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综述范文

『壹』 法学文献综述怎么写

磁控溅射 防盗报警系统是用物理方法或电子技术，自动探测发生在布防监测区域内的侵入行为，产生报警信号，并提示值班人员发生报警的区域部位，显示可能采取对策的系统。防盗报警系统是预防抢劫、盗窃等意外事件的重要设施。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就能通过声光报警信号在安保控制中心准确显示出事地点，使于迅速采取应急措施。防盗报警系统与出入口控制系统、闭路电视监控系统、访客对讲系统和电子巡更系统等一起构成了安全防范系统。 防盗报警系统通常由:探测器（又称报警器）、传输通道和报警控制器三部分构成。 报警探测器是由传感器和信号处理组成的，用来探测入侵者入侵行为的，由电子和机械部件组成的装置，是防盗报警系统的关键，而传感器又是报警探测器的核心元件。采用不同原理的传感器件，可以构成不同种类、不同用途、达到不同探测目的的报警探测装置。 （1）报警探测器按工作原理主要可分为红外报警探测器、微波报警探测器、被动式红外/微波报警探测器、玻璃破碎报警探测器、振动报警探测器、超声波报警探测器、激光报警探测器、磁控开关报警探测器、开关报警探测器、视频运动检测报警器、声音探测器等许多种类。 （2）报警探测器按工作方式可分为主动式报警探测器和被动式报警探测器。 （3）报警探测器按探测范围的不同又可分为点控报警探测器、线控报警探测器、面控报警探测器和空间防范报警探测器。 除了以上区分以外，还有其他方式的划分。在实际应用中，根据使用情况不同，合理选择不同防范类型的报警探测器，才能满足不同的安全防范要求。 报警探测器作为传感探测装置，用来探测入侵者的入侵行为及各种异常情况。在各种各样的智能建筑和普通建筑物中需要安全防范的场所很多。这些场所根据实际情况也有各种各样的安全防范目的和要求。因此，就需要各种各样的报警探测器，以满足不同的安全防范要求。 根据实际现场环境和用户的安全防范要求，合理的选择和安装各种报警探测器，才能较好的达到安全防范的目的。当选择和安装报警探测器不合适时，有可能出现安全防范的漏洞，达不到安全防范的严密性，给入侵者造成可乘之机，从而给安全防范工作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报警探测器要求具有防拆动、防破坏功能。当报警探测器受到破坏、人为将其传输线短路或断路，以及非法试图打开其防护罩时，均应能产生报警信号输出；另外报警探测器还应具有一定的抗干扰措施，以防止各种误报现象的发生，例如：防宠物和小动物骚扰、抗因环境条件变化而产生的误报干扰等。 报警探测器的灵敏度和可靠性是相互影响的。合理选择报警探测器的探测灵敏度和采用不同的抗外界干扰的措施，可以提高报警探测器性能。采用不同的抗干扰措施，决定了报警探测器在不同环境下的使用性能。了解各种报警探测器的性能和特点，根据不同使用环境，合理配置不同的报警探测器是防盗报警系统的关键环节。参考资料： http://wenwen.soso.com/z/UrlAlertPage.e?sp=Shttp%3A%2F%2Fwww.pa360.cn

『贰』 法律的文献综述是怎么写的啊

一、说明材料来源情况；
二、对课题的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等进行准确的分析与归纳并作出简要评述；
三、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主张，阐述该课题的发展动向和趋势
四、自己参考的所有文献列表

『叁』 请问法学的文献综述怎样写

文献综述是对某一方面的专题搜集大量情报资料后经综合分析而写成的一种学回术论文，它是科学文献答的一种。
你写之前可以多看看文献，免费查阅的你可以看看（法学），汉斯出版社的OA刊物，多看文献多思考你就成功了一半

『肆』 综述怎么写 范文

论文的综述一般分为四个部分，以下就是一些写论文综述的一些要求：

1、前言：论文的综述也是需要写前言的，前言需要写出写作的目的以及介绍有关的概念和综述的一写范围等等，一般需要些200-300字左右。

2、主体：主体部分也就是论文综述的正文部分，这个部分需要写2500字左右，这个部分的写法不一，但是要写出自己参考的文献的归纳与总结、阐明一些历史背景和研究现状以及评述一些问题。

3、总结：这个部分一般需要写200-300字，这个部分需要写出对主体部分的一些总结、对主体部分的一些评价然后在提出接了，这里需要有自己的观点和一些个人见解。

4、参考文献：这个部分就是需要将自己所参考的一些文献一一列举出来，通常会被要求不低于20篇文献。

注意。

通常论文的综述是不需要进行查重的，但是具体的要求还是要看学校是否规定要查重论文的综述部分。而且论文的综述一般是以附件的形式附在论文的最后的，如果要求查重的话，直接将其上传至查重系统查重就可以了。就算是需要查重，这个部分的查重率是不会计入最终的论文查重结果里面的。

『伍』 求法学的文献综述

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呢？你是要书的名字么？

『陆』 案情综述怎么写法学司法考试

一、依法制作，突出主旨

法律文书的写作除应遵循写作的一般规律外，根据其特定的功能，首要的一点是必须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并根据法律活动的启动和进展情况，确定应该制作何种文书和如何制作，即确定制作某种法律文书的明确目的和中心意思。以涉及刑事案件的文书为例，当公安机关接到报案、控告或举报材料时，必须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由公安人员制作笔录，并且要经宣读无误，由报案人、控告人或举报人签名或盖章。这份笔录才算是一份合法的笔录。当司法机关接到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只要符合管辖规定，应当迅速审查，经审查认为确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时，就要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制作有关立案报告的文书，报请领导批准立案。这就说明法律文书的制作都有法律依据的，因为它们都有法定的特定功能，不是根据想当然的念头随意制作的。

既然法律文书都有它的法定功能，自然每种文书就都有它特定的主旨，而要实现它的主旨要求和法定功能，就必须在文书中突出它的主旨。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目的是通过指控某某犯罪嫌疑人构成某罪；人民法院应对其严加审判，并给予应有的制裁。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是对某一案件的裁决处理的文书，就必须写明查清的事实，判明的案件性质，并阐明裁处的理由和作出最后的裁处决定。律师代书的诉状指控某甲对某乙有侵权行为，就必须在诉状中写清某甲对某乙的侵权事实，阐明指控某甲构成侵权行为理由和法律依据，提请法院秉公处理。诸如此类，都必须根据不同法律文书的功能，阐明其主旨，并能使其在文书中表达得鲜明突出、一目了然，以期更好地发挥它应有的效能。

二、遵循格式，写全事项

目前不仅司法机关使用的大量司法文书都有法定的文书格式，就是各种民用的法律文书也开始制定较为统一的格式，即便部分民用法律文书格式尚不完善，但也有约定俗成的习用格式可供文书制作者遵循。制定统一格式的文书，一是为文书的制作者提供方便，使其制作文书时有所遵循，便于制作；二是有助于法律文书效用的发挥，使接受文书的一方易于掌握文书的要领；三是便于保存归档。总之，遵循文书格式制作文书，对于程式性十分明显的法律文书来说是顺理成章的。

制作法律文书除应遵循规定的格式外，还必须认真写清各种事项，特别是一些法定要求写明的事项。如当事人基本情况中要求写明的各种事项就必须写全写清。如年龄问题，对于某些当事人具有法律意义，特别是刑事案件中的青少年犯罪，年龄对其是否应负法律责任有直接的法律意义。职业一项对于某些案犯是否属于职务犯罪也是重要的法律条件。至于事实、理由、处理或请求意见中的有关法定的要素更必须写全、写实。

三、叙事清楚，材料真实

法律文书叙述案情事实必须做到明晰清楚，使用的材料必须绝对真实。因为事实是案件的基础，材料是说明事实的具体内容。叙述事实的具体要求：

（一）事实要素，齐全完备

叙述案情事实，必须写清事实的基本要素。法律文书中的事实基本要素，除应写清记叙一般事件所必须写清的时间、地点、人物、过程和结果外，还应根据法律文书的特定要求，写清其反映法律特点的要素，而且要区别案件的不同性质写清不同的具体要素。根据案件的不同性质，可以区别为两类，凡记叙有关刑事类的案情事实，应写明犯罪嫌疑人作案的时间、地点和关涉到的人物（作案人和被害人）；作案的原因（目的和动机）；作案的过程（情节和手段）和造成的后果；案犯的认罪态度以及证据。凡叙述有关民事、行政类的案情事实，应写明纠纷发生的时间、地点、关涉的各方（原告、被告、第三人等）纠纷的起因、发展过程、造成的结局、各方争执意见和理由以及有关的证据。其中行政诉讼的案情事实，在叙述纠纷事实时，还应注意写清原告被行政处罚的行为事实（不涉及行政处罚的案子除外）叙述上述事实要素，力求写明其法律上特点和要求。当然叙述上述事实要素也不宜平均使用力量，有些要素是不言自明的，自然也可不写。如盗窃罪犯的盗窃目的是极其显然的，一般可以不写。在叙述事实时，还应该注意写清、写全有关的具体事项，特别是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要素一定要提供齐全，这对于避免出现差错，说明涉案的人员是一特定的人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关键情节，具体叙写

法律文书中的事实叙述，要求具体写明关键性情节。因为只有关键性情节，才有助于判明案件的性质和涉案人员间的是非正误。通常所说的关键性情节，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决定或影响案件性质的情节。刑事类案件的事实中决定其是否属于犯罪的情节，或决定其属于此罪或彼`罪的情节；民事类案件的事实中决定其是否构成侵权行为的情节，都属于彼类的事实情节，必须具体写清。如某人对不法侵权行为的反抗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就必须把侵害人所持的凶器、打击被害人的具体强度、被害人持有何种工具、如何具体反抗以及造成何种结果等等，写清、写实。只有这样才能判明被害人的行为究竟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前者不构成犯罪，后者则构成犯罪。二是涉及当事人有无法律责任的情节必须具体记叙。如合同纠纷的案情事实，必须具体写明根据合同规定，在合同执行过程中，究竟是哪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抑或双方均有违约行为，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等。只有这样才能判定谁有责任，谁无责任；或哪个责任较大，哪个责任较小。如属裁判文书，才能为正确裁决处理提供准确的事实依据。三是涉及问题严重程度的情节必须具体写清。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有时不仅涉及问题的轻重，有时甚至于可以影响案件的性质。如有的刑事犯罪手段恶劣，表面看来似乎仅属于罪行轻重的问题，但实际上它影响到罪行的性质，在处刑上可能从有期徒刑升级为无期徒刑甚至极刑。总之，这三类关键性事实情节，在叙述时必须力求具体详明。

（三）因果关系，交代清楚

法律文书中叙述案情事实，特别重视有关事实的因果联系，对于“行为目的—行为本身—造成后果”这三者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要求叙述清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判明行为的性质，应否承担法律责任。如同样是犯罪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的与未造成后果的，在最后的处刑上也会有重与轻的很大差别。因此，在叙述案情事实时，必须把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交代清楚。

（四）争执焦点，抓准记请

有关民事、行政案件的法律文书，通常属于反映或处理民事、行政纠纷的法律文书，因而在叙述案情事实时，应特别注意把原被告之间争执的内容和焦点把握准确，并记叙清楚。当事人之间的争执意见可能是十分纷纭复杂的，理由也会有千天万条。作为文书制作者，必须紧紧围绕当事人之间在民事权益之争的关键问题上，抓住焦点，准确记叙，而不能采取“有闻必录”的方法，不分主次轻重，一概予以记叙。对于刑事类文书，应如实反映公诉一方与被告人一方在事实的提供和理由的辩解上的重要分歧，以使裁处机关作出有针对性的判断、认定和理由的阐明。

（五）财务数量，记叙确切

法律文书中的事实叙述，常常涉及财物或其他事物的数量，特别是财物数量更是比比皆是。如民事案件中的财产分割、遗产继承、金钱借贷、贪污和受贿也都离不开财物数量；刑事案件中有关盗窃、抢劫、诈骗也都离不开财物数量。因而在记叙财物数量时就必须掌握如下的要求：一是要求记明确切数量，一般排斥模糊数量；二是在不可能查明确切数量时容许写明近似数量，但必须写明基本数量。如盗窃犯多次盗窃，随盗窃随挥霍，难于查明绝对的确切数量，这时容许记近似的基本数量，如“盗窃300余元”，基本数量3000是确切的，余数则是模糊的。但不容许全部数量都是模糊的，如“盗窃若干元”，否则就难于确定案件性质，是否构成犯罪也难于判断。还要附带说明的是，财物不仅要求写明数量，而且还应注意说明财物的特征，如品牌、型号和规格等，这对于确定其价值高低也是极为重要的。

（六）叙述事实，平实有序

在法律文书中叙述事实，语贵平实，不追求辞藻华丽，不采用文艺性的修辞手法。一般排斥夸张、比喻等积极的修辞辞格的使用。但是语言平实也并不意外着语言干瘪、枯燥无味。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复杂多变的，因而反映生活中的法律问题也必然是丰富的。在记叙事件的顺序和方法上，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方法：

1、自然顺序法，即通常所说的“顺叙”的方法，也就是按照事件的发展过程记叙事实的方法。在发文书中，通常是以时间为线索，以行为人的行为过程为内容记叙发生的事件。这也是表现法律文书中叙事平实的一个方面。不去追求文艺效果，不采取文艺上常用的“倒叙”、“插叙”、“补叙”等手法，而是让人从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去了解事情的性质、行为的对错及法律上的有无责任。这种烦恼国法是法律文书所采用的最基本的方法。

2.、突出主题法‘这种方法是对记叙刑事类案情事实而言的。其要领是主罪提前记叙、此罪移后记叙，主罪祥写、此罪略写的一种记叙方法。适于一人多次一罪和一人多次多罪的案情记叙。

3、突出主犯法，这也是记叙刑事类案情事实而言的，而且是专制指记叙共同犯罪的事实。其要领是，围绕主犯的犯罪事实记叙，有哪个从犯参与哪次犯罪活动结合记叙。除共同犯罪，还有单独犯罪的，先写共同犯罪，后写单独犯罪。这适用于多人一次一罪、多人多次一罪、多人一次多罪和多人多次多罪等各种共同犯罪的案情记叙。

4、综合归纳法，这种方法是记叙同类性质犯罪事实的方法，通常也称为概括记叙案情的方法。这种方法不宜单独使用，即不能将全部案情只用这种方法记叙，否则就不能准确深刻地反映案件的本质特征。一般情况，对主罪采用具体记叙的方法，而对其同类的次要罪行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予以记叙。通过具体记叙案犯的主罪了解其犯罪的深度，通过综合归纳记叙其犯罪的广度，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5、纵横交错法，这种方法主要适于记叙民事或经济纠纷的案情。所谓“纵”，是指记叙事件的发展过程；所谓“横”，是记叙有关情况的说明介绍，类似一个事件的横断面。

（七）材料选择，真实典型

法律文书中记叙事实所选择的事实材料，必须绝对真实，不容半点虚假。但是文书制作者所掌握的材料往往是大量的，其中有真有假，有反映表象的也有反映本质的。这就需要在记叙的基础上加以认真地选择，进行又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选择工作，其各本的标准是选用足以说明问题本质的材料，也就是要选择足以说明案件根本性质的典型材料。刑事类案件的文书，要选择能够说明案犯是否构成犯罪的材料。民事类案件，如经分析认定，一方确已构成对另一方的侵犯，就应对文书中选用足以说明构成侵权的材料，不构成侵权的材料就应舍弃。再者，对于多起罪行或多种罪行的刑事案犯，在叙述起罪行事实时，重要的法律文书要求必须逐起罪行或逐种罪行逐一写清，不能随意取舍，但反映每起罪行或每种罪行的具体材料中也有最能说明罪行性质与并不能充分说明罪行性质的区别，这样就必须选用前者而非后者，也就是说选用最典型的足以说明罪行性质的材料予以具体叙写，其他的予以概写。至于有的文书可以采用突出主罪法的写法时，更应在叙写主罪时，注意选择典型的材料。

（八）列举证据，确凿可信

在法律文书中，写清案情事实之后，列举充分有力的证据以证明案情事实的确凿性和可信性，既是对事实部分的内容要求，又应该成为理由部分认定事实理由的坚实基础。多年来，在法律文书的协作中存在着不重视列举证据的倾向，往往用“上述事实，证据确凿，足以认定”几句空话予以搪塞，已成为法律文书的一大积弊。近年来，虽经有关司法机关多次在制定文书格式时予以大力纠正，并明确在格式中作为误区予以限制，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收到明显的效果。但是因为积重难返，这种弊病还不可能杂一各级司法机关的重要的法律文书中得到根本的改观。

四、据法说理，分析有力

理由论证是法律文书中的灵魂，是体现文书主旨的核心内容，必须依法论述，分析透彻，说理有力。以期更好收到法律文书的实效。所以有人认为一篇好的法律文书应该是一篇论证精辟的说理文，看来是不无道理。论据理由的具体要求：

（一）认定事实，以实为证

严格的说，一篇重要的法律文书其理由应该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认定事实的理由，二是适用法律提出处理意见或请求意见的理由。目前，各司法机关的重要法律文书，习惯地把认定事实的理由和事实部分的列举证据合二为一，即在列举完证据之后，做一个认定事实理由的结论。当然，目前有的判决书把庭审中的举证、质证和法庭认证的过程翔实地予以反映，这自然是法律文书的进一步的改进写法，但最后也必然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二）分析事理，以法为据

法律文书使用于法律和提出处理意见的理由，既要严格遵循法律，更要注意事理分析。做到以法诲人，以理服人。这是我国当前法律文书写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亟待加强。对于有关刑事类法律文书来说，在适用法律和处理意见方面的理由，应着重杂一定罪和量刑等方面的理由。对于民事、行政类案件的法律文书，则应依据有关的法律，阐明案件当事人各方杂一其权益纠纷中的是非曲直、正确错误，明辩违法合法、侵权受害及其各自应负的法律责任。当前的某些法律文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说理不清不透，难以服人。

（三）引证法律，明确具体

法律文书要以法伦理，在引证法律条款方面，就必须注意引证法律的准确性和针对性。要力求做到引用适用于本案的外延最小的法律条款，以保证法律依据的针对性。因此，凡法律有条、款、项之分的，应引证到与案情相适应的条、款、项，说明是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和哪一项适用于本案。再者，在不影响文字表述的条件下，尽可能引出法律条款的原文，以保证说理的明确性，这样让不熟悉法律的人听过或看过之后，都能理解法律的依据。另外，引证法律时注意保证所引用法律含义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避免断章取义、有悖法律本义的做法。

（四）前后照应，通领全文

法律文书的理由为整个文书的灵魂，必须做到瞻前顾后，一以贯之。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通领全文的作用。在逻辑结构上可概括为：起、承、转、合。“起”就是开头，“承”就是承接展开，“转”就是转折提炼，“合”就是归结或作出结论。目前我国的重要的法律文书，其基本结构正是上述逻辑结构的固定化和程式化。

五、语言精确，朴实庄重

法律文书必须通过语言文字予以表达。因此，它的语言文字方面也必然有其相应的要求。基于法律文书的时效性和法定性等方面的特点，对法律文书的语言文字要求很高，必须做到精确无误，严肃庄重，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要求：一是表义精确，解释单一。二是文风朴实，格调庄重。三是文字精练，言简意赅。四是语言规范，语句规整。五是褒贬恰切，爱憎分明。

『柒』 求一法学专业 毕业论文 文献综述范文 格式正确就行，主要试看怎么写的。 谢谢各位大哥大姐了。

楼主，俺有啊，因为我的本科和研究生都是法律专业的。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把我以前的发给你，或者帮你写。
记得给我最佳答案啊，联系方式见我的资料

『捌』 求一篇5000字左右的法学专业毕业论文。

这篇文章还可以，对你应该有帮助，拿走不谢。

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
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
（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
（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
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
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
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
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
“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
1.“公民”的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
（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
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
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
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
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
（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
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
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2.“个人信息”的含义
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
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
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
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
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
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

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

《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

图表 2
《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
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
（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
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
1.可识别性
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
2.客观真实性
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
3.价值性
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
（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
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
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
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
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
“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
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
（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

类别

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
（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

五十条以上

五百条以上

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

五百条以上

五千条以上

其他信息

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

图表 3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
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
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
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
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
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
（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
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
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