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立法

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成就

曹魏律 它是三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立法成就，又名《新律》、《魏律》。它与汉律相比进行了较大的改革，表现在：删繁就简，增加篇目至18篇，扩充了法典的内容，突出了国家基本法典的主导地位；将《法经》的“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突出法典总则的性质和地位；八议入律，使礼律进一步融合；改革刑罚，使刑罚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它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封建法典的制定在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2晋律泰始三年，晋武帝诏颁《晋律》，又称《泰始律》。主要成就在于：新增《法例》篇目，丰富总则的内容；精简律令章句，以“刑宽禁简”著称；再度改革刑制，使刑罚相对宽缓；增加律注，与法典本文合为一体，为法典的适用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因这部法典又经两位律学家张斐、杜预作注释，律文与注文合在一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因而又名《张杜律》。它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一部曾通行全国的成文法典，对后世影响深远。3北齐律代表当时最高水准的封建法典。特点：12篇的法典体例；首创《名例律》的法典篇目；确立重罪十条；确立死、流、徒、杖、鞭五刑，为隋唐封建制五刑体系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它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在中国封建法典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隋唐时期立法尤具影响。当然也有麟趾格，大统式。南北朝时期是法制转变的一个时期 首先是旧五刑向新五刑变化的一个时代
http://..com/question/40007947.html

㈡ 简述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主要立法成就

八议、官当、服制定罪、重罪十条，《名例律》，《北魏律》

㈢ 三国两晋南北朝主要立法活动

指导政治社会改革总是困难的，尤其是当改革牵涉到统治者本身利益时，其难度及危险更是足以吓退大多数改革者。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北魏孝文帝改革确实是历史上罕见的事例。

㈣ 三国两晋南北朝立法成就

曹魏：《新律》
1、篇章体例的调整：18篇；刑名
2、“八议”制度入律
3、改革刑罚体系
西晋的《泰始律》

1、篇章体例：20篇；改具律为《刑名》、《法例》二篇
2、严格区分律与令 “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颁布《晋令》四十篇，《晋故事》三十卷
3、律文以外，附有《杂律解》、《律解》，共颁于天下；“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
4、立法宗旨“除其苛秽”，“存其清约”，律文简要得体
5、内容上“以礼入律”，“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南朝：多袭用晋律 南陈律创制“官当”（晋律中就有“除名比三岁刑”的规定；陈律规定：“五岁四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并居作；其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一年赎；若公坐过误，罚金；其二岁刑，有官者，赎论；一岁刑，无官亦赎论。”）

北朝：立法频繁，多有创新
北魏：《北魏律》20篇 首创“存留养亲”制(“诸犯死，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

东魏：《麟趾格》改科为格 西魏：《大统式》

北齐的《北齐律》
1、篇章体例：科条简要，结构合理
12篇；合《刑名》、《法例》为《名例》
2、律令权式并行的法律体系
3、鞭、杖、徒、流、死的五等刑制 ；废宫刑
4、创制“重罪十条”（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
八议、官当等制度被确定下来

㈤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立法概况是什么

南朝在封建法制建设上甚少建树，而北朝各国都比较注意封建法律的修订，其中北魏律和北齐律影响最大。

公元386年，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推行封建化的政策，其中包括学习汉族地主阶级实行封建法治的经验，以改变其“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的落后状况，这是北魏统治者重视封建立法的根本原因。北魏律几经修改，至孝文帝太和年间形成最后的规模。北魏律共二十篇，篇目可考有十五篇：刑名、法例、宫卫、违制、户律、厩牧、擅兴、贼律、盗律、斗律、系讯、诈伪、杂律、捕广、断狱。先后参加魏律编撰工作的汉律学家多达数十人，其中许多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北魏律的制定除吸收魏晋律的长处外最突出的就是进一步“纳扎人法”，把更多的儒家规范纳入法典之中，使得北魏律在儒家化过程中更进了一步。

公元550年，北齐建立。武帝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完成了《北齐律》的制定，这是一部在中国封建法制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封建法典，北齐律共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其实际主持者是擅长律学的渤海封氏，并有数十名儒生的参议，经过长达十五年的精心研讨，才制成北齐律。这项规模宏大的立法活动，不仅全面总结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立法经验，而且富于创新精神，撰律者“校正古今，所增损十有八九”。北齐律的篇且是：名例、禁卫、户婚、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原牧、杂律。

北齐律基本上确定了中国后世封建法典的体例与规模。一方面，北齐律把晋律，北魏律中的刑名、法例二篇合为名用律一篇，仍置于律首，作为“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较举上下纲领”的统率全律的总则，正式确立了名例律作为封建法典总则与核心的地位。自此以后至明清各朝法典相沿不改。另一方面，北齐律的十二篇，虽经后世各朝稍加损益，但基本上保留了名例律统率十一篇分则的结构。

北齐律还首创“重罪十条”，隋、唐律在此基础上正式形成“十恶”制度，成为中国封建法典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另外，北齐律中奠定了封建制刑罚体系的基础，即杖、鞭、徒、流、死，在此基础上隋唐律正式形成了答、杖、徒、流、死的封建制五刑。

北齐律为中国封建法制的发展与完善作了突出贡献，它吸收了前朝立法和司法的成功经验，具有“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显著特点，是隋唐两代成熟完善的封建法律的直接蓝本。

㈥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刑事立法有了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什么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刑事立法有了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分别是八议入律官当入律确立重罪十条准五服以制罪 。

一 八议入律

中国封建刑律规定的对八种人犯罪必须交由皇帝裁决或依法减轻处罚的特权制度。

“八议”最早源于西周的八辟，在曹魏的《新律》中首次入律。

“八议”具体内容为

议亲，即皇亲国戚；

议故，即皇帝的故旧；

议贤，即德行修养高的人；

议能，即才能卓越的人；

议功，即功勋卓著的人；

议贵，即三品以上的官员和有一品爵位的人；

议勤，即勤谨辛劳的人；

议宾，即前朝国君的后裔被尊为国宾的；

唐朝法律规定，上述八种人犯了死罪时，司法机关不能直接审判，要先禀报皇帝，说明他们犯的罪行，以及应议的种类，然后请求大臣商议处罚方案，然后交皇帝决定批准，一般都能得到宽大处理。如果犯的是“流”罪以下，就不必再议，照惯例减一等处理。但如果犯了十恶重罪，享受八议的人也不能完全免罪，有的只是改变处死方式，有的则仍然流放。

“八议”特权

又称“八辟”，古代为庇护统治阶级成员的罪行，规定如议亲（皇亲国戚）、议能（有大才能者）、议功（对国家有大功者）等八种人，给予减免刑罚特权的特别审议。

自《唐律疏义》确立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的“八议”制度以来，一直到《大清律例》，“八议”之法便成为皇亲国戚、功贤故旧、贵族官僚等八议之人逃避和减轻封建法律制裁的护身符，八议之人犯罪可以堂而皇之、有法可依地享有“议、请、减、当、免”的特权。但是，随着专制统治的加强，到明清，特别是到了清代，“八议”之法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缩小，乃至载而不用，徒有虚名了。

二 官当入律

官当起源

官当起源于《晋律》中的“杂抵罪”，即用夺爵位、除名籍和免官来抵罪。在南朝的陈出现了正式的“官当”名称，所以一般认为这种制度是陈所确立的。《北魏律》首次将“官当”制度列入法典。官当直接为官员的特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如果犯的是公罪，还可以多当一年（参见“公罪与私罪”）。一般五品以上的官员犯罪后可以当徒二年，九品以上可以当徒一年，所以，犯公罪的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当三年。当然十恶重罪等危害封建国家社会秩序的罪刑是不适用的。

官当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官吏从来没有与平民在法律上有过平等。奴隶社会时期，官吏阶层垄断法律，强调“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法律只是用以统治的工具，官吏作为工具的运用者，不受法律的拘束和制裁。春秋战国以后，改法为律、统一法制，封建社会的官吏已不再能置身法律之外，但是，“刑无等级”、“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平等，只是阶级内部的平等。封建社会采用了议、请、减、赎、当、免等一系列措施，使官吏得以逃避追究或减免处罚。官当，是这种官吏法制特权的表现形式之一，它以允许官吏用官职爵位折抵惩罚为其内容。

官当主要运用在审判过程的量刑环节，此前的抓捕、审讯、定罪等环节，官吏可借助议、请等制度获得优待。实践操作中，无论公罪、私罪，官吏都可以以罚俸、降级、革职等方式抵刑。《汉书·惠帝纪》记载：上造以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皆耐为鬼薪白粲，去其官爵，而使不受刑。这是官当的早期记载。晋律规定：“免官者比三岁刑”。这是正式的以官抵刑的开始。《魏书·刑法志》记载：官品第五以上可以官阶当刑，免官三年以后许还仕，降原官阶一等。这说明官吏可以以官抵刑，而且在三年以后可以重返仕途，只不过比原官阶低一等而已。南朝陈律的规定很细，如果官吏应定五年或四年徒刑，可以以官抵二年刑，其余服役；若为三年刑，官当二年，余一年如为私罪可赎，若为公罪可交罚金；二年以下刑，可全以官当。官当时，每一爵级一般许允抵刑两年。

自隋开始，官当广泛采用，办法更为详尽复杂，官吏所得到的特权也更为丰厚，在唐宋时期达到顶峰。此间官当的标准大体是：犯私罪以官当徒一年；犯公罪当徒者，五品以上官当徒三年，九品以上官当徒二年；流罪亦可官当，三岁流刑比徒四年。官当不是永远剥夺官吏的政治生命，而只是暂时不为官。《唐律疏议·名例》和《宋刑统·名例律》都规定：以官当罪者期年后但降先品一等叙，除名者六载之后依出身法听叙，免官者三载之后降先品二等叙，免所居官者期年后降先品一等叙。叙官以后，与他官无异。在执行中，官当尽量设法保留犯官的官位，一人身兼多官，可以分别当罪，还可以用历任之官当之。《唐律疏汉》有记载：有二官者，例得先以职事官、散官及衙官中之最高者当之，次以勋官当之，一一折算，累加抵罪。《宋刑统》规定：若现任二官当罪之外尚有余罪，或当罪已尽，后又犯法者，并听以历任之官当之。官当而丧官之人，并不失去法律上的特权地位，在法律上仍比平民优越。《唐律疏议》和《宋刑统》均规定：官阶低微，不足以当其罪者，余罪收赎；官已当尽，未重叙之前，又犯罪者，听以赎论。官虽已尽，但因官而生的赎权仍在。

明、清在官当方面比唐宋明显收敛，官吏免刑的范围以笞杖轻罪为主，方式主要是罚俸，降级和除名。明律例规定：官吏应受笞杖刑者，笞四十以下附过还职，五十解见任别叙，杖六十降一等，七十降二等，八十降三等，九十降四等，俱解见任，流官于杂职内叙用，杂职于边远叙用，杖一百者始罢职不叙。若未入流品官及吏典有犯私罪笞四十者，附过各边职役，五十罢见役别叙，杖罪并罢职役不叙。《清律》规定：“凡内外大小文武官犯公罪，该笞者，一十罚俸一个月，二十、三十各递加一个月，四十、五十各递加三个月，该杖者，六十罚俸一年，七十降一级，八十降二级，九十降三级，俱留任，一百降四级调用”。又云：“凡进士、举人、贡、监、生员及一切有顶戴官，有犯笞杖轻罪，照例纳赎，罪止杖一百者，分别资参除名，所得杖罪，免其发落”。

官当的形成

官当现象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决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的，是历史文化的必然。它因儒家“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的等级观念而生，同时也为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宣扬和发展儒家等级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官当等官吏特权现象本身就是儒家文化的组成部分。

官当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礼法等级观念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礼和刑是古代中国法制的两大组成部分，它们所强调的就是人的贵贱尊卑的差等。《礼记》有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延有位，则民有所让。”《荀子》曰：“礼之生为贤人以下至于庶也。”礼之等级明显可辩。关于刑，荀悦有云：“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于刑乎？小人不忌刑，况于辱乎？”贾演曰：“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之辜不加其身，尊君之故也，此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官吏贵族纵有违法，不用刑制跃然可见。所以，荀子在《富国篇》论曰：“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这种礼法等级制度，正是官当现象出现的文化背景。进入春秋阶段以后，“礼崩乐坏”，法家崛起，主张法制，于是“法布于众”，“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官吏不能再置身于法外，但由于礼法观念的深远影响，法家“刑无等级”终不能实施，议请，当赎等作法自然而生。

官当是儒家思想影响法律的直接产物。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过程中，法家思想逐渐成长起来，并在中国历史上一度成为统治思想。秦朝重视法制并不等于重视法学，它严刑峻法、横征暴敛、滥用民力，实施高压专制统治，很快被西汉所取代。西汉王朝鉴于秦之的教训和经济凋敝的情况，首先采取了黄老思想，主张约法省刑，清静无为，以休养生息。但道家思想过于消极，不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到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开始确立起来。儒家思想就其渊源而言，可以上溯到殷、周“天命神权”和“礼治”，因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而试图修之而产生。但汉的儒家思想已远远超出了孔孟所主张的“礼治”、“仁治”、“德治”的范围，它经荀子的发展，已不再强调维护贵族世袭特权的旧礼，而是倡导适合封建地主阶级需要的、维护封建官僚等级制度的新礼。荀子曰：“隆礼至法则国有常”，“治之经，礼与刑”，儒家开始吸收法家的观点，主张“礼”、“法”并用，维护统治。到董仲舒时期，儒家思想已吸收了法、道、阴阳五行等多派思想，形成了完全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完整思想体系。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尊卑长幼之序”，宗法、皇权、纲常、忠义等等，无不打着等级特权的烙印。这种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影响法律。法为儒用，法必然是维护等级特权的法。董仲舒认为：“圣人之性”，“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中民之性”，“厚其德而见报简其刑”；“斗筲之性”，“民者，瞑也”，“发刑罚，以立其威”。人有差等，礼刑有别，用刑不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官当的出现是必然的。汉朝法制从立法到司法的儒家化，是官当出现的直接原因。

官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广为流传的主导型文化。在国际上，儒家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讲究等级特权，坐在等级特权顶峰的就是皇权。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官吏是天上的星宿下凡，他们是圣人，是立法者，司法者，即或有罪，也可以教化明理，而不必加于刑。这种观念本身就是儒学所倡导的。官吏受儒学蔽护，势必竭力鼓吹维护儒学，儒家文化自然久盛不衰。在这种相互作用中，逐渐形成了官僚吏制与儒家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议请、当赎、减免自当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

三 确立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始于北齐律（北朝），它是将危及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十条最严重的罪名，集中置于律首，以强调这十种犯罪是打击的主要对象。北齐律所规定的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隋唐直至明清封建法典所规定的十恶，就是在此基础上稍加损益而成的。

1、“重罪十条”是《北齐律》中规定的对十种最严重的犯罪予以严厉制裁的制度，在此之前，就已相继出现在秦汉的律令当中。北齐统治者在总结历代封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将统治阶级认为危害国家根本利益和统治秩序最严重的犯罪集中概括为十种，称为“重罪十条”，置于法典的首篇《名例律》中，作为封建法律重点打击的对象。

2、这十种犯罪是：“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

犯此十条者，不仅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而且不得适用“八议”和赎刑的有关规定。

3、从“重罪十条”的内容看，主要包含两大罪行：一类是严重危害皇帝的人身安全、个人尊严及威胁统治秩序的犯罪行为，另一类是严重违背封建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把这两类行为列为重罪予以严惩，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和封建的伦理道德、家族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秩序。

4、“重罪十条”自北齐确立以后，对后世封建立法影响极其深远。隋唐律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十恶”定制，并为宋元明清历代所承袭。

四 准五服以制罪

所谓“准五服以制罪”是指九族以内的亲属之间的相互侵害行为。“五服”制度是中国礼治中为死去的亲属服丧的制度。“五服”是指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服制罪原文是“准五服以制罪”，就是按照五服所表示的亲属关系远近及尊卑，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本质是维护家族的等级制。

晋制《晋律》时，第一次将礼中的“服制”列入律典中，作为定罪量刑的原则。“五服”，即以丧服为标志表示亲属间血缘亲疏及尊卑，共分五等，故称“五服”。

“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是：服制愈近，即血缘关系越亲，以尊犯卑者，处刑愈轻；相反，处刑愈重，服制愈远，即血缘关系疏远者，以尊犯卑，处刑相对加重；以卑犯尊，相对减轻。

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发展和传统立法的影响

班门弄斧仔下美元绕移

㈧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的儒家化在立法中的主要体现

就法律内容而言，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以“礼法合流”为主要特点，确定了一系列反映儒家伦理精神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从而基本完成了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为中华法系在隋唐时期的发展与最终成熟奠定了基础。

一、刑事方面
1 、“ 八议 ” 、 “ 官当 ” 入律与 “ 准五服以制罪
(1) “ 八议 ” 入律
所谓 “ 八议 ” ，是指八类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和减刑的规定，即 “ 议亲 ” 、 “ 议故 ” 、 “ 议贤 ” 、 “ 议能 ” 、 “ 议功 ” 、 “ 议贵 ” 、 “ 议勤 ” 、 “ 议宾 ” 。 这八类人指：皇帝宗室亲 戚(亲)，皇帝故旧(故)，德行卓著者(贤)，才能过人者(能)，有大功勋者(功)，高级官员贵 族(贵)，勤政突出者(勤)，前朝皇室及其后裔(宾)。 “ 八议 ” 入律不仅维护了封建等级制，而且使礼律进一步融洽。
(2) “ 官当 ” 入律
“ 官当 ” 即官员若犯徒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与爵位抵罪，又称 “ 以官当徒 ” ，源于《晋律 》中的 “ 杂抵罪 ” 。官当制确立于南陈，为官吏享有特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3) “ 准五服以制罪 ”
“ 准五服以制罪 ” 的原则是： 服制愈近，即血缘关系越亲，以尊犯卑者，处刑愈轻；相反，处刑愈重。服制愈远，即血缘 关系疏远者，以尊犯卑，处刑相对加重；以卑犯尊，相对减轻。 “ 准五服以制罪 ” 使法律成 为 “ 峻礼教之防 ” 的工具，从而确立了后世法定亲(属)等(级)制度。
2、设立 “ 重罪十条 ”
北齐修律时，总结了历代统治经验，将严重危害封建国家利益与违背封建礼教的言行归纳为 十条，称为 “ 重罪十条 ” ，这十条是： “ 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 、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 ” 犯此十种罪者，即使原应享有 “ 八议 ” 特权，其罪仍不赎不赦。 “ 重罪十条 ” 的设立使法律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皇权，而且 进一步将礼与法律结合起来。隋唐直至明清，封建法典中规定的 “ 十恶 ” 即源于此。
3、刑罚制度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刑罚制度日趋规范，由奴隶制的旧五刑向封建制新五刑逐渐过渡。这一时 期刑罚制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1)族诛的废除与缘坐范围的缩小； (2)肉刑日趋减少，北齐最终废除宫刑； (3)酷刑日益减少； (4)流刑被定为减死之刑。
二、其他方面
维护士族统治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法律的中心任务，上述刑法方面已有突出反映。其他方面也大致如此。
1、在官吏选任上实行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将选官之权由地方豪强收归中央，结合门第、德才和社 会舆论多方面考察，选才标准较前严密。将人品分为九品，在人才学分类上是一创新，对考 核人才，劝导风俗，鼓励奋发向上有积极作用。
2、清议禁锢之科的设立
这是庶族与士族斗争的产物。清议，即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依据，臧否人物。为官者一旦触犯清议，便会丢官免职，被禁锢乡里，不许再入仕。
清议禁锢之科的设置从政治上来说是为了适应庶族遏制士族而设，但客观上也起到了维护 封 建家族关系，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作用。
3、在婚姻上强调士庶有别，良贱不婚
士庶有别，良贱不婚，意在维护士族的特殊社会地位，巩固封建等级制度。

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一 立法概况
(一)三国时期的立法概况

在鼎立形势下的三国法制，一般沿用汉制，承袭汉律。但都有自己编纂的法律，尤以魏国法律较详备。魏明帝时制定的魏律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魏明帝曹睿下诏改定刑制，由陈群、刘邵等人参酌汉律，“作新律十八篇”，这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魏律》。魏国这次大规模的修律活动，实际上是对秦汉相沿的旧律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革。魏律内容与条文更加统一，结构更加严密。对晋律的制定有直接影响。蜀国定都于成都之后，曾由伊籍与诸葛亮、法政等人“共造蜀科”，作为蜀国的重要法典。

在吴国，据《文献通考》记载，“吴之律令，多依汉制”。其立法活动。

(二)两晋的立法概况

西晋时颁行过律、令、故事、式，皆为东晋所沿用。《晋律》（又称《泰始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晋律》与汉、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1、法律概念更加规范、准确。由于律学的发达，晋代统治者对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们首次区别了律与令的性质。《晋律》颁行后，张斐、杜预两大律学家为之作注，经朝廷批准，颁行天下，与《晋律》具有同等效力，称为《张杜律》。

2、体例设置更加合理。《晋律》将《新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与《法例》两篇，置于律典之首，以完善《新律。刑名》中的刑法总则，并加强其统领诸篇的地位。

3、礼律进一步融合。为了维护士族利益，晋代统治者将礼入于律中，“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三)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概况

从立法情况看，总的来说是北朝法律优于南朝。南朝统治者由于热衷玄学，崇尚清淡，朝野上下都不重视法律的编纂，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基本上是沿用《晋律》。

北朝几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注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重视律令的编纂。其中《北魏律》和《北齐律》上承汉、魏、两晋，下启隋、唐，在完善我国封建法典的历史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北齐律》不但吸收魏晋立法的经验，而且经过当时律学家总结前代法典编纂的得失，被称为“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北齐律》共计十二篇，949条。其中将《北魏律》的刑名、法例合为名例篇冠于律首，使其在刑律中起着定罪制，“较举上下纲领”的统摄作用，增强了封建法典的科学性。而定律十二篇，则是完成了汉以来封建法典由繁至简的改革过程。

二 法律制度的主要发展变化

(一) 首创“八议”、“官当”制，特权制度法典化

魏律首定“八议”制度。这是封建等级特权原则在刑法适用上的进一步具体化，是对封建贵族官僚减免刑罚处分的特权规定。“八议”的对象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凡属上述八种人犯死罪时，“议其所犯”奏明皇帝裁处，一般可降为流罪，流罪以下减刑一等。

至北魏、南陈时，法律还确定了“官当”制。这是封建法律关于官吏用官职爵位抵当徒罪的一种制度。

(二) 五服制度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所谓“五服”，即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所规定的五种丧服的服制，根据服丧期限的长短与丧服质地的粗细，服制共分斩衰（三年）、齐衰（一年）、大功（九个月）、小功（五个月）、缌麻（三个月）五种，统称“五服”。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

所谓“准五服以制罪”，即对于亲属间的相互犯罪，根据五种丧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来量刑定罪。服制愈近，对以尊犯卑者的处罚愈轻，对以卑犯尊者的处罚愈重；服制愈远，则与此相反。它是罪刑确立标准以及整个法律制度进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现，并对后世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封建法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 确立“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正式确立于《北齐律》，是指被封建统治者认为直接危害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十种最严重的犯罪，包括反逆（谋反、篡权）、大逆（毁坏皇家宗庙、山陵或宫殿）、叛（背叛国家、里通敌国）、降（投降敌伪）、恶逆（谋杀或殴打尊亲属）、不道（残酷地杀人，如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以上）、不敬（偷盗皇室器物或祭祀用品，过失危及皇帝安全）、不孝（不奉敬侍养尊亲属或不依礼服丧）、不义（逆杀本属官长）、内乱（亲属之间犯奸乱伦）。凡犯有“重罪十条”之一者，不在八议、上请、赎免之列，一律予以严惩。

(四) 刑罚制度的改革进步

族刑连坐范围不断缩小。魏初将“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犯者“腰斩，家属从坐”，然而“不及祖父母、孙”。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改定律令为“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东晋“惟不及妇人”。北魏初期定律令：“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而以“女子没县官”。自东晋、北魏以后，凡从坐之妇女，母妻姊妹等得以免除死刑而没为官奴婢，这对于后世的刑罚制度有明显的影响。

免除宫刑，进一步废止肉刑。魏晋时，由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恢复肉刑的声浪迭起，因此多次引起了关于肉刑的争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就法定刑罚而言，是沿着进一步废止肉刑的方向发展的。西魏文帝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北齐后主天统五年（公元569年）：“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至此，结束了宫刑的历史。

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西汉文景时期刑制改革以后，劳役刑与笞刑地位日益上升，成为刑罚制度的主体内容。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继续改进，新的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

（五）法律形式、立法体例的发展和法律概念的规范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法律形式逐渐趋于完备，于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出现，它们互相补充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灵活有效的法律武器。从而推动了隋唐以后律令格式并行的局面。

中国封建法律之体例，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经历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改具律为名例律，置于律首，使居重要地位。置刑名于律首始于曹魏，综合刑名法例为名例成于北齐。其次，经过长期沿革，北齐定律十二篇，为以后隋唐律的篇章结构提供了先例。

刑法的特定概念，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日渐规范化。就晋律而言，从张斐《律表》中已可看出，明确规定了故意与过失的区别；主犯与从犯的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罪与罪之间的区别等，

对封建刑法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三 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

三国时期的司法机关基本上沿用汉制，中央由廷尉、御使、尚书三部分组成。廷尉是最高审判机关的长官，下设属官政、监、平。南北朝时，北齐将廷尉扩大为大理寺，为专门审核刑案的官署，设卿、少卿、丞为主官，下有政、监、平，并置律博士，明法椽若干人，使中央司法机关趋于完备。在地方，由行政长官兼理狱讼，一般是由县令先作判决，后经郡太守，如郡太守不能断决，送州刺史，最后送廷尉。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司法审判制度，大体沿袭东汉之制，又有所发展改进，主要表现在：

皇帝直接控制审判亲自录囚。为了加强对司法机关审判活动的监督检查，这一时期普遍推行录囚制度。许多皇帝都亲自参与审录讯问囚徒的活动。同时皇帝也常派法官近臣，前往各地审录囚徒。南北朝时期，封建皇帝还通过案验制度，监督检查各地的司法审判工作。

确立死刑奏闻复核制度。为了慎重对待人命关天的死刑重罪，同时也为了便于封建皇帝直接掌握控制大案要案，开始逐步确立死刑奏闻皇帝复核的制度。死刑奏闻复核制度的确立，直接影响到后世的司法。隋唐时期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死刑三复奏制度。

“登闻鼓”直诉制度的建立。这种在朝堂外设鼓以待有冤抑者击鼓直诉的制度，有利于补救审级限制的某些弊病，也有利于防止司法官员枉法舞弊，是对不许越级起诉限制的补充，符合诉讼审判制度发展的进步趋势。

㈩ 试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在立法体例和内容上的重大变化

试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纳礼入法”的刑法原则和刑罚制度。
刑法原则：
1）确立“八议”原则
最先确立“八议”原则的是三国时期的《魏律》。以《周礼》的“八辟”为依据，规定司法机关对八种人（即各种贵族及一定地位的官员）犯罪，必须奏请皇帝，由皇帝交有关大臣集议减免刑期罚。从此，直至清朝，各朝法典均规定了“八议”原则。
2）确立“减轻妇女从坐”的原则
秦、汉时期，妇女随何亲属从坐，法律无明确规定。往往父家或夫家有人犯罪，妇女皆可能从坐。至三国曹魏，开始明确规定：未嫁之女，随其父母从坐；已嫁之妇，随其夫家从坐。这一规定虽然废除了妇女的双重从坐，但因族诛而从坐的妇女仍处死刑。至东晋，则进一步减轻对坐妇女的处罚。晋明帝太宁三年（公元325年），东晋明确规定，对因族诛而从坐的妇女不再处死刑。这一规定对后世的刑法原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确立“准五服以制罪”原则
最先确立“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是西晋时期的《晋律》，即《泰始律》。五服，原是中国古代标志亲属的丧服制度，西晋以前，曾用来确定人们的赡养、继承等民事关系，自《晋律》规定“准五服以制罪”后，则又成为处理亲属相犯等刑事案件的原则。依据这一原则，服制若近，以尊犯处卑处刑则轻，以卑犯尊处刑则重;服制若远,以尊犯卑处刑相对变轻。“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自《晋律》确立后，一直沿用到清朝。明、清律还附有丧服图，以便司法机关量刑时参考。
4）确立“官当”原则
“官当”就是用官职折抵刑期罚。《魏律》和《晋律》规定的“杂抵罪”是“官当”之源。《北魏律》规定的犯官可用其官爵折抵徒刑的内容是“官当”之实。至南朝《陈律》则始有“官当”之名。《陈律》规定：官员可用其官当徒刑二年。“官当”原则是自南北朝时期确立后一直沿用到宋朝。
刑罚制度：
进一步朝着废除肉刑时未彼废除的宫刑，也基本上被废除。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刑期罚制度，亦逐渐趋于简明和规范。为隋《开皇律》确立新五刑二十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