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legge道德经

① 请推荐比较好的《道德经》英译版本

THE TAO TEH KING,
OR THE TAO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by Lao-Tse
translated by James Legge

② 商鞅变法其改革措施是如何对应解决这一矛盾的

商鞅变法个除了秦国原来的一些旧的政治弊端，促进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的极大发展，但是也损害了一些嗯，大就是一些皇族的亲属的利益，造成了最终牺牲商鞅解决这个问题

③ 50分悬赏三部老子英译本书名及作者

1.韩禄伯：《老子德道经》，纽约：1989年版。
2．陈爱琳(Ellen M．Chen)：《道德经新译新注》，纽约：1989年版。
3．韦利(Arthur Waley)：《道及其威力》，伦敦：1934年版；纽约：1958年重印。
4．林保罗(Paul J．Lin)：《老子〈道德经〉及王弼注译本》，安阿伯：1977年版。
5．里雅格(James Legge)：《道家的经典：道德经》，牛津：1891年版；纽约：1959年重印；德里：1966年《东方圣书》丛书版。
6．刘殿爵(D．C．Lau)：《中国经典：道德经》，1963年初版；香港：1982年版。(按：1963年版出版于英格兰。)
7．陈荣捷：《老子之道》，印第安那不勒斯及纽约：1963年版。

④ 道德经的英文翻译法及版本有哪些

至少100多种吧。《道德经在英语世界与文本行旅》

⑤ 辜鸿铭的主要成就

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事迹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英文专著
1．PapersfromaViceroy'sYamen:.封面上有赵凤昌亲笔手书的中文书名《尊王篇》。该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史稿》本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2．ETnunc，reges，intelligite!TheMoralCauseoftheRussia-Japanese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1906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3．（《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是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4．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
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ChinaDailyNews）、《日本邮报》（JapanWeeklyMail）、《北京日报》（BeijingDaily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ReviewoftheFarEast）、《华北正报》（NorthChinaStandard）、《泰晤士报》（TheTimes）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
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论文集VoxClamantis（《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
翻译作品
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中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
到了近代，翻译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JamesLegge）。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在王韬的协助下，他把中国“十三经”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统称为《中国经典》（TheChinese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至今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标准译本。但由于英汉两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虽较之以前的译著相对准确，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
辜鸿铭早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1898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论语》（:ANewSpecialTranslation，），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著《中庸》（），后来他又翻译了《大学》（HigherEcation），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发行。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方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
辜鸿铭再现原作风格的努力还体现在以诗译诗，即把《论语》、《中庸》等中出现的诗歌片段同样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译得颇为成功。
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辜鸿铭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鸿铭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
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
辜鸿铭译经最大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对于辜鸿铭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著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鸿铭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
不管人们对辜鸿铭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但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鸿铭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辜鸿铭学贯中西。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语讲演《春秋大义》，不但要售票，而且票价要高于“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戏票价格为一元二角，而辜鸿铭的讲演票则开价两元，却还很叫座。足见他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鸿铭的装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回国之后，乃至当幕僚期间都是西装革履，后来便是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而且进入民国之后，他也衣冠不异昔时。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知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 辜鸿铭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国文字，尤其擅长英文写作，被孙中山、林语堂推为中国第一。
1915年，辜鸿铭在北京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SpiritofChinesePeople）一书，汉语题名“春秋大义”。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全书系由作者1914年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国文化的歧视，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broadandsimple）”，此外还有“灵敏（delicacy）”。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gentle，温文尔雅），“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种心灵的生活”，因此，“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这个“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民族，对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学技术当然是没有兴趣的。辜鸿铭以此回应和解释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套话：“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他形象地说：“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在辜鸿铭看来，不屑于精确的中国人，其“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有机地融为一体，达到了“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这就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他引用“最具中国味道的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长诗《丁登寺》，展现出中国人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而产生的那种“安详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这种心灵状态和精神境界，赋予了中国人那种“难以言状的温良”。
“真正的中国人”的温良，在“真正的中国妇女”或“理想妇女”身上得到了尤为充分、完满的体现。中国男人的“温文尔雅”，在中国妇女那儿变成了“神圣的、奇特的温柔”。辜鸿铭承认，在其它国家和民族的理想妇女身上也存在着这种温柔，比如基督教的圣母马利亚，但是与中国的观音菩萨相比，中国的理想女性要在“轻松快活而又殷勤有礼”方面更胜一筹。他认为《诗经》中的《关雎》一诗描绘出了中国理想女性的三个本质特征，即“悠闲恬静之爱，羞涩或腼腆以及‘debonair’一词所表达的那种无法言状的优雅和妩媚，最后是纯洁或贞洁”。谈及中国女性，中国人纳妾的问题自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辜鸿铭将这种现象的“合理存在”归因于中国妇女的“无我教”，或曰“淑女或贤妻之道”：“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无我，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这显然是一种狡辩，不过这种狡辩也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中国妇女幽美而贤淑的理想形象。
中国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会具有上述精神特征？辜鸿铭认为，这是中国的“良民宗教”长期教化的结果。所谓“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华”是义与礼，“特别是礼，更为中国文明的精髓”。辜鸿铭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宗教教义之不同：“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个好人’，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基督教叫人‘爱人’，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他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当时欧洲陷于“一战”炮火的残酷现实，指出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正在于不讲礼义而崇信强权。因此，他要把中国人礼义并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给欧洲，以制止这场世界大战，“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并为战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钥匙”。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这正是《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所标举的“春秋大义”之所在。
历史的发展证明，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并没有产生“乱臣贼子惧”的实际效果，他对中国“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显然是过于自信了。不过，在“一战”前后的欧洲，特别是德国，由于人们身受战争苦难，对于自身文明的价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绝望，而对和平安宁的东方产生了某种朦胧的欣羡，辜鸿铭其人其书就成了他们心目中“希望的使者”。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在这股“辜鸿铭热”的推动下，欧洲人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了解有所加深，辜鸿铭笔下遵奉良民宗教、社会有条不紊的中国与温文尔雅的中国男人、幽美贤淑的中国女人的形象也广为人们所熟知，乃至成为身陷战乱之中的欧洲人心向往之的一个乌托邦。真实与否姑且不论，辜鸿铭所阐发的“中国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义”，在中国人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历程中，无疑写下了独特而醒目的一笔。

⑥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是怎样变化的，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作答

孔子思想在西方流传至少已有300年的历史。他一生从事传道、授业、解惑，被中国人尊称“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孔子学说被介绍到西方后，孔子就与希腊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享有盛名。他和莎士比亚一样，相信和谐、等级、社会秩序和奉行爱国主义。绝大部分西方人对孔子尊敬有加。德国柏林得月园的人口处，矗立着两米多高的大理石孔子塑像。塑像花岗石基座上刻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孔子名言。德国人把孔子和康德共同尊为教育学的奠基人。德国前总统约翰内斯劳说：中国的先哲孔子在德国广为人知。他的至理名言至今依然能给人们深刻的启迪。这位古代东方哲人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伟大哲学家辈出的国度的公共场所本身，就说明了孔子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西方，孔子也备受推崇。西方出版的“100个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中，排名第五的是孔子，美国人还尊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1993年，一位名叫莫格（WilliamReesMogg）的学者在汉堡发现了一本1691年出版的《论语》英译文。这大概是仅有的一本最早的孔子著作英译本。这个英译本是从法译本转移过来的。法译本又是从拉丁文译本转译过来的。该书的前言中说：“这位哲学家（孔子）的道德是无限辉煌的。”最早把儒学介绍给西方人的是明清时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这些传教士把“孔夫子”译成拉丁文“Confucius”。这个词在西方一直沿用至今。一位名叫利玛窦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27年，是他将《论语》翻译成了拉丁文，并于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以后才转译成其他文字在西方流传。由此可见，孔子思想在西方流传至少已有300年的历史。这些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教，但是到了中国以后，他们为儒家思想所吸引，花费了大量心血向西方世界翻译介绍儒家思想。理雅各（JamesLegge）就是典型的一例。他穷几十年之心血翻译四书五经。孔子的学说被介绍到西方后，孔子就与希腊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享有盛名。莫格称孔子是“伟大文明奠基者”，他为此写了《他说的仍在实行》一文，文中感叹道：“孔子的教诲属于全人类。他和莎士比亚一样，都有着实用主义哲学：相信和谐、等级、社会秩序和奉行爱国主义。”当罗马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时候，他们震惊了，因为耶稣也曾说过：“你们想让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但是，耶稣比孔子要晚整整5个世纪！正因为如此，西方人对孔子更是尊敬有加。在整个西方，孔子也备受推崇。西方出版的“100个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中，排名第五的是孔子。所谓中国人，是我们的骄傲和财富。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汉族，东周时期鲁国陬邑（今中国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地区又被称为儒家文化圈。（来自网络）

⑦ 西方政治思想中有没有类似于中国道家思想的理论

西方接受道家要比儒家晚得多，然而却热烈得多。十七、十八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把备受其推崇的儒家学说引入欧洲，儒家学说在启蒙运动思想家中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时，道、释两家丝毫不受关注。耶稣会传教士深受与其交往的中国学者的影响，对儒家作为道德学说获得了深刻印象。道家则恰好相反，尤其它的宗教形式道教在他们看来不外是一种秘术。尽管如此，最早将《道德经》译成欧洲语言的还是耶稣会士。《道德经》译成拉丁文后未付梓印刷，于1788年作为给皇家学会的礼物送到伦敦（Legge，页115起）。译文将“道”译成“理”，意为神的最高理性。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出现了第一次大量翻译老子的浪潮，译者有查尔姆斯（John Chalmers/英文，1868），普兰科纳（Reinhold v．Planckner/德文，1870），施特劳斯（Victor v．Strauβ/德文，1870），巴尔弗（F．H．Balfour/英文，1884），阿尔莱（C．deHarlez/法文，1891），理雅各（James Legge/英文，1891），卡鲁斯（Paul Carus/英文，1898），科勒尔（Joseph Kohler/德文，1908），翟理斯（Lionel Giles/英文，1909），格利尔（Julius Grill/德文，1910）和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德文，1911）。道家接受在这个时期值得一提的是：格利尔与理雅各之间关于文献真伪及历史上老子是否确有其人的争论。格利尔对两者均表怀疑，理雅各则援引司马迁（公元前145一约90年）在《史记》中对老子生平已有记载而加以肯定。这个时期还出版了最早的《庄子》译本。德国第一位汉学语言学家噶波伦茨（Georg v．d．Gabelentz）关于《庄子》语言的研究（1888年）开了研究道家经典的先河。接着翟理斯的《庄子》英译本于1889年问世，1891年，理雅各的《庄子》英译稿同《道德经》英译稿一起发表在米勒（Max Müller）主编的系列丛书《东方圣典》中。在德语地区影响较大的要数布贝尔（Martin Buber）根据翠理斯英译本修订汇编并于1910年出版的德文版《庄子》。布氏写了一篇寓意深远的跋。卫礼贤的节译本出版于1912年。
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人韦伯（Max Weber）在本世纪初即把“世界丧失魅力”和“目的理性”主宰一切看成是我们时代的特征（韦泊还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和宗教的第一人。他在比较宗教社会学巨著《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关于儒家和道家的研究今天在中国受到高度重视。该书首版于1915年，1920年增订再版），世界丧失魅力导致本世纪日益脱离宗教维系、放弃宗教取向——至少基督教是如此。然而，这似乎又是重新引起对宗教兴趣的主要原因。事实表明，人们对宗教经验和以象征手法解释世界的要求并未中止，尽管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世俗化，或许这正是其未中止的原因。在经历了时髦的无神论后，宗教需求甚至以新的威力再现。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西方的宗教与传统结构的维系太紧，它的象征，它的人格化的神的形象以及对信仰的强调，在启蒙开化并崇尚实际的世界里难以推广。于是，为生活意义寻找宗教答案的努力便很快延伸到世界上其它地区和其它宗教。科克斯（Harvey Cox）扼要地指出这一关联：“这里上帝已死，东方将会对西方精神产生魅力。”（Cox引Schenkel 页430）

⑧ 老子《道德经》中是怎样批判人性的

论述的时候，分别考察，楚简本（“楚简老子”）、帛书老子甲本（“帛书老子甲本”）、帛书老子乙本（“帛书老子乙本”）、和通行本（“道德经全文”）。
这四个本子，从网上，按照引号里的关键字，可以搜到，并能下载，我下载到的，也就是主要用于比较的是，是台湾人做的，pdf文件。
我还有一个英文版，译者是James Legge。

我把"道德经"，称之为，"德道论"，本文题目，还是称为"道德经"。

这几个本子，我的总结如下：
1. 楚简本，德道论的雏形，用了当时楚国的文字，是一个官方版本，主要是“道论”。
2. 帛书老子甲本，德道论的成型。
3. 帛书老子乙本，德道论的民间版本。
4. 通行本，把德道论的成型，德篇放在后，道篇放在前，成为道德论，后称为“道德经”。

我认为，整个德道论，有三个阶段：
1. 楚简本阶段，是一个政论的本子，主要在官方流传，主要讲“道论”，其主要观点如下：
1）阶级论
2）民性论
3) 人性论
2. 德论阶段，加入了“德论”，我认为，原因有二：
1) 道论里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2）受到了流行的“礼学”的冲击
3. “道论”的丰富阶段，主要是，加入了，"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1) 其中的“道”，对应于德道论雏形阶段的“道”。
2) 其中的“名”，既对应德道论雏形阶段的“名”，也是受到流行的“礼学”/“名学”冲击的结果。

我认为，楚简本已经在社会上流传，流传到了楚地，用了楚国当时的文字而已。楚简本，是“德道论”的雏形，更是“道德论”的雏形，楚简本，包含了德道论的初始内容。

后来流传的“道德经”，我认为：
1) 保留了道德经雏形的时候的顺序
2) 抹杀了道德经发展的顺序
结果1)，我认为，可以理解。
结果2)，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德道论是几个人的合作本子，并且一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流传的结果，变成了“道德经”，变成了一种教，原来的样子，不是这个样子，既不是一种教，也没有一个神（作者）。

还有一个最最戏剧的结果，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结果很感兴趣。步骤如下：
1）找一个人，读帛书老子乙本。（我没有试过，只是自己尝试读）
2) 看帛书老子甲本
3) 体会一下来自古代的声音

⑨ 传教士产生了什么影响

考察20世纪西方汉学的起点，必须谈到清末传教士在这方面的活动。同时研究在华传教事业也不能忽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一定的意义上，传教士不仅在华传播西学，而且向西方介绍中国和中学，在中国和西方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一、晚清传教士的中国研究
近代西方最初是通过传教士来了解中国的。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国和西方的著作中已经有了充分的研究。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
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会一再落在传教士们的肩头。这事实上是和西方特定的社会结构相联系的。中世纪以来的教会一直是欧洲学术文化的中心。教会建立和控制
各种学校，一直到近代都是欧洲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教育和宗教、科学和宗教经常在同一个机构中成长和发展、冲突和斗争。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这种情况仍然部
分地保留下来。美国直到19世纪末，大部分大学都是由教会创办的。可见教会与教育学术关系之密切了。法国学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
）评论利玛窦等的活动时说“这种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彻底地了解中国以便更好地使它归化，而同时还有一种完全是科学方面的目的，这就是推动更透彻地认识中
国，这并不是为了有益于中国，而是使欧洲受益。”⑴欧洲彻底地认识中国是否也对中国有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至少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传教士充当了
汉学研究的先驱，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有到中国的传教士可以担当起这个历史的任务。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19世纪开始，随着
欧洲和北美工商业的发展，通商贸易、殖民扩张成为当时世界的潮流，更多的传教士梯山航海赴东洋。中国再度成为传教士写作的主题。如果说明清之际传教士关于
中国的研究著作还能数得过来的话， 那么晚清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著述已经多得不计其数了。 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统计了1867年在华的338名传教士的出版物，其中仅以中文发表的就有787种⑵。传教士成为多产的写作者，
担当了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文化的角色。毫无疑问，早期传教士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有许多不利的条件。第一，起初，他们大多数人对中国的语言文字所知不
多，其中有一些例外，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被称为当时欧洲最通晓中文的人材。
理雅各（JamesLegge）“深通中国文字”；郭士立（Charles
Gutzaff）擅长中文且能讲官话和几种方言。但是学好中文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时人称他们用中文写的东西“词义不可甚晓”。马礼逊自己承认中文知识
有限。在这种条件下要完全理解中文资料显然是有困难的。第二，他们是外国人，是在基督教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要洞察有几千年历史、包含了儒佛道多种因
子的中国文化的精妙之处是不容易的。第三，他们是在资本主义文化蒸蒸日上的时代来到中国的，心理上强烈的优越感，使他们在观察东方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某
种程度的偏见，把一孔之见夸张为普遍结论。但是，作为冷眼旁观的外来人，他们的研究也有显然的优势

⑩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用英文怎么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有几种经典的翻译：

1.理雅各James Legge的经典翻译：

For life or for death, however separated,

To our wives we pleadged our word.

We held their hands;---

We are to grow old together with them.

2.Bernhard Karlgren的翻译：

In death or life (we are) separated and far apart;

With you I made an agreement:

I grasped your hand,

Together with you I was to grow old.

3.大诗人庞德Ezra Pound的翻译：

To stay together till death and end

for far, for near, hand, oath, accord:

Never alive

will we keep that word.

4.简明版翻译：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and with you I will grow old.

拓展资料：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执子之手,与子共著.

执子之手,与子同眠.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执子之手,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