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立法背景

1. 民法学包括总论，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婚姻家庭，人身权，侵权责任法构成。各个法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有不少学生问我，学习民法学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但却并不好回答。因为它所涉及到的问题，往小的方面说，涉及到民法学在私法领域的一般法性质；而往大的方面谈，则涉及到民法学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甚至是关系到市民社会的孕育、成长与构成。前者涉及民法学的内部关系，后者涉及民法学的外部关系。而事实上，除此之外，它还涉及到民法思维及其研究方法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可就更加宽泛和宏大了，这里我们先放在一边。

先让我们从民法学内部知识体系谈起。

民法（Bürgerliches Recht，Civil Law）是调整私人之间一般社会生活的法律，是私法的一般法。"民法规定的主要内容为权利义务主体（自然人与法人）、财产关系（以所有权、契约及各种交易为中心）、身份关系（以婚姻、家庭制度为中心），以及权利义务的变动。"[1] 因此，传统民法学的研习主要集中在民法总则、物权法、债的关系法（以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为主）、亲属法和继承法。过去，研习民法学专业的必修课一般要求有三门，即民法总则、物权法和债法，就是建立在这种基本看法之上的。但我认为，由于民事责任和法律关系理论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侵权行为法也应该作为一门单独的必修课予以重视和研习。同时，随着近年来人格权的扩张，人格权法也逐渐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联系到我们自己的实际生活，从规范内容上看，这些也的确应该成为私法领域中最重要的"普通法"。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国家教育部门最近将民法学学科名称定名为"民商法学"；法院系统也将过去所谓的"经济审判庭"统统改为"民事审判庭"，其实这是对过去盛行的"经济法"观念的一种"矫枉过正"。国家教育部门将民法称为民商法，是意在强调有关商事法的内容并不当然地是"关涉经济的"，也并不当然地就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而是要将商事法的内容明确地纳入民法学的研究之中。[2] 自然，民法学与民商法学两说，也并无二端。

德国法学大师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年）说过，"商法是基于个人主义的私法本质，为那些精于识别自己的利益并且毫无顾忌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极端自私和聪明的人而设计的。"因此，"至少在个人主义的法律时代，商法总在不断扮演一般私法的开拓者和急先锋的角色。"[3] 更有甚者，自从1894年德国学者李查（Jakob Riesser，1853－1932年）撰文《德国民法草案关于商法的理念及其影响》提出"民法的商化" [4]（Komuerzialiscerung des buger luheu Rechts）之后，在日本学者的倡导之下，民法与商法相互浸润、交融，甚至在商业社会中大有"本末倒置"之虞。但潜心于具体制度的研习者们却认为，商事法兼有公法的性质："在商事法中，已有甚多公法的规定，例如公司法上之登记程序及各项罚则、保险法中有关保险业的罚则等，已形成商法公法化。"[5]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是一致的：极大的自由导致极度的不安，要求用明确的形式抽象于实质之外，以便利于社会经济和贸易交往；而经济交往的便捷又对交易安全、秩序稳定和公共利益形成一定的威胁。商法就是在个人与社会两极中发展和变化着的。实际上，在洛克、休谟等启蒙思想家开创的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理论中，在大的社会背景下，私权从来就没有"绝对"过，只不过在讨论问题的出发点或"本位"的时候，我们将之定位为"权利"，称之为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拉德布鲁赫的这一论断："商法与劳动法构成现代私法两个对立的极点，即个人主义和社会的极点"[6] 。当然，在瑞士民法典出台以后，经过对民商合一问题的长时间、反复地讨论，商法作为私法一般法的情形并未出现，而民法沦为私法的"特别法"的危险也已经基本上消除了。但这种现象却提示了我们，即使是在研习传统民法学的时候，对商事法学的学习和关注确实是不可缺少的。

经济法（Recht der wirtschaft，Economic Law）概念为德国学者倡导提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高度集中，出现了大量的"卡特尔"（cartel）、"托拉斯"（trust）、"康采恩"（Konzern）等独占或联营的经济形式，这种情况不仅损害了其他的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对于民主与自由的经济竞争秩序也构成了威胁。于是，各国纷纷出台对经济实行积极干预和统制政策，从而出现了一些经济规制方面的立法。另外也有人认为，这种规模庞大的经济组织的日益壮大，也最终会影响到了平民政治的社会基础。这就是提出经济法概念的社会背景。不过，由于这种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与资本主义自由精神是不相容的，因此虽然它在战时经济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经济法的明确概念和地位一直处于某种未定状态。拉德布鲁赫教授说，"经济法究竟是一个新的法律领域，或者不过是一种法律思想方法在各个领域的适用，尚可争辩。"[7] 但是，在经济转轨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种国家规制经济的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促使经济法学在这些国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值得欣慰的是，由于经济法之"独立性"在于"促进经济发展中关于企业及其经济行为的特别法"[8] ，这与民事主体制度、商法中企业组织及活动（特别是公司法）发生交叉现象，影响到商事法律体系的周延性，而且因为它在本质上不能与商事法进行区别，因而经济法大有"回归"民商法的趋势。

另外，大多数学者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确立了经济法的核心内容――即反垄断法与限制竞争法的法律地位。但在我看来，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利用了公权力对民事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了干预，但其价值目标依然是为了追求其他民事主体的自由而真实的意思表示，以及由此形成的有效的个人主义竞争秩序。商务部最近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23稿）第1条说明了"反垄断"的目的，即"为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草拟稿第3条具体列举的禁止垄断情形为，"是指下列排除或者限制竞争，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权益，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一）经营者之间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调一致的行为；（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三）企业过度集中；（四）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可见，在反垄断法（即与竞争秩序相关的经济法）的价值追求中，同样体现着市民法所蕴含的"私法精神"。说明这些，不是为了跟经济法学去"抢地盘"，相反，是意在说明经济法学的研究与民法学关系紧密，甚至是密不可分，也是我们不得不研习的内容；同时，它还是我们对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观察和理解的新的视角。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法与私法之间，还存在"社会法"（Sozialrecht，Social Law），例如上面提到的经济法，以及工会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障法等。这种法律观点认为，公法关注的是国家，私法关注个人，而社会法则关注社会本身。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域研究也可以称之为"社会法学"。梅迪库斯教授认为，私法和公法之间存在的实体性质的差异在于：在私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通常是那些自由的、不需要说明理由的决定；而在公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则是那些受约束的决定。并且，只有在权利被滥用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例外的规定。而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将私法中受到约束的那一部分分离出来，单独称之为"社会法"是没有必要的，其后果就是，"大概就难以确定私法中是否存在一些可资明确界定的部分了。因为在私法中，也到处存在着对权利滥用行为的监督审查。"[9] 这种社会法学的提法，不同于我们经常谈到的法学流派意义上的"法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或"社会法学"（社会法律学）（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社会法的产生是国家在社会化加剧以后推行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的结果。这里，以社会保险为例，来说明这种社会法产生的情况。1845年普鲁士工业法设立劳工强制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立法的开端。1883年，铁血宰相俾斯麦（Karl Otto E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年）在德国推行《疾病保险法》（Krankenversicherungsgesetz），次年颁布了《劳工伤害保险法》（Unfallvericherungsgesetz）。1988年又颁布新法，对公务人员、军人的灾害加以扶助。至1889年另行颁布《残疾老年保险法》（Invalidit?ts und Altersvessecherungsgestz），德国社会保险法的基础奠定。在西方诸国之中，德国向来以保守、注重国家和社会利益为其传统，因此这种社会保险政策在19世纪末就基本上确立了。相较而言，其他西方国家，大多数是在20世纪上半叶才陆续推行的。法国的社会保险，肇始于1930年举办的综合性社会保险，如疾病给付、生育给付、残废给付、年老给付、死亡给付等，但最初并不包括失业和劳动伤害保险。不过，其后又逐渐增进，凡65岁以上退职及劳动伤害的补偿，均列入社会保险之列。英国在1912年实施国民健康保险（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及失业保险（unemployment insurance），在1925年又实施国民共醵年金（contributory pensions）。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便将这些保险统合为"国民保险"（National Insurance），并于1946年8月制定《国民保险法》。美国在1935年才有《社会安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联邦政府除了资助各州进行失业保险以外，同时进行全国性的老年、遗嘱及残废保险（old-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ASDI）。日本1927年1月1日施行《健康保险法》；其后，船员保险（1939年）、劳动者年金保险（1942年，现改为"厚生年金"），也相继实施。[10]

当此之时，我国正处在战乱频仍之际，政府无力推行这些社会福利政策。而新中国成立之后，计划体制之下，一切仰赖单位和政府，也无需什么社会保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其实，除去行业管理以外，这些社会政策，从法律关系上多涉及雇佣合同、保险合同和损害赔偿等问题，是属于民法学的基本内容，只不过其中有一些特殊的条款或规定而已。[11] 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国家教育部门将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也明确地放在了民商法学研究之中。我记得1999年我在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的时候，我的毕业证书上就已经很复杂地进行了这种注释："民商法学专业（含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方向）"。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在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中，是作为经济法学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从另外一种角度看，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事实上也不过是一种经济政策，也应该是作为社会法的一种。当然，理顺这些关系，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即使现在仍然有些模糊、不清晰的地方，研究其中的内容却是民法学不可忽视的部分。

环境法学和科技法学是较为独特的两个学科。从自然资源所有和利用、环境侵权与救济的角度来说，作为民法学的一个分支，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为了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公共利益，像2003年9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12] 第3章对建设单位附加一些社会义务，也并非有碍私法本身的性质。最近，我们提出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法》的建议，认为气候资源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13] 但是，在这些相关规范中，不少是行政性规范。而且，有大量的诉讼（特别是集团诉讼）问题，杂揉其间。这是我们在理解环境法学的时候需要有清醒认识的。同时，国家教育部门对这个学科的正式定名为"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法"（？），其目的是出于对日益恶化的自然资源、生态系统和环境的保护政策。

在科技与法律问题的讨论中，各国政府都以科研自由和促进本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宗旨。我国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也是意在推行科技发展的促进政策。在最近参加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法制建设研究中，我建议考虑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基本法》。不过，无论这个建议是否被采纳，一种将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发展纳入国家科技发展和国家安全框架的新的发展观，将日渐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之中，而且会见之于不久的将来。例如，我认为，即使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中，我们也要树立一种大的科技安全观和发展观。比如对于国家信息安全问题，要像2000年《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构想》[14] 一样，突破了传统消极信息安全观的狭隘内涵，着眼于各种利益――即个人、社会、国家的利益之间的平衡，建立了积极信息安全观和信息安全保障的理念。从宏观上，将公民权利、信息产业、政务公开和信息系统等与信息安全和信息安全保障相关的内容整合起来，不仅符合信息社会发展的特征，也反映一个走向权利时代的新的价值取向。这种变化体现在国家信息安全政策和法律制定的指导思想上，即由过去的"管理法"向管理、指导、服务相结合的法律保障体系转变。其实，科技发展中也同样存在技术犯罪，但由于其间没有多少特殊的法律上（――多为技术方面）的问题，而国家颁行中小型企业技术促进法、国立科学研究组织法、风险投资基金法、科技创新条例等，以及网络侵权、电子合同和基因隐私等问题，实则是属于民商事制度的延展。作为一种国家促进科技进步的社会政策，也可以纳入"社会法"的谱系。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家教育部门将这一学科纳入了行政法学的范围，另外一些关于技术证据的问题纳入了诉讼法学。这种考虑，大约也是因为早期科技法学的教学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行政性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但近年来的科技法学研究正在逐渐改变这种现象。

知识产权法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新型学科。现在，人们已经不再为知识产权是否具有"国家授予性"和行政法特征进行争论，基本上确立了其权利性质为私权，是一种民事权利。但是，其中所涉及到的行政审查（特别是一些实质性审查）和程序性规范，确实是令研习民法学的人感到一些不适应或难以理解的现象。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一是强调知识产权与传统财产权的统合，试图建立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新的财产权权利体系；一是强调知识产权法的独特性，试图在权利客体、内容、方法和价值取向方面寻找知识产权法的独立品格。另外还有一个引起政府和企业高度关注的问题，就是国家或企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这个问题更多地涉及国家促进科技与产业发展的政策，应该是科技法学（或社会法学）研究的问题。一位政府官员的话，能够形象地说明两者的关系。科学技术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两位官员在一起聊天，科技部的仁兄说，"如果我国科技创新不够、产业技术发展乏力、专利申请少，国务院就要打我们的板子；如果我们知识产权法制不健全、专利申请审查有问题，那么国务院就要打你们的板子了。"这话虽然不一定十分符合法治原则，但大致意思也即如此。

尽管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下（特别是由于TRIPS的影响），知识产权法在财产和贸易领域的研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知识产权所具有的身份性质，不应该成为学者们越来越忽视的问题。而且由于知识产权在财产法和身份法两个方面的特点，比较契合传统民法学的分类和研究方法，知识产权法学一直是作为民商法学专业下的一个研究方向。诚然，最近知识产权法学者们（特别是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一些学者）提出要将知识产权法学作为法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独立于民商法学之外（最近在上海召开的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还向全国发出了一个倡议和呼吁），甚至是上海市提出"知识产权兴市"战略、并试图将知识产权作为与法学一级学科并列的一个学科，但是，这种学科本位主义和国家或地方发展战略不会影响到民法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的内容和构成。

民事交往中的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往往称为"国际私法"问题。其中，其基础性规范为冲突法规范。在时下制定中国民法典的讨论中，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多的讨论。晚近国际私法的集中化的发展趋势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保留国际私法作为民法典的一部分设专篇专章的立法形式；另一种是制定专门性的国际私法法典，即法典化。韩德培先生建议不纳入民法典而单独进行"法典化"，并主持了起草了"国际私法示范法"，六易其稿，凡5章166条：总则；管辖权；法律适用；司法协助；附则。[15] 国际上采取这种模式的，典型的有瑞士、罗马尼亚、意大利、列之敦士登和突尼斯等。但我国2002年12月提交人大审议的民法草案并没有采纳这种建议，这也是许多国家采取的一种立法模式。诚然，立法与学科研究是有区别的。这种讨论，也不影响民法学必须对此予以研究。就我个人来看，"从具体内容上看，国际私法不外乎包括法律适用、管辖权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三大部分，这些都是民事法律适用的基本规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早先的国际私法方面的立法大都是散见在《民法典》或单行的民事法与商事法之中。即使是今天国际私法领域出现了集中化的发展趋势，而其中之一的立法形式仍然是在《民法典》中设专篇专章规范，如加拿大魁北克省国民议会1991年12月18日通过的新的《民法典》第十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1992年生效的《民法典》第四篇等。"[16]

大家听了我的这些观点以后，可能会觉得其中有一点、甚至是含有不少"学科沙文主义"的味道。其实我只是想说明，在民法学学科内部的知识体系中，需要研习的内容非常宽泛。而且，事实上我还只是从一个横断面说明了民法学的知识结构问题，如果我们从纵向来看，它还包括我们习惯于将它们看成是历史学范畴的法律史问题（特别是罗马法）。关于私法史，既是民法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又是一种方法论的学问。就我个人的观点，仅从横断面或平面的角度来看，民法学的内部知识结构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当然，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划分，并不表明民法学内部就存在这样一个泾渭分明的知识体系，它们之间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彼此交叉或游离于这一框架之外的现象。这种划分的目的，是为了突出从民法学的角度出发，厘清相关学科关注的方向和视角，并为民法知识的梳理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甚至是可以进行批判的坐标。如此而已！

一、 传统民法学

（一） 民法总论

（二） 人格权法

（三） 亲属法

（四） 继承法

（五） 物权法

（六） 债的关系法总则

（七） 合同法

（八） 侵权行为法

（九） 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二、 商事法学

（一） 商法总论

（二） 公司法

（三） 票据法

（四） 保险法

（五） 金融法

（六） 证券法

（七） 海商法

三、 知识产权法学

（一） 知识产权法总论

（二） 专利法

（三） 著作权法

（四） 商标法

四、 经济法学

（一） 经济法学基础理论

（二） 反垄断法

（三） 反不正当竞争法

五、 社会法学

（一） 社会法学基础理论

（二） 劳动法

（三） 社会保障法

（四） 环境法学

（五） 科技法学

（2003年11月12日初稿于武汉；同年12月28日修改、定稿于北京）

作者简介：易继明，男，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私法》编辑部主编。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1] 施启扬：《民法总则》，台北：三民书局2001年6月增订10版，第1页。

[2] 我国台湾学者对我们过去的学科划分和研究内容，几乎形成了一种普遍看法："商事法系指一切有关商业事务的法律。由于商业事务涵盖于各类型企业的经济生活之内，故有以经济法替代传统上商事法的名称者，举凡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银行法、证券交易法、公平交易法等，统称为经济法，如中国大陆是。"参见刘渝生：《商事法》，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3月再修订初版，第1页。

[3] 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72－73页。

[4] Der. Enfluss. Haudelsrechtlicher Ideen, auf den, Entwurf, eines burger-lichen Gesetzbuchs fur das. Deutsche Reich, 1894.

[5] 刘兴善：《商事法》，台北：神州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3月初版，第3－4页。

[6]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76页。

[7]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80页。

[8] Kaskel, Gegenstand und Systematisher Anfbau des Wirtschaftser echts als Rechtsdisziplirs und Lehefach. JW. 1926. S. 11. ff, insbes S.12.

[9] 参加〔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7－11页。

[10] 参见何孝元（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六册•法律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6月初版，第172页。

[11] 例如，拉德布鲁赫教授认为，劳动法以民法的思想取向为前提条件。但是，民法单单规定了具体的缔约人和具体的劳动契约，对企业的联合一致也毫无所知；劳动法不同于抽象的民法，它把人具体化为企业主、工人、雇员，不仅有个人，还有工会和企业，不只有自由订立的契约，还有构成所谓自由契约背景的重大经济上的权力斗争。因此，"劳动法的特征恰恰在此：更接近生活真实。"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80－81页。

[12] 2002年10月28日9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同日，第77号主席令颁布。

[13] 这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中科技发展法制和政策研究专题组"未来20年我国科技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课题研究（本人主持）的子课题研究报告成果。专题组组长为罗玉中教授；子课题报告人为国家气象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志强高级工程师。

[14] 该《框架》于2000年6月23日由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通过，2000年9月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发布。该《构想》分为4部分共11章，是一个纲领性文件（或称"概念性的文件"）。《框架》虽然是基于发展本国信息产业和避免对国外计算机、电信技术装备以及软件的依赖，但实际也是在信息领域实现俄宪法中关于公民私生活、个人机密和书信秘密不得侵犯等规定。在西方国家的信息安全领域，一般也要将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如隐私权、言论自由等）与政府政策的信息安全、信息系统的安全，以及保障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例如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立法，从1970年年代就以欧美为中心展开了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1995年10月发布《个人隐私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它就比较全面地阐发了利用市场机制保护个人隐私的新思路。

[15] 参见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6] 易继明：《将私法作为一个整体的学问》，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1辑第2卷/总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28－29页。
易继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教授

2. 《民法典》为何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观点摘要
1.民法自为民之法，是对人们真实生活中行为规范的一种素描。
2.中国民法典不仅仅是理论层面与思维层面的，而是源于生活实践的。它是一部鲜活的“社会生活网络全书”。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而命名的法律，法律文本共包括七编，包括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以及侵权责任编。
4.民法不仅是人文的、有温度的，它更能帮助人们去对抗黑暗，体现出一种极强的保护理念。
中国民法典的前世今生
我国自1954年便开始第一次起草民法典，历经四次起起落落，直至六十六年之后的今天，一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的民法典才得以面世。以下内容摘自孙宪忠研究员的著作《权利体系与科学规范：民法典立法笔记》。
1
1954年第一次起草
背景：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当时的中央政府明确宣布，包括《中华民国民法》在内的国民政府“六法”均被废除。
时间：
1954年—1956年12月
编制体例：
包括总则、所有权、债、继承四编，共525条。
特点：
这一“民法草案”以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为蓝本，其特点是采用“四编制”的模式，亲属法被排除在民法典之外；未采用“物权”概念而仅规定“所有权”；不适用“自然人”概念而用“公民”概念代替；仅规定诉讼时效而不规定取得时效；强调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特殊保护等。但是该草案大体上还是德国民法的模式。
2
1962年第二次起草
背景：
中国在经历重大政治和自然灾难之后，调整经济政策，中央的决策又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民事立法又受到重视。
时间：
1962年—1964年7月
编制体例：
这一次的“草案”采取了既不同于德国民法也不同于苏俄民法的“三编制”体例：第一编“总则”、第二编“财产所有”、第三编“财产的流转”。
特点：
这种模式有些类似罗马法的《法学阶梯》体例。该草案将“亲属”“继承”“侵权行为”等排除在外，却将“预算关系”“税收关系”等纳入其中；该草案且完全放弃了“权利”“义务”“物权”“债权”“所有权”“自然人”“法人”等法律概念，而采取人民化的财产权等概念。显而易见，此次民法典起草，显示了立法者一方面企图摆脱前苏联民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西方民法划清界限的立场。
3
1979年第三次起草
背景：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民法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受到重视。
时间：
1979年—1982年5月
编制体例：
共8编、43章、465条。
特点：
该草案的编制体例和主要内容，参考了1962年的《苏联民事立法纲要》、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和1978年修订的《匈牙利民法典》等。但是这一草案仍然没有予以颁行，因为，立法者考虑到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社会生活处在变动之中，体系完整的民法典无法制定。于是立法者改变立法方式，暂停整体的民法典起草，而采取先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民法典的方案。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中指出：“由于民法牵涉范围很广泛，很复杂，经济体制改革刚开始，我们还缺乏经验，制定完整的民法典的条件还不成熟，只好先将那些急需的、比较成熟的部分，制定单行法。……考虑到民法通则还不是民法典，草案可以对比较成熟或者比较有把握的问题作出规定，一些不成熟、把握不大的问题，可以暂不规定。”这一时期民法立法活动的主要成果是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4
2002年第四次起草
背景：
自1992年宪法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各界即酝酿制定编纂民法典。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编制的立法纲要提出了在2010年制定完成民法典的规划。该规划明确指出，民法典的制定完成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建设的完成。这一纲要对于民法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地位的高度肯定以及对于编制民法典的重要性的肯定，不仅对于民法学家，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法学界鼓舞极大。
时间：
2001年—2002年12月
编制体例：
共划分为九编：第一编总则、第二编物权法、第三编合同法、第四编人格权法、第五编婚姻法、第六编收养法、第七编继承法、第八编侵权责任法、第九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
特点：
这个立法方案有许多显明的特点——并不一定是优点的特点。
首先，从体系上看，该方案基本上遵守了“潘德克顿法学”的体系模式。 其次，从立法的内容上看，除增加的物权法、人格权法和侵权责任法部分外，该立法方案基本上是现行民法体系中生效法律的简单聚合或者归并，不但在立法的内容方面没有任何积极的创新，而且也没有对这些有效的法律做漏洞的弥补或者重复的整合。再次，该法对于当时已经明显不适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许多规则也都予以了保留，很多内容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复次，从本人当时参加立法谈论的笔记看，在最高立法机关组织的立法讨论会上，多数人对于人格权独立成编的问题都表示不赞同，而立法起草机构对此也不做出说明，以至于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保留到现在，理论准备显得十分仓促。最后，第九编国际私法的内容部分相当丰富，与其他部分的简易化立法相比显得不大协调。总体而言，2002年的“民法草案”实在不是法理上深思熟虑、实践上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立法方案。在当时，对于上述立法草案，民法学界一致认为毫无创新和发展，因此这个立法方案在提出之后就戛然而止。
5
2015年第五次起草
背景：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
时间：
2015年3月启动编纂工作；
2017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法总则》；
2018年12月、2019年4月、6月、8月、10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会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拆分审议，对全部6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二审，对各方面比较关注的人格权、婚姻家庭、侵权责任3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三审。在此基础上，将民法总则与经过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并，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提请2019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经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编制体例：
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
特点：
以《民法通则》《民法总则》《物权法》《担保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等九部民事单行法为基础，整合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领域的司法解释，形成七编1260条的整体，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

3. 医疗事故的责任追究制度的立法背景

为了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疗安全，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国务院制定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于2002年2月20日国务院第55次常务会议通过，2002年9月1日起公布施行。《条例》具体规定了医疗事故责任追究的相关条款。
在2010年7月1日《侵权责任法》实施以前，该《条例》既适用于医疗损害民事赔偿领域，也适用于医疗行政主管部门对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政处罚。
《侵权责任法》实施以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主要适用于医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发生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罚。

4. “民法典时代”是什么

中国民事法律制度从此开启“民法典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编纂民法典和制定民法总则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任务。民法典将由总则编和各分编组成，立法机关目前考虑分编为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等。

民法总则就民法基本原则、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责任和诉讼时效等基本民事法律制度作出规定，构建了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基础。

民法总则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等;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4)侵权责任法立法背景扩展阅读：

2017年3月15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民法典的开篇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诞生了。被誉为“社会生活网络全书”的民法典翻开了第一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法典编纂工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这一重大立法任务。新中国几代人孜孜以求的“中国民法典”梦想迈出坚实一步，必将为华律网建设筑牢根基，为奋进中国提供不竭动力。

编纂民法典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动华律网建设迈上新高度一部民法典，提升的是一个国家治理水平。

“民法”是法律体系这座“大厦”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民法典编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法律传统、法治信仰和法治自信集大成者。编纂中国人民自己的民法典，是中国立法者、法律工作者乃至全体人民的梦想，更凝聚着国家民族崛起的雄心壮志。几度沧海桑田。

5. 为什么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5月28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民法典实施后，现行的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将被替代。

为何它被称作中国“社会生活网络全书”？社科文献与新华媒体创意工场联合策划，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姚佳做客“有话”栏目为大家解读民法典。

观点摘要

1.民法自为民之法，是对人们真实生活中行为规范的一种素描。

2.中国民法典不仅仅是理论层面与思维层面的，而是源于生活实践的。它是一部鲜活的“社会生活网络全书”。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而命名的法律，法律文本共包括七编，包括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以及侵权责任编。

4.民法不仅是人文的、有温度的，它更能帮助人们去对抗黑暗，体现出一种极强的保护理念。

中国民法典的前世今生

我国自1954年便开始第一次起草民法典，历经四次起起落落，直至六十六年之后的今天，一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的民法典才得以面世。以下内容摘自孙宪忠研究员的著作《权利体系与科学规范：民法典立法笔记》。

1

1954年第一次起草

背景：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当时的中央政府明确宣布，包括《中华民国民法》在内的国民政府“六法”均被废除。

时间：

1954年—1956年12月

编制体例：

包括总则、所有权、债、继承四编，共525条。

特点：

这一“民法草案”以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为蓝本，其特点是采用“四编制”的模式，亲属法被排除在民法典之外；未采用“物权”概念而仅规定“所有权”；不适用“自然人”概念而用“公民”概念代替；仅规定诉讼时效而不规定取得时效；强调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特殊保护等。但是该草案大体上还是德国民法的模式。

2

1962年第二次起草

背景：

中国在经历重大政治和自然灾难之后，调整经济政策，中央的决策又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民事立法又受到重视。

时间：

1962年—1964年7月

编制体例：

这一次的“草案”采取了既不同于德国民法也不同于苏俄民法的“三编制”体例：第一编“总则”、第二编“财产所有”、第三编“财产的流转”。

特点：

这种模式有些类似罗马法的《法学阶梯》体例。该草案将“亲属”“继承”“侵权行为”等排除在外，却将“预算关系”“税收关系”等纳入其中；该草案且完全放弃了“权利”“义务”“物权”“债权”“所有权”“自然人”“法人”等法律概念，而采取人民化的财产权等概念。显而易见，此次民法典起草，显示了立法者一方面企图摆脱前苏联民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西方民法划清界限的立场。

3

1979年第三次起草

背景：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民法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受到重视。

时间：

1979年—1982年5月

编制体例：

共8编、43章、465条。

特点：

该草案的编制体例和主要内容，参考了1962年的《苏联民事立法纲要》、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和1978年修订的《匈牙利民法典》等。但是这一草案仍然没有予以颁行，因为，立法者考虑到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社会生活处在变动之中，体系完整的民法典无法制定。于是立法者改变立法方式，暂停整体的民法典起草，而采取先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民法典的方案。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中指出：“由于民法牵涉范围很广泛，很复杂，经济体制改革刚开始，我们还缺乏经验，制定完整的民法典的条件还不成熟，只好先将那些急需的、比较成熟的部分，制定单行法。……考虑到民法通则还不是民法典，草案可以对比较成熟或者比较有把握的问题作出规定，一些不成熟、把握不大的问题，可以暂不规定。”这一时期民法立法活动的主要成果是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4

2002年第四次起草

背景：

自1992年宪法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各界即酝酿制定编纂民法典。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编制的立法纲要提出了在2010年制定完成民法典的规划。该规划明确指出，民法典的制定完成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建设的完成。这一纲要对于民法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地位的高度肯定以及对于编制民法典的重要性的肯定，不仅对于民法学家，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法学界鼓舞极大。

时间：

2001年—2002年12月

编制体例：

共划分为九编：第一编总则、第二编物权法、第三编合同法、第四编人格权法、第五编婚姻法、第六编收养法、第七编继承法、第八编侵权责任法、第九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

特点：

这个立法方案有许多显明的特点——并不一定是优点的特点。

首先，从体系上看，该方案基本上遵守了“潘德克顿法学”的体系模式。 其次，从立法的内容上看，除增加的物权法、人格权法和侵权责任法部分外，该立法方案基本上是现行民法体系中生效法律的简单聚合或者归并，不但在立法的内容方面没有任何积极的创新，而且也没有对这些有效的法律做漏洞的弥补或者重复的整合。再次，该法对于当时已经明显不适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许多规则也都予以了保留，很多内容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复次，从本人当时参加立法谈论的笔记看，在最高立法机关组织的立法讨论会上，多数人对于人格权独立成编的问题都表示不赞同，而立法起草机构对此也不做出说明，以至于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保留到现在，理论准备显得十分仓促。最后，第九编国际私法的内容部分相当丰富，与其他部分的简易化立法相比显得不大协调。总体而言，2002年的“民法草案”实在不是法理上深思熟虑、实践上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立法方案。在当时，对于上述立法草案，民法学界一致认为毫无创新和发展，因此这个立法方案在提出之后就戛然而止。

5

2015年第五次起草

背景：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

时间：

2015年3月启动编纂工作；

2017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法总则》；

2018年12月、2019年4月、6月、8月、10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会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拆分审议，对全部6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二审，对各方面比较关注的人格权、婚姻家庭、侵权责任3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三审。在此基础上，将民法总则与经过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并，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提请2019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经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编制体例：

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

特点：

以《民法通则》《民法总则》《物权法》《担保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等九部民事单行法为基础，整合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领域的司法解释，形成七编1260条的整体，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

姚佳推荐

“世界范围内民法的研究渊远流长，如果人们对民法的历史发展与解读比较感兴趣的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所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60年学术精品选粹系列丛书中的《迈向民法典之路》、《权利体系与科学规范》和即将出版的《民事立法与民法典编纂》三本书都会让人们更加系统、直观和立体地去了解民法典的形成、意义与价值，颇值一读”。

《迈向民法典之路》

民法典的科学立法离不开广大学人的共同努力和理论研究的持续积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作为国家级法学研究机构、党和国家重要的法治智库所，自1958年建所以来，就持续为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建设和民法学科的发展贡献力量，涌现出了谢怀栻、王家福、梁慧星、孙宪忠等一批学术大家，在学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研究风格。本着回顾法学所民法学研究发展历史，总结民法学理论研究经验，提炼中国特色民法学理论学术思想，服务中国民法典编纂历史任务的宗旨，对法学所建所以来取得的民法学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从中精挑细选出50余篇高水平学术论文，以餮读者。

《权利体系与科学规范：民法典立法笔记》

2015年以来的中国民法典编纂活动，是当前，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最重要的立法活动，吸引了我国全社会的极大关注。其中既包含着立法推动者努力的动议，也包含了各种争议。本书作者亲历《物权法》1995年开始起草以来历次民法的重要立法活动，又是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连续数年提出编纂民法典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在民法典编纂中，本书作者提出了包括民法总则在内的十余项议案，以及二十余项人大代表立法建议和立法报告，此外还发表了为立法提供理论准备的多篇论文、文章和讲演。本书收纳的二十三篇论文、立法报告等，就是从这些成果中选择而来，既是作者的核心民法思想，也反映了民法典编纂的立法与学术历程。

6. 民事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曾先后于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4次组织起草民法的工作。据介绍，前两次由于当时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和指导方针方面的原因而停止。

1979年第三次启动民法典起草工作，由于改革开放刚开始进行，制定一部完备的民法典条件还不成熟，因此确定了先制定民事单行法的方针。现行的继承法、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

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并于2002年进行了初次审议，由于各方面认识不尽一致，确定继续采取分别制定单行法的办法。十届全国人大以来，先后制定了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

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在我国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法通则既规定了一些民法基本制度和一般性规则，也规定了合同、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知识产权、民事责任、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等具体内容，可以说是一部“小民法典”。

(6)侵权责任法立法背景扩展阅读：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副主任石宏回应指出：编纂民法典的任务是对现行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纂一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内容协调一致、结构严谨科学的法典。

编纂民法典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而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科学整理；也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要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改完善，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

民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它规范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每个民事主体都密切相关。

7. 如何正确理解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本功能

所谓惩罚性赔偿，是指行为人恶意实施某种行为，或者对该行为有重大过失时，以对行为人实施惩罚和追求一般抑制效果为目的，法院在判令行为人支付通常赔偿金的同时，还可以判令行为人支付受害人高于实际损失的赔偿金。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该条法律规定的实施，给大家在今后的具体案件中判处惩罚性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正确把握该条法律之精神，准确适用之，以期达到立法之目的，笔者试着加以阐述。
一、惩罚性赔偿之立法背景
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其实早在古代法中就已经出现，如公元前2000年的《汉莫拉比法典》规定，“若牧羊人以欺诈的行为窃取牛或羊，其应将赔偿所窃之物的十倍”；公元前2800年的《巴比伦帝国律令》规定，“若持有人故意隐瞒信托物者，其应赔偿所隐藏物五倍的损害”。现代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源于1763年英国的Huckle V.Money一案。该案的法官指出，“陪审团有权判决原告所受之实际损害更高的赔偿金额，损害赔偿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补偿受害人，它也是对不法行为的惩罚，以及对将来有可能发生的同类行为的威慑，同时，它还能够表达出陪审团对该行为本身的厌恶”。然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发扬光大却不是其发源地英国，而是在英美法系的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从1784年的Genay v.Norris一案开始，惩罚性赔偿在美国生根、发芽、壮大。19世纪中期，惩罚性赔偿制度已经成为美国侵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惩罚性赔偿制度几乎存在于美国的所有部门法之中；80年代，在企业界的推动下，美国兴起了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改革运动，惩罚性赔偿在各州的使用有所限制。
二、惩罚性赔偿在我国的发展
惩罚性赔偿制度首次进入我国的法律体系，是1993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该法生效后，对于该条规定的产品欺诈、服务欺诈可以适用两倍的惩罚性赔偿是否正确，是否适合我国的国情，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立法机关为了进一步明确承认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场，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另外，在200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又规定了惩罚性赔偿新的范围，即具有下列情况之一，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还有我国的《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由此可见，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已经生根、发芽，尤其是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的确立与实施。
三、惩罚性赔偿制度所具有的功能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立，对打击重大恶意的不法生产者、销售者，保证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具有积极的功能。首先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惩罚功能或者制裁功能。惩罚性赔偿是侵权人赔偿受害人全部损失之外多出来的赔偿，这多出来的赔偿就具有惩罚侵权人的目的，通过给不法行为人强加更大的经济负担来制裁不法行为，从而达到制裁的效果。其次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威慑作用。通过惩罚性赔偿来遏制行为人重复实施侵害行为，对其他生产、经营者起到震慑、警示作用。再次惩罚性赔偿还具有补偿性功能。在很多情况下，受害人的损失是得不到完全赔偿的，通过惩罚性赔偿可以进一步补偿受害人所遭受的潜在的损失。
四、惩罚性赔偿的成就条件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我们可看出在适用惩罚性赔偿这一条款时必须注意以下问题：1、惩罚性赔偿仅仅适用于产品责任案件，不能随意扩大其适用范围。2、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以侵权人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为前提。这是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主观条件。通常情况下，侵权责任并不区分侵权人过错的具体形态，只要求其具备过错即可，但是惩罚性赔偿具有惩罚性质，属于损害补偿原则的例外，故必须以侵权人的过错形态为故意时才可适用。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惩罚性赔偿中大多是间接故意。3、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以造成受害人死亡、健康严重损害为前提。这就是说，惩罚性赔偿只适用于人身损害，而不适用财产损害，且受害人的健康损害必须为“严重”。4、在惩罚性赔偿适用时，受害人要就侵权人具有主观故意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受害人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5、对于“健康严重损害”的程度，该条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就要参照其他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加以确定。
五、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
《侵权责任法》对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如何加以确定，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法院在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时通常是从以下方面加以考虑的：1、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动机、持续时间。2、产品缺陷造成实际损害的几率、社会的影响。3、侵权人受到的处罚、获得的利益，财物状况等。4、受害人的实际损失等。然后，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加以确定，如受害人遭受实际损失的倍数，或侵权人所获违法利益的一定比例或倍数等，这都是自由裁量权的问题。现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决定，已经于2013年10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其中第二十七条决定：将第四十九条改为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的金额不足五百元德，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增加一款为第二款：“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该决定于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那么在今后的案件中，当惩罚性赔偿条件成就时，是否可以根据受害人的实际损失，根据以上的规定来确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呢？笔者认为是可以的。因为《侵权责任法》属于基本法，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属于特别法，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原则，是可以适用的。
总之，对惩罚性赔偿条款的适用，要严格把握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合理的确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从而真正体现立法之目的。

8. 侵犯著作权和人身权。都属于侵权责任法吗

侵犯著作权和人身权都属于侵权责任法。
侵权责任法释义之第一章第2条 适用范围
法条内容：
第二条 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释义内容：
【释义】本条是关于侵权人的责任以及本法适用范围的规定。
侵权责任法作为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基本法的角度对侵权责任作出规定，但一部侵权责任法解决不了所有民事侵权问题，世界上也没有一部侵权责任法囊括所有民事侵权内容。因此，首先要解决侵权责任法的适用范围问题，即哪些权利和利益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哪些侵权责任问题由侵权责任法调整。
一、国外关于侵权责任法适用范围的立法模式
关于侵权责任法的适用范围，争议很大，国外民法典的规定也有较大区别，大陆法系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分别规定在《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都是大陆法系的典范，对世界法律文化、法律思想有重大影响，但两者诞生于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各有特色。《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人的任何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因其过错致该行为发生之人应当赔偿损害。”第1383条规定：“任何人不仅因其行为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而且还因懈怠或者疏忽大意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第823条规定：“因故意或者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者，对他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负相同的义务。”第826条规定：“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故意对他人施加损害的，行为人对他人负有损害赔偿义务。”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有三个不同点：
第一，法国民法典对侵权行为作了概括规定。《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第1383条有两条规定，但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即因过错造成损害的要承担责任。日本就是用一个条文作了规定，其民法典第709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的人，对于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没有做概括规定，而是在第823条、第826条规定了三种侵权形态：一是规定侵害权利，如生命、身体、健康、所有权等，对侵害权利的要承担责任；二是违反保护性法律的，即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三是故意违反善良风俗造成损害的。
第二，《法国民法典》就侵害的对象没有区分权利和利益，对侵权造成的损害都要承担责任。《德国民法典》区分侵害权利和侵害利益，设定了不同的侵权标准。
第三，《法国民法典》在立法时有关侵权行为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即在归责原则上采用“一元论”，但法国法院实务中采用的归责原则是“两元论”，即区分人的责任和物的责任，人的责任适用过错责任，物的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德国民法典》在立法和实务上绝大部分适用过错责任，只有动物管理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其他无过错责任由特别法规定。法国法中的无过错责任由《法国民法典》中物的责任和特别法的规定共同组成。在法国，有关侵权行为的特别法比较少，大概只有六七部，而在德国，特别法有近二十部。原因就在于《法国民法典》中物的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不需要制定那么多特别法。
二、我国侵权责任法的适用范围
在充分借鉴国外相关立法例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考虑到与现行法律的协调一致，本条明确了侵权责任法的适用范围，其第一款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
1．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为“民事权益”
任何法律都要明确其保护对象的范围，与其他法律相比，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的范围更加宽泛，也就更容易产生争议。对于如何规定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尽可能详细地列举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各种权利和利益；一种观点认为，应当采取抽象概括的模式。这两种观点各有利弊，前一种做法清楚、明白，在法律适用上较为方便，但详细列举难以穷尽，难免挂一漏万；后一种做法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够适应未来侵权责任发展，但对于其具体范围容易产生分歧，不利于法律的统一适用。侵权责任法最终采取“概括+列举”的方式。本条第一款明确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为“民事权益”，这就把民事权益之外的其他权益排除在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之外。比如，行政法上的知情权受到侵害，应当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解决，而不能诉诸侵权责任法。第二款明确了民事权益的内涵，列举了一些具体的民事权益。根据本款规定，民事权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生命权。生命权是指以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它以生命安全和生命维持为客体，以维护人的生命活动延续为基本内容。
(2)健康权。健康权是指自然人以其机体生理机能正常运作和功能完善发挥，以其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
(3)姓名权。姓名权是指公民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姓名的权利。
(4)名誉权。名誉权是指公民和法人就其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享有的保有和维护的人格权。
(5)荣誉权。荣誉权是指民事主体对其获得的荣誉及其利益所享有的保持、支配的身份权。
(6)肖像权。肖像权是指公民对在自己的肖像上体现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所享有的人格权。
(7)隐私权。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人格权。
(8)婚姻自主权。婚姻自主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结婚、离婚自由，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
(9)监护权。监护权是指监护人对被监护人在人身和财产方面的管教和保护的权利。
(10)所有权。所有权是指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11)用益物权。用益物权是指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或者收益的权利。
(12)担保物权。担保物权是指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的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
(13)著作权。著作权是指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总和，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和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14)专利权。专利权是指发明创造人或者权利受让人对其发明创造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和独占权。
(15)商标专用权。商标专用权是指注册商标的所有人在核准的商品或者服务项目上使用其注册商标的权利，以及禁止其他人未经许可擅自在与核准商品或者服务项目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或者服务项目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类似商标的权利。
(16)发现权。发现权是指集体或者个人在探索阐明自然现象、特性或者规律的科学研究中，取得前人未知的、对科技发展有重大意义的成果而依法享有的权利。
(17)股权。股权是指投资者因投资于公司成为公司股东而享有的权利。股权根据行使目的和方式的不同可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两部分。自益权指股东基于自身利益诉求而享有的权利，可以单独行使，包括资产收益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股份转让权、新股优先认购权等；共益权指股东基于全体股东或者公司团体的利益诉求而享有的权利，包括股东会表决权、股东会召集权、提案权、质询权、公司章程及账册的查阅权、股东会决议撤销请求权等。
(18)继承权。继承权是指公民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被继承人生前立下的合法有效的遗嘱而承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
(19)其他人身、财产权益。除了上述权利之外，还有其他民事权益也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比如死者名誉、胎儿人格利益等。考虑到民事权益多种多样，立法中难以穷尽，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会不断地有新的民事权益纳入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因此，侵权责任法没有将所有的民事权益都明确列举，但不代表这些民事权益就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
2．侵权责任法对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在保护程度和侵权构成要件上没有作出区分
侵权责任法要不要区分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和对民事利益的保护，设定不同的侵权构成要件，存在争议。有的意见认为，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在民事中的地位不同，对民事利益的保护有严格的限制，通常只有在行为人具有主观恶意等情况下，才有必要对受害人受到侵害的利益提供侵权责任法上的救济。建议侵权责任法借鉴德国模式，根据侵权行为的对象是民事权利还是民事利益的不同，确定不同的保护标准和侵权构成要件。侵权责任法最终没有采纳这种意见，主要是考虑到权利和利益的界限较为模糊，很难清楚地加以划分。对于什么是权利，意见纷纭。从权利的内容上看，对于权利的具体内容，有支配说、利益说和结合说几种观点。结合说是目前的通说，认为“权利乃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之力”，其落脚点实际上还是利益，很难把权利和利益划清楚。从权利的形式上看，法律明确规定某某权的当然属于权利，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某某权而又需要保护的，不一定就不是权利。而且，权利和利益本身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有些利益随着社会发展纠纷增多，法院通过判例将原来认定为利益的转而认定为权利，即将利益“权利化”。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实务都存在这种情况。所以，侵权责任法没有进一步区分权利和利益，而是统一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法律教||育网整理
3．侵权责任法不调整违约责任问题
合同债权也是一种民事权益，但它原则上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本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的规定不涉及违约责任问题，因此违约责任不受侵权责任法调整，而是由合同法调整。
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是否受本法调整，没有明确作出规定，大多数意见认为第三人侵害债权应当属于侵权责任的范围。本条第二款列举了部分民事权益，最后用了“等人身、财产权益”，这可以涵盖第三人侵害债权的问题。当然，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构成要件、责任方式等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研究。
4．侵权责任法调整的侵权责任包括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
侵权责任法是仅调整过错责任，还是包括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即在归责原则上是采用“一元论”还是“两元论”。这一点基本没有争议，应该采用“两元论”。中国在21世纪制定侵权责任法，如果仅仅规定过错责任原则，肯定是错误的。首先，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5．行政侵权责任是否属于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围，没有明文规定
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侵害民事权益是否属于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围，也有争议。有的意见提出，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建议将这一条的内容纳入到侵权责任法中。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关系。从其他国家的立法历史上看，以前，国家赔偿包含在民事赔偿里，目前有些国家还是这样做。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的国家单独制定了国家赔偿法，专门调整行政侵权和刑事赔偿。我国1994年通过的国家赔偿法也规定了行政侵权责任。理论上看，国家赔偿法应当是民法的特别法，但随着国家赔偿制度进一步发展，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民事赔偿存在差异，比如归责原则、赔偿程序、赔偿标准、救济途径等。这些重大问题与民事赔偿相比较，是共性大，还是差异性大，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侵权责任法既没有明确行政侵权责任包括在侵权责任法里，也没有明确将行政侵权责任从侵权责任法中排除出去。

9. 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案例 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赔偿 在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中如何计算

1、残疾赔偿金=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居民人均收入×伤残系数×赔偿年限；
2、死亡赔偿金＝事故责任人所在地上一年度人均收入×20年，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根据客观计算方法，以定型化赔偿模式来确定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和赔偿年限，具体为：就是一次性赔偿20年，死亡赔偿是固定的，受害人是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死亡赔偿金赔偿的对象是余命，但又不完全是余命，如果年龄太小，赔偿20年就完了，年龄大一点的就是年龄每增加一岁就减少一年。死亡赔偿金采纳了系“继承丧失说”，并非精神抚慰金，其计算公式为：

（1) 城镇居民为：死亡赔偿金＝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年[60周岁以上的为（实际年龄－60）；75周岁以上为5年]

（2) 农村居民为：死亡赔偿金＝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N〔N：60周岁以下为20年（含）；60周岁以上：N＝（实际年龄－60）；75周岁以上为5年〕

(3) 60周岁以下人员的死亡赔偿金=上一年度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年。

(4）60周岁—75周岁人员的死亡赔偿金=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实际年龄-60)]。

(2) (5)75周岁以上人员的死亡赔偿金=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年

10. 王利明：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纳了违法性要件吗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侵权法从行为法到责任法的发展趋势，认为其是对违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国《侵权责任法》适应侵权法充分救济受害人的需要，构建了未严格区分权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从而与违法性要件不相容。该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实际上采纳了以过错吸收违法性的制度选择。在减轻或免除责任的事由规则中排斥了违法性要件，严格责任的制度设计更强调否定违法性要件。笔者认为，应当采用违反注意义务作为统一的标准来判断过错，从而正确认定责任。 【关键词】违法性要件；结果不法说；过错；严格责任 违法性概念为德国民法所特有，并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继受。[1]德国法上，构成一般侵权责任必须具备损害、因果关系、行为的违法性、过错四个要件，违法性是其中之一。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已采纳了德国法的违法性要件说，但笔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不仅表现在其独立成编的体例特征，也表现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上，并未完全采用德国法的四要件说，而是从中排除了违法性这一因素。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侵权法从行为法到责任法的发展是对违法性要件的否定 严格来说，违法性是德国侵权法独有的概念，德国法采纳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罗马法中曾经将侵权行为分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纪后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于1867年出版的《罗马法中的过咎因素》一书，[2]对不法问题做了专门研究，提出了“客观违法与主观违法”的概念。他认为，只有存在过错的不法才能够产生损害赔偿的义务，而一个客观不法仅仅产生返还原物的义务。[3]在《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过程中，负责起草债法条文的屈贝尔（Kübel）曾为侵权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条款：“故意或者过失以违法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致他人损害的，有义务赔偿该损害。”据此，《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条第1款规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过失通过作为或不作为而做出不法行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损害，且其已预见或必然会预见此损害的产生，则他有义务向该他人赔偿其行为所导致的损害，无论损害的范围有没有被预见。”言下之意是尽管造成了他人的损害，但是只要行为不为法律所禁止，即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的行动自由。[4]按照这一逻辑，侵权责任的成立，仅有损害并不充分，还必须有一个法律不允许的行为（违法行为）。后来，在《德国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对侵权行为的类型采用了三阶层结构。根据该法典，构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类：①侵害绝对权的行为，基于客体的特殊性而当然不法（第823条第1款）；②故意违背善良风俗致他人损害，因其行为的特征（违背善良风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条）；③以故意或过失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违法性的要求（第823条第2款）。可见《德国民法典》区分了侵权法的三种基础事实构成（侵害权利，违反保护性法律以及违背善良风俗）。[5]在这三阶层结构中，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和违反善良风俗明显是行为导向的违法性，这是德国判例学说采纳违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据。[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国法中，侵权法被称为侵权行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词来自于拉丁语名词“delictum”，其派生于动词“delinqere”（偏离正确的道路），意思是一个违法、一个失误或者一个错误。自公元前287年前后的《阿奎利亚法》将不法性规定为私犯的构成要件以来，在大陆法国家，常常将侵权行为称为不法行为，将侵权法称为不法行为法，[7]这对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对不当行为的谴责和非难。这也为违法性要件的采纳提供了依据。从法典编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国学者所指出的，“侵权行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国学者von Bar教授的观点，侵权行为采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当，准确的表述应当是“合同外致人损害的责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为tort或者Delikt都表达出一种具有过错或者不法性的行为，而在当今社会许多的侵权行为都没有这两个因素，所以采用“合同外责任”这样的用法，才能够把几乎所有的侵权责任概括其中。[9] 我国侵权法在制定时，究竟采行为法还是责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争议的。但是，后来立法者选择了责任法的概念，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它还带来了理念上的改变，尤其是价值判断上的变化。如前所述，将侵权法作为行为法的概念中，强调了对行为本身的非难。以传统社会作为整体图景的侵权法中，其理念重点是对行为的可非难性，而违法性恰恰着眼于对行为是否违法的判断，这种法律技术与侵权法的整体理念是相适应的，因此，传统侵权法的整体分析框架中注重违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为的核心问题就是对于违法性的确定。”[10]早期的侵权行为法强调行为的不法性，顾名思义，侵权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法行为，强调的是行为的可非难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大量的侵权行为中（如高度危险责任），行为人本身的行为并没有可非难性，行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环境污染的情况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关标准的，造成了环境损害，也应当承担责任。这就说明仅仅通过不法行为难以概括所有的侵权责任。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尽管仍然受到强调，但在各国法律体系中含义并不相同，有些国家认为这一内容包含于过错之中，另一些国家认为其包含于损害结果之中。[11]而在现代社会中，侵权责任法的理念重点转变为对受害人的救济，由行为法逐渐变迁为救济法和责任法，侵权法由“以加害人为中心”转变为“以受害人为中心”，相应而言，法律技术的中心对象就并非侵权人的行为，此时，以行为作为判断重点的违法性要件就无法完全符合现代侵权法的整体理念。法技术受到法理念的指导，法理念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法技术的变化，因此，侵权责任法的上述整体理念变迁必然会对于侵权法的法技术发生重要影响，我国侵权法采用《侵权责任法》的名称，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其在内涵上也包含了对违法性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为侵权法从行为法转向责任法，从而突出了侵权法的救济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这种变化对于违法性要件的采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来看，不区分法益和权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况下，也并不如德国法那样必须以故意作为要件，[12]过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构成侵权责任（例如，在过失侵害商业秘密的情况下，也同样构成侵权责任）。在法益保护范围上，侵权责任法呈现了一种开放的体系，不仅权益本身是一种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围本身也是无限开放的，其立法体现就是侵权责任法在第2条第2款采用了“等”这一表述作为兜底。第二，从责任主体来看，侵权责任法采用了侵权人的概念，这一概念包含了侵权行为人和侵权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人，后者虽然并非直接行为人但仍需承担侵权责任（例如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承担的责任），这些人并未实施违法行为，但仍然需要依据法律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第三，从归责形态来看，侵权责任法采取了多元归责体系，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违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条，在严格责任中，并不考虑行为本身的违法性要件，但行为人仍然负有赔偿责任，尤其是公平责任的情况下，实行的是一种“百万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质上是因财产产生的责任，这与传统侵权法中的因违法行为产生的责任大相径庭。在侵权责任法中，这些规定包括：《侵权责任法》第4条规定的公平责任；第31条关于紧急避险人对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险而承担的适当补偿责任；第32条关于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的规定；第87条关于高空抛物致人损害，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权人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第四，从具体侵权责任来看，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实现救济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无法找到侵权行为人的情况下，同样可能产生侵权责任，例如，《侵权责任法》第87条所规定的高楼抛物致人损害找不到具体侵权人的责任。这种侵权责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对受害人的救济，这同样与违法行为的判断没有太大联系。我认为，强调侵权法从行为法向责任法的转化，实际上强调了从制裁加害人向救济受害人转化，因而，违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减弱。 二、未严格区分权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与违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国侵权法是否采纳了违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历史分析及侵权法发展趋势的分析外，还要进行技术层面的分析。首先，要考虑我国侵权法是否严格区分了权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针对不同的保护对象而规定了不同的构成要件。 德国民法系以违法性为核心概念，建构了《德国民法典》第823条、826条所规定的“三个小的概括条款”侵权行为法架构，其特色在于以违法性对权利及利益做区别性的保护。[13]就《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的设计而言，其违法性要件的内涵，是采取了结果违法说（Erfolgsun-rechtslehre）。该说植根于《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对一般侵权行为保护对象的列举。该说认为，应从损害结果中判定违法要件是否满足：凡侵害《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列举的各项法定权利，则该加害行为就是“违法”的。结果违法实际上就是以权利遭受侵害代替行为违法性的判断。在采纳结果违法论时，必须判断行为人是否侵害了权利或者违反了保护他人的法律，从而认定行为的违法性。此种观点为德国大多数学者所采纳，并且对德国的司法判例产生了重大影响。[14] 按照德国法上的结果违法理论，在侵害《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列举的“生命、健康、身体、自由”等“绝对权”的情况下，则构成结果违法。[15]这一论断实际上是以区分权利和利益，进而提供不同的保护为基础。《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条第1款时，就是以结果不法说为基础的。他们认为，任何侵害绝对权的行为只要没有违法阻却事由，就是违法的。此举的目的在于为这些权利提供尽可能广泛的保护。[16]在结果违法的情况下，受害人不必举证证明行为是否违反了某个法律规定，只要侵害了绝对权，就推定行为是违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于并不存在侵害法定权利的结果，侵害行为本身并不足以表明其违法性，而应当借助其他标准来判断违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26条，以行为本身是否违背善良风俗作为侵害利益的行为违法性判断的标准；而且，只有在主观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应承担责任，这样就加重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护范围，从而维护了人们一般的行为自由。[17]据此可以确定，违法性的功能主要是为了限制和确定侵权法的保护范围，避免一般的过失责任对纯粹财产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护。[18]结果不法说的优点在于，确立了绝对权的保护范围，体现了绝对权不可侵害性，根据此种学说，只要侵害了绝对权，原则上都受到侵权法的保护。[19]不过，我们认为，此点并不构成我们应当采纳违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据。的确，在十九世纪的传统民法框架中，行为自由是法律的出发点和目标，并认为在此之后蕴含了基本的正义内容。[20]德国民法典在债法中注重维护行为自由，这符合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为此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众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德国学者从维护行为自由的角度来构建出违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宣示作用。但是，当今侵权法在发展方向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传统民法典制定时期所面临的“保护自由，反对封建强权束缚”的社会任务已有所不同。可以说，现代社会正日益转变为“风险社会”，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护个体行动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护个体免受外部风险所造成的损害，这也是高度危险责任、严格责任等制度兴起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这一背景下，强调违法性要件，很可能与侵权法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此外，是否规定独立的违法性要件，也不应忽视技术层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数情形下，违法性可被包含在过错、损害等要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