。但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管理人报酬由法院决定。

笔者认为，由债权人会议确定管理人的报酬，客观上存在利益冲突问题，可能出现双方因报酬问题无法谈拢、管理人缺任、破产财产无人管理的现象，延误破产程序的进行，所以还是由法院确定较为适宜。但债权人会议对法院确定的管理人报酬有异议的，有权向法院提出进行调整的复议请求。此外，法律应考虑规定一个确定报酬的幅度标准，以利执行。

新破产法草案规定，债权人会议有权选任管理人，所以管理人应对债权人会议负责，而不能仅对法院负责，否则就与选任机制不相符。清算组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或者其他违法行为的，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予以纠正，还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更换不称职的清算组成员。

新破产法草案规定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应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管理人违反职责与义务给债务人财产或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管理人为多数人时，彼此间应承担连带责任。在新破产立法中，为保证对管理人违法失职行为法律责任的追究，笔者认为，对于机构担任管理人的应当参加执业责任保险。 作者简介：王欣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破产法》起草工作组成员。

B. 破产立法的意义是什么

企业破产法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法律, 它的顺利通过, 在三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 从完善整个市场经济规则的角度来说, 新企业破产法弥补了市场退出的法律空白。与市场经济运行最密切的有三方面的法律, 市场主体法、市场交易法和市场退出法。前两种法律我国已经陆续出台多部, 但有关市场退出的法律, 却一直较弱。此次企业破产法的出台, 是经济主体的重要救济手段, 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法律保障。
其次, 新企业破产法有助于改善整个社会的信用状况。企业破产法是一部规范市场主体的基础性法律,只有破产法的出台实施才能有效实现市场的优胜劣汰, 才能促进在公平基础上的自由竞争, 才会让参加市场之游戏主体都有一个稳定的预期, 市场才会更有效率, 才能降低交易成本。如果没有这部法律, 债权人不知道市场风险在什么地方, 债务人也就难以强化责任意识, 从而影响到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建设“。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法则, 如果“劣”不能淘汰的话,它就会嚣张, 社会信用也难以建立。企业破产法可以发挥驱逐“劣币”的效应, 促进社会的信用、商业交易中的信用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用的建立。
第三, 新企业破产法让中国真正“入市”。近些年来, 我国对外开放步伐加快, 并加入了WTO, 但国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 中国虽然已经“入世”, 但并没有真正“入市”, 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没有一部真正市场经济的破产法。这次企业破产法的成功通过,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我国在WTO中的际形象, 建立起一个有信用、有效率、有保障、有预期的法律机制和市场环境, 打消外资进入中国的顾虑。多数学者期待制定一部市场经济取向的、和国际接轨的、同时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有操作性的破产法,从已通过的法律来看, 这三大预定目标基本实现了。

C. 个人破产制度的立法现状

1986年12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未规定自然人破产制度。
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亦未规定自然人破产还债程序。1994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着手组织新破产法的起草工作，起草组拟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草案）》初稿，后经多次讨论、修改，1995年9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将该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该草案未付诸审议。
虽然该草案未付诸审议，但是该草案将破产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一切法人和非法人企业，以及对非法人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自然人。
立法机关在2004年6月提交首次审议的破产法草案中破产法的适用主体范围包括“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出资人”。但在同年10月的二次审议稿中，该法的适用范围有重大调整，仅被限定为“企业法人”。
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是我国现行破产法，该法将适用范围限定为企业法人，包括国有企业法人和承担有限责任的其他企业法人。该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其他法律规定企业法人以外的组织的清算，属于破产清算的，参照适用本法规定的程序。”这意味着，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的破产对本法规定的适用，由有关法律规定，
但仍未设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我国迄今为止仅将企业法人纳入适用破产法的主体。因此，在司法实务中，遇到自然人债务人全部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均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主要是通过执行程序）解决该类纠纷。

D. 2016年个人破产法立法有望

香港破产管理署规定个人申请破产应满足：破产人全部收入交给受托回人管理，不能买屋答，不能有私车，不能有豪华家具，不能自费出国旅游，每月服装、剪发费用不超过800港元饮食不超过3000港元等。总之，也就是不能再过奢华的生活。破产期是对破产申请人的一种法律保护，在香港任何公司或个人，在投资失败或其它因素的情况下欠下大额债务，而且个人资产已经抵不到还债的要求，为免受到债务公司的恐吓或者威逼，破产人只好向政府申请破产，是一种政府保护行为，而政府则会收缴破产人的其它资产，房产，债券，和银行存款等，悉数拍卖，用于清还所欠下的一部分债务，政府会根据不同情况给予破产人一个破产限期，在破产限期内破产人的所有收入和开支都处于政府的监控范围内，政府会根据实际的情况给予破产人基本生活保障，在破产期，破产人各项收入来源都需要向政府申报，政府会扣除基本破产人基本生活保障所需的费用后，余下的资金用来偿还债务，破产后的各种开支都受限制的，比如购买著侈品，出国旅游，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E. 如何看待破产立法理念的历史演变

破产法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中的个别强制执行制度，当时的“屠杀分尸”，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可以当作是破产雏形中对债权人的公平受偿。但破产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后，立法理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来说，早期的破产法是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着眼来调整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其间随着债务人地位的变化和提高，破产制度慢慢走向精细和完备。归纳起来，破产立法变迁带来的理念变化和制度创新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破产法的立法本位发生了重大转变 破产法最初产生的社会原因是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解决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对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从产生之初的奴隶制、封建制社会走向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破产立法的宗旨和立法本位也经历了从债权人本位到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利益平衡本位再到社会利益与债权人债务人利益并重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在现代社会中，债务清偿关系有时可能影响到他人利益乃至社会整体利益，尤其是涉及到公用企业、金融企业、超大型企业的破产，会影响到社会公众的利益，产生严重的失业等社会问题。故当代各国在法律上十分重视如何对陷入债务危机的大型企业的挽救，以避免因破产可能产生的社会负面作用。因此，面对社会发展形式的变化，如果仅仅局限于从私法的角度考虑破产问题，难免会导致对国家介入调整社会整体利益的制度采取怀疑和否定态度。但是，仅仅依赖传统的民商法理念，往往是难以实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目标的。因此，在我国新的破产立法中，应当在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对债务关系进行传统的私法调整的同时，还需要运用经济法的理念，从社会本位的立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确保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价值的实现。破产法立法本位变迁，对我国当今构建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破产法的制度价值不断变化和创新 破产立法本位的变迁必然会带来破产法的制度价值的变化。在传统弥补传统民事救济手段的不足，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的价值基础上，现代破产法还具有两个新增价值：第一，给予债务人以重新开始的机会。传统破产法以保护债权人为要而对破产人实行惩戒主义， 破产程序的目的仅仅是使各债权人获得公平清偿，但债务人在破产后不能获得免除债务的优惠。这样使得债务人没有申请破产的积极性和原动力，其结果是即使出现了破产原因，债务人仍不申请破产，而使得财产继续减少，最终不利于债权人。现代破产法既体现了对债权人的保护，也体现了对债务人的保护，其最大的特点是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诚实的债务人进行免责，以使其摆脱债务，东山再起。第二，现代破产法还具有及时切断债务膨胀，保障经济秩序良好允许的功能。现代交易是一个相互联系的锁链，各交易主体均是这链条上的一环。一个主体的破产，往往会影响其他主体，而引起连环破产。而现代破产法恰恰可以及时有效地切断该链条，进而保护经济秩序的良性运转。

与此同时，破产法的间接调整作用也日益为当今社会所认识。所谓间接调整作用是指破产法对调整债务关系的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通过破产来优化资源的配置和使用，调整社会产业与产品结构。必须承认，破产法的间接调整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些作用都是通过破产法对债务关系的调整而间接实现的。不能将这些间接调整作用理解为我国制定破产法的根本动因，更不能以此来说明破产法存在和实施的必要性，否则便是本末倒置，必将产生危及破产破产法存在价值的种种错误认识。我国过去对破产法宣传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失误，一谈到破产法，多从社会表现出发，片面、功利地强调其间接调整作用，而对其本质作用缺乏认识，宣传不足。所以，当破产法的实施与改革中的旧体制发生矛盾，出现困难时，便自然冒出种种以其他制度取代破产法、乃至完全否认破产法的错误主张。 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我国1986年的《企业破产法(试行)》实际上自身早已“破产”。 在目前构建我国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呼声日益高涨的时期，也存在过分渲染破产制度间接调整作用的舆论，立法机关对此应当确立正确的认识，正确对待现代破产法制度价值的变与不变。

现代破产法注重从广义上理解破产概念，有机衔接和解、重组等相关制度 传统观念认为，破产概念是有其特定含义的，仅限于指处理经济上破产时债务如何清偿的一种法律制度，即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由法院主持强制清算其全部财产，公平清偿全体债权人的法律制度。但这其实只是最为狭义的理解。而现代学者通常对破产法律制度作广义的理解，将破产清算以外的各种以避免债务人破产为主要目的的和解、重整法律制度也视为破产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仅将其狭义地理解为破产清算制度。

从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分析可知，国外的金融机构破产也是采取广义的理解，和解、重组等市场退出方式和破产清算制度有机结合，统一构成广义上的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机制。我国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该法中规定了和解、整顿等制度。现行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也都将托管、接收等制度与破产清算规定在一起。鉴于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和现行制度基础，我们构建新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点，在立法中有机衔接托管、重组与破产清算之间的关系。

现代破产法充分意识到破产欺诈的危害，强调加重破产法律责任 一部法律如果没有健全、完善的法律责任制度是不可能得到正确实施的，破产法更是如此。目前，破产案件中的欺诈逃债行为十分严重。一些债务人利用破产程序终结后余债可免于清偿的规定以及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优惠政策，策划各种欺诈逃债行为，侵害债权人利益，损害职工利益，破坏经济秩序，有些还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默许下进行的。如不坚决打击破产欺诈行为，破产法的实施将步入误区。 为此，现代破产法都非常注重从法律责任上设计相应对策来解决此类问题。我国新破产法草案中，一方面是设置了较现行立法更为完善的撤销权与无效行为制度。另一方面是从民事、行政以及刑事法律责任规定上加重对破产企业负责人和破产欺诈行为的处罚力度。

在金融破产领域，由于金融机构破产必然要受到当局严格的金融监管，此类现象发生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但也不能忽视。再者，对破产企业负责人规定严格的破产法律责任有助于督促经营者遵从法律规定，谨慎从事经营，起到一定的惩戒和威慑的作用。另外，在我国还存在不少地方性金融机构，利用破产欺诈损害国家利益，维护局部地方利益的情形也难保不会发生。因此，构建我国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时，必须注意现代破产法的最新理念，完善金融破产法律责任的规则设计。

F. 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破产立法采取的立法准则是什么

【1】企业,《破产法》第一条
为规范企业破产程序，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制定本法。
【2】属于A，清算主义。（尽管说的“主义”二字不恰当）

G. 新破产立法与国企政策性破产的关系

在新破产法立法中，一个争议最大的社会政策问题就是原国务院规定的国企政策性破产制度应否继续保留。在国务院为国有企业破产试点工作而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1994年，下称《通知》）和《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1997年，下称《补充通知》）等文件中，对破产国企职工的失业救济、安置费用等问题，规定了一套与破产法基本原则不同的政策性破产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与依法破产构成两个不同的破产法实施体系，并由此产生在新破产法中对政策性破产是否保留的争议。

政策性破产与依法破产的区别，关键是职工失业救济、安置费用等（破产法规定应予清偿的劳动债权除外）由谁承担。国务院《通知》及《补充通知》规定，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的费用，首先从破产企业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中拨付。破产企业以土地使用权为抵押物的，其转让所得也应首先用于安置职工。不足支付的部分，从处置无抵押财产、抵押财产所得中依次支付。破产企业财产拍卖所得安置职工仍不足的，按照企业隶属关系，由同级人民政府负担。破产企业未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统筹，或者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统筹基金不足支付的，破产企业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费和医疗费也从破产财产中支付。据此，政策性破产是通过减少破产财产与分配将上述费用转嫁由债权人承担。而在依法破产时，上述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等社会保险基金中支付，或由各级政府承担。

政策性破产的确在优化国有经济结构、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解决部分国有企业职工的安置费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因其存在违背破产法基本原则、损害债权人利益、违反担保法等问题，在新破产法立法中引起一些立法者尤其是债权人方面的强烈反对，坚决主张废除。不过，在本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破产法草案中体现出其倾向性意见，即在国务院规定的期限和范围内保留有关政策性破产的适用。

H. 个人破产法立法计划

2019年列入人大五年立法计划，预计2025年正式出台。有点晚，可能很多债奴都等不到那天到来而先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I. 破产的立法过程

从1994年开始，企业破产法就列入了中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之中。这部法律起草经历了三届中国人大任期，费时十二年之久，期间几次搁浅。1994年3月， 根据八届中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要求，八届中国人大财经委开始组织有关部门和研究单位成立起草组，开始研究起草破产法草案。为了广泛听取意见，起草组组织若干调研组到各地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委托辽宁、四川两省人大财经委分别起草出一份草稿。并就《企业破产法(试行)》和《民事诉讼法》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及国务院有关规定的实施经验进行了总结。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起草组经过深入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拟订出破产法草案初稿，经向有关部门、地方和国内外专家多次征求意见，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草案)》，经八届中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后，于1995年提交中国人大常委会。但是，由于对本法的出台时机是否成熟存在不同意见，以及社会保险制度及其立法一时难以配套等原因，草案当时未能进入中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程序。
九届中国人大期间，起草组继续进行这一工作，一方面对当时企业改革与破产现状进行总结研究，同时着手继续修改破产法草案。2000年3月，起草组召开会议，就草案的修改问题进行了研究。大家认为，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将草案提交常委会审议的时机已基本成熟，草案包含的内容经过反复修改，广泛征求意见，已基本可行，起草组应当抓紧工作，争取早日提交常委会审议，会议还就草案修改的原则提出了具体意见，原拟于2002年上半年再次上报中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因个别地方出现了企业不稳定现象并引起人们对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分歧意见，这一工作又暂告一段落。
十届中国人大成立后，企业破产法再次被列入五年立法规划，确定继续由中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负责组织起草。财经委员会于2003年8月调整起草机构，再次启动草案修改起草工作。起草组根据中国人大常委会领导的指示和立法指导思想，总结以往工作，结合中国国情和实践经验，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多次召开立法座谈论证会，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不断修改完善草案，并于2003年11月将草案再次送各地和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就草案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采取登门拜访的形式，与有关方面多次进行协商，基本取得一致意见。2004年5月，起草组再次召开大规模座谈会，征求人民法院、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企业、职工和破产清算从业人员的意见，就一些重要问题进一步达成共识。5月28日，草案经中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正式征求国务院意见。随后，起草组逐条研究国务院等各方面反馈的意见，再次对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正式草案，经中国人大财经委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后，于2004年6月21日正式提交十届中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进行初审。
此后，十届中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2004年10月对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本来是再经过一次修改审议以后，就可以通过了，但恰恰在这一关键时刻，在破产清算、债务清偿顺序问题上出现了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到底劳动债权优先，还是担保债权优先？这一争就是两年。
两个优先都有硬道理。立法时到底把哪个放在优先的地位，就成了立法者的难题，处在两难之间，难以取舍。在中国人大和国务院领导的关注下，中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以及许多专家学者进行广泛调研，做了大量工作，终于找到了结合点与突破点，提出了这一“新老划断”的方案。这是立法工作的重大突破，解决了历史遗留难题，也和立法的指导思想统一起来，扫除了障碍，同时也凸显出这部法律的中国特色。这一处理方式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认同，在这次常委会审议修改之后，以157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获得通过。
起草过程中争议较大的问题
在法律起草过程中，在适用范围、破产原因、重整制度、破产企业职工权益保护、金融机构的破产等问题上都曾有过争论： 早先的草案对于企业破产原因规定为：“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清理债务”。这样规定，简单明了、易于操作。在征求意见和审议中，有不少人存在一种担心，即仅以这样一个原因即允许债权人或债务人申请破产，会不会引发大量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破产呢？会不会给一些恶意申请者以借口？也有意见认为，如今有一些国有企业不同程度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问题，如不加限制地以一种原因作为破产原因也不利于这类国企的脱困。根据这一情况，立法机关将破产原因修改为，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第三个问题，关于金融机构的破产。依据本法规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破产从大的方面应适用本法。但由于这类企业比较特殊，对于这类企业的破产要有一定的特殊措施。故在起草过程中，曾有人建议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不适用本法。但后来考虑到如不适用本法，就这类企业的破产专门制定破产法既不可能，也不符合立法的经济性原则，而且本法规定的相关程序对这些企业也是适用的。故在最后通过的法律中，对金融机构的破产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同时规定由国务院依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即对这类企业破产的一些特殊事宜，要按照国务院依据企业破产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的实施办法来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