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

⑴ 加快监督治理体系建设要突出抓好什么会同相关部门面向基层

伟大的建设质量工作机制，推动文化大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开展了“品质提升”活动，是今年的头等大事，全国质检系统的工作原理。主要市，县质监部门要建立“和谐质监”为建立大规模支持的机制目标，以“依靠地方，联合部门企业抓住，监管产品”的指导思想，以健全和完善了“全流程服务，全员参与的全面监督”的运行机制和特点“统一党和政府，工人参与，存量房的领导，齐抓共管”的管理体制，T探索特点一个合适的质量监督部门草根“大规模的工作机制”的新路子。

1.坚持的服务，产品质量安全和“三个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的全过程。整个过程是服务集成到质量和安全工作的全过程技术服务质量监督部门，紧紧抓住企业，发挥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安全性，改变工作中的主体作用，更新监管理念，全力打造“何欣一起合作“的运作模式，增强服务的有效性。

首先，集成技术和服务，为企业服务的全过程，促进了企业的科学发展。去年年初，针对金融危机给企业困难局面的影响，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我们实施了“春风行动”，由业务部的局主要领导带队领导，质监人员参与，重点安泰市鑫路，汾西矿业集团等15家大型，中型骨干企业走访调研，目的是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介休追赶，我们怎么办？“理解“什么样的业务需求，我们做一些事情。”研究，我们用“望，问，闻，切”的方法，“看”，看生产现场; “问”的领导和员工对相关情况; “闻”到生产线，倾听人民的声音; “切”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在服务企业的过程中，我们深入了解真实情况，随之而来的是工作的方式的根本转变，建立风险分担和业务管理的监督理念，服务和监管一体化，找准服务企业的出发点在优良的服务，努力工作，努力建设和完善企业质量保证体系，标准化体系，计量保证体系，安全管理体系。

其次是技术服务，以帮助渗透减负，促进企业和谐发展的全过程。为了有效地帮助企业和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推进“三包”。我们专注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质量和安全年”活动，通过实施“技术支持和减轻负担，促进服务业的援助”，并推出了“三个一”帮扶活动即：“帮助一个工业园区，支持重点企业，带动一个重点项目”，帮助辖区企业“鑫路工业园”，是介休市场煤化工产业作为“寻麻烦了逆势突破，求发展”。一体化的产业园区之一，也是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集中的地区，也是质监部门开展“节能减排”和“特种设备监督”的关键领域。为此，我们有几个深入企业，摸清“所需要的企业”，“我们做”的基础上，主动与鲁信集团共同拥有12个附属企业“对接”现场办公，帮助方面解决企业质量，技术，安全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

三，在整个产业升级的全过程技术服务，促进企业转型发展。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产业升级，近年来，我们组织了许多质量监督和技术人员“进乡镇，进农村，农民”及时了解群众的“希望他们担心什么希望，什么”从我们自己开始的功能，协助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提供技术指导，帮助人们致富。指导有12家企业获得了食品生产许可证，帮助21食品企业制定产品标准21;连福专注于介休镇帮助农民分散的核桃加工户克服规模小，自然条件恶劣，分散经营的弊端，从当地的自然条件出发，举办核桃加工户，统一品牌，统一管理，统一认证，统一检查，以分散经营户组合成一个经济联合体，帮助村民摆脱“小企业，各自为政”的做法，使核桃加工产业步入良性轨道科学发展。目前，这些“经济联盟”的销售额十亿美元。

我们是通过这样整合的全过程的技术服务职能的质量监督部门到生产经营企业全过程的“全熔透”，逐步形成新格局大量的工作机制。

（二）坚持以产品质量安全和“三个发展”提供强大的安全性进行了全面监督。综合整治是集成到质量和安全工作的各个重要方面的行政执法职能的质量监督部门，本着“依靠地方，联合部门企业抓住产品的监管，”联合社会力量的原则，整合企业的活力，人力存量房管理，形成工作合力，使所有的力量进入大规模的格局。

监管不到位，保障食品安全。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以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运行安全是重中之重“质量和安全年”活动，同时也为建立大质量工作的基础机制。在食品安全监管中，我们积极探索，加强食品监管能力。首先，要严把市场准入关，建立“统一管理，发放二，三操作，分级负责”的管理模式。其次，健全和完善监督网络，共同管理网络，信息网络，充分发挥专业监督员，协管员和政府，企业检验人员的作用，构建了“企业自律，行业的同行评议，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立体监测系统的四大之一。三，认真落实“两书，三，四图，五定”为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的主要内容区域。四是食品安全监管的深度。大力推进“食品安全法”，召开了全市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管会议，部署的重点产品，重点区域，重点企业，重点问题，关键环节，加强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及小作坊专项整治。

监测到位，确保安全“特种设备”。我们以“第一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坚持方针，以“防止重大事故，减少一般事故，力争零事故”为目标，多角度，全方位，深入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一是组织开展了“隐患治理”和“安全专项行动日”，推进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活动。二是在培训形式的使用将举行代表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培训班举行3，超过550人的所有经营者的培训。三是在排查安全隐患的过程中，采取“三防”（一套整改措施，将负责整改，固定期限），“三轨”（跟踪监控，跟踪整改，跟踪服务），对于大量的工作机制建立奠定了基础。

检查到位，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我们立足于法治创造介休经济发展，满足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人民群众创造信心消费环境，营造科学发展高效，便捷的服务环境，按照大质量的要求工作机制，坚持“集中整治”，“专项检查”同时，随着全社会的力量结合起来，推出了“食品安全检查”，“农业分工”，“危险化学品专项治理”，“特检查眼镜市场“和”成品油专项检查“，”特殊建材市场“，”治超载“”计价器“等重点整治和专项检查。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地规范生产，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促进质监事业的和谐稳定发展。

（三）坚持以产品质量和安全，“三个发展”全员参与，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坚持全员参与，这是武装与科技，质监文化凝聚人的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培养和造就了产品的质量安全保驾护航，“三个发展”作出机构的工作贡献和人员。特别是在当前的检测设备成客观困难严重不足，我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一方面，它能够加快技术和设备投资的步伐能力范围之内;在另一方面，资源的合理配置，科学调度力量，克服通过主观努力检测水平不够高的测试，技术支持能力弱的现状，以专业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意识，提高质量安全监管能力。

同时，大力推进质量监督的一个全球性的文化建设。我们紧紧围绕“质量和安全年”，“315”宣传日，“食品安全法”和农业活动，如假冒伪劣，积极开展质量诚信进社区，进工厂，进校园，进农村活动中，广大企业努力提高诚信社会的整体质量意识;关于学习实践活动，举办了“质量，科学发展”研讨会，以促进质量和制度建设的完整性;对消费者进行质量信息咨询，测试和街道服务活动等家庭用品，以提高公众对“人人关心质量，人人关心，人人参与质量监督的质量”的积极性。

在最近几年中，我们围绕建立了庞大的群众一个大胆的工作机制建成，积极探索实践，以保证全员，全过程，工作机制全方位的“三全”大规模有效运行，在实际工作中始终注意了“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必须是在科学发展观为立足点又好又快发展和出发点和质量工作;第二，调整经济结构，必须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为大量的工作主线。近年来，我们安排的各项工作部署，每个活动，每个检查，都没有从出发线开主线。第三，要始终坚持“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大质量管理体系和工作机制，在整个工作中，质量监督队伍建设和完善的质量检测能力，科学发展的首位。我们深知质量监督上去，靠一个人，第二次的机制，关键是人的素质;让人用得放心，吃得放心，我们必须提高检测能力的功能，我们就可以“站起来，为群众当保护伞”的唯一途径;第四，充分发挥自身职能的同时，着力提升市民素质的意识，充分发挥的“依靠地方，联合部门抓住企业，监管产品”的原则落实各方面的力量，齐抓共管的新格局的形成，质量监督是做好基础工作。为了这个目的，坚持以上原则，我们必须不断努力，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创新体制机制，运营商的方式，让我们的“三全”大质量工作机制，遵循科学发展，安全，和谐的步伐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发挥了时代的最强音。

⑵ 思修 中国推行依法治国的难点是什么

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

江必新

▶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

▶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

▶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还要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中国。现实表明，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建设法治社会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举，是法治一体建设的重中之重。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首先必须清醒认识当前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诸多矛盾，并从对矛盾的分析入手，厘清法治社会建设的进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有七。

一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却不满法律程序上的种种限制；一方面认为他人违法侵害其权益，另一方面自己却坦然违法、钻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为武器，另一方面却容易以极端方式维权。这些矛盾导致维权与违法往往交织难辨。

二是对公权力机关的诉求日益增长与对公权力机关的服从、配合与支持日益淡化之间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决的习惯，而且在新的形势下其诉求愈加多元复杂。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对公权力机关必要的信任，对其服从、配合、支持的程度则日渐降低。这种下降状态又反过来削弱公权力机关满足人民群众诉求的能力和资源。

三是对依法治国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则的抽象认同与人情、关系、私利、政绩大于“国法”的行动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厉行法治早已是共识，宪法法律至上也获得了最广泛的观念认同。但在具体的行动中，特别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的事务上，人情、关系、私利、政绩等不正当考虑迅速成为行动者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处于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四是公权力机关的退位、归位与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发育仍不成熟之间的矛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公权力机关退位和归位，理性再定位的过程。但由于市场机制仍不健全，社会组织仍不规范，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往往难以担当起合格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导致公权力的进退维谷。

五是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与法律质量整体上仍不理想之间的矛盾。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然而，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立法质量已在不断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层级的法律规范质量不高、类型化不够、科学性不足，将执法和司法带入或难以实施，或实施冲突，或实施背反的多难困境。

六是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要求和期待与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较高之间的矛盾。普遍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严厉制裁违法行为是保障法治权威和发挥法治威慑力的必要条件。但是现实中，在一些方面，由于责任设置过低，特别是查处率不高，导致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客观上造成“逆向选择”、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并导致普遍违法。

七是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与应对方式的简单化、低效化之间的矛盾。社会事务日新月异，纷繁复杂，情况和形势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会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发展进入黄金期，社会矛盾进入漩涡期，治理难度在加大，复杂性在加深，利益冲突在加剧；然而社会管理模式仍然滞后，不少应对方式过于简单、低效，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

要应对和破解上述矛盾，需要系统治理。

第一、价值建设，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将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内化于人心，成为社会成员决策和行动的基本指引。当前人民群众已经有一定的法治意识，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确立。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着力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权利义务统一意识、责任意识，还要透过多途径、全方位的理念引领价值观建设，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第二、基层调整，使治理畅达“末梢神经”。体制问题具有决定性。我国传统上从中央到基层的纵向层级化管理体制倚重“生产经营单位”和“基层组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存在着在“最后一公里”失灵的问题。建议以确立社区的法律地位为主要方式，重塑我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形态，确保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传感”途径畅通。

第三、制度改进，使规范体系管用。高度重视法律规范质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视法律规范的针对性、系统性以及可实施性的问题。积极完善社会领域的法律体系，推动构建和完善社会自治规则，合理配置实施资源，努力创造实施条件，保证国家法律和社会规则相互配合协调发挥作用。

第四、秩序建构，有效控制不当社会行为。在简政放权的同时要强化对市场活动的监管和市场秩序的维护。在培育社会组织的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外部行为的规范和内部治理的引导。要切实解决专业中介组织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市场规则的问题，要全面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诚信和公信，透过秩序的建设和维护持续规范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

（作者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负面清单：一种新的治国理政模式

王利明

▶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

▶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也非常有效率

所谓的负面清单，也称为“否定清单”、“负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现在有关国际贸易投资法的领域，后来作为一种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模式确定下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规列举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场主体进入的事项，对于法律法规没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举事项之外的领域，可以由市场主体自由地进入，法律不作干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决议里，已经把负面清单管理，作为一项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方法确立下来了。从管理模式上来说，为什么说它是我们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

首先，负面清单管理给予市场主体广泛的行为自由，可以有效激活市场主体的潜在活力。现代社会任何国家的立法者，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是立法者在立法时所无法预见的，立法者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从而无法相应的强制性要求别人去做。市场主体能否进入这些领域，必然成为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大量的是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法律的沉默空间”。

在这样的一个空白地带，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完全采取了不同的看法。正面清单管理这样的模式下，它实际上受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对这样一个法律沉默的空间，并不允许市场主体就可以直接地进入，能否进入，很大的程度上，实际上还是要由政府来决定，这样市场主体的行为的空间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和限制。但是负面清单管理认为，只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或限制的领域，市场主体才无法进入，凡是清单没有列明的领域，市场主体均可以进入。因此，与正面清单相比，负面清单模式赋予了市场主体更充分的行为自由。凡是法无禁止的，即推定市场主体有行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间”，政府机关也不得设置额外的审批程序，实际上就给了市场主体非常大的行为自由，这种自由其实就是经济活力的保证。

第二，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新的治国理政的模式？就是因为它能够有效地限制和规范公权，尤其是规范审批权。审批实际上是政府部门权力的一个最集中的体现，它直接决定了针对谁，能够干什么，其实也是对资源的一种分配。在正面清单管理模式下，法律虽然没有规定，但是政府依然还是在管理，政府实际上通过规章等各种规范性文件，仍然在限制着领域的进入，我们的许多规章其实都有几个特点，首先就是宣布这个事归我管，二是要求大家都要报批，三是不报批我就要处罚。

那么一旦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以后，凡是负面清单之外的，凡是法律没有限制，没有禁止的，所有这些部门领域，不得再进行审批。这就意味着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所以它体现了法制的一个基本的精髓，这就是规范公权。

第三，这种模式使政府的行政行为更加公开透明。法治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公开的、透明的、可预期的效果。负面清单管理可以说在很大的层面上实现了这样的效果。

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之下，负面清单的内容本身是公开的，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也是公开的，除负面清单明确列举的事项之外，市场主体原则上都可以自由进入，例如，在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下，一个企业要进行投资，应当首先去找一名律师咨询，看看现在要进入的投资领域，是不是国家法律法规所限制禁止的领域，只要不在法律法规禁止限制之列，那么其就可以放心地进入。这样对于行为的结果，企业也能够产生一种合理的预期，所以它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公开预期的效果。

第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能够真正使经济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到机场去坐飞机都要经过安检，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家每次进入安检的时候，屏幕上显示“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等等物品”，把这些东西列举出来，其实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明确列举法律法规要禁止携带的物品，如果我们不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正面清单管理方法，即明确列举哪些物品是可以携带的，则机场可能需要将所有可以携带的物品列出来，如果采用这样的方式，我相信可能一个安检人员每天要检一个人，都要检几个小时。这必将是非常低效率的，而且他会给安检人员极大的自由裁量的权利。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其也更有效率。规则和空白地带，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这就会非常有效率。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面看，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就是我们所要强调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职权法定原则相结合，这两项原则正是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的内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法学院院长）

下一阶段法治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吴志攀

▶改革进入深水区，就必须开大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

▶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

▶依法治国，首先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同步的。离开了法治，市场就会混乱，经济就不可能起飞，更不可能平稳、高速地发展。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条最基本、最核心的经验。今天，当改革开放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当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一个新的时期，就不得不更加强调法治。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已经有一代人的实践（中国的传统，三十年为一代），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而在下一个阶段，我认为要通过加强法治来解决三个问题。

其一，就是要用法律的方法划分好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今天有了最好的喷气式飞机，从海南岛坐飞机到乌鲁木齐，也要好几个小时，这么大一个国家，维护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同时照顾好各个地方的不同特点，调动各地的积极性，这是执政兴国的一个基础。分税制改革之前，我们的中央财政略显单薄，而一些地方财大气粗。那时的地方政府，还没有在“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方面“打主意”。在推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地方实际上重新划分了财权，中央财政大大充实了，同时，城镇的房屋市场化改革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这些改革，影响深远。但任何一项改革，不可能只有好处，不可能没有一点消极面。我们现在都看到了，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一些地方的收入主要靠卖地，房地产成为主要支柱产业，但泡沫大了，有问题，老百姓也受不了，国务院三令五申平抑房价，先后出台《国十条》和《国五条》，但收效都不明显。还有地方债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复杂。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里面要算经济账，还要有法治。我们现在比过去更加强调依法治国，治国首先就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大的框架当然是宪法，是我们的根本政治体制所确定下来了的，但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在各个部门法中都有反映。新一轮的法治建设与改革，要在这方面下力气。

其二，就是要用法律划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市场行为的“裁判员”，企业是市场的“运动员”，两者的角色分工不同，因此两者不能混同。还有，运动员也应该分分类，有的是跑长跑的，有的是短跑，不能哪里有便宜可占就到哪里去比赛。例如，很多央企进入房地产市场，央企掌握国计民生的命脉，实力雄厚，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经济基础。但是，很多央企放下自己的主业，拼命往房地产市场里钻，到处拿地，而且把地价抬得很高。政府办企业，当然要实现保值增值，但办企业的目的不止是为盈利，还有承担很多社会责任，特别是央企，应该多花一些精力去发展那些中长期的、战略性的、风险大一些、利润可能不那么高的大项目，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长远发展。而不是房地产这样的，利润高，见效快的竞争性项目。地方政府当然特别欢迎央企去拿地，怎么拿他们都高兴，一切可以开绿灯，但这样一来，市场就可能有点乱了，很多事情就不公平，这样算法治吗？不好说了。未来着力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领域，加强法治建设。

其三，要更加强调，把促进公平正义作为政府的基本价值追求。我个人有一个看法，中国社会对公平的敏感，超过了西方。对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反应很激烈。所以政府要在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维护公平不容易。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要尽量多考虑弱势群体，不能被利益集团绑架了。现在对城镇低收入群体提供的经济适用房的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工程，全民覆盖的医保和社保制度的建设与完善等，都是体现社会公平的政策。这些方面还要加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市场经济条件下，摸着石头过河是成功的，但进入了深水区，有可能摸不到石头了，这个时候就必须开大船，要开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这样船才稳当，才能乘风破浪。

（作者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不断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

李林

▶要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

▶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顶层设计的立法模式转变

当前，我国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立法不当问题的存在，致使部分法律制定后不能用、不管用、难执行、难适用、难遵守，某些法律甚至形同虚设。为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形势下，应进一步推进民主科学立法，不断完善我国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转变立法观念和立法模式。立法应当充分代表民意、体现民利、反映民情，公平公正地解决社会问题、分配社会利益，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警惕立法权力滋生的腐败，从制度和规范的源头上维护人民利益。一是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立法观，转变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立法观；从片面追求立法数量而忽视立法质量和实效的立法观，转变为立法质量和实效第一的立法观；从重立法效率、轻立法民主的立法观，转变为民主优先兼顾效率的立法观；从只管法律制定不顾法律实施的立法观，转变为兼顾立法与法律实施并以法律实施为导向的立法观。二是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加强领导、科学规划、顶层设计、协调发展的立法模式转变。从立法项目选择的避重就轻、拈易怕难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头、迎难而上、攻坚克难转变，使立法真正成为分配社会利益、调整社会关系和处理社会矛盾的艺术。

第二，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职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转变被动立法局面，使立法与全面深化改革协调推进，积极主动地通过法律的立、改、废、释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法律依据和法治保障。一是推进人大常委会常委的年轻化、专职化、专业化，让人大常委会委员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履行职能。二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期制度，适当延长每年的会期，为民主立法提供充分时间保障。三是推行立法旁听制度，让公民、媒体和社会组织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参与和监督立法过程。四是推行立法助理制度，以弥补人大常委人数少、时间少、专业知识不足等欠缺。五是进一步扩大人大常委会委员、专门委员会、立法工作机构起草或者组织起草、委托专家学者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比重，增强立法的全局性，从源头上预防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

第三，推进民主立法。扩大不同利益群体公开主张、表达利益的渠道，使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立法意志和利益诉求，通过立法博弈实现公正立法。建立和完善更加广泛的立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制度，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立法事项，原则上都应当向全社会公布，并建立意见采纳情况的说明和反馈制度。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对影响重大、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项，要通过举行听证会的方式充分听取意见，确保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全面参与立法、有效开展立法博弈，保证人民群众立法诉求的充分表达和宣泄。推行律师和法学专家为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提供专业立法咨询、参与立法听证等立法援助的制度。推进立法公开，建立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规草案的立法旁听制度，旁听代表有权发言，保证人民群众对立法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⑶ 在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困境或阻碍

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
江必新
▶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
▶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
▶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还要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中国。现实表明，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建设法治社会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举，是法治一体建设的重中之重。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首先必须清醒认识当前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诸多矛盾，并从对矛盾的分析入手，厘清法治社会建设的进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有七。
一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却不满法律程序上的种种限制；一方面认为他人违法侵害其权益，另一方面自己却坦然违法、钻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为武器，另一方面却容易以极端方式维权。这些矛盾导致维权与违法往往交织难辨。
二是对公权力机关的诉求日益增长与对公权力机关的服从、配合与支持日益淡化之间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决的习惯，而且在新的形势下其诉求愈加多元复杂。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对公权力机关必要的信任，对其服从、配合、支持的程度则日渐降低。这种下降状态又反过来削弱公权力机关满足人民群众诉求的能力和资源。
三是对依法治国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则的抽象认同与人情、关系、私利、政绩大于“国法”的行动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厉行法治早已是共识，宪法法律至上也获得了最广泛的观念认同。但在具体的行动中，特别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的事务上，人情、关系、私利、政绩等不正当考虑迅速成为行动者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处于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四是公权力机关的退位、归位与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发育仍不成熟之间的矛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公权力机关退位和归位，理性再定位的过程。但由于市场机制仍不健全，社会组织仍不规范，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往往难以担当起合格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导致公权力的进退维谷。
五是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与法律质量整体上仍不理想之间的矛盾。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然而，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立法质量已在不断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层级的法律规范质量不高、类型化不够、科学性不足，将执法和司法带入或难以实施，或实施冲突，或实施背反的多难困境。
六是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要求和期待与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较高之间的矛盾。普遍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严厉制裁违法行为是保障法治权威和发挥法治威慑力的必要条件。但是现实中，在一些方面，由于责任设置过低，特别是查处率不高，导致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客观上造成“逆向选择”、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并导致普遍违法。
七是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与应对方式的简单化、低效化之间的矛盾。社会事务日新月异，纷繁复杂，情况和形势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会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发展进入黄金期，社会矛盾进入漩涡期，治理难度在加大，复杂性在加深，利益冲突在加剧；然而社会管理模式仍然滞后，不少应对方式过于简单、低效，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
要应对和破解上述矛盾，需要系统治理。
第一、价值建设，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将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内化于人心，成为社会成员决策和行动的基本指引。当前人民群众已经有一定的法治意识，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确立。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着力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权利义务统一意识、责任意识，还要透过多途径、全方位的理念引领价值观建设，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第二、基层调整，使治理畅达“末梢神经”。体制问题具有决定性。我国传统上从中央到基层的纵向层级化管理体制倚重“生产经营单位”和“基层组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存在着在“最后一公里”失灵的问题。建议以确立社区的法律地位为主要方式，重塑我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形态，确保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传感”途径畅通。
第三、制度改进，使规范体系管用。高度重视法律规范质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视法律规范的针对性、系统性以及可实施性的问题。积极完善社会领域的法律体系，推动构建和完善社会自治规则，合理配置实施资源，努力创造实施条件，保证国家法律和社会规则相互配合协调发挥作用。
第四、秩序建构，有效控制不当社会行为。在简政放权的同时要强化对市场活动的监管和市场秩序的维护。在培育社会组织的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外部行为的规范和内部治理的引导。要切实解决专业中介组织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市场规则的问题，要全面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诚信和公信，透过秩序的建设和维护持续规范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
（作者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负面清单：一种新的治国理政模式
王利明
▶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
▶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也非常有效率
所谓的负面清单，也称为“否定清单”、“负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现在有关国际贸易投资法的领域，后来作为一种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模式确定下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规列举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场主体进入的事项，对于法律法规没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举事项之外的领域，可以由市场主体自由地进入，法律不作干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决议里，已经把负面清单管理，作为一项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方法确立下来了。从管理模式上来说，为什么说它是我们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
首先，负面清单管理给予市场主体广泛的行为自由，可以有效激活市场主体的潜在活力。现代社会任何国家的立法者，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是立法者在立法时所无法预见的，立法者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从而无法相应的强制性要求别人去做。市场主体能否进入这些领域，必然成为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大量的是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法律的沉默空间”。
在这样的一个空白地带，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完全采取了不同的看法。正面清单管理这样的模式下，它实际上受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对这样一个法律沉默的空间，并不允许市场主体就可以直接地进入，能否进入，很大的程度上，实际上还是要由政府来决定，这样市场主体的行为的空间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和限制。但是负面清单管理认为，只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或限制的领域，市场主体才无法进入，凡是清单没有列明的领域，市场主体均可以进入。因此，与正面清单相比，负面清单模式赋予了市场主体更充分的行为自由。凡是法无禁止的，即推定市场主体有行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间”，政府机关也不得设置额外的审批程序，实际上就给了市场主体非常大的行为自由，这种自由其实就是经济活力的保证。
第二，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新的治国理政的模式？就是因为它能够有效地限制和规范公权，尤其是规范审批权。审批实际上是政府部门权力的一个最集中的体现，它直接决定了针对谁，能够干什么，其实也是对资源的一种分配。在正面清单管理模式下，法律虽然没有规定，但是政府依然还是在管理，政府实际上通过规章等各种规范性文件，仍然在限制着领域的进入，我们的许多规章其实都有几个特点，首先就是宣布这个事归我管，二是要求大家都要报批，三是不报批我就要处罚。
那么一旦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以后，凡是负面清单之外的，凡是法律没有限制，没有禁止的，所有这些部门领域，不得再进行审批。这就意味着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所以它体现了法制的一个基本的精髓，这就是规范公权。
第三，这种模式使政府的行政行为更加公开透明。法治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公开的、透明的、可预期的效果。负面清单管理可以说在很大的层面上实现了这样的效果。
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之下，负面清单的内容本身是公开的，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也是公开的，除负面清单明确列举的事项之外，市场主体原则上都可以自由进入，例如，在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下，一个企业要进行投资，应当首先去找一名律师咨询，看看现在要进入的投资领域，是不是国家法律法规所限制禁止的领域，只要不在法律法规禁止限制之列，那么其就可以放心地进入。这样对于行为的结果，企业也能够产生一种合理的预期，所以它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公开预期的效果。
第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能够真正使经济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到机场去坐飞机都要经过安检，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家每次进入安检的时候，屏幕上显示“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等等物品”，把这些东西列举出来，其实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明确列举法律法规要禁止携带的物品，如果我们不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正面清单管理方法，即明确列举哪些物品是可以携带的，则机场可能需要将所有可以携带的物品列出来，如果采用这样的方式，我相信可能一个安检人员每天要检一个人，都要检几个小时。这必将是非常低效率的，而且他会给安检人员极大的自由裁量的权利。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其也更有效率。规则和空白地带，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这就会非常有效率。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面看，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就是我们所要强调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职权法定原则相结合，这两项原则正是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的内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法学院院长）
下一阶段法治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吴志攀
▶改革进入深水区，就必须开大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
▶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
▶依法治国，首先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同步的。离开了法治，市场就会混乱，经济就不可能起飞，更不可能平稳、高速地发展。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条最基本、最核心的经验。今天，当改革开放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当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一个新的时期，就不得不更加强调法治。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已经有一代人的实践（中国的传统，三十年为一代），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而在下一个阶段，我认为要通过加强法治来解决三个问题。
其一，就是要用法律的方法划分好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今天有了最好的喷气式飞机，从海南岛坐飞机到乌鲁木齐，也要好几个小时，这么大一个国家，维护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同时照顾好各个地方的不同特点，调动各地的积极性，这是执政兴国的一个基础。分税制改革之前，我们的中央财政略显单薄，而一些地方财大气粗。那时的地方政府，还没有在“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方面“打主意”。在推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地方实际上重新划分了财权，中央财政大大充实了，同时，城镇的房屋市场化改革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这些改革，影响深远。但任何一项改革，不可能只有好处，不可能没有一点消极面。我们现在都看到了，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一些地方的收入主要靠卖地，房地产成为主要支柱产业，但泡沫大了，有问题，老百姓也受不了，国务院三令五申平抑房价，先后出台《国十条》和《国五条》，但收效都不明显。还有地方债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复杂。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里面要算经济账，还要有法治。我们现在比过去更加强调依法治国，治国首先就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大的框架当然是宪法，是我们的根本政治体制所确定下来了的，但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在各个部门法中都有反映。新一轮的法治建设与改革，要在这方面下力气。
其二，就是要用法律划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市场行为的“裁判员”，企业是市场的“运动员”，两者的角色分工不同，因此两者不能混同。还有，运动员也应该分分类，有的是跑长跑的，有的是短跑，不能哪里有便宜可占就到哪里去比赛。例如，很多央企进入房地产市场，央企掌握国计民生的命脉，实力雄厚，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经济基础。但是，很多央企放下自己的主业，拼命往房地产市场里钻，到处拿地，而且把地价抬得很高。政府办企业，当然要实现保值增值，但办企业的目的不止是为盈利，还有承担很多社会责任，特别是央企，应该多花一些精力去发展那些中长期的、战略性的、风险大一些、利润可能不那么高的大项目，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长远发展。而不是房地产这样的，利润高，见效快的竞争性项目。地方政府当然特别欢迎央企去拿地，怎么拿他们都高兴，一切可以开绿灯，但这样一来，市场就可能有点乱了，很多事情就不公平，这样算法治吗？不好说了。未来着力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领域，加强法治建设。
其三，要更加强调，把促进公平正义作为政府的基本价值追求。我个人有一个看法，中国社会对公平的敏感，超过了西方。对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反应很激烈。所以政府要在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维护公平不容易。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要尽量多考虑弱势群体，不能被利益集团绑架了。现在对城镇低收入群体提供的经济适用房的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工程，全民覆盖的医保和社保制度的建设与完善等，都是体现社会公平的政策。这些方面还要加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市场经济条件下，摸着石头过河是成功的，但进入了深水区，有可能摸不到石头了，这个时候就必须开大船，要开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这样船才稳当，才能乘风破浪。
（作者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不断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
李 林
▶要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
▶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顶层设计的立法模式转变
当前，我国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立法不当问题的存在，致使部分法律制定后不能用、不管用、难执行、难适用、难遵守，某些法律甚至形同虚设。为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形势下，应进一步推进民主科学立法，不断完善我国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转变立法观念和立法模式。立法应当充分代表民意、体现民利、反映民情，公平公正地解决社会问题、分配社会利益，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警惕立法权力滋生的腐败，从制度和规范的源头上维护人民利益。一是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立法观，转变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立法观；从片面追求立法数量而忽视立法质量和实效的立法观，转变为立法质量和实效第一的立法观；从重立法效率、轻立法民主的立法观，转变为民主优先兼顾效率的立法观；从只管法律制定不顾法律实施的立法观，转变为兼顾立法与法律实施并以法律实施为导向的立法观。二是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加强领导、科学规划、顶层设计、协调发展的立法模式转变。从立法项目选择的避重就轻、拈易怕难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头、迎难而上、攻坚克难转变，使立法真正成为分配社会利益、调整社会关系和处理社会矛盾的艺术。
第二，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职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转变被动立法局面，使立法与全面深化改革协调推进，积极主动地通过法律的立、改、废、释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法律依据和法治保障。一是推进人大常委会常委的年轻化、专职化、专业化，让人大常委会委员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履行职能。二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期制度，适当延长每年的会期，为民主立法提供充分时间保障。三是推行立法旁听制度，让公民、媒体和社会组织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参与和监督立法过程。四是推行立法助理制度，以弥补人大常委人数少、时间少、专业知识不足等欠缺。五是进一步扩大人大常委会委员、专门委员会、立法工作机构起草或者组织起草、委托专家学者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比重，增强立法的全局性，从源头上预防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
第三，推进民主立法。扩大不同利益群体公开主张、表达利益的渠道，使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立法意志和利益诉求，通过立法博弈实现公正立法。建立和完善更加广泛的立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制度，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立法事项，原则上都应当向全社会公布，并建立意见采纳情况的说明和反馈制度。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对影响重大、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项，要通过举行听证会的方式充分听取意见，确保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全面参与立法、有效开展立法博弈，保证人民群众立法诉求的充分表达和宣泄。推行律师和法学专家为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提供专业立法咨询、参与立法听证等立法援助的制度。推进立法公开，建立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规草案的立法旁听制度，旁听代表有权发言，保证人民群众对立法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⑷ 如何实现道路交通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力推进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十三五”交通运输发展的基本思路之一。交通运输行业既要努力提高制度建设水平，还要增强治理能力，从而使治理适应“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今年的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提出，到全面小康社会建成时，我国将基本形成交通运输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建成法治政府部门。

本期选择部分省份，分别从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继续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形成完备的法治制度体系和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等三方面，梳理今年及今后五年的改革重点，以供借鉴。

完善大交通管理体制机制 激发发展内生动力

没有好的体制机制，行业难以实现善治。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将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促进综合交通运输融合发展与协同发展，作为改革主攻方向，不断激发交通运输发展内生动力。

“十二五”期，重庆市委、市政府对市交通委员会在铁路、民航等方面的职能职责作出明确界定，并增设铁路处和民航处，交通部门全面实现了对铁公水空的统一管理，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十三五”期，重庆将扎实开展综合交通运输改革试点，完善交通“大部门”运行机制。

浙江、广东、湖北等省份，也将开展试点。浙江今年将充分发挥省交通综合改革与发展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作用，重点推进杭州、宁波、温州、义乌等地在构建“大交通”管理体制上取得突破，实现由一个部门统筹负责综合交通管理职能。

广东“十三五”期将以深圳“大交通”管理体制为示范，开展“大交通”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将经验复制推广至全省，逐步构建省、市、县三级“大交通”管理体制。今年将重点优化完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职能，在河源、潮州市开展“大交通”管理体制改革试点。

湖北今年将积极争取获批全国综合交通运输改革试验区，积极构建省级综合交通运输协调共建机制，稳步推进综合交通运输试点示范工作，鼓励各地推进“一城一交”试点改革。

辽宁、安徽、山西、甘肃等省份着力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推动多种运输方式加速融合，加快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辽宁“十三五”期将建立交通运输和国土资源、住房与城乡建设等部门多规衔接的规划编制机制，加快建设“一省一交”、“一城一交”的交通运输“大部门”管理体制，健全综合交通运输应急联动机制，优化完善综合交通运输规划与发展机制，加快形成区域综合交通体系。

安徽今年将努力完善综合交通运输协调机制，提请省政府建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协调、研究解决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推动各种运输方式加速融合。

山西“十三五”期将抓住太焦、大张等高速铁路建设机遇，推动建设公铁综合运输枢纽，并加强公路、城市公交等与铁路、民航、道路客运站场的有效衔接，促进各种运输方式深度融合，发挥综合交通运输的组合效率。今年将围绕建立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加强与铁路、民航、邮政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完善运输组织协调机制、运输服务应急保障机制、管理信息共享机制。

甘肃今年将以“6873”交通突破行动为抓手，逐步探索“大交通”管理模式，逐步实现区域内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城市公交和邮政等各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和融合。

深化投融资改革 防范债务风险

深化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有利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将跟上国家财税体制改革步伐，全面推进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探索应用专项债券等融资模式，加快设立交通运输发展基金，防范和化解交通运输债务风险。

社会资本在交通运输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十三五”期，山东、湖北、贵州、江西等省份探索更多样的投融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交通运输各领域。

不少省份的交通运输工作会均提出设立相应的交通运输发展基金。如甘肃将加快甘肃交通投资基金、甘肃丝绸之路交通发展基金和甘肃公路建设基金落地，宁夏将发起成立交通建设投资发展基金，湖南将推动设立高速公路发展基金，内蒙古将加快建立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基金。

同时，各地还探讨通过其他渠道，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交通运输领域。例如，山东将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市场化，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制度，加紧推广PPP模式，探索捆绑招商、土地入股、资本金补贴等市场化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更多地参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湖北将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用于交通建设发展，并鼓励社会资金通过PPP、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贵州将深化高速公路建设模式改革创新，积极推进“PPP+EPC+运营期补贴”等模式。江西将探索运用“省市共建”模式、PPP等投融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投资高速公路建设。

一些省份还采取鼓励地方政府自筹、加快交通建设与其他资源的捆绑开发等措施，拓宽融资渠道。

湖南今年将突出抓好高速公路融资，推动设立高速公路发展基金，盘活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站、广告位、管线等优质资源；推动由高速公路总公司归集控制政府投资高速公路出入口优质土地资源，通过一级市场开发筹集资本金；支持市县交通投融资平台做实做强，争取财税、用地方面的政策支持，缓解交通筹资压力；支持省水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航电枢纽、水运物流和港口开发为依托加快发展；推动建立省管干线航道船闸“统一资金管理、统一建设、统一调度”的运作模式；坚持“航电结合，以电促航，滚动开发”，争取建立水电发电收益反馈水运发展新机制。

贵州将鼓励地方政府自筹资金建设高速公路，对建设需求迫切、资金等条件相对成熟的地方高速公路项目给予立项支持，加强银、政、企合作，鼓励交通企业探索交通建设与土地、旅游、矿产等资源捆绑开发模式。

云南将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两个积极性”，进一步强化“省州市联动、以州市为主、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高速公路建设模式，鼓励和支持投资主体与沿线各级政府合作，加快沿线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进一步推动省公路投资公司、港航投资公司转型发展，加快组建新的投融资平台，完善银政、银企合作机制，扩大金融机构合作范围，拓宽融资渠道。

江西将支持省高速集团设立财务公司，大力推动各设区市建立普通公路建设养护投融资平台，充分利用和开发公路沿线资源，筹集资金发展普通公路事业，并探索“以电养航”等投融资模式。

全面推进法治建设 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法治是行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将加快形成完备的综合交通运输法治制度体系、高效的交通运输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交通运输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交通运输法治保障体系，力争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交通运输法治政府部门。

行政执法是法律法规得到全面正确实施的关键环节。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将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创新行政执法方式，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河南今年将巩固交通运输执法体制改革成果，开展对编制、经费、人员、制度落实情况大检查，执法队伍培训考核，执法队伍大练兵、大比武活动等；建立公安、交通运输执法、运管等部门协作机制，形成高效联动的执法体制。

重庆“十三五”将巩固高速公路“一家管”的体制成果，完善区域化、扁平化的执法监管模式，规范自由裁量权，优化快速出警处置勤务模式，今年将加快70余套高速公路固定测速系统、主城重点区域视频监控系统等项目建设，加强与刑事司法机关、地方政府和相邻省市的执法协作，依法打击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并创新优化失物招领等服务举措，提高执法公信力和社会认可度。

河北今年将建立与京津两市的沟通机制，修订违法超限案件移送办法，统一超限车辆认定标准和处罚裁量标准，实现京津冀道路运输和港航审批统一。

此外，广东“十三五”将建立完善执法大数据平台，加快推进非现场执法模式应用；四川今年将加强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综合管理平台建设，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实现网上办案；江西“十三五”将探索开展执法业务网上培训和考试，推进基层执法单位“三基三化”建设；甘肃今年将加快县级交通综合执法试点工作，探索建立权责一致、高效有序的交通行政执法体制。

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各地结合实际出“妙招”。广东“十三五”将加快建立以工程建设、运输服务、安全生产等领域信用体系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探索“互联网+监管”模式，实行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联动机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重庆“十三五”将开展信用信息共享与互认，全面实施严重违法失信“黑名单”制度，今年将实现信用信息在执法检查、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间的共享与互认。

甘肃今年将对交通建设、道路运输等领域建立信用考核指标体系，制定落实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各项措施，强化诚信评价结果运用。

云南今年将健全公路水运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健全工程质量监督检查结果通报制度，健全道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

部分省份2016年其他改革亮点

广东

将在佛山、惠州、东莞等地分别开展公路养护、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城市公共交通专项改革试点；在新建高速公路项目开展监理改革试点，探索交通建设管理市场新机制。

山西

深入推进交通企业与高速公路资产债务重组改革。积极推进太原至佳县西段、忻州至阜平、忻州环城3条省政府已批准的高速公路经营权转让履约工作，力争早日履约到位。

贵州

采取“建养一体化”服务采购模式，引入央企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和养护，以市（州）为单位“打捆”农村公路项目，通过公开招标选择央企进入，由央企承担项目的实施（含资金筹集、总承包施工）及交工验收后5年的养护服务工作，政府依据项目建设及养护的绩效评估情况，支付“改造+养护”费用，改造完成的公路交还地方政府。

河南

加快普通干线公路建养管一体化改革，全面铺开第一批4个试点县（市）的改革，加强对改革的主动跟进和政策服务，及时总结试点改革经验；年内再确定一批县（市）作为第二批试点，持续推进改革。

陕西

深化公路建设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改进传统模式在宝鸡至坪坎、山阳至柞水项目，自管模式在吴起至定边、宝鸡过境凉泉至苟家岭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在旬邑至陕甘界项目上的试点工作，并选择几个干线公路项目进行试点。

河北

加快港口管理体制改革，协调推进港口公共调度中心建设，把唐山港作为深化港口管理体制改革试点。

浙江

深入推进杭州、宁波、义乌出租汽车市场化改革，继续推进“先培后付、计时收费”驾培改革。

⑸ “依法治企”这一说法最初在哪个政策/文件/制度中提出

应该说，“依法治企”的提出是随着“依法治国”战略部署而向企业作出的要求。
这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增强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的法治意识，进一步推动央企法治建设，保障央企健康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的通知》（中办发〔2016〕71号）有关精神，公布《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为中央企业的党委（党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都制定了较为详尽的依法治企的职责。
这项《规定》的出台，对进一步推进企业法治建设，提升依法治企能力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其他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依法治企作出了表率。
依法治企是企业依法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对全面依法治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是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保障。让法律贯穿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活动，就能够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促使企业形成依法治企的经营模式，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依法治企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和长青不败的基础，企业只有诚信守法、遵章守规，不断推进依法治企，才能进一步开拓管理思路、创新管理模式、规范管理行为，才能更好地促进企业做大做强。

⑹ 法治央企建设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发展大局。紧紧围绕中央企业改革发展中心任务，充分发挥法治在推进分类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重点改革任务中的重要作用，支撑企业实施自主创新、转型升级等重大发展战略，为中央企业改革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坚持全面覆盖，突出工作重点。把依法治企要求全面融入企业决策运营各个环节，贯穿各业务领域、各管理层级、各工作岗位，努力实现法治工作全流程、全覆盖，同时突出依法治理、依法合规经营、依法规范管理等重点领域法治建设。

——坚持权责明确，强化协同配合。切实加强对法治央企建设的组织领导，明确企业主要负责人、总法律顾问、法律事务机构、其他部门在推进法治建设中的责任，有效整合资源，增强工作合力，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的法治建设大格局。

——坚持领导带头，确保全员参与。牢牢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大力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示范作用，进一步强化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全员法治素养，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形成全员守法的良好氛围。

参考：关于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的通知（国资发法规[2015]166号）网页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