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进程十大案件

⑴ 从2018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中,谈谈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重点任务是什么

1、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
2、深入推进依专法行政属，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3、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4、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5、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6、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⑵ 杨在明律师在征地拆迁方面有哪些经典的案例吗

在明律师承办的案件中，不乏社会影响性大、关注度高的案件。如：被评为“2014 年度中内国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例容”的“山东平度征地纵火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一批涉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入选2018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的“许水云诉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代理的“如皋市某公司房屋被拆除行政强制案”被江苏省高院列入“江苏法院2016年度十大典型案例”、代理的北京市崇文区高先生四合院拆迁案,获撤销裁决三份,强拆决定一份,补偿标准提高近8倍。

其他案例：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豹房南里住宅小区拆迁案、中央电视台新台址拆迁案、江苏省无锡市4A 级旅游风景区鼋头渚拆迁案、浙江省杭州市827户征地集体维权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512 户征地集体维权案、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金叶花园287 户拆迁集体维权案、上海市200 户温州商人拆迁集体维权案、山东省潍坊青州市经济开发区2 个自然村200 余户“新农村建设”房屋搬迁补偿安置纠纷案、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港头五社区100 余户村民房屋征收补偿安置集体维权案件、云南大理洱海客栈“环保关停”案等。

⑶ 2016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有哪些

4月20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电视台联合发布2016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评选结果，聂树斌被宣判无罪案、“快播”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白恩培受贿被判终身监禁案等十大案件入选。

本次十大案件的评选，主要根据网民投票多原则，专家评审评价高、投票多原则，案件审判对推动法治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积极作用原则，案件类别比例适当平衡原则等原则和相关评审标准对案件进行综合评定。 经过初评、投票、复评等严格的评比程序。

⑷ 全国十佳法制栏目是哪几个

全国十佳法抄制栏目：

一、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

二、山东电视台《说事拉理》；

三、北京电视台《大家说法》；

四、天津电视台《今日开庭》；

五、长沙电视台《政法报道》；

六、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咵天》；

七、杭州电视台《警界41》；

八、成都广播电视台《真相30分》；

九、贵州电视台《法治第一线》；

十、秦皇岛电视台《法制民生》。

(4)中国法治进程十大案件扩展阅读

正法报道以群众身边的真实案例为切入点进行普法宣传，作为社会大背景下法制故事的讲述者，这个讲述者根据一定的叙述方式给观众“讲法律故事”，并且穿插情景再现和采访目击者或知情人的画面来把观众牢牢吸引住。

从“讲故事”的方式来看它采用不同的叙事方法，多为倒叙或是作铺垫，在节目开头设置悬念，抛出疑问等，使电视叙事文本具有可看性，也让观众不再被动地接受法律知识。

节目最后的专家点评也是亮点，从法理情等不同角度对案情条分缕析，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⑸ 于欢案件过程

法律制裁彰显铁面无私的法治力量，而量刑的变化同时也体现了司法的公正与人性化！

“我是于欢，昨天（11月18日）上午开完庭，法庭宣布刑满释放，到家的时候大概中午11点多。”11月19日，山东聊城“辱母杀人案”当事人于欢在今日头条发文表达轻松的心情。

于欢案的辩护律师殷清利向华商报记者证实，于欢获释后已回到聊城家中与亲人团聚。“他和我微信视频，跟我聊了一下。”殷清利说于欢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法院认为，于欢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各项学习，完成劳动任务，确有悔改表现，依法可以减刑。结合其犯罪性质和具体情节，原判刑罚及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等因素，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裁定对罪犯于欢减去余刑释放。

华商报记者注意到，于欢的5年有期徒刑实际服刑4年7个月零4天。于欢透露：“我在监狱里表现还算优秀，原本2021年4月14日刑满，减了4个多月的刑期。”

>>获释回家

感觉有点不真实

谈到获释回家的感觉，于欢曾担心自己在做梦。“一直到现在，我还感觉有点不真实，担心还活在梦中，虽然天天都在想能早点回家，但真到了这一天，还是感觉不真实。到了家以后，也是这种感觉，就担心这是个梦，以为是这个梦还没醒。看到家人，看到熟悉的环境，这也是梦里出现场景。”

“回来的第一件事，我拥抱了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我的姑姑，尤其是我的姑姑，她一直为我家的事情奔波忙碌。”于欢表示，“我妈妈之前也会见过我，但那时只能看到触摸不到，这次终于摸到了妈妈，那种真实感特别强烈。”

回到家里，于欢理了发、洗了澡，“去去晦气，准备迎接以后的新生活。经过这么长时间终于团聚了，长期分离之后的重逢让我更加珍惜。希望以后的生活都会好好的。”

>>后悔犯法

当时有些冲动，代价很大

回首4年前捅刺辱母的暴力催债人的举动，于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说他们有过错，我的做法还是有点重，带来了那么大伤害。感觉当时有些冲动，自己的行为带来了伤亡，给被害人和他的家庭带来的痛苦无法弥补。后悔触犯了法律，代价很大。对我妈妈那边，我只求她不怪我就行了。”

谈及监狱生活，于欢说在监狱里想家人，想尽快恢复自由，渴望无拘无束的生活。孝顺的于欢承认在服刑期间，还考取了营养资格师，“过几天给母亲尝试搭配一下食物。”于欢表示想尽自己努力传播正能力，为社会做贡献。

于欢不忘表达感谢之情：“感谢公检法各级部门，给了我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感谢殷清利律师、感谢媒体朋友，感谢所有关心我的好心人。” 华商报记者 李华

律师说法

多个案件得益于于欢案推动的社会效果

殷清利律师向华商报记者证实，于欢从无期徒刑改判5年有期徒刑，在微信视频交流中，于欢特别向他表达了谢意。“我今天开庭，在休庭间隙，我们微信视频，有时间再跟他见面。”

殷清利介绍：“我们代理他们家的案件不是单单只有于欢案这一个，应该是围绕于欢案总共涉及他们家4个系列案件，有非法侵占案，有吴某某的涉黑案，还有于欢的民事诉讼案件。这些案件经过不到4年，包括于欢他们家人可能都感觉不到这个时间过长，这是因为中间有其他案件一直在推进，所以说感觉时间过得要快一些。”

“于欢案作为近几年来正当防卫影响较大的、司法解释和规则推动的一个典型案件，后期很多案件审理，也是得益于于欢案推动的社会效果。”殷清利表示，他代理的云南唐雪案就是受于欢案的影响。

⑹ 想找专门打征地拆迁官司的律师 求推荐

您好，向您推荐：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

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于2012年4月9日成回立，是经北京市答司法局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后经中宣部、中组部等15个中央部委，中国集体雷锋评委会批准，授予在明所全国首家“雷锋律师事务所”光荣称号。
迄今，在明所累计代理案件已超过7000起，是国内承办群体性拆迁维权案件数量最多的律所之一，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数十亿元。其中，2015年3月，由杨在明、刘勇进、金长胜律师代理的青岛平度3.21征地纵火案，被评为“2014年度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例”；2018年1月，由杨在明律师代理的“许水云诉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一批涉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同时入选为“2018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该案在行政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

⑺ 十大案件让中国法制进程有哪些进步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⑻ 辱母案原判结果是什么

一审判决：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原告人杜洪章、许喜灵、李新新等人和被告人于欢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4日立案受理。

二审判决2017年5月27日，该案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采取微博直播的方式通报庭审相关信息 。2017年6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于欢属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有期徒刑5年。

案件影响：

2018年1月6日，于欢故意伤害案入选2017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 2018年1月18日，于欢案二审主审法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吴靖在北京表示，通过二审开庭审理，最大限度地还原整个案件的事实情节，并在此基础上通盘考虑天理、国法、人情，最终依法作出裁判。

2018年2月1日，案件入选“2017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

(8)中国法治进程十大案件扩展阅读

案件中关于故意伤害罪的法律规定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三十五条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定罪处罚。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⑼ “聊城于欢案”案件经过是怎样的

2016年4月13日，吴学占在苏银霞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其还钱。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2016年4月14日，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10多人催债队伍多次骚扰女企业家苏银霞的工厂，辱骂、殴打苏银霞。苏银霞的儿子于欢目睹其母受辱，从工厂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未及时就医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另外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原告人杜洪章、许喜灵、李新新等人和被告人于欢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4日立案受理。

2017年5月27日，该案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采取微博直播的方式通报庭审相关信息。2017年6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于欢属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有期徒刑5年。

2018年1月6日，于欢故意伤害案入选2017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2018年1月18日，于欢案二审主审法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吴靖在北京表示，通过二审开庭审理，最大限度地还原整个案件的事实情节，并在此基础上通盘考虑天理、国法、人情，最终依法作出裁判。 2月1日，案件入选“2017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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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辱母杀人案”当事人于欢减刑出狱

11月18日上午11时多，26岁的山东“辱母杀人案”当事人于欢获减刑提前出狱。

这个消息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于欢家人打电话告诉我，他昨天通过减刑出狱了，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也很突然。”于欢案的代理律师殷清利称。

但他有过预感。前几天，监狱部门给于欢母亲打电话，说让给于欢准备几件衣服。“一般来说，监狱是不允许（服刑人员）穿自己的衣服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可能减刑要下来。”殷清利告诉记者。

“回来的第一件事，我拥抱了我的母亲”。于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妈妈之前也会见过我，但这次终于摸到了妈妈，那种真实感特别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