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征伐

『壹』 道德经中果而的意思

果而勿伐，果而勿骄。。。。。达到目的意思。达到目的了就不要继续征伐。成功了也不要骄傲。

『贰』 道德绑架是一种什么感觉制高点

所谓道德绑架，是指捏造或使用高于常理的标准去要求、威胁甚至攻击别人，但很多人喜欢滥用这个词语以彰显自己过高的逼格，把一切批判和指责都视为对方站在道德制高点在进行道德绑架，其实不然。但道德绑架确实存在且有时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叁』 宋史尹洙传文言文翻译

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年轻时与哥哥尹源都以儒学出名。考取进士，调任正平县主簿。历任河南府户曹参军、安国军节度推官、光泽知县。考试书判成绩优秀，改任山南东道节度掌书记、伊阳知县，有能干的名声。因为大臣的推荐，被召回朝考核，任馆阁校勘，升太子中允。正好范仲淹被贬官，皇帝在朝堂中宣读诏谕，警诫各级官吏不要结党营帮。尹洙上奏说“：范仲淹素来赤胆忠心光明磊落，臣与他是师生兼朋友的关系，也就是范仲淹的党羽。如今范仲淹因为结党营帮被治罪，臣也不能苟且免罪。”宰相发怒，革了他馆阁校勘的职，再去任掌书记、唐州酒税监。

西北地区长期平安无事，尹洙做了《叙燕》、《息戍》两篇文章，认为战备不可松弛。

《叙燕》说：

战国时代，燕国最弱。两汉的叛将，占领燕地借助外邦，也不能守住自己，以东汉末年公孙瓒那么强大的势力，最后仍被袁绍制服，唯独慕容氏乘石虎叛乱，才兼并了赵国。虽胜败的战术不同，但大概地论说强弱，燕地不如赵地。赵、魏统一，那么燕就更加不能抵挡。唐朝三大强盗连续作乱长达一百多年，但外敌不曾越过燕地侵犯赵、魏，可见燕地能独立应付外敌。自燕地落入契丹之手，契丹的势力日益强大。显德时期(954～959)，虽收复了三关，但尚未全部收复燕南土地。本朝初期，燕州开始与并州联合，势力更盛，然而朝廷只派了些次要部队防御。我军征伐蜀国和吴国，泰然不顾两河地区，这很明显是因为赵、魏两地足以制约它。并州的敌寇被扫平后，将全国精锐部队全部用来专门对付契丹，也不能夺取尺寸的土地，不久曾用百万之众驻扎在赵、魏一带，但到敌人撤退时却不敢抗击，世人多怪罪他们不出战。但我军负守城之责，有内顾之心，打起仗来不一定会胜，如果不胜的话就非常危险，所以干脆不出战未尝是错。

分析当时的弊病，在于兵力没有分开。设若将兵分为三路，在必争之地扎营，分出一部分兵力迷惑敌人，设下圈套以等待敌人进入。边境堡垒向来坚固，派民众守住，使敌军顿驻在坚固的城堡之下，再乘机前后夹击，就没有不会打胜的了。大概我军兵力不分开会有六大弊病：一是假如敌人蓄足勇气来对待战争，我方便没有其他的抵抗阻击了；二是我军人多就会士兵散漫；三是前代善于统兵的将帅必须问士兵的多少，而今派一个中等才能的人就可全部统率他们；四是倘若大军失败，敌人就会长驱直入而没有其他顾忌；五是一旦委托重兵给边疆，朝廷根本就会虚弱，小人就容易乱说；六是虽将军事大权委托给守将，但又不无怀疑，于是再命显贵大臣监督，大军的进退都由两人商量决策，这样我军就不能灵机应变。如果我军兵力分散开来就能将弊端全部改掉，这就会有六大好处。

胜败是兵家常有的结果。倾尽国内的力量来攻击外国，一旦失败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苻坚的淝水之战、哥舒翰的潼关之战就是这样。可见制服敌人关键在智谋而不在人多。将赵、魏和燕南，加上山西，那人民的力量就足以守卫，军队的力量也足够打仗。如果分别派人统帅一方，将领能够独立决断，那么即使一方军队失败，其他部队还在奋战，哪里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呢？所以军队虽在外失败而国内根本没有动摇，这是好的失败。从前六国各自有地几千里，军队在秦国失败，可散去后又再振作，打了几百仗还没打到自己首都，这是对国家最坚固的守卫。陈胜、项梁率领关东民众，早晨失败晚上便灭亡，这是因为他的势力是刚形成的。以全天下的广大来谋自己国家的利益，不如坚守自己千里国土，而利用刚形成的力量，侥幸一次战争的胜利，难道不令人疑惑吗？战争消弭已很久了，士大夫读书学习，说百世都不会再使用战争，不是极荒诞的人不会再谈起战争。然而战争果被废除则已，倘若后世又使用战争，那么借鉴古人能多少使后世君主明白些，所以我特记载了他们的胜败。

《息戍》说：

国家放弃朔方，西边军队不出兵已三十年，但仍在千里边境设亭障，派驻重兵守戍。虽有些外族部落屡次侵扰，但立即被平定，然而国家屯兵戍守的费用，也已很多了。西戎侵犯，远从周朝就开始了，西汉的先零，东汉的烧当，晋代的氐、羌，唐代的秃发，历代都侵犯我国，是国家的大患。各朝兴师平寇，都有成功，但因战争把中国拖累得疲惫不堪的，要以东汉一朝为最，当时费用常以亿为单位来计算。汉孝安帝时期，羌人反叛达十四年，中国的费用达二百四十亿。永和(136～141)末年，又经历了七年对羌人的战争，费用达八十多亿。而到段纪明，一年用去五十四亿，才基本上将反叛的羌人剪灭干净。如今西北泾原、宁、秦凤、延四军的统帅，拥有守戍的兵卒十多万。一个兵每年的供给费用，不下二万，骑兵与杂兵，按中等计算，只总计供给费用，赏赐不包括在内，以每人十万计算，每年费用为二十亿。自灵武停战撤兵以来，共计费用六百多亿，是以前朝代的几倍了。和平时期的屯兵守卫，尚且还如此，以后即使有其他地方的警报，西北的守军也一天都不能撤去，这十万军队，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的时候。国家用高利润来召募商人买进粟米，倾尽四方的物资，但无水漕的运输，靠人力拉运来的粮食物资，也不过能供应边陲几个郡的守军罢了。年成并不常是丰收的，而国家对边防军的供给是经常、固定的，近年也曾稍有匮缺。倘若外敌乘我国饥荒，我国必须接济军队，而这些军粮给饷应当由关中地区提供，这样我们还没交战西部边陲就已困难危急了，这不值得考虑吗？

考察唐代的府兵，上等的州一千二百人，中等州一千人，下等州八百人。当今为计，不如征募壮年百姓当兵，依照唐代设置州府，就会大大减少军队数量。而今日边境地区虽有乡兵制度，但只在极边远的几个郡施行，那里百姓户籍很少，不足以防备外敌。估计京兆西北的几个郡，大郡户籍可能有十多万户，按中等家庭出半个人当兵计算，应可得到六七万兵卒。征收他们各种实物赋税而不要改用其他东西来代替，如赋名叫帛赋的就不改收五谷，畜养马的人又可免去他的杂徭役。人民以受到宗族的庇护为荣幸，会乐意登记户籍。农闲时讲习军事，推举有武艺者做什长、队正，盛秋时候按时检阅，经常演习就像敌人来了一样。用关内、河东的优秀士兵教练他们，全部撤消京师的禁卫军，严格选择守将，分开他们所统领的地区范围，让他们有独立决策的权力。让他们分别统领一部分军队就不会使军权太大，而让他们有专制独立的决策权就会使将帅们更加勉励奋战，加强守备，熟悉形势，储备的粮食多，教练的士兵精锐，使外敌无机可乘，不战而惧。《兵志》所说的“不靠他们不来，靠我有了准备”，这便是国家取胜的方法吧？

尹洙又写了《述享》、《审断》、《原刑》、《敦学》、《矫察》、《考绩》、《广谏》，与上两篇合成《杂议》共计九篇奏上给朝廷。

赵元昊反叛，大将葛怀敏征用尹洙任经略判官。尹洙虽是由葛怀敏征辟，但更被韩琦赏识。不久，刘平、石元孙战败，朝廷用夏竦做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任副职，仍用尹洙做经略判官。尹洙几次上疏论述战争，请求皇帝在便殿召见二府的大臣商议边疆大事，并讲求本朝开宝(968～976)以前用兵作战的历史经验，特别作出英明的决策，来加强对边疆的谋划。又请求裁并国内的栅亭堡垒，招募士兵，减少骑兵，增加步兵。又上奏卖爵的令文。当时皇帝下诏询问攻守的计策，夏竦提出了两条计策，命韩琦同尹洙上京奏给皇帝。皇帝采取了夏竦进攻的计策，任命尹洙为集贤校理。尹洙于是赶赴延州谋划出兵，但范仲淹持不同意见。回到庆州，正遇上任福在好水川战败，尹洙因此派出庆州部将刘政的精锐部队几千人，赶赴镇戎军救援，还未到，敌人已撤走。夏竦上奏弹劾尹洙擅自发兵，尹洙被降职做濠州通判。当时舆论说任福的失败，是由于参军耿傅督战太急躁。后得了耿傅的信，内容是告诫任福，叫他保持镇定，不要冒险轻进。尹洙因为耿傅是一个文官，没有军事责任而死在战场上，又被当时人冤枉，于是写了《悯忠》、《辨诬》两篇文章。

不久，韩琦任秦州知州，征用尹洙任秦州通判，尹洙后又加级为直集贤院。他上奏说：

“汉文帝是个品德盛美的君主，但贾谊议论当时的事情形势，还说可为此恸哭。汉武帝在外制服四方夷狄，加强君主威严，但徐乐、严安还用陈胜灭秦国、六大臣篡夺晋王主权作为他的告诫。这两个皇帝不讳言国家危乱灭亡，所以子孙能保有天下做皇帝十多代。秦二世时，关东强盗兴起。有人告诉他人民正在造反，秦二世大怒，将报告者交给官吏处治；有人说现在已将造反的人驱逐逮捕尽了，不必担忧，秦二世才高兴。隋炀帝时，四方军队都起来叛乱，他周边亲近的大臣都隐瞒盗贼的数目，不将实情报告给他，有说盗贼很多的人，都受到诘难。这两位皇帝讳言国家危乱灭亡，所以秦朝、隋朝的宗庙社稷没几年就成为废墟。陛下看今天国家的政治，与汉文帝时期比如何？在军事武力制服四方夷狄方面，与汉武帝相比如何？我国的根本是仁义道德，陛下的仁慈友孝和爱民，诚然是秦、隋的万万倍。然而今日西有不臣服的外族，北有强大的邻国，并不只是平日街巷中小盗贼的形势。

“自西夏反叛朝廷命令四年以来，边塞苦于频繁的骚扰，内地疲于远距离输送军粮。军队长久在外而得不到休息，最终会有人乘军队疲累时起来作乱。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当这个时候，陛下应当夙夜不停地担忧警惕，以便防备事变和堵塞祸源。陛下向臣下请教咨询边疆的事，又能容纳直言，前朝的君主，在勤劳宽大方面，没有谁能超过陛下。然而没听说您为社稷宗庙担忧，为国家危亡恐惧，这就是贱臣感到愤慨和愁闷不已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如今命令经常更改，恩宠太滥，赏赐也没有节制。对这三点，应小心警惕，事情都在于陛下的行动，并非有难以改变的情势。然而因循不改革，那形势就会日益变坏。臣说陛下不为社稷宗庙担忧、不为国家危亡恐惧，就是因为这个。

“命令，是君主用来取得下属信任的东西。从前在民间，朝廷降下一道命令，都会肃敬地看阅；如今则不是这样，而是互相私下议论，以为不久就会更改，后来果然如此，这就使命令日益被下面人民轻视。命令被轻视，那朝廷就没人尊重了。又听说群臣中有人进献忠心的谋划，陛下开始很听信；后又有一人阻扰，便改变了主意。忠心说话的人认为皇上的信任不能有始有终，便很怀疑、否定自己的计谋，以为它没有益处，这就是命令多次更改的弊病、坏处。

“爵禄的赏赐，是陛下所拥有的权柄。近来外戚、大臣以及读书士子，有人利用谒见的机会来谋求皇上的恩泽，这种从宫中直接向下施予爵禄恩泽叫作‘内降’。臣听说唐朝政治衰落时，有时母后专制，有时后妃把持朝政，建树恩惠私植党羽，名叫‘斜封’。如今陛下威严的权柄来自自身，有才德的外戚、内臣，应当与大臣们正式讨论然后提拔，何必要承袭唐朝‘斜封’的弊病呢？而且如果大臣们顺从这种现象，就会败坏陛下的纲纪；如果不顺从，就又会阻塞陛下仁德的声音。败坏纲纪，是忠臣不忍做的；阻塞皇上的声音，则又使威严的权柄被上级大臣轻视。而且公正不阿地为国尽力，是朝廷对大臣的要求。如今皇上自己因私情阻挠他们，而又要求大臣不徇私情，难啊。这就是恩宠太滥的弊病。

“赐予，是国家用来奖励功臣的手段。近年来，对妃嫔、伶官、太医之类，赐予过于丰厚。民间传言，国库中的金银玉帛，都是祖宗一代代积累聚成的，陛下使用它，不很爱惜，如今所存无几了。离宫廷遥远的人，诚然不会知道国库丰盈或匮缺的数量，只看到向民间索取的日益繁多，就知道国库的储蓄不丰厚。臣也知道自从派军队守卫西疆，国家开支费用逐渐增加，国库的积蓄，未必都被赐予占用，然而下层民众不能一家一户地被晓谕，他们只会看着陛下的行为处事而被感召行动罢了。往年听说边疆将领王王圭，因奋力打仗被赏赐黄金，民众就无不高兴服从；有时看见唱戏跳舞的人得到的赏赐太丰厚，就往往会愤恨叹惜。人民的情感不可不考察。这就是赐予不加节制的弊病。

“臣所论述的三件事，都是人人共知的，但皇上的心腹大臣只知阿谀奉承而不讲这些，一直拖到今日。当今不独四方外国为患，而且朝政日益腐败但陛下不能觉察，人心日益危急但陛下不知道。所以臣希望先改正朝廷内部，再去改正外面边疆。然后忠心的计谋就会逐渐被进献，纲纪渐渐树立，国家费用逐渐充足，战士的心就会逐渐奋起。边境的祸患，大概也就平息了。只有深刻地考察秦、隋厌恶听忠言所以灭亡的教训，从远古学习汉代君主不忌讳讲国家危亡因此维持统治的经验，日益革新盛美的品德，让民众改变当初的看法，那么全天下就幸福极了。”

宋仁宗赞许而采纳了他的意见。

尹洙改任太常丞、泾州知州。以右司谏、渭州知州身份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正遇上郑戬任陕西四路都总管，派遣刘沪、董士廉营建水洛城，以连通秦、渭一带的援兵。尹洙认为以前我军屡次被敌人困住，正是由于城寨太多而兵力分散。如今又增建城寨，这样不行，于是上奏请停建。当时郑戬已解除四路都总管职务，却上奏请求让刘沪仍旧督修水洛城。尹洙感到不平，派人再召刘沪，刘沪不来；又命张忠前往代替他的职务，刘沪也不接受。于是下令要狄青将刘沪、董士廉逮捕交给官吏治罪。郑戬不断上奏请求治他的罪，朝廷最终将尹洙调到庆州并建了水洛城。后又调任晋州知州，升任起居舍人、直龙图阁、潞州知府。遇上董士廉上京上书控告尹洙，皇帝下诏派御史刘前往审讯，没有发现其他罪错。但尹洙因为手下将领孙用由军校补任边塞将官，从京城借高利贷作路费来上任，没有钱还债。尹洙爱惜他是个有用的人才，担心他会因犯法而撤职调走，曾借公费为他还债，结果又被认为是尹洙自己借去，被治罪贬官，降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全天下人都认为是刘的奏文害了他。调任均州酒税监官，感染疾病，沿着送公文的路到南阳访求医生，后去世，年仅四十七岁。嘉(1056～1063)年间，宰相韩琦为尹洙讲话，于是朝廷追认恢复他的旧官，并将他的儿子尹构录用做官。
尹洙为人内刚外和，博学有才，尤其精通《春秋》。自唐末经过五代，文风柔弱。到宋初，柳开开始做古文，尹洙与穆修再发展这一文风。他的文章简练而有法度，著有文集二十七卷。自从赵元昊叛乱，尹洙无时不在军队中，所以对于西疆的事最熟悉。他的兵制学说，阐述作战防守的胜败，全面论述了当时边疆战争的利与害。他又想训练当地民兵代替守军，以减少边疆军费，作为抵御外敌的长期政策，但都来不及实施，赵元昊就已臣服，尹洙也被调离并且被治罪

『肆』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分别是什么意思其原因是什么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意思是制作礼乐和出兵打仗的事请都由天子作主决定。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意思是制作礼乐和出兵打仗的事情都由诸侯作主决定。

原因是西周分封制度的衰落，导致天子的大权旁落。

出自：《论语·季氏篇》，原文如下：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译文：孔子说：“天下有道的时候，制作礼乐和出兵打仗都由天子作主决定；天下无道的时候，制作礼乐和出兵打仗，由诸侯作主决定。由诸侯作主决定，大概经过十代很少有不垮台的；由大夫决定，经过五代很少有不垮台的；由陪臣执掌国家政权，经过三代很少有不垮台的。

(4)道德征伐扩展阅读:

论语·季氏篇》选自《论语》第十六章。

《论语》是记载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共四十卷，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写，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是首创语录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源于此，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墨家对立）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和“中庸”。《论语》是记录孔子主要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一部书。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论语》成书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论语》是记录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书。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虽说是焚书坑儒，但是活埋的其实是一些方士及一些书本），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

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论语·季氏篇

『伍』 对有严重师德失范行为影响恶劣者

对严重师德失范行为者应该给予严惩
在中国关于德的思想源远流长，“德”最初的含义与战争有关，意指“以弓缚首，牵之以祭”。在殷人看来“德”是这样一幅场面的缩写：祭祀—战争—俘获—祭祀；战胜者得到颂扬，沙场上英勇之举得到舆论的称赞。商代已出现“德”字，在西周金文中，“德”用作征伐之义的例子已经及其罕见，“德”字被赋予了普遍道德的含义，并在当时的语言文字中成为主流。在《易经·系传》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的，在道家叫做“道”，在儒家叫做“天”。“天道”就是“本体论”。在春秋战国时期，道是道，德是德，还很少连起来用。汉魏以后，人们渐渐把道德变成口语的习惯，尤其是从唐代开始，把《老子》一书称作《道德经》，道德便成为人格行为最普通但又是最高的标准。

随着时代的发展，道德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道德是人促进和谐的实践方式。道德，不仅是协调利益的关系、避免利益冲突的实践方式，而且更应该是促进利益和谐、增进利益总量的实践方式。可以说道德的本质是实现利益和谐的实践方式，就是促进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方式，就是促进人的内在和谐和外在和谐的统一。人的生活实践的善恶性质和伦理取向规定人的活动的道德和价值维度。道德是人把我人类世界的一种实践方式，是人调节社会关系的方式，也是人实现自我的活动方式。由于人的自我必须是在实践中才能实现，因而，归根结蒂，道德是人把握属人世界—社会的实践方式。

“和谐社会，无疑是一个兼备社会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之双重特性的社会伦理概念，它所表达的不仅仅是社会对公平正义秩序的制度期待，而且还有人们对美好安宁生活理想的伦理期待。一个和谐的社会应当是一个正义的社会，一个充满道义关切和共享和谐的社会，需要的是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以确保社会全体成员能够分享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共同的社会责任；同时也要求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具有良好的个体美德和精神心理，以确保社会的正义秩序能够长期稳定，并从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分享和谐与安宁。”所以说，和谐社会不仅是自有公正的民主法治社会，而且更应是自主的德行社会。

『陆』 春秋战国 的道德败坏到底到什么程度

战国时期是历史的一个大变革时代，战国的开始新的君主代替原来的，例如齐国换成了田氏，韩赵魏三家分晋，人性丧失，出现了一些极端性格的人，吴起杀妻，商鞅冷酷等 ，七国只有秦国变法彻底，胡服骑射只限于军事（赵国的），吴起只削弱了贵族，楚国的，齐国修贤，齐国是被苏秦搞坏的，但秦国杀人盈城，最终被楚（项羽）灭

『柒』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制礼作乐以及出兵征伐的命令都由诸侯下达。

该句语出《论语.季氏篇》第十六章，原文如下：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白话文释义：

孔子说：“天下政治清明，制礼作乐以及出兵征伐的命令都由天子下达；天下政治昏乱，制礼作乐以及出兵征伐的命令都由诸侯下达。政令由诸侯下达，大概延续到十代就很少有不丧失的；政令由大夫下达，延续五代后很少有不丧失的；大夫的家臣把持国家政权，延续到三代很少有不丧失的。天下政治清明，国家政权就不会掌握在大夫手中，天下政治清明，普通百姓就不会议论朝政了。”

注释：

希：少。

陪臣：大夫的家臣。

礼乐：周朝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

征伐：出兵攻打、讨伐。

(7)道德征伐扩展阅读

时代背景：西周初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子辖地千里，有大面积的公田，有实力进行战争。进入春秋，天子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则意味着诸侯坐大，是一中僭越行为，是不正常的政治状态，国运既衰，亡日不远。

《论语》此章是孔子对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势的分析。他十分赞赏“天下有道”的尧、舜、禹、汤以及西周时代，因为那时礼乐征伐出自天子。“天下无道”则在周平王东迁之后，此后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称雄，周天子已经无发号施令的力量了。鲁国自季氏专权，有家臣专政，人心和社会秩序一路衰败，社会危机四伏。“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句话是给执政者们非常有益的警示。

天下无道在孔子看来指的是，一是周天子的大权落入诸侯手中，二是诸侯国家的大权落入大夫和家臣手中，三是老百姓议论政事。对于这种情况，孔子极感不满，认为这种政权很快就会垮台。他希望回到“天下有道”的那种时代去，政权就会稳定，百姓也相安无事。这也是孔子对当时各国政权变动实况进行观察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捌』 出自《老子》“躁生寒 静生热 清静为天下正”的含义

意思是浮躁可以产生寒凉，宁静可以生成温热，所以清静才是治理天下的正道。

出自——春秋时期老子《道德经》。

原文：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译文：最完美的事物，好似有残缺一样，但它的作用永远不会衰竭；最充盈的东西，好似是空虚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

真正正直的人外表反似委曲随和，真正聪明的人，不显露自己，从表面看，好象笨拙，真正有口才的人表面上好像嘴很笨，善辩的人发言持重，不露锋芒。静胜躁，寒能抑制热，清静为天下正。

(8)道德征伐扩展阅读：

作者简介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伯阳，或曰谥伯阳。春秋末期人，生卒年不详，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71年春秋晚期陈（后入楚）国苦县（古县名）。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老子是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与庄子并称老庄。在道教中，老子被尊为道教始祖，称“太上老君”。在唐朝，老子被追认为李姓始祖。

老子思想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其思想核心是朴素的辩证法。在政治上，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不言之教。在权术上，老子讲究物极必反之理。在修身方面，老子是道家性命双修的始祖，讲究虚心实腹、不与人争的修持。

老子传世作品《道德经》（又称《老子》），是全球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著作之一。

老子思想的主要范畴是“道”，“道”字在《老子》书中出现了七十三次。道是一种混沌未分的初始态，无为自化，清静自正，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为化生万物的根源；道常无名，无为而无而不为，它像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与万物争，以柔弱胜刚强，是最高的善。

道是不可言说的，人的感官也不能直接感知，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持之不得。道既是宇宙的本体，又是万物的规，还是人生的准则。儒家以天、地、人为“三オ”老子则以道、天、地、人为“四大”。

“四大”在“三オ”之上增加了道，就给中国文化思想的架构，打开了一个极其高远、极富想像力的思想空间。道是出自形而上，而贯穿形而下的。而且在贯穿中，不给天与帝这类有意志、有目的的造物主，留下任何插足的余地。

天道自然无为是《老子》一书的主旨。在二千五百年前，老子之道是在从根本上改造原始道论的基础上的一个伟大的发明。

『玖』 《韩非子》中有一篇“五”给我翻译一下

五蠹
上古时代，百姓少而禽兽多，百姓对付不了禽兽虫蛇；然而有圣人出现了，（他）架木为巢室，用来躲避这些祸患，于是，百姓很喜欢他，让（他）在天下作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百姓吃的是瓜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百姓有很多生病的；于是，又有圣人出现了，（他）钻燧取火用来烤熟腥臊的食物，于是百姓很喜欢他，让他在天下作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大水（泛滥），而鲧和禹（挺身率领百姓）疏通河道。近古时代，桀、纣残暴，（天下）混乱，而汤和武（起兵）讨伐（他们）。今天，如果有人在夏朝的时代再架木为巢和钻燧取火，定被鲧和禹嘲笑；如果有人在殷周时代再“发明”疏通河道一类的事情，一定被汤、武嘲笑。同此道理，那么，今天如果有人在当今时代再美化尧、舜、汤、武的治国之道，也就一定被新时代的圣人所嘲笑，所以，圣人不要求修行古人的治道，不必效法以往实用的方法，而应研究当代社会的情况，据此制定措施。宋国有一个耕田的人，田地里有（一棵）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到树桩子上，撞断了颈骨而死了，于是（这个人）就放下他的耒而守候在树桩子旁边，希望还能得到兔子——兔子是不可能再得到的，而（这个人）本身却被宋国人嘲笑。今天，妄图以先王的办法治理当代的百姓（的人），都是守候树桩子一类的人啊。

古时候，男子不耕种，草木的果实足以够（人们）吃的；女子不纺织，禽兽的皮毛也足以够人们穿的，不从事体力劳动，而养活（人们）的物资也很充足，百姓很少而物资有余，所以，百姓们并不（互相）争夺。所以，优厚的奖赏不必执行，重重的刑罚也不必使用，而百姓们自然就安定了。今天，人们有五个孩子不算多，孩子们又都有了五个孩子，祖父没死的时候就有了二十五个孙辈。所以，百姓很多而物资很少，从事的体力劳动极其辛劳，而供养（他们）的物资又十分缺乏，所以，百姓们就争夺起来；即使加倍地赏赐，不断地刑罚也不能避免祸乱。

尧治理天下的时候，茅草的屋顶参差不齐，柞木的椽子也无须削平，粗粝的饭食，野菜的羹汤，冬天穿小鹿皮的袍子，夏天穿麻布的衣裳，即使是看门人的衣服食物也不比他的差些。禹治理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锹作为百姓的带头人，大腿上没有毛，小腿上也不生毛，即使奴隶的劳苦也不比他强些。由此说来，那么，古代让出天子职位的人，这是离开守门人的（生活）条件和奴隶的辛苦啊，所以，（他们）把天下让（给别人）也不值得称道；今天的县令，一旦本人死了，（他的）子孙们几代都乘车（而行），旧相识者也都很敬重他们。所以人们对于禅让啊，（古时）可以轻易地辞去天子，而今天的人却很难辞去县令，这是由于（他们之间所获得的利益）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啊。

那些在山上居住而到深谷汲水的人们，祭祀的日子里拿水来相互馈赠；在洼地居住而苦于水涝的人们，雇佣他人来掘沟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幼小的弟弟也得不到吃的；丰年的秋季，疏远的客人也一定能吃好，这并不是疏远骨肉之亲而偏爱过路的客人，是由于物资的多少（给人们带来的）心情不同啊。所以，古代的轻视财物，不是由于仁德，而是由于物资丰富。今天（人们）的争夺，不是由于吝啬，而是由于物资缺乏。（古人）轻易地辞去天子，不是由于（他们）品格高尚，而是由于（天子的）权势微薄；（今人）重视仕进和托身于诸侯这类事情，不是由于（他们的）品格低下，而是由于（这种）权势很重。所以，（新时代的）圣人应首先研究财物的多少，考虑权势的轻重而推行（某种）政策，于是，刑罚轻并不算是仁慈，诛戮严也不算是暴戾，适合社会情况而行事罢了。所以，事情是因时代而形成的，而措施也就应该适宜于时代的实际情况。

古时，周文王处在丰、镐两地之间，土地方圆（只有）百里，但是，由于他推行仁义的政策而且安抚、感化西戎，于是在天下称王。徐偃王处在汉水东边，土地方圆五百里，（他也）推行仁义的政策，割让土地来朝拜（他）的有三十六个国家，然而，楚文王深恐（他强大起来）而危害自己，因此，出兵讨伐徐国，于是，消灭了（它）。因此，周文王推行仁义的政策而统一了天下，徐偃王也推行仁义的政策却丧失了自己的国家，这是由于仁义的政策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的缘故啊！所以说，时代的情况变了，那么，办法也就应该不同了。

在舜的时代，三苗部族不愿归附，禹将要去征伐它，舜说：“不行。在上位的仁德不丰厚而要动用武力，这不是正义的行为。”于是，推行教化，（延续）三年，手持干戚而舞蹈，三苗才归附了。共工的那场战争，铁括短的可以直接打中敌人，铠甲不坚固的，就要被刺伤身体，这说明干戚这类兵器适用于古代而不通用于今天。所以说，实际情况不同了，办法也应该变化。

（由此可见），上古时代在道德上竞争，中古时代是在智谋上角逐，当今时代是在气力上较量。

齐国将要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劝说齐国，齐人说：“你的话不是不雄辩啊，然而我想得到的是土地呀！不是（你的）这些话所说的那些东西。”于是发兵攻打鲁国，把离鲁国都城城门十里的地方划为国界。可见，（徐）偃王由于推行仁义而灭亡，子贡由于雄辩智谋而鲁国割地，如此说来，仁义政策和雄辩智谋不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办法。如果抛开偃王的仁德，废止子贡的智辩，征用徐国与鲁国的国力，用它来敌御万乘的国家，那么，齐国与楚国的欲望就不能在这两个国家推行了。

『拾』 被董仲舒发挥了的儒学的大一统思想，能被汉武帝采纳，实际上是因为它吸收了下列哪位思想家的思想

C韩非子。

本身先秦儒学是一直不受统治者重视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不具备适应统治者的需要的要求。什么要求呢，简单地说，
在封建动荡时，到处都在打仗，百姓们流离失所，没有钱就到处抢啊什么的，社会动荡嘛，社会环境恶劣，农民伯伯们都中不了菜，没钱了怎样去交税给那些统治者，统治者们一味地想要什么巩固政权阿，开拓疆土，就是需要钱，需要人去为他打仗，做大工程。那时候儒家就提倡去实行仁政，就是少收点钱，少点让人去劳役做苦工。这样的话哪个想要称霸中原的统治者会去做这种傻事呢。
说到汉武帝时期，比汉高祖的时候经济发展多了，汉高祖的时候汉朝刚刚成立，什么都断壁残垣，经济萧条，刚刚打完仗嘛，实行法家思想的话，就难以的民心了，因为农民伯伯还穷得不得了，还加税的话他们会不肯干的，所以就有一阵子采纳了道家的思想，就是什么都不做，少收税，先让人们去自己搞生产，等他们先有钱了，国家也能收钱了。
到了汉武帝时，经济一发展，那个统治者就来了，有了钱就想去又开拓疆土巩固政权，就需要一点点法来收钱，征兵。董仲舒就看准这一点，说“君权神授”（君主的权力来自上天），还有一些可以巩固大一统的思想，君主看见高兴了，觉得儒学的思想可以巩固政权，就来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很明显，就是当时的儒学吸收了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