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风俗立法度

① 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翻译

译文：改变过去的风俗，树立新法并大力推行，这就是现在最急迫的事情。

② 评价王安石先生在宋神宗时期实行的强制改革

一、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

如南宋的吕中说，如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以“尽行”，则不会有“熙宁之急政”，“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神宗锐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几，于是乎决矣”（《宋大事记讲义》卷一）。又说，熙宁时期“引用小人自安石始……盖安石之法犹出于所学，章子厚（敦）之法将托安石以报私怨耳，至蔡京则又托绍述以奉人主（徽宗）之侈心耳，愈变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祸也”（同上书卷二十一）。又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已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宋论》卷四）王夫之也谈到熙宁变法与引用小人的问题，他说：“国民之交敝也，自苛政始。苛政兴，足以病国疟民，而尚未足以亡……惟是苛政之兴，众论不许，而主张之者，理不胜而求赢于势，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同上书卷六）“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祸，唯其杂引吕惠卿、邓绾、章敦、曾布之群小，以授贼贤罔上之秘计于（蔡）京，则安石之所贻败亡于宋者此尔。”（同上书卷八）按照传统的评价，一是王安石变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问题，二是它引起激烈的“党争”，王安石“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乃至王安石的新党“愈变愈下”，所以导致北宋的灭亡。

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对王安石评价最高者莫过于梁启超的《王安石传》，他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1949年之后，王安石变法也一直得到肯定的评价。如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以非常显要的位置写有 “王安石的新学、变法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一章，此章之外的北宋思想，除把李觏作为“王安石的先驱”外，其余都作了基本否定的评价。商鞅、王安石等在文革时期的“评法批儒”中曾成为中国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代表。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王安石变法仍在“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背景下得到高度肯定（参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我本来对于王安石变法夙无研究，但近几年研究范仲淹的思想，写成《范仲淹与宋学精神》（此文初稿于2003年，有三万余字，最近发表在《中国儒学》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其中涉及熙宁变法的问题。此文第一部分讲“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第二部分讲“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第三部分讲 “范仲淹与儒学复兴”。后一部分曾以《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为题发表在《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前两部分缩写成《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兼论二程洛学与两次“革新政令”的关系》，发表在《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后来又作有《“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发表在同刊2005年第1期）。我认为，宋学精神的真正开创者是范仲淹，“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以及李觏等等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占据宋代哲学史或思想史主流位置的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虽然道学也有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可部分地归于受熙宁变法的所激而致），但我对于道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宋代儒学的复兴本来是针对佛老的，但是熙宁变法之后，二程已把王安石新学当作超过佛老的“大患”（《程氏遗书》卷二上：“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可以说，道学的王霸、义利、理欲之辨主要是针对王安石新学的，道学与新学的对立以及南渡以后“道学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对立（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27页），是两宋政治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如果我们仍把占据宋代（以及元明清）思想主流的道学看作是“保守派”、代表“豪族地主集团”的利益、“思想史上的浊流”，那么高度评价王安石新学，自然可以文通理顺。然而，如果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已是对道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尽管它也有历史的局限），那么把王安石新学依然评价得如此之高，就会陷入思想史评价的扞格难通。当然，对于宋明理学的评价仍是可以讨论的，但若弃置这种讨论于不顾，只是单方面地高度评价王安石新学，则这种评价只是偏学而已。如果对新学和理学都予以高度评价，同等观之，两无轩轾，那么这也只是回避矛盾的苟全而已。

我在写《“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的过程中，想起一句流行甚广的列宁对王安石的评价，即“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我特意对此作了考证，先是作为此文的一个注释，后因文字太长而单独成篇，即发表于2004年8月10日《光明日报》史学版的《关于列宁评价王安石的一个误引》。我认为，那篇文章已经考证清楚了这绝对是个误引，是普列汉诺夫以此为论据来反对列宁的，而列宁则否认“20世纪的俄国可以同11世纪的中国相比较”（《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226页）。
思想史评价上的矛盾，以及对列宁评价王安石的误引，只是说明重新评价王安石变法的必要，而如何重新评价则必须根据史料，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

二、以往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我认为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没有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作比较，二是没有对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作分析。

关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在此不能作详述，概括而言之，即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和经济等领域。正是因为庆历新政是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所以宋代的学风为之丕变，“明体达用之学”得以确立并向全国推广，经学历史遂由“经学统一时代”进入庆历以后的“经学变古时代”（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0页）。在范仲淹的周围有韩琦、富弼等声气相通的同僚，有欧阳修与他共进退，有宋初三先生、李觏、刘敞、刘牧等一批“贤士”，而范仲淹“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宋元学案?序录》），以后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等等都是在庆历新政的风气感召之下逐渐形成的（参见拙文《宋学与<宋论 >——兼评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儒林》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熙宁变法与庆历新政的不同在于，它是以功利或财利为首要，此即宋神宗所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宋史全文》卷十一），王安石所说“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我们暂不评价以“理财”为急务的得失，而先述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

范仲淹于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由山东的青州徙知安徽的颍州，夏五月行至他的出生地徐州而病逝。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说：“呜呼吾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上嘉曰才，以副枢密……遂参宰相，厘我典常。扶贤赞杰，乱冗除荒。官更于朝，士变于乡。百治具修，偷堕勉强……”（《王安石全集》卷八十五）由此可见，王安石原是与当时的许多士人一样，奉范仲淹为“一世之师”；他说范仲淹一生“名节无疵”，这也是后人对范仲淹的普遍评价（如《宋元学案?序录》云：“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且，他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也作了高度评价。然而到了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面对“党争”的压力，竟然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这是王安石对范仲淹评价的一个转向。可以想象，当时王安石是把范仲淹也作为一个假想敌的，而范仲淹如果还活着的话，他很可能也像他的儿子范纯仁那样加入“旧党”。这并不奇怪，范仲淹早在天圣三年（1025）作的《奏上时务书》中就奉劝仁宗“用人之议，不以远大为迂说，不以浅末为急务”（《范文正公集》卷七），他在临终给仁宗上的《遗表》中也痛陈庆历新政的夭折：“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以进贤授能为树党，以敦本抑末为近名。”（同上书卷十六）而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以“理财” 为急务，实也正是范仲淹所批评的“以浅末为急务”，违背了范仲淹的“进贤授能”、“敦本抑末”改革思想（范仲淹主张发展农、工、商，他所谓“抑末”是指 “革滥赏，省冗官”和“减徭役”等等，参见其所作《四民诗》和《答手诏条陈十事》）。

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做了十多年的地方官，在嘉佑三年（1058）被召入朝，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此书长达万言，但以往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大多只集中在此书中的一段话，即：“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王安石全集》卷三十九）这段话是与后来的熙宁变法的精神相符合的，但它只是《言事书》中的枝节之点。此书先讲改革的必要，然后讲“法先王之政”应该“法其意”，接着就提出：当时如欲“改易更革”，“其势必不能”，这是因为“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于是，他向仁宗提出对于人才要“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上述的那段话，只是在讲到“养之”时的一个节目而已。《言事书》的精神是改革必须整饬吏治，“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这是与庆历新政的精神相一致的。

宋仁宗于嘉佑八年（1063）逝世，继立者英宗在位不满四年而死，其子神宗继位。熙宁元年（1068）三月，神宗对文彦博等大臣提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共宜留意节用。”（《宋史全文》卷十一）此后的熙宁变法实就是禀承了神宗的这个旨意，但这个旨意并未得到大臣们的认同，而逐渐俯从于这个旨意的就是新进的王安石。同年四月，“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神宗问：“方今治，当何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 此时，他所谓“择术”就是希望神宗“以尧舜为法”（同上）。在此后上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王安石劝神宗去因循之弊，作“大有为之君”，他先列举了科举和吏治等方面的问题，然后才讲到“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王安石全集》卷四十一）。同年八月，在“理财”的问题上王安石和司马光发生争论，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宋史全文》卷十一）此时，神宗口头上说“朕亦与司马光同”，但心中已属意于王安石。

熙宁二年二月，神宗擢用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神宗问：“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亷耻，由君子出故也。”（同上）此时，王安石的答问仍是以“风俗”“法度”为先。同年三月，神宗显然想加快对“理财”的部署，他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如何？”安石答：“已检讨文字，略见伦绪。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未有所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同上）此时，王安石已有了“理财”的方案，但他仍考虑“国体”和“先后缓急”的问题，即认为应以“任贤”和“礼义教化”为先急。

同年四月，“遣使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此八人中不仅有胡瑗门下高弟刘彝，而且有程颢。程颢在熙宁元年就向神宗上《论王霸札子》和《论十事札子》，即主张变法。正如后来朱熹所评论：“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但后来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而诸公始退散。”（《朱子语类》卷一三○）

引起政争和以后激烈党争的是在同年七月颁布均输法，九月颁布青苗法。这两部“理财”的新法一出，立即遭到司马光、范纯仁、曾公亮、赵抃、富弼、韩琦，以及苏辙、苏轼、程颢等朝臣的反对，而王安石则“排众议行之甚力”，并且“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宋史全文》卷十一：“吕惠卿最为安石所贤，屡荐于上，事无大小必与之谋，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新法的反对派则或罢贬或辞职，“诸公始退散”。

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对神宗说：“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 ○）至此，王安石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口头上都与神宗取得了一致，他的转向至此而完成。对于这一转向，吕中评论说：“夫安石初意不过欲变法耳，未敢言兴利也；迨青苗既行，始兴利也。”（《宋大事记讲义》卷一）王夫之评论说：“神宗有不能畅言之隐，当国大臣无能达其意而善谋之者，于是而王安石乘之以进。帝初涖政，谓文彦博曰：‘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此非安石导之也，其志定久矣。”（《宋论》卷六）吕中的评论不如王夫之深刻，熙宁变法的以“理财”为急务，并非王安石的先隐后彰，而是王安石逐渐俯就、迎合了神宗的旨意。因此，严格地说，熙宁变法应是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这样就可以解释，在熙宁九年王安石被罢相以后，神宗在元丰年间仍推行新法，直至他在元丰八年（1085）一死方休，故熙宁变法又称“熙丰新法”。

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以“理财”为急务，并不是以发展经济或“解放生产力”为急务，而是以解决“国用不足”或“府库不丰”的问题为急务。若其重视农田、水利，则已早见于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参见其“厚农桑”条的“开河渠，或筑堤堰陂塘之类”），程颢等也曾参加了熙宁二年的视察农田、水利等，这是不会引起朝臣的争论以至党争的。

引起争论的是均输法和青苗法。所谓“均输法”主要是设发运使官，掌管东南六路的税敛、籴买、上贡物品等，“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以缓解国家“财用窘急”的问题。“青苗法”则是由国家在春夏粮食未熟时借钱给农民，待收成后加十分之二的利息，随原有的夏秋两税还纳，这被认为是“散惠兴利”，抑制兼并，而“其实不过是朝廷按当时一般的利率来放高利贷”（参见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147页）。均输法一出，知谏院的范纯仁就奏请罢均输法，说均输“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末之利”，并批评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伯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异己者指为不肖，合意者即谓贤能。”（《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卷五十八）苏辙也抨击均输法，谓 “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栾城集》卷三十五《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青苗法颁布后，宰相富弼称病辞职。司马光与吕惠卿争于朝： “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况县官督责之威乎?”（《宋史?司马光传》）韩琦也谏止青苗法，说这是“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司马光在《乞罢条例司常平使者疏》中批评青苗法的执行，出现“不问民之贫富”而强行“抑配”（摊派）的情况，又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贫者得钱后无力偿还，“吏督之急”则逃散四方，“富者不去则独偿数家所负”，这样下去会使“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司马温公集》卷四十一）。他又在《与王介甫书》中批评王安石：“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又于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炫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并告诫王安石，“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同上书卷六十）。司马光的告诫后来还真的在王安石的身上应验了，《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载：“初，吕惠卿为先生所知，骤引至执政，洎先生再相，苟可以中先生，无不为也。……（荆公）退居金陵，始悔恨为惠卿所误。”《宋史?吕惠卿传》也记：“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

程颢在均输法、青苗法颁布后便与新法“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数月之间，章数十上，尤极论者：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青苗取息，卖祠部牒，差提举官多非其人及不经封驳，京东转运司剥民希宠不加黜责，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等十余事”（《程氏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所谓 “辅臣不同心”，就是当时的新法引起政争；王安石为推行新法，“举劾不奉行之官”，又越次提拔一些“晓财利之人”，此即“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程颢认为，在“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中外人情交谓不可”的情况下，变法是难以达到“兴治”的效果的。他更指出，“设令由此侥幸，事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程颢反对新法，希望神宗“外汰使人之扰，亟推去息之仁”，即主张撤免扰乱地方的“提举官”，停止“取息”牟利的青苗法，代之以“去息”的仁政（参见《程氏文集》卷一《谏新法疏》）。当时，二程和张载等人主张“复井田”，这是一种带有均田或土地国有性质的道德理想主义改革方案，说其“空想”是可以的，但说他们代表“豪族地主集团”的利益则是没有根据的。

在《列宁全集》第12卷中有：“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 这是普列汉诺夫“从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埃?雷克吕的地理学著作中摘引”出来的，并以此为论据来反对列宁的“土地国有”主张。其对王安石变法的误解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在思想上有主张“土地国有”因素的并非王安石，而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

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可以从思想传统和历史现实两个角度予以评价。

从思想传统的角度说，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论显然受到儒家的“体用”“本末”和“义利之辨”思想传统的影响。王安石也是这个传统中的一份子，这从他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以礼义亷耻，由君子出故也”，以及“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云云，可以看出来。但当他在行动上和口头上转向以 “理财”为急务时，他就违背了儒家的这个传统。而深受这个传统影响的多数朝臣反对熙宁变法，从儒家的价值取向和宋朝以儒治国的“国体”来说，“正义”显然不在新党方面。这个传统是如此的深厚，以致王安石本人可以用他熙宁二年三月以前的说法来反对自己，当他在变法的过程中又用精心炮制的《周官新义》来为“理财”作合理性辩护时，那也是徒劳的。

从历史现实的角度说，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都是要解决当时宋朝所面临的严重危机。这种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国用不足”和士风不正、吏治腐败。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说：“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诏令虽繁，何以戒劝？士无廉让，职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傥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在范仲淹看来，“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他认为“固邦本，救民之弊”必须首先“举县令，择郡守”，“慎选举，敦教育”，这样才可以解决“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等等问题（参见《范文正公集》卷八《上执政书》）。范仲淹的这个改革思想本来也是王安石所接受的，这也就是他在给仁宗上的《言事书》中所说，当时如欲“改易更革”，“其势必不能”，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后来熙宁变法的失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推行青苗法的提举官以多贷为有功，不问民之贫富，强行“抑配”，各级官吏则假新法之名而徇私舞弊，与民争利，搞得“纷纷扰扰，莫安其居”。这就是说，当时的熙宁变法起码应该考虑“理财”和任贤授能、礼义教化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而宋神宗却一味地强调“当今理财最为急务”，王安石也俯就、迎合这一旨意，以致激起朝臣之间的政争以至党争。

熙宁变法在“理财”方面，特别是它也曾颁布了“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等，并非没有成效，这在邓广铭先生书的“为天下理财的成效”一节已有较充分的表述（参见《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314-325页）。但从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效果或“实践标准”（参见同上书第9页）来考虑，我认为仍不能对它作出积极肯定的评价。

首先，把熙宁变法的反对派都说成是“保守派”，把“新党”与“旧党”之争说成是社会发展的“新与旧之间的矛盾斗争”（参见同上书第314页），我认为是难以成立的。如果不作出这样的带有“阶级之间斗争”色彩的简单判断，那么熙宁年间的“辅臣不同心”“睽戾不一致”，而宋神宗和王安石强力推行新法，致使旧党“诸公退散”，新党又越次提拔了一些并非品学兼优的“晓财利之人”，这就在变法的时机、策略和用人路线上犯了政治家的大忌，为以后更加激烈的党争以及新党的“愈变愈下”埋下了祸根。

其次，熙宁年间的党争本来是程颢所要避免的，他与王安石“虽道不同”，但与之论事“心平气和，荆公多为之动”，但“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胜，由是（荆公）与言者为敌矣”（《明道先生行状》）。程颐后来反省说：“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程氏遗书》卷二上）程颢也说：“王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屈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邵伯温《闻见前录》卷十五）此次党争之害，是在熙、丰年间旧党全被贬逐，而其遗祸则是在神宗死后，司马光执政，尽力排除新党；哲宗亲政后，新党中的章敦、蔡京等先后执政，把旧党全都打入元佑党案；而元佑党案又为南宋的庆元党案开了先河，这两次党案乃“两宋治乱存亡之所关”（《宋元学案?元佑党案》）。从熙宁党争到元佑党案，新、旧党“亦须两分其罪可也”，但新党的责任毕竟要大一些。

再次，曾被予以高度评价的王安石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固然表明了王安石的刚毅果敢精神或“唯物主义观点”，但在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和“辅臣不同心”的政治形势下，此“三不足”说所起的作用并不都是积极的。如在广开言路方面，吕中评论说：“熙宁之初，言者何多；熙宁四年以后，言者何少。当（熙宁）七年因旱求直言也……犹有争新法之风……至八年因彗星而求直言，安石先倡‘天道远’之说，而人言不能入矣……直言之气塞矣。” （《宋大事记讲义》卷十四）在《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中亦载有：“金陵三不足之说……非独为赵氏祸，为万世祸。人主之势，天下无能敌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于此者把揽之。今乃教之不畏天变，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则何事不可为也？”直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仍认为“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 （《读通鉴论》卷二十九）。

最后，也是我最遗憾的一点是，熙宁变法从反面刺激了道学的发展，而道学的历史局限性又影响了元明清三代的发展。例如，范仲淹在《遗表》中希望仁宗 “上承天心，下徇人欲”，可见“人欲”在那时候是个积极肯定的词汇，但后来道学家针对熙宁变法和“君心之非”，严格地分辨王霸、义利、理欲，以致后来“存天理，灭人欲”竟然成为一个普遍的教条。再如，庆历时期的“明体达用之学”，除了重视“明体”“经义”之外，也是重视“达用”“治事”的：“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如此发展下去，则中国不难产生“技术专科”性质的学校。但熙宁变法以后，党争日烈，道学家更重视王霸、义利、理欲之辨，在治世方面又以“格君心之非”为根本或前提（参见拙文《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1期），遂使“治事”之学日益荒疏，至朱熹提出《白鹿洞书院揭示》，道学家的书院已只重视“明人伦”，而没有“治事”之斋了。这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消极作用，虽不能直接归咎于熙宁变法，但我痛为庆历新政的夭折而惜也。

③ 解释几篇文言文

1. 汉高祖刘邦曾经随便地同韩信谈论将领们的才能，认为他们各有高下。刘邦问：“象我，能带多少兵呢？”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带十万兵。”刘邦说：“对你来说又怎样呢？”韩信说：“象我这样的人，兵越多越好啊。”刘邦笑着说：“越多越好，为什么你会被我捉住呢！”韩信说：“陛下不善于带兵，却善于统率将领，这就是我被陛下捉住的原因。”

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的翻译：越多越好，为什么你会被我捉住呢！

成语是：多多益善

2. 皇帝（宋仁宗）想启用王安石，唐介说：“安石难以担当大任。”皇帝说：“（他）文学方面不可信任吗？经术方面不可信任吗？吏事方面不可信任吗？”唐介答：“安石好学但是思想古板，以前讨论的时候，他的思想行为不切实际事理，如果他做了官，（他的）政策肯定经常变更。”皇帝却不这样认为，最终（还是）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对（王安石）说：“别人都不了解你，认为只知道儒家经术，不清楚世务，”王安石答道：“儒家经术正是用来规划处理世务。”皇帝说：“你认为现在应该先实施什么政策？”王安石说：“要改变现在的风气、礼节、习惯，公布新的法令，（这）正是现在所急需要做的事。”皇帝深信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然：这样的；对的
泥古：拘泥于旧规
然则：那么

以的用法相同的是：1和2，以的意思都是认为

王安石凭借什么施政？ 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
怎么施政？ 安石对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以急也。”

翻译；皇帝却不这样认为，最终（还是）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对（王安石）说：“别人都不了解你，认为只知道儒家经术，不清楚世务，”

3.陈元方十一岁时，有一次去拜会袁公（绍）。袁公问：“令尊在太丘县认职时，远近的人都称赞他，他是怎么治理的呢？”元方说：“家父在太丘时，对强者用恩德来安抚他，对弱者用仁慈去体恤他，放手让他们安居乐业，久而久之，大家就对他老人家越来越敬重。”袁公说：“我从前曾当过邺县县令，正是这样做的。不知是你的父亲效仿我，还是我效法你的父亲？”元方说：“周公、孔子生在两个不同的时代，虽然相隔遥远，但他们的做法却是如出一辙，周公不效法孔子，孔子也不效法周公。”

法：效法
两次的主要意思：第一次问元方父亲在太丘为官时是如何赢得称赞的，第二次是问自己和元方父亲究竟谁效法谁。

巧妙之处：借周公和孔子没有相互效法的例子，暗示袁公和自己父亲并不存在谁效法谁的问题，既尊重了袁公，又维护了父亲的尊严，顾全了双方的面子。

④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北宋中叶以后，内部方面，政府官员数目持续膨胀激涨，真宗景德年间（1004年－1007年）内外官已达一万多人，仁宗皇祐年间（1049年－1053年）达两万多人，“十倍于国初”，导致冗官、冗费激增，执政大臣多“榻茸常材，斗筲小器”，“班仅庶僚，非有殊迹，亦被横赐。”，保守主义盛行，不得不与豪,强,地,主妥协，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兼,并,迫,使,农,民转职军旅，使得军队人数激增。北宋初年给予军、公,人,员极大优惠和特,权，可免除差役和赋税。对外方面，对辽、西夏等国的战,争，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军队人数是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使得,军,事,费,用增加，“养兵之费，在天下据七八。”，将不专兵和军纪不明使宋军严重缺乏训练，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英宗治平二年，岁入达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之巨，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很明显是入不敷出。使得北宋的国,库,空,虚，人,民,生,活,压,力更加沉重。真宗朝有李顺、张余等领导益州贼乱，之后，持续爆发小规模的匪,乱，“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
神宗熙宁元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熙宁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同年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两人完全绝裂，司马光跟皇帝辞职，隐居洛阳专心撰写《资治通鉴》。
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细项如下：
经济方面：
制置三司条例司
神宗熙宁元年二月，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推动,变,法第一个设立之机,构，原本宋朝的财,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来作为三司的上,级,机,构，统,筹,财,政，是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此机关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亦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
均输法
均输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汉桑弘羊时试行，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输官，达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神宗熙宁二年七月，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屯积，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质。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负担。
青苗法
神宗熙宁二年实行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 (青苗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
农田水利法
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
募役法
又称“免役法”，神宗熙宁三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
方田均税法
神宗熙宁四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
市易法
神宗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
军事方面：
保甲法
神宗熙宁三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乡村住户，每五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伍。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此制度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相当于现代的民,兵,制,度。
裁兵法
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置将法
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质,素。
保马法
神宗时，宋朝战马只有十五万余匹，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军器监法
神宗熙宁六年七月颁行免行法。八月广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教育方面：
太学三舍法
希望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色。
贡举法
王安石认为“欲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即死记硬背之道理）、存进士，神宗熙宁三年三月，进士殿试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神宗熙宁四年，二月，颁新贡举制，废明经，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另设“明法科”。
王安石的变法对于增加,国,家,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但王安石急于求成，推行过急，利弊互见，并遭到许多守,旧,官,员,反,对。王安石又自视过高，不愿接纳别人的意见。倡行“市易法”的平民魏继宗“愤惋自陈，以谓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
韩琦在神宗熙宁三年奏疏中称，“制置三司条例司虽大臣主领，然终是定夺之所”、“不关中书、枢密院，不奉圣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则是中书外又有一中书也。”
神宗熙宁六年，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告诉皇上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重大怀疑。王安石认为“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
神宗熙宁七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吕惠卿师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
神宗熙宁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入京途中，王安石夜泊瓜洲，有一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同年十一月有彗星出现于天，曹太皇太后与高太后哭劝神宗帝不能用王安石。
神宗熙宁九年，王安石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
哲宗元祐元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苏轼、范纯仁等人皆曰不可，温公执意而行，“熙宁变法”以司马光的“元祐更化”结束。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马光病逝。史载王安石退居金陵时“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助役，复差役，愕然失声曰：‘亦罢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也。’”元佑元年二月，罢青苗法。到了三月，范纯仁以国用不足，请复之。八月，司马光奏称：“散青苗本为利民。”
苏轼在反对免役法时说，“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终为天下所可常行”；还说“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若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圣观”，但是后来苏轼又认为免役法确实可行，他在《与滕达道书》中承认，“吾齐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十余年后元祐更化时，苏轼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他说“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
哲宗元祐八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支持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者被称之为“元祐党人”。从此宋朝进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只可惜实行上反而成效一般，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下列可就五方面论之：
政,策未能对症下药：王安石鉴于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在于官,僚,集,团的反对，改,革不及于官,僚,体,制。因此王安石的变,法所针对的只是皮毛，远未到核心问题——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则是因为冗官。财,政问题解决不了。但王安石的改,革非但不是针对支出太多问题，反而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如此则不能解决财,困。又如军,事,改,革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非针对到宋朝的军,事,死,穴——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不过元丰官,制,改,革重点在解决兼职暂代导致的冗,官问题，此由神宗推行，效果不大。
政,策本身之缺点：如青苗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
托古改制：王安石说他的新法皆出于先王及孔子遗训，以塞反对新法之人的口，如将青苗法比之“周礼”之泉府；免役法本之于“周官”的府史胥徒，王制之庶民在官禄足以代其耕；保甲法比于先王之农为兵，市易法比于汉之平准。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
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王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
任用非人：王安石不乐闻逆耳之言，但喜欢听人恭维和奉承话，于是投机份子章惇、吕惠卿、沈括、李定之流，曲意迎合，因缘重用，遂使新法的推行变,质。
历代评价：
明代杨慎的《丹铅总录》对王安石极尽毁谤之能事，谓为“古今第一小人”。最严厉的指控是：“王安石的变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李贽评价：“（王）安石欲益反损，使（宋）神宗大有为之志，反成纷更不振之弊。此胡为者哉？是非生财之罪，（乃）不知所以生财之罪也！”
入清后蔡上翔则有《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为王安石之辨诬，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当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梁,启,超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王荆公》一书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参考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称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青苗法和市易法实为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雏型，免役法堪称“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神宗熙宁八年，农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后，“荆公初执政，即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领农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沟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赏。其后在位之日，始终汲汲尽瘁于此业。史称自熙宁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所兴修利水田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云。”，“荆公所开水利，不可悉数，其大者曰浚黄河，清汴河。”《宋史》载：“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岁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梁启超对变法的结论是：“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邓广铭、漆侠皆肯定王安石变,法。王曾瑜则以聚敛为由，否定王安石变,法。
2008年，总,理,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接受记者访问时，曾引用“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句话来表明他实行改,革的决心。
列,宁误认为王安石变,法曾实行过土,地,国,有的措施，因此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王安石父亲为都官员外郎王益。王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写文章时动笔如飞，看到的人皆佩服其精妙。19岁前的王安石随父四处游历，接触社会现实，深深了解民间疾苦。于宋仁宗庆历二年高中进士第四名，签书淮南判官，去鄞县当知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嘉祐二年，任常州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嘉祐三年十月下旬，被召回京师。
嘉祐三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针砭时弊、要求改革，“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嘉祐五年，为三司度支判官，“闻者莫不喜悦”。宋神宗久慕其名。熙宁变法时，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为三不足之说。天变不足畏，即人间不关天，带唯,物,主,义,色,彩。祖宗不足法，强调社会在变,革发展。人言不足恤，不必在意保守派。
1069年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在中央设立改,革,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推行了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法；改,革,科,举,制,度，不再注重诗词歌赋；改,革,官,制，加强尚书省实权，裁冗官；改军制，进行火器开发，推行保,甲,制,度，注重练兵。1070年升任宰相(中书门下平章事)，熙宁五年八月，派秦凤路沿边安抚使王韶用兵西夏，发动“熙河战役”，收复了河湟（青海省东北部）失土，对,西,夏,战,争转守为攻。
变法一开始就遭到官,僚和地主的强烈抵制，在政,府,机,构,改,革,推行难度大，又急于求成，地,方,官,员带抵触地执行，对一般民众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旧党首领司马光去信，希望王安石不要一意孤行，停止变,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
《宋史》上说：“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慈圣、宣仁两太后也在宋神宗前哭说：“王安石乱天下。”而他也用人不善，阵脚不稳。终在1074年、1076年两次被罢免职务。
宋神宗死后，原反对派首领司马光（曾因与王安石政,见,相,左而被排挤）在两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任宰相，几乎废除了所,有,法,案，从此新旧党争不断。变,法,失,败,后，安石则退居江宁，司马光的行动对他打击很大。元祐元年，王安石在江宁府的半山园去世，宋哲宗赵煦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并命中书舍人苏轼撰写《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里唯一没有遭逢贬谪他处的人。

⑤ 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翻译

改变过去的风俗,树立新法并大力推行,这就是现在最急迫的事情。
出自《宋史·王安石传》
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最方今之所急之。”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分下。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余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凡八年。
译文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皇上对他说：“人们都不了解爱卿你的才能，都以为你只懂得经理学术，不懂的政治事务。”王安石回答说：“经术学问正是用来处理政务世事的，只是后来很多所谓“大儒”，大部分都是才能庸俗之人，因此世上俗人才都以为经学不能辅佐治世罢了。”皇上问：“既然这样那么你最先开始的施政措施是什么？”王安石答道：“改变劣习风俗，树立法规，是现在最亟需的了。”皇上认为是对的。于是开设增置三司条例司机构，任命他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一并负责。而后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等变法相继开始实施，号称新法，派遣提携推举各类官员四十余人，分派颁布执行新法。
王安石性格倔强刚愎，遇事不管对与错，都坚持自己的意见，执意不肯改变。到议论变法时，在朝百官都持不能变法的意见，王安石陈述儒家经义，提出自己的主张，辩论起来动不动就是好几百字，大家都驳不倒他。他甚至说“天灾不足以畏惧，祖宗不足以效法，人们的议论不足以忧虑”。朝廷内外老成持重的人几乎都被王安石解除官职了，他大量起用自己门下轻薄而有点小聪明的年轻人。王安石当了很长时间的宰相，因为旱灾而引退，等到再担任宰相，只过了一年多就被罢免了，直到神宗朝结束，也没有被再召回朝廷，前后共八年。

⑥ 王安石变法“ 变风俗，立法变”主要有哪三大措施

富国、强兵、取士三大措施。
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
成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负担。

⑦ “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的“修”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修订，修改。

⑧ 1069年的通鉴记载

神宗体无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熙宁二年（辽咸雍五年）
春，正月，丁亥，帝谓辅臣曰：“尝闻太宗时，内藏财货，每千计用一牙钱记之，名物不同，所用钱色亦异，它人莫能晓也。皆匣而置之御阁，以参验帐籍中定数。晚年尝出其钱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近见内藏库籍，文具而已，财货出入，略无关防。前此尝以龙脑、珍珠鬻于榷货务，数上不输直，亦不钩考。盖领之者中官数十人，唯知谨扃钥，涂窗牖，以为固密，安能钩考其出入多少与所蓄之数！”乃令户部、太府寺于内藏诸库皆得检察。置库百馀年，至是始编阅焉。
甲午，奉安英宗神御于景灵宫英德殿。
是月，司马光视河还，入对，请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俟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决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宁入于海，是谓北流。嘉佑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为二股，自魏、恩东至德、沧，入于海，是谓东流。时议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听，卒用昌言策，置上约。
二月，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帝初从王安石议，凡谋杀已伤而自首，减二等科罪，众论不服。御史中丞滕甫请再选官定议，诏送翰林学士吕公着、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定。公着等议如安石，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皆劾奏公着等所议为不当，又诏安石与当官集议。反覆论难，久之不决，故有是诏。
己亥，以观文殿大学士、判汝州富弼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庚子，以翰林学士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初，帝欲用安石，以问曾公亮，公亮力荐之。唐介言安石不可大任，帝曰：“卿谓安石文学不可任邪，经术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曰：“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变更。”退，谓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困扰必矣。诸公当自知之。”帝又问侍读孙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对曰：“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吕公着、司马光、韩维其人也。”凡四问，皆以此对。帝不以为然，竟用安石，谓之曰：“人皆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多庸人，故流俗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耳。”帝曰：“然则卿所设施，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今之所急也。”帝深纳之。
命翰林学士吕公着修《英宗实录》。
乙巳，以灾变，避正殿，减膳，彻乐。
丙午，司马光入对，乞郡。帝不许，曰：“卿名闻外国，奈何出外？”先是吕公着使辽时，光初解台职，辽人因问光何不为中丞；公着归，告帝，故知之。
甲子，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安石素与吕惠卿善，乃言于帝曰：“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遂以惠卿为条例司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惠卿笔也。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富弼以足疾未能入见。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而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
王安石既用事，尝因争变法，怒目谓同列曰：“公辈坐不读书耳！”赵拚折之曰：“君言失矣，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安石默然。
是月，遣刘航等册李秉常为夏国王。
三月，富弼始入见，曰：“臣闻中外之事，渐有更张，此必由小人献说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冀。若朝廷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愿深烛其然，毋令后悔。”帝改容听纳，曰：“今日得卿至论，可谓金石之言！”
癸未，以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先是辙上疏曰：“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官，二曰冗兵，三曰冗费。”疏奏，帝批付中书，因召对而有是命。
两府同奏事，富弼言大臣须和乃能成务。又言今所进用，或是刻薄小才，小才虽似可喜，然害事坏风俗为甚，须进用醇厚笃实之人。帝曰：“大臣固当与朝廷分邪正，邪正分则天下自治。”
乙酉，诏令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各具财用利害闻奏。
戊子，夏国主秉常上誓表，纳塞门、安远二砦，乞缓州；许之。
壬辰，帝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如何？”安石曰：“已检讨文字，略见伦绪。然今欲理财，则必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未有所及，恐风俗由此而坏，将不胜其敝，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帝颔之。
乙未，以旱虑囚。
辽晋王耶律仁先，前以耶律伊逊之谮，出之于外。至是准布叛，辽主复思仁先，乃命为西北路招讨使，率禁军进讨。仁先入见，辽主亲谕之曰：“卿去朝廷远，每俟奏行，恐失机会，可便宜行事。”
夏，四月，戊戌，省内外土木工。
初，群臣请上尊号及作乐，帝以久旱不许。富弼言：“故事，有灾变皆彻乐，恐陛下以同天节辽使当上寿，故未断其请。臣以为此盛德事，正当以示外国，乞并罢上寿。”从之。
帝委任政府，责以太平。一日，政府召台谏官至都堂，富弼谓曰：“上求治如饥渴，正赖君辈同心以济。”知谏院钱公辅对曰：“朝廷所为是，天下谁敢不同！所为非，公辅虽欲同之，不可得也。”
丙午，同天节，罢上寿。是日，雨。富弼言：“愿陛下不以今日雨泽为喜，常以累年灾变为惧。盖修德致雨，其应如此；万一于德有损，其灾应岂复缓邪！”帝亲书答诏曰：“敢不置之几席，铭诸肺腑！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
丁未，参知政事唐介卒。介为人简伉，以敢言见惮。帝谓其先朝遗直，故大用之；然扼于王安石，少所建明，声名减于谏官、御史时。
初，中书尝进除目，数日不决，帝曰：“当问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岂可使中书政事决于翰林学士！近每闻宣谕，某事问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必以臣为不才，愿先罢免。”
安石既执政，奏言：“中书处分答刂子，皆称圣旨，不中理者十常八九，宜止令中书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准用答刂子迁冯拯官不当，拯诉之。太宗谓：‘前代中书用堂牒，乃权臣假此为威福。太祖时堂牒重于敕命，遂削去之。今复用答刂子，何异堂牒！’张洎因言：‘废答刂子，则中书行事别无公式。’太宗曰：‘大事则降敕；其当用答刂子，亦须奏裁。’此所以称圣旨也。如安石言，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辅臣皆忠贤，犹为擅命；苟非其人，岂不害国？”帝以为然，乃止。
介数与安石争论，安石强辩，而帝主其说，介不胜愤懑，疽发背而卒。疾亟，帝临问，流涕。既卒，复幸其第吊哭，以画像不类，命取禁中旧藏本赐其家。盖介为谏官时，仁宗密令图其像，置温成阁中，御题曰“右正言唐介”，外庭不知也。
时安石锐意变更，而帝信任益专，介既死，同列无一人敢与之抗者。曾公亮屡请老，富弼称疾不视事，赵拚力不胜，遇一事变更，称若者数十。故当时谓“中书有生、老、病、死、苦”，盖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拚苦也。
初，仁宗时，范祥为制置解盐使，以盐募商旅输刍粟以实边，公私便之。祥卒，以陕西转运副使薛向继之，向请兼以盐易马，王安石时领群牧，主其说，请久任向。治平末，向坐与种谔开边罢去。至是淮南转运使张靖，被诏究陕西盐马得失，指向欺隐状，帝召向与靖对。钱公辅、范纯仁皆言向罪当黜；安石排群议，抵靖于法，以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向乃请即永兴军置卖盐场，以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为盐钞本，官自鬻而罢通商；从之。
知开封府滕甫罢。初，甫同修起居注，帝召问治乱之道，对曰：“治乱之道，如黑白东西，所以变色易位者，朋党汩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党乎？”曰：“君子无党。譬之草木，绸缪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无朋党，虽中主可以济；不然，虽上圣亦殆。”帝以为名言，乃除翰林学士、知开封府，甫在帝前论事，言无文饰；帝知其诚荩，事无巨细，人无亲疏，辄以问之，甫随事解答，不少嫌隐。王安石尝与甫同考试，语言不相能，深恶甫。会新法行，天下詾詾，恐甫言而帝信之也，因事排甫，出知郓州。
戊申，富弼、曾公亮以旱上表待罪，诏不允。
癸丑，命曾公亮为西京奉安仁宗、英宗御容礼仪使。
丁巳，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从条例司请也。
甲子，御殿，复膳。
免河北归业流民夏税。
五月，辛未，宴紫宸殿，初用乐。
己卯，赐河北役兵特支钱。
癸未，翰林学士郑獬罢，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罢，知应天府；知谏院钱公辅罢，知江宁府。拱辰自北京还朝，言臣欲纳忠，未知陛下意所向，又言牛、李党事方作，不可不戒。帝以语辅臣，王安石曰；“此未足为奸邪；谓未知陛下意所向，乃真奸邪也。”曾公亮因言拱辰在仁宗时已知其不正，不复任用。安石曰：“拱辰交结温成皇后家，人皆知之。”獬权发遣开封府，民喻兴与妻谋杀一妇人，獬不肯用按问新法，为王安石所恶。安石雅与公辅善；既得志，排异己者，出滕甫知郓州，公辅数于帝前言甫不当去。薛向更盐法，安石主其议，而公辅谓向当黜逐，拂安石意。三人由是同日罢。
故事，两制差除，必宰相当笔。时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独安石在中书，擅出獬等；弼以此不平，多称疾卧家。御史中丞吕诲上疏言：“三人无罪被黜，甚非公议。”帝出诲奏示辅臣，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愧不能尽暴其罪状，使小人知有所惮，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丙戌，王安石乞辞位；帝封还其奏，令视事如故。
壬辰，太皇太后迁居庆寿宫。
癸巳，枢密院言：“欲检寻本院诸文书，凡关祖宗以来法制所宜施于边者，并删取大旨，编次成册，仍于逐门各留空纸，以备书将来处事。”从之，赐名《经武要略》。
王安石以为古之取士皆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诗赋、明经诸科悉罢，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诏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议之。
时议者多欲变旧法，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独以为不必变，议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皁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馀。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且庆历间尝立学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唯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而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事何异！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今议者所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举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不用帖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上之所向而下自趋焉。若俗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矣。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易入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虽有以名取人厌伏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托之害，卒使恩去王室，权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诸科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变而为进士，晓义者又皆去以为明经，其馀皆朴鲁不任化者也。至于人才，则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进士日夜治经传子史，贯穿驰骛，可谓博矣，至于临政，曷尝用其一二！顾视旧学，已为虚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识大义，而望其人能增长，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数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议奏，帝曰：“吾固疑此，今得轼议，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帝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轼退，言于同列，安石滋不悦。帝欲用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乃命轼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
六月，己亥，辽主驻特古里。
丙午，吐蕃贡于辽。
丁巳，御史中丞吕诲罢。王安石执政，多变更祖宗法，务敛民财，诲屡诤不能得。着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颢宜迁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离间之罪，安石谓无罪。诲请下辟光吏，不从，遂上疏劾安石曰：“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臣略举十事：安石向在嘉佑中举驳公事不当，御史台累移文催促入谢，倨傲不从，迄英庙朝，不修臣节。慢上无礼，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迁转，逊避不已；自为翰林学士，不闻固辞。先帝临朝，则有山林独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銮侍从之乐。何慢于前而恭于后？好名欲进，二也。安石侍迩英，乃欲坐而讲说，将屈万乘之重，自取师氏之尊，不识上下之仪，君臣之分。要君取名，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无大小，与同列异议。或因奏对，留身进说，多乞御批自中而下，是则掠美于己，非则敛怨于君。用情罔公，四也。昨许遵误断谋杀公事，安石力为主张，妻谋杀夫，用案问首举减等科罪，挟情坏法，五也。安石入翰林，未闻荐一士，首称弟安国之才，朝廷比第一人推恩，犹谓之薄，主试者定文卷不优，遂罹中伤。及居政府才及半年，卖弄威福，无所不至。背公死党，六也。宰相不书敕，本朝故事，未之或闻。专威害政，七也。安石与唐介争论谋杀刑名，遂致喧哗，众非安石而是介。忠劲之人，务守大体，不能以口舌胜，愤懑而死。自是畏惮者众，虽丞相亦退缩，不敢较其是非。陵轹同列，八也。小臣章辟光献言，俾岐王迁居外邸，离间之罪，固不容诛，而安石数进危言以惑圣听。朋奸附下，九也。今邦国经费，要会在于三司，安石与枢密大臣同制置三司条例，虽名商榷财利，其实动摇天下，有害无利，十也。臣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毘。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尽去，乱由是生。且安石初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文言以饰非，罔上而欺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知久居庙堂，无安静之理。辟光邪谋，本安石及吕惠卿所导，辟光扬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置此二人！’故力加营救。愿察于隐伏，质之士论，然后知臣言之当否。”帝方注倚安石，还其章，诲遂求去。帝谓曾公亮曰：“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乃出诲知邓州。苏颂当制，公亮谓颂曰：“辟光治平四年上书时，安石在金陵，惠卿监杭州酒锐，安得而教之？”故制词云：“党小人交谮之言，肆罔上无根之语。”制出，帝以咎颂，颂以公亮之言告，乃知辟光治平时自言它事，非此也。
诲之将有言，司马光自迩英趋资善堂，与诲相逢，光密问：“今日请对，欲言何事？”诲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光愕然曰：“众谓得人，奈何论之？”诲曰：“君实亦为是言邪？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光曰：“今未有显迹，盍待它日？”诲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所与朝夕谋议者，二三大臣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唯恐不逮，顾可缓邪？”章上，诲被黜而安石益横，光于是服诲之先见，自以为不及也。诲三居言职，皆以弹奏大臣而罢。天下推其鲠直。
以知开封府吕公着为御史中丞。
王安石以公着兄公弼不附己，乃白用公着为中丞以逼之。公弼果力求去，帝不许。
太白入井，壬戌，昼见。
辽以南院枢密使萧惟信知北院枢密使事，命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伊逊加守太师，四方有军旅，许伊逊便宜从事。由是伊逊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凡阿顺者蒙荐擢，忠直者被逐窜，辽人谚云：“宁违敕旨，无违魏王白帖子。”

⑨ （19分）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据家赀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