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法治思维

⑴ 如何全面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推进城乡社区治理

社区是社会的根基，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推动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党的十八大明确将社会管理与民生并列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等改革任务，形成了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一体贯通、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江苏积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求，按照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框架指引，加快转变治理方式，推动社区建设和发展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从由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多元主体转变，从政府管理、控制社会向政府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转变，逐步构建起政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
优化政府治理结构，增强政府服务能力。积极推动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乡镇（街道）职能，明晰基层政府与自治组织的权责，回收政府行政性事务，为社区“松绑”。南京玄武、秦淮等地推行“街道中心制”和社区公共服务“整体外包”改革，推动大中城市城区街道去“经济化”，强化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深化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聚焦自治和服务。无锡、镇江等地通过社区“扁平化”、“网格化”服务管理，最大限度整合社区内外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政策资源，推动公共资源向社区下沉，强化服务管理责任，切实增强社区综合服务功能。
推行“政社互动”模式，改进社区治理方式。太仓市自2008年起，率先开展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简称“政社互动”）的创新探索，实现了基层政府转职能、基层自治组织增活力、居民群众广受益多方共赢的效果，被专家誉为继审批制度改革后行政体制改革“第二次革命”，得到中央领导和民政部等有关部委的充分肯定。自去年下半年，我省全面部署和推广“政社互动”，通过编制《村（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事项》和《村（居）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工作事项》“两份清单”，明晰责任主体和权责边界，变“上下级关系”为“平等对话关系”；乡镇（街道）与村（居）民委员会协商签订“协议书”，实行“契约化”管理，变“行政命令”为“依法协助”；改进考核方式，变“单向考核”为“双向评估”。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已有337个乡镇推行了“政社互动”，占总数的26.6%。
建立“三社联动”机制，创新服务管理模式。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三社联动”机制。南京玄武区、建邺区、鼓楼区等通过“三社联动”机制建设，增强社会组织承接功能，促进专职社工活力释放，形成公益创投、购买专业服务的典型经验。无锡崇安区通过“夯实平台、提升品质、强化参与、放大效应”，构建“四联治理”工作体系。南通崇川区将公益创投理念应用于社区服务领域，积极探索政府购买、社会资助等资金来源渠道，赋予“三社联动”新的内涵。
推动社区减负增效，完善社区服务体系。通过推动社区减负增效，完善社区服务体系，不断加强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合作与协商，为社区治理与和谐善治奠定基础，让基层政府回归公共服务本份、自治组织回归自治管理本位、居民群众回归自我服务本元。省级出台政策性文件，规范社区考核评比，从行政层面为社区减负、“松绑”。省财政从2011年起每年预算1亿元社区建设专项资金，采取“以奖代补”引导方式，推动和实施城乡社区“两大平台”建设，为促进社区“减负增效”创设载体。南京市出台社区减负七项规定，取消25项工作任务，48类评比，42个机构，72项台账，整合20条社区网络，增加自治服务、便民服务，改进考核方式，较好解决了社区负担重的问题，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了鲜活经验。
发展基层协商民主，推进社区民主自治。强化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最大限度激发自治活力，推动实现从“为民做主”到“让民做主”，由“社区管治”到“社区善治”的转变。太仓、邳州、连云港、泰州、江阴等地积极探索，形成了“政社互动”、村级“四权”建设、“三会村治”、“直评村官”、“以民主促民生”等基层协商民主的有效形式，促进了基层和谐稳定。
近年来，我省各地以改革创新为着力点，积极培育社区治理主体、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明晰社区治理目标、丰富社区治理内容，不断提高社区治理成效，推动社区治理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但是，对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城乡社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要求，我省社区治理的发展还不平衡，比如在社区经费保障问题上，《意见》明确要求，将社区建设“五项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但不少地方还没有完全落实。社区人员待遇较低、工作经费较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工作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社区建设工作的深入推进。在社区服务设施建设上，《意见》明确了县（市、区）、街道（乡镇）、社区三级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标准和提供方式，但目前一些地方仍有一定数量的城乡社区“硬件”不达标，甚至还有少数空白点。在社区准入上，《意见》要求大力压缩针对社区的各种会议、台账、材料、报表，规范面向社区的各类检查评比和创建达标活动，但落实效果不是很好，社区负担依然很重。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省社区治理必须迈出新的步伐。一是深入开展社区创建，不断提高村（居）务公开民主管理水平。以“创建考核”为抓手积极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深入开展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和省级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创建活动。二是全面推行“政社互动”，积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按照省委、省政府推行“政社互动”的总体部署和安排，全面推进“政社互动”工作。厘清行政事务和社区自治事务，明晰“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界限，促进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管理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推动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力争到今年底，苏南50%、苏中30%、苏北20%的县（市、区）实行“政社互动”模式，至2017年全省实现全覆盖。三是加快实现社区减负增能，大力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效能。按照“能删则删、能调则调、能并则并、能压则压”的原则，大力压缩影响社区工作、增加社区负担的各种会议、台账、材料、报表，进一步规范面向社区的各类检查评比和创建达标活动，严格社区工作准入，让社区工作者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服务居民、搞好自治，切实提高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效能。积极推广南京市社区减负经验和模式，省级层面出台社区减负相关文件。同时，加快社区信息化平台建设，运用现代化手段，真正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减轻社区负担。四是深化拓展“四个民主”，稳步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提升村（居）委会成员能力素质，完善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建立健全“三社联动”机制，努力提升基层社区的专业化服务水平。按照“政府扶持、社会运营、专业发展、项目合作”的原则，建立健全“三社联动”机制，大力培育发展贴近城乡社区居民需求的公益慈善、文体娱乐和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引导社会组织有效承接政府及相关部门面向社区的公共服务事项。今年，省民政厅将制定出台促进“三社联动”机制建设的扶持政策，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税收减免、政策支持等有效途径，为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和制度环境。

⑵ 如何在基层推进依法行政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被普遍认为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一大亮点。
一、在基层推进依法行政意义重大
市县乡三级基层政府都处在政府工作的第一线，承担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管理职责，直面广大群众，直面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其能否做到依法行政，不仅会关系到政府的形象，而且还会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享了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而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行政法制度的完善和有效运作。行政法通过创设行政公开制度、行政责任制度和对检举、揭发、控告、申诉和来信来访等行政制度的规定，既确保了公民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建立公平、公正、公开、高效、廉洁的政府是广大人民的希望，也是时代的要求。
由于我国有着的封建专制的影响，缺乏法治传统，在体制下行政权又不适当地强化，行政权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政府行为不规范问题严重，这些现象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建设。因此，我们要切实加强行政法制建设，而行政法治建设的目标，就是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行政。这对于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促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当期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分析
（一）在一些行政单位尤其是基层，依法行政意识树立的不够牢固。一些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于什么是依法行政，为什么要依法行政，怎样才能依法行政存在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和作法。在一些基层单位看来达到目标比手段重要、完成任务比途径方式重要、看到结果比程序重要，把法治作为自己完成任务目标的方式之一，有选择的“执法”，有用的用之、有碍的不用或者改之。在基层政府长官意志往往比较严重，习惯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轻视法律手段重个别处理，轻制度管理重协调解决，遇到问题拍脑袋，决策问题拍胸脯，出了问题拍屁股，导致决策失误无人负责或者推脱推诿时有发生；有的干部只考虑自己的晋升权在哪、干的活应该让谁看到、自己的仕途怎么走才更顺畅，因此往往出现唯上、畏上、唯权、畏权，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只重视上级领导的讲话、批示，忽视法律的规范、引导功能，导致行政执法水平不高；有的得过且过，不思进取，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制定政策、部署工作脱离实际，导致依法行政缺乏具体实际的内容。
（二）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的工作体制有待完善、系统、顺畅的。目前，我国的依法行政工作的主管部门是各级政府法制机构，承担着依法行政工作规划的制定和组织实施的重要职责。实践证明，哪个地方、哪个地区政府法制机构建设搞的好，其依法行政也就搞的比较好，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也比较顺利。目前我国的依法行政工作体制与依法行政工作的要求还有不相适应的地方。从机构设置情况看，政府法制机构的设置为国家、省、市、县四级，乡一级政府未设置专门的机构，这种状况势必影响基层依法行政工作的开展。政府法制机构内部人员结构不尽合理。从知识结构看，目前，政府法制机构的部分工作人员是从行政工作岗位转行而来，没有受过系统、专业的法律教育学习，在法学理论、法律理念和法律知识等方面还不能完全适应依法行政的要求。目前的法治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新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不少政府的法治人员并非科班出身、人员流动比较大，接受培训时往往应付了事，造成了政府法治机构人员法治水平普遍不高。政府法制工作在一些基层政府看来是不得不设立的一个部门，在开展总做中往往要受地方“发展大局”的影响为地方“发展大局”服务，在对于违法执法人员的处理上只有“建议”权而没有直接处理权，严重影响监督效果和政府法制机构的权威，对依法行政工作产生负面影响。这就造成了文件的合法审查、机构的合法性和执法的合法性和力度等审查的确实或者有时的越位。
（三）违法行政问题突出。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最主要的职能，是行政机关履行管理社会职能的重要手段，法律、法规能否在实际生活中产生作用，最终要靠行政执法来落实。同时，执法活动是面向社会的活动，客体是社会上的公民和各种团体，因此行政执法活动直接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人民群众往往是通过行政执法来认识和评价政府，认识和评价法律，行政执法是否公正、廉洁，直接关系着政府的威望和法律的权威。目前，一些地方行政执法队伍过多、过滥；行政执法权分散；执法主体不合格；部门职能重叠，职能不清，重复执法，多头执法现象严重，甚至在一起违法案件出现之后，几家单位抢着去罚款，谁先罚了是谁的。目前，一些基层执法队伍经费的一项来源是罚款和收费，而且罚得越多，收的越多，返还的也就越多，使行政执法与执法者的自身利益直接挂钩，甚至在一些交管部门在罚款后不开具罚款单，罚款的去向让人怀疑，在基层往往听到这样的话“开单...钱，不开单...钱。”往往差距较大，作为客体的被罚款对象多数选择不开单，这就促使了违法行政的蔓延，造成了执法行为与执法目的严重背离。执法就是罚款，执法就是收费已经成为个别执法人员的“准绳”。一些部门之间有利争着上，无利躲着走，争管辖，争权利，争罚款，争收费。执法程序在一些地方呈现“随意性”。有的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不履行事先告知义务，剥夺了行政执法相对人的申辩权；有的不告知行政执法相对人获得法律救济的途径，剥夺了行政执法相对人的法律权利；有的颠倒程序，先罚款后定性；有的该适用普通程序的，却适用了简易程序，该适用简易程序的，却适用了普通程序。基层执法人员素质普遍偏低。从文化素质看，基层执法人员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偏低。大多数执法人员没有受过法律专业教育培训，一般也就集中参加几次法律方面的有关培训，缺乏行政执法所必备的法律素质， 在基层有一个应该引起关注的现象：不少政府的执法人员一般只知道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单位的职能，对于关系较远的单位的职能知之甚少，有的甚至分不清人大和政协的性质和职能，不知道宪法是干什么的，对于一些涉法案件甚至不知道归哪个司法机关受理，这不能不说是普法活动的一个不足。基层干部往往把自己宣传的东西告诉群众，自己却只当成一般的任务应付了事，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群众法治意识渐强的今天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三、相关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行政法制宣传教育。没有教育就没有思想的转变，没有思想的转变就没有行为的改善。首先要加强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的宣传教育，促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转变思想观念，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出发、从党的方针政策出发、从正反两个方面事例出发清除官本位、特权思想等的影响，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权力与法律的关系，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法治与发展的关系。牢固树立法律权威至上、法律大于权力、权力服从法律、没有法治就没有大发展、违背法治理念必将受到惩罚的观念，只有这样，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继续做好面对人民群众的普法活动。在一些基层政府把普法看成是不得不干的任务，把贴几张标语、进学校讲一次课看成普法的成果，不愿也不像话费力气去开展此项活动，甚至一些基层领导干部认为人民群众法治意识越高自己的管理越难。他们习惯于落后的“人治”，这个区域是我的天下我说的就是规定，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而法治一旦增强，自己的行为将受到约束、利益受到限制，自己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地位将动摇，因此暗中抵制普法活动。殊不知，普法运动就是为了更好的依法行政、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好人民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使人民群众不但知道法律，更要熟悉和掌握法制，增强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有助于纠正基层政府的违法或者有法不依行为，让行政变的更科学、更合理。要创新普法性质，变过去的“以教”为中心的“静态”普法为“动态”普法，双向互动、有来有往，在形式和思想上注重趣味性和实用性，使群众逐渐地拥有法治精神，改善社会的法治文化氛围。
（二）进一步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努力改变“倒三角”的工作体制，加强基层政府法制机构设置。在乡一级政府设置政府法制机构或者乡镇一级政府的抽象和具体重要行政行为要经过上级法治部门的合法性审查，使依法行政工作形成完善的工作体制，同时进一步加强地县市政府法制机构力量，使地市县法制机构人员达到一定规模，使“倒三角”为“倒梯形”，进而发展为“正梯形”，为基层依法行政工作提供充分的组织保障。同时，市县两级的政府法治部门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作为本单位的一个部门很难有效的监督级别比自己高、权力比自己大而且是用人用钱来源的政府，因此，建议提高市县两级法制部门的地位和职权，在用人用钱上或者至少是业务上归上一级人大或者政府管理，在重要行政行为、规范性文件出台之前把法制部门的意见作为生效的要件之一，对于法制部门提出异议但是政府仍然施行的法制部门不应承担责任，对于法制部门签字同意认为合法的实际却是违法行为的政府相关责任人和法制部门签字人、责任人都应承担责任，并且设定合理的追究期限。让法制部门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部门，切实强化其职能和责任。
加强政府法制工作者的业务培训，提升其业务水平。不少人认为，政府法制工作队伍这一群体不需要专门的职业训练和专门知识，不过是政府工作人员的一部分。只要政治可靠、服从组织调动和工作安排就可以胜任，不像法官、检察官等法律工作者那样有法定的准入标准。这种忽视政府法制工作人员职业特点的认识，导致政府法制工作人员的岗位要求等同于一般政府工作人员。从另一方面来讲，由于没有“门槛”和职业定位，导致社会对政府法制工作认识的缺乏。实际上，政府法制工作人员从事的工作内容，比一般的公务员要求更高，专业性更强。这一职业群体必须共同经过系统学习而获得法律理论知识、法律思维知识以及法制工作能力方面的一致性。建议建立政府法制工作人员准入制度，坚持“凡进必考”原则，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设定具有司法从业资格方可上岗的门槛，在人员岗位上不易流动性过大，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他们成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主力军和政府法制工作的业务骨干，力争成为优秀合格的政府领导的法律顾问和参谋、助手。
通过各种手段增强法制人员工作的独立性， 政府法制工作人员作为行政机关的成员，自然要服从行政机关的领导。从事的政府法制工作，作为重要的法律工作，在具体工作中，首要的要求是对法律负责。一般情况下，这样做也符合行政首长的意志。但在特殊情况下，即使对法律负责的行动违背了个别行政首长的个人意志，行政首长也不应非法干预政府法制工作人员的独立性，或者以此随意撤换其工作岗位。因此，要通过各种制度来保证政府法制工作人员的良好素质以及职业的稳定性和专业性。政府领导应大力支持政府法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独立开展工作，让他们放心放胆去干，不断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他们在推进依法行政中的作用，从源头上减少行政争议的发生，使政府有更多的精力投身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三）完善监督机制，强化行政执法的监督。切实加强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加强上级政府部门对下级政府部门的执法情况进行监督；进一步加强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的监督力度，并通过这种专门的执法监督，保证行政执法活动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办事，要通过监察、审计部门的有效监督，及时纠正和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和行政执法中的不正之风；严格执行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对执法过错者予以坚决追究，情节严重的，要给予行政处分直到调离、清除出执法队伍。
充分发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作用。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切实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强化执法监督力度，促进依法行政。首先，要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工作。实践中，往往政府的行政执法行为，除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外，许多时候是以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为尚方宝剑的。而行政执法中出现的一些乱收费、乱处罚问题，也往往根源就出在规范性文件上。因此，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抓好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审查政府规范性文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舆论监督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和措施。要加强行政执法监督，社会新闻媒体要敢于曝光，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特殊作用。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新闻单位行使监督权就是行使人民民主权利的具体体现，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和全社会的支持。建议对于新闻媒体曝光的违法行政案件本级和上级政府应该建立台账和记录，改变以往重大舆情事件只是听听本级政府汇报、说明一面之词的简单做法，应该建立双方都有记录、都能说话甚至互相辩论的冲突解决机制。
制定准确的监督标准，增强行政执法监督的实效性，如逐步制定和完善党纪、政纪量化监督标准，尽快出台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监督的机关、权限、范围、方式、程序等加以明确规定，使监督本身有法可依。

⑶ 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我市"三改一拆"和"五水共治"工作

有法可依、有案可循、有力可借，秀洲区在法治建设的轨道上有序推进“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工作，既是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确保“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取得实效的根本途径，也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关键之举。
截至9月26日，秀洲区已累计拆除违法建筑面积45.4339万平方米，拆除违法猪棚面积51.7788万平方米。前8个月，全区6进6出交接断面水质考核为合格，截至6月30日，全区176条186.64公里垃圾河全面完成整治，170条196.252公里黑臭河完成公里数年度目标任务的90%，截至目前，黑臭河完成公里数年度目标任务的117.33%。
在秀洲区持续深入推进“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的背后，延伸着一条条凝聚共识的依法治理工作路径，涌动着一股股砥砺前行的法治力量。
有理有据 法制宣传深入人心
“现在正在印制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单页，将在法制副河（道）长走访沿河企业、居民时分发。”随着秀洲区法制副河（道）长队伍的成立，秀洲区、镇两级346河道都将有“私人定制”的法制宣传计划和活动，遇到法律问题也将有专人解答。
按照规定，这些法制副河（道）长们将通过调查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制宣传教育，开展推进“法律进农村”、“法律进社区”、“法律进企业”活动。法制副河（道）长们不仅是河道治理的参谋员、也是上传下达的情报员、政策法规的宣传员，更是矛盾纠纷的调解员，为打好“五水共治”持久战营造法律氛围。
法制宣传贯穿始终，法制保障全程跟进，这正是秀洲区“清三河”、“三改一拆”等中心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自今年“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开展以来，秀洲区以法制宣传为先导，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先后参与了秀洲区喷水织机污染专项治理行动、洪合镇综合整治提升行动、秀洲区高照街道象贤村、陶泾村违法建筑整治专项行动等中心工作，为“三改一拆”、“五水共治”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
在法制宣传工作中，秀洲区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带头作用，带头学习宣传“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有关政策，带头支持拆违工作，带头做好家属亲戚朋友工作，带头拆除违法建筑，带头履行拆迁协议。镇村干部的亲力亲为，带动了一大批违章户主动加入拆除队伍。
法制宣传不是一时一地的事，秀洲区组织起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村干部、村民小组长、农技人员和农村基层环保监督员组成法宣联合小组，依托专用的法制宣传车，开展广泛走访和重点区域针对性走访，进村入企，答疑释惑。
十分钟一堂法制课，短小精悍，但内容都紧贴“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法制主题……今年以来，秀洲区不少农村文化礼堂内都上起了这样的微型法制课，来自各司法所的工作人员联系实际讲解法律，普法的同时不耽误工作生产，高效紧凑的微型法制课深受村民的喜爱。以微型法制课为代表，秀洲区创新法制宣传形式、扩大法制宣传覆盖，还利用微博、微信、微电影等新型媒体，加大法制宣传渗透力。
依法依规 工作推进有章有序
“十一”长假，高德玉的拆房队一直忙碌在清泰桥村以及周边几个村的“一户多宅”拆除现场。“这几天天气好，工班就开足马力，加快点速度。”高德玉说，“拆除之前，村干部都会带我们看现场、做标记，不会拆错，拆除过程也很顺利。”
“一户多宅”是指农村村民违反《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户占用两处及两处以上住宅的情况。“在认定‘一户多宅’之前，要经过拍照、丈量、村委核实、镇土管所确认等一系列步骤。”花鸟港村党支部书记徐新荣说，“我们村第一次排摸了29户，最后认定了22户，认定工作都是根据相关规定来的，如果村民有疑问，我们也能做好解释，村民们也信服。”
“村干部和联村干部可没少来，第一次来讲了法律法规，拍了照片，第二次带着人来测量面积，第三次又讲了一遍相关法律规定。”钱永民是花鸟港村第一户同意拆除的村民，“搬完屋子里的东西，我就把钥匙交了。”
一条条法律法规解释到位，一幢幢一户多宅核实认定，一把把钥匙主动上交，一支支工班进驻助拆……在秀洲区迅速推进“一户多宅”等“三改一拆”工作的背后，是依法依规让“三改一拆”等工作有章有序。
在洪合镇，村民搭建的违章彩钢棚一时成为影响城乡面貌的顽疾。自从启动“两违”专项整治行动以来，通过前期全面的动员宣传，大多数村民都开展了自行拆除。“有一些违章建筑比较牢固，单凭一二个人确实很难拆除，集中助拆降低了村民自行拆除的安全隐患，拆除效果也更加理想。”洪合镇党委副书记邱沈华说，对于一些在规定期限内仍不愿意拆除的农户，洪合镇按照调查取证、事实认定、处罚决定、告知送达等步骤，对相关违法建筑依法进行强拆。
记者从区“三改一拆”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秀洲区在推进“三改一拆”工作中，深入推行一次告知鼓励自拆、二次催告明确自拆时限、三次帮拆助拆的“三次催告拆除制”，对反复做工作仍未能自觉整改拆除或自己无力拆除的，由镇、街道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组织力量帮助拆除或实行强拆。村民自拆、政府助拆、集中拆除，一套链式工作法正成为秀洲区违章建筑拆除工作的推进思路。
王店镇推进“一户多宅”专项整治、洪合镇实施综合整治提升行动、高照街道开展违法建筑综合整治……以“三改一拆”为主线，结合自身特点定制的各项专项行动也在秀洲区其他乡镇、街道全面实施。
“在下一步拆违工作中，还要继续坚持先讨论公示、后动员拆除，鉴定清楚的先拆、有疑义的后拆，党员干部先拆、普通群众后拆，先自拆、后助拆集中拆除的‘四先四后’工作法，坚持公平公正，阳光操作，依法依规，有序推进。”区“三改一拆”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

⑷ 乡镇干部在推进法制建设，实现"六权治本"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山西省委十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山西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法治山西建设的实施意见》。会议直面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对加快法治山西建设、实施“六权治本”、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推进“六大发展”、认真落实新时期从严治党要求等作出了部署。
对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六权治本”的核心内涵和重要意义,这是我们实现弊革风清的现实要求,也是建设法治山西的必然路径。“六权治本”为我们夯实了净化政治生态的思想理论基础,我们必须紧密结合各自实际,以严肃的约束力和可靠的执行力,做到步调一致、统筹落实、及时推进,确保取得实效。
一要坚持由党统揽推动法治建设。党要牵头总抓法治顶层设计，充分发挥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作用，对法治建设的目标任务、组织领导、推进机制、保障措施、实现路径、方法要求和制度保障进行总体规划部署，确保在法治建设的全过程都体现党的领导。党要带头强化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完善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各部门参与的法治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着力破解法治建设的重点、难点问题，督促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不断优化法治建设环境。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厉行法治，充分发挥带头学法、守法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头学习全会精神，带头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二要规范制度建设。实践证明,权力是双面刃,能否让权力规范运行,根本因素在于制度建设,在于为权力打造什么样的笼子。“六权治本”这个笼子,在对权力的规范制约、运行监督等方面就造得“严谨而缜密、精致而考究”。我们的领导干部要将自己的权力关在这个笼子里,严格按它的章程和规范办事,不要试图突破界限、跨越边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真正让权力敬畏阳光、领导敬畏群众、权威敬畏民意,做到制度面前没有特权、纪律约束没有例外,确保权力更好地承担责任、成就事业、造福于民。

⑸ 如何做到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努力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提高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把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造就一支宏大的具有法治素养和法治意志的治国理政干部队伍。结合柳州市的工作实际，我认为要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重点是做好四个方面工作。 （一）认真学习法律。法治理念是法治的灵魂，体现了法治的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要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首先要加强法治教育和培训，在学习中着力解决自身法治精神缺失、法治意识淡化、法治素养低下、法治底气不足等问题，让法律法规进脑入心、进言入行、进岗入责，确保每项工作、每项建设都能在法律法规规范下高效有序运转，把已习惯的行政思维、领导思维、管理思维转变为法治思维。并让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一种自发的心理需求，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遵循法治原则，坚守法律底线。 （二）深入研究法律。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需要法学理论的指导和支持，作为研究法律的主力机构是各级法学会。近年来，柳州市法学会立足本职工作，不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有力地推进了法治柳州建设。工作中，做到“五个坚持”，即：坚持法学研究与推动柳州经济建设相结合；坚持法学研究与服务民生需要相结合；坚持法学研究与激发群众参与热情相结合；坚持法学研究与营造法治环境相结合；坚持法学研究与推进依法治市相结合，全面推进法治柳州建设向纵深发展，为传承法学文明，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2013年11月，全区首个地市级校园法制教育示范基地在柳州市建成。2014年9月，全区法学会现场会在柳州市召开。 （三）时刻运用法律。近年来，柳州市政法系统不断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积极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不断探索破解信访工作难题。一是搭建一个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平台。目前，全市117个乡镇（街道）已经全部建立了综治信访维稳工作中心，1191个村委（社区）全部建立了综治信访维稳工作站。在中心和工作站里普遍配备“四员”，即信息员、接访员、调解员和为民服务办事员，“四员”在乡镇司法所、人民法庭的指导下，紧紧围绕“依法化解矛盾纠纷”主题：即由信息员收集农情民意信息，接访员重点做好接访工作，调解员负责调解各种矛盾纠纷，为民服务办事员负责做好重点信访户的互帮互助工作。基层联调平台的建立，使大量矛盾纠纷依法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从源头上减少信访量。二是建立判后答疑制度，实行阳光司法。随着经济的发展，矛盾纠纷日趋复杂，法院案件受理的数量逐年增加。在执法过程中，法律文书的表述不到位，是导致当事人不断上访的根源之一。2013年起，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入开展判后答疑工作，即主审法官在案件判决后对当事人进行答疑，运用权威的法理解释消除当事人的疑虑，引导当事人服判息诉。2014年度经过判后答疑的案件，一审服判率在91.2%，二审服判率在99.4%，大大提高了审判质效。判后答疑将执法工作置于群众监督之下，让司法在阳光下运行，有效的减少了涉诉信访。 （四）坚决维护法律。要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项执法司法制度，确保制度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确保法律的权威。一要健全执法司法权运行机制。要进一步提高执法司法考评标准，通过高标准、严要求，带动办案质量的提高，确保每一起执法司法案件都能经受得起法律和实践的检验。要进一步加大案件评查力度，依法纠正执法办案中的过错、瑕疵，坚决防止发生冤假错案。二要进一步加强制度的执行力度。政法部门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既严把证据关，又严把法律关；既确保实体公正，又确保程序公正。不搞有罪推定，杜绝违法调查、违法取证。同时在执法办案各个环节设置隔离墙、通上高压线，谁违反制度就要给予最严厉的处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让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成为领导干部的新常态 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缺失。各级党组织对党员干部遵守宪法和法律要作出具体规定，建立刚性约束机制。要将提高法治思维作为对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要求，像抓作风建设和惩治腐败一样抓依法办事。要坚持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加强对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监督检查，健全问责制度，规范问责程序，对违法枉法、失职渎职行为依法追究责任。党员干部触犯法律规定的，必须依法处理，不能用党内纪律处分代替依法追究责任。执法部门的执法过程和环节要置于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必须有效地防止执法中的权钱交易和“暗箱操作”。总之，要通过加强激励约束机制建设，督促领导干部真正做到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决不允许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徇私枉法，真正让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成为领导干部的新常态。

⑹ 用法治思维做好三农工作,联系实际,自拟题目

细说三农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的“老大难”问题，说“老”是因为问题已经持续很久，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说“大”是因为事关全面小康目标实现、国家现代化、粮食安全，事关8亿多的农村人口；说“难”是因为农业人口较多，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农业基础薄弱，农业发展水平低，农业投入少，城乡二元结构等等因素造成了发展难，解决难。但这个“老大难”问题又是摆在各级政府、各级部门面前不得不解决而且必须解决好的问题。针对这些状况，结合自身工作提出以下浅见，望与读者共勉。
一、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到总人口的60%以上，但是农业发展一直处于世界中下水平。2010年全国7亿2750万农业人口创造了35477亿元农业总产值，人均创造农业产值不及美国的四分之一。究其原因，有粗放发展的问题，有农民科学素质低的问题，有农业组织化程度不高的问题，有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农业发展方式的问题。不彻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改变过去小农生产、自给自足、过多依靠劳动力和化肥投入，靠天吃饭的现状，农业发展要取得长足进步非常困难。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要科学统筹、合理规划、突出重点，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顾此失彼，而要有方法、有步骤、系统化的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管理体制创新，经营方式转变，所有制形式改革。彻底走上一条规模效益好、科技含量高、品牌竞争强、农业产值大、农产品附加值高、生态环境好的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用“工业化化农业，城镇化化农民，市场化化农村”的理念推进“三农”工作。2010年12月21日—22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做好新时期农业农村工作，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战略思想，按照工业化、城镇化的方法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去推进“三农”工作，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办法去化解“三农”难题”。（一）、用工业化发展的办法发展农业，实现农业工业化。农业是基础性很强，附加功能很多的行业，只有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大生产工业化的同步，国家才能实现整体工业化。农业发展要充分利用工业化机遇，借助机遇推动非农产业快速发展，给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借助工业化兴起的食品技术革命促进农产品的多层次加工增值；借助工业化所带来的丰富的农业装备发展设施农业；借助工业化对农业原料的充分利用发展农工贸一体化经营；借助工业化的广泛影响促成农业生产方式和工业经营方式的嫁接，实现农业企业化管理。（二）、推进城镇化，让农民逐步转变成市民。实践证明，城镇化可以有效的实现农民到市民的转变，要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进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权强镇，用城市化的发展理念去吸引发展资金，吸引发展要素，吸引发展人才，把农村有知识、有文化人群汇聚到城市建设中来，在城市兴业，在城市发展，在城市定居，逐步减少农村人口。（三）、推进城乡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和农村市场化。“百业农为本，农兴百业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经营要以市场为导向，要逐步建立起市场体系健全、运行机制完善、市场关系规范、市场竞争有序、宏观调控有度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将市场机制和市场行为贯穿、渗透于农村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以及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形成有机对接，着力培育农民成为市场主体的整体素质，加强对外合作交流，活跃农村市场要素，繁荣农村经济。
三、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的方针来发展现代农业。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科学决策，合理规划，形成功能齐全、结构合理、特色突出、层次明显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在城郊结合部、近郊大力发展都市型农业、旅游观光农业、城市休闲生态农业；在远郊土壤肥沃区极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引导农民规模化经营，发展设施农业，鼓励农机具的使用，大力发展高产、高效、优质农业；在山多地少地区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开展经济林种植加工，林果产业；在水资源丰富地区，大力发展现代养殖，畜牧、家畜饲养、加工以及饲料行业等。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充分发挥带动辐射作用，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实现农业的整体现代化。
四、加大农业投入，夯实农业基础。农业发展一靠科技，二靠投入，近年来中央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不断增加农业投入，逐渐减轻农民负担，先后取消了农业特产税、教育附加费、屠宰税、发放种粮补贴、农机具补贴、限制最低粮食收购价格等。农民的生活水平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2010年全国农民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人民币，但是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农民增收依然缓慢，农业抗风险能力依然很低，农业增效的后劲依然不足，农业所处的弱势状况依然没有改变。只有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兴农田水利、田间道路修筑工程，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实现农业跨越式发展。
五、创新培训方法，提升农民素质。“三农”问题，重点是农业问题，难点是农村问题，瓶颈是农民素质问题。没有农民科学素质的提高，再好的政策都是徒劳。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培养数以万计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要创新培训方式，提高培训效果。首先培训方法上，不光是“培”重点要“训”；不光是“理”重点是“论”；不光要“全”关键要“细”；不光要“送鱼”关键要“授渔”；不光看“量”还要看“质”。其次，要细分培训群体，分类培训。针对不同的群体采用不同的培训方法，才能突出培训实效；最后，培训要更加注重培训成果的转化，培训效果好不好，要看实效；培训方式怎么样，要问农民。培训过程中更加注重培训成果转化，可以结合当地农业发展实际，引入农业种植企业、销售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带动该村所有农民发展一种产业，最终形成农民负责种植，企业负责加工、收购，培训部门负责技术的农民培训模式，促进农民培训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
六、加快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土地和劳动力是财富创造的两大重要因素，只有实现两种资源的有效配置，合理流动，激发要素潜能，实现最大效益。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农村土地市场，促进土地有效利用，建立完善配套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营造配套的法律政策环境，逐步剥离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再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土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契机，重新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生产力，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产业化发展。在土地合理流转的同时，要高效、扎实、有序的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作，努力促进农民就业，逐步把富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中来。
总之，“三农”问题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项系统而复杂，长期而艰巨的工程，需要循序渐进的去打牢基础，逐步完成。相信有一天“三农”问题不再是问题，城乡不再叫城乡，农民不再叫农民，农业更加发展，农村更加繁荣，居民更加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