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和以理治国
A. 如何理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参考：法安天下 德润人心——怎样理解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古往今来一个永恒的话题，二者既彼此区别又不可分割，都是国家治理、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贯彻和落实好这一重要原则，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一 法治与德治关系怎么看
“小智治事，中智用人，大智立法。”古往今来，法治都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今天，依法治国已成为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已成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我们建设法治中国的决心坚定不移。
但同时也要看到，法律不是万能的，仅靠法治这一手是不够的。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的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的支持，道德的自觉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的强力约束；法律难以规范的领域，道德可以发挥作用，而道德无力约束的行为，法律则可以给予惩戒。可见，法治与德治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需要法治和德治两手齐抓。
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是对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深刻总结。我国既有久远的法制传统，又有厚重的道德传承。从孔子提出“宽猛相济”，到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从荀子提出“隆礼重法”，到汉代董仲舒强调“阳为德，阴为刑”；从唐代提出“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到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德法合治，都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之道。从世界范围看，凡是社会治理比较有效的国家，大都坚持把法治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同时注重用道德调节人们的行为。
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大优势。经过长期实践探索，我们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法治道路，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条法治道路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法治、德治两手抓、两手硬。立足当前、面向未来，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行好，最关键的就要坚持走我们自己的法治道路，发挥好这条道路的鲜明特色和突出优势。这就要求我们更好地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切实推进以德治为基础的法治建设、以法治为保障的德治建设。
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也是现实的迫切要求。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要应对前所未有的矛盾风险挑战，从根本上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当清醒看到，我国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单就法治论法治是不够的，必须着眼全局、系统谋划，特别要立足我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重视加强道德教育和思想引导，着力培植人们的法律信仰和法治观念，营造全社会都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的文化环境，使法律和道德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作用。
微评
◆ 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离开德治谈法治，犹如缺少精神支柱的人，光有骨架，没有内涵。
◆ 法律和道德，一个是硬约束、一个是软约束，一个是外在的他律、一个是内心的自律，但二者又具有内在一致性。
◆ 依法治国是外化于行，以德治国是内化于心。
◆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
问与答
问：“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是什么意思？
答：这句话出自《孟子·离娄上》，意思是：只有善德不足以处理国家的政务，只有法令不能够使自己发生效力。意谓治理国家必须把行善政与行法令结合起来。
问：“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是什么意思？
答：这句话出自《韩非子·有度》，意思是：执行法令的人坚决，国家就会富强；执行法令的人软弱，国家就会贫弱。说明依法办事是国家强盛的保证，如果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国家就很难治理好。
声音
使法律和道德耦合成为强有力的“组合拳”
李忠杰（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法律规范必须有道德基础，建立在一定的价值标准之上；而道德规范，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提升为法律制度，以强化其规范的力度。法制是硬约束，道德是软约束。许多社会领域，既需要有硬约束，也需要有软约束。硬约束用外部的强制力量规范行为，而软约束则侧重于解决人的思想观念问题。法律和道德共同协调，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 怎样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
位于长江之滨的江苏张家港，是我国犯罪率最低的城市之一。与之紧密相关的是，张家港还是首批获评全国文明城市的县级市。早在20年前，这里就以精神文明建设成就享誉全国。长期的文明浸润，涵养了这座城市的法治文化，孕育了张家港人的法治精神。
张家港的实践生动地说明，道德是培育法治精神的源头活水。法律依赖道德而被认同和遵行，一个人的道德觉悟提升了，必然会自觉尊法守法；全社会的道德水准提升了，法治建设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必须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为法治实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
在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我国20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第一个词就是“爱国守法”；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赫然在列；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重要一项就是“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可见，守法不仅是法律义务，也是重要的道德要求。要继续完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使之更好地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衔接、相协调。各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各地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以及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都应把尊法守法作为重要内容突出出来，强化人们的法治观念、法治意识。
在道德教育中突出法治内涵。道德教化，就是教人求真、劝人向善、促人尚美的过程，也是培育法治精神的重要渠道。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在这个过程中，特别要针对我国人情积习厚重、规则意识淡薄的情况，注重培育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在文化传承中涵养法治精神。几千年悠久厚重的中华文化，包含着丰富的道德资源，也包含着丰富的法制思想，是今天我们涵养法治精神的重要源泉。应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其蕴含的“以法为本”“缘法而治”“刑无等级”“法不阿贵”“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等思想精华，并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
在文明创建中促进法治实践。道德重在践行，法治也重在践行。最好的道德和法治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在具体实践中，感受道德和法治的力量，树立崇德尚法的思想。要把法治文化活动纳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中，广泛开展以法律援助、普法宣讲等为主题的志愿服务，让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受到法治熏陶、增强法治意识。引导人们积极参与乡村、社区、企业等基层依法治理，积极参与公共管理，依法维护自身权益，让法治的种子在人们心里落地生根，在全社会开花结果。
三 怎样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
2013年11月21日，江苏扬州出租车司机程斌发现路边有人因车祸受伤昏迷，立即将其火速送往医院。一路上，他连闯7个红灯，为伤者赢得宝贵的抢救时间。人们在交口称赞他的义举的同时，也在关注他会不会因为闯红灯被处罚。交警部门表示，按照现行道路安全有关法律规定，如果有医院病历等证明材料，因救助危难病人造成的超速、闯红灯等行为可免于处罚，这让人们松了一口气。不让好人吃亏，体现了法律对助人为乐善举的保障与鼓励。
我们常说，法理不外乎人情；西方也有法律谚语说：“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法律一般都体现着道德判断、体现着道德取向，只有符合人民道德意愿、符合社会公序良俗，法律才能被人们所信仰、所遵守。因此，无论立法、执法还是司法，都应体现社会主义先进道德的要求，都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
立法要立良法。道德观念是法律规范的重要来源。自古以来，各个国家一般都把社会中基本的道德规范、重要的公序良俗，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我国2013年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子女“常回家看看”正式入法，体现了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但也有一些法律法规的某些具体条文和内容，存在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核心价值观要求不协调、不“合拍”甚至相悖的问题。在完善法律体系过程中，应加强与道德的协调和衔接，将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还应注重对法律的道德效果和道德风险的评估，对有违道德要求的法律法规及时废止或修改，使法律体系更加彰显道德的力量。
执法要扬正气。执法既是法律行为，也体现鲜明道德导向。严格公正执法，是对法律尊严的捍卫，也是对先进道德的彰扬；而执法不严不公，是对法律尊严的无视，也是对恶行的纵容、对美德的贬损。必须通过执法行为，发挥法治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的社会功能，促进清风正气的弘扬。执法要严格公正，对侵害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等行为及时予以规诫遏制，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执法要文明规范，体现人文关怀，既遵从法律标准又符合道德标准，既于法有据又合乎情理，防止粗暴执法、野蛮执法，使执法活动获得坚实的道义基础。
司法要辨善恶。司法断案最能体现法律惩恶扬善的功能。要坚持公正司法，依法制裁和惩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让人们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感受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法律很多时候只能作出原则性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这就要求司法人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作出公正合理的裁决，真正起到引导社会向上向善的效果。要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惩治司法腐败，更好地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
链接
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充分体现道德关怀
2013年7月1日，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施行。这次修订，突出了道德关怀、精神赡养的作用，如第十四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第十八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这些条文，体现了中华民族敬老、养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弘扬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社会文明之风，受到了广大老年人和万千家庭的高度关注和由衷支持。
四 怎样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
2014年1月，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部门共同会签了《“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这个备忘录，依照有关法律规定，针对失信被执行人推出了多项信用惩戒措施，如禁止乘坐飞机、列车软卧，限制贷款或办理信用卡，不得担任企业高管等。这一法治措施有效打压了“老赖”们的生存空间，让其为自己的失信行为付出代价，也有力弘扬了诚实守信的道德风尚。这说明，法治是保障和促进道德建设的有效手段。
道德是柔性的自我觉悟，源于人们良心的感召。而对于缺少道德自觉的人，道德教育容易变得软弱无力。当前，面对形形色色的利益诱惑和不良思想的影响，一些社会成员的道德防线轰然倒塌，失德行为屡有发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对于那些伤风败俗的丑恶行为、激起公愤的缺德现象，单靠道德教育、叩问良心已经远远不够，必须运用法治手段进行治理，对失德败德者进行惩戒约束，对违法犯罪者进行严厉打击。
明规矩，划定行为底线。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是底线的道德，也是道德的屏障。要重视把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让人们清楚地知道哪些事能做、哪些事绝不能做。要明确对失德行为的惩戒措施，让道德动摇之人心中有所忌惮，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要针对目前突出的诚信缺失问题，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使人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
惩劣行，形成警示效应。孔子说：“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意思是说，对经过教化还不改变，经过教导又不听从，损害道德败坏风气的人，就要用法律来惩处。要继续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加强对社会反映强烈的失德行为的整治，依法依规该劝导的劝导、该处罚的处罚。对食品药品等领域见利忘义、制假售假的严重无良行为，要加大执法力度，加强日常监管，查办大案要案，让败德违法者受到惩治、付出高昂代价，发挥对整个社会的警示和教育作用。
彰善举，弘扬美德义行。俗话说，好人有好报。但现实中也有时出现好人吃亏、流血又流泪的情况。长此以往，必然寒了好人的心，寒了整个社会的心。我们屡屡看到老人跌倒路人不敢扶的报道，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法律法规必须树立鲜明道德导向，保障实现善有善报、恩将德报。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保障助人者权益的法律。我国大多数省区市也制定了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的政策法规，深圳市还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来为好人提供法律保护。要继续完善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化解好人的道德风险，保障好人的合法权益，褒扬好人的道德行为，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千百年来，围绕法律与道德的话题经久不衰。今天的中国，让法治的阳光普照，让道德的清风吹拂，每个人的追梦之路、整个民族的追梦之路必将更加亮堂通畅。
问与答
问：什么是征信系统？
答：征信系统是专业化的、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建立信用档案和基础数据库，依法采集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个人的信用信息，并依法向信用使用者提供信用报告的系统。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建成了全国集中统一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即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截至2014年6月底，征信系统共收录法人1940多万户，上半年日均查询27万次；收录自然人8.5亿，上半年日均查询106万次。2014年，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平台贷款业务，实现与央行征信系统的接入。
详细：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212/c40531-26552609.html
B. 孔子以礼治国的含义
中国传统模式
传统的中西方文化由于体系、经济形态、维系社会的基础、地理环境以及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治国模式上的根本差异。概言之，中国传统的治国模式为礼治，即以统治者制定的伦理化的法律或法律化的伦理规范调整社会关系，强调政治社会化、政治伦理化；西方传统的治国模式为法治，即以统治者亦必须执行和遵守的、与伦理分离的�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分析、论证中西传统治国模式的本质区别，不仅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理解党的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方略，完成中国由传统礼治向现代法治国家的转换，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礼是中国古老的社会现象
商代甲骨卜辞中就有“礼”字。《说文解字》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可见，它是远古时代人们祭神求福的一种仪式，也是中国最早的行为规范体系。随着国家的出现，礼逐渐被统治者利用，礼的内容也由过去的单纯习俗仪式，发展成为约束人们婚姻、血统、亲续、君臣等社会关系的一种开放性的行为规范。
礼被确定为治国模式始于西周王朝，确切地说始于周公。“先君周公制周礼”，鉴于周初社会的动荡和复杂的形势，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幅员广大的新建国家，在继承“夏礼”、“殷礼”的基础上，着手将分散零乱的礼进行编排、修补和厘订，使之系统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其基本精神是别尊卑、序贵贱，在区分等级差别的前提下纳天下于一统，在宗法政治基础上建立大一统王朝长治久安。
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竭力主张礼治，反对法家的“法治”。与西周相比，表面看来是“礼崩乐坏”，但实际上只是礼的实际范围有所变化，礼的形式有所改变，而礼的本身并没有被废弃。相反，礼在改造中获得了新生。特别是经过荀子的改造，“隆礼重法”，将礼与法有机结合起来，对后世影响很大。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政治思想。孔子所倡导的“为国以礼”即成为中国传统的治国模式，以后历代王朝，加以完善，相沿未改，一直到清朝。当代美国学者D·布迪在研究了中国传统的礼与法律的关系后认为：“古代圣贤创造了礼，而现实社会的混乱，是因为人们不了解礼，不能以礼规范自己的行为造成的。”这种观点基本符合中国传统政治的实际，也为中外学者所公认。
礼的观念与学说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调整着人与人、人与天地宇宙的关系。“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词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礼是中国传统治国模式的根本价值
张晋藩先生认为，礼体现了中国古代民族的心理状态与思维方式，因其为仁义忠信之体现与外化，因此，礼本身也就成为了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可以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儒家最高的理想国莫过于“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但此理想难于在现实中建立，退而求其次，即为“天下为家”的小康之世。以此达到“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的目的。与此同时，儒家认为：礼的作用在于区分上下贵贱尊卑，维持等级制度，孝亲尊君，进而稳定社会秩序，加强君主专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代统治者、政治思想家均将礼视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指导原则。《左传》云：“礼，王之大经也。”“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
孔子主张以礼治国，认为“不学礼，无以立。”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耳且格。”历代儒家莫不将礼看成修身治国屡试不爽的法宝。孟子“仁政”主张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而在人性中孟子强调仁、义、礼、智四端，并将礼看成体现仁义，进而实现“王道”的重要途径；荀子吸收诸子百家思想，认为礼是治国安民之本。他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他的礼法一体论为后世统治者所崇。
礼治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倾向
调整社会、治理国家，无外乎两种主要手段，即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中国古代治理国家，两者兼用，以后者为主。二者的结合融通，即为礼。诚如近代学人章太炎先生在其所著《检论》中言：“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中国古代的“法”有多种含义，但常用是指刑，尤今之刑法、刑罚。西周时期，实行“礼治”，刑被礼所包容，刑即礼的一部分。礼不仅具有道德教化的作用，而且具有法律意义，人们的行为违礼即被视为触刑。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聘射之礼废，则诸侯之行恶而盈溢之败起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二者功用有别，目的一致。礼是灵魂、统帅、总的原则，而刑则是礼的条文化、具体化。西汉至清末，刑虽成为独立规范体系，不再为礼的一部分，但与礼比较，刑仍处于从属地位。借用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礼为“体”，而刑为“用”。即所谓“礼法合一”。
中国古代以农为主，工商业不甚发达，由此导致古代法律规范体系是诸法合体，刑重民轻。但这不能说中国古代没有民事法律规范，只不过是没有形成独立的民事法典而已。那么，社会上大量的民事法律关系用什么来调整呢�一部分由刑法调整，更大部分，特别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户婚土田”所谓“细故”，直接用礼来调整。自西周以来，用礼调整社会成员的身份、财产、继承等重要民事关系。中国古代地方上司法与行政合一，而地方行政长官自隋唐以后绝大部分来源于科考。他们饱读诗书，深谙礼的规范，因此以礼断案，驾轻就熟。诚如近人蔡元培先生所言：“我们古代有礼、法之别。法者，刑法也；而今之所谓民法，则颇具于礼。”综上所述，礼治作为一种治国模式，它高居于其他模式�如中国传统的“法治”和治国手段之上，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倾向。
众所周知，专制主义是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本质特征。在奴隶社会就形成了以王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专制政体。秦朝建立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后，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不断得到强化。正像梁启超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论》中所指出的：“专制政治之进化，其精巧完满，举天下万国，未有若吾中国者也。万事不进，而惟有专制政治进焉。”作为一种极端的等级制度、特权制度，它的基本内涵是“君上有权，而臣民无权”。而礼的基本精神和政治功用即为“明分、别异、序等级”。即对专制主义确认与维护，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重要理论根据。
C. 以礼治国的含义
中国传统模式
传统的中西方文化由于体系、经济形态、维系社会的基础、地理环境以及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治国模式上的根本差异。概言之，中国传统的治国模式为礼治，即以统治者制定的伦理化的法律或法律化的伦理规范调整社会关系，强调政治社会化、政治伦理化；西方传统的治国模式为法治，即以统治者亦必须执行和遵守的、与伦理分离的�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分析、论证中西传统治国模式的本质区别，不仅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理解党的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方略，完成中国由传统礼治向现代法治国家的转换，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礼是中国古老的社会现象
商代甲骨卜辞中就有“礼”字。《说文解字》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可见，它是远古时代人们祭神求福的一种仪式，也是中国最早的行为规范体系。随着国家的出现，礼逐渐被统治者利用，礼的内容也由过去的单纯习俗仪式，发展成为约束人们婚姻、血统、亲续、君臣等社会关系的一种开放性的行为规范。
礼被确定为治国模式始于西周王朝，确切地说始于周公。“先君周公制周礼”，鉴于周初社会的动荡和复杂的形势，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幅员广大的新建国家，在继承“夏礼”、“殷礼”的基础上，着手将分散零乱的礼进行编排、修补和厘订，使之系统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其基本精神是别尊卑、序贵贱，在区分等级差别的前提下纳天下于一统，在宗法政治基础上建立大一统王朝长治久安。
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竭力主张礼治，反对法家的“法治”。与西周相比，表面看来是“礼崩乐坏”，但实际上只是礼的实际范围有所变化，礼的形式有所改变，而礼的本身并没有被废弃。相反，礼在改造中获得了新生。特别是经过荀子的改造，“隆礼重法”，将礼与法有机结合起来，对后世影响很大。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政治思想。孔子所倡导的“为国以礼”即成为中国传统的治国模式，以后历代王朝，加以完善，相沿未改，一直到清朝。当代美国学者D·布迪在研究了中国传统的礼与法律的关系后认为：“古代圣贤创造了礼，而现实社会的混乱，是因为人们不了解礼，不能以礼规范自己的行为造成的。”这种观点基本符合中国传统政治的实际，也为中外学者所公认。
礼的观念与学说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调整着人与人、人与天地宇宙的关系。“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词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礼是中国传统治国模式的根本价值
张晋藩先生认为，礼体现了中国古代民族的心理状态与思维方式，因其为仁义忠信之体现与外化，因此，礼本身也就成为了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可以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儒家最高的理想国莫过于“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但此理想难于在现实中建立，退而求其次，即为“天下为家”的小康之世。以此达到“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的目的。与此同时，儒家认为：礼的作用在于区分上下贵贱尊卑，维持等级制度，孝亲尊君，进而稳定社会秩序，加强君主专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代统治者、政治思想家均将礼视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指导原则。《左传》云：“礼，王之大经也。”“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
孔子主张以礼治国，认为“不学礼，无以立。”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耳且格。”历代儒家莫不将礼看成修身治国屡试不爽的法宝。孟子“仁政”主张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而在人性中孟子强调仁、义、礼、智四端，并将礼看成体现仁义，进而实现“王道”的重要途径；荀子吸收诸子百家思想，认为礼是治国安民之本。他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他的礼法一体论为后世统治者所崇。
礼治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倾向
调整社会、治理国家，无外乎两种主要手段，即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中国古代治理国家，两者兼用，以后者为主。二者的结合融通，即为礼。诚如近代学人章太炎先生在其所著《检论》中言：“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中国古代的“法”有多种含义，但常用是指刑，尤今之刑法、刑罚。西周时期，实行“礼治”，刑被礼所包容，刑即礼的一部分。礼不仅具有道德教化的作用，而且具有法律意义，人们的行为违礼即被视为触刑。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聘射之礼废，则诸侯之行恶而盈溢之败起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二者功用有别，目的一致。礼是灵魂、统帅、总的原则，而刑则是礼的条文化、具体化。西汉至清末，刑虽成为独立规范体系，不再为礼的一部分，但与礼比较，刑仍处于从属地位。借用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礼为“体”，而刑为“用”。即所谓“礼法合一”。
中国古代以农为主，工商业不甚发达，由此导致古代法律规范体系是诸法合体，刑重民轻。但这不能说中国古代没有民事法律规范，只不过是没有形成独立的民事法典而已。那么，社会上大量的民事法律关系用什么来调整呢�一部分由刑法调整，更大部分，特别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户婚土田”所谓“细故”，直接用礼来调整。自西周以来，用礼调整社会成员的身份、财产、继承等重要民事关系。中国古代地方上司法与行政合一，而地方行政长官自隋唐以后绝大部分来源于科考。他们饱读诗书，深谙礼的规范，因此以礼断案，驾轻就熟。诚如近人蔡元培先生所言：“我们古代有礼、法之别。法者，刑法也；而今之所谓民法，则颇具于礼。”综上所述，礼治作为一种治国模式，它高居于其他模式�如中国传统的“法治”和治国手段之上，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倾向。
众所周知，专制主义是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本质特征。在奴隶社会就形成了以王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专制政体。秦朝建立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后，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不断得到强化。正像梁启超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论》中所指出的：“专制政治之进化，其精巧完满，举天下万国，未有若吾中国者也。万事不进，而惟有专制政治进焉。”作为一种极端的等级制度、特权制度，它的基本内涵是“君上有权，而臣民无权”。而礼的基本精神和政治功用即为“明分、别异、序等级”。即对专制主义确认与维护，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重要理论根据。
D. 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以礼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
中国在历史上有过以法治国的时期，比较著名的应该属于秦帝国时期，而历史实践证明，严厉的法律压迫，使得人民喘不过气来，最终导致了陈胜吴广起义，挑起起义大旗。原因个人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点：
秦帝国以后，统治者对于法家的严厉法治，可能觉得并不能长远自己的统治，并且当时百家争鸣，思想流派众多，为统治者选择符合自己统治利益的手段提供了更好的选择，如儒家。提供了晚上的伦理纲常体系，可以从道德上约束百姓，手段也更加温和，便于民众接受；
二是礼法的推行更加普遍，推行起来难度远远小于推行律法，并且礼是民间自己就可以进行广泛的监督，不再需要政府对维护法律投入那么多；
礼法可以从对民众的教育中渗透，这样可以使规矩对于人一生的影响更加深刻，也更加有用；
礼法具有提前预防的作用，而法律的推行一般只有犯法之后才可能意识到，所谓防患于未然，礼法更具优势
E.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点和缺点各是什么
所谓依法治国，就是以法律为中心。
就是大公无私，只要犯罪就得受罚
做到了内公正严明。容也会大大降低犯罪事件的发生。
而以德治国也就有点“唐僧式”的治国方法
会以好言相告。感触一个人。
虽然说现在的社会总有说是依法治国，但也包含着“德制”。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政治体系
F. 依法治国跟以礼治国的区别是什么
法家与儒家的主张不同；人性本恶与人性本善的分野。
G. 以礼治国更好,还是依法治国好
法制为主，人治为辅。
如果全是法制，不行，那会变成有钱人的社会。
如果全是人治，那更不行，会变成独裁。
H. 如何简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
（1）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证据采信方面的自由心证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再次是因为道德是守法的基础。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权利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将法定权利兑现成为现实权利取决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与权利意识相对应的义务意识也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相关联。（2）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以德治国着力于强调人的义务意识、责任意识，依法治国着力于维护人的权利，强调人的权利意识，两者相得益彰。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基本社会调整手段，二者具有同一性。首先，二者具有共同的社会阶段基础和经济基础；其次，二者都体现了人民主权的政治思想，都体现了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时代风尚。再次，二者有共同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它们都要创造和保证有利于经济发展、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的良好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实现人际关系和谐，人们生活幸福，都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但两者存在明显区别：第一，两者调整范围不尽相同。法治的重点是人的外在行为，德治的重点是人的内心世界；第二，两者的具体内容不同。法律既规定人们的义务，也规定人们的权利，并重视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道德则着重强调人们的义务，提出许多要求，但并不强调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第三，两者的调整机制或方式不同。道德是一种“软约束”，法律既靠人们自觉守法来实现，也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通过外在的力量，强制人们遵守，是一种“硬约束”。道治“本”，“法治标”，两者各有优势，而同时存在不足或缺陷。法律本身来讲，由于其与社会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利益矛盾的多变相比，具有制定迟缓和修改滞后的性质；其次，法律规范的封闭性使其缺乏广泛的渗透力；再次，法律更多是补救性的惩治，缺乏防治性的劝导；第四，法律和司法的不完美直接影响法律的效力，以道德本身来看，道德的约束是非常脆弱的；其次，现代经济社会高度利益性和多元利益的存在，社会主体在具体利益的引诱下，驱动下的行为选择往往忽视道德。因此两者的不足更决定了二者确实存在互补性。两者的有机结合能够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所以，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结合起来，使法律和道德在内容上互相衔接，相互协调，在作用上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与时代潮流、社会主义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同一性。(二)依法治国对以德治国有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社会主义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人们的行为，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健康发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第一，在立法上，通过道德法律化保障道德规范的实现。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一是立法将一定的道德规范直接上升为法律规范，即通过禁止性义务性的法律规范直接反映特定的道德规范，如婚姻法中的子女赡养父母、父母抚养子女并不得遗弃等规定，都是道德法律化的直接模式。二是立法规定法律主体必须遵守一般的道德规范的原则，使一般的道德规范成为具有某种法律属性或法律效力的法律原则。如民商法中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三是立法规定准用性道德规范，使其成为国家立法的有利补充。如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不乏其做法。通过道德法律化，保障了道德规范的实现。第二通过强化执法和司法，促进道德规范的培植。缺乏严格的执法和司法的一个盗贼横行、动荡不安、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社会里，公民的良性道德就难的形式，道德就缺乏有效的屏障和依托。第三通过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和对合法行为的保护，提高人们的道德观念。现代社会关系日益复杂，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之间存在不同利益要求的矛盾，市场经济的弊端给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也带来了消极影响，如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偷税漏税、利用合同诈骗钱财、贪污受贿等等。社会主义法治通过制裁经济、民事违法行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不仅惩治，教育违法者，还能起到教育和警戒其他社会成员的作用，使社会保持良好的道德风尚。第四，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是道的保障。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也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做出了系统规定。如《合同法》、《民不通则》、《反不正当竞争法》要求遵守公序良俗、商业道德、诚实信用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反映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教师法》、《法官法》、《人民警察法》等法律中规定有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方面的内容，这些法律规定，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对于传播道德，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三)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提供坚实的思想政治保证。首先，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标准和推动力量。法治的推行首先要依靠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现实要求我们知心朋友从思想上道德保证切实遵守法律，同一切违法乱纪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要看到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思想觉悟和道德素质低下，那么不论有多么苛刻严厉的法律，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秩序和管理问题，不能长治久安。其次，社会主义道德制约着社会主义法治的完善。道德的自觉约束与法律的强行约束是否相制约，也可以互相转化，某些道德规范需要适时提升为法律规范。在法律未涉及的领域，道德就在其中起到一个补漏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些原有的道德规范不能适应新的实际，而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形成，因而一些领域和地方，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出现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主义滋长蔓延。必须要实行法治。所以，以德治国并非是要以德治来代替法治，而是要强化和实现法治。只有在衽法治的同时，实行德治，以道德教育、道德自律和道德建设，作为法治的后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依法治国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社会发展才能进入较高层次。 法律与道德各有其巨大作用，也各有其显著缺陷。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能发挥更大作用。这是因为第一法律与道德在起源和发展上有某些共同点。道德与法律均起源于风俗习惯。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当文明开始以后，希腊人、罗巴人以及希伯来人的最初法律，只不过是把体现于习惯与风俗之中的他们前代经验的结果变为法律的立法而已。恩格斯也曾经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这说明，某些法律是由道德习惯转化而来的。第二法律和道德都是用来维护和调整社会关系的。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体系中，有许多律令吸收了封建道德规范。我国魏晋隋唐法典中，除律令正文外，还附有“十罪”“十恶”的条目，其中的“数”、“者”、“睦”、“义”等，就属于道德规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些道德规范同时也有法律效力。我国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中有“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就有法律方面的内涵。一个人不爱国就会受到道德谴责，严重的有损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行为，则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三，法律与道德在作用上相互凭借，相互补充。统治阶级用法律推行道德，用道德维护法律，这就所谓的“德威并施”，“宽猛相济”。道德可以用来防范尚未发生的违法行为，而法律则可以用来制裁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以所谓“礼者禁将奖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利于提高人们遵守社会主义道德的自觉性，而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又有助于增强人们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此外，某些法律手段不宜解决的问题，可以用道德手段解决，而有些社会问题道德手段不行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
I. 礼具有多元价值，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础
(2015·湖北黄冈调研)“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思想之一，它具有多元价值，可以“经国家”，也可以“序人民”；可以“正性情”，也可以“明是非”。总之，礼可以“节万事”。由此可见( )
A．在传统文化中，“礼”根植于人的内心，是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断标准 B．“礼”源于自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规范 C．“礼”包含有丰富的内涵，具有传统继承性和鲜明民族性 D．“礼”具有多元价值，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础
[解析] 材料强调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虽不是法律，但深植于人心，在国家、
社会、个人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故A正确。B、D明显错误，C与材料无关。
J. 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的区别很大吗
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虽然一字之差，但是它们区别很大，具体区别如下。
一、两者概念不同
1、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的方略。
2、以法治国是韩非法律思想用语。指的是用法律治理国家。主体是人，根本上还是人治，法律是工具，可用则用，不可用则不用。不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因此与依法治国的法治根本性不同。
二、两者的历史背景不同
1、以法治国、以法为本是韩非法律思想用语，是秦朝法制的重要思想。法家奉行“以法治国”，主张“国不可一日无法”。即使在独尊儒术以后，其法治的精神也渗透到儒术之中。尤其是法家的君主独裁的主张，奠定了秦以后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
2、依法治国是对新中国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的结果。建国以后，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一度有过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而使民主法制建设的良好势头急转直下，最终酿成十年“文革”的历史性悲剧。“文革”的教训极为惨痛和深刻。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三、两者的意义不同
1、法家反对“礼治”，主张“法治”的重要观点，对秦朝法制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对中国封建法制的确立、巩固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2、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