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张汤

A.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

1、鼠狱
张汤在西汉武帝时曾任廷尉、御史大夫，一生主持审判许多重大案件，用法严酷。他小时候即已显露出作法官的潜质。一次他父亲外出，他一人在家，老鼠将肉偷走。他父亲回来，很生气，动手打了他。张汤遂挖掘鼠洞，将老鼠捉拿归案，老鼠偷的肉还没有享用完，“鼠”赃俱获。张汤按正式审判程序，审讯老鼠，记录供词，写成文书，最后定罪判决，处老鼠以磔刑。其父回家看到他写的供辞文书如同出自一个老练的狱吏之手，大为惊讶。以后遂让张汤书写判案文书。
2、三尺法
杜周是西汉时有名的酷吏，为人持重少言、内心阴刻。皆任廷尉、御史大夫。汉武帝对他颇为欣赏。什么原因呢？一是因为他逐捕深治，二是他治狱，专以皇帝旨意为准。皇帝所讨厌的人构讼，他就枉法而陷之：皇帝欲开释的人，他就网开一面，找借口释放。有人就此责问他：“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旨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所谓三尺法指的是写在三尺长竹筒上的法律条文。对这样的责问，杜周一笑置之，振振有词地说：“三尺法，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应该说，杜周道的是实情，说出了封建社会里十分普遍的执法心态和现象。杜周能坦率承认这一点，还有几分可爱之处。
3、太守断牛
于仲文曾任北周时安国太守。他任太守时，有任、杜两家各失其牛。后来任家得到一头牛，两家都说是自己家的牛，各执一词，州郡长期不能断决。益州有一位官员说：于太守必有主意。于仲文接手此案后。说“此易解耳。”他令两家各把自己的牛群驱至郡衙前，又令人把要认领的牛放出来，结果要认领的牛走入任家的牛群。于仲文先前又令属吏悄悄微伤要认领的牛，借此观察两家的反应，任家见到后心疼不已，而杜家则无所谓。于是于仲文便据此下判将牛断给任家，杜氏服罪而去。

B. 介绍张汤法律的古代文献有什么

张汤（？—公元前116年12月），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因为治陈皇后、淮南、衡山谋反之事，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先后晋升为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与赵禹编定《越宫律》、《朝律》等法律著作。用法主张严峻，常以春秋之义加以掩饰，以皇帝意旨为治狱准绳。曾助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告缗算缗，打击富商，剪除豪强。颇受武帝宠信，多行丞相事，权势远在丞相之上。元鼎二年十一月（公元前116年12月），因为御史中丞李文及丞相长史朱买臣的诬陷，被强令自杀。死后家产不足五百金，皆得自俸禄及皇帝赏赐。张汤虽用法严酷，后人常以他作为酷吏的代表人物，但他为官清廉俭朴，不失为古代廉吏。

《越宫律》、《朝律》等法律著作

C. 历史上张固是怎样的人

张固原名张汤

酷吏张汤

张汤只不过是汉武帝手中的一枚棋子，自然得按武帝的旨意行棋。本来是车有车路，马有马路的。文帝时有个大法官叫张释之，他解释法律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他说廷尉，也就是大法官是“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一直以为，被奉为廷尉的座右铭。可是，到了张汤这里就全变了。

是因为景帝时代有两个人开了不好的头。一个叫宁成，一个叫周阳由。

宁成的风格是“为人小吏，必陵其长吏；为人上，操下如束湿薪，滑贼任威”，使性尚气耍威风，成了法官们的例行风格。真是酷。怪不得叫酷吏。而周阳由呢，他是“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之。所居郡，必夷其豪”这些法律专家们真是把法律玩于股掌。再研究下去，就可以把“所有者、所憎者”前面的主语加上皇帝二字。为皇帝办事，当然要按皇帝的意思去做。皇帝不明说，就得察颜观色，皇帝脸色变幻无常，就得见风使舵。于是，在赵禹和张汤主持下，编了一部新的法典。而行法则则专以人主意指来办。后来有人质疑大法官杜周，杜周给你解释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是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句话现在翻译过来就是“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张汤执法正是这样的。他手下有两帮人，一批温和的，一批虎狼之吏。罪犯们的命运，不在于自己所犯过失的情节轻重，而在于他们落在哪帮人手中。而决定把他们放在哪的，主要是靠“统治阶级的意志”，说白了就是汉武帝一句话。汉武帝喜欢儒学，那好，我就给这些判词都加上儒学的包装，没人懂这个，我派人去进修，去深造。我招聘大学生来办事，优秀的不妨高薪聘请嘛。像后来的御史大夫倪宽，就曾在张汤手下实习过多年。

怪不得汲黯要骂他，一直对他耿耿于怀，放心不下了。

张汤其人

张汤这个人可谓生来就是当法官的料。他父亲是长安丞，大概相当于现在一个县级市的市长吧。他小的时候看家，结果肉被老鼠偷走了，父亲回来后大怒，鞭打他。他把一腔怒火都发泄到老鼠身上。掘出老鼠和剩余的肉，就煞有介事的审起案来。他父亲看他一举一动，完全是个老练的狱吏，于是就让他学习狱吏。后来做了长安的官吏。先生得到了汉武帝国舅爷们的提拔。

如果说审鼠案是他的处女作的话，那审陈皇后的蛊狱便是他的成名作。陈皇后是汉武帝的原配夫人，但一直不能给他生小孩。后来汉武帝就有了另外的女人，陈皇后非常吃醋，他以为听众巫师的，搞几个木偶人，写上仇人的名字，插上几根铁扦子，再诅咒一番就可以把别人弄死。没想到别人没死，倒他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张汤就是因办这个案，把犯罪团伙一网打尽，深得武帝欢心。于是给了升了官，叫他跟法学教授赵禹一块编法令。后来就提拔他做了大法官——廷尉。

由于工作的需要，他后来进修了儒学。当时非常勤奋好学，“造请公卿，不避寒者。”所以他的名声很好，再说他又“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明明心里并不喜欢，但表面上还是要装出礼贤下士的样子。作秀，虚伪。不过他也让公孙丞相喜欢上了他。

然后，在与公孙弘合作的基础上，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淮南、衡山、江都狱”。

D. 古代法律人物都有谁

管仲
管仲（公元前719－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
政之所期也。
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人，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
鞅、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
韩非子

韩非（约前281年-前233年），韩非为韩国公子（即国君之子），汉族，战国末期韩国人(
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徐有功
徐有功：(640年——702年)名宏敏，字有功，唐洛州偃师（今偃师市缑氏镇）人，徐有功是国子监博士徐文远的孙子。青年时期举明经及第。历经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大理)寺丞、秋官（刑部）郎中、侍御史、司刑寺少卿等。长期在司法任上，是唐武则天时期与酷吏斗争的一面旗帜，也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位以死守法、执正的法官、清官。

E. 汉帝国的法制与汉帝国的统治秩序是什么样的关系

西汉初期的立法活动
公元前2o6年,刘邦攻入咸阳，宣布废秦苛法与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这是西汉立法的开端“约法三章”。

建立西汉王朝以后，面对新的形势，刘邦感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命丞相萧何参照秦律制定汉律.萧何在秦六律的基础上增加《户律》、《兴律》、《厩律》三章，合为九章，称《九章律》。《九章律》是汉朝的一部重要法典,是整个汉律的核心和主干部分.

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补充《九章律》的不足，刘邦还命令叔孙通制定了有关朝仪方面的专律《傍章律》十八篇。此外韩信制定“军法”，张苍定“章程”。汉初的立法，直到汉武帝即位时，没有大的变化，法律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西汉中后期的立法活动

西汉初年，由于统治者贯彻了“无为而治”的方针，法律相对较为省简。也比较稳定，自刘邦至汉武帝期间法律无大变化。汉武帝即位以后，连年对外战争，从而使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为了加强司法镇压，开始大规模增修法律。汉武帝命张汤制定了《越宫律》27篇，这是有关宫廷警卫方面的专门法律。又命赵禹制定了《朝律》6篇，这是有关朝贺制度的专门法律。这两部法规连同《九章律》,《旁章律》总计60篇，后人统称为汉律。

为了加强对农民起义的镇压，汉武帝时期还制定了《沈命法》和《通行饮食法》。为削弱和打击诸侯王的势，,又制定了《左官律》和《附益之法》，还制定了《腹非之法》，以加强对思想言论的控制。至此，汉律的内容大量增加，体系庞杂,刑罚也相当严苛。

自汉武帝以后直到西汉灭亡，西汉的法律基本上无大变化。后因“律令烦多”典者不能遍睹，元帝、成帝等朝曾有约简法律之举，但也只是稍加删节，没有大的变化。

东汉时期的立法活动

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托古改制，全面废除了西汉的法律，但并没有改变法律的烦苛状况。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后，废止王莽政权的法律，恢复了西汉的旧律，所谓“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同时发布了许多释奴法令和弛刑诏书，想以此缓和社会矛盾。但由于西汉旧律的庞杂，烦苛，再加以东汉历代君主不断增加新的律令。因此，东汉的法律仍是科条无限，庞杂烦苛。章帝在廷尉陈宠的建议下，准备对律令进行一次大的删改，但旋即陈宠被免职，此事也未施行。

东汉末年，董卓之乱使旧律湮灭。应劭于建安六年对汉律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整理与修订。但具体内容，无从考察。
从两汉的立法活动中可以看出，西汉初年，刘邦废秦苛法，法律呈现由繁入简，由苛转轻的趋势，汉武帝时改变了这种发展趋势，后来虽有要求约简法律的呼声，但基本没有实现，东汉以后的法律又出现出烦苛入轻简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是法律自身的要，,但也直接受制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和立法思想的影响。

F. 为什么古代的法律又叫做“三尺法”

古人把法律条文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因此法律又称为“三尺法”，简称“三尺”。

《史记》卷122《酷吏列传·杜周》3153页：“周为廷尉，其治大放(通“仿”)张汤(汉武帝时曾任廷尉)而善候伺(侦察；窥探)。上所欲挤(排除)者，因而陷(陷害)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伺察)见(xiàn通“现”)(暗中察访使之显露)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君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撰述)为律，后主所是疏(shù树，分条陈述)为令，当(dàng荡，适合)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译：汉武帝时，杜周任廷尉(掌刑狱，九卿之一)，他的治理大多仿效张汤而又善于窥察皇帝之意图。皇帝想要排除的，杜周就顺势陷害他；皇帝想要宽恕的，杜周就让他久囚待审，并暗中察访，显露他的冤情。门客中有人责备杜周说：“您为天子公平判决案件，不遵循三尺竹简上书写之法律，而是专门依照君主之意向处理案件。司法官员本来是这样吗?”杜周说：“三尺竹简上书写之法律是怎样产生呢?从前是君主认为正确才制定成法律，后来是君主认为正确才记录成为法令，适合当时情况就是正确的，何必运用过去之法律呢?”

G. 国不可一日无法，古代有关法律的故事有哪些

1、鼠狱

张汤是杜县人。他父亲当长安县丞，有一次出门去，张汤当时是小孩，父亲就让他在家看门。父亲回家后，看到老鼠偷了肉，就对张汤发怒，用鞭子打了他。

张汤掘开鼠洞，找到偷肉的老鼠和没吃完的肉，就举告老鼠的罪行，加以拷打审问，记录审问过程，反复审问，把判决的罪状报告上级，并且把老鼠和剩肉取来，当堂最后定案，把老鼠分尸处死。

他父亲看到这情景，又看到那判决辞就象老练的法官所写，特别惊讶，于是就让他学习断案的文书。

2、作法自毙

商鞅变法，首先取消了贵族的特权，规定重新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贵族由此失去了无功受禄的特权，对商鞅十分不满。但商鞅有秦孝公支持，贵族虽怀恨在心，仍然毫无办法。

秦国经变法以后，很快强盛起来，生产率大大提高，国库充盈，将士作战勇猛，威震六国。商鞅因变法有功，受封商地十五邑，号商君，人们从此称公孙鞅为商鞅。

变法过程中，太子的老师触犯了法律，贵族和朝臣对这件事抱着幸祸态度，看商鞅怎样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商鞅为了新法能得以实施，请示孝公，依法严厉地作了公正处置。

太子曾为老师说情，但无济于事，太子对商鞅开始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孝公在位二十二年驾崩，太子嗣位，史称惠文王。

贵族们知道惠文王痛恨商鞅，便纷纷制造流言蜚语，有人甚至诬陷商鞅谋反。惠文王十分清楚商鞅没有谋反的动机，更没有谋反的可能，但是为报恩师之仇出气（一说惠文王是为了揽权，且暂时麻痹秦国老氏族），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自孝公死后，自知失去靠山，不敢久居京城，返回自己的封地。当他风闻有人诬告他谋反的消息后，情知早晚必罹杀身之祸，便只身逃出家中，打算潜往它国，躲灾避祸。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寒鸦背着夕阳余辉，结队归林。商鞅急于逃离秦境，匆匆赶路，来到关下，不想被守关军士拦住，声称“商君有令，黄昏后非公事不得出城。”商鞅这才意识到必须投宿住店。他来到一家旅店，要求住宿。

老板走出来说：“既是客人我们当然欢迎，请问您是谁，弄不清身份，我会被杀头的。这是商君的法令，违背不得呀。”商鞅当然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走出旅店，仰天长叹： “我这是作法自毙呀！”

商鞅后来被车裂而死。那刑罚十分残忍(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因被公子虔指为谋反，战败死于彤地，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即用五辆车分别用绳索缚住受刑者的头部与四肢，然后驱赶着马，将人活活撕成六段，令人耳不忍闻。

惠文王杀了商鞅，却继续执行商鞅的政策。秦国日益强盛，为赵政（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经济与军事基础。

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因被公子虔指为谋反，战败死于彤地，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

3、太守断牛

南北朝时期，于仲文曾经担任过北周时安国太守。郡里有一家姓任的、一家姓杜的，都说自己家丢了牛。

后来，任家找到一头牛，杜家却说牛是自己的，两家各执一词，告到州郡（jùn），州郡长官审来审去，判断不出到底谁在撒谎，案子也一直拖着。

益州有一位官员替他出主意说：“你去向于太守求助，太守一定有办法。”州郡长官照办了。

于太守听了听案情，说：“这案子很容易解决。”他让两家各把自己的牛群赶到郡衙（yá）前面，又让人把要认领的牛放出来，松开绳子。要认领的牛慢腾腾地走进了任家的牛群。

于太守之前又命令属吏悄悄把要认领的牛身上弄出了一点儿伤，借此观察两家的反应。任家见到牛的伤口后心疼不已，杜家却一副无动于衷（zhōnɡ）的样子。于太守据此判决，将牛断给了任家，杜家服罪而去。

4、巧断命案

向敏中在西京任职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个案件，有名和尚路经一村落，见天色已晚，就央求屋主请求借住一宿，但被屋主婉拒，不得已，和尚只好暂且栖身屋主停放在屋外的车厢里。

到了半夜，和尚突然惊醒，看见一名贼人背着一名妇人，手上提着包袱翻过屋墙后，匆忙离去。和尚不由在心中盘算道，早些时屋主拒绝我入屋借宿，如今若这屋主发现妻子跑了，财物也不见了，明天一定会找我算帐，不如赶紧离开此地。

不料和尚因心慌没留意，竟误坠一口枯井中。坠入枯井后。才发现那位随强盗翻墙逃逸的妇人，已被强盗灭口，弃尸井中。

第二天，屋主果然循着脚印追踪至到井边，把和尚送进官府，和尚百口莫辩，只好供认，自己先诱拐妇人携带财物与自己私奔，但因害怕屋主派人追捕，只好杀了妇人再投井弃尸，而自己也因不小心而落井，至于放在井边的财物，则不知是何人取去。

狱卒将报告呈送府台，府台认为罪证确实，应即宣判。只有向敏中认为赃物遗失非常可疑，于是单独审问和尚，终于得知实情，于是派密探到各地访查。

一天，密探走进村落中一家小吃店吃饭，老板娘听说他从府城来，就问他：“和尚杀人的案子，现在有没有新的发展？”密探故意骗她说：“昨天已判刑处死了。”

老板娘问：“如果现在抓到真凶会怎么样呢？”“这件凶杀案已结案，和尚也处死了，即使抓到真凶也没有差别，官府不会再过问了。”

老板娘说：“这话听了真难过，那妇人是我们村子里一个叫某甲（人的代称）的年轻人杀的。”接着把某甲的住处指给密探看，密探于是循所指方向将某甲逮捕并取出赃物，某甲坦承罪状，和尚也无罪释放。

5、断案如神

张咏做杭州知府时，有一个名叫沈章的人，告他哥哥沈彦分家产不公平。张咏问明事由，说道：“你两兄弟分家，已分了三年，为甚么不在前任长官那里告状？”

沈章道：“已经告过了，非但不准，反而受罚。”张咏道：“既是这样，显然是你的不是。”将他轻责数板，所告不准。

半年后，张咏到庙里烧香，经过街巷时记起沈章所说的巷名，便问左右道：“以前有个叫沈章的人告他哥哥，住在哪里？”左右答道：“便在这巷里，和他哥哥对门而居。”

张咏下马，叫沈彦和沈章两家家人全部出来，相对而立，问沈彦道：“你弟弟曾自我投告，说你们父亲逝世之后，一直由你掌管家财。他年纪幼小，不知父亲传下来的家财到底有多少，说你分得不公平，亏待了他。到底是分得公平呢，还是不公平？”

沈彦道：“分得很公平。两家财产完全一样多少。”又问沈章，沈章仍旧说：“不公平，哥哥家里多，我家里少。”沈彦道：“一样的，完全没有多寡之分。”

张咏道：“你们争执数年，沈章始终不服、到底谁多谁少，难道叫我来给你们两家一一查点？现在我下命令，哥哥的一家人，全部到弟弟家里去住；弟弟的一家人，全部到哥哥家里去住。

立即对换。从此时起，哥哥的财产全部是弟弟的，弟弟的财产全部是哥哥的。双方家人谁也不许到对家去。哥哥既说两家财产完全相等，那么对换并不吃亏。弟弟说本来分得不公平，这样总公平了罢？”

H. 诸法合体,民刑不分

认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是律典特征的观点，至今被不少著述视为“定论”广泛沿用，未曾受到质疑。对于律典“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得以成立的理由，通常的解释是：“中国封建时代颁行的法典，基本上都是刑法典，但它包含了有关民法、诉讼法以及行政法等各个方面的法律内容，形成了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结构”；“中国古代在诸法合体的结构形式中，始终以刑法为主，并以统一的刑法手段调整各种法律关系”。 我赞同中华法系是“民刑有分”、“历代主要律典是刑法典”的论断，但以为律典的特征是“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观点值得商榷。 其一，律典是刑法典，大量的行政、民事诸方面的法律并未包括在其内律典“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承认中华法系是由诸部门法构成的、民刑有分的，承认律典是刑法典，但同时又说律典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刑法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是否以刑调整法律关系是刑法同民法、行政法等诸部门法的根本区别。倘若律典是“诸法合体”、包括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的内容在内的话，怎么能把它仅归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呢？倘若历朝代表性的律典都是“民刑不分”的话，又怎么能把中华法系的特征概括为“民刑有分”呢？显然，这一观点混淆了律典的性质和无限地扩大了律典所包括的法律内容的范围。 在我国古代的多种法律形式中，律典作为刑事法律只是其中的一种。历朝的民事、行政、经济、军事等法律，大多包含在令、敕、条例、条格等形式的法律中。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单行法，内容极其丰富。从前文表一、表二可知，汉代、明代的行政、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法律数量巨大，且未包括在律典之内。其它朝代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律典之外的其它形式的法律，设置了国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行为规范，以“简当、稳定”为编纂要求的律典不可能也无法把其它形式的法律都包括进去。 其二，律典调整的是刑事而不是全部法律关系 律典“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认为我国古代始终是以统一的刑法手段调整各种法律关系，这种论点是不符合史实。从先秦到明清，刑事与民事、行政、经济、军事等法律调整的法律关系范围是不同的。西周时期，周公制礼，吕侯制刑，礼与刑成为当时两大部门法。礼是调整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诉讼各方面的综合大法，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刑、礼）相为表里者也”。自商鞅“改法为律”， “律”从此成了中国古代刑法的专用名称，其中律典成为秦以后各朝的主要刑事法典。礼的名称虽数千年以一贯之，但其性质却颇有变异。作为行为规范的礼，其内容含盖了包括民法在内的诸部门法。自秦汉以后，还出现新的法律形式“令”。“令，教也，命也”。 是采取“应为”、“不应为”的方式，从正面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和社会生活规范。魏晋以后，大量制令，“令”愈显独立，统治者新制定的包括民事、行政等规范在内的法律法规，多归于“令”。礼、令与规定如何处刑的律典不同，一般不直接规定具体的刑罚。正如《晋书》卷三0《刑法志》云：“军事、田农、酤酒，……不入律，悉以为令，违令有罪则入律”。历朝的法律形式虽然名称有所变化，但律始终调整的是当时社会中的各类刑事关系。 在我国古代法律中，虽然没有象现代一样出现专门的民事诉讼法典，但在诉讼中也注意把民事、刑事加以划分，《周礼·秋官·大司寇》云：“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郑注“讼谓以财货相告者”，即为民事诉讼；“狱谓相告以罪名者”，即为刑事诉讼也。民事、刑事诉讼自古有别，历朝也都注意把二者予以区分。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 以及其它此类著作，对中国古代民事法律规范、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证。张晋藩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 在阐述历代法制时，也是均把刑事、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诉讼等法律制度 列为专章进行研究的，该书中对包括民事诉讼在内的民事法规作了比较全面的叙述。因此，不能仅以刑事法典为据，就断定我国古代是以统一的刑法手段调整各类法律关系。 民、刑有分，刑、政有别，这些立法原则古今是一样的。固然，在古代律典中也有一些按照现代法学理念看来，应以民事、行政法等调整的社会关系却用刑法处理的问题。出现这种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思想根源，是与在封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儒家礼教、家族观念对立法的影响有关，也与古人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认识有关。历朝律典中那些涉及民事内容的刑罚规定，在当时的立法者看来，都是属于"出礼而入刑"的范围，与所谓的"民刑不分"无关。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规定了侵犯财产罪，就不能说其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一样，也不能因为古代律典中涉及到民事等方面的问题，就断定它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 其三，从历朝法典的编纂情况看，综合性的编纂形式是我国成文法典普遍所采用的，并非为律典所独有。 我国古代的成文法典，除律典外，令典等非刑事类法典的编纂也很发达。春秋以前，有法而无典。春秋以降，始有法典的编纂。据史载，晋国赵盾“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太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这是有文字可证的我国古代编纂成文法典的最早记载，然这部法典当时尚未公布。战国时李悝所撰《法经》，是我国最早公布的成文法典。制律典以正刑名，始于秦汉；制令典以存事制，始盛行于魏晋；以会典形式记载典章和法律制度，始于唐而继于明清。魏晋以后的大多数朝代都曾制定令典，“设范立制”，与律典并行。令典是以行政类法律为主、包括有经济、民事、军事、司法行政等法律规范在内的综合性法典，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据《唐六典》和历代《刑法志》记载，魏修律18篇时，曾制定《州郡令》45篇，《尚书官令》、《军中令》180余篇。 秦汉主要法律形式及代表性法律举要 表一 朝代 法律形式 法律名称举例 文献出处 秦 律 秦律除《盗》、《贼》、《囚》、《捕》、《杂》、《具》六律外，尚有下述单行律 置吏律 效律 传食律 行书律 内史杂律 属邦律 除吏律 除弟子律 游士律 田律 厩苑律 仓律 金布律 关市律 徭律 赍律 公车司马猎律 藏律 傅律 军爵律 中劳律 戍律 屯表律 尉杂律 工律 均工律 司空律等 睡虎地秦墓竹简 令 焚书令 谥法令 田令 垦草令 津关令 夷三族令 《史纪·秦始皇本纪》 睡虎地秦墓竹简 《汉书·惠帝纪》张晏注 《汉书·高后纪》 程 工人程 睡虎地秦墓竹简 式 封诊式 睡虎地秦墓竹简 课 牛羊课 睡虎地秦墓竹简 法律 答问 法律答问 睡虎地秦墓竹简 文告 语书 睡虎地秦墓竹简 汉 律 1. 正律 九章律 （9篇，综合编纂类） 傍章（18篇） 朝律（6篇） 越宫律 （27篇） 《汉书·刑法志》 《晋书·刑法志》 《晋书·刑法志》 《晋书·刑法志》 （吕后）二年律令 （律令名28种，综合编纂类） 江陵张家山汉简 2．杂律（单行律） 大乐律 《周礼·春官·大胥》注 尉律 《汉书·昭帝纪》注 上计律 《周礼·春官·典路》注 酎金律 《续汉书·礼仪志》注 钱律 《史记·将相名臣表》 田律 《周礼·秋官·士师》注 田租税律 《史记·将相名臣表》 左官律 《汉书·诸侯王表》 挟书律 《汉书·惠帝纪》 令 1．以甲乙丙为名（综合编纂类） 令甲 令乙 令丙 2．以地区为名（综合编纂类） 乐浪挈令 北边挈令 3．以官署为名（综合编纂类） 光禄挈令 大尉挈令 廷尉挈令 廷尉板令 大鸿胪挈令 御史挈令 《汉书·宣帝纪》 《晋书·刑法志》 《晋书·刑法志》 《说文·系部》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0·28 《汉书·燕王刘旦传》 《敦煌汉简释文》982 《汉书·张汤传》 《晋书·刑法志》 《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496 《武威旱滩坡出土汉简》8 4．以内容为名（多为单行法） 秩禄令 宫卫令 品令 任子令 予告令 功令 受所监临令 （以上为职官管理类） 《汉书·文帝纪》注 《汉书·张释之传》注 《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汉书·哀帝纪》 《汉书·冯野王传》 《史记·儒林列传》 《汉书·景帝纪》 田令 水令 马复令 金布令 《后汉书·黄香传》 《汉书·儿宽传》 《汉书·食货志》 《汉书·高帝纪》注 缗钱令 （以上为经济管理类） 《汉书·食货志》 祠令 《汉书·文帝纪》注 祀令 《汉书·郊祠志》注 斋令（以上为礼仪类） 《汉书·祭祀志》注 戍卒令 《史记·将相名道表》 公令 卖爵令 （以上为军事类） 《汉书·何并传》 《史记·平准书》 狱令 《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箠令 《汉书·刑法志》 谳狱令 （以上为司法类） 《汉书·平帝纪》 胎养令 《后汉书·章帝纪》 养老令 （以上为养老、胎养类） 《汉书·文帝纪》 科 谳法科 《后汉书·郭躬传》 首匿科 《后汉书·梁统传》 宁告科 《后汉书·陈忠传》 钻鑽科 亡逃科 异子科 投书弃市科 《后汉书·陈宠传》 《后汉书·陈忠传》 《晋书·刑法志》 《晋书·刑法志》 品 仪品 守御器品 《汉书·梅福传》 《散见简牍合辑》203简 复作品 《居延新简》EPT56·280-281 就品 赎品 《敦煌汉简》1262简 《居延新简》EPT56·35-37 烽火品约 《居延新简》EPF16·1-17 比 决事比 《周礼·秋官·大司寇》注 死罪决事比 《汉书·刑法志》 辞讼比 《东观·汉记·鲍昱传》 法比都目 《汉书·鲍昱传》 嫁娶辞讼决 《晋书·刑法志》 决事比例 《晋书·刑法志》 司徒都目 《晋书·刑法志》 廷尉决事 《新唐书·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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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历史上出现过哪些现在看起来无法理解乃至荒唐的法律制度

隋唐时期特别富庶，若你有幸穿越到隋唐时期，成为一个读书人，那你惨了。因为你要参加各种考试，忍受各种奇葩的法令制度，而且不能口齿不清，像舌头烫不平这类的事情绝对不能发生，不然你就触犯法律了，字写的不好也不行。《隋书·仪礼志》：“凡文理不通、不精或书写潦草而没考上的，罚喝墨汁一升。”不知道墨汁味道如何？求隋唐考生心理阴影面积。
如果你穿越到汉代，汉代科考没这么变态，但是做官的话法律却很严格。武帝时有一条奇葩的法律，腹诽罪。皇帝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瞅什么瞅？说你呢！嘿，弄死你！听着挺玄乎的，这条罪名的开创人竟然是汉武帝。
《史记》里对此有记载：(颜)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颜)异不应，微反唇。(张)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见《史记.平准书》)
张汤是个酷吏，其人能力不说，情商超高，很会揣摩皇帝的心思。颜异本来只是一个小官，没有后台，但他很有才华，做到大司农的位置，也就是理财的。武帝觉得自己聪明，对金融方面很有见解，于是跟张汤商量发行“白鹿皮币”，问人民套点钱花，他们商量好后问颜异，颜异性格耿直不会拐弯，就说这个不可行，而且还列举出一二三，汉武帝好面子，很下不来台，他还不如一个理财的管家聪明，他能畅快吗？张汤发现武帝不高兴，他高兴坏了，他早就看颜异不顺眼，正好弄死他。于是他派了个人对颜异问话，颜异和他的门客谈话，门客提到了造“白鹿皮币”的诏令有些不恰当，颜异没有回答，只是嘴唇悄悄动了一下。张汤马上捕捉到他的神情，然后添油加醋说颜异对法令不满不直接跟陛下说，反而在肚子里诽谤，所以是死罪。
所以在汉朝为官演技要过硬，稍有不慎就身首异处。
在汉代当官，下了朝想去喝点小酒，不行，犯罪。
《汉律》有规定：“三人以上无故饮酒”罚金四两。
“无故”是什么意思？饮酒还必须得说出个一二三来？说聚众谋反您看这个理由您满意吗？
所以，古人的法令限制远比现代人复杂的多、也繁琐的多。穿越是一个技术活。
再说说古人的饮食，中国古代有好几次禁止吃猪肉的事，最著名的就是朱厚照，
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下旬，明武宗朱厚照南巡从扬州到南京的路上，发布了一道圣旨。这道圣旨既不关乎南征宁王朱宸濠，或叛乱平息的善后事宜，更不关乎国家重大的政策举措。皇皇圣旨竟是禁止民间养猪、杀猪、吃猪肉的事。

J. 帮我介绍一下西汉汉武帝时期的酷吏张汤

张汤的出身与童年
西汉初期的官吏总体上由两部分组成：一类是法家式的官僚及其子弟，可概称为文吏；另一类是学习儒家经典而入仕途的知识分子群体，可概称为儒生。前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未接受系统的六经之学，但深谙政治惯例，通晓法律事宜，熟知技术性业务，是人主眼中的“武力有功之臣”，其施政采用法家实用主义学说，直接秉承最高旨意，严刑峻法，打击盗贼豪强及一切不利于皇权统治的力量，后世称他们为“酷吏”。后者通常出身平民，深知社会底层民众疾苦，笃信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认为治国之本在于宽厚待民，但多不通政务，不适应官场规则。其施政坚决依照儒家学说，发展生产，施行教化，致力于社会的安定良态，后世称他们为“循吏”。〔1〕文吏与儒生之争，既有政治分歧，也因私人生活，汉武帝时代尤为激烈。而张汤就是武帝时期赫赫有名的一代酷吏。
张汤，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地区）人，具体出生年份不祥，约为汉景帝中期，是典型的法家式官僚子弟出身。现代心理学理论认为，人幼年的生活环境对其一生成长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潜意识中的刺激通常于悄无声息之中深刻地改变性格，而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着命运。中国民间谚语也有“三岁看小，五岁看老”。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里记有这样一件发生在张汤幼年时的小事，其中反映出的诸多信息将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张汤及以其为代表的酷吏群体的心态。
“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鼠盗肉，父怒，笞汤。汤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2〕
以职业风格治家的张父因老鼠偷肉一事大发脾气，用竹板、荆条“笞”汤，体罚儿子。请注意，笞刑是古代中国常见的正规刑罚之一。〔3〕受了委屈而又倔强的小张汤掘地三尺捕获盗鼠后，并非出口恶气一杀了之，而是一本正经地自设公堂，传布文书，刑讯定罪，最后宣读判决，将老鼠处以极刑，磔（肢解暴尸）于堂下。再请注意，磔刑是远古残酷周刑之一，即今人俗语“五马分尸”。〔4〕担任公职多年的父亲见证情景，也得“大惊”，从此发现了张汤的天赋，让他助理代案，专写司法文书。（关于汉代诉讼审判制度，文献记载不多，主要描述就在《酷吏列传》及张汤审鼠这一段。）〔5〕通过对上述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家庭环境的影响、张汤自身的兴趣和才能以及其父对他的专业培训，都使他非常适合担任“刀笔吏”职务，从事司法工作，这与他后来能位列三公、成为御史大夫关系极大；其次，张汤小小年纪性格中残忍冷血的一面已初显端倪，具有强烈的暴力倾向，其后更是愈演愈烈直至成为一代酷吏，“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6〕但同时也为其一生最终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三 从小县吏到御史大夫
张父死后，张汤顶班当了多年长安吏。他的政治发迹，先是因为救助过周阳侯田胜，而被引见朝中贵族，在当时名酷吏宁成手下任职。接着攀交上田胜之兄丞相田蚡，遂被推荐给汉武帝，提升为御史。张汤仕途上的崭露头角始于公元前135年的陈皇后巫蛊案。皇后陈阿娇（成语“金屋藏娇”的女主角）为与美人卫子夫争宠，召集巫婆于后宫施法念咒。武帝下令严查此事。张汤借机发挥酷吏本色，网罗无辜。“汤深竟党与，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7〕被牵连者达上千人。既而陈阿娇被废，卫子夫新立为后。因办案有功，张汤升职为太中大夫，从此为武帝所赏识一路青云直上。
太中大夫任上，张汤与私交甚好的酷吏赵禹（成语“一意孤行”的主角）合作，根据武帝政治的现实需要，共同制订修改各种国家律令。其主要作为有：恢复汉初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妖言诽谤罪等严刑峻法；作见知故纵之法，即官吏获知犯罪行为后必须举告，对应判刑的罪犯必须严格执行，对当地动乱必须严厉镇压，否则以重罪论处；编《越宫律》二十七篇（今佚）。关于宫廷警卫制度，是汉律六十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律令的共同特点是“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8〕即务必使法令严峻细密，对任职官吏尤为严格。这使得文景盛世以来宽厚立法的趋势被逆转，汉法的发展从此严酷苛密化。
此时，武帝为加强封建大一统，罢百家尊儒术，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张汤恰时投机，一边上书请求选派儒家博士为廷尉史，辅助自己办案，一边多次就朝堂重大案件代表天子及官方前去咨询已还乡退隐的董仲舒，以其意见为重要的审判依据。从此狱吏断案，多应朝廷旨意，附会古人之义，言必六经“公羊”，史称为“春秋决狱”，这既促进了法律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也是两汉经学化的开始。
公元前123年，淮南王刘安（古籍《淮南子》的编著者，成语“鸡犬升天”的主角）、衡山王刘赐谋反，事败自刭。廷尉张汤主审这场政治大案，揣摩武帝心意，乘机铲除宿怨，穷追狠治大显身手，“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万人”。〔9〕张汤遂于次年，即武帝元狩二年，加官进爵，功成名就，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七年御史大夫生涯。
张汤的飞黄腾达，首要原因在于他成功前谦卑待人、广交朋友、编织关系网，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史记•酷吏列传》上说“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已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虽然有意见，但是表面还要做足功夫，营造氛围，对富豪高官们仰慕推崇，毕恭毕敬，“与长安富贾交私，收交天下名士大夫……至于大吏，内行修也；送请诸公，不避寒暑”。于是“虽用法深意不专平，然得此声誉”，尽管问题不小，却被权贵褒奖，获得良好名声。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张汤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张汤的一言一行从武帝角度看去，无不是唯皇命是从，绝对效忠，绝无任何私心，武帝自然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理所当然的重用他，赋于他大权。而事实上却是“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也就是说，张汤断案大多是遇上武帝讨厌的，就落井下石加重刑罚；遇上武帝喜欢的，就寻找借口法外开恩；遇上武帝不关心而与自己有隙的，就毫不留情一审到底，以排挤仇家为政绩，在维护皇权的幌子下最大程度的扩张己欲。“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名义上万事由皇帝一人裁决，其实最终决策权却完全被张汤个人意志所引导。值得注意的是，张汤的成功所依靠这两个因素也正是他失败的原因。
位列三公后的张汤自恃有皇帝宠信，多行分外之职，权势远超丞相，天下之事皆由其决之。他在朝堂上高谈阔论国家大政常至日暮，武帝忘而废食迟不退朝，众臣皆不得归；因病不能上朝时，武帝竟御驾专程前往张府看望，隆贵到如此地步。汉匈间长年间大规模的战争导致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为解决财政危机，武帝令张汤主管经济改革，策划国家与百姓争利，负责制造白金货币和五铢钱，实施盐铁用品专卖法案，到处张贴缉拿令，严刑打击豪强富贾，酷法压迫平民弱势，〔10〕全国被搞的通货膨胀，骚动不堪。
而就在这个时候，经武帝默许，张汤又亲手制造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和法制史上最为严重的冤狱之一——腹诽案。以廉直闻名，任九卿之一的大农令颜异因对张汤以一张白鹿皮置换四十万钱的经济法案持有异议，得罪了汉武帝。主持变革大计、善察政治风向的张汤与颜异有旧怨，便借口颜异曾在下属批评朝政时“不应，微反唇”（无语，只动了下嘴皮），上告其“不入言而腹诽，论死”（没说话但在心里诽谤，应该处以死刑）。〔11〕武帝批准，颜异即被处死。腹诽案可以说是千古奇冤，竟纯以猜度主观判定政治犯，这个恶劣的先例比南宋岳飞“莫许有”、明于谦“意欲罪”在时间上还早了上千年。其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皇权专制势力滔天，官民人人处于恐怖之中，“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多谄良取容矣”，腹诽被公然地搞成了能类推的罪名，众臣也得谄颜保身附和。至于改革大计，为政时不听众议不思后果，打击伤害面太广，必然造成对社会的严重损害。“自造白金、五铢钱后，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犯者众，吏不能尽诛”，以致民怨沸腾，怨声载道，“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12〕到了这个万夫所指的地步，可控制的经济危机已被人为恶化成了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如同不义的辉煌总逃不过惨淡的收场，张汤的飞黄腾达也快到尽头了。

四 四面楚歌无路可走
张汤的失败，最致命的原因在于他的两面性格，为法过酷，结怨太多，最后被武帝抛弃。公元前115年，武帝元鼎二年，由于盐铁收归中央政府独占，极大损害了同姓诸侯国的利益，再加上以前的个人恩怨，赵王刘彭祖率先指控张汤与其下属鲁谒居合谋诡计危害国家。鲁谒居是张汤的心腹手下，曾故意炮制冤案以陷害张汤的旧怨御史李文。鲁谒居因赵王上告被关入狱中不久病死。被连累的鲁谒居的弟弟认为张汤见死不救，于是在牢里揭露了其兄与张汤违法挟私寻仇的黑幕。武帝特命廷尉减宣调查李文案，而同为酷吏的减宣恰也是张汤的老对头，欲借此案置张汤于死地，便私下秘密行动罗织大罪。正在这危机时刻，有贼偷盗了汉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依惯例，丞相庄青翟与张汤相约一同向武帝谢罪。张汤临时变卦，单方面推卸责任，准备先弹劾庄青翟，将罪名全归于丞相。而丞相府的三位长吏朱买臣（成语“覆水难收”的主角）、王朝、边通也都与张汤结有深怨，三人得知张汤计划后，一起联名先发制人，替丞相声辩无罪的同时，告发了张汤平日的种种非法行径，将前后数件事一一联系。武帝暴怒，认定张汤内心险诈一惯欺君，便不由分说，派使者带着罪名簿以八项大罪痛责张汤。
“天子果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汤具自道无此，不服。於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遂自杀。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天子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尽案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上惜汤。稍迁其子安世。”〔13〕
武帝还派出当年与张汤情同兄弟的酷吏赵禹来质问他。〔14〕张汤见了好友，自以为事情终有转机，正准备长篇解释，却被赵禹当头痛斥：“今天你觉得自己冤枉了，当年被你杀的那么多人就不冤枉吗？现在别人告你都是有真凭实据的，皇上关你到牢里，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断，为什么还要争辩呢？”（这与成语“请君入瓮”有神似之处）这么一折腾，张汤终于清醒了，回想自己昔日所作所为，再以自己对武帝的了解，尽管不甘心，但是非死不可了。在诸侯、部属、酷吏、同僚上下内外四面八方的夹击下，皇帝也抛弃了他。张汤自杀了，面对下葬事宜，张母之所以正气懔然地说了些我们不能理解的怪话，我想大概是因为在她眼中儿子一贯是清廉正气尽心为公的吧。
实际上，张汤之死是政治斗争的残酷结果，是作法自弊罪有应得的下场，是古语“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再印证，谈不上什么恶言诬陷。首先，张汤大权在握后，翻脸无情、广结仇怨，致使众臣群起围攻，再无人为其说话，失去了以前牢固的官场基础。丞相府的三长史朱买臣等人都是平民文士出身，曾位居张汤之上，“而汤为小吏，跪伏使买臣等前”。等到他们获罪降职后，风水轮流转，“（朱买臣）见汤，汤坐床上……汤数行丞相事，知此三长吏素贵，常凌折之”，冤家对头间已是易结不易解了。其次，怀着“何世患无才？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15〕的人才工具论的汉武帝，为人喜怒无常，随心所欲，做事治国常不计后果，一旦反悔便大走极端。在对待张汤案时，先是毫不留情，不容解释，一心治其死罪。等到终于如愿了，突然听闻张汤家贫薄葬，就立刻掉转方向，一口气又杀了三长吏，逼死丞相庄青翟，金口赞许了张母，再提升张汤之子张安世的官职，就算是拨乱反正给张汤正式平反了。孰不知这很可能是一场政治案件还没弄清，紧接着又制造了另一场也说不清的冤假错案。以武帝一贯的政治言行和后来的历史观之，他对张汤有保留的“信任”与所谓的“惋惜”，在关键时刻是不可靠的，一旦遭遇其他重大政治斗争，必要时还会弃之为牺牲品。
《史记•平淮书》载“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张汤本来也就没为民众做过多少有益之事，留给平民百姓的恐怕只有严刑峻法带来的肉体与心灵上永远的伤痛。他所做过的违法乱纪的罪行，只怕依他自己制订的汉律也是要严惩不怠祸及全族的。整个事件里最值得称赞之处在于，张汤虽然全公费开支，但从政数十年，一度掌控全国财政大权，却能不贪污索贿，以至家中清贫如许，真是难能可贵，在这一点上足为廉洁表率，或许这就是张母内心深处儿子正直形象的来源。
纵观这场高层大内斗，真可说几乎无对错之分，朝中各臣在揣摩皇帝心意互相倾轧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地徇私枉法。在张汤一心陷害别人时，别人也在相机报复，一有机会，双方就借机发挥大肆发难，一场新的政治大风暴又凭空从天而降。其结果却不仅是葬送了自己的性命，还连累无辜他人，殃及下层百姓。这既是封建政治的黑暗无情，也是皇权制度下的丑恶与无奈。

五 张汤与武帝的历史教训
张汤死后，武帝继续重用酷吏治国，《史记•酷吏列传》所载十一名酷吏，竟有九位都是武帝时的，义纵、王温舒、减宣、杜周等人相继担任廷尉、御史大夫等职，搞得冤狱遍天下，民变起八方，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国家处于一片腥风血雨中。《汉书•刑法志》记“（张汤死）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寝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章，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司马迁也评论说，张汤虽“深刻”，然相比之下“其治尚宽，辅法而行”，还能“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上有所好，下必甚矣，酷政蔚然成风，酷吏盈满天下，而张汤的继任者们只会一无是处祸国殃民，“何足数哉！何足数哉！”〔16〕张汤一生以悲剧告终，这是武帝统治下他的必然命运。汉武帝刘彻是一个雄才伟略却也好大喜功、黩武嗜杀的封建帝王。他在位五十年间，开疆拓土建立不朽功业、确建中国三千年“秦皇汉武政治架构”的同时，随意发动战争，任意制造大规模冤案，严刑酷法维护统治，挥霍了其祖父与父亲“文景之治”四十年多来的社会财富，导致国家动荡不安，人民饱受苦难，“海内虚耗，户口减半”，〔17〕全国人口减少一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总结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18〕武帝时共十三位丞相，不得善终者九位。至到最后“巫蛊”案刚愎自用听信谗言，逼死皇后（卫子夫）、太子、皇孙，才痛然恍悟，察觉自己于国于民为祸甚大，晚年“轮台思子悔过”下罪已诏，决定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任用贤良，以赎己罪。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暴君必然制造酷吏，二者互相利用互为依靠。酷吏在争宠内斗的同时，又提携互助共同营造暴政；不酷者反而被异化为官场公敌难以作为。仅以张汤为例，他师出酷吏宁成，与酷吏赵禹交好，最终也被酷吏减宣围攻。而酷吏尹齐、杜周、王温舒都曾先后为张汤属下。张汤对他们甚为欣赏，多次称赞尹齐“廉武”，数次进言杜周“无害”，〔19〕大力提拔王温舒。三人由此官至御史，在张汤死后倍受重用，“青出于蓝而甚于蓝”，施政残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可说是惹得人神共愤，当然也都如张汤般咎由自取，难逃政治牺牲品的悲惨下场。
在酷吏大量培养酷吏的同时，循吏与酷吏间斗争也一直未停止过。匈奴曾来请求和亲，儒生博士狄山反战主和，斥责张汤等酷吏“诈忠”，结果被武帝公然借匈奴人之手杀掉，“自是以后，群臣震摄，无敢忤汤者”。〔20〕唯一敢当面反对张汤批评武帝的只有大臣汲黯（成语“后来居上”的主角）。汲黯为人刚正，言行磊落，曾被武帝誉为“古之社稷之臣”。张汤初任廷尉时，汲黯就认定其必为祸及天下，多次在皇帝面前痛斥张汤，经常与张汤在朝堂上争论国家大事。张汤辩论注重咬文嚼字，于细微处反复纠缠；汲黯尽管义正言辞，坚守原则，但也无法驳倒对方。张汤为此“深心疾黯，欲诛之以事”， 武帝也厌烦汲黯逼迫其外调异地。汲黯临走前，对大行李息忠言直告：
“黯弃居郡，不得与朝廷议也。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僇矣。”〔21〕
事实证明，汲黯这段话政治预见性极强，对张汤及酷吏群体的分析深刻到位。可李息“畏汤，终不敢言。后张汤果败”。事后逐渐认清张汤真面目的武帝听闻此言，认为张汤之所以横行，正是李息这类人懦弱纵容，“抵息罪”，将李息严惩，又提升了汲黯的官职，作为表彰。
值得一提的是，酷吏赵禹在张汤死后，一改以往“酷急”作风，晚年“治加缓，而名为平”，在一片酷吏的杀罚声中反而有了“据法守正”的好名誉，也得享天年终老于故土。〔22〕而张汤之子张安世为官也与其父迥异，昭宣二朝位居重臣，却明哲谨慎，施政宽厚，多与人善，生活方面是家传的廉洁简朴，封侯加爵家资万贯，依旧是身着夫人亲自为其纺织的衣衫（也有史家评论其有世故作秀的嫌疑）。最终“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23〕，发展为显赫非凡的名门世家。我想这其实都是前车之鉴，血与历史的教训吧。而张氏一家数代从事法吏工作，则是中国古代律学家族世袭化的开始。
《史记•酷吏列传》开篇引孔子语“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史记•循吏列传》前言也说“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我们知道，反暴政颂仁义是《史记》的核心指导思想，《循吏列传》正是作为《酷吏列传》的对比面而出现的。西汉酷吏集现代公安、检察、法院三大国家机构职能于一身，权力直出最高统治者，几乎不受任何制约。酷吏在治乱的过程中打击豪强盗贼，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其本质决定作为封建皇权的私人统治工具，对国家社会终究是弊大于利的。一味偏私以刑治民的古代法家学说是存在重大缺陷的，须知绝对的权力只会导致绝对的腐化，这是人性与生俱来的弱点。治国之道应当同时加强道德建设与法制完善，善法面前不分阶层人人平等，才能顺利创建出和谐社会，而这也就是现代法治远胜于人治的地方。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张汤时代的历史值得我们后人沉思之处太多了。

附录：新闻《西安南郊发现西汉名臣张汤墓》〔24〕
出处：西安晚报 时间：2004-1-6
西安市考古工作者最近在长安区发现一处汉代墓葬，其中出土的青铜信印确切地证明了墓主就是西汉名臣张汤。这是我市对《汉书》上有明确记载的名人墓的首次发现和发掘。该墓是在长安区郭杜一带西北政法学院新校区的基建工地被发现的。墓为长斜坡墓道土洞式，坐东朝西，平面大致呈“甲”字形，墓道后连接甬道、墓室。此墓虽已经盗扰，但出土了特点较为明显的西汉中期星云纹铜镜和武帝五铢钱等文物。最为珍罕的是，出土物中有2枚精致的双面穿带印，一枚印文为“张汤臣汤”，一枚为“张君信印”，印面径为1.8厘米，即古之所说“方寸之印”。此两印的出土表明墓主应为张汤，结合出土器物和墓葬

形制考古者推断此墓葬时代为西汉中期武帝之时。张汤为西汉武帝时期名臣，《汉书》记载其起于书吏，曾为长安吏、茂陵尉、侍御史，后迁升御史大夫，位至三公。他为长安杜陵人，少儿时即以司法程序审讯偷食的老鼠而出名，长成后升任重臣，办案治狱干练，上疏进谏得力，曾得汉皇宠信，最终受诬陷自杀而死。西汉杜陵所辖范围包括今长安区，即今张汤墓葬在西汉杜陵范围内，此墓的发现与西汉御史大夫张汤墓的古籍地望相符。同时此墓中棺木痕迹表现为一棺葬，与《汉书•张汤传》中“载以牛车，有棺而无椁”的记载相吻。墓中随葬物品多为日常生活的小器件，不见汉墓常见的陶器和其他贵重器物，也与《汉书》中“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何厚葬之”的记载相同。市文物局孙福喜等人综合上述分析，断定此墓就是西汉张汤墓。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汉书》记载的正确性。史载张汤死于汉武帝元鼎二年，故其墓葬时代也应为元鼎二年左右。准确的墓葬年代的确定，为以往靠器物组合断定相对年代的汉墓分期断代，也为关中地区汉墓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精确的标尺。

（责任编辑：李孟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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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政法学院法学一系二OO三级十三班本科生。
〔1〕参见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8、202、224页。笔者于此处综合概论之。
〔2〕《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
〔3〕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4〕同上，第38页。
〔5〕同上，第110页。
〔6〕《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
〔7〕《资治通鉴•汉纪•世宗孝武皇帝》。
〔8〕同注〔3〕，第101页。
〔9〕同注〔2〕。
〔10〕同注〔1〕，第25、198页。
〔11〕同注〔7〕。
〔12〕同注〔2〕。
〔13〕同注〔11〕。
〔14〕同注〔2〕，“两人交欢，而兄事禹”。
〔15〕同注〔2〕，“赵王怨之，并上书告：汤，大臣也，史谒居有病，汤至为摩足，疑与为大奸”。汉代男色之风盛行，此处或暗示同性恋。
〔16〕同注〔2〕。
〔17〕 《汉书•卷七•昭帝纪》。
〔18〕同注〔10〕。
〔19〕同注〔2〕。
〔20〕同注〔13〕。
〔21〕同注〔6〕。
〔22〕同注〔2〕。
〔23〕 《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