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点

① 10．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下列表述哪一项是正确的A．法在本质上是社会成员公共意志的体现

B
A错，法在本质上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C错，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D错，受规律的影响，这个很明显

② 论述题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一、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这种意志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归根结柢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由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并不是超阶级的，它是由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无产阶级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偏见”。只有社会主义法制，才真正反映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总之，法同国家一样，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阶级社会中，它总是有阶级性的。到阶级消灭时，具有阶级性的法也就不存在了。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分析了社会阶级的关系，认为一定阶级的国家和法都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是有阶级性的，它所制定的法也是有阶级性的。首先，取得政权、统治国家的阶级必须把它的胜利果实，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其次，法律由国家制定，还须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其实施。
四、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并不是超历史的，既不是永恒存在，也不是永久不变的。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当法存在的时代，它又随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权性质的变迁而变迁。剥削阶级的法律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可以相互模仿沿用，而无产阶级废除了剥削,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则必须创建自己的法制

③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是什么意志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是人民意志意志的体现。

对任何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来说，基本原理支撑其法学形态的形成与存续。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来说，也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法学而言的社会主义法学，是相对于统治者法学而言的人民法学，是相对于资产阶级法学的无产阶级法学，主要关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法学问题，推动完成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其根本使命。

为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法学需要梳理人类有史以来的法学观点，结合实践进而形成更为科学的法学观念体系。

因为其基础科学而且不需要掩饰阶级意志，与资产阶级法学观点迥异，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科学而且切实高效，能够充分解释法律的本质、作用及其各种运行。但学界一直存在一种声音，就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并未存在，因为没有专著论述和总结足够的基本原理。

此种论述提示出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迄今仍然没有被集中总结和明晰阐述。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法学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促进作用仍然较小。可以说，明确总结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最终形成必要的逻辑一环。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关涉法律的根本来源、基本运转和一般指向。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来说,其基本原理体现自己强烈的价值取向。在其价值取向的统摄下,对法律本质、特征、运动和发展规律的一般思考,应该能成为法学一般原理。

在一般规律之外,其法学主要观察领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法制形态,都构成总结基本原理的材料来源。

因此，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应该涉及法律本质、产生和运转的一般问题和具体制度中的基本态势。尤其需要强调，在社会形态替换中的法律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中的重要构成。

因此，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应该涉及法律本质、产生和运转的一般问题和具体制度中的基本态势。尤其需要强调，在社会形态替换中的法律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中的重要构成。

(3)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点扩展阅读：

马克思主义法学在改革开放中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是中国法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深化。继承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思想精髓，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内涵、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通过学理研究提炼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本质特征和内容体系；

不断体现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科学性、真理性和规律性，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法学教育、法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提供理论支撑。

特别是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精析原文原著，建立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的学术方法，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科学属性得到进一步确认。

④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摘要 1、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一切为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

⑤ 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的本质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法学
不论是中国历史上的法学还是西方法学，都是剥削阶级的法学，是为奴隶主、封建主或资产阶级的法说教，为他们的生产方式和政治统治服务的。尽管这种法学曾经提供了大量的法学历史资料，有的在阐述法律现象的某些方面也提出了合乎科学的观点，有的还不同程度地起过历史进步作用;但由于阶级地位和时代的局限性,他们的学说都是以唯心主义为基础，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科学地阐明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直到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出现，法学领域才起了根本变革。马克思主义法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深刻地分析了社会各方面的现象，揭穿了剥削阶级的偏见，科学地阐述了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使法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法学同以往法学的根本区别，主要有下列几点：
① 在各派剥削阶级法学中，有的认为法与经济无关，甚至说法是决定经济的；有的虽也承认法与经济有关，但否认经济对法的最终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这种意志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归根结柢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由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当然，法与经济以外的其他各种社会因素，例如政治、哲学、宗教等也相互起作用，但这只是一方面的现象，而追究到它的根本，“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② 剥削阶级法学家尽管对法的本质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一个共同点是在不同形式上否认法的阶级性,甚至认为法是超阶级的“全民意志”的体现。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并不是超阶级的，它是由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无产阶级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偏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只有社会主义法制，才真正反映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总之，法同国家一样，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阶级社会中，它总是有阶级性的。到阶级消灭时，具有阶级性的法也就不存在了。但马克思主义在肯定法的阶级性的同时，也承认法在历史发展上同其他社会文化一样，都可以批判地予以继承。马克思主义法学就是在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人类历史上的法律文化遗产而创立和发展起来的。
③ 剥削阶级法学一般也承认实在法是国家制定的，但由于他们往往把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把国家制定的法律说成是社会公共意志的体现，从而模糊了国家和法的阶级本质，曲解了国家和法的关系，鼓吹所谓“法律至上论”，把法置于国家之上。马克思主义法学分析了社会阶级的关系，认为一定阶级的国家和法都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是有阶级性的，它所制定的法也是有阶级性的。首先，取得政权、统治国家的阶级必须把它的胜利果实，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其次，法律由国家制定，还须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其实施。“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页）。但国家既然制定了法律，就应当使之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社会主义国家制定了法律，它自己也有必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否则法律就不能发生预期的效果。
④ 剥削阶级法学大都认为法是超历史的，永恒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法并不是超历史的，既不是永恒存在，也不是永久不变的。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当法存在的时代，它又随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权性质的变迁而变迁。剥削阶级的法律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可以相互模仿沿用，而无产阶级废除了剥削,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则必须创建自己的法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国家的消亡,法也将趋于消亡。那时当然还有调整人们共同生活的各种行为规范，但它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法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都包含有法律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精密地考察和分析了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也清楚地说明了法的本质及其产生和发展规律，并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其他机会主义者在解释法律时的各种唯心主义观点。他们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 《论住宅问题》、 《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此外，在他们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书信中，也有不少是直接涉及法律问题的，如恩格斯于1890年和1894年分别致J.布洛赫、C.施米特和W.博吉乌斯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历了英国的阶级斗争，法国和德国的革命，特别是巴黎公社以及其他直接参加的革命斗争的实践，分析和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总结，进一步阐述了国家和法的理论。他们在这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有：《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8年 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法兰西内战》以及《资本论》中关于工厂法、其他劳动立法和关于原始积累的血腥立法等问题上的论述，等等。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亲自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创建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也第一次创建了社会主义法制。他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
列宁在领导革命斗争、特别是在与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孟什维克、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其他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有力地揭露了沙皇俄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特别是与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相联系的资本主义法制的本质及其虚伪性。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包括:《新工厂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论国家》和《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等。
列宁在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创建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开始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法制的学说。他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应废除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而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又必须建立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苏维埃政权制定的社会主义法体现了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确立、巩固和发展有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法又是无产阶级专政实际经验的总结，在立法工作中不应仆从式地模仿资产阶级法律；但对各国文献和经验，凡能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则一定要吸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法制应统一，法律应严格遵守，应坚决地惩办犯罪行为，要运用法律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等等。他在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及《论“双重”领导和法制》等。此外,他在给苏维埃政权初期司法人民委员Д.И.库尔斯基的许多信件中，也包含了不少有关社会主义法制的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能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提出法的一般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具体地论述社会主义法制问题。列宁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具体地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法制的学说。他的这些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创造性的发展，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极为宝贵的遗产。但由于他过早逝世，未能进一步阐述和发展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者，在为保卫、巩固和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也对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制和马克思主义法学有所发展。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关于苏联宪法草案》、《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等。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以后，工人阶级翻身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苏联培养了大批无产阶级法学家。 他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 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从事社会主义法制工作，协助制定了社会主义的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法典及其他法律，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在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的历史方面，在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以及国际法学方面，撰写了大量著作，初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法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也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⑥ 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律的本质有哪些论断

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律的本质论断

一 法的根源的物质性。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科学地揭示了法与经济的内在联系，指出法的性质，内容和发展归根到底都是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法又对其经济基础有积极的反作用。

任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必然引起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发生变化，因而法律也要随之发生变化。法律还要受到其他社会现象的影响。

政治、哲学、宗教、伦理等观点，以及政治制度，阶级斗争状况。文化传统等等，都对法律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二 法的本质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深刻地揭示了法的本质，认为法是被奉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

法律所体现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是由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主要指的是生产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维护统治地位，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

三 法的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指出法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而是阶级社会里特有的产物。

它随着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消亡而消亡。法没有脱离开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史的本身独立的历史。

参考链接：网络——马克思主义法律观

⑦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的基本观点：
法的本质是法的内在联系，是决定法律存在的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具有三个层次的本质：
1.法的本质最初表现为法的正式性
2.法的本质其次反映为法的阶级性
3.法的本质最终体现为法的物质制约性

法的阶级性是指：在阶级对立的社会，法所体现的国家意志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法的物质制约性是指法的内容受社会存在的制约，其最终也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⑧ 马克思主义法制观的内涵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吸取前人，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础上创立的，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特别是法律现象，如法的产生、本质、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而形成的基本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是工人阶级世界观的法律表现，是为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服务的法律观，因而它是适应时代需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发展的法律观。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有丰富的内容，一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关于法和法律的观念、主张，都属于其列，但其最基本的部分是那些属于世界观性质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它们应是一切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观察法律问题的人们努力学习和把握的基本原理、出发点。我们认为，至少以下三个方面的原理应属此列。
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现象的法、法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上层建筑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法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反作用于社会生活，法与社会生活诸现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对此，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相互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这不仅揭示了社会结构的基本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基本规律性，也指出法、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以及它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这一原理为科学地观察法律现象奠定了最基本的方法论原理。
用这一原理分析法与经济的关系，可以得出：经济关系是法发挥影响的源泉，又是法影响、作用的结果。对经济关系考察必须充分估计到法律对这种关系的调整。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人们预见到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并为此制定出法律，就表现出利益（需要）首先在法中得到实现，后来依靠法而体现在社会关系的其他领域，包括生产关系之中；但更多的情况是利益（需要）往往一开始体现于新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之中，后来才固定在法中。新的利益往往通过事实上形成的社会关系为自己开辟道路，而且法律上的固定经常是始于个别的法律判决、审判实践。这无论在工业文明前，还是在工业文明后，都大量地存在。法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法具有超前性或滞后性。法是最接近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现象，民商法等法律表现为直接为经济生活服务，但刑法、行政法等也同样在直接或间接地为经济基础服务。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制约着人们的价值追求，又加上人的价值追求，形成法，反作用于社会生活。所以，法是人从实际关系出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发展，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重要环节。
我们后人在对法、法律现象的探讨中，不断细化了法的相对独立性、继承性，法与道德的联系，民族、宗教因素对法的影响，文化，特别是法律文化对法的发展的制约等等，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法是上层建筑现象的原理。
法、法律的内在矛盾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由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法的公正性最终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法同国家一样，本身也充满内在矛盾，它既履行社会公共职能，也实行阶级统治职能，既要代表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愿望和利益，同时也代表在社会上占优势地位的阶级、阶层的愿望和利益。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法、法律公开规定不平等，阶级统治职能相对明显，这是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但它同样也得顾及人民大众谋生存的起码要求，体现该社会对法律的共同需要，否则就是无休止的战乱或同归于尽，不可能建立统一的秩序。法对统治阶级内部及同盟者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协调，确能起到定分止争的作用，并能维持社会的稳定，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要阶级或阶级残余还存在，法的阶级统治职能和社会公共职能就会同时并存，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不过在不同时代，法的矛盾的这两个方面的比重是不一样的。当一定阶级的统治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相一致时，法的这两种职能就能比较好地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相反，如果社会矛盾尖锐化，法的这两种职能就会发生抵触，阶级统治职能就成了主要方面，社会公共职能往往就化为乌有。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繁荣，广大人民群众对权利要求的增强和民主的推进，世界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全人类面临的生存和生态危机等迫切问题的出现，要求法的阶级统治职能相对减弱，社会公共职能不断扩大。人类文明的发展要求超脱人民和民族的冲突，走向民主，走向协商、共处。无论对本国，还是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言，用非冲突、非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的呼声日益强烈，法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也日益成为缓和、化解矛盾的手段。在国际方面，法的发展随着国际交流的紧密、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相互借鉴与吸收，在保留各自优秀文化的前提下，共识逐步增多。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成为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寻求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有力手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拒绝使用强制和暴力，也不否认法所固有的阶级职能，而是使强制、暴力的使用更加合理、更加文明。法是各种力量较量的结果，法所体现的公正也就是对各种力量较量所达成的妥协和一致的神圣化。法所建立和维持的秩序也是各种力量协商、妥协，达到一定平衡的反映。对内民主，对外协商，人的自由的扩大，都意味着法、法治价值的增加。
法、法律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的现象的内容不可能是法律自身，而只能是一种现实的关系。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并以法律形式才能取得普遍效力。法律所体现的愿望的内容，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人们的正义观、价值观，决定着人们意志的内容。法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法权要求的法律表现，是经济关系的意志化形态，它通过国家，借助于法律的形式，具有了人人必须遵守的普遍效力。我们由此得出：法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法中的正义、公平是相对的，是一定历史时期内，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条件下，对社会各种利益的协调。法在斗争中表现出协调，在协调中存在着斗争。
法是“理”与“力”的结合。法中蕴涵的“理”，至少包括三个因素，即对一定事实或规律的承认；在一定事实状况基础上形成的公道观、价值观；人类积累的调整社会关系的知识、智慧、法律文化。从根本上说，法中的“理”来自社会生活，是当时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生活条件，特别是经济发展需要的反映。百姓触犯了法律，受到处罚，而他又能够接受，就反映了法中有让百姓服从的“理”；王子尽管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分子，但他犯了法，也应与庶民同罪。法中的“理”随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尤为明显地表现在法的历史类型的更替中。王位世袭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被认为是正当的，篡位被认为是有悖于“理”；到工业文明时期，通过选举担任国家领导被认为合“理”。法中同样蕴涵着“力”，它来自国家权力，但“力”最终取决于物质生活条件，大家服从于强制力的基本原因是法中的“理”在起作用，这也是法的普遍约束力的可靠来源。“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必须是“理”与“力”统一。法中的“理”的内容与法中的国家强制力的形式的矛盾及其解决，推动着法的历史类型的更替和法律文化的积累，为人类向更高历史阶段的发展创造前提。
法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法的作用也随社会对其需要的逐步扩大而逐步增强。随着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的循环，法的发展呈现出趋同的趋势。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是我们正确认识法和法律的理论基础，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但绝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论断，否则就会因为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现实问题，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⑨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马克思主义法学主要有下列几点：

①在各派剥削阶级法学中，有的认为法与经济无关，甚至说法是决定经济的；有的虽也承认法与经济有关，但否认经济对法的最终决定作用。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这种意志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归根结柢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由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②剥削阶级法学家尽管对法的本质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一个共同点是在不同形式上否认法的阶级性,甚至认为法是超阶级的“全民意志”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并不是超阶级的，它是由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无产阶级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偏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

只有社会主义法制，才真正反映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③剥削阶级法学一般也承认实在法是国家制定的，但由于他们往往把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把国家制定的法律说成是社会公共意志的体现，从而模糊了国家和法的阶级本质，曲解了国家和法的关系，鼓吹所谓“法律至上论”，把法置于国家之上。

马克思主义法学分析了社会阶级的关系，认为一定阶级的国家和法都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是有阶级性的，它所制定的法也是有阶级性的。

④剥削阶级法学大都认为法是超历史的，永恒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法并不是超历史的，既不是永恒存在，也不是永久不变的。

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

当法存在的时代，它又随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权性质的变迁而变迁。

剥削阶级的法律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可以相互模仿沿用，而无产阶级废除了剥削,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则必须创建自己的法制。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国家的消亡,法也将趋于消亡。

(9)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点扩展阅读：

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辩证唯物主义是由辩证的唯物论和唯物的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三部分组成。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特别是在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的基础上创立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诞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它克服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真正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

⑩ 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的起源根本原因的观点

法律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是法理学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也有一个逐渐深化和发展的过程。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针对蒲鲁东主义者散布解决工人阶级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改良方案，撰写了一组重要文章，先后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而后以《论住宅问题》为题出版了单行本。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深刻地剖析蒲鲁东主义者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案的理论基础——“永恒公平”论，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住宅问题的解决总是有利于资产者，资产阶级法律不可能解决住宅问题，并从正面科学地揭示了法、法学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内在联系，对法律起源问题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阐述，然而由于受科学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历史局限，恩格斯关于法律起源的论述中仍然包涵着若干没有获得解决的重大存疑。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人类学研究的迅速进展尤其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关于史前史研究的权威成果，才为解答恩格斯的存疑提供了客观条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在吸取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问题的杰出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定型之作。
《论住宅问题》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阐述与存疑《论住宅问题》是恩格斯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尤其是蒲鲁东主义者）论战的产物。法律的起源是这场论战过程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恩格斯看来，与国家起源相一致，法律起源问题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历史观根本对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他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的历史时期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实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但是，这个研究的基本点却很容易被忽略，“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9页。）例如，拉萨尔在他的那本法学专著《既得权利体系》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证明法权不是起源于经济关系，而是起源于‘仅以法哲学为发展和反映的意志概念自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页。）至于蒲鲁东主义者A·米尔伯格，更毫无掩饰地宣布法权为“永恒公平”或“永恒正义”的产物。诸如此类的观点，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予以严厉驳斥的“法学家幻想”的典型表现。

华裔人类学家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认为，世界各大古代文明有两种类型：一是西方式的，其社会的演进以突破性方式为特征，另一种是非西方式的，社会的演化进程是连续性和非突破性的，以中国文明最具典型。比较中西国家和法律的起源，可以看出中国国家的形成并不是如同古希、罗马那样以氏族组织的瓦解为代价，也不是表现为调和旧贵族与平民的冲突，它有自己的发展道路。随着原先部落社会的平等原则被打破，社会出现了“分层”，男子的劳动在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主要生产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少数人控制、掌握了生活资料、资源，这些人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特权，在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中，位于顶端，是最高的权力中心和主宰，所谓“帝，天神也”，“执中而偏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1]《说文》中也说“帝、谛，王天下之号也”，可见，中国国家前的这种组织结构明显与以“民主”、“平等”为组织原则的西方部落联盟不同，它没有相应的权力或机关可以与之抗衡，由于国家的产生没有民主的、平衡的色彩，家与国、政权与族权混然一体，融为一炉。这种独特的国家演进模式，对中国法律有重大影响，致使中国法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赤裸裸的暴力征服和统治，具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

此外，战争对中国法律的产生也有重要影响。我国史前的“五帝”时期，社会极不平静，不同血缘、不同地域、不同氏族、部落之间的冲突、战争经常发生，为了争取胜利，调整在战争中所发生的长官与士兵、士兵与士兵、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战争中往往要颁布一些誓词、军纪、军令，《汉书. 刑法字》认为“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在我国《说文》解说中，法的古体为“ ”，古法音废，废、法往往通义，废有废止、禁止、限制的意思，另外古音法、伐相近，法借为伐，具有攻击、惩罚的意思。“刑始于兵”、“兵刑合一”、“法就是刑”的这种传统在史前和上古三代形成之后，对中国法都有重要影响。在奴隶社会，法律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刑”，如“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2] 此阶段基本上是用血缘来确定社会成员的法律地位，法律兼有国法和家法的两重性，或者说宗法就是国法。习惯法还起着很大作用。进入封建社会，中国法律的发展，经历了确认、成熟、发展和解体的几个阶段。

战国李悝著《法经》六篇，打开了中国成文法发展的先河，但将《盗法》和《贼法》列为其首，是受“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指导思想影响，奠定了中国传统法律重罪名，重刑罚，重打击的格局。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法治”思想的当数先秦法家。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3] 法家“法治”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发展进化的历史观。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的本性，这种本性不可抑制和教化，只能用法令加以防范，所谓“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行”[4]秦统一中国，第一次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制，围绕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统一的法律调整，改法为律，从此法称为律，如《秦律》、《汉律》等。汉初，倡行黄老之学，与民休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统治者采用，引礼入法，礼法结合，德主刑辅，儒家思想开始占统治地位，法律下降到从属的次要地位。历史进入唐代，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兴盛时期，法制趋于完备，以《唐律疏议》为代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5]这标志着礼法结合以法典的形式稳定下来，封建法制趋于完备。在宋时，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严重，统治阶级全面强化专制主义集权，皇帝颁发的敕令是最有权威的法律，编敕成了最经常、最重要的活动。到元时，大多法规是条格汇编、律令判例混为一体。内容庞杂，结构松散。明时，法律出现了两个大的变化，一是加强对经济领域的立法，如制定了盐法、茶法、税法等门类。二是在司法实践中广泛用例。清朝，皇帝的谕令是最主要最经常的法律，单行条例也成为重要的法律形式。清入关后，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突出，在法律形式上出现了针对少数民族的立法加强，如《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苗例》等，宋、元、明、清，由于君主专制主义日益发展，导致法律成为“一家之法”、“非法之法”，封建“法治”渐渐走向它的尽头。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产阶级“法治”（Rule by law）理论被介绍到中国。 特别是沈家本主持变法修律输入大陆法系以来，中国传统的法律开始解体，中国法制的发展开始与世界法制的发展连结起来。法律中才出现宪法、刑法、民法、商法、诉讼法等部门的分类。在此法律的演变过程中，围绕中西法文化的“体”“用”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极力宣传和鼓吹西方的法律，认为中国贫穷、落后、软弱的根源是历代统治者长期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制，他：“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权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6]“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7].孙中山以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等先进思想为武器，对封建政治制度和传统的法律学说也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他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推行民主法治，他大声疾呼：“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民主政治赖以维系不敝者，其根本在于法律，而机枢在于国会。必全国有共同遵守之大法，斯政治之举措有常轨，必国会能自由先例其职权，斯法律之效力能永固。所谓民治，所谓法治，其大本要旨在此。”[8] 他说我们要承认“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9]应该“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但由于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妥协性以及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性，建立民主法治的重担最终还是落到无产阶级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