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和法治建设的方法
Ⅰ 如何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的结合起来，如何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1、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方略重要意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要求。要注意防止和纠正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误解和曲解，或者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强调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不是反对和排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强调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也不是反对和排斥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而是要使二者协调配合、共同发展。以为重视依法治国就可以忽视思想道德建设，重视以德治国就可以忽视民主法制建设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和片面的。
2、着力构建符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体系。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纲领，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要大力加强思想道德教育，要紧密结合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和群众实际生活，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观念与社会不同群体的特点和要求统一起来；把理想信念与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实践性统一起来；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教育群众同服务群众结合起来，不断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的阵地建设。
一切大众传媒、一切文化场所、一切精神产品，都要成为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的重要阵地。要深入持久地开展“扫黄打非”斗争，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环境。要高度重视党员干部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示范和导向作用，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认真贯彻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原则，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身体力行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努力成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表率。要依法加强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管理，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在全社会规范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
3、切实加强依法治国进程。
推进依法治国，一是在法律的价值方面，要形成以权利为基础的新格局。法治社会要求法律建筑在尊重人类的人格、尊严、自由、合理愿望、进取精神和财产权利的基础之上。
二是在法律的地位方面，要确立法律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重要领域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在国家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法治社会的显著特征，法律的权威性要求任何政党、团体、国家机关和个人都必须服从法律。树立法律的权威，就是要消除任何不受限制的权力，形成法律支配权力的权力运行秩序。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如果法律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即使制定大量的法律，也是没有意义的。
三是在法律的运行方面，要形成独立的、合理的法律运行机制。在法治社会中，法律要实现其合理组织社会的功能，就要首先形成独立的合理的运行机制。如果没有独立的法律运行机制，就根本谈不上法律在社会中的保障地位。司法机关要相对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和政治组织，依法独立地行使职权。惟有如此，才能构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格局，形成全体公民平等地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平等地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自觉依法办事的局面，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法制化。
Ⅱ 浅谈如何加强法治与德治建设
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坚持公正司法、加强检察监督，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内扬美德善行。在司法办案活容动中，各级检察机关既要严格以明确的法律规范为遵循、为依据，又要深入领会和准确把握法律规范所体现的价值导向和思想内涵，充分考虑司法行为的社会效果，使司法活动既遵从法律标准又符合道德标准。要把维护公共道德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价值追求，加大对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扶弱助残等行为的司法保护力度，使执法办案过程成为惩恶扬善的过程。
Ⅲ 从法律和道德关系,如何加强我国法治建设
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我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思想观念日新月异，但是不可否认的在思想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某些糟粕，造成一些道德的沦丧。比如说，离婚率的不断攀升体现了婚姻自由程度的提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大多数父母在追求自己第二春幸福的时候，却忽略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以及他们的心理健康。有的父母甚至恶意地不抚养、放任孩子，使他们失去父母的关心和爱护，从而使他们对生活和社会失去了信心，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即使有些孩子没有犯罪，但是在他们的心理永远都会留下一片阴影，这成为人格不健全和心理不健康的潜藏因素。
对于这类事情，我国的法律并没有进行完整调整和规范，只是有零星的法律条文或者是法律原则涉及这个方面的问题。例如：在婚姻法中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在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以及第二十三条规定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即使是在刑法中也只是规定了遗弃小孩只有到达情节恶劣的时候才构成犯罪，才能剥夺父母老年的赡养权。其他的情形比如说，父母只给钱抚养但不教育，或者既不给钱抚养也不教育，或者遗弃小孩但是没有达到情节恶劣的，法律都不能调整或规范，而这个时候靠的仅仅是道德的调整。我们只能说这个父母不好，那个父母狠心，但却不能为这些孩子做什么。法律只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也规定了他们不履行抚养义务时子女可以要求他们给付抚养费用，但却没有明确具体的救济措施，唯一的救济方法也只不过是社会舆论谴责一下，并不能切实的给以未成年人保护。
因此，笔者认为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将道德谴责上升为法律责任的承担，使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从而使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
Ⅳ 思想道德建设为法治建设提供什么和什么
思想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是引导和约束人们行为，保持社会稳定的两个重要手段。思想道德教育是伦理教化，引人向善
Ⅳ 怎样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
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当中，应该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
Ⅵ 道德与法治教学方法有哪些
择公道的教学内容是备好课的条件、教材的编写意图、难以把握的知识，教学内容的选择要依据知识的特点、完成教学任务所需的时间和学生的实际情况等因素来决定。如何公道地选择一课时的教学内容呢?首先是根据教材的编排来选择。通常我们把一个练习的知识划分成几个小段落，所以内容要适当少选一些，由于在教学中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每个小段落为一课时的教学内容，现行数学教材就是这样编排的，教师在备课时只要看一看教材的新授内容以及对应的习题编写，就可以确定一课时的教学内容了。其次是根据知识的难易程度来选择。一般来说，比较简单的、学生易于接受理解的知识，内容可多选一些；对于学生难以理解。选择一课时的教学内容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以一节课能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所授知识有利于学生理解和把握为准
Ⅶ 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联系有哪些
法制建设是强制性的，道德建设是自觉性的，也可以说道德件事是基础，法制建设是高层。
Ⅷ 思想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有什么关系
思想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是引导和约束人们行为，保持社会稳定的两个重要手段。思想道德教育是伦理教化，引人向善，是通过学习，宣传和耐心细致的说理工作去启发人们取向正确行为的自觉性；而法制建设则是规矩方圆，惩恶扬善，是通过法律去规范人们行为的一种强制性手段。
从它们的关系上说，思想道德教育不能代替法制建设，法制建设也不能代替思想道德教育。两者比较起来，应当以思想道德教育为主。但是，由于道德与法制的内在联系和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关系。
思想道德修养在生活中的主要任务：
1、积极推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
2、贯彻落实“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精神。
3、教育和引导高职生正确认识高等职业教育、认识自身、认识环境、认识时代特征。
4、对高职生进行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和公民道德教育。
5、提高高职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道德评价能力，培养高尚的理想情操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6、引导和帮助高职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道德观、成才观，确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信念。
7、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Ⅸ 国家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措施（从法律的角度）
我国的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是以社会主义法律为基础，既能为公民提供明确的行为模式，强化公民的道德实践，又能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促进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同时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公民道德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把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可见，法制在思想道德建设中具有目的和手段的双重作用。因此，深入研究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问题，是一项十分重要和紧迫的时代性课题。
一、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的时代价值
（一）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是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
当今时代，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制定法律来促进道德建设，并取得成功经验。堪称“亚洲花园”的新加坡，在道德建设上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加强道德立法。20世纪60-70年代，新加坡为了减少和遏制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思想道德滑坡现象，政府将大量的道德规则纳入法治化轨道。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等道德范畴的内容全部立法，要求人人都要遵守。比如，随地吐一口痰罚款200新元，随地丢一个烟头罚款1000新元，公共厕所便后不冲水，罚款1000新元，甚至更多。对不文明或破坏文明的行为，轻则罚款，重则起诉，法庭将依法作出判决，加以执行。新加坡政府在国家公务员职业道德方面，制定了从公务员穿着、品行到财产申报、品德考核等一系列详尽的法律规定，保证公职人员清正廉洁。严密的道德立法和严格的执法为道德建设提供了强大后盾。正是因为新加坡非常重视道德的法律化，才使得社会秩序、文明程度和廉政建设取得了不菲成果，为世界各国所称道。
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也十分注重道德的法律化，甚至把一些我们认为不属于法律调控范围的言行也用立法加以规定。美国的立法机关是国会，其下属机构中就设有道德立法委员会，并有道德法规范人们的行为。美国法律早已把某些人不救助危难、不报告危难的行为，定为轻罪。法国在这方面的规定则更为严格，法国的《刑法典》规定，任何人对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采取个人行为，或者能够唤起救助行动而故意放弃给与救助的，处五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德国的法律把法定或约定养护义务的人遗弃无自救力的人，定为遗弃罪，通常称无义务遗弃罪。瑞士、波兰、挪威的法律则规定，不为他人伸张正义者，均要被处监禁或罚金。因此，吸收借鉴别国的成功经验或移植别国的法律，并为我国的思想道德建设服务，是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的需要。
（二）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是强化法律实施的根本措施
《民法通则》规定有关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教师法》、《老年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相关规范反映了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继承法》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规中的有关规范，无不是道德建设法制化的表现，都为在全社会确认和传播思想道德提供了有力保障。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道德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都被纳入到了社会的法律体系之中。法律化的道德已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而具有了明显的法律效力。明确规定道德主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主体事实上做什么也有了明确制约，就是强制性的惩罚，以此使主体做应该做的事，将抽象的道德目标和规范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规范和准则。比如，对社会上早已存在的“包二奶”、“第三者”的不良现象，以前只能诉诸于道德的谴责力量，要不就是采取暴力手段来解决。在《婚姻法》修改后，“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条文被法律加以规定，对这种给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就有了法律规定。
（三）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是实现法治社会的有力支撑
道德和法律相辅相成，唇齿相依，是治理国家的两把利剑。道德和法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根源与目的方面来说，两者都是由同一经济基础决定的，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从内容上来说，法律以道德为基础，法律规范大都来源于道德规范。从作用上来说，两者相互促进。道德对法律的促进作用有：道德确立的基本价值为立法指明了方向，道德为执法、守法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法律对道德的促进作用有：通过立法可以选择进而推动一定道德的普及，严格执法有助于弘扬一定的道德精神。道德的长处恰恰表现为法律的短处，而法律的长处又是道德的短处，两者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道德具有自发性，法律具有人为性，道德的强制手段是柔性的，而法律则是刚性的。
德治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进行道德的教化从而使社会正常有序地运行。法治是公平正义的法律在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中创立的一套活动和生活的制度，其基本属性是强调法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建设法治社会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是人类对自己生存方式的一种选择。法治是道德建设的保障和强有力的促进因素。法律是道德规范不能生效后的最后一道强制力防线。如果没有坚强的法律做后盾，道德就会变得单薄无助。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在不同的领域其功能和效力也是不一样的。当道德规范涉及经济、政治利益和国家行政管辖范围内的一体性时，在调整力度和有效性上，都无法与法律功能相比。而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综合了道德与法律的双重性，体现了德治和法治的共同要求。也就是说当道德上升到国家意志时，人们不遵守它将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正因为如此，才使人们的整体道德素质和水平得到了提高，从而有助于德治的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十分重视法律对推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重要作用，在道德法律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社会转型期引发的道德失范问题，迫切要求我们高度重视道德法律化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思想道德法制化是连结德治和法治的桥梁，是实现法治社会的有力支撑。
（四）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是提高文明程度的必然选择
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可以推动道德的自身建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第一，普及道德规范。法律确认和吸收某些道德标准，使之成为法律标准和法律规范，从而推进法律目标的实现。第二，净化社会风气。法律以国家名义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反映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价值取向，为人们提供识别是与非，好与坏的判断标准。法律还要求人们履行法律义务，承担法律责任。法律凭借国家强制力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制裁，从而更好地净化社会风气，维护道德环境。第三，提升公民素质。法律以其权利本位、契约自由、社会公平、维护正义等现代法治精神去培育教化人们，从而形成社会主义义利观，形成健康有序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规范，使人们将法律知识和法治精神融化于自己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日常行为中，在他律的范围内把自己塑造为自觉自为的人，最终达到道德理想的实现。
二、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的基本依据
（一）1982宪法关于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容是各项立法活动必须遵循的原则
现行《宪法》第24条规定了思想道德建设:“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宪法把“四有”、“五爱”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基本内容，以国家提倡的形式纳入国家根本大法中，确立了它们在社会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另外，宪法还把爱护公共财物，遵守劳动纪律，遵守社会公德，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利益以及赡养父母和抚育子女作为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我国宪法关于思想道德建设的规定全面丰富，在世界各国宪法中独具特色。
（二）我国把思想道德建设领域基本的重要的规范上升为法律
首先，在社会公德方面，主要有:《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比如，《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义务是国家对公民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具有法律形式的社会公德规范。民法调整的是社会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社会公德是民法的重要渊源之一。《民法通则》第7条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诚实信用”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被视为民法的“帝王条款”，其精神贯穿于整个民法体系中。
其次，在职业道德方面，主要有：《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教师法》、《公务员法》、《会计法》、《律师法》等。这些法律把职业道德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上升为国家意志。
最后，在家庭美德方面，主要有：《刑法》、《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把中国相传几千年的优秀家庭道德规范中的重要内容变成了法律，把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家紧密结合起来。
（三）道德与法律二者有许多共同点
其一，二者目标和价值基础相同。道德反映了一定社会对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荣与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公民道德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反对非正义、追求正义的过程。法律的基本特征是正义性，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首要价值和最终理想。法哲学思想的先躯----亚里士多德就把正义论作为法律论的基础：“法律的实际意义都应该是促成全部人民都能促进正义和善德的制度。”①公民道德与法律的这种内在同质性和追求目标的一致性使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具有了可能性。
其二，二者基本的逻辑相同。法律与道德对人的行为与社会秩序的调节规范有两个基本的逻辑：（1）强制性的逻辑，即“必须”如此，道德与法律均具有义务性规范，以此保障其有效性。（2）价值性的逻辑，即“应该”如此，它赋予规则以价值的内涵。“必须”与“应该”是既存在于法律之中，又存在于道德之中的两个共同逻辑。
其三，二者调节范围具有相容性。因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二者调控范围具有一种包容关系，前者包容后者，也就是说，道德调节范围比法律调节范围广泛。道德所作用的范围和调节的对象几乎涉及到人们的生产、工作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法律所调节的只是人们的某些特定行为，两者存在相容性。
其四，二者调节方式具有相通性。在调节方式上，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靠的是个人的自律，依赖于社会舆论的力量。在道德与法律共同调节的行为中，当道德的自律性不能发挥作用时就要借助于法律的强制力。在道德和法律调节范围相重迭的领域，道德的非强制手段必须服从于法律的强制手段。
其五，二者都含有义务规范。道德义务是指“你不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道德义务是善的一种规定，它是对人的一种内在的道德要求。法律义务是法律关系主体应该这样行为或不这样行为的一种限制或约束。也就是说，法律积极地规定或承认人们必须这样行为，或消极的规定或承认人们不这样行为。因此，义务是思想道德法制化的中介和桥梁。
（四）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渊源
从起源上来看，在法律规范出现之前，社会关系主要通过道德规范来调整，后来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将一些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可以说，法律规范是在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渊源，法律只有获得道德的伦理支持才会产生实际的效力，才是一部良法。美国法学家富勒指出：“真正的法律制度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完善的法是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的统一”。“徒善不足于为政，徒法不足于自行”，不具有伦理精神的法律将导致专制并缺失正义。从社会作用上来看，公民道德和法律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都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对社会起规范作用。它们有共同的经济基础、指导思想和历史使命。三、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的必要限度
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只能是一部分道德的法律化。如果将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法律化，就会否定道德存在的意义，不利于培养公民自律意识和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因此，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要把握合理限度。
（一）处于较低层次的道德规范可以被法律化，而较高层次的道德规范则不宜被法律化
道德规范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层次：基于个人心性和人格层面的美德伦理、基于社会实践和交往层面的规范伦理和基于人类终极关怀的理想或信仰伦理。其中，规范伦理受制于特定社会关系的状况并适应着特定社会关系的要求，是维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最基本最起码的道德规范，是任何公民都应该做到的道德要求，对任何公民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违背了这些道德要求，社会生活就无法正常进行。最基本层次的道德行为规范可以被法律化。美德伦理是个人对人生和高尚道德人格的追求，与规范伦理相比，是个人对过美好道德生活和成就高尚道德人格的自觉自愿的选择，它很难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和实践模式，可以为社会所提倡，但不宜被法律化，如谦虚的美德，可以提倡但不能做法律的规约。基于人类终极关怀的理想或信仰伦理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是对某种道德理想或人生境界的超越追求，多侧重于精神层面，而法律重在规范人们当下的行为，不宜过多涉及超现实的精神的活动。否则，容易超越现实经济社会状况，不仅多数社会成员难以做到，而且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不利于规范和调整社会关系。
富勒把道德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义务的道德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基本的道德规范，是社会对人们最基本的要求，为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同，它是维持一个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道德准则，如勿杀人、勿盗窃、勿诈骗、诚实信用等，这些规定可通过转化为法律而实现。愿望的道德则是指那些有助于提高生命质量、生活质量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的原则，如慷慨、仁慈、博爱、无私和富有同情心等，它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不宜上升为法律义务。因此，可以把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化，而将最高限度的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引导，但不强制人们做到。前者就是道德共识，大家愿意共同遵守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正常秩序得以维持、社会交往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保证。后者是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际紧密联系的道德原则，事实上，可能有极少部分人能够有这种高尚的道德或者根本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在道德法律化过程中，如果忽视大众的道德水准，过分地将愿望的道德纳人法律的范畴，那么法律主体的义务标准就会提高，不能为大众普遍认同和接受，尽管法律会施以普遍和严厉的制裁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二）与人的行为发生一定联系的道德规范可以被法律化，而不发生联系的道德规范则不宜被法律化
法律与道德在调整人们社会关系方面的一个显著区别是，道德既能调整人的行为层面，又能触及人的思想、观念、情感甚至信仰等精神领域，而法律只能调整人的行为层面，即使某人有着极不道德的观念，只要他不表现出来，法律就不能也不应对其进行制约和调整。“公认的社会道德能否全部上升为法律，其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看它同行为的联系程度，且这种程度应达到一定的法律要求。”②也就是说，与行为相联系的且应该上升为法律的那部分道德要求应确定为法律，而与人的行为不发生联系和不应该上升为法律的，还应停留在道德领域，和法律保持相对距离，仍由道德规范进行调整。因此，社会道德规范能否转化为法律，一定要考察这种道德规范与人的行为相联系的程度。
四、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根本途径
（一）充分认识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的重要性
有人认为，道德与法律属于不同的范畴，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就容易混淆两者的界限。还有人认为，道德靠教育，法律靠强制，两者不能混同。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从古至今一直争论不休，主要有三种观点：1.法律与道德不分，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这在古代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占主导地位。2.法律与道德截然不同，各有其调整对象与方法，不可混同。这是西方18、19世纪历史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的看法。3.法律与道德互有差异又紧密结合，二者相互渗透，又各有分工。这是20世纪以来西方法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法律不能规范人的道德观念，但可以规范人的道德行为。在当代西方，道德越来越民法化。在当代东方，道德或民法化，或刑法化(如新加坡)。因此，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说，今天法律与道德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法理学观点认为，法律除了强制功能外，还具有指引、评价、预测、教育等功能。不能只看到法的强制能，而看不到法的其他功能。为此，要充分认识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的时代价值和重要性，把法制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吸收借鉴我国古代法律文化中合理的优秀的成分
我国古代社会将道德中的“忠君”、“孝悌”、“贞节”等道德规范直接引入法律条款并加以推行。《秦律》和《汉律》都将不孝看作违法犯罪行为，并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我国历史上最严密的封建法典《唐律》，推行“三纲五常”等道德规范。《唐律》的主要内容是把儒家的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把儒家的道德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即所谓的“纳礼入律”。《唐律》中将十种罪大恶极的违法行为规定为不赦之罪，其中包括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等。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德刑观体现了道德法律化的基本精神，对后世影响较大。社会公德是社会公共事务、公共角色、公众行为中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亦可弗旧事矣夫”，孔子这里讲的“礼”就属社会公德的范畴。虽然古代的道德法律化服务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很难培养出具有平等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但它在维护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其中的一些思想，如“以法促德”的做法对现在进行道德建设具有启示作用。
（三）通过完善立法推动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
立法途径主要有三种方式实现: 1.立法将一定的道德规范直接上升为法律法规，即通过禁止性、义务性的法律法规直接反映特定的道德规范，这是道德法律化立法确立的直接模式。2.立法规定法律主体必须遵守一般的道德规范(主要是社会公德)的原则，使一般的道德规则具有某种法律属性或法律效力的法律原则。3.立法规定准用性道德规范，使其成为立法的有效补充。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曾经指出：“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禁止杀人、强奸、抢劫以及人体伤害，调整两性关系；制止在合同契约的缔结与履行过程中欺诈与失信等等，都是将道德观念转化为法律规定的例子”。③因此，如果不制定或制定不出符合我国国情、反映大多数人的意志、切实可行的道德建设的法律法规，思想道德建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为此，要借鉴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加大立法力度，把重要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推进我国的道德建设。社会公德的规范化是道德立法的重点和难点。上海倡导并施行的“七不”(不随地吐痰，不乱窜马路，不乱扔垃圾，不讲粗话脏话，不破坏绿化，不损坏公物，不在公共场所吸烟)规范，从道德立法方向发展，就是不仅为其寻找法律依据，而且把各种规范提升为具有某种法律约束的规则，并严格执法，逐渐使人们养成习惯，成为自觉的行动。笔者认为，要完善维护社会公德方面的法律法规。社会公德立法体系包括公德“法典”以及相应配套的公德条例、公德立法执法以及相应的管理机构等。不断完善公民基本行为规范的立法；奖励公民见义勇为的社会保障条例；惩治某种场合下见危不救行为的条例；维护诸如广场、火（汽）车站、地铁等公共场所良好秩序的条例；公益劳动条例，即对于那些违背社会公德的人给予一定的劳役处罚。在维护职业道德方面，制定《医护人员法》、《演员法》等为社会关注的职业道德方面的法律；还可以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有关道德准则，充实官德规范体系，制定《从政道德法》或《从政道德规范条例》，通过健全制约权力的法律法规，促进官德建设。
（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加大执法力度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在认真抓好全民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危害社会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正常经济秩序、公共秩序、生活秩序，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第一，有的放矢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实践反复证明，如果没有法律的褒善抑恶机制，就难以形成扬善惩恶、扶正祛邪的良好社会风气。法治是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伸张社会正义的最有力的手段。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公民法律知识薄弱环节和公民所关注的法律焦点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是今日思想道德建设的必由之路。
第二，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利用法律的稳定性、权威性、普遍性、强制性来保证思想道德建设目标的实现。通过加大执法力度，以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质。通过严格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以提升思想道德建设的水平。通过各级人大对财政预决算的审议，以保障各级政府对思想道德建设的投入。通过适度扩大执法主体队伍，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人员保障。
（五）建立健全思想道德建设的相关机制
建立健全思想道德建设的一系列体制机制，依法加强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管理，制裁和打击危害社会的不道德行，历来是党和国家治理社会的方针和措施。
其一，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工作机制。这套工作机制应该遵循这样一个程序：思想道德建设的战略决策由党来决定。党决定之后，人大则把党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变为法律，并交由政府来实施。实施中，人大应予以严格监督。这套机制可概括为：党领导、人大主导、政府倡导和群众参与。有人设计，有人立法，有人执法，有人监督，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其二，建立健全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当前，思想道德建设必须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要贯彻思想道德建设中的群众路线，让群众通过制定行规、公约，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这就要发挥各行业协会的作用，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同行公约(行规)。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社区公约，乡规民约。还可以在大、中、小学学生、下岗失业人员和社会志愿者中，组织一支宣传队伍，利用节假日或每年的法制宣传日上街宣传法律法规和公民行为守则。
Ⅹ 如何发挥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法治的道德基础十分薄弱，公民的道德水平比较低，国家公职人员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意识较差，这是制约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的统一性
法治道德属于政治道德的范畴，因为法治本质上是国家政治的一种运行方式，法治不可能也不应当超越于政治之上。人类政治活动指的是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过程，而政治的推行方式不止一种。从历史发展来看，基本的政治手段有自然政治（无为而治）、德治、礼治、刑治和法治等，法治仅是政治手段和政治运行方式之一。政治必须讲道德，法治作为政治的一种方式，同样必须讲道德。但这里讲政治道德和法治道德，并不是简单地将道德置于政治和法治之下，使道德成为一种可有可无、可大可小的随机物，而是内含着这样一种基本的推论：国家政治和法治必须符合人类的基本道义精神和正义原则，必须在明确的善的道德价值指引下建立正义的法律体系，保持合理和公正的执法与司法过程，从而造就和谐、自由和有序的社会发展局面。也就是说，国家政治和法治只有从其出发点、过程和效果上都符合人类的道德准则，才能真正体现政治和法治的本来目的。 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本是完全统一的人类行为规范和治国方式，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利益驱动的影响，人们对德、法关系的认识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法治建设需要不需要道德基础，道德在法治建设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是世界范围内法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西方现代法学界，对此问题的解答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是新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认为道德和法律分属于两个领域，是两种相互矛盾和作用各异的社会规范，因而现代法治建设不能够容纳道德，而必须以纯粹的法律手段治国，这样才符合现代平等、民主和唯法是从的法治理念。哈特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二是新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强调法律的正义标准和善恶判断性，主张法律与道德的内在统一，力求把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富勒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在我国法学界，除了与上述两种法学理论相类似的观点外，还有一种中和性的观点，就是认为道德与法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因而主张人们在一般社会事务上应当遵守道德规范，而在法律领域里则应当坚持法律至上，以法为据，从而避免道德对法律的干扰与消解作用。这种观点看似公允，实质上还是把道德与法律作了二重划分，使之形成了难以融合的两张皮，因而它在倾向性上还是接近纯粹法治论的观点的。 我以为，新自然法学派的观点相对而言是比较正确的观点，与古希腊的正义法理论和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道德法思想具有一致性。但这种观点仍然力图统道德于法律之中，忽略了道德的先在性、法理性和引导性。
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首先从道德和法律的本质与功能上加以认识。从本质上看，道德是人类正义精神的体现，是宇宙万物的自然法则（道）及其在人类社会各种事物中的显现（德），因而它本身就具有先在性、自证性和自为性，从
而也就成为判断万事万物的第一价值标准。相应地，法律则是人类社会生之于道德、依据道德而建立的外在规则，是在道德不能推行的地方对道德规范的一种加强和强制实现。法不具有先在性，而是后起的；法不具有自证性，必须依据可以自证自明的人类规则来确立，这个可以自证自明的规则就是人类道德（反映在具体的社会事物上即称之为“理”，探讨法律的这种根本依据和实质的学说就称之为“法理学”），非依道德，法就难以解决因何而建立的问题；法也不具有自为性，（孟子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它必依赖于人才得以推行，而人推行法律的内在动力就是道德（正义感、利众心和责任意识）与智慧。由此可见，道德的本质是自具的（本来如此），而法的本质是由道德确立的（依理如此）。离开道德，法将失去判断社会万物价值（善恶、是非）的根本依据。这种本质上的统一性，正说明了一个社会的基本规范的一致性，也说明了社会目标和发展方向上的一致性。那种认为道德和法律本质不同的看法，实际上是否定了统一国家中社会规范的一致性，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从功能上来说，道德和法律则是内外互补的共同规范关系。道德和法律共称为“社会观范”，其目的都在于使社会秩序化，所以二者在功能上的目标是一致的，不存在什么冲突和矛盾的问题。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规范方式的不同。道德是以人的自觉性为基础，从人的内在意识上建立善恶是非的人生准则，从而起到指导和约束人的行为的作用。法律则是以人的强制性为基础，从人的外在行为上明确其善恶是非的走向，从而约束、限制和导向人的行为。在人类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期是只有道德没有法律的，那时人们的心灵纯朴、道德自觉性强，一切社会问题都通过内在自学和由此形成的外在习俗就基本上解决了。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加强，利益竞争出现，仅靠道德自觉已无法满足社会规范的要求，尤其是对于道德自律意识淡薄的人来说，内在的自我约束已很难奏效，这样就不得不适用外在的强制力（尤其是国家强制力）来迫使其遵循人类的道德要求。可见，法律是以道德补偿和保障的功能出现于人类社会的。自从有了法律，人类社会就具有了内外一致的双重规范机制。但不论哪个社会，这两重社会规范都力求统一。在一个得到良好治理的社会里，法治总是以人类的道德正义精神为其存在的前提和依据的，而道德也总是以法律规范作为其保障。所谓“礼法结合”、“出礼则入于刑”正是说明了这两者的互补共治性质。因此，道德和法律是统一的社会规范的共有一致的两个方面，它们本质上不存在矛盾。二者存在某种看似矛盾的问题，主要是两种情形造成的：一种是后起的法律背离了道德精神，因而造成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之间的矛盾（这种情况不能反过来说是道德规范背离了法律规范，因为先在自证的道德无须以法律的认可为其存在的前提，相反，法律应当以道德的认可为其存在的前提）。另一种情形则是由于体现道德、推行法律的主体——人的素质修养不够，因而造成人为的对道德内涵的误解和对法律规范的误解，由此造成了道德与法律的某种矛盾局面。
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共同以理的形式存在，理的最高原则是人类正义精神。德、法两种规范共同指向的目标是人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在社会层面上即是情和事，由情和事而构成一定的关系。所以，德、法两种社会规范的本质内容是社会关系，表现方式则是情和事。有人认为，法律是无情的，所以法律与情相冲突，不能讲情。这种看法仍然是片面的。情和事均是人类社会客观的存在现象，正由于情（如血缘之亲情、性爱之感情以及广义的人类慈悲心、仁爱心、侧隐心和同情心等）和事的交织运行，人类才产生了各种各样难以理清的复杂的社会关系。道德和法律正是要通过理而对情和事进行合理的调整和梳理，从而建立良性的社会关系。所以道德和法律正是从人心和人的行为两个方面合理地建构理、情、事的相互关系的社会规范，而德治（以德治国）和法治（依法治国）则是对理、情、事这三个方面的具体把握与建构过程。法治社会虽然以法律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主导规范，但同样不能免除的是法治必须以道德为基础才能完善有效地确立起来。否则，唯法而治，只能造成舍内而取外、舍本而逐末，忽视人的内在自觉修养而求外在行为的合理化的局面，其结果必然是社会的混乱
无序状态。因此，现代法治必须在社会层面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并以道德为处理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首要方式；在道德不能消解矛盾的地方，法律才成为主导的裁决手段；公正执法的有力保障之一仍然是人的道德责任感；遵守道德是遵守法律的人格基础，遵守法律是遵守道德的最低要求。法律和道德并行不悖，共同为治，真正的法治社会才可能建立起来。 二、法治道德的基本要求和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将道德规范贯穿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就是要求社会建立一种道德化的法治，体现一种法治的道德精神，使德、法相融，互相助益。
在法治建设中强调道德并不意味着道德仅仅被看作为法治过程的一种口号，而是要求法治建设必须以人类道德正义精神为指导，执法者和司法者必须具备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公正执法的能力素质，整个社会体现出正气流行和和谐有序的风貌。也就是说，道德必须作为一种实体的社会规范融化于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具体来说，法治道德应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立法正义，即立法活动要从人类正义原则出发，充分考虑到人类的道德要求和人道性质，使普遍确立的法律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良法”，避免非道德的“恶法之治”。这是法治走向合理化的根本之点。衡量立法正义的根本是一切立法必须以人民利益为重，为保障人民权利、自由和福利而创制法律，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此，要避免法律的特权化、阶层化倾向，建立平等的法律制度。
第二，政治与行政廉洁。廉洁既是道德要求，也是法律主张。廉者不贪，洁者不染。廉洁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廉价（小而精干的政府可以最低限度地耗费社会财富）。官员清廉（清廉不染，即是把权力视作为民服务、为民造福的工具和尽职尽责的手段，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政权运作简单有效（政治与行政行为简明单纯，不扰民，不搞排场，不搞虚夸，而政府权威很高，推行政务的效率很高）。 第三，执法与司法公正。政府的执法行为与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平等地对待一切法律关系主体，避免权力关系（权权庇护）、亲属关系（家天下和家地方）、金钱关系（利害勾结，贿赂公行）、乡友关系（近者庇护，远者欺瞒）等社会关系对法律事务的扭曲和影响。
第四，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具有高度道德水平。法律由人建立，法治赖人推行，人的道德素质是造就道德政治的根本所在。其中，处于“公共权力边缘位置”的普通公民的道德素质固然重要，但起根本影响的还是那些处于“公共权力核心位置”的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的素质。中国历史上的圣贤之治的思想和科举取士的制度，古希腊柏拉图的“贤人政治”的主张，都力图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值得借鉴。
表现在上述诸环节中的人类道德对于法治建设的作用十分巨大，它本质上不再是外在于法治过程的游离物，而是构成法治建设的血肉和灵魂。具体来说，法治道德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基础作用，即在法治建设中构成推动法治运行的有力的道德基础，为创立“依法治国”的良好氛围提供基本的动力保障。第二，风尚化作用。社会道德具有通过社会舆论迅速传播、渗透一切的普遍化功能，因而能对社会起到一种风尚化的作用，使社会形成良好的风俗习惯和心理向往，同时也就造成了对一切社会成员的强大的心理压力，从总体上制约法治建设朝良性发展。第三，内在规范化作用。道德要求和道德理想是从人的内在自觉性入手解决社会规范问题的，因而它以人的“自我信任”和“自我修养”为基础，通过社会成员的自我评价和内心羞愧建立自律机制，实现“道德自律”，由此引导人的外在行为的合理发展。可见，道德规范把人的心理、人格和行业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对确立法治建设所要求的健康心理、正义人格和公正作为十分有益。第四，外在示范化作用。社会道德虽然不如法律规范那样具有明确的外在强制性，但它仍然具有外有影响功能。这个功能主要是通过道德高尚、正直、诚实、公正的人们的行为，为社会提供一种可借鉴和学习的“模范体系”，从而引导人们走上道德正义之路。道德修养好的人对于一般的人会形成一
同时是一个法治建设的过程，而法治建设的过程则必须同时是一个道德建设的过程，二者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在我国现阶段，改变道德缺失状况的任务很繁重，需要从各方面综合努力才行。这里从几个主要的方面入手，简单讨论一下道德建设之路：第一，从社会道德建设的角度来看，社会应当把弘扬道德正义精神放在首位，把遵守道德和遵守法律统一起来，引导人们按照道德标准判断是非，衡量行为，由此养成全社会诚、信、公、正的道德风尚，为法治建设提供良性的社会道德环境。第二，从法律体系本身来看，必须建立道德先在和法律依道德而立的信念，解决法律和道德两张皮，法律不依道德而立，道德行为得不到法律肯定和支持的悖异现象，使道德和法律真正成为本质相同、目标一致、功能互补的两大社会规范，为法治建设提供内在的道德动力和依据。第三，从社会成员尤其是公职人员的个体素质入手解决道德缺失问题。社会成员道德信念的建立来自于不断深入、勇猛精进的个体修养。因而，从教育、学习、政治宣传等方面入手强调和激励个体道德修养行为，建立稳固持久、代代相传的个体道德素质，是建立法治道德的根本所在。党中央布置和推行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活动，本质上就是要解决为政者的政治道德问题。第四，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优秀的道德理论、德法共治理论和个体修养理论，因此，扬弃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是改变道德缺失状况，建立法治道德，推行道德政治的重要举措。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是道德，它曾在历史上对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起到过无以替代的作用，至今仍是人类社会良性发展的宝贵财富。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切实的行动，才可能发掘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所需要的真正的人文资源和精神动力，也才会找到法治建设的真正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