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化是什么
A. 什么是 道德教化
从本质上说，教化是道德真正的存在方式。如果道德理论不能影响人的心意态度、情感归依、意志品质和行为倾向，那么，它就只能是天下虚文。道德教化正是在善的伦理价值层面上，把人从人的本性状态提升到人性状态的工作。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自然而然的，而人性则是人成为的特质。人不是天生就成为了人应成为的样子，所以，人需要教化。
B. 没有什么仅仅以道德教化来维持廉洁是不够的
没有强制性。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念，没有任何一种道德是永恒不变的。
道德不是天生的，人类的道德观念是受到后天的宣传教育及社会舆论的长期影响而逐渐形成的。这是一种道德相对主义，与之相反的主张则称为道德绝对主义。道德很多时候跟良心一起谈及，良心是指自觉遵从主流道德规范的心理意识。
C. 道德指什么
道德是一个汉语词语，拼音是dào dé。一指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二指合乎道德的；三指老子《道德经》的省称；四指僧道修行的功夫、法术。
详细解释
1.道德是通过行为规范和伦理教化来调整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意识形态，是以善恶评价的方式调整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准则、标准和规范的总和。道德规范的调控作用几乎体现于人们的所有活动领域，既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在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中。道德属于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状况。
2. 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过社会的或一定阶级的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
D. 服民以道德，渐民以教化是什么意思
抄名言内容：服民以道德袭．渐民以教化。
名言解释：
宋·欧阳修《三皇设言民不违论》。
渐(jian坚)：逐渐感染。这两句大意是：要以高尚的道德使人民顺服，用教育感化的手段使人民逐渐受到感染。
对人民应以正面教育为主，以淳厚的风习、高尚的节操去影响人民，在潜移默化中使人民受到教育，受到感染。言外之意，任何急功近利的教育，任何粗暴野蛮的硬性限制，都收不到好的效果。即使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今天，这种潜移默化的道德教育也是少不了的。可借以说明加强正面教育的重要。
E. 孟子的道德教育内容是什么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富之”、“教之”、“使民以时”等观点，提出了一系列颇具创见的关于民众道德教化的理论和方法，这对于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启迪作用。 一、民众道德教化的前提和条件：由立“恒心”引出制“恒产”孟子民众道德教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重视“心理—情感”因素对人们行为的决定作用。在孟子看来，要实现道德教化的目标，关键在于树立民众的“恒心”。孟子所谓的“恒心”，简单地说就是遵守基本伦理规范所必需的心理稳定状态。有此“恒心”，民众就能做到“不为恶”、“不犯刑”；否则民心漂浮，日常行为就极可能“放僻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梁惠王上》，以下只注篇名）。因此，对民众的道德教化问题可以归结为如何实现“恒心”从无到有的转化问题。孟子由此通过分析民众与其职业密切相关的心理—情感特点，考察实现这一转化的条件。孟子所谓“民”主要指农业劳动者，他们需要“恒产”或稳定的产业来维持一家的生存。孟子认为，没有“恒产”这一物质基础，空谈伦理要求，根本不会为民众所接受，因为他们“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因此，孟子得出结论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惟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同上）。这就意味着道德教化的现实前提在于“制恒产”，没有“恒产”作物质基础，道德教化不可能真正进入“民心”。为了强调制“恒产”对于立“恒心”的重要性，孟子还进一步阐释了“恒产”对于道德教化的积极意义：首先，制“恒产”是“惠民”的表现，它能唤起民众的情感认同，从而树立统治者的威信。其次，孟子认为，民有“恒产”，就不会终年为生存发愁、奔波，因而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闲暇”。这一闲暇为民众追求精神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孟子强调：“明君制民之产……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这里，“从之也轻”所描述的正是民众消除了基本的生存忧虑，从而愿意接受引导的心理状态。二、民众道德教化的现实过程：从有“恒产”到有“恒心”民有“恒产”是否就能保证有“恒心”呢？孟子以性善论为根据，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孟子认为，人都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心”是人生来就有的道德萌芽，即为善之“才”。但“四心”也可能丧失，这在民众表现为“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告子上》）。就是说，如果没有教养，无论有无衣食之忧，民众都可能有这种表现，其原因则“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同上）。可以说，民无“恒心”的客观原因是无“恒产”，主观原因则是“陷溺其心”。因此，要使民众有“恒心”，还必须注重主观方面的培育。同时，也正因为人人都有“四心”，培养民众的“恒心”，对民众实施道德教化才是完全可能的。孟子强调，道德教化既是必要的，也是确立民众“恒心”的合理途径。而在孟子那里，道德教化的具体内容则是指在“人伦之理”的指导下，将一套伦理规范融入民众的生活习惯，转化为他们内心的行为准则，具体说就是“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还提出了一套实施道德教化的方法。这套方法的具体内容是：首先，与职业规律相结合，将道德教化的内容融入制“恒产”的制度。其次，“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梁惠王上》）。它是“使民以时”的另一面，既要“不违农时”，又要利用“不使民”的闲暇来进行道德教化。它意味着实施道德教化应把握时机，并将经济发展和伦理建设结合起来考虑。第三，“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尽心下》），即仁义之理不离日用。因此，道德教化要落到实处，必须从日常小事入手，使其内容能指导人们的现实行动。上述方法的第一方面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制度的设置。孟子主张将“政”与“教”相结合，他说：“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这意味着，合理的制度应既使百姓得到实惠，又能培养百姓的规范意识。这样，伦理规范就可通过制度的实施深入到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从而引导人们形成合乎伦理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三、孟子道德教化的思想特色?跋执壑?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和个人思想背景，就其具体内容说，无疑具有其历史的局限。但不可否认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也包含着超越时代的合理因素，这尤其表现在其道德教化方法上。具体说，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在方法论上对当代中国实施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如下的借鉴意义。首先，经济与伦理相联系的视角。如前所述，孟子的整个道德教化思想都是围绕制“恒产”与立“恒心”及其相互关系展开的。可以说，经济伦理的视角一直贯穿在这些思想中。在现代社会，经济伦理的视角对于我们审视、思考社会道德建设问题尤为重要。从孟子对制“恒产”与立“恒心”关系的论述看，它实际上力图将“惠民”与“教民”融合为同一过程。与之相应，如果我们能在制度设计时，考虑到福利政策与社会道德建设的相互配合和有机结合，无疑能取得更好效果。孟子强调立“恒心”必须以制“恒产”为前提，同时将价值理念融入到制“恒产”当中。这一思想引申到现代社会道德建设意味着：只有创建有利于人们践行价值理念的制度环境，建立一套可供人们在实践中体验的制度，社会道德建设才能切实深入人心，从而指导人们的现实行为。其次，孟子认为道德教化的实施必须“不违农时”，同时利用“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公孙丑上》），以此引导民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这一思想表明，孟子看到了道德教化的实施应考虑对象职业的特点和规律。这一点在现代道德建设中也不容忽视。其具体内容应包括：通过伦理精神与职业规范的结合，引导人们形成合乎规范的行为方式；道德宣传与职业道德教育相结合，引导人们以道德的观点审视他们熟悉的对象和行为方式。这样既易为人接受，又切实易行。最后，孟子注重从对象的心理—情感入手进行道德教化。他主张，通过制“恒产”来确立民众认同伦理规范的心理—情感基础，然后通过倡导人伦之理来逐渐改造民众的自然性情。这种方式可表述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它通过以“理”（道德理性）化“情”（心理—情感）、“理”寓于“情”、“情”“理”交融来提升人们的道德观念，以实现一个“合情合理”的生活世界。这种强调“合情合理”的道德教化方式可为我们的社会道德建设所借鉴。这不仅因为几千年来“合情合理”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而且在于它作为道德倡导方法，本身就具有合理性。可以说，要使道德倡导深入人心、使社会规范的要求内化为人们的道德心理，就不能单凭倡导主体的主观愿望，而应把握对象的现实心理—情感状况，从人们关心的现实问题入手，这样才能逐渐将人们引向对行为规范的认同。综上所述，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实施公民道德教育在方法上的借鉴意义，集中体现在对“恒产”与“恒心”的论述中。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孟子的“恒产”与“恒心”是以等级和身份意识为前提和基础的，具有历史局限性，因而必须以新的时代内容来置换它们的原有意蕴。简单地说：孟子的“恒产”在现代应转换为对维持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个人合法财产的保障以及社会提供给个体的提升生存质量的各种机会。在最为一般的意义上，“恒产”可理解为以制度形式来保障的各种个人正当利益。“恒心”在现代首先可理解为每个公民都应具备的“公民意识”，即遵守社会公德的自觉，它是对所有公民的最低要求；其次它还包括人们在具体职业活动中应有的敬业精神；在更深层次上，它还可以引申为一种内心操守；不以任何不道德的手段逐利，不因功利追求而导致人格的扭曲和异化。通过上述转换，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必然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这是我上搜索的，希望有用】
F. 道德对社会主体具有教化作用，道德教化有它自身的特点，有哪些特点
古代中国以道德立国，此诚如学者王国维所论：“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殷周制度论》)。也正因此，古人极为关注社会道德问题，甚至视之为国家生死存亡的生命线。所以宋代苏轼在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时，说出了这样一番有名的话：“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古代，道德教化一直是个长盛不衰的主流话题，并形成了自身鲜明的历史特点。一、“善政不如善教”在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上，中国古代先哲认为道德教化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与作用，孔子所谓的“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就表明了这种重教化的思想倾向。较之于政府的行政管理和刑罚的威逼高压，先哲以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道德教化起着更为持久而强大的主导作用。如管子就这样说道：“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管子·权修》)孟子则径直主张“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从文意可见，“善教”能得到人民的爱戴而不是敬畏，所以它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而得民心者得天下，其政治意义无疑也就更大了。其次，这也缘于先哲认为在道德和法律之间，前者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更为基本和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古代法家是主张“任力”而“不任德”的，即“德厚不足以止乱”。但儒家则是力主“任德不任力”的。孔子的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就充分显示了对“德、礼”的倚重，对“政、刑”的疑虑。孟子则接孔子余绪进而指出，以德更能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后儒循孔、孟遗意，大都鼓吹德治的效能。如《吕氏春秋·上德》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以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正。”汉儒王符也持相近的看法：“是故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务厚其情而务明其义，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潜夫论》)儒家所谓的德治即礼治，实亦即“教化”，“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荀子·大略》)。不难看出，儒家是力主教化优先的，上引王符“乃教化之所致”之论，正明确表现了此种态度。由于后来儒家的显学化与官学化，这种重道德教化的立场也成为古代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当然，儒家并不一概否认法律的意义和作用，但相对而言，儒家认为法是相对的，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贵良医者，贵其审消息而退邪气也，非贵其下针石而钻肌肤也。所贵良吏者，贵其绝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盐铁论·申韩》)。法只是治之具而不能成为根本的依托，“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原也”(《汉书》第90卷)。东汉崔寔还形象地形容法仅为治理乱世的“药石”：“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后汉书》第52卷)。文中“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之说，生动而意味深长地揭示了古代中国对道德教化的认知与期待。二、“四行举人”古代社会权力集中于政府，所以“善教”，亦即道德教化之职主要是由政府来承担的。古代政府推行道德教化的一大手段，就是将官职授给那些品行杰出的人。孔子早就说过，“学而优则仕”，对此通常的理解是学业有成，则加官晋爵。这当然不错，只是孔子所言说的“优”，可能也有道德上的含意，即仕的条件有二：智慧与卓越的品格，就如《礼记》所说的“选贤与能”。史称早在三代时就任官以德了。据清儒顾炎武的研究，“三代之始，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日知录》)。西人李约瑟在其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中，曾盛赞中国的文官制度，认为它是文化精英主义，尽收天下英才于政府之内。考之史实，这固然不错，只是这里的精英有双重含意，即为学和做人。在科举成制以前，人才的选择尤重社会的推荐和公选，一般是将那些操守卓越，有较好社会声望和口碑的人选入政府。如《册府元龟》所载，“汉以来士有立节守正，博闻稽古，持廉崇让，明经执法，英文焕发，至性内笃治，行尤异忠”的人，均赐以“荣官”。如西汉孝文帝时，于烈为光禄卿，他的儿子于登进入了后备官员的行列，于烈却上表请求废黜其子。孝文帝闻知后大为于烈的公心与谦让所感动，说：“此乃有识之言，不谓烈能辨此”。于是特别招见登，说：我今天要破个例了，你的父亲力行谦让，而有直士之风，所以我要将你封为太子身边的官。西汉元帝则发明“四行举人”。所谓“四行”，即4种道德品格，具体言之即“质朴、敦厚、逊让、有行义”。有此4种品格的人，就会受到举荐，有机会到政府中做官。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举人以德，蔚然成风。西汉名臣东方朔，早年为谋一职位，曾写过一篇自荐性的文章，内称：“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汉书·东方朔传》)。文中所谓“廉若”、“信若”，意思都是说道德品格多么的好。东方朔以此作筹码，看来当时谋取公职的条件之一就是道德因素，汉代的“举孝廉”也正是如此。所谓“孝廉”，就是孝敬父母以及行为举止清正廉洁。西汉名臣丙吉，病危之际皇帝来看他，并问什么人可以接替他的御史大夫的位置，丙吉推举陈万年，因为“太仆陈万年事后母孝，惇厚备于行止”(《汉书·丙吉传》)。后来陈万年果然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这里“官孝子”所显示的，也无非是意在“表德”。在尚德的社会氛围中，品德有欠缺的人则会被清除出官吏队伍。《汉书》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何武想把老家的母亲接来同住，不巧碰到成帝驾崩，他担心路上有贼，就将计划暂缓执行。于是有人讥讽何武事亲不笃，孝行不好，哀帝闻知后也甚为不满，竟下令免了何武的官，并且颁布诏书说：“孝声不闻，恶名流行，无以率四方”(《汉书·何武传》)。贤者在位，不肖者去职，这一用人政策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教化，它以无言的行政措施向社会表明：美化你的德行，你或许就有机会厕身庙堂之上。此诚如明儒归有光所论：“天下之治系乎人臣之有德，而才不与焉。”(《震川先生集·别集》第1卷)总之，诸如“四行举人”一类的“奖善”措施，其所表扬的主要是古代社会所需要的德性与品格。如古代社会需要家庭的稳固、需要养老、需要勤劳耕作，故“孝悌力田”一直作为一大德目受到夸赞和嘉奖。汉高祖重“孝悌力田”，汉成帝也“赐孝悌力田爵二级”。“奖善”的目的在于彰善扬德，所以对于那些有品节、有声望的社会贤达，政府也会隆重地予以表扬。因为“夫贤者国之纪，人之望也。是故有方之士，天下楷模”(《册府元龟》)。古代“奖善”的方法五花八门，一般有诏令嘉奖、封爵号、赐予物品、晋升官爵、免赋役等。如西汉元凤元年，昭帝下令赐郡国有品节者50匹，而对那些“修孝悌”之行、在乡里有广泛影响的人，则要求郡县在正月酌给“羊酒”。西汉元始二年，平帝下诏赞扬公孙弘，赐其做官的子孙，“爵内侯，食邑三百户”。魏晋时李密，父早亡，母改嫁他人，与祖母相依为命。晋武帝征他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李上《陈情表》，痛陈要孝养祖母之情状，难以成行赴任。史称帝览表大为感动，“嘉其诚，赐奴婢二人，下郡县供养其祖母”。三国时的杨弘，3岁丧父，养母数十年，母活到93岁过世，时年弘75岁。史称他悲痛异常，“哀毁过礼”。魏武帝为“树其纯孝”，为天下立榜样，准许免去他一家劳役租赋，还给他一个“散员”的称号。另外，“旌表”也是历代王朝经常采用的一种表扬有德的做法。“自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有导迪民彝之具，使人审所趋向而乐于为善……旌褒者，非我国家导迪之具乎。”(《册府元龟·旌表》)所谓“导迪民彝”，即激扬风化，敦率人伦。旌表的一般做法是“旌其门闾”，即在受表彰者的大门上留下特殊的标记，如挂上匾额，或者是树起牌坊等，以示嘉奖。古代“奖善”的内容固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但表扬有德的做法本身，还是值得今人思考的，因为良好的社会风尚必须政府花大力去建设，它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三、“承流宣化”除朝廷外，地方官也扮演了道德教化的重要角色。古代中国“学而优则仕”，实行精英治理，官员大都是社会上的杰出者，故而他们不仅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知识与品德的表率，自然也就肩负了教育民众的责任。汉儒董仲舒的“宣化”之说，可谓真切地揭示了古代官员的道德教化义务：“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汉书·董仲舒传》)。汉儒贾谊则认为，移风易俗并非是“俗吏”所能为的，而是英俊之士才可担当的重任，“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汉书·贾谊传》)。文意虽不无恃才傲物之嫌，但以教化天下为官员大任的态度还是十分明了的。可能受孟子“仁政”思想中“为民父母”观念的影响，后世的“英俊”，不仅在道义上自觉地教民礼义，而且在责任上也有这种义务，因为为官一方，即是“为民父母”，理应“使天下回心乡道”。汉代酷吏严延年母亲对延年的一番呵斥，就很能说明问题：“幸得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爱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顾乘刑罚，多刑杀人，欲以立威，岂为民父母意哉”(《汉书·严延年传》)。严母这席话也表明，“为民父母”应有“仁爱教化”，这在古代已是妇孺皆知的了。汉代地方的郡守权力很大，史称“重于诸侯”。汉代的郡守尤为重视“教化”。如东汉李膺，“出补蜀郡太守，修庠序，设条教，明法令，恩威并行，蜀之珍玩不入于门，益州纪其政化”(《后汉书·李膺传》)。又如韩延寿为官，“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汉书》第76卷)。他任颍川太守时，就厉行“教化”。原来当时颍川一带，民风剽悍，小有利害，即冤冤相报，衍为冲突，化为仇敌。韩延寿欲改变这种凶暴的民风，就特别推行“敬让”之道，想让他们学会礼让，但又担心老百姓不听。于是他想办法将当地数十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请来，设宴款待，他亲自作陪，执礼相敬，还向他们请教当地的风土人情，人民的疾苦，并乘机向诸老宣讲和睦亲爱的好处，以及消除仇恨的方法。诸老都以为很好，他的方法也可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汉书》第76卷)。由于延寿的努力，颍川的风俗为之一变。后来黄霸为官颍川时，继续推进。他一是选择一些品性较好的人为吏，再加上府县学生，让他们广泛宣传政府的政策，以使老百姓家喻户晓。二是下令邮亭之吏养鸡养猪，“以赡鳏寡贫穷者”。把这两件事办好了，然后他再推行道德教化。史称他“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黄霸的教化工作非常细密，常涉及柴米油盐之类的俗务，而且“教令”都传入了“闺阁”(《汉书·黄霸传》)。在韩延寿和黄霸两任郡守的努力下，结果这里“教化大行”，成为文明礼仪之乡。道德教化之力，由此可见一斑。历史上重道德教化的郡守，自然远不止上述几位，东汉的秦彭也颇为典型。他为山阳太守时，很重视礼仪之教。史称他“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年春秋行飨、射之礼时，他都注重“修升降揖让之仪”。凡在教化方面做得好的，他升之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属吏有过错，只是罢遣而已，并不多加指责。所以“百姓怀爱，莫有欺犯”(《后汉书·秦彭传》)。东汉仇览，在道德教化方面也堪称模范。他任蒲亭长时，在农事之余，办学授徒。村民有丧事，他尽力相助，又赈恤穷寡，“期年称大化”。他在任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乡民陈元与寡母合居，母亲呈堂告他不孝。仇读罢状纸很惊讶，说：前几天刚到你家去过，见房屋修整，又“耕耘以时”，你儿子不像个坏人呀，肯定是我“教化未及至耳”。你守寡养孤，苦了一辈子，怎么能一时气愤而将儿子告上法庭，使他背上不孝的恶名呢？“母闻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乡邑为之谚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鳲枭哺所生。”仇览的教化，不仅感化了一家，也陶冶了一乡，果然是移风易俗了。东汉任延在道德教化方面，也很杰出。他曾为九真太守，而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任氏到任后，教民耕作，实即使当地人民进入农业文明。当初，当地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任氏于是移书属县，下令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才可以“年齿相配”。任氏的努力使婚姻有序，人口也快速增殖，九真人民十分感激他，“民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史称他推动了华夏文明的南传，即“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另一人指汉中锡光)”(《后汉书·任延传》)。中国古代一直有华夷之辨，而华夏文明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故到边关任职的官员，在实施华夏礼仪治理的同时，也就传播了中华文明。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种教化，即以文明代替野蛮。后世的“吏治”也十分注重道德教化，如王阳明堪称典型。王阳明为明代著名哲学家，也是一代心学大师，从其文集中可见，他在江西为官时，十分留意社会的道德教化。他专门写有《兴举社学牌》(《王阳明全集》第16卷)，要求家长教育好子弟，“务在隆师重道，毋得因仍旧染，习为偷薄，自取愆咎”。对于民风民俗，王阳明也非常注意予以整饬，以期人们“朝夕聚合，考德问业”。在《十家牌法告喻各府父老子弟》一文中他就指出：我奉命在此任职，宗旨是“惟欲剪除盗贼，安养小民”(《王阳明全集》第16卷)。因此他希望“各家务要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王阳明全集》第18卷)。在《告谕各府父老子弟》一文中，王阳明更显得苦口婆心：“告谕父老子弟，今兵荒之余，困苦良甚，其各休养生息，相勉于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从，长惠幼顺，勤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故吾言恳于此，吾愧无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听吾言，各训戒其子弟”(《王阳明全集》第16卷)。文中的语气之恳切而近于祈求，可见王阳明对乡里教化的倾心；而内中“德政”云云，则表明移风易俗的教化是古代官吏为政的一种理想性的追求。先人重视乡村社区的道德自治的做法，在今天仍是值得借鉴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官员的做法固有差异，但在其辖区内努力推行道德教化，构建道德文明则是一致的。常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古代官吏固然也有守土安民以及完粮完赋的任务，但移风易俗，宣扬道义，文明一方，也是其职责所在。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历久弥坚，之所以生生不息，之所以广被天南海北，与古代“循吏”的前赴后继地着意推行文明教化，也是密不可分的。
G. 道德教育内容是什么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富之”、“教之”、“使民以时”等观点，提出了一系列颇具创见的关于民众道德教化的理论和方法，这对于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启迪作用；
民众道德教化的前提和条件：由立“恒心”引出制“恒产”；
孟子民众道德教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重视“心理—情感”因素对人们行为的决定作用；
在孟子看来，要实现道德教化的目标，关键在于树立民众的“恒心”。孟子所谓的“恒心”，简单地说就是遵守基本伦理规范所必需的心理稳定状态；
有此“恒心”，民众就能做到“不为恶”、“不犯刑”；否则民心漂浮，日常行为就极可能“放僻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梁惠王上》，以下只注篇名）；
因此，对民众的道德教化问题可以归结为如何实现“恒心”从无到有的转化问题；
孟子由此通过分析民众与其职业密切相关的心理—情感特点，考察实现这一转化的条件；
孟子所谓“民”主要指农业劳动者，他们需要“恒产”或稳定的产业来维持一家的生存。孟子认为，没有“恒产”这一物质基础，空谈伦理要求，根本不会为民众所接受，因为他们“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
因此，孟子得出结论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惟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同上）。这就意味着道德教化的现实前提在于“制恒产”，没有“恒产”作物质基础，道德教化不可能真正进入“民心”；
为了强调制“恒产”对于立“恒心”的重要性，孟子还进一步阐释了“恒产”对于道德教化的积极意义：首先，制“恒产”是“惠民”的表现，它能唤起民众的情感认同，从而树立统治者的威信；
其次，孟子认为，民有“恒产”，就不会终年为生存发愁、奔波，因而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闲暇”；
这一闲暇为民众追求精神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孟子强调：“明君制民之产……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
这里，“从之也轻”所描述的正是民众消除了基本的生存忧虑，从而愿意接受引导的心理状态；
民众道德教化的现实过程：从有“恒产”到有“恒心”民有“恒产”是否就能保证有“恒心”呢？孟子以性善论为根据，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孟子认为，人都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四心”是人生来就有的道德萌芽，即为善之“才”。但“四心”也可能丧失，这在民众表现为“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告子上》）；
就是说，如果没有教养，无论有无衣食之忧，民众都可能有这种表现，其原因则“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同上）。可以说，民无“恒心”的客观原因是无“恒产”，主观原因则是“陷溺其心”。因此，要使民众有“恒心”，还必须注重主观方面的培育；
同时，也正因为人人都有“四心”，培养民众的“恒心”，对民众实施道德教化才是完全可能的。孟子强调，道德教化既是必要的，也是确立民众“恒心”的合理途径；
而在孟子那里，道德教化的具体内容则是指在“人伦之理”的指导下，将一套伦理规范融入民众的生活习惯，转化为他们内心的行为准则，具体说就是“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还提出了一套实施道德教化的方法。这套方法的具体内容是：首先，与职业规律相结合，将道德教化的内容融入制“恒产”的制度。其次，“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梁惠王上》）；
它是“使民以时”的另一面，既要“不违农时”，又要利用“不使民”的闲暇来进行道德教化。它意味着实施道德教化应把握时机，并将经济发展和伦理建设结合起来考虑；
第三，“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尽心下》），即仁义之理不离日用。因此，道德教化要落到实处，必须从日常小事入手，使其内容能指导人们的现实行动；
上述方法的第一方面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制度的设置。孟子主张将“政”与“教”相结合，他说：“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
这意味着，合理的制度应既使百姓得到实惠，又能培养百姓的规范意识。这样，伦理规范就可通过制度的实施深入到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从而引导人们形成合乎伦理的生产和生活习惯；
孟子道德教化的思想特色?跋执壑?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和个人思想背景，就其具体内容说，无疑具有其历史的局限；
但不可否认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也包含着超越时代的合理因素，这尤其表现在其道德教化方法上；
具体说，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在方法论上对当代中国实施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如下的借鉴意义；
首先，经济与伦理相联系的视角。如前所述，孟子的整个道德教化思想都是围绕制“恒产”与立“恒心”及其相互关系展开的。可以说，经济伦理的视角一直贯穿在这些思想中。在现代社会，经济伦理的视角对于我们审视、思考社会道德建设问题尤为重要；
从孟子对制“恒产”与立“恒心”关系的论述看，它实际上力图将“惠民”与“教民”融合为同一过程。与之相应，如果我们能在制度设计时，考虑到福利政策与社会道德建设的相互配合和有机结合，无疑能取得更好效果；
孟子强调立“恒心”必须以制“恒产”为前提，同时将价值理念融入到制“恒产”当中。这一思想引申到现代社会道德建设意味着：只有创建有利于人们践行价值理念的制度环境，建立一套可供人们在实践中体验的制度，社会道德建设才能切实深入人心，从而指导人们的现实行为；
其次，孟子认为道德教化的实施必须“不违农时”，同时利用“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公孙丑上》），以此引导民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这一思想表明，孟子看到了道德教化的实施应考虑对象职业的特点和规律；
这一点在现代道德建设中也不容忽视。其具体内容应包括：通过伦理精神与职业规范的结合，引导人们形成合乎规范的行为方式；
道德宣传与职业道德教育相结合，引导人们以道德的观点审视他们熟悉的对象和行为方式。这样既易为人接受，又切实易行；
最后，孟子注重从对象的心理—情感入手进行道德教化。他主张，通过制“恒产”来确立民众认同伦理规范的心理—情感基础，然后通过倡导人伦之理来逐渐改造民众的自然性情；
这种方式可表述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它通过以“理”（道德理性）化“情”（心理—情感）、“理”寓于“情”、“情”“理”交融来提升人们的道德观念，以实现一个“合情合理”的生活世界。这种强调“合情合理”的道德教化方式可为我们的社会道德建设所借鉴。
H.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将什么置于三不朽之首
是立德。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
三国·魏·李康《运命论》：“若夫立德必须贵乎，则 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 清钱谦益《户科给事中孔吉授徵仕郎》：“夫给事中在帝左右，古多用履素立德者为之。”
(8)道德教化是什么扩展阅读：
道德是发展先进文化，构成人类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我们通常讲的道德是指人们行为应遵循的原则和标准。道德的定义可以概括为：对身边的人充满善意，对社会有所贡献。
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总是扬善抑恶的。道德与法律不同，它是依据社会舆论、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来判断一个人的品质，主要依靠人们自觉的内心观念来维持。
道德一词由来已久。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古代的著作中就出现了“道德”这个词语。“道”表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则；“德”表示对“道”认识之后，按照它的规则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当。
从中国儒家的创始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开始，千百年来．人们就一直重视道德问题。品德是多方面的，良好的品德包括：“爱心”、“尊敬”、“言谈举止”、“团结友爱”等。
I. 古代道德教化重要性的体现是什么
在先秦复时期，儒家的道德教化制思想中，孝道是实施教化最重要的一条。儒家的孝道是基于传统所重的血缘根基上的，这一根基早在西周时期就被重视并确立起来了。
古代道德教化的主调是由周公奠定的。周公为我国儒家教化理论奠定了两个理论基础：一是对血缘亲情纽带的重视；二是以情感为道德教化的核心，方法是熏陶、涵养、塑造。
周公的伟大之处并不仅仅限于倡导对亲情的重视，更在于制订了温文尔雅的表达血缘亲情的仪式，获得了濡染人心、教化人群的伟大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