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立法思想

❶ 唐初法制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在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法制史中，唐律以其形式的完备性、语言的精确性、技术的高超性占据重要地位，堪称中国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后世的法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的影响力不仅作用于本国，而且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唐朝法制指导思想：（一）“德本刑用”，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二）强调法律宽简、稳定、划一，以利于执行和遵守。（三）严明法制，一断以律。

唐初统治者为了稳固王朝的封建统治，认真地总结了隋朝迅速来亡的历史经验，确立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法制指导思想。综观唐初的律典来看，它强调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治国的根本，法律作为一个阶级的上层建筑，但在其当时的社会中，刑罚仅仅作为辅助手段。同时，从唐律的内容来看，其以封建礼教为内容，法律仅是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

唐朝统治者在制定律法时，充分考虑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局势，因此，它一方面是为了争取社会的更大支持，使社会早日恢复稳定；另一方面出于阶级统治的需要，对隋末的暴政予以废止。“宽简、稳定、划一”这一指导思想的贯彻使唐初的律法环境相对宽松一些，统治阶级的压迫使被统治阶级相对还可以承受，二者的矛盾冲突还有缓和的余地。另外唐律的“划一”，即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也对唐初社会的稳定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封建社会中，唐朝律典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否认的，但我们还要在客观分析后，从中发现其不足之处。封建社会的阶级政治意识、小农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其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结合，才形成了和前几朝代相比较为宽简、稳定、划一的法律。作为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要求它必须有较为完备的法律与之相适应。因为经济的发展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而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法律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影响，特别是当前我国的经济在这二十几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法律更新较快，不仅使民事法律、法规的出台显得相应滞后，不能适应现今社会，同时使刑事犯罪中的新类型经济犯罪增加，以致有权机关的司法解释不断出台。因此，“宽简、稳定、划一”的立法指导思想它只适用于一定的经济社会，如果对于经济发展较快的社会环境，这种粗线条、一成不变的法律指导思想是不适应的。

唐朝统治者在立法时已经深刻认识到依法办事、奉法守法的重要性，因此产生了“严明法制，一断以律”的法制思想。这一法制思想对后世的立法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制定法律的统治阶级的目的都是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来巩固其上层建筑，维护其统治。在立法、守法、执法等各个环节中，唐朝的统治者虽然并没有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看待法律从拟订到实施、执行的各个环节，他仅仅因“律令虽早已颁布，但是官吏们多不依照执行”，才提出了“严明法制，一断以律”的指导思想，“有良法，不等于有良好的法制”这一观念，当时的统治者也已意识到，但由于其阶级属性，使其无法去克服。现在我们的法制已经走过了这一步，因为无论是刑事司法还是民事司法过程中，如对司法有异议均可通过行政诉讼及国家赔偿获得救济。一部法律的实施是立法、守法或违法、执法几方面的统一的过程，而“严明法制，一断以律”这一法制思想就是我们经常所提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最早雏形。在一个社会中，某一行为是否犯罪，是否应受处罚以及对犯罪行为如何惩罚这些问题是法律能够得以落实的关键几步，当然法律制定是否公平、守法者的法律意识、执法者的执法水平等外部因素这些软件建设也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唐朝刑罚适用原则：（一）十恶重惩原则；（二）贵族、官僚减免原则；（三）其他刑罚原则：1、刑事责任年龄及矜恤老幼、残疾的原则；2、同居相陷不为罪的原则；3、自首减免刑罚；4、共同犯罪区分首、从的原则。5、官吏犯罪，“私罪”从重，“公罪”从轻；6、数罪并罚的原则；7、累犯加重的原则；8、类推原则；9、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

在唐朝刑罚的三大原则中，对原则一所谓的“十恶”，也就是十种直接威胁皇帝人身、权力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以及封建信伦常关系的行为，它体现了保护统治者利益的功能。对于原则二，它则是为了保护贵族、官僚的特殊地位，唐律并在制度上以“议、请、减、赎、官当”等形式来保证该原则的实施，以达到对于犯罪贵族、官僚给予特别减免或适用特殊审理程序的目的。其他刑罚原则中的大部分如刑事责任年龄、自首、首从犯、累犯加重等原则对后世的法制思想方面大都有着积极而重大的影响。
摘得一部分 希望对你有帮助

❷ 论唐朝法制的指导思想

（一）“德本刑用”，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二）强调法律宽简、稳定、划一，以利于执行和遵守。（三）严明法制，一断以律。

❸ 唐朝初统治阶级的主要法律思想有哪些

唐初的立法指导思想： ●唐初的立法指导思想：唐太宗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他又提出了“安 人宁国”的治国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治国方针，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主要表现为：
一、奉行“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
二、在立法上采取约法省刑。
三、注意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唐朝的立法概况
1． 《武德律》 --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 12 篇 500 条

2． 《贞观律》--唐太宗李世民命长孙无忌等人在《武德律》基础上修定而成，仍为 12 篇 500 条，以隋开皇律 令为蓝本作了较大改动，奠定了唐律的基本风貌。
3． 《永徽律疏》--唐高宗永徽年间，以《贞观律》 为基础 编纂出《永徽律》共 12 篇 500 条。此后又对 500 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注释，称作疏议。律与疏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后人将律疏附于每条律文之后，合在一起称为《唐律疏议》 《唐六典》。
4． 唐玄宗开元年间制定，
内容涉及国家机关的组织与职掌， 是中国封建时代最早的一部综合性行政法典。 《大 5．
中刑律统类》--唐宣宗时张戣（kuí）编定。所谓刑律统类即将同一性质的律、令、格、式混合编在一起的法 典形式。

●唐朝的法律形式

1．律--是“正刑定罪”的刑法典。违反令、格、式法律形式，要以律论罪定刑。
2．令--是关
于国家体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规。
3．格--是国家机关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据以办事的行政法规。
4．式--是国家 机关的公文程式。

唐律的刑法原则： ；
●唐律的刑法原则：划分公罪和私罪；自首减免刑罚；共犯区分首从；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合并论罪） 累犯加重；同居相隐；比况类推；老小废疾减免刑罚；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同罪异罚；区分故意和过失。

．唐律的主要特点
（1）规范详备、科条简要
（2）中典治国、用刑持平
（3）诸法合体、以刑为主
（4）依礼 制刑、礼法合一
唐律坚持以礼为纲的指导思想；其法律条
文皆“一准乎礼”。 2．唐律的历史地位 ．唐律的历史地位（1）唐律是一部完备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在漫长的封建法制发展史中，处于承先
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 （2）唐律对东亚许多国家的封建立法也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唐律关于物权和债权的规定
1．关于物权--唐律严格保护所有人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之权，严格禁止
他人侵犯；规定物权取得的条件。2．关于债权--唐律规定了买卖、借贷、赁庸、寄托等债的关系；规定债务 担保制度。

●唐朝的司法制度 1
司法机关
（1）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刑部(中央最高司法机关)、御史台(中央最高监察 机关)。

（2）三司推事--重大案件，由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长官共同审理的制度。 （3）地方司法机关--行政 长官兼理司法。

2．诉讼制度
（1）管辖--根据犯罪发生区域、罪行轻重、被告身份，划分了各级审判机关的管辖权。
（2）起 诉--举劾、告发、告诉三种方式。
（3）审判--以原告诉状为准；采取“五听”的审判方式，同时也以众证定罪；
（4）执行--徒流刑应送配所，死刑的执行须奏报皇帝批准 。 3．监狱管理
4．监察机关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御史台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国家各级官吏是否遵守法律。其下设台院、殿院、 察院。台院和殿院的御史主要纠察中央及京城的各级官吏；察院御史则巡察州县，纠察地方官吏的违法失职 行为。

❹ 唐初的立法指导思想

唐代的立法指导思想
1．德主刑辅，礼法并用
2．立法要宽简
3．保持法律的稳定性
4．强调执法严明

❺ 隋唐时期法律思想的基本倾向是

A."德礼为本，刑罚为用"。《唐律疏议》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把法律的功效和礼义道德的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礼的精神完全溶化在法律条文中。礼法结合在《唐律疏议》中已达到了十分完备的程度，标志着中国古代礼治法律化的完成。
B.封建纲常的法律化。《唐律疏议》把"三纲"法律化、制度化。凡是反对"三纲"的，均被认为触犯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列为"十恶"大罪，是刑罚打击的重点。
C.维护等级特权的立法思想。《唐律疏议》把人们分为良人、贱民两大类，在皇帝以下分为贵族、官吏、平民、贱民几个等级。法律规定贵族、官吏有罪无刑；良人和贱民在政治、经济、诉讼、社会生活等方面”、“良贱异法"，等级地位各不相同；而且还规定贵族、官吏触犯国法时，制定了一整套关于"议、请、减、赎、官当"的法律措施。

❻ 为什么唐朝立法影响久远

唐朝作为一个繁荣强大的封建政权，能够创造出了如此辉煌的封建文明成果，其实是离不开完善的封建法律体系的保障的，所以《唐律》对于唐朝的发展与强盛有着重要意义。

❼ 唐朝法律思想根源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封建史上较有作为的皇帝，在他统治时期，朝廷人才济济，形成一个较为开明的统治集团。唐初统治集团的法律思想基本继承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并有所发展。其在立法、司法活动中表现如下：
（1）以“安人宁国”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
以李世民为首的统治集团认为，隋亡的主要原因在于统治者过于贪婪，人民负担过重。他们“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在制定政策时以“安人宁国”为指导，施行“无为”政治。魏征以为“以为而治，德之上也”。李世民既推崇儒学，将尧舜之道、孔孟之书作为为政掼，又吸收了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及法家的某些思想。在“安人宁国”方针指导下，唐初法律思想具有礼法融合，德主刑辅，立法宽简，执法严明等特点。
（2）立法公平，务求宽简
李世民君臣认为，要安邦治国，必须重视立法，而立法应以礼为指导，以“宽简”为核心。这主要表现于以下几点：其一，既制礼，又立刑。唐初统治者认为，治国必须礼法兼用，“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李世民强调礼法统一，主张失礼则入刑，不忠、不孝皆为犯罪行为，《贞观律》条款处处体现了礼刑结合的思想，它为永徽时律疏奠定了基础。其二，立法必须公平。唐初统治者认为，法是国家的权衡，人君立法应“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魏征言：“圣人之于法也，公矣。”唐初统治者所说的“公”，当然是指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言。为了能保护地主阶级的整体、长远利益，唐初统治集团主张立法要从公而弃私，不能以这个人好恶代替法律。其三，立法须稳定，“不可数变”。李世民君臣认为，法律固然应随时代不同而有所改变，但却不可多变，法律多变害处甚多，官吏不能尽记，前后条文牾，民不知所避，失掉权威而难以实行。其四，“国家法令，惟须简约”。在强调立法公平、法律稳定的同时，唐初统治者格外强调律文的简约，认为只有简约，才能使律文前后一致，公平合理。贞观年修律，便“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贯彻了这一原则。
（3）慎狱恤刑，务求其“实”
为贯彻正统法律思想“德主刑辅”的主张，李世民统治集团不仅在立法上强调变简，执法上也强调慎狱恤刑，务求其实。其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慎狱恤刑。李世民认为，官吏多以入人之罪为能，利在杀人，因此造成冤狱。他明令，司法官员须慎刑慎杀，依法断罪，或重或轻，均依定制。其二，创立九卿议刑制度。唐初统治者对待死刑十分慎重，“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其三，完善死刑审批程序。唐太宗将死刑三复奏变为“五复奏”，京城中两天内复奏五次，给皇帝以充分的时间考虑生杀予夺，有效地避免了冤案。其四，反对严讯，务求其实。李世民君臣以隋严讯逼供为戒，强调审讯中要注重事实，并规定了“不严讯，不旁求，不贵多端”的原则，以防止滥刑滥罚。
（4）明正赏罚，一断于律
唐太宗赞扬诸葛亮罚不避亲，赏不遗仇，要求官吏审狱断案“一断以律”。他自己还带头守法，在司法判决与自己的敕令有所违背时，克已从法，使司法人员敢于维护法律，犯颜直谏。（5）纳谏与执法相结合唐太宗从谏如流，当其敕令与律相矛盾时，他往往能接受司法机构的观谏，忍个人小忿，而存法律大信。因此，皇权对司法的干涉相对减少，使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在司法活动中得以充分体现。}
综上所述，李世民及其统治集团在总结了历代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更为严密、更能适应社会发展和巩固统治的法制思想。他们在"公平"的基础上，依法办事、严格执法，出现了中国社会罕见的、为人称道的"法治"局面。

❽ 唐初的立法思想包括哪些

唐初的统治者认真地总结并吸取了暴政亡隋的历史教训，得出了封建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在于人心向背，提出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道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又提出了“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其基本要点就是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缓和阶级矛盾，保证老百姓在丧乱之后得到休养生息，重建家园。

为了贯彻“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唐初的统治者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里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以外，还积极地修订法律，改革法律制度。从《唐律疏议》及唐初所制定的一系列律、令、格、式来看，唐初统治集团立法的指导思想有以下几点：

（一）奉行礼刑并用、德主刑辅的思想

礼刑并用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经过两汉的充实和发展，至唐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立法和司法中贯彻礼刑并用、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

唐初在如何确定治国方略时，曾在李世民主持下进行过激烈的辨论，以封德彝为首的一些人主张“以威刑肃天下”，以魏征为首的一些人则主张以仁义治天下，魏征等人认为“仁义，礼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李世民基本上采纳了魏征的意见，因为他看到隋文帝“不说儒术，专任刑名”，常因小过定以重罪的流弊，特别是隋炀帝“益肆淫刑”，召致“败亡亦促”的悲剧。他用许多笔墨论证礼与法的本、用关系，以及二者的统一性，主张以德治为本，并不意味着放弃刑法。

这样，唐初综合了汉以来运用礼、刑进行统治的经验，并以最高执政者——皇帝的权威身份，宣传德礼与刑罚不是对立的，不能割裂二者的统一关系，这对当时的立法与司法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原属于礼的规范，被赋予法的形式。从汉初以来流行七百年的“春秋决狱”，也由于唐律完满地体现了礼与刑的结合而终于被废止。以继承李世民遗训著称的高宗李治，在他执政以后制订的《永微律疏》中便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正法宽简稳定，保持法律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早在高祖李渊时，就以“务在宽简，取便于时”作为立法指导思想。及至太宗即位以后，明确提出：“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缓”。他又对大臣们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重人罪即重条。数受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互文”。宽与简，是唐初立法的一个重要思想。贞观修律时，基本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贞观律及其后的永微律，都是秦汉以来封建专制时代刑罚较为宽简的法典。

唐初的统冶者不仅要求法律简约易见，还强调保持稳定，变更法律一定要“详慎而行之”，否则宽简之法也将流于苛烦。唐太宗对大臣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而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因此“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是不轻易地制定法令，立法时要慎重；二是一旦立了法就要坚决执行，不轻易改变和废止法令。太宗时自房玄龄等修定律、令、格、式以后，一直没有大变动。高宗永微年间修定律疏，对贞观律的律文本身，也没有作较大的改动，主要是撰修了一个解释律文的疏议，对《贞观律》有一字的修改，都要在《疏议》中郑重声明，可见唐朝的后代君主非常注意遵守祖制，决不轻易改变前代君主所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法律。甚至直到唐末，“而高祖、太宗之法，仅守而存”。所以唐代的法律制度，除了武则大执政与安史之乱遭到两次较大的破坏以外，基本上保持了连续性与稳定性。

（三）在法律适用上，强调执法审慎

法律适用是国家实现法律调整的一个重要的、也是最后的环节，法律适用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整个法制。因此，唐初统治者强调审判案件、执行法律的严肃慎重。唐初不仅制定了十分完备的唐律及其他一些律令格式，而且法律执行情况也是较好的。

这种思想贯彻到法律规定中，就是对于重刑与死刑案件，唐初法律规定了严格的复核制度。死刑案件须经过九对会审，并且还要经“三复奏”、“五复奏”才能执行。史书说：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几致刑措”，反映了唐初在法制上取得的成就。

唐初从执法审慎的思想出发，要求司法官重视证据，对于证据不足者，不得轻易判决。执法审慎还表现为严惩官吏贪赃枉法，唐太宗尤其“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由是官吏多自清谨”。既有较好的法治，又有较好的吏治，这就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高度发展，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呈现出繁荣昌盛的盛世局面。

❾ 如何理解唐代德本邢用的立法思想

唐代的立法指导思想大致有以下几点：
(1)以礼为本，以刑为用
李世民对治国方略问题曾主持大臣们进行议论。以封德彝为首的一些人主张“以威刑肃天下”，而以魏征为首的一些人主张以仁义治天下。两派争论十分激烈。李世民基本上同意和采用了魏征的意见，以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的法律思想去从事立法。李世民综合两汉以来运用礼刑进行统治的经验，宣布德礼与刑罚不是对立的，二者可以统一起来，这对当时立法与司法都有极大影响。在《贞观律》中把原来属于礼的规范，被赋予法的形式。《唐律疏议》的序言中说，它的全部内容“一准于礼”，“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也就是说，德与礼是刑罚的前提，而刑罚只不过是德与礼的辅助工具。
(2)明法慎刑
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在立法过程中强调法制是国家的政本，“安民立政，莫此为先”。他主张立法简约宽平，以仁义治天下，法律不但应当由繁而简，而且应当去重从轻，特别是对于死刑与肉刑的运用，更要持审慎的态度。因此，他在立法上删去了许多死刑条款，在司法上从死刑判决到复核都规定了严格的程序，采取严肃慎重的态度。他首创封建法制史上“九卿议刑”制，即大辟罪(死罪)要由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同议论后才判决。他认为对死刑三复奏即死刑执行前应向皇帝请示三次的规定还不够，应改为“五复奏”。还规定即使依法应处死刑，但情有可原的，仍有获得从宽免死的机会。这些都反映出唐太宗力求恤刑慎杀的思想。
(3)立法宽简稳定
唐高祖李渊时便强调立法要宽简，使老百姓都能知晓，才好遵守执行。唐太宗继续强调这一点。他说，立法要简约，不可以一罪有数条规定，格式多，执法官不能都记住，容易产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这样会造成很多弊端。在他主持下制订的《贞观律》比过去的法律宽简得多，改死刑为流刑的有92条，改流刑为徒刑的有71条，删去“兄弟连坐俱死”的规定。《旧唐书·刑法志》中说：“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唐高宗制订《永徽律》时，继续贯彻上述立法思想。李世民不仅要求法律简明，而且还要求保持稳定，修改变更法律一定要审慎而行。他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唐初几十年，保持法律相对稳定，这对促进经济发展，维持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法律的权威是非常重要的。

❿ 唐朝的立法与行政是怎样的

能否依法行政，是现代社会中人们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文明的重要标志。其实，在古代社会中，能否依法行政，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文明发展的关键。隋唐封建社会的文明昌盛，尤其是“盛唐气象”的形成。就与当时的统治者重视法制建设，注意宽猛相济，妥善处理礼法关系，君臣带头守法，以及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有很大的关系。

隋唐时期的法制建设，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中华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法系之一，而唐律，被称为“中华法系”的代表。这一时期，无论是立法形式、法律内容及司法实践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以垂鉴后世的东西。

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比较重视立法工作。并注意总结借鉴前代的立法经验与技术，使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达到空前完备的程度。

早在隋唐之前的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都有过不少大的立法活动，并前后继承革新，南北融合，一脉相承，为隋唐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可资借鉴的良好基础。

隋唐的统治者，对立法工作比较重视。其中以修律为主的大的立法活动，进行过多次。如隋朝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刚一即位，就命大臣高颎等总结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立法经验，修定新律，强调要“取适于时”，贯彻宽简原则，删除前代残酷的刑罚。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审阅刑部的奏报时，发现律文还是太严密，又命苏威、牛弘等大臣更定新律，这就是垂范后世的《开皇律》。《开皇律》在篇章体例上继承了《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色。到了炀帝即位时，由于在实际贯彻中已经出现法制混乱、刑罚滥酷的情况，为了标榜宽刑，又命牛弘等人更修新律，于大业三年（607年）颁行，即为《大业律》，基本上是《北魏律》的复旧，在立法技术上逊于《开皇律》。

唐朝的法律基本承袭隋朝的《开皇律》。同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不断加以调整完善。大的立法活动，至少有10多次。其中前期的立法活动，以修律为主，兼及其他法律形式；后期的立法活动，以编敕（皇帝下达的诏敕）和刑律统类（类似法律汇编）为主。

隋唐时期的法律形式，以律为主，同时还有令、格、式等。对于律、令、格、式的解释，史籍所载还不完全一致，综合各种解释，可以作一个大概的界定。①律。律是关于定罪量刑的法规，但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仅限于刑事方面。从唐初法制的指导思想及唐律的规定来看，律在4种法律形式中最为稳定，地位也最高。②令。令是关于国家各种制度的法规，几乎包括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制度，如均田制、赋役制等，都由令规定。③格。格是皇帝对国家机关分别颁行的，以及因人因事随时发布的敕，经过整理汇编的法规，故又称敕格。如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删定武德年间以来的敕格，定留700条，以尚书省诸司为篇名，其中有关诸司日常公务、留在司内施行的称为“留司格”；唐高宗永徽年间特颁发州县实施的称“散颁格”。④式。式是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其篇目比令更为繁多。国家的一切公务，都须依据令、格、式的规定进行。违背令、格、式以及其他犯罪行为，一律按“律”的规定断罪量刑。因此，这4种法律形式构成唐前期的立法的整体，以此处理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问题，是封建法制协调发展的反映。

除了律、令、格、式外，皇帝的制敕，在唐代法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唐律《断狱》篇规定，“制敕”断罪，是“临时处分”，必须经汇编后确定为格的，才能引为断罪的正常依据，否则要负刑责。但是，制敕既能临时处分断罪问题，便是这一原则的例外。事实上，制敕对一切问题都可随时专断，这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制敕虽未被定为一种法律形式，但其法律效力却高于其他任何法律形式。

还需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还有一部《唐六典》。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亲自书写六条：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大臣以《周官》为指导和模式，加以制定。《周官》是《周礼》的原名，大概是后人编撰的周朝的官制，分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别主管治（唐玄宗写成“理”是为了避高宗李治的名讳）、教、礼、政、刑、事六个方面的政务。由于这种分类法相当繁杂与困难，所以承担此任务的大臣前后花了六七年时间，才于开元十六年（728年）完成。由于唐玄宗早已手书六条，故称《六典》。《唐六典》是系统地记载规定唐朝官制的政书，主要内容是关于国家机构的设置，人员编制、职责，以及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奖惩、俸禄、退休等方面的制度规定。有人考证后认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颁行，却又曾行用。说它不曾颁行，是指它制定后的200年问从未明诏颁行；说它又曾行用，是因为它是初唐百多年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经验的总结，其内容多见诸于中唐以前的史实，它是这一时期简化了的综合性的“史录”，在开元、天宝以后的长时期内，被唐人奉为不刊之典。

隋唐特别是唐朝法律的基本内容和特点，表明这一时期法制建设经验的成熟。因此，唐律不仅对后世，就是对当时周边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律（包括律、令、格、式等形式的法律），尤其是唐朝的法律，其主要内容，是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维护封建统治，巩固统治基础，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①巩固封建君主专制政权。这是唐律的首要内容。具体体现在各个方面的法律条文中。其中最直接的，就是严厉镇压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危及封建政权的犯罪；确保皇帝个人的绝对安全和尊严；确保皇帝独揽一切军国大权。②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如规定官员、贵族依法享有种种特权；严格划分良、贱，在婚姻、诉讼等方面加以严格区别等。③维护封建家庭的纲纪伦常。如确保尊长的权威；在婚姻关系中确保丈夫的优越地位；严惩亲属相奸等。④维护封建剥削的经济基础。如明确规定均田法和租庸调法；严惩脱户、漏口、相冒合户、私人道等行为，以保证国家控制充足的劳动力与纳税者。⑤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如要求官吏必须坚守岗位，依法办事，忠于职守；必须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行为；要求监临主司或监临主守这些握有实权的官吏，必须恪守礼法，办事必须实事求是，严禁悖礼、诈欺以及弄虚作假；严惩对军政事务的擅权、渎职行为。⑥保卫封建国家安全，惩治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行为。如强调封建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不受侵犯；维护社会的治安秩序，严惩强盗、窃盗，惩治斗殴、伤、杀，严惩放火、决堤，维护城市和市场管理秩序等。除此之外，在唐律中还对其他一切可能的犯罪行为，作了概括性规定，使违礼入律的所有行为，都无一能逃法网。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唐律的具体内容，就可发现，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一准乎礼”。唐律的首篇《名例》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里的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宽仁治天下”，要注意“以民为邦本”；礼，主要是指以封建纲常对臣民进行教化。德礼与刑罚相比较，前者是本，应为主；后者是用，应为辅。但德必须以礼为理论指导，并付诸实践。而以礼为准，赋予法的形式，或者说以礼入法，礼法结合，这个过程在汉朝便已开始，魏晋南北朝不断加以发展，日趋完善。唐律则是这种发展与完善的典型。比如，唐律总的精神就在于贯彻封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无论是《名例》篇还是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被认为是极其严重的十恶大罪，惩罚的都是直接危害封建“三纲”的行为。再如，唐律律条中，不少本来就是礼的内容，直接以礼入律。“八议”（议亲、故、贤、能、勋、贵、勤、宾）、“三赦”（幼弱、老耄、憨愚者犯罪可宽容）、“同居相为隐”（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等），这些原则本来就是封建礼教的内容，在唐律中就是法的规定。依据礼的精神而制定的其他律文，更是随处可见。又如，唐律借助《疏议》引用儒家经典，充分阐发封建礼教的“义理”，而《疏议》具有与律条同等的效力，使礼教广泛渗透并指导律条的运用。正因为礼与律如此密不可分，才使得两汉以来，历久不衰的引经决狱成为多余，从而宣告终结。这也说明了唐朝封建法制的成熟。

其次，是宽简、划一、持平。宽是宽大，简是简约。宽大主要指立法内容方面，基本要求是尽量轻刑，尽可能使人不致陷入犯罪，或犯罪后得到较轻处理；简约主要指立法形式要简明，尽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内容，也使司法官便于掌握。划一，是要求法律条文精神要前后一致，该重则重，该轻则轻，不能法令不一，前后矛盾，使官民都有空子可钻。持平，就是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规定不偏颇，比较适中，这在唐律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加减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再次，是法律保持相对稳定。唐玄宗曾说：“法令不能经常变，经常变就烦琐，官吏记不住，又前后矛盾，执法之吏就会钻空子，营私舞弊。”这一思想在唐前期基本得到贯彻。唐初由房玄龄等人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终唐太宗在位之世，都无变更。当然，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对某些不合时宜的内容进行修改，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法律一般按严格的程序进行，否则，要算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惩处。尚书省审议修改法律，须召集七品以上京官进行讨论，作出决议，奏报皇帝裁定。

还有，是立法技术空前完善。一部法典的立法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唐律是在初唐封建统治秩序相对稳定，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制定的。它充分运用前代王朝的立法经验，吸取过去的律学研究成果，以名例篇为纲，其余11篇为目，篇章结构井然有序，将人们各个方面不利于封建统治的种种行为，甚至是设想可能的行为，尽量纳入。正如《名例》篇首疏议所说，唐律做到了“章程靡（无）失，鸿（大）纤（小）备举”，而律文只有502条，的确“简约”。《名例》篇与其他各篇之间的律条相互呼应，纲举目张，在同一篇中的各条之间，以及同一条中的各项之间，彼此关照。全部律条紧密相扣，可说是“滴水不漏”。至于律条的文字简要，概念明确，用语确切，逻辑严谨，疏议的理论深度和文字功夫等，在中国古代法典中，无疑是空前的。后世的封建立法，有些地方有所改进，有些则一直未能企及。

古代山水正因为唐律是集历代封建法典之大成，且有以上特点，故对于后世的封建法制有极大的影响，并且及于东亚邻国。

唐之后的五代时期，受唐律影响比较显著的法律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数与篇目同《唐律》完全一致。宋朝唯一的律《宋刑统》，几乎是唐律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唐律疏议》，只是将每篇律条分为若干门，在律条后附有关的敕、令、格、式，以及“起请条”，对刑制有所改革而已。元朝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引用唐律作为依据。明朝洪武初年制定的《明律》，篇目与唐律一样，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修明律，才改为30门，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仍以《名例律》为第一。《清律》采取明律的体例，但内容及原则基本因袭唐律。

唐律对东亚邻国的法律也深有影响。在日本，有信史可考的《大宝律令》，有律文6卷，其中有11篇的名目与次序，一如《唐律》，律文内容也多相似。在朝鲜，当时的典章制度，大抵都仿照唐朝法律。此外，在越南和西域诸国的古代法典中，也可寻出与唐律的源流关系。所以，如果说《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是西方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典，那么，唐律至少在东亚邻国的封建法典中具有典型意义，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当然，唐律对于东亚邻国封建法典的深远影响，是唐朝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对这些国家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具体方面和必然的结果。

在司法方面，对司法机构、诉讼制度、审判制度以及监狱管理等方面，都有比较明确、严格的规定。隋唐比较开明的君臣，也都注意审慎用刑，赏罚分明，不徇私情。同时，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至滥用刑罚的情况。这些，从正、反两方面对当时社会发生着影响。

司法制度与执法的实际情况，是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隋唐司法制度总的说来是健全的；在法律的具体实施中，则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良的时候。

隋唐时期的司法机构，中央以大理寺、刑部为司法机关，御史台也参与司法工作。大理寺是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对徒、流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对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审之权，死罪的判决须皇帝批准。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复核大理寺及州、县必须上报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审核中，如有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驳令原审机关重审，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审。御史台只是中央监察机关，在司法方面主要是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遇有重大疑案，也参与审判或受理有关行政诉讼的案件。唐时，对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长官会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必要时，皇帝还命令刑部会同中书、门下二省集议，以示慎重。较次的案件，或各地发生的不便解送京师的大案，则派三司中的副职及其下属前去审理，称“小三司”。唐朝地方司法，由州（郡）、县行政机关兼理，但属吏较前增多。州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受理刑事案件；设司户参军，受理民事案件。县设司法佐、史等，协助县令处理民、刑案件。县以下乡官、里正、坊正、村正等，对有关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调解或裁判权，不服者可上诉至县重审，刑事案件则直接由县审判。

诉讼制度比较严格。唐律规定，告诉必须由下而上，从县、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诉，一般不许越级上诉，否则，要处罚。司法机关应受理而不受理者，也要处罚。有严重冤案被压抑不能正常申诉者，可以向皇帝直诉，但有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为了防止滥诉和严惩诬告，规定告诉必须注明年月，指陈事实，不能称疑（即自己不能确定是否实有其事），与事实不符，匿名告人，都有罪，诬告者则要反坐。对谋反、谋大逆、谋叛罪，任何人都必须揭举告发。对有些犯罪，则根据情况，有一些限制，有时告了反而获罪，主要是为了贯彻“亲亲得相为隐”、“卑为尊隐”、“奴为主隐”等礼教纲常。

审判制度比较严密。唐律规定，司法官在审讯时，必须首先弄清案件，仔细考察被讯对象的言辞、表情和陈述的理由，反复进行比较、考核、验证，了解有关事实。如果事实仍然不够明确，不能判断，而必须拷讯者，应立案，与有关人员共同拷讯，否则，要受惩处。罪状、证据已经明确，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据事实进行判决。在定罪量刑时，既不许“人人罪”，即把无罪断成有罪，轻罪断成重罪；也不许“出人罪”，即把有罪判成无罪，重罪判为轻罪。否则，也有相应的惩罚。司法官断罪时必须严格依据律、令、格、式的正文，对于皇帝临时就某人某事而发布的“敕”，凡是未经编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为“后比”，如果任意引用出了差错，也要负相应的责任。为了防止司法官因亲仇而故意出、人人罪，规定了相应的回避制度。对于司法中的“拷讯”，也有严格限制，如拷囚不得过3次。总数不得过杖200，拷满200仍不招认者，取保暂放；依法应享有议、请、减者，均不得拷讯。孕妇犯罪应拷讯者，须等产后百日再拷，违者分别处徒、杖刑罚。案件审理完毕，凡是判处徒刑以上的人犯，应对囚犯本人及其家属宣告判决的具体罪名，允许其“服辩”，即申诉对判决的意见。如果不服，应认真进行复审。对死刑罪犯，更为慎重，其判决必须奏报皇帝，定罪执行死刑前，还要3次或5次奏报，得到皇帝的许可，才可执行。妇女犯死罪而怀孕者，须待其产后百日方能执行。

监狱的设置和管理，也比较完善。中央设有大理寺狱，关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师，有京兆府和河南狱，关押京都地区的罪犯；在地方，各州、县都设有监狱，囚禁当地犯人。各监狱均设有专职的掌狱官，负责监狱管理。同时，对在押人犯应如何监禁，应上何种刑具，均有详细的规定。

从具体的司法实践看，隋唐时期比较开明的君臣，都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办事，维护法律的统一、公正，赏罚分明，不徇私亲。如隋文帝开皇前期就是如此。唐太宗则更是以此作为治国安天下的一项基本原则，他尤其强调执法要审慎，不肯轻易给人下结论，死刑三复奏、五复奏，就是由他提出并订入刑律中的。隋文帝、唐太宗及其他一些帝王也常常亲录囚徒，一旦发现冤滥，即刻昭雪。对于亲贵犯法之人，也能做到依法惩处，不肯以私情坏公法。在君主以身作则的带动下，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受到赞誉的循吏、良吏，如高颎、狄仁杰等，都能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执法不阿权贵，同时注意防止严刑滥罚，平反冤假错案。这些都对当时的法制建设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安宁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封建盛世在这一时期出现，与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但是，这一时期的某些君臣，在某些时候，又因各种因素所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赏罚不公，甚至随意变更法律，实行酷吏统治。如隋文帝末年，以及隋炀帝时期，往往将法律撇在一边。任意定罪论刑，滥加赏罚，以致“以残暴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使当时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从而加速了隋朝的灭亡。唐朝的有些时期也有严重破坏司法制度的行为，如武则天当政时，为了防止李唐宗室反抗，任用来俊臣、周兴等酷吏，滥刑滥杀，造成无数冤假错案，严重威胁到统治集团的安危，也给百姓带来灾难。到了唐后期，由于藩镇割据，各自为政，他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任情刑杀，中央根本无力过问。宦官擅权，朋党之争，诬陷人罪，法外施刑，乃至大开杀戒，也成为常事。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着唐王朝的衰亡。

隋唐法制史中，有许多可以垂鉴于后世的东西，如重视法制建设，注意宽猛相济，处理礼法关系，君臣带头守法以及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等，都不乏现实意义。

重视法制建设，是国家安定、富强的必要条件。现代社会中的一些人，往往以为在古代社会，包括封建社会，是根本没有什么法制的，全凭帝王一人独断，兴盛衰亡，全在帝王一人贤明与否。其实不然，只要翻开几千年中国史，稍作仔细一点的研究，就不难得出结论，帝王的贤明与否固然重要，但封建法制的建设状况，也与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秦的发家，靠的是商鞅变法，以及改法为律，健全法制，商鞅个人虽死，但秦法未败。汉代的兴盛时期也是与法制建设的良好时期相一致的。与之相反，凡是衰弱乃至衰亡的王朝，或者王朝的某个时期的衰弱，又都是与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坏有关，而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坏，又必然引起或加剧王朝的衰弱或衰亡。隋唐王朝的统治者，尤其是开国的和开明的统治者，对此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作为封建帝王，他们当然迷信个人在历史上的扭转乾坤的作用；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人民力量的厉害，意识到协调规范各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重要，而法律，正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它可以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愿望和目的，自然有利于统治阶级；作为国家意志，它又是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协调各种关系的权威力量。正因为如此，总的来说，隋唐时期的统治者，较此前历史上其他王朝的统治者，更为自觉地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这在这一时期重大的立法活动，法律形式的空前完备，以及法律内容、原则的丰富与贴近实际需要之中，都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而这一时期社会的空前繁荣发展，自然与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的保障作用分不开。

注意宽猛相济，是中国古代的一条基本治国方法，也是法制建设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所谓宽，就是指政平刑轻；所谓猛，就是指政陡刑重。宽猛相济，是指要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该轻时用轻刑，该重时用重刑，交替使用，互为补充。当年诸葛亮治蜀，用的是以猛济宽。因为在他之前的蜀国，是刑网疏阔，政令废弛，人们不知道害怕刑罚，需要用重典治理，而且10年不赦一人，终于使蜀国得到大治。而隋唐王朝，在各自建国之前，接收的都是刑网严酷、民不聊生的政权底子，所以应该以宽济猛。故隋朝的立法，本意和内容都是禁网疏阔，刑罚轻减，果然收到显著成效。而隋末刑制大坏，其严酷程度几乎令人不敢相信，故到了唐高祖初起兵后，一切废除，只是约法12条。建唐以后制定律令，也依照刑网疏阔的《开皇律》为蓝本，直到《贞观律》、《永徽律》以至《开元律》，基本贯彻了这一宗旨。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趋于适中，以更好地适应治国安邦，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文化的需要。到唐后期分裂割据，地方割据势力滥用刑罚，必然又激起民变，加深了社会动乱的程度。

妥善处理礼与法的关系，是隋唐法制建设中最有特色的一条经验。礼与法的关系，同样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治理国家时非常重视，又一直难以处理好的一个问题。这与古代儒家和法家不同的治国主张的影响也有关系。西汉武帝以前，似乎法家及主张以法为主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占上风，这有成功的范例，也有惨痛的教训，秦朝的兴与亡，同时证明了这两条，到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在治国方略中渐占上风，与之相应，以“春秋决狱”（即以儒家经典定罪量刑）为方式的礼、法结合的实践也开始进行。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礼与法都在不断地摩擦、碰撞之中渐趋统一。到了隋唐，特别是唐朝，则基本完成了这一结合的过程，故出现了“一准乎礼”的唐律。所谓“一准乎礼”，不是说全部礼教都直接成了法律条文，而是说法律条文中渗透了礼教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这样的结合与统一，当然对统治阶级治国安邦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对社会的文明进步，也是有利的，当然有时也有害。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唐律到底是宽还是严？有人说宽，因为它的确比前代的刑罚有明显的轻减；有人说严，因为它把本来只是违礼的言行，变成了违法的言行，把本来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行，变成了要受法律制裁的言行。这两说，当然都有道理，但又都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综合起来看，唐律的确是宽严适中，当然这里有个立场问题，评价的标准问题。我们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历史问题。唐律的实践效应，也证明了它在那个时代，是宽严适中的，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不然的话，它不会对后世及东亚邻国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

君臣带头守法，是唐朝法制建设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这里指的君臣，并不是所有君臣，或君臣的所有言行。但相对前代而言，唐朝守法的君臣要多一些。在封建社会，君是至高无上的，法律的兴废，人臣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一言之中。我们常讲封建社会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好像这里包括了一切人，其实仔细品味一下，这里没有包括皇帝。皇帝在任何时候都是例外的，他是集立法权、司法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在这种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本人的素质如何，他对待法律的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法制建设的成败。隋唐时期法制建设卓有成效，首先与皇帝注意带头守法执法有直接关系。这里面有许多可以使人信服的事例，在古籍中多有记载。法制破坏严重之时，与皇帝本身的不守法有很大关系，这同样也有许多事例。而皇帝之下的众多臣子，对待法律的态度也很重要。有一支良好的执法队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法律的正确贯彻实施，有时，还可阻遏帝王的一些违法行为。开皇时期、贞观时期、开元时期，就是因为皇帝本人注意带头守法，臣子中又多是依法办事之人，才使得朝政清明，国家复兴、兴盛和中兴。否则，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不会自然生出良好的成果来。这涉及到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即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在这一对关系中，起始和最终起作用的，还是人，不是法。因为法由人定，法由人来执行。只有到了人人自觉守法成为习惯之时，才可以做到法治优于人治或决定人治。这是一个运动的过程，不能只截下一段来加以论证。

维护法律的统一和稳定，也是隋唐法制过程中一条成功的经验，其中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个道理很明白简单，法不统一，人心不服；法不稳定，人难适存。因此，隋文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及其他一些开明的君臣也好，都经常强调这一条。当然强调统一与稳定，不是不要调整与变革，只要实际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加以变通或变革时，就应该变通或变革，但这同样要依法定程序进行，否则，就会引起混乱。随意变更，朝三暮四，是历代包括当代法制建设的大忌，切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