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立法

① 新修改的专利法突出强调了专利立法要为什么服务

新修改的专利法突出强调了专利立法要为科技进步与创新服务

② 人类约制科技发展的条约或法律

2005年，比利时科技发展态势平稳，以创新体系建设为核心的科技政策不断充新和完善，科研投入逐步加大，科技人力资源开发倍受政府重视，资源共享、横向联合的多元化科研活动日趋活跃，国际科技合作日益增多。但科技发展的现状并不是尽如所期，伴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制约科技创新与发展的瓶颈问题亦越发突出，尤其是在欧盟科技创新基准指标体系中所处的颓势地位，促使比利时联邦政府随时制宜，相继实施了“人才回归计划”、“创新基金”、“比利时研究区”、 “联合研发”等一系列重要的科技创新计划和举措。同时，瓦隆大区推出了旨在促进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米歇尔”计划，弗拉芒大区加大研发投入，布鲁塞尔首都大区大力驱动技术创新活动。
在科技发展方面，比利时在空间科学、生物医学、微电子、环境科学等方面也都取得了重要的科技进步。
1．联邦政府科技政策动向
（1）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实现科技可持续发展
（2）设立“创新基金”，为科技型企业发展提供条件保障
（3）成立 R&D3%高级小组，为科技与创新决策提供信息咨询
（4）酝酿创建“比利时研究区”，提升比利时在国际上的科研地位
（5）走联合研发之路，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
2．三大行政区科技发展政策与举措
比利时现行联邦制，除空间科学、核能研究、产品标准、医疗医学归联邦政府管理外，其他科技管理权限下放至首都布鲁塞尔、弗拉芒和瓦隆三大行政区，由诸区独立进行科技决策和规划。
（1）弗拉芒大区科技优势卓而不群
（2）瓦隆大区依靠科技复兴经济
（3）首都布鲁塞尔大区加大科研与技术创新力度
3．加强空间立法建制
随着国际空间技术的迅速发展，联合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相继制定了有关外层空间的公约、条约，世界各国也不断加强对外层空间的立法研究。为了适应和促进比利时本国空间技术的发展，保护其外层空间的合法权益，比利时联邦议会于2005年6月28日通过了关于从事空间物体发射、操作和宇宙导航的空间法（简称空间法），标志着比利时对外层空间的政策和法律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今后航天通信、导航、监测和空中交通管理等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提供了依据。
4．不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
比利时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始于1996年，迄今已显雏形，其主要特点是以培育创新文化、构建有利于创新的法律框架、从科研到创新等三大层面为核心，全面优化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
在培育创新文化方面：加强创新教育与培训；鼓励科研人员、教师和学生相互流动；提高公众的创新意识和参与程度；加强企业的创新机制和管理建设；支持创新决策；鼓励联合创新。
在构建有利于创新的法律框架方面：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简化行政管理手续；改善法律和立法环境；加大对创新的财政支持；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在从科研到创新方面：加强科研活动尤其是企业科研活动的开展；支持技术型企业的创立；强化科研院所、大学以及企业间的相互合作；提高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技术消化和吸收能力建设。
比利时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弗拉芒、瓦隆和布鲁塞尔首都等三大行政区对创新体系的参与力度，为此，联邦政府号召各大区要采取相应的实际行动，齐心协力，为构筑比利时国家创新体系共同努力。
5．研发经费投入及产出指标
比利时政府历来重视研发活动，视其为提升国家生产力和竞争力水平，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始终把研发与创新置于战略高度，运用研发与创新活动指标评价体系，不断激励和鞭策本国研发活动的开展，实现欧盟所确定的2010年R&D经费支出占GDP3%的战略目标。
（1）研发经费指标
2005年比利时研发（R&D）经费支出约55.15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17%。
就R&D经费来源而言，65%来自企业，21%来自政府部门，其他占14%。
自1999年以来，比利时 R&D经费支出连年在2%以上，高于欧盟平均值1.93%，但仍明显低于英、法、德、荷等R&D经费高投入国家。鉴此，比利时政府决定逐年加大对R&D经费的投入力度，争取到2010年实现R&D经费支出占GDP 3%的战略目标。
（2）人力资源
比利时现拥有全时工作当量R&D人员5.6万人年，约占劳动力人口的1.26%。R&D人员数量自1995年以来，以年均5.4%的速度增长。从 R&D人员分布来看，63%来自企业，29%来自高校，再次表明企业是比利时研发活动的主要执行部门。
（3）产出指标
科技论文。根据联邦科技政策办公室最新统计，2002年，比利时每万人口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为11.6篇，科技论文数量在国际上和欧盟内部所占比例分别为1.2%和 3.7%，科技论文被引用率约为1.0%。
专利。自1991年以来，比利时在欧洲专利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申请受理量持续保持上升势头，2002年达到1400余件，其中信息通信技术（ICT）和生物技术两大领域的申请量比重最大，分别为20%和14%，约占申请总量的1/3强。
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比利时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英国、德国、法国和荷兰等四个欧盟成员国，占其进出口总额的2/3。
6．国际科技合作动态
比利时联邦政府积极倡导对外科技合作政策，迄今已与中国、俄罗斯、法国、保加利亚、波兰、阿根廷以及越南等国家签定了双边科技合作协议，合作领域以空间和环保技术为主，通过设立双边科技合作联委会，以规划、指导和协调合作项目的开展。
7．主要科研动态
“医药婴儿”诞生。
成立干细胞研究所。
癌症研究取得突破。
大气气溶胶含异戊二烯氧化物新发现。
建造南极科考船。
地表水样检测新方法问世。
肝炎理论研究取得新突破。
实验使用麻疹疫苗治疗爱滋病。
GSK公司的研究是基于一种非人类腺病毒和另一种使用辅助剂（ADJUVANT）制成的疫苗。
纳米电子和微电子技术研究获得进展。氮闪存技术有望获得突破。
微型温差发生器问世。
193纳米浸入光刻技术应用获得成功。
此外，随着IMEC300毫米晶圆无尘室的建成，也为其在45纳米电子领域的研发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比利时政府对禽流感思患于防。

③ 什么是知识产权立法体例

中国适合何种知识产权立法体例

吴汉东

近代民法典是在罗马法体系基础上改造的，且知识产权立法与近代民法典未能发生历史的机缘。现代民法典编纂运动尝试接纳知识产权制度，但至今尚无成功的立法例。当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开放式，且最具创新活力的法律规范体系，采取民事特别法的体例较为适宜。

关于知识产权制度与未来民法典之关系， 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不少民法学者主张在民法典的框架内，整合一个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财产权体系，其理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手段基本是民事性质的，应将这一权利与其他财产权等同看待，并纳入民法典进行规范，国外已有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之立法例。我国的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一节规定了各类知识产权，因此这一制度应成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试以范式民法典为参照系，从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相结合的角度，探讨知识产权立法体例与民法典编纂之关系，希冀为民法典体系的设计提供些许有益的思想资料。

失之交臂：近代民法典编纂与知识产权制度产生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的确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自十八、十九世纪以来都先后开始了知识产权的立法活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立法例有：美国1790年《联邦版权法》、法国1793年《作者权法》、德国1837年《保护科学和艺术作品的所有人反对复制或仿制法》、日本1899年《著作权法》；美国于1790年、法国于1791年、德国于1877年、日本于1885年先后制定的专利法；英国于1875年、美国于1870年、德国于1874年、日本于1884年先后颁布的商标法。这些知识产权立法与近代民法典编纂都未发生历史的机缘。

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知识产权法都表现为制定法的形式，历来都是一种独立的财产法律制度，并不涉及民法典编纂的问题。大陆法系国家承受了古罗马法典化的传统。作为近代范式民法典的法国民法与德国民法，其编纂活动分别完成于19世纪初叶与末期，他们的民法典体系取材于罗马法的《法学阶梯》或《学说汇编》；其知识产权立法早在民法典编纂之前大体就绪，且这些新兴的财产制度又多为英国的“舶来品”。因此近代欧洲大陆的范式民法典未能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其体系之中。关于其立法动因，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解释。

1．近代知识产权制度是从特权到私权嬗变的产物

近代知识产权法的孕育，经历了封建特许权制度近三百年的长期阵痛。与保护精神产品相关的封建特许权，包括印刷专有权和产品专营权，它以敕令或令状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独占许可证或赋予经营者专门制造、销售某种产品的权利。这种封建特许制度的受益者主要是印刷商、企业主以及颁发许可证的统治者，而不是从事智力创造活动的作者或发明者。这一制度不仅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禁锢思想文化、控制经济利益的需要，而且决定了原始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点。封建特许权的存在意义，在于它同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具有某种历史连接作用。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立法使知识产权由公法领域进入私法领域，由特权转变为私权。法律制度在发生质的转变的同时，也保留了某种历史的惯性，即多数知识产权具有国家授予的特征。这种权利取得的国家授予性与权利产生的本源性并不是矛盾的。美国学者认为，创造性活动是知识产权产生的“源泉”（source），而国家法律规定则是知识产权成立的“依据”（origion），因此知识产权是一种法定的有限制的独占权利。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别于传统财产权法所生存的私法环境，因而近代立法者在法律体系的设计与安排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从特权到私权，反映了近代知识产权的属性变化，但并非表明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采用相同的立法形式。

2．近代知识产权制度是私权领域中财产“非物化革命”的结果

在罗马私法体系中，财产权制度是一个物质化的权利结构体系。罗马人基于财产的主要构成限于对有体物的认识，构建了物与物权制度。他们以物为客体范畴（主要是有形的物质客体——有体物，也包括无形的制度的产物，即除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权利——无体物），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以所有权形式为核心的物权制度，建立了以物权、债权为主要内容的“物法”体系。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产构成中，出现了所谓抽象化、非物质化的财产类型。以知识、技术、信息为主要内容的“知识财产”，有别于以往物质形态的动产、不动产，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另类客体。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写道：诸如精神技能、科学知识、艺术以及发明等，都可以成为契约的对象，而与买卖中所承认的物同一视之。此类占有虽然可以象物那样进行交易并缔结契约，但它又是内部的精神的东西。十分明显，传统的物化财产权结构是无法包容抽象化、非物质化的知识财产的。1807年法国民法典继承并发展了罗马法的传统，将客体物分为有体物与无体物，同时扩充了无体物的范围。后者专指具有财产内容的权利，其中，除了民法典所规定的债权、股权外，还包括新兴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本归为动产物，以后又被划归到更具重要价值的不动产类别中。1896年德国民法典在继承罗马法传统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德意志民族风格。其立法文件不承认无体物，所谓物仅涉及有体物的概念。但在学说中，知识产品可以称为“无体物”，但它不能归类于物权法的客体物范畴，而仅是知识产权法规范的客体。

概言之，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是罗马法以来财产权领域中一场深刻的制度创新与变革。无论“法学阶梯体系”（法国法）还是“学说汇编体系”（德国法），都只是在罗马法编纂基础上的改造，知识产权这一新兴财产权制度未能进入传统民法典的体系范围。

3．近代知识产权制度尚未形成一个体系化的财产权利族群

知识产权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而依法享有的权利，是一个属于民法范畴但又相对独立的财产权制度体系。将一切来自知识活动领域的权利概括为“知识产权”最早见之于17世纪中叶法国学者卡普佐夫，后为19世纪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所发展。皮卡弟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范畴，它根本不同于对物的所有权。在近代法时期，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实现权利制度的体系化，并未在立法活动中得以实现。换言之，“知识产权法是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规范的一个总称，这一称法是虚设的，是一种理论概括”。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是近代欧洲知识产权制度兴起的时期。专利法、著作权、商标法在西方国家陆续产生。毫无例外，上述法律都是以单行立法的形式出现，既没有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也没有将各个法律进行整合而编入民法典。1804年法国民法典，明确肯定商标权应与其他财产权同样受到保护。这一规定不过是对商标权即为财产权的民法定位，并无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立法意义。正是在民法典这一基本法指引下，法国于1857年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影响的商标法。无需讳言，对各项知识产权进行体系化整合并作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无疑在立法技术方面存有困难。对此，法国学者指出，“多数情况下，有形财产整体性地置于单一法律规则的体系内加以调整。例如，所有权在涉及到有形不动产或动产时，总是具有同样的内容。诚然，两种不同财产的地位并不总是相同，但这并不能否认内容丰富的有形财产所有权的一些一般规则的存在”；“相反，无形财产具有不同性质，它们不能置于同一的法律体系而只能置于一系列独立的、不同的体系，存在于一定的期间。” 可以说，由于民事立法技术的原因，近代立法者并未象构建物权体系那样，将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整合成一个概括的、统一的知识产权体系。

近代民法典的编纂，自是“言必称罗马”，诸如物权、债权、继承权等财产权都可以从罗马私法体系中找到它的雏型，而知识产权难以在传统的体系中与物质化的财产相融。基于罗马法以来法典化的传统，加之立法技术的不能，知识财产终究未能以体系化的权利制度出现在近代社会的范式民法典中。

并非范式：现代民法典体例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

自20世纪以来，知识产权制度有了长足的发展：基本规范不断完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一体化、现代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尝试将知识产权制度编入本国的民法典，并在90年代兴起的第二次民法典编纂的运动中形成高潮。我国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民法典编纂巨大进步，弥补了近代范式民法典的一大缺憾。还有的学者以此立法例为范式，主张在未来的民法典中规定一个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大一统的财产权体系。笔者对上述观点持有疑虑。

20世纪以来，几个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对传统的财产权体系进行了改造与突破，以不同的体例和方式规定了知识产权编，这无疑是民法典编纂活动中的一种制度创新。这一变革缘于人们对知识产权本质属性的认识。在历史上，知识产权经历了一个“封建特许权——精神所有权——无形财产权”的发展过程；在今天，知识产权则已成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承认的私权，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笔者以为，知识产权是民法对知识形态的无形财产权利化、制度化的产权形态。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特性，但其私权的基本属性与物权、债权等并无实质性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说，立法者将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同置于民法典，其动因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由于知识产权的自身特性和立法技术的诸多困难，民法典难以将知识产权融入其体系之中。现有民法典的起草者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将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则全部纳入民法典，这无疑是法律规范的位置平移。由于涉及诸多公法规范的处理，这一方式难以适用于所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如越南法）；二是从各类知识产权抽象出共同适用规则和若干重要制度规定在民法典中，但同时保留各专门法。此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权立法的纯洁性与形式美，但其实质意义不大，且在适用中多有不便（如意大利法）。总体说来，现代民法典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却是不足效法的。

民事特别法：知识产权立法体例的最佳选择

单行立法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通行做法，这一体例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以专门法律制度的形式出现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则是民事基本法之下的民事特别法。

20世纪末，采取单行立法传统的法国将23个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单行法规整理汇编成统一的法典，这即是1992年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有学者认为，该法典是世界上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第一个法典，有可能成为21世纪知识产权法与民法普遍分立之典型。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既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二百多年相关立法经验之结晶，也是回应当代经济、技术发展进行制度创新之成果，其立法成就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该法典并没有改变其作为民事特别法的基本地位和本质属性，其理由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法国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商法依然是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知识产权法典”的译者黄晖博士对此写道：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时，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没有现在这么突出，民法典也没有针对知识产权的专门规定。因此，法国决定对知识产权采取单独立法的方式后，十分注重处理其与民法、商法等一般法的关系问题，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民法典关于有形财产权的很多规定不能直接适用于知识产权；为保护作者权益免遭损害，对契约自由进行大量限制；有关智力创作的劳动合同不影响作者享有精神权利和思想权利；有关著作权与婚姻和继承的关系也存在不同于一般法的特别规定。除上述例外规定外，作为民法典的基本法所规定的普遍原则仍然是适用的。这说明，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与法国民法典是体系分立的两部法典，但并非是地位平行的两部法典，他们仍是一种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在私法多元体制中，民法典是作为民事普通法或基本法存在的，它规定的是私权的一般问题。而知识产权法典则属于特别法，它对知识财产的特别问题作出专门规定。将两部法典作出上述区分的意义在于：在知识财产问题的法律适用方面，知识产权法典的适用应优先于民法典。前者有专门规定的，应优先适用其规范；无特别规定的，则应适用基本法规范。可以说，知识产权法典虽冠名为法典，但并没有改变其民事特别法的基本地位。

其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专门法规系统化的特殊形式。一般意义的法典，不是已有规范性文件的简单汇总，而是在原有法律规范基础上经过加工、整理而成的系统化的法律文件。法国立法者将知识产权的各种单行立法进行整合、编修，实现了法典编纂的基本要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在立法技术上有两个优点：一是体系完整，二是内容谐调。该法典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学和艺术产权，规定有著作权、邻接权、数据库作者权等；第二部分为工业产权，规定有外观设计权、发明专利权、技术秘密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商标权以及其他标记权等；第三部分为在海外领地及马约尔属地的适用。就其基本制度来说，法典几乎囊括了现代知识产权的全部内容。该法典还较好地处理各项知识产权制度的内部关系，避免了原单行立法出现的各种冲突。例如计算机程序应受著作权保护而不得授予专利；对数据库制作者的保护独立于著作权对数据库或其组成部分的保护；植物新品种不受专利保护而取得专门权利；有关著作权、外观设计权、人身权、地理标记权、商号权等在先权利的标记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注册等。但是，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显然遗漏了法典编纂的一个要素，即缺乏各项知识产权制度共同适用的原则和规则，立法者未能也许不可能设计出一个与民法典相同的总则。正如译者黄晖博士所指出的那样，“1992年颁布法典时只是将当时的知识产权各部门法汇集到一起，体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独立，1994年为加强反假冒力度修改法典时也只有遵循这一体例”。由此可见，在立法技术上，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各类法规的汇集，是专门法规的系统化，它没有改变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民事特别法的根本属性。

以法典形式出现的法国知识产权制度，在相关立法体例上并没有走出多远，从世界范围来说，民事特别法仍然是大陆法系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首选模式。笔者以为，作出以上选择，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体系。知识产权制度从其产生之初，即是以综合性法律规范、多样性法律制裁措施为其主要特征的专门法律，它与作为民法典的民事基本法有着显著的差别。知识产权制度本为保护创造者权利之实体法，但在立法中一般规定有权利取得程序、权利变动程序、权利管理程序、权利救济程序等，即在实体法中规定了程序法的内容，程序法依附实体法而存在。知识产权制度本为规范个人知识财产权利之私法，但在立法中多设有行政管理、行政处罚及刑事制裁等公法规范，在立法技术上具有私法与公法规范相结合的特点。诚然，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的特殊性，并不影响其作为民法体系中组成部分的本质属性。但是，从知识产权规范的特殊性出发，则需要在民法典之外对这种综合性法律单独立法。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全部纳入民法典，则大量存在的程序性规范和公法规范将会使民法典在体系上难以协调，相关条文在性质上将难以兼容，民法典也就无法实现其形式上的“审美要求”。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根据其规范性质不同，分别纳入民法典和进行单独立法，则会造成同一法律制度被人为割裂的状况，徒增法律运用的不便。

第二，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开放式的法律规范体系。与近代法所涵盖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相比，现代知识产权法已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法律体系，借用《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规定来表述，它是一切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由于智力活动所产生的权利制度的总和。自新技术革命从20世纪中叶兴起，知识经济不仅孕育了“知识＝财富”的新的财产观，而且促生了新的知识财产制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边缘保护法”，即采用专利权和著作权的若干规则，创设了一种新的制度即“工业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即属此类；二是“单独保护法”，即为特殊的知识产品设定“准专利”或类似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新植物品种权、域名权，即属此类。在新的知识产权制度继续出现的同时，旧的相关制度也逐渐演变成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新成员，其中最具意义的就是商业秘密与反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是一种无形的信息财产。它与专利技术不同，其权利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性，也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权利的效力完全取决于商业秘密的保密程度。正是由于这一特性，大陆法系国家长期采取合同法或侵权法的保护方法，商业秘密不包括在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之中。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商会（ICC）率先赋予商业秘密以产权属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其成立公约中亦暗示商业秘密可以包括在知识产权之中。至90年代，《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专门规定“未公开信息”的保护问题，确认商业秘密属于知识产权范畴。此外，反不正当竞争亦与知识产权有密切关系。最初，竞争法对于知识产权仅是一种补充保护，意在为各类知识产权制度的交叉领域或真空地带提供兜底保护。而在现代社会，反不正当竞争已归类于知识产权法领域。《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67年斯德哥尔摩文本将专利技术、经营标记与制止不正当竞争同列为工业产权的对象，1967年《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将反不正当竞争的权利纳入知识产权范围，1993年《TRIPS协议》强调缔约方遵守《巴黎公约》的有关条款，即确认反不当竞争作为知识产权组成部分的规定。上述情况表明，现代知识产权法正处于不断发展、变革的过程之中，其权利制度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法律体系。如将这种频频变动的法律置于一个需要相对稳定的民法典中，显然是不合适的。

第三，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法律规范体系。现代化、一体化是知识产权立法的两大趋势，前者动因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后者受制于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知识产权法从其兴起到现在，已有三四百年的时间，基于技术革命而生，由于技术革命而变，其制度史本身就是一个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产权制度无疑是“制度文明的典范”。自20世纪下半叶至今，相继出现的新技术革命与信息革命（或称为知识革命），使得现代知识产权法总是处于剧烈变动的状态。著作权法告别19世纪的“印刷版权”时代，走过20世纪的“电子版权”时期，继而开始“网络版权”的新纪元。这一进程使得传统的著作权保护范围在不断扩大，新的著作权权项陆续产生，著作权效力在虚拟空间逐步拓展；专利法大大缩小非专利对象的范围，着力保护化学物质和药品专利，增加微生物品种及方法专利。这一最具“科技含量”的法律制度，在实现立法现代化的目标之后，又面临着21世纪基因技术专利问题的挑战；商标法在网络空间里，不仅涉及到传统商标制度的变革（例如商标权地域性与因特网国际性的冲突，商标分类保护与网上商标权排他性效力的矛盾、网上商标侵权形式的变化与侵权责任的认定等），而且必须考虑域名保护制度的创新（例如域名的登记与审查、域名权的性质与内容、域名权与其他在先权利的冲突、域名权的保护与域名纠纷的处理等）。知识产权法不仅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立法现代化，而且要在全球范围建立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即通过制度改革实现立法的一体化。在国际社会里，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经济、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乌拉圭回合的一揽子谈判，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形成了《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三大主体制度。由于世界贸易组织与上述公约的有效运作，知识产权保护现已成为国际经贸体制的组成部分。从国际范围看，知识产权制度进入了一个统一标准的新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各国立法者不得不“修纲变法”，按照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重新审视本国知识产权制度。正是基于上述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产权法处于频频修订之中。据资料记载，发达国家的著作权法平均不到10年就修改一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颁布后的6年间先后12次进行修改和增补。中国的商标法、专利法自制定后分别于90年代初和新千年伊始进行两次重大修改。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法律修改活动都是在专门法的形式下完成的，而具有系统化、稳定性特征的民法典，则不具备这些便利。

中国知识产权报

④ 法律与科技关系是什么

法能够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法也可能阻碍科技的发展，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对科学的禁锢和对科学家的迫害，都影响到科技的进步。法对科技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往往通过反作用于一定的生产关系来实施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科技的发展对法律调整的范围和方式等也产生明显的影响。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科技的发展会产生一系列新的社会关系，其中一大部分将有必要纳入法律调整的领域，如航空法、太空法，灾害法、环保法等。

对科技成果的奖励、保护、转让、应用等也需要法律调整。科技发展促进着法律调整机制的改善，有助于提高法律调整的效率，还促使同违法犯罪进行斗争手段的变化和强化，并引起法律调整标准和技术的变化，如死亡的标准，安乐死、人工授精等都对传统的法律观念带来了冲击。

科技发展也促进着法学研究和法律调整的方法的变化，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方法和技术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等。

(4)科技创新立法扩展阅读

法律对科技的反作用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法组织和协调科技活动，为科技活动和科技管理提供民主、科学的规则和秩序。

2、法律利用激励原理促进科技发展。

3、法调节科技成果应用中产生的利益关系，保证和促进科技成果的合理使用和推广。

4、法确认和保障科技活动主体科学研究、发明创造的自由，为科技活动创造自由、宽松、安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5、法协调科学技术与人的各种关系，保证科学技术为人类福祉服务的正确方向。6、推动国际间科

学技术合作，促进科学技术的全球共享和高效能运用。

⑤ 成果转化需要怎样的法律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十二条关于“国家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等事业单位与生产企业相结合，联合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规定，为产、学、研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我国科技部和财政部于2002年《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中做出规定：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安全利益的以外，国家授予科研项目承担单位。科研项目承担单位可以依法自主决定实施、许可他人实施、转让、作价入股等并取得相应收益。以此促进产学研的合作并促进项目承担部门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但是，这一规定仅是行政规章，科技进步有赖于科技立法权威性、系统性的加强。有关技术创新立法在条件尚未成熟时通过授权立法或委任立法方式发挥行政法规、规章乃至政策性文件的灵活性特点是必要的，但在条件成熟时还是要根据技术创新运行机制本身的规律性需要将有关法规规章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商品化的进程。
科技成果转化需要的投人多，但由于风险大，介入的资金少，因此更需要税收优惠的扶植，以形成良好的科技创新循环机制。根据发达国家的实践和我国现行税收法律制度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先，应改变按照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等标准给予差别税收优惠的带有歧视性的法律规定，尤其要使中小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同等地享受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时的税收优惠，从而激发所有企业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其次，应当进一步推行和不断完善再投资退税制度。企业用留利进行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的投资时，全部或者部分退还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以促进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

⑥ 1.为什么科技进步必然需要法律的保护 2.以实例说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科技进步与法律保护：
一些基层单位，尤其是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反映“科技进步”这个词的概念比较模糊。特别是现在处于知识更新、科技事业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科学技术进步的重点、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究竟什么才属于科学技术进步的范畴？法律应该给予明确的界定。这样可以从法律层面上给予相应的扩展和调整。像科技资源保护与共享问题，生物安全保护问题，这一次修订草案中都有所反映，但在粮食安全和公共卫生等等方面还规定得不够。如果能加以明确界定，在实际工作中就可以准确把握，为科技进步提供必要、充分的法律依据和保障。
法律发展为科学技术发展起组织、管理和协调作用;为科技创新活动创造自由、宽松、安定的外部环境;协调科学技术与人的各种关系,保证科学技术为人类福祉服务,限制其消极作用。因此要处理好技术进步和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促进其共同进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影响着人类法律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立法内容到立法程序,从普法到执法,几乎无一不受到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同时法律的发展也为科技进步创造了条件。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因此必须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权利与义务：
法律是规定人们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规范。其最主要的精神是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公民要正确对待权利义务关系，既要依法行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也要履行法律赋予公民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对立统一的。
比如说：法律规定我们有劳动的权利，而劳动也是我们的义务：我们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同时我们也有尊重别人的人身自由的义务；我们有依法纳税的权利与义务等等。总之，权利与义务是对立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脱离义务的权利，也没有脱离权利的义务。

⑦ 什么是“法律科技”

科技对法律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影响法律的内容、形式、传播等；而法律对科技的反作用表现为法律为科技提供规则和秩序，保证科技为人类福祉服务的正确方向等。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
一、科技对法律的影响作用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科技的发展影响着立法的内容，成为法律规定的重要的依据。
2、科技影响法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使法的表现形式更科学合理，法的信息传播更便利、公开、快捷、准确和充分。
3、科技影响法的调整范围，将会导致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
4、科学技术影响立法体系、程序和方法，促进立法的专门化、民主化、科学化和高效化，使得法律更具操作性。
5、科技影响法律技术和法律调整机制及其执法，促进法律调整机制和执法手段的科学化、公正化、合理化和高效化。
6、科技影响法学教育、法制宣传和法学研究的方式和内容，促进法学教育、法制宣传和法学研究方法与内容的更新和发展，增强公民守法的自觉性。
二、法律对科技的反作用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法组织和协调科技活动，为科技活动和科技管理提供民主、科学的规则和秩序。
2、法律利用激励原理促进科技发展。
3、法调节科技成果应用中产生的利益关系，保证和促进科技成果的合理使用和推广。
4、法确认和保障科技活动主体科学研究、发明创造的自由，为科技活动创造自由、宽松、安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5、法协调科学技术与人的各种关系，保证科学技术为人类福祉服务的正确方向。
6、推动国际间科学技术合作，促进科学技术的全球共享和高效能运用。

⑧ 怎样看待国务院在十三五科技创新中提到转基因产业化

1、转基因产业化必须搞，是个人都知二十一世纪最有价值的科学技术就是基因工程，差不多就是转基因产业化。
2、转基因产品，如转基因胰岛素等，去除研发成本的话，利润率基本上是很可观的，不搞转基因产业化，这些利润只能眼睁睁被国外拿走。
3、国家以立法形式，在国内建立非转基因农业产业化保护区。
4、实行非转基因与转基因产业化实行差额定价，打造非转基因卖点，形成非转基因独立的定价体系。

⑨ 思想主张、制度创新、法制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思想主张、制度创新、法制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下：
1、思想主张为制度创建提供理论基础；
2、法制建设是制度创建的保障；
3、思想主张在制度创建和法制建设完善中体现。
二、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
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是社会政治、经济和管理等制度的革新，是支配人们行为和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更，是组织与其外部环境相互关系的变更，其直接结果是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使不断创造新的知识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及社会财富源源不断的涌现，最终推动社会的进步。
同时，良好的制度环境本身也是创新的产物，而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创新型的政府，只有创新型政府，才会形成创新型的制度、创新型的文化。目前科技创新存在和面临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等等诸多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能否以改革的精神拿出创新型的新思路，同时政府从经济活动的主角转为公共服务提供者，努力创造优质、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进一步完善自主创新的综合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制定和完善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切实执行好已出台的政策，激发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
三、法治建设：
法治建设就是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按照平等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大力普法。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治国方略，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尽管世界各民主政体间存在细微差异，但民主政府有着区别于其他政府形式的特定原则和运作方式。民主是由全体公民--直接或通过他们自由选出的代表--行使权力和公民责任的政府。
民主是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它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所有民主国家都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极力保护个人与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民主国家注意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权力分散到地区和地方，并且理解，地方政府必须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和对人民的要求做出反应。

⑩ 健全科技保障体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摘要 我国初步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