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言道德重建

㈠ 关于道德和法律哪个更具有约束力的辩词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④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 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所以说“礼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①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 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② 三、现代意义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法治”的含义和今天我们所倡言的“法治”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么什么是法治？ 法治起源于西方社会，在西人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这一简约的概括朴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法治要以良法为基础。为此，他确立了一些立法原则。那么，什么是良法呢？尤其是从现代角度审视，我们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样的呢？ 法自君出不会是良法；行刑重轻，法峻刑严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须体现社会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会每一成员的理性意愿，保障每一成员的人权，它是全社会每一成员共同参与并签订的公共契约。人们违反它就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要承担“违约责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会之法律本身应是人民共同意愿的提炼，而不只是反映某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则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而不只是赋予某些人特权。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义、自由和权利， 限制权力，法治亦是这些基本的民主原则的具体体现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场都是率先在西方社会生长并成熟完善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也引进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进与移植远不像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改进那么简单。被移植的法律的规范制约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文化基础，有赖于植入地人文资源是否蕴含法治基因，有赖于植入地植被对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人文世界。“法治的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还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还必须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处理。”民主与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征，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载体，那么，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于中国厚实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承接和转化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即在社会秩序和规范中，“法治”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这就必然给中国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带来困难。 四、借鉴和启示 虽然今天所倡导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几乎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二千多年前他们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具有客观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是对法的平等适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他们主张公布成文法，法应清晰、简明，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等。①法家思想的这些积极方面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是有利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议论和专制王权的方式，与民主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们今天要的法治。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及专制王权，使得人们观念中缺乏法治的观念。今天中国提倡依法治国，实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质，增强人的法治意识，灌输自由意识、平等的观念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 即使有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虚设。所以，“人”仍然是关键。在古希腊传统文化中，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与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宪政体等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与人性的关系，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也都是从城邦的‘善’来阐释的，从而使法治观具有一种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为更高层次的理想观念品格。如果仅仅在法律层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层，不探讨法律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根源，无以最终确立法治观。”②权力从属于法律，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则国家就会丧失其真正的本质和特征。西塞罗有句名言：“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西方人的这些传统告诉我们，他们的“法治”传统与我们的“德治”传统同样古老而长久。中国人选择了（这里的选择并非主观意志）“德治”为其根本，并影响至今，建立“法治”秩序，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选择了“法治”为其根本，也影响至今。但无论以何为根本，都没有离开“人”这个根本的价值主体。这实际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提高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法治”素养和“德治”素养，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最根本的任务，也是我们要达到法治目标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指引一条宽广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

㈡ 三体中人类舰队落入深空后如何快速重建人类道德社会

当程心遇到关一帆时， 人类舰队的科技已经远远在地球之上了!我想他们很有可能在黑暗战役之后与某些外星高级文明相遇，甚至得到了他们传授知识，而当生存不在这样残酷时，道德也就开始出现了

㈢ 传统伦理道德 对公共道德建设 有什么启示 (急求)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社会革命。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转型期，文化失衡、道德失范、教育失效似乎波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忧虑。当前，新传统道德的价值体系已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而新的道德规范又尚未确立，整个社会处于相对无序的状态，出现了法制颓败、犯罪现象增加、道德水准下降、社会公德不彰、人欲横流、金钱至上、极端利己主义盛行等丑恶现象。表面看来，这是国民道德水准的一次“集体倒退”，但实际上是因为其中所隐含的文化悖论的震荡的结果：一方面，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需要激发国民追求、创造、消费物质财富的热情和欲望，否则，社会的发展就缺乏动力，但另一方面，国民追求、创造、消费物质财富的热情与欲望若未能控制在一个限度内，就会成为危及社会秩序的“洪水猛兽”，正如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放出的魔鬼再也收不回来一样，不打开盒子不行，打开盒子也不行，这的确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关键是如何把握好“度”，即既能积极激发国民对于物质财富的热情和欲望，努力把他们引向市场经济参与竞争，又能尽快建立起一整套理性化、制度化、法律化的“游戏规则”，使人们在遵循“游戏规则”的总前提下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

面对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和道德教育失效现象的对策研究，是目前道德教育界的一个热点课题，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如何怀宏在《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学》一文中提出了“底线伦理说”，认为伦理学应确立一个“道德底线”，它是普遍化的、硬性的，全社会成员都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而对人生崇高理想信念的追求则交给人生哲学去讨论。苏晓离在《制度伦理与市场经济》一文中则提出“制度伦理说”，认为今天的伦理问题不应归咎于个体，因为个体的道德性、意志和能力是有限的，必须以制度伦理为个体伦理提供必要的外部支援。此外，崔绪治、王晓升在《社会转型与道德重建》一文中的思路要更开阔一些。此文从道德价值体系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角度提出了道德重建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重建社会系统，使社会关系体系、社会组织结构、社会行为模式重新被秩序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第二个层次是重新确立适合于特定社会系统的道德原则。第三个层次是重新确立道德理想这一最高的价值权威。这些意见都是富有启示意义的。

根据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状况和一些学者的意见，我们认为社会转型期道德重建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以现代契约伦理为主体，同时吸取家族伦理的有益成份，先法后德，即先确立法律秩序，然后确立道德秩序；由外而内——即由外在规范的他律到自觉追求的自律；从低到高——即从基本道德水准到高级道德理想，从而保障：(1)道德系统与社会系统间的统一；(2)群体基本道德水准与个体终极道德追求的统一；(3)特定历史阶段的道德要求与长远的道

德理想的统一。

㈣ 道德问题能不能用法律来解决

近来，“常回家看看”入法一事引起热议。对此，部分学者认为，这是我国将道德规范引入法律文件的一个表现；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倡导性法律规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规范；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样的法律规范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家庭成员没有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老年人就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这不是一个所谓的倡导性法律规范，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规范。 道德问题能用法律来解决吗？笔者认为，这项法律规定虽然具有一定的弹性，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自由裁量的空间，但是，这项规定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规范。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规范通常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商业道德规范，道德规范往往缺乏强制性，需要依靠自律（包括行业自律）付诸实施，而法律规范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如果行为人违反法律规范，必须受到法律制裁。 道德入法，不是法律规范的无奈，恰恰是法律规范的完美体现 道德规范通常表现为公众普遍的价值判断，但是，道德规范不能借助于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如果违反了道德规范，只能通过社会舆论的谴责或者行业的联合抵制解决问题，国家的司法机关不能介入直接依据道德规范对当事人的行为作处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道德规范不能直接进入国家的法律体系之中，并且被司法机关引用，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在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中，多次出现社会公德、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这样的概念，说明这些带有群体性的道德概念，已经变成我国法律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们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尽管在字面上表现为社会公德、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比如，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必须遵守社会公德，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确规定经营者必须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在我国注册医师法中明确规定注册医师必须遵守职业道德。所有这些规范与其说是道德规范，不如说是包含道德价值判断标准的法律规范。 从词义学的角度来看，道德规范通常是指那些被人们普遍认可的价值判断标准。道德规范既有倡导性质，也有约束性质，只不过道德规范的约束性在不同的群体身上产生不同的效果，在不同的个体身上也会出现不同的后果。某些人对于公众的普遍价值判断缺乏免疫力，因而他们无法感受来自公众的道德谴责；但是，也有一些人对公众的普遍价值判断标准极为敏感，他们对公众的道德谴责缺乏承受力，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之下走上极端。讨论道德规范的时候，既要考虑到道德规范本身的特征，同时也要考虑到道德规范作用于不同群体和个体之后的反应，道德是一种自我约束，道德也是一种社会公众的约束。这种约束不以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因而不可能变成法律规范。 法律规范是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充分体现国家意志的行为规范。法律规范中引入道德规范，不是法律规范的无奈，而是法律规范的完美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制定法律规范必须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意见，在集思广益、广纳善言的过程中，立法机关可以把那些充分体现社会普遍价值判断标准的道德规范直接引入法律文件之中，从而变成国家法律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立法模式既可以强化法律规范的道德基础，同时又可以使道德规范促进法律规范的实施和完善。 法律的制定、实施和完善都离不开道德规范 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道德规范对于法律的制定具有指导性作用。在一个多元化社会，制定法律规范必须首先征求民意，而普遍遵守的道德最大程度地体现了社会民意。过去人们通常认为，法律是一个社会的底线，而道德则是一个社会普遍价值的天花板。现在看来这样的观点失之偏颇。在现实生活中，道德规范体现了某些群体或者某些阶层的普遍价值观念，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规范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地寻找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并且将这些价值观念转化为国家的法律规范。这本身就是一个寻求共识、凝聚共识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立法过程，还是一个道德重建的过程。 近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不仅仅是把道德规范写入国家的法律文件，而是在征求多数人意见的基础上通过法律程序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价值判断变成国家的法律规范。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争议，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是从整体而言，这项法律规范的颁布实施的确提醒了社会各界人士，必须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在充分满足老年人物质需求的同时，通过探视等方式给他们精神上的慰藉。这是充分体现法律价值的重要法律规范。 其次，道德规范对于法律规范具有充实的作用。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道德规范或者道德判断纳入法律规范之中，成为法律规范的有机组成部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立法机关充分意识到，社会关系错综复杂，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士在交往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将大家共同的价值判断标准直接纳入法律规范之中，不仅可以使法律规范更加精炼，而且更主要的是，可以使法律规范更加充实。 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文件的时候，直接将那些具有特定内涵的职业道德、商业道德、社会公德纳入其中，不仅可以减少法律规范自身可能出现的歧义，而且可以强化法律规范的社会认同感。譬如，执业医师长期遵循共同的职业道德准则，将职业道德准则直接写入执业医师法，不仅可以提醒执业医师遵守行业的职业道德，而且可以在法律纠纷发生时直接援引职业道德标准对执业医师行为合法性作出判断。法律规范这种巧妙的“借用”，不仅让传统的职业道德、商业道德、社会公德这些概念具有时代的气息，而且可以借助于这些长期存在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进一步充实法律规范的内涵。 最后，道德规范对于法律规范的实施具有促进作用。“法无外乎人情”。所谓人情世故实际上就是丰富的社会道德规范。公众之所以自觉遵守法律规范，是因为法律规范包含了他们的道德诉求，是他们道德规范具体化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当他们面对国家法律规范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深处就会唤起对法律规范的信仰。而这种信仰来自于他们内心道德价值判断的共鸣。可以这样说，体现公众普遍道德价值判断标准的法律规范，不仅可以拉近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距离，从而使公民对国家产生普遍的认同感，而且可以拉近道德与法律之间的距离，从而使法律的实施变得更加容易。

㈤ 伦理考试，急急急， 从道德的起源,阶级的产生,道德的沦丧到道德的重建,这一过程主要是什么原因促成的

人日益增长的欲望

㈥ 重建道德社会我们该怎么做

应该反对特权，建立契约社会。只有尊重他人对自己本身是有益处的，人才会尊重他人。现在只要搞定领导，何必管下面洪水滔天呢。只要搞定工商税务，何必管食品吃了死人呢。这种情况下道德就失灵了。

㈦ 关于道德的事例

这个就很多了，古时候的摘录几个：
01.舜，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相传他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脱。事后舜毫不嫉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舜在厉山耕种，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为诸侯。
02 亲尝汤药
汉文帝刘恒，汉高祖第三子，为薄太后所生。高后八年（前180）即帝位。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
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
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

03 啮指痛心
曾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称“曾子”，以孝著称。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
自己的手指。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曾参于是接见客
人，以礼相待。曾参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相传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04 百里负米
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顺。早年家中贫穷，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饭食，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
亲。父母死后，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国去，随从的车马有百乘之众，所积的粮食有万钟之多。坐在垒叠的锦褥上，吃着丰盛的筵席，他常常怀念双亲，慨叹说：
“即使我想吃野菜，为父母亲去负米，哪里能够再得呢？”孔子赞扬说：“你侍奉父母，可以说是生时尽力，死后思念哪！”（《孔子家语·致思》）

05 芦衣顺母
闵损，字子骞，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弟子，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渊并称。孔子曾赞扬他说：“孝哉，闵子骞！”（《论语·先进》）。他生母早死，父亲娶
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继母经常虐待他，冬天，两个弟弟穿着用棉花做的冬衣，却给他穿用芦花做的“棉衣”。一天，父亲出门，闵损牵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落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芦花随着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父亲方知闵损受到虐待。父亲返回家，要休逐后妻。闵损跪求父亲饶恕继母，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父亲十分感动，就依了他。继母听说，悔恨知错，从此对待他如亲子。
06 鹿乳奉亲
郯子，春秋时期人。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饮鹿乳疗治。他便披鹿皮进入深山，钻进鹿群中，挤取鹿乳，供奉双亲。一次取乳时，看见猎人正要射杀一只麂鹿，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现身走出，将挤取鹿乳为双亲医病的实情告知猎人，猎人敬他孝顺，以鹿乳相赠，护送他出山。
07 戏彩娱亲
老莱子，春秋时期楚国隐士，为躲避世乱，自耕于蒙山南麓。他孝顺父母，尽拣美味供奉双亲，70岁尚不言老，常穿着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如小孩子般戏耍，以博父母开怀。一次为双亲送水，进屋时跌了一跤，他怕父母伤心，索性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二老大笑。

08 卖身葬父
董永，相传为东汉时期千乘（今山东高青县北）人，少年丧母，因避兵乱迁居安陆（今属湖北）。其后父亲亡故，董永卖身至一富家为奴，换取丧葬费用。上工路上，于槐荫下遇一女子，自言无家可归，二人结为夫妇。女子以一月时间织成三百匹锦缎，为董永抵债赎身，返家途中，行至槐荫，女子告诉董永：自己是天帝之女，奉命帮助董永还债。言毕凌空而去。因此，槐荫改名为孝感。
09 刻木事亲
丁兰，相传为东汉时期河内（今河南黄河北）人，幼年父母双亡，他经常思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于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议，每日三餐敬过双亲后自己方才食用，出门前一定禀告，回家后一定面见，从不懈怠。久之，其妻对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针刺木像的手指，而木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丁兰回家见木像眼中垂泪，问知实情，遂将妻子休弃。
10 行佣供母
江革，东汉时齐国临淄人，少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战乱中，江革背着母亲逃难，几次遇到匪盗，贼人欲杀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迈，无人奉养，贼人见他孝顺，不忍杀他。后来，他迁居江苏下邳，做雇工供养母亲，自己贫穷赤脚，而母亲所需甚丰。明帝时被推举为孝廉，章帝时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将

㈧ 请从《弟子规》的角度，谈谈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自己伦理道德规范方面的改变，并简述践行伦理道德

弘扬传统文化 重建伦理道德
《弟子规》虽然是封建社会时代的旧知识分子所作，但其内容精华胜于糟粕，其中大多数行为准则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比如“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冠与履，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唯德行，唯才艺，不如人，当自励。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这一段，已被选入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充分显示了《弟子规》在文化传承中的地位。它在启蒙教育中受到重视不是偶然的，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的一次正确回归。
就这一小段内容而言，对小学生进行仪表教育，价值观教育很有好处，是对现有中小学生守则、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有益补充。况且它有一脉传承的历史渊源，更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本人作为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这一内容时，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小学生对这些内容很感兴趣。它读起来朗朗上口，文字简介易懂，内容富有教育意义。孩子们在听这一部分讲解时，听得津津有味，感到这些知识对自己学习、生活很有教育意义。他们表示，在今后生活中，一定会按照要求，努力做到，不断提高自己思想品德修养，做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弟子规》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说涵盖了人们生活、学习、工作的各个方面，用它作为大家行为的指导，是有益国家、有益社会、有益个人的。所以大力倡导大家积极学习《弟子规》，对于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重塑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扭转社会风气，提升大众文明素养，都会发挥一定作用。

㈨ 《中国人的修养》精选蔡元培谈人生、论修养的系列文章，重建公民道德意识，塑造人生修为。哪里有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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