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商鞅

❶ 论述题：商鞅强调的法制与我们现在说的法治有什么区别

法制是法律制度，是没有法律制度，由礼治到法治的开始，开始建立法律制度的。
现在的法治，是依法治国的法治。就是什么事就能按法律来办事。

❷ 商鞅的法治思想有哪些

商鞅的“法治”思想主要有：
1.“定分”、“立禁”体现的权利保护思想.他认识到“定分”与“止争”的关系.他指出：“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由名分未定.夫卖兔着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他所说的“名分已定”,显然是指归属已定,即所有权已经明确.他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最初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法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已经看到法律产生与权利保护的关系,“初步接触到了国家与法律是适应保护私有制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一唯物主义的命题.”
2.“缘法而治”的法律工具论.商鞅以重法著称,他极力主张以“法”代“礼”,反复告诫国君“不可须臾忘于法”.他认为,法之重要,是因为它有“定分止争”和“兴功禁暴”的作用.“缘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张,最早由商鞅在秦国实施.商鞅在变法时,改“法”为“律”,并不是简单的名称改变,它体现了商鞅对法律的公开性和普遍性的重视.因为“法主要是强调的是内容方面的公平与公正；而律则侧重于法律规范在适用上的普遍性和统一性”
3.“刑无等级”、“不赦不宥”的法律适用平等思想.商鞅指出：“法者,国之权衡也.”他将法律看作是称轻重的权衡,量长短的尺度,判断是非功过和行使奖罚的公平标准.他反对“刑不上大夫”的旧传统,否定贵族的特权,主张法律的统一性和平等性.强调在行赏施罚时要做到“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他在关于法律面前贵贱平等的观点,表述得很明确.
在商鞅的“法治”思想中,还有“以刑去刑”的思想.这历来被认为是他为实行重刑而寻找的根据,因此是虚伪的借口.但是,“以刑去刑”的思想已反映出商鞅认识到法律被普遍、自觉地遵守的重要性.他从用刑的目的是“无刑”、“去刑”的角度去说明“重刑”的合理性、正当性,这说明他已初步接触到刑罚公子价值的议题.
商鞅在许多方面预见了主权理论,而主权理论在西方哲学里是从16世纪起才流行起来的.

❸ 商鞅推崇依法治国，为何他却知法犯法

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因为采取商鞅变法而逐渐强大起来，后为秦国统一中华奠定了强大的基础。但是因为商鞅包庇太子的犯罪，而惩罚了太子的连个老师，因为没有对症下药，以至于日后自了苦果。

一、王子犯法，应当与庶民同罪。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强大，可以问鼎中原，纷纷招纳贤士进行变法。其中秦国采取了商鞅变法取得了成功，一度使秦成为当时的秦国。众所周知，商鞅推崇法家学术，主张依法救国，也是因为如此，所在秦国，刑法特别的严重。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当初若是商鞅就地正法，给太子一个下马威，而不是让他人替太子顶罪的话，说不定就不会有车裂的下场，自己家人也不会因此受到牵连。

❹ 商鞅是不是想建设一个法治的秦国社会

商鞅是战国时期的法家，法家的理想就是用法治来治理国，

❺ 论述商鞅法律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

一、“定分”“立禁”法律起源论体现的权利保护思想

商鞅认识到“定分”与“止争”‘的关系。他指出“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免可分以为百，由名分未定。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他所说的“名分已定”，显然是指归属已定，即所有权已经明确。他在“定分”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律起源和国家专政体制建立的观点。他说：“……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宫。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商鞅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最初并没有国家和法律，法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上世、中世、下世三个阶段，并将这三个阶段描述为“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尚）贤而说（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他认为，社会发展到“下世”阶段，出现了“以强胜弱，以众暴寡”的混乱纷争局面，于是“圣人”为了定“分”止“乱”，而确定土地、货财所有权和男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权利确定后，不形成制度不能维护，于是便制定了各种禁令（即法律）；禁令制定后，没有专人执掌不行，于是设置了官吏；官吏设置后，不统一控制不行，于是又设立君主实行统辖。商鞅已经看到法律产生与权利保护的关系，“初步接触到了国家与法律是适应保护私有制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一唯物主义的命题。”①同时也看到了法律与国家政权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在研究商鞅的“法治”’思想时，对其提出的“定分”、“立禁”‘的法律起源论，还应当从另一个视角进行考察，分析“定分”所包含的“权利保护”思想。近现代社会法治的一个特征是权利与权力合理配置。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也就是“权力本位”）是划分“法治”与“人治”的其中一个标志。②在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中，权利意识是极为贫乏的。在当时“义务本位”和“权力本位”思想非常盛行的情况下，商鞅能从“权利保护”分析入手，提出法律起源的观点。这在认识论和法律思想史上都是难能可贵的贡献。因此，我们不应简单地认为商鞅提出“定分”、“立禁”主张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财产私有制，从而否定其法律起源论中包含“权利保护”思想的进步性和合理性。

二、“缘法而治”的法律工具论

商鞅以重法著称，他极力主张以“法”代“礼”，反复告诫国君“不可以须臾忘于法”。他认为，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有“定分止争”和“兴功禁暴”的作用。“缘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张，最早由商鞅在秦国付诸实施。他认为：“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商鞅主张“法治”，是以“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为主要理论根据的。他多次提到：“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商鞅为了推行其“法治”的主张，对儒家所倡导的“礼治”学说进行批判，指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为了防止儒家的“礼治”、“德治”思想对推行“法治”造成不良影响，商鞅提出“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主张。商鞅认为要实行“任法而治”，首先必须让百姓知法守法，因此主张要布法于众。他反复谈到：“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行法，令明白易知”。商鞅在实行变法时，改“法”为“律”，并不是简单的名称改变，它其实体现了商鞅对法律的公开性和普遍性的重视。因为“法”和“律”两字虽然均有强制性规范的含义，但意义不尽相同。“法主要强调的是内容方面的公平与公正；而律则侧重于法律规范在适用上的普遍性和统一性。”③我们应当注意到，商鞅所主张的“缘法而治”、“任法而治”思想与近现代意义的法治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商鞅的“法治”思想是以承认并极力维护君主专制权力为前提的。他主张，“权者，君之所独制”，“权制独断于君则威”，认为统治的大权必须统揽于君主，只有君主才是治国的主体。因此，必须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君尊则令行”；君主必须“操权一正”并“专其柄”，才能确保君主专制政体的巩固。在商鞅看来，法律并不是最主要、最权威的治国方法，而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就这点而言，商鞅所倡导的“法治”与儒家主张的“礼治”、“德治”并无本质区别，其只能算是“人治底下的法治”。当然，我们不应苛求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君主专制年代的商鞅能够象近现代的政治家、法学家那样，提出以“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体制为基础的法治思想。在当时君权思想极为盛行的社会环境下，君主的地位、权威是不可怀疑、不可挑战的。商鞅要推行其“法治”思想，实行变法，必须以得到君主的认可与支持为前提。如果他敢于挑战君主的统治地位和绝对权威，则即使是象秦孝公那样开明的君主，也会让他人头落地。此外，一种理论的提出，如果完全脱离实际，为时代所无法接受，那么这种理论再“先进”，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所以我们在看待商鞅的“缘法而治”、“专任法治”的思想时，应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应简单地以商鞅的“法治”理论与近现代的法治理论存在质的区别，而抹杀其历史进步性；或者忽略商鞅提出的“缘法而治”与当前我国所提倡的依法治国的本质区别，进而得出在中国古代已经存在近现代意义的法治传统的错误结论。

❻ 法治中国的路上谁是商鞅

笔者认为，观察中国古代历史的两次重大改革，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其成败之内论，并非在于商鞅容亦或是王安石的变革能力，而在乎于当代君主，秦孝公与宋神宗对变法的决心坚定与否。如若君主能堪其人，一心兴强国富民之变更，则虽无商鞅，法亦可变，国亦可强！！

❼ 商鞅的法是什么

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卫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建立县制、实行统一度量和废除旧贵族世袭特权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时代背景】
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时间：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秦国在战国初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山东齐、楚、燕、赵、魏、韩这六个大国。其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比山东各国晚了很久。如鲁国“初税亩”是在公元前594年，秦国的“初租禾”是在公元前408年，落后186年。可是这时，秦国已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这不仅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过程，而且还引起社会秩序的变动。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下令废除人殉的恶习。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随着新兴军功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商鞅变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这种社会变革、变法运动体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
①形成两大对立的阶级。春秋以来，由于铁器和牛耕的推广使用，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一些奴隶主将新开垦的田地变成私产出租，这样出现了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
②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为废除旧贵族世卿世禄的特权，确立封建统治，发展封建经济，各国相继掀起了变法运动。
③各国争霸的需要。当时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在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各国竞相进行了富国强兵的改革。
④为了增强秦国实力，秦孝公引进人才，变法图强。于是商鞅被重用。
【酝酿变法】
舌战群儒
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在秦国国内进行变法，又害怕国人议论纷纷，所以犹豫不决。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
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商鞅变法，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语出《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立木为信
商鞅变法的法令已经准备就绪，但没有公布。他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
告示：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两黄金。百姓们感到奇怪，没有人敢来搬动。商鞅又出示布告说：“有能搬动的给他五十两黄金（古时的“金”实际为黄铜）。”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两黄金（黄铜）。
【变法经过】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秦国就此展开发展和发达的最巅峰时期，而后来的五代十国又一次拉开了序幕!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实行变法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河西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卫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被处车裂
商君之法较为严厉，设连坐，为战时之法。其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尤其是军功爵制度，造成秦国贵族多怨。秦国公族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马上当皇上，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商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
【目的作用】
目的：富国强兵 意义：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 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封建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
军事上：奖励军功，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为秦的下一步的战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总的意义：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改革运动，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变法的局限性：
1、商鞅变法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商鞅制定的法律非常严苛，如百姓在路边倒垃圾，就要被砍去双手。
2、商鞅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特别是连坐法，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
3、商鞅变法也并未与旧的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例如，变法条文中明文规定按爵位等级占有数额不同的田宅和奴隶，公开承认占有奴隶的合法性。
4、重农抑商政策，刚开始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但到后来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5、燔诗书而明法令，牵制了人们的思维，是一种文化专制，抑制了创新意识。
【经济措施】
商鞅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主要内容如下：

废井田开阡陌
商鞅在经济上推行的重大举措是“废井田、开阡陌”。《史记》记载：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废止“田里不粥废井田 开阡陌（“粥”同“鬻”，音yù）”的原则。所谓“阡陌”，指“井田”中间灌溉的水渠以及与之相应的纵横道路，纵者称“阡”，横者称“陌”。“封疆”就是奴隶主贵族受封井田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法令规定，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此后秦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他国土地等，但后来又陆续转向私有。依法律形式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这样就破坏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商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商鞅还招募无地农民到秦国开荒。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
商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
1.农业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2.国家通过稳定的土地税保证财政收入。
3.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
4.工商业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从而造成种种社会问题。
5.商品经济不发达，不如经营土地有保障。
统一度量衡
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商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今传世之“商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从“商鞅量”中得知，商鞅规定的1标准尺约合今0.23公尺，1标准升约合今0.2公升。由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商鞅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
度量衡的统一的意义
第一、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第二、对赋税制和俸禄制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三、有利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
第四、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的基础。
【政治措施】
商鞅对政治的改革是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推行郡县制为重点。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远超过李悝和吴起。主要内容如下：
奖励·实行
立木为信商鞅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以奖励军功而禁止私斗。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宗室非有的军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即“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 就是说有功劳的贵族子弟，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也不得铺张。
制定军功爵制的作法，意味着商鞅彻底废除了旧世卿世禄制，今后将根据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军功爵制发展为后来著名的二十级爵：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第十九级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据《汉书》记载：“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 也就说明了奖励的做法：将卒在战争中斩敌人首级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
而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目的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严惩私斗的作法是：为私斗者，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使得军工地主势力发展起来，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维护新兴地主势力，使得秦国军事力量发展起来，从“夷狄遇之”到“虎狼之国”。由于推崇战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落后的局面。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被动局面，提高了秦国的地位。秦国还用武力逐步占有了土地肥沃、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巴蜀地区和盛产牛马的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奠定了秦统一的物质基础。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治国策略
《史记》记载，秦国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该规定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因而，招致了他们的怨恨。《史记》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
改革制度
秦国的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地点处。商鞅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管理广大居民，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轻罪用重刑。将魏国李悝的《法经》颁布实行，还增加了连坐法。主要内容是：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按照编制，登记并编入户籍，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与后代的保甲制度相同。商鞅同时规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也要连坐牢。
推行县制
商鞅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改革是“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 （也有史书认为是41县或36个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商鞅通过县的设置，把领主对领邑内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该措施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
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郡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
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商鞅的该措施是为了排除复古思想的干扰，符合法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秦国的统治。然而，商鞅开创的“燔诗书”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
【社会风俗】
商鞅强制推行一夫一妻小家庭政策；禁止父子及成年兄弟同居一室；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等。
【变法结果】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封建经济得到了发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失去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商鞅有口难辩，只得逃亡。最后，商鞅在秦军追捕中毙命，只落得个“车裂”的下场。但变法得以继续实行下去。
【变法影响】
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一次成功的变革记为新发，他让秦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为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且确定了法治的思想。
商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居上，变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他进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扩大了亩制，重农抑商，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鼓励垦荒，这就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他普遍推行了县制，制定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他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他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并且“燔《诗》《书》而明法令”，使变法令得以贯彻执行。由于这一切，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此后秦统一全中国的基础。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篇》）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封建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军事上，奖励军功，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封建国家，为秦的下一步的战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对此后秦国以及秦代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累积而成。《秦律》也多处讲到连坐法，例如户籍登记有隐匿或不实，不但乡官要受罚，同“伍”的也要每户罚一盾，“皆迁之”（即罚戍边）。《秦律》也把镇压“盗贼”放在首要地位，并对轻罪用重刑。例如盗取一钱到二百二十钱的要“迁之”，盗取二百二十钱以上和六百六十钱以上要分别罚作刑徒，盗牛者要罚作刑徒，盗羊或猪的也有相当的惩处，甚至偷采别人桑叶不满一钱的也要“赀徭三旬”（即罚处徭役三十天）。对五人以上的“群盗”则追捕处罚更严。同时《秦律》还有许多对各种逃亡者追捕处罚的规定。

❽ 商鞅变法和依法治国有什么不同

战国时期法家著名人物商鞅在秦国进行了两次政治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此次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改革，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为后来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此次变法有三个重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首先是徙木立信。商鞅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示：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斤黄金。有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斤黄金，以表明说到做到。接着商鞅下令变法，新法很快在全国推行。毛泽东早年在评论“徙木立信”这段故事时指出移动一根木头并非难事，关键是以此而树立的千金难买的诚信，这也说明立法重点在于取信于民。
其次是一视同仁。在变法的过程中，遭到了较大的反对，太子的老师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立法只是针对平民百姓，对于贵族的约束力不足，认为要按照周礼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对于法令没有遵行，最后都被商鞅依法进行处罚，秦孝公对此采取了支持的态度。
最后是坚持变法。商鞅在变法过程中得罪了权贵，包括太子在内的权贵多对商鞅有不满，商鞅也因作法自毙而遭到五马分尸，但秦惠王和他的子孙都继续实行新法最终奠定了秦灭六国的强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