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秩序的维护靠道德

Ⅰ 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道德

社会的发展主要靠德治

一辩开场陈词
各位评委，同学：
晚上好！首先我要指出刚才对方一辩陈词中的两点错误：一是对方辩友说他们的法律是理性的法律．我想请问对方辩友，法律也有理性和感性之分吗？二是对方辩友说道德有阶级的烙印．对方辩友请不要忽略法律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难道法律就没有阶级的烙印吗？
我方认为社会的发展主要靠德治．原因如下：
第一，德包括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动的准则和规范，是全体人民形成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以此来规范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提高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保证社会的社会健康发展．众观历史，统治者在立法时总是努力把一个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规范挑选出来，通过立法的程序上升为法律，道德不仅仅是立法的基本原则，法律规范也是由道德规范转化而来的．因此，法律就是具有强制性道德．
第二，何为德治？德治包括要求国家的所有官吏及一切行政人员必须是有道德的人，要求统治者对”道德”必须身体力行，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求重视道德威，羞耻心，才能从内心构筑起抵御一切诱惑的坚固防线．
第三，任何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道德的宣传与规范．只有道德才能保证立法的公平，执法的工整守法的自觉．法的创始人猛德斯鸠曾经说过：”支配和统治一切的在君主政府中是法律的力量，在专制政府中是永远高举着君主的铁拳，但是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还要一种推动的枢纽，这就是道德．”失去了道德的支撑，将出现有法不可依，执法无法严；失去了道德的支撑，知法犯法，知法犯法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多，失去了道德的支撑，法制再严，法典再全也只是徒有虚名．
以德治国是时代的呼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倡修身．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希望大家明白，法律只是维护国家政权，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而道德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的发展主以德治，治疗辅以法治．

Ⅱ 辩论赛社会秩序的维系是靠法律还是靠道德

正方 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靠法律
反方 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靠道德
我方认为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也就是说国家主要靠法律来调节人们的利益关系，保持社会协调运行。
第一，法律和道德各司其职，日月同辉、道德分善恶，辨美丑，告诉人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法律定规则划界限，更告诉人们如何去做。我们热爱道德，崇尚道德。讲道德可以改善民风、民情，影响社会风尚。但要维系社会秩序主要还是靠法律。可以说，道德与社会风尚息息相关，而法律与社会秩序唇齿相依。
第二，法律作为他律和自律的统一，（法律的作用：评价作用 最为一种行为标准和尺度，既有判断、衡量人们的行为的作用。法不仅具有判断行为合法与否的作用，而且由于法是建立在道德、理性之上的，所以也能衡量人们的行为是善良的，正确的还是邪恶的、错误的。发通过这种评价，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是非标准，从而达到指引人们行为的效果。

首先我必须指出对方所犯的两个错误。第一，国家秩序与社会秩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这是现代社会主要标志之一、第二法律并不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马克思告诉我们，道德是人的自律，而法律是人的他律，请不要混淆。我方认为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道德。“道德”是人们行为规范价值评判的总和。“法律”是国家权力机关制定，是由国家强制性予以实施的社会规范。而“社会秩序”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社会活动相对稳定协调的状态。
第一，道德是社会秩序的依据。道德作为行为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总和，支配着人们最基本的观念和立场——是与非、善与恶、公正与偏私、荣誉与耻辱，从而也支配了人类日常最基本的行为。任何社会要想处于稳定协调富于活力的状态，无论哪一方面都离不开道德的宣化与规范，否则法制再严、法典再全也只是社会的灾难。同时，道德又常常直面每个人的内心，诉求人的良知，更直接地内化为人们的思想，从而为社会秩序的维系提供最本质的动力和理性，使人们自觉服从。
第二，道德是法律的内涵。从《汉穆拉比法典》到《大清律例》，从《唐律疏议》到方今各国的宪法，古今中外的法律体系无不与其，各自的道德体系密切相关，而法律最重要的精神——正义与公平，正是道德所确立的人类社会水恒主题。我方并不否认在社会秩序的维系中法律的作用，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无法左右法律的制定与执行，那又如何产生代表正义的法律？又怎能保证法律的公正？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律系统不能配合道德的提高与深化，就算它具备各种经典的条文，也终将被废弃。德国希特勒也曾主张法律的庄严与神圣，但没有起码的人性与道德，导致30年代德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社会秩序

Ⅲ 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还是靠道德

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
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虽然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道德和法律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对社会关系都有调节作用。但两者的调节作用不同，道德对社会关系的调节主要靠教育的力量 、社会舆论和个人内心信念的力量，所以，道德要发挥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 ，必须有人的自觉性这个重要条件；而法律则不同，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节，主要是以国家机器（警察、法庭、监狱等）为后盾，靠法律制裁这种强制手段起作用的。法律发挥它在调节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必须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这个条件。法律和道德的不同作用，决定了两者不可相互替代，只有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 。由此可见，无论道德万能论还是法律万能论都是片面的。因为，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在它们单独起作用时，都会表现出它本身的局限性。法律的特点是强调强制和他律，道德的特点是强调自觉和自律。法律重在对人们犯罪后的惩罚，以发挥它的警示作用；而道德重在教育和规劝，提高人们的道德自觉，以避免犯罪。法律着重要求的是人的外部行为的合法性，思想意识领域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而道德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人的外部行为，它还要求人们行为动机的高尚、善良。对人们行为的“内在”影响，是道德发挥作用的特殊机制。动机与行为、教育与法制，是道德和法律的不同功能，但又是相互补充，不可分割的。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法治是必不可少的，在没有法治的社会中，其正常的生活秩序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法律也不是万能的，因为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对那些微观的生活领域，对那些特殊的人际矛盾，法律无法发挥作用。而且，法律作用的刚性特点，还必须有政治、道德、文化等意识形态因素做基础，否则，它的作用是不可能持久的。所以，如果是法律单独发挥作用，而没有一定的道德舆论相辅佐，那么就常常会由于失去社会的支持而不能达到真正的目的。同样，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如果是道德手段单独发挥作用也是不可能的。道德的约束是软约束，没有法律手段作后盾，道德的作用常常会由于缺乏必要的强制力量而显得软弱无力。对那些没有自觉性的人，对那些明知故犯的人，道德是无能为力的。如对一个黑社会的头目讲道德、讲良心，是不会有丝毫效果的。就是对那些个人道德水准高的人，也无法摆脱制度弊端的影响。因此，在治理国家中，道德和法律必须紧密结合，二者缺一不可。
从历史上看，古代的中国社会主要宣传以德治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主体内容，大多包括在中国传统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系之中。从先秦时期到清朝末年，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由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学家奠定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经过汉代学者初步进行系统的整理和论证，再经过宋明以来诸多思想家的理论思辨和逻辑分析，最终形成一个内容庞大、逻辑严谨的思想体系。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要求国家统治者和社会管理者，进行自我修养，陶冶性情，先成为仁德贤明的君主或清正廉洁的官吏，然后，再用已修之身去管理国家、社会和人民，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民爱物，孔子和孟子学说的主体即是以仁为本，以德治国，要求统治者以宽厚、仁爱之心来管理国家、教化人民，惟其如此，君主才能与天同德。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还主张秉公执法、廉洁奉公、爱国图强、尊贤惜才、提倡廉政、反对腐败。但是，由于缺少法治做基础，道德便成为政府控制社会各阶层、平衡矛盾冲突的手段，道德被政治化了，它还要担负起本应由法律承担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是不堪重负的，因为道德教化无法改变政治权力的现实运作规则，于是便形成了政治人的双重人格，即他们嘴里高唱礼义廉耻，暗地里却做着一些伤天害理之事。因此在非法治的国度里，腐败是很普遍的，并且具有整体性特征。它表现为官僚集团一致对下的压榨，对庶民百姓无节制征收赋税，敲诈勒索、搜掠民财。综观古代中国，腐败还具有公开性、猖獗性和贿价不断上涨的特点。汉唐以后，随着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的逐步成熟，腐败现象随之迅速蔓延。唐代穆宗时，大臣韩弘以财物贿赂权贵，满朝文武除一人没有受贿外均接受贿赂。到了元代，“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到了清代，腐败更加公开，民间流传“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破获了一起清朝最大的贪污案：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侵吞赈灾银两案，1000多万两银子全部被蛀虫侵吞，甘肃省上至总督，下至州县衙役，全省官员 “无不染指”，先后有56人被正法，46人被流放，甘肃省的官员几乎“为之一空”。

古人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随风倒。由于中国有“官本位”传统，中国人自古便“以吏为师”。没有法律和制度的有效制约，政治的清明与否，完全依赖于做官者的品德、操守。清正廉明、道德高尚者能够领袖群伦，垂范社会，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相反，如果大部分官员放纵自己的私欲，道德败坏，便直接诱发、刺激了社会风气、公共道德的败坏。由此可见，以德治国只有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才能将国家治理好。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紧密结合，乃治国之道。“法治”如同做手术，“德治”如同预防疾病和锻炼身体，两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现实社会生活中不乏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取得成功的范例，如独立以前的新加坡政府，官场腐败不堪，被称为20世纪世界瘟疫。自1959年以来，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对公务员的道德教育，同时对公务员的道德自律的实现，采取了非常严格的制度化管理，很快，一个贪污舞弊成风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国际上公认的廉洁政府。

总之，“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乃是科学的治国之道，加强道德建设是“以德治国”的重要举措。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要强调“德治”的重要性。加强道德建设，有利于“以德治国”的实施，是“以德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道德建设，能够促进广大人民群众道德水平的提高，改善社会道德风尚，使人们能够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维护社会稳定，从根本上杜绝犯罪的思想根源。道德是通过说服教育、社会舆论发挥作用的。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能对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发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情，变化人的气质，转变社会的风气，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

Ⅳ 社会秩序维护主要靠法律还是道德。求法律方攻辩问题

看能起到作用不：
1.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仅仅是法律无以为继时的救济手段，只有法律才能对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优先地和终局性的调节作用，它具有强制性的特征，而道德则处于补充地位——道德具有可替代性，法律不具有可替代性！
以上只是我附给你的说辞，圈套在于“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提法有缺陷，关键在于无道德基础的法被视为“恶法”，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认为恶法亦法，自然法学派主张恶法非法！
2.道德在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不易于操作——因为法律有特定的表现形式，有肯定、明确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因而具有可操作性，被任意解释和滥用的余地较小，道德与之相比，缺乏这些优势。
3.社会秩序被突破的结果是由人的行为影响而产生的， 与法律对行为的重视不同的是，道德一般首先关注的是人的内在主观方面，道德所调整的行为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法律则具有直接有效性的特点！

设问方向，只供参考：
1.无道德基础的法律是法律吗？——定回答不是，你则主张“恶法亦法”论，这是历史争论，谁说谁都有理，考验下他们是否准备充分！
2.道德具有确实的可操作性吗？——定回答是，你以观点2反驳。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古代重视道德的实际调节作用，但更关键的是道德必须上升为法律才可以被适用，否则被视为“人治”，是现代依法治国理念所不齿的！
3.社会秩序的突破能由思想变化来完成吗？——若回答是，用唯物主义观点反驳之。 这个问题要注意导入方式！
本人所言，欢迎讨论！

Ⅳ 辩论赛：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道德

法制与道德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安定元素，那么社会的秩序主要是靠法律来维持，还是主要靠道德来维持呢？就这一主题，在五一期间，我校学子在莲花北村举行了一场主题辩论赛，用辩论这种形式 为社区居民宣传了道德观、法制观。 正方： 社会秩序主要是靠道德来维持 反方： 社会秩序主要是靠法律来维持 正方： 1、社会秩序是指：社会运行过程所表现出的有条不紊的客观状态。2、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以善恶为标准并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俗来维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3、维持是指保护、维护与支持。 首先道德对社会秩序的调整相较法律更广泛，更具持久性。道德深刻反映了人性对价值合理性的追求，并渗透到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农民兄弟，他们无法读懂那些晦涩深奥的法律条文，但他们却靠着祖祖辈辈世代相传道德约束着自己的行为。 其次道德使人自律，修身，行善从而又根本上消除不安定因素维持社会秩序。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而言，培养和树立良好的的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是其正确执法和司法的先决条件，对于公民个人而言，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才能自觉地遵守法律，严格约束自己言行举止，做文明合格公民。 其三，道德教导人向善，法律仅仅起到威慑和惩罚的作用。如何使一个犯罪分子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重新贡献社会，这还需要道德的教化与熏陶。道德促进人的不断自我完善，使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促使人与社会和谐发展。 反方： 对方辩友说法律渗透面小，可我们看到法律在政治、经济、娱乐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保障公民的利益，打击违法犯罪。对方辩友只看到法律惩戒的滞后性，却没有看到它在教育方面的超前性，即法律可以使人们预先估计到他们的行为将会产生的法律后果，且在调整人们的行为时，对受制裁人的影响。对企图违法者的威慑和对一般人行为的示范。 先明确几个定义：法律是由立法机关制定，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之一。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通过社会的或一定阶级的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 首先，法律在维持社会秩序时具有时效性。法律的重要目是预防犯罪，它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使人们在实践中容易把握，是相对稳定的；法律在生效期间是反复适用的，同样情况同样适用，这些性质保证了直接作用于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本身，及时有效地制止违法犯罪，而道德则要通过抽象的间接地作用才能对社会秩序进行维持。实施法律是一种直接的社会调控方式，其调整的过程和结果达到了时间和效果的统一，具有时效性。其次，法律的实施具有强制性，它能保障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它要求国家机关的一切职权根源于法律，并要依法行使；一切政党、组织和公民个人均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根本上保证了公民权利得到切实维护，保证违法犯罪行为被依法追究，从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Ⅵ 辩论赛，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道德，可以提什么问题

比较传统的方向是道德的广泛性和通俗性
前者的问法可以去找违背道德但是不违法的事例去问对方这样做是否破坏了社会秩序。比如见死不救、性滥交等，或者小事诸如等车不排队、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等等，这些都是法律管不到的，但又是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不可或缺的秩序，法律只能针对大是大非，但是社会秩序90%的组成部分是这些事。去年我国刑事犯罪总共有90W人，但是中国有13亿人。可以问这些事例，进而问对方法律能不能管，如果社会秩序的主要组成部分都管不了怎么说主要靠法律。
后者是指其实社会生活中大多数人都不懂法，否则就不会有律师这个职业了。随便找几个法条去问对方。比如说“什么叫要约？合同法规定合同的意思表示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这个答案在合同法第十四条：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这是合同的重要概念，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完全不知道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但是每天都在订立各种各样的合同。比如：白菜多少钱一斤？八毛，要么？便宜点吧。那六毛吧。不能再低了。行，来两斤。这里每一句话都涉及一个合同法概念，但是非法律专业的人都不懂这个概念，那么平时的秩序显然是由道德约束的。所以问几个对方完全不懂但是生活中必要的法律概念，进而追问如果人们都不知道法律是怎么说的，法律怎么约束人的日常生活。

Ⅶ 社会秩序是靠法律维护还是道德辩论材料

容提要：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有限制的道德法律化不但具有相当的可行性，而且可以成为提升我国国民的整体道德水平的有效途径。重大道德义务应当成为我国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关键词：不作为犯罪；重大道德义务；谦抑原则；立法技术

一、概述

不作为犯罪是指行为人负有积极实施某种特定行为的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前提条件是存在特定的作为义务，只有具备特定的作为义务的人才能构成不作为犯罪。所谓特定的作为义务，是指法律要求行为人必须实施一定行为的义务。对于作为义务的来源，学者持不同观点，这些不同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道德义务能否作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我国实践界对此持否定态度，而国外却往往将它作为不作为义务的来源之一，如：《德国刑法典》第323条规定了拒不救助罪：“行为人在发生不幸事故成公共的危险或者紧急危难时，尽管要求和根据状况能够期待他进行救助，特别是不存在显著的自己的危险和不侵害其他重要义务，却不予救助的，处一年以下自由刑或者金钱刑。”《法国刑法典》第225条规定：“任何人能够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侵犯他人人身之重罪或轻罪发生，且这样做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并无危险，而故意放弃采取此种行动的，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另外，意大利、加拿大、美国等也有类似的规定。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只有法律性质的义务才可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单纯的道德义务不能成为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但也有学者认为：“在一般场合下，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处于危险状态，只要不是在场的人的行为所引起的，刑法便不要求它履行排除和采取措施避免危险的义务；但是在特定的场合、关系和条件下，刑法则要求其履行这种义务，在不损害自己较大利益且有能力履行的基础上，它不履行这种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应认为是犯罪的不作为。”（1）笔者较为赞同后一种看法。笔者认为：重大道德义务应作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二、对主要反对观点的评述

目前，尚有许多学者反对将道德义务作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并持不同的理由，笔者列举主要理由并对之加以评述：

1、根据刑法的价值取向和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刑法应当严格贯彻法益侵害说而不是伦理维持说。

在刑法的任务上，理论上存在着法益侵害说与伦理维持说之对立。法益侵害说认为犯罪是严重侵害或威胁法益的行为，刑法的任务在于保护法益免受犯罪的侵害；只有对严重侵害或威胁法益的行为才能运用国家刑罚权，伦理秩序的维持应靠刑法以外的其他社会机制。例如，日本刑法学者平野龙一认为：刑罚是一种重大的痛苦，并非维持社会伦理的适当手段，而且在现代社会中，何种伦理正确只是相对的，将维持社会伦理作为刑法的任务，不仅是对刑法的过分要求，而且容易在刑法的名义下强制他人服从自己的价值观。而伦理维持说则认为犯罪是对社会伦理的严重违反，刑法的任务在于维护社会伦理。刑法是伦理、道德的最低限度， 刑法的目的是维持道义秩序、道德规范。例如，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认为，刑法维持和发展国民的人伦文化秩序即道德秩序；团藤重光也认为，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最小限度的道德规范，必须由法律强制推行，在此限度内，道德规范就归化为法律规范。笔者认为刑法对法益的保护与对社会伦理的维持并非绝对对立的，而是可以相结合并统一起来的：

（1）法益是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利益，而社会伦理秩序可以成为社会利益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经法律规定，便上升为法益。

（2）对法益的侵害行为大部分也是为社会伦理所不能相容的。

（3）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有的并没有直接侵害法益，如赌博罪。它们的设立是基于刑法对社会伦理维护的需要而产生的。

刑法的任务不仅在于保护法益，还在于维持一定的社会伦理秩序。完全否认刑法对一定社会伦理秩序的维持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也忽视了刑法作为一种文化的人文精神。

2、刑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控制手段，我们应该严格贯彻刑法谦抑原则。

刑法谦抑原则强调刑法对人们生活的有限介入，强调刑法的自治，提倡轻刑，是基于防止权力异化和专制而生产的，体现的是刑法的自由价值。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有限的介入并非不介入，刑法追求并体现的价值也并非只有自由价值。从应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法律必须包含并体现着正义与秩序，具体地说，应该体现平等、自由、安全和公共福利，任何一种价值都不能偏废。“如果我们从正义的角度出发，决定承认对自由权利的要求乃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倾向之中的，那么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这种权利看作是一种毫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因此为了社会福利，自由就必须受到某些限制，这就是自由社会的经验。”过分强调自由，便会导致无政府主义，法律生活将会失去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笔者以为：刑法的谦抑主义应该体现“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原则，对最基本的重大的道德伦理秩序的维持，当是其应有之义。同时必须注意的是，刑法的介入面不能太广，否则也会伤害到刑法的自由价值。

3、我国与西方国家国情不同，我国不应该效仿西方国家推行法律道德化。

该观点的持有者认为：“整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所形成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道德体系本身这块土壤是无法使'社会本位'的利他主义思想在其中生根发芽的。但是社会的发展又需社会本位的思想，于是资产阶级只好通过法律来强制推行社会需要的道德。”而“社会主义道德，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社会本位为主，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强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利他思想”。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见危不救的现象，但“与整个社会中'团结互助'的普遍社会风气相比，见危不救的现象只是极少数”，所以我国不必效仿西方推行道德法制化。笔者认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道德刑法化确实是基于推行“社会本位”观念的需要，是弥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种下的道德恶果的补丁；但是见义勇为，救死扶伤不仅仅是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积淀。西方国家的立法目的在于推行道德，而我国立法的目的则在于维持最基本的道德伦理秩序。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受到外来思潮的影响，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又相对滞后，人际关系异化现象严重，自私自利的观念还有进一步扩展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应当“有所为”， “将本来属于道德层次的要求部分的变成法律规范，变成人们的强制义务，这是提高国民精神文明的一种途径。”（2） 法律往往渗透一定的道德，同时又是巩固道德的武器，而道德是法律的重要精神支柱，违反重大道德义务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不断地加大，如果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处罚还只是停留在道德谴责的层面上，是难以遏制这种现象蔓延的。

4、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发达，救助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甚至有时会因救助而使自己反遭诬陷。（3）

当前中国社会没有一套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来保证救助者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甚至救助者反受其害，致使英雄流血又流泪，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基于此，笔者在文中强调，这里的重大（特殊）道德义务并非广泛的道德义务，它之所以重大（特殊）在于它是基础性的，是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法律不强人所难。法律对人们生活介入过多必将招致限制公民自由。只有在某些特定情形（见下文）下人们才必须施行救助义务，并且这种义务的履行不能使实施救助者面临危险。

5、犯罪主体范围及处罚范围难以确定。（4）

这是一个有关立法技术性的问题。笔者认为，虽然有关重大道德义务的限定和主体范围的确认以及处罚范围的规定都比较难以把握，但困难并不应该成为拒绝正义的理由，我们应该迎难而上，努力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该问题，笔者将会在下文中予以详细论述。

三、对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关系的阐述

对于道德义务能否作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的问题之所以存在争论，原因之一恐怕还在于人们对于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关系的迷惑。弄清楚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从一定程度来说是解决上述争议的理论前提。

从社会的观点出发，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以合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延续。道德是人与人价值关系的一个领域、一个层面，它主要是指人的行为对于人伦社会关系的意义，即在人的一切活动中，人的思想感情、言论行动是否符合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定结构、秩序和规则的要求，是否有助于它的合理、稳定和发展。

道德与法律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存在着区别，如康德所言：义务，特别是根据法律立法确定的义务，只能是外在的义务，伦理的立法则相反，它使得内在的行为也成为义务，但是它并不排除外在的东西，因为它拥有一切属于义务性质的东西。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区别在于：法律义务较之道德义务更明确，它是承担法律责任的根据，而道德上的义务则不具有这种功能。另外，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都具有强制性，不同的是法律义务的强制性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强加给公民或法人的，而道德上的义务则是靠广大公民的舆论或道义谴责作为惩罚方式。

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之间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区别，但它们之间却同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道德价值的等级体系中，第一类等级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而法律本质上是一种规范，强调的是秩序，当然也应该体现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法律与道德价值等级体系中的第一类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时代、观念和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法律和道德相交叉的边缘地带总是随之而上下浮动。有时表现为部分道德归化为法律，有时又表现为部分法律回归于道德。因此，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它们联系紧密，犹如一条河流的两个分支。这是一种信仰的两个体系，这种信仰就是“正义”。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与道德上的义务，必须相互弥补才能维系文明社会。
四、对道德入律必要性的阐释

笔者认为，将重大道德义务纳入到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之列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几点：

1、是维护法律尊严，实现刑法功能的需要。维护社会秩序和善良风俗是法律（包括刑法）的重要任务之一。对有损于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的行为，不仅要从道义上加以斥责，更要从法律上给予惩罚。因此，对某些重要的道德义务，有必要将其上升为法律义务。

2、是顺应国际的立法趋势的需要。如文首所述，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作为义务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国外已经有相关的立法例。德国、意大利、法国、奥地利、加拿大、西班牙等国的刑法典中都有关于“见危不救罪”的规定。

3、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将重大道德义务上升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对那些违反重大道德义务的行为施以处罚，更重要则在于促进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道德的形成发展从总体上看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但是道德观念作为社会对个人的制裁力发生作用，同法律一样都是要求人们在合乎规定的形式下行事，不同的只是在对人的制裁力上，道德的强制性要远远小于法律的强制性。因此，将某些道德义务法律化，强制遵守某些道德观念在实践中是可行的。

五、对“重大道德义务”中“重大”之理解

如上文所述，法律不强人所难。法律对人们生活介入过多必将招致限制公民自由。履行救助义务只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存在，对这种“特定情形”的正确限定事关义务主体范围与处罚范围的确认，其意义也就十分昭然了。笔者认为，“重大道德义务”之“重大”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明显符合公序良俗的要求。社会客观上十分需要有人去履行这种道德上的义务，否则就会明显伤害社会道德感。

这是一个原则性的要求。在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公序良俗是一个道德范畴的概念，对其认定及评判所依据的标准可能不一，因而其内容的不确定性成为其重要特征；而罪刑法定又是近现代刑法的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因此，就产生了公序良俗内容的不确定性与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矛盾。但这对矛盾并非是无法调和的：首先，公序良俗的理论已经被纳入到法律的领域中，并且众多的学者都对其含义进行了研究，如日本学者我妻荣先生认为，公序是指国家社会一般的利益，良俗是指社会一般的道德观念。（5）我国的民事立法也已经引入了公序良俗的概念，因此其不确定性特征已经有所改观。在刑事立法中，可以对因公序良俗原则所产生的特定义务的内容加以严格限定，使其具体化。

2、履行义务的必要性。履行义务的必要性是重大道德义务成为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前提条件，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1、特定危险状态的存在，即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处于危险状态之中，否则作为义务无从谈起。所谓特定危险状态，是指行为自身所蕴涵的使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遭受实际损害的一种现实可能性。这种特定的危险状态必须是现实的、可能的、正在发生的。所谓特定的危险状态正在发生，是指危险已经出现而又尚未结束的状态。危险已经出现，是指危险已经对一定的合法权益形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危险尚未结束，是指危险继续威胁着公共安全或者他人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给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安全造成更大损害的状态。

2、危险程度具体的紧迫性。所谓具体的迫切的危险，是指危险状态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的趋势是无疑的，而非可能的、或然的。如果危险状态尚未发生，直接威胁合法权益的事实状态尚未出现，或者危险状态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现实、无法挽回，都无特定义务可言。能使重大道德义务成为不作为义务的来源，危险的程度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紧迫性，而且这种紧迫的程度势必要比其它的义务所要求的危险的紧迫程度强得多。例如有人溺水，生命危在旦夕，有能力救助且无危险而不救助，从而造成溺水人死亡的情况下，不作为人（当然这里又涉及到如何确定主体范围的问题）就应当负刑事责任。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讲的紧迫性是指一个人的生命权或其它重要权利处于即将遭到剥夺的状态。

3、 履行义务的可能性。这是对履行义务主体的要求。义务主体首先必须是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法律不可能要求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去履行其不可能履行的义务。其次必须在当时的情况下有能力去履行该义务，这就要结合当时的具体条件认定。再次，要求只有行为人才能排除危险状态，即主体的特定性。主体可以不限于一个人，可以是数人。但是主体必须具有排他性。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限制行为能力人在其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范围内能否成为该履行义务的主体？譬如，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在其可以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范围之内，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其精神病未发作期间，遇到落水人而不救助致落水人死亡的情况，能不能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虽然上述两种情况下，行为人都具有辨认控制能力，似乎应当成为不作为义务的主体，但鉴于道德义务的特殊性，它对主体的要求特别严格，即使是一个完全健全的人都难以认定在当时的情况下有无可能履行义务，更何况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以从刑法的人本主义出发，以不承担刑事责任为宜。

第二，以什么标准判断行为人在当时的环境下以其能力可以履行义务？是行为人主观上判断，还是从客观的角度，或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角度。笔者认为，应以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来认定。一方面，行为人要认识到自己有能力履行义务，另一方面，在客观上行为人也的确具有履行义务的能力。仅仅是行为人确实具有救助的能力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认识到确有能力救助，否则也不应该承担义务。

4、 履行义务人或者第三人履行重大道德义务没有显著危险且不违反其它重要义务。这里的“没有显著危险”是指通过社会上一般人的评价。实施重大道德义务所要求的行为不会使行为人自身或者第三人置于危险境地，或者造成显著伤害。“其它重要义务”是指对行为人而言不能违背或即使违背也不可能造成行为人重伤、死亡或其它重大合法权益损失的危险的义务。这里牵涉到法益衡量的问题，能不能牺牲一个人的健康或生命去救助其他人的生命，能不能牺牲一个人的重要义务去救助其他人的生命？如何衡量这些利益价值的大小？“法律不强人所难”的刑法格言的含义是法律不能命令人们实施不可能实施的行为，也不能禁止人们实施不可避免的行为。如果履行义务对行为人而言有重大显著危险或者违反其它重要义务，那么对行为人而言该履行义务的行为就是对行为人而言不可能实施的行为。这也是期待可能性理论所要求的。期待可能性理论要求如果根据当时的具体环境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就不能认为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罪过，因而不能令他承担刑事责任。

5、 未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里所说的后果通常是指重伤、死亡后果或造成国家、集体财产特别严重的后果。轻伤后果或一般的财产损失不能达到令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程度。重大道德义务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必须要求违反这种义务的不作为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结果。

将重要道德义务法律化不仅是当今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宏观体制的客观需求。但将道德上的义务转化为法律上的义务必须设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是法律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合力。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势必造成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的混淆。同时，准确、及时地“引德入法”对立法技术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人们去时刻关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启发人们去洞察法律的追求和道德的真谛，昭示人们明悉公平正义的来之不易。

参考文献：
（1）马克昌著：《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范忠信：《国民冷漠、怠责与怯懦的法律治疗》，载《中国法学》，1997第4期。
（3）李健、任成玺：《道德义务不应成为我国不作为犯罪中作为义务的来源》，载《刑事法学》，2002年第4期，第12页。
（4）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5）赵万一：《契约自由与公序良俗》，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1期。

Ⅷ 维护社会秩序主要靠法律还是道德 辩论问题

社会秩序、道德、法律三者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关系，三者都重要，因为：专
社会秩序属是基础，无秩序也就法谈论道德与法律；
道德是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道德能促进社会秩序的和谐；违反道德，不一定违反法律；道德所约束的范围比法律更广阔，但不具备法律的特征；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是违反社会秩序与道德达到违法标准时的一道救济保障；
同样，社会秩序、道德、法律可以表达为秩序、正义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秩序是基础；
正义是价值追求；
自由是最高追求。

Ⅸ 急！！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还是道德的二三辩问题

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的提问：

1、道德教化的还是那些有良心的人，可是对那些没良心的恶棍怎么办呢？

2、“法律”不等于“法制”，“法律制度”也不等于“法律治理”。法律当然不等于道德。请问对方同学，一个社会风气差的社会是一个秩序社会吗？

3、一个人今天作奉公守法，究竟是怕法律惩治你呢，还是出于你内心约束呢？

4、只有法律才能够保护有道德的人，请问当有人破坏社会秩序的时候，你的道德如何来惩戒恶行呢？

5、如果没有香港人奉公守法的道德观念，《基本法》又如何切实落行呢？

(9)社会秩序的维护靠道德扩展阅读：

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的论据：

1、法律和道德各司其职，日月同辉、道德分善恶，辨美丑，告诉人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法律定规则划界限，更告诉人们如何去做。我们热爱道德，崇尚道德。讲道德可以改善民风、民情，影响社会风尚。但要维系社会秩序主要还是靠法律。可以说，道德与社会风尚息息相关，而法律与社会秩序唇齿相依。

2、法律作为他律和自律的统一，法律的作用是最为一种行为标准和尺度，既有判断、衡量人们的行为的作用。法不仅具有判断行为合法与否的作用，而且由于法是建立在道德、理性之上的，所以也能衡量人们的行为是善良的，正确的还是邪恶的、错误的。发通过这种评价，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是非标准，从而达到指引人们行为的效果。

Ⅹ 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是靠道德还是法律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0)社会秩序的维护靠道德扩展阅读：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与道德之关系，只是法律之性质问题的一个方面。此外，对法律之性质的看法，蕴含于所有对法律发展的解释之中。当今关于法律之性质的讨论，即将被关于法律之目的或目标的考虑所取代。同样，以往关于法律和道德的讨论，即将被并入关于法律在整个社会控制过程中的地位这一更广泛的考虑之中。

有关法律史的解释，争论也不再以那种假设为基础，即存在某种单一的理念，凭此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解释所有关于法律和法律史的现象。但19世纪的讨论绝未因此而丧失其重要性。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已有的法律材料和法学工具，惟有批判地研究昨日的法学思想，才能把握那些材料及其潜在价值，以及那些工具的潜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