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关系

⑴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是什么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1、依法治国是最根本的治国方略，以德治国是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对人们的思想道德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2、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属于不同范畴。前者属于思想建设、精神文明，后者属于政治建设、政治文明。

3、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互促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充分实现，有利于社会主义道德的推行，社会主义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又必然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有效实现。

依法治国的意义：

1、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2、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

3、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

4、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5、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6、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

⑵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是什么

依法治国是最根本的治国方略。以德治国是在依法治国基础上，对人们的思想道德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在民主政治建设领域，规范人们行动的标准首先是法律。在道德标准与法律标准发生冲突的场合，在个人权威与法律权威发生抵触的情形下，最终应当坚持法律的立场，依法办事。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属于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法治与道德本质是一致的，产生于同样的经济基础，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两者分属于不同的范畴：法治属于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精神文明。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互促进。法律是道德的重要载体，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充分实现，有利于社会主义道德的推行，有利于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推行以德治国，社会主义道德水平普遍提高又必然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有效实现。

依法治国的意义：

1、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2、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

3、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

4、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5、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6、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

⑶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辅相成，依法治国应是主流，以德治国是法治的补充。用法律去约束人的行为，而用道德去约束人产生行为时的心理。并且有些事违反道德，但并不犯法，所以需要道德来补充。

⑷ 如何认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依法治国，严惩不道德行为，就会慢慢培养道德思维，出现以德治国的局面。

⑸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的实例

法治之法必须是符合最基本道德规范的普遍善良之法，而不是脱离道德以外的法律；以德治国（德治）的道德必须是以现代的道德观为基础的，而不是我国传统的道德为基础。在法治的原则之下以现代的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德治是统一的，二者具有互补性和不可替代性。

1、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

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

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

2、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

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

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

(5)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关系扩展阅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我党在新形势下对执政治国经验的最新总结。

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思想，对 于开创让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⑹ 如何简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

（1）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证据采信方面的自由心证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再次是因为道德是守法的基础。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权利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将法定权利兑现成为现实权利取决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与权利意识相对应的义务意识也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相关联。（2）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以德治国着力于强调人的义务意识、责任意识，依法治国着力于维护人的权利，强调人的权利意识，两者相得益彰。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基本社会调整手段，二者具有同一性。首先，二者具有共同的社会阶段基础和经济基础；其次，二者都体现了人民主权的政治思想，都体现了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时代风尚。再次，二者有共同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它们都要创造和保证有利于经济发展、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的良好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实现人际关系和谐，人们生活幸福，都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但两者存在明显区别：第一，两者调整范围不尽相同。法治的重点是人的外在行为，德治的重点是人的内心世界；第二，两者的具体内容不同。法律既规定人们的义务，也规定人们的权利，并重视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道德则着重强调人们的义务，提出许多要求，但并不强调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第三，两者的调整机制或方式不同。道德是一种“软约束”，法律既靠人们自觉守法来实现，也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通过外在的力量，强制人们遵守，是一种“硬约束”。道治“本”，“法治标”，两者各有优势，而同时存在不足或缺陷。法律本身来讲，由于其与社会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利益矛盾的多变相比，具有制定迟缓和修改滞后的性质；其次，法律规范的封闭性使其缺乏广泛的渗透力；再次，法律更多是补救性的惩治，缺乏防治性的劝导；第四，法律和司法的不完美直接影响法律的效力，以道德本身来看，道德的约束是非常脆弱的；其次，现代经济社会高度利益性和多元利益的存在，社会主体在具体利益的引诱下，驱动下的行为选择往往忽视道德。因此两者的不足更决定了二者确实存在互补性。两者的有机结合能够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所以，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结合起来，使法律和道德在内容上互相衔接，相互协调，在作用上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与时代潮流、社会主义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同一性。(二)依法治国对以德治国有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社会主义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人们的行为，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健康发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第一，在立法上，通过道德法律化保障道德规范的实现。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一是立法将一定的道德规范直接上升为法律规范，即通过禁止性义务性的法律规范直接反映特定的道德规范，如婚姻法中的子女赡养父母、父母抚养子女并不得遗弃等规定，都是道德法律化的直接模式。二是立法规定法律主体必须遵守一般的道德规范的原则，使一般的道德规范成为具有某种法律属性或法律效力的法律原则。如民商法中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三是立法规定准用性道德规范，使其成为国家立法的有利补充。如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不乏其做法。通过道德法律化，保障了道德规范的实现。第二通过强化执法和司法，促进道德规范的培植。缺乏严格的执法和司法的一个盗贼横行、动荡不安、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社会里，公民的良性道德就难的形式，道德就缺乏有效的屏障和依托。第三通过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和对合法行为的保护，提高人们的道德观念。现代社会关系日益复杂，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之间存在不同利益要求的矛盾，市场经济的弊端给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也带来了消极影响，如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偷税漏税、利用合同诈骗钱财、贪污受贿等等。社会主义法治通过制裁经济、民事违法行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不仅惩治，教育违法者，还能起到教育和警戒其他社会成员的作用，使社会保持良好的道德风尚。第四，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是道的保障。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也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做出了系统规定。如《合同法》、《民不通则》、《反不正当竞争法》要求遵守公序良俗、商业道德、诚实信用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反映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教师法》、《法官法》、《人民警察法》等法律中规定有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方面的内容，这些法律规定，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对于传播道德，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三)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提供坚实的思想政治保证。首先，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标准和推动力量。法治的推行首先要依靠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现实要求我们知心朋友从思想上道德保证切实遵守法律，同一切违法乱纪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要看到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思想觉悟和道德素质低下，那么不论有多么苛刻严厉的法律，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秩序和管理问题，不能长治久安。其次，社会主义道德制约着社会主义法治的完善。道德的自觉约束与法律的强行约束是否相制约，也可以互相转化，某些道德规范需要适时提升为法律规范。在法律未涉及的领域，道德就在其中起到一个补漏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些原有的道德规范不能适应新的实际，而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形成，因而一些领域和地方，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出现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主义滋长蔓延。必须要实行法治。所以，以德治国并非是要以德治来代替法治，而是要强化和实现法治。只有在衽法治的同时，实行德治，以道德教育、道德自律和道德建设，作为法治的后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依法治国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社会发展才能进入较高层次。 法律与道德各有其巨大作用，也各有其显著缺陷。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能发挥更大作用。这是因为第一法律与道德在起源和发展上有某些共同点。道德与法律均起源于风俗习惯。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当文明开始以后，希腊人、罗巴人以及希伯来人的最初法律，只不过是把体现于习惯与风俗之中的他们前代经验的结果变为法律的立法而已。恩格斯也曾经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这说明，某些法律是由道德习惯转化而来的。第二法律和道德都是用来维护和调整社会关系的。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体系中，有许多律令吸收了封建道德规范。我国魏晋隋唐法典中，除律令正文外，还附有“十罪”“十恶”的条目，其中的“数”、“者”、“睦”、“义”等，就属于道德规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些道德规范同时也有法律效力。我国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中有“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就有法律方面的内涵。一个人不爱国就会受到道德谴责，严重的有损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行为，则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三，法律与道德在作用上相互凭借，相互补充。统治阶级用法律推行道德，用道德维护法律，这就所谓的“德威并施”，“宽猛相济”。道德可以用来防范尚未发生的违法行为，而法律则可以用来制裁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以所谓“礼者禁将奖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利于提高人们遵守社会主义道德的自觉性，而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又有助于增强人们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此外，某些法律手段不宜解决的问题，可以用道德手段解决，而有些社会问题道德手段不行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

⑺ 简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

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证据采信方面的自由心证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再次是因为道德是守法的基础。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权利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将法定权利兑现成为现实权利取决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与权利意识相对应的义务意识也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相关联。（2）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以德治国着力于强调人的义务意识、责任意识，依法治国着力于维护人的权利，强调人的权利意识，两者相得益彰。

⑻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如何

（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人”。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这是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 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现代社会之所以更加强调“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末端治理模式”。现阶段，由于对人的本性问题在认识上难以得出共论，“治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较多障碍，难以真正实现科学地“治人”；相反，对于法，由于人们在许多实质或重要方面都已经达成共识，且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渐成熟化和科学化，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治法”都更较为容易地得到实现。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
从“法治”与“德治”所涉足的领域来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仅仅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实现治人，它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无从干预，属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它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还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达到约束人们行为的目的，属于治内之治。由于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治”是更高层次的治国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则是最终实现“德治” 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治标之治。
此外，从他律与自律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推导出二者之间的如下区别：如“法治”是惩恶之治，“德治”是 扬善之治；“法治”是事后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二）“法治”与“德治”联系
1 、“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种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而“扬善”则主要应依靠道德的自律来进行，因而在“劝善”方面，法律有着自身先天的缺欠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同时，法律的创制和运作也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推动的，其软弱与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某些严重违反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客观上也必然要求运用法律来加以制裁。在此种意义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维护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
2 、“法治”与“德治”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法治”与“德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二者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与“德治”都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秩序是“法治”与“德治”存在的价值基础，又是二者可以同步并举的理论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法治”与“德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为人们所认同并可以成为并驾齐驱的两种治国理论和模式，主要就在于它们能够给人们带来秩序。秩序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脱离了秩序这一前提，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可见，“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