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地方立法
⑴ 人大主导地方立法的程序有哪些
一、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的认识
自1979年地方组织法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以来，地方立法为国家立法积累了有益经验，为地方治理提供了法治保障，对保证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有效实施，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30多年的地方立法实践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管理事务的日益复杂和民众需求的多元化，社会各方面对立法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行政部门主导立法的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立法效率，满足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对立法的需求，但由此产生的部门利益法制化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地方立法质量的提高。为适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修改后的立法法从法律层面上对我国现有立法体制机制的完善作了顶层设计，强调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发挥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而言，充分发挥在地方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用好、用足、用实立法权，既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本质要求，也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应有之义，是立法工作与时俱进适应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们理解，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的主导作用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层面：一是在立法总体思路上统筹考虑。在党委的领导下对立法工作进行通盘考虑、总体设计，突出人大统领立法工作全局的作用，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来谋划和组织立法工作，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和系统性，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作用。二是在立法具体环节上统筹协调。在立项、起草、审议、修改等各个环节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合理配置立法资源，牢牢把握立法进程，既充分调动政府、社会等有关各方的积极性，妥善平衡各方需求，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又要防止部门利益干扰，树立立法机关的权威性。三是在法律制度设计上的决策主导。对法规中涉及公民有关权利、义务的确定，执法主体权力、职责的设置，以及具体法律责任条款的设定等内容，在把握合法性、合理性原则和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敢于决策，善于决策，在矛盾的焦点上“划杠杠”。
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立法工作中主导作用发挥的现状及问题
（一）对地方立法工作统筹协调不够。从当前地方立法实践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无论是在立法的总体思路、顶层设计方面，还是在立项、起草、审议等立法具体环节方面，统筹协调作用发挥不够。
1．对立法与改革关系的处理统筹考虑不够。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法律法规数量较少，而改革发展的任务重、时间紧，因此这一时期的改革更多的是“先破后立”，往往是改革实践走在前面，然后通过立法来确认、巩固改革成果。这种“先改革、后立法”的总体思路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建设，推动了改革发展进程，但也存在严重弊端，比如，一些改革措施的“良性违法”得到认同并体现在法规具体条文中，出现了立法者“闯法律红灯”的现象。现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常态下，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国家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很少有法律的空白领域，因此，如何统筹处理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实现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衔接，是地方人大面临的重要课题。
2．对人大与政府在立法中的角色定位统筹考虑不够。地方人大对哪些事项必须由人大立法，哪些事项可以由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统筹考虑得不够。立法实践中有的时候存在一些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地方政府却制定了规范性文件，规避了人大立法程序；有的不是必须制定地方性法规，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就可以满足实际管理需要的事项，最后却进入了人大立法程序，立法资源被过度使用导致“繁法扰民”。
3．对立法队伍建设统筹考虑不够。长期以来，人大及其常委会比较注重人大立法工作专门机构的建设，而对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立法能力建设有所忽视。在抓立法队伍建设的时候，往往更注重专门机构的设置和专业力量的配备，对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立法培训不够重视，直接影响了法规审议质量。另一方面，人大及其常委会、政府对本地区政府法制队伍建设也统筹考虑不够。一些由人大组织专题教育培训、法制讲座、立法研讨会等活动，邀请政府法制部门参与的并不多；平时交流更多的是业务往来，人才互相交流的渠道不畅通，立法工作中的新动态、新要求、新思路等信息共享不够，等等。
（二）对确定具体立法项目的主导不够。从立项工作的实际情况看，人大被动“等米下锅”的现象较为普遍。政府及其部门对一些工作中亟需或者涉及本部门切身利益的立法项目，争先上报；而对一些涉及多部门且分歧较大或者复杂利益关系、社会矛盾集中的立法项目，往往积极性不高，无法立项。虽然在立项的程序上，要求拟列入年度立法计划中的项目须是经过充分调研论证，具备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并经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通过后才能确定,
但由于在立项的前期环节，人大主动调研不够充分，缺乏有效的工作机制和专门的信息渠道来全面系统地掌握社会立法需求，因此很容易受到政府及其部门立法积极性的制约和影响，导致制定的立法规划计划往往更多是各部门立法建议项目的简单拼盘汇总，或是平衡各部门意见后的妥协结果。
（三）对法规起草工作主导不够。目前，大多数法规草案是由政府部门起草，人大自主起草的法规草案比重偏低，且多数是涉及人大履职、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立法项目，涉及具体行政管理事项的较少。虽然政府有关部门长期在一线从事相关具体工作，在其工作领域对相关业务更为熟悉，在法规起草上有一定优势，但是行政机关受其权限和视角的影响，往往将立法的注意力集中在强化行政管理职能上，而忽视全局利益和社会利益，存在部门利益倾向；一些综合性较强、需要多个部门联合起草，或者社会矛盾比较集中、各方意见分歧较大的项目，部门经常互相推脱，不愿意牵头起草，导致一些重要法规迟迟不能出台。
（四）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发挥不够。从目前人大代表参与立法的现状来看，代表作用发挥得仍然不够理想。一是代表议案和意见建议及时转化为立法规划计划的数量非常少。二是立法过程中代表参与立法的广度和深度不够。邀请代表参加立法调研、论证、听证等活动不足，特别是基层人大代表表达意见的途径有限，难以实质性参与立法活动；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的效果不够理想，确定列席代表名单时没有综合考虑代表的专业特长、职业特点等，导致难以提出高质量、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存在“重意见收集、轻处理反馈”的问题，影响了代表参与的积极性。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主导作用发挥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对人大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认识不够，立法制度的顶层设计还不完善，科学合理的立法工作机制有待健全，立法队伍建设相对滞后等等，但其中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就是人大主导立法能力不够，与立法任务不相适，主要表现为：一是作为立法主体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在结构上需要进一步优化。兼职委员多、专职委员少，由于兼职委员一般都有繁重的本职工作，很难投入更多精力用于立法工作。其次，专业人才数量较少，尤其缺乏精通法律、财经等方面的人员。二是专门委员会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组成人员专业构成不合理，法律专业人员偏少；来源单一，大多是领导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家学者和基层人员偏少；兼职委员较多，不能保证经常参加立法调研和审议活动。三是当前地方立法工作队伍建设存在一些问题。有的立法工作者对实际情况特别是基层情况和人民群众意愿了解不够，不能摆脱部门利益的掣肘；立法工作队伍建设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干部知识结构单一、年龄结构偏大，干部队伍流动缓慢，进出通道不畅等等。
三、新形势下发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主导作用的路径和措施
在新起点上发挥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要着力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抓住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这个关键，突出立法工作机制的健全完善这条主线，强化立法队伍建设这个根本保障。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
党对法治的领导，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领导立法。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就是要确保党的主张通过国家立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使之成为全社会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因此，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必须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主导作用；越是坚持党的领导，就越能有效地发挥人大的主导作用，保证立法正确的政治方向。地方人大在立法工作中需要不断完善党委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凡立法工作规划、年度立法计划、重要的立法项目以及立法队伍建设等，都要及时通过常委会党组向党委请示汇报，积极争取党委的支持。凡立法中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决策权在党委，必须由党委讨论决定，以确保重大立法决策体现党的主张和人民的共同意愿。有些问题虽不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但社会高度关注、各方面意见分歧较大、无法协调形成共识、利益博弈难以平衡的，也应当由常委会党组向党委报告，由党委决策。
（二）抓好统筹协调是关键
一是统筹协调立法与改革相衔接的关系。对各方面提出的改革思路和措施，主动从立法上研究可行路径和解决办法，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同时，突出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及时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对现行地方性法规规定与改革决策不一致的，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需要法规授权的，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改革的方向确定了，但具体怎么改、制度怎么设计还没有成熟意见的，应当有一定的前瞻性，为将来的改革发展预留空间。
二是统筹协调人大与政府在立法中角色定位的关系。进一步完善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立法工作联系沟通机制，对立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重大事项，加强与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协调沟通，特别是对法规草案涉及的管理体制、职责分工、机构编制、预算安排等存在重大分歧的，要认真研究、协调，有的问题可以让政府先行协调，提出方案；或者引入第三方评估，向党委请示报告，由党委决策。
三是统筹协调人大法工（制）委与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作用发挥的关系。加强法工（制）委与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的协调配合，发挥“统”与“专”两个优势，做到1+1＞2。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开展立法调研活动，应当有针对性地邀请法工（制）委参与，以便于提前了解法规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法工（制）委在法规草案进入常委会一审之后，应当邀请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参与对法规草案的修改和调研活动；审议法规草案时，邀请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成员列席会议。
（三）完善工作机制是主线
1．完善立法选项机制，牢牢抓住法规立项的主动权
一是拓宽立法项目来源。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人民群众立法需求以及上位法制定修改情况，及时收集相关立法信息，加强立法调研，梳理、研究提出计划建议项目。广泛向社会公开征求立法项目，更多地向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下一级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社会组织等征集立法项目。
二是加强立法项目的评估论证。建立完善立法选项评估论证制度，加强与有关方面的沟通联系，科学确定立法项目。在听取项目提出单位关于项目调研论证情况的报告后，组织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常委会立法顾问及有关专家学者等，对建议项目的立法依据、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法规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社会效果等进行评估论证。
三是重视人大代表提出的立法议案和建议。不断完善代表议案、建议与立法规划计划编制相衔接的机制，将关系本地发展大局、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条件相对成熟的立法建议项目优先列入立法计划。同时，建立完善相关机制，为人大代表参与立法创造条件。
2．完善法规起草机制，把握法规起草的主导权
一是逐步提高人大自主起草法规的比重。进一步充实相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的立法力量，拓宽人大自主起草法规的范围，逐步提高自主起草法规比重。建立由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规草案制度，对法律关系复杂、涉及面广、协调难度大的立法项目，还可以吸收人大代表、专家学者、社会团体等参与起草。同时，也应注重借助外力，对法规中涉及管理体制、机构编制、部门职责、经费保障、执法队伍等方面的内容，要充分听取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意见；对法规中专业性较强、需要调研论证的内容，可以委托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等研究，为立法提供智力支持。
二是完善委托第三方起草法规机制。对部分专业性、技术性较强或者涉及多个执法主体和不同利益群体、立法难度大的立法项目，可以采取委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起草的形式，发挥专家学者在立法工作中的智囊作用。同时，为确保委托起草的质量，人大要全程参与委托起草过程，向受托单位明确立法宗旨、基本思路和原则，并及时就起草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强指导。
三是完善人大提前介入法规起草机制。现阶段，考虑到人大立法力量有限，政府在立法工作中仍将发挥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因此，除了一些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立法项目，多数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还是应当由政府法制机构及相关部门承担。在这种情况下，相关专门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要提前介入到法规的起草工作中，对法规草案内容的合法性、合理性、规范性及时进行指导。同时，及时掌握立法进展情况，对起草中涉及的重点、焦点、难点问题进行指导和协调，把在起草过程中发现的矛盾和问题解决在法规草案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之前。
3．完善法规草案审议机制，提高审议质量
一是加强专门委员会审议。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应发挥“专”的优势，把握好法规草案审议的第一道关口，对立法的必要性、成熟性、可行性进行充分调查、论证和研究，解决立不立法、能不能立法的问题；同时对法规草案涉及的重要制度、工作机制等问题，特别是起草阶段各方意见不一致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法制委要注重发挥“统”的作用，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其他有关方面的意见进行统一审议，重点调研、审议法规草案的合法性、合理性、规范性问题，并在审议结果的报告中全面、准确地反映各方面的意见以及意见吸收情况。
二是改进常委会审议。首先，合理划分常委会会议一、二审的重点内容。一审应侧重审议立法必要性、可行性，重要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以及是否与上位法相抵触等问题；二审应侧重审议法规草案的修改情况，包括意见的吸纳情况、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分歧、各方面的协调共识等问题。其次，改进审议程序。综合考虑法规草案的社会关注度、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意见等因素，增加“隔次审议”，保障有充足的时间开展调研论证和对法规草案进行修改完善。同时，在审议的形式方面，除了采取分组审议外，还应选择社会关注度高、利益关系复杂的法规，对其中主要问题召开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进行审议，以便常委会组成人员充分发表见解。
三是探索开展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重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职能，可以每届选择一两件关系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法规，在常委会审议后适时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4．完善人大代表参与立法机制，拓宽人大代表参与立法渠道
在编制立法规划计划时，充分听取和吸收人大代表的意见。确定年度立法计划时，将代表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中相对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重要依据。组织开展立法调研、听证、论证、修改、评估等活动，邀请相关专业领域的人大代表参加，增加一线代表、基层代表参加活动的数量。设立人大代表法制专业小组，结合代表的职业和自身兴趣、专长，围绕常委会年度立法计划，有针对性地组织代表参与地方立法工作。完善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专门（工作）委员会会议制度，增加列席人数，扩大列席范围。
5．完善公众参与立法机制，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
一是完善公民参与立法的制度措施。完善公民旁听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度，拓展旁听人员范围，增加旁听人员名额；探索实行立法听证的简易程序，根据实际情况，务实、灵活、多样地进行立法听证，可以请进来，可以走出去，可以一对一地听、一对一地反馈，也可以集中听取、集中汇总通报；完善立法基层联系点工作机制，在下级人大常委会、高等院校、社区等设立立法基层联系点，更直接、更便捷地了解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对地方立法的需求。
二是改进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方式方法。在公开征求法规草案意见建议时，一并公布法规的立法背景、法规中拟解决的重点问题、拟采取的立法措施等内容，增强针对性。在征求意见的形式上，广泛通过报刊、电台、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立法官方微博等媒体和现代通信手段发布公告、消息和公益广告，公布法规草案，引导社会公众关注和讨论。此外，还要探索建立社会公众意见吸纳情况反馈机制，及时向社会公布意见吸纳情况，并实行奖励制度，激发公众参与立法的热情。
三是重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等在立法中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完善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参与立法的相关机制，拓宽参与主体，扩宽参与途径，增加参与实效。在参与主体方面，综合考虑可行性、代表性和时效性等方面因素，把自愿报名、随机抽样和指定参与等方式结合起来，拓宽参与主体的覆盖面，增强参与主体的代表性和均衡性。在参与途径方面，除了发送书面征求意见函，还可以组织召开立法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说明会和立法评估等活动，使参与主体能充分表达其意见主张。在成果的运用方面，对意见建议原汁原味整理并形成书面报告，逐条逐项加以研究，作为立法的重要参考。对能吸收的意见充分吸收，并及时予以反馈。
（四）加强队伍建设是保障
人大在立法工作中主导地位的实现，还有赖于建设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立法队伍。适应新常态下立法工作的新要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全方位、多途径、多渠道加强立法工作队伍建设，为人大发挥立法主导作用提供人才保障。
一是强化立法力量配备。首先，增加具有法律理论水平和法治实践经验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比例和法制委委员比例，逐步提高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比例，充实各专门（工作）委员会中经济、法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专业人员，注重从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负责人中优先考虑组成人员人选。其次，加强立法工作机构建设，充实立法工作人员，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基层干部、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专家中选调、招录既懂法律又了解基层情况的立法工作者制度。
二是强化立法工作人才培养机制。强化立法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通过培训进修、挂职锻炼、出国（境）研修、理论研讨等多种形式培养立法工作人才。鼓励立法工作者多到基层调研，拓宽立法工作者基层锻炼渠道，除到其他党政机关挂职锻炼外，也可以选派立法工作者到院校、企业、社区等见习、挂职。
三是强化立法工作人才交流机制。建立完善干部轮岗交流机制，形成立法、执法、司法三支干部队伍交流方案和举措，畅通立法机关与党委政府及其部门的干部交流渠道。
⑵ 司法局的行政职能
找个司法局的网站，看看就知道了，以下是西安市司法局的网站介绍
西安市司法局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司法行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参与地方行政立法工作；编制全市司法行政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指导区、县司法行政工作；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2、指导、监督全市劳动教养工作，负责市劳教委的日常工作，协助有关部门组织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3、制定规划并组织实施全市法制宣传、普及法律常识和依法治市工作，指导各区县、各行业和基层依法治理工作。
4、管理、指导和监督全市律师、法律援助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统一监管法律服务市场秩序。
5、管理全市公证机构，指导、监督公证业务活动。
6、指导、管理全市基层人民调解和“148”法律服务工作。
7、管理、指导和监督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
8、负责局机关及局属单位的基建、财务和国有资产管理，负责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的装备工作。
9、指导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的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管理机关和局属单位的人事工作及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的景物和警衔评授工作。
10、组织实施法学教育，负责全市政法干部、普法骨干和法律服务人员的法律业务培训；组织管理西安地区的国家司法考试工作。
11、负责全市司法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和行政复议、应诉工作；知道协调全市法学理论研究工作，指导西安市律师协会、公证员协会、人民调解员协会的工作，负责司法外事工作。
12、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工作.
⑶ 如何落实和完善地方立法权
地方立法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依法积极做好地方立法工作，对于保障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青岛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立法工作，认真贯彻落实立法法，坚持立法同改革发展稳定重大决策紧密结合，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坚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社会领域立法，表达、平衡和调整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自立法法实施以来，共制定、修订地方性法规61件，作出修改决定8件，作出废止决定12件。一批先行先试的重要改革成果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一些关系城市科学发展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地方立法加以规范和明确，一些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多元利益主体的矛盾冲突、利益诉求通过地方立法加以平衡和调整。
一、坚持地方立法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以2000年立法法施行为标志，我市的地方立法进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发展阶段，立法理念也从注重立法数量和速度向注重立法质量和效益转变，立法重点从突出经济立法向更加注重社会领域立法转变，努力使地方立法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
立法法施行10年来，我们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发展支柱产业、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等方面，先后制定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专利保护、海洋渔业管理、实施水法、实施烟草专卖法、民用建筑节能等地方性法规。这些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对我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保障和推进青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七大以来，适应党的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积极推进立法重点调整，努力发挥地方立法对推动科学发展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一是更加注重社会领域的立法，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不同利益诉求在立法中越来越多的反映出来，通过立法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我们在继续抓好经济立法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强社会领域立法，充分发挥地方立法在促进社会公平、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快健全完善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相适应相融合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法律制度，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处理，利益诉求得到统筹兼顾。例如，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制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条例等法规；在推进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制定了学校校舍管理办法、实施红十字会法办法等法规；在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方面，制定了城市供热、城市供水、饮用水源地保护条例等法规；在特殊群体权益保护方面，制定了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规定、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若干规定、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等法规；在加强社会管理方面，制定了出租车客运管理条例、停车场管理条例、森林公园管理条例等法规。
二是更加注重发挥立法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障功能。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通过立法将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固定下来，有利于从长远和根本上保护资源环境。立法法实施以来，我们制定、修订了16件资源环境保护类的法规，特别是近几年制定的森林公园管理条例、无居民海岛管理条例、海洋环境保护规定、河道管理条例等法规，贯穿了“保护优先”的理念，规定了十分严格的保护措施。在制定《青岛市无居民海岛管理条例》时，政府提交常委会审议的条例草案更多地突出了对海岛的开发利用，把保护海岛摆在了次要位置。初审过程中，组成人员对此纷纷提出意见。在与政府进行充分协调的基础上，我们立足于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对条例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作了重大调整，确立了“统一规划、保护为主、限制利用”的原则，全面细致地规定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切实保护了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
三是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一直把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突出位置，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每制定一项法规，每设置一个条款，都努力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根本原则，以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同时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修订的城市建筑规划管理办法，将适用范围由青岛市城市规划区扩大到各县级市的城市规划区，扩大了建筑的日照间距，加强了批后管理，将规划公示制度法定化。制定的实施献血法若干规定，明确了固定采血点，规定了对献血人员更为优惠的还血政策和相关待遇。先后两次修订了城市供热条例，适当延长了供热期限，提高了供热温度，明确了计费标准，对供热单位和用户双方的权益、利益与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制定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时，明确规定了妇女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人身权利与财产权益、婚姻家庭权益等方面的保护。修订的城市房产拆迁管理条例，确定以“拆迁区域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作为补偿标准，并规定了最低保障面积，提高了对被拆迁人的补偿标准，切实维护和保障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二、坚持突出地方特色，努力提高地方立法实效
突出地方特色，是地方立法的生命，也是我市地方立法工作长期坚持的原则。在立项、确定法规调整内容时，我们始终强调从实际出发，立足青岛特色优势，着眼于解决沿海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立法对推动沿海城市科学发展、率先发展、和谐发展的保障促进作用。
一是着力突出海洋特色。青岛是一个沿海开放城市，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为推动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我们先后制定了近岸海域环境保护、海岸带规划、海洋渔业、海域使用管理、无居民海岛管理等方面的法规，初步形成了一整套保护和利用海洋资源的地方性法规体系。在制定海洋环境保护规定时，明确禁止在胶州湾沿岸新建或者扩建化工、印染、造纸、电镀等严重污染项目；禁止直接向胶州湾排放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新建向胶州湾排放废水的污水处理厂，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一级A标准等。
二是着力突出港口特色。青岛是一座港口城市，建有中国最大的集装箱泊位，与世界150个国家和地区的45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海上交通非常繁忙。为了维护海上交通安全，我们制定了海上交通安全条例，对青岛港口水域交通安全、港口排污、海上应急救援、客船管理等事项作出了规范，为我市“以港兴市”战略的实施和港航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三是着力突出奥运特色。青岛是一座奥运城市，2008年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帆船比赛。为了确保比赛的顺利进行，我们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及时作出了关于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帆船比赛进一步完善法制保障工作的决定，为奥运会、残奥会帆船比赛的成功举办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环境。
四是着力突出文化特色。青岛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具有鲜明的城市特色。为了规划、建设和管理好这座城市，我们先后制定了城市建筑规划、城市风貌保护、市容和环境卫生、城市绿化、森林公园管理等方面的法规，有力地保护和延续了青岛的历史文脉。
三、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切实提高立法质量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地方立法的必由之路。多年来，我们积极探索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有效渠道、方式和措施，为不断提高地方立法质量提供了有力保证。
一是努力构建利益诉求的表达平台，积极推进民主立法。通过座谈会、听证会、公开征求意见、问卷调查等形式，让各方面意见得以充分表达。如2005年对《青岛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2007年对《青岛市停车场管理条例（草案）》举行了立法听证会，让群众对法规中涉及的重要问题充分表达意见。在制定《青岛市停车场管理条例》时，除了召开常规的座谈会外，我们还专门召开了市民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市民全部通过报名产生，保证民意表达“原汁原味”。另外，我们还建立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立法项目制度，完善了法规草案公布制度。对与群众密切相关的立法，更是坚持问计于民。如对市区燃放烟花爆竹是否解禁的问题，通过报纸、互联网和发放调查问卷、城调队入户调查等方式，征询了一万余名群众的意见，为立法决策提供了依据。实践证明，在立法过程中构建民意表达平台，不仅能为地方性法规的修改提供很好的参考意见和建议，还能为群众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一个重要渠道，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使立法过程成为释放社会压力的过程，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时，这个平台还使群众在参与立法中了解立法，为以后法规的施行奠定了良好基础，可谓一举三得。
二是努力构建地方立法的智力支撑平台，扎实推进科学立法。我们一直认为，要搞好立法工作，理论必须先行。多年来，我们先后与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青岛大学、青岛市委党校等大专院校联合成立了多个课题组，如法规授权条款课题组、立法技术规范课题组、法规清理课题组等，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很好地指导了立法实践。我们还借助知名律师事务所法律人才丰富、专业知识精通的优势，于2004年委托岛城两家知名律师事务所起草了《青岛市物业管理条例（代拟稿）》和《青岛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代拟稿）》，两个代拟稿以律师专注于实践的独特视角和专业素养，对法规的顺利出台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弥补专业人才方面的不足，我们还与中国海洋大学合作建立了法学研究生实践点，常年接纳海洋大学的法学研究生在法制工作室实习，实现良性互补；为了弥补实践经验方面的不足，我们选择了海尔集团、高校软控等21家企业作为地方立法的企业联系点，大部分法规尤其是经济类法规，都要征求各个联系点的意见。本届常委会在发挥专家的“智囊”作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2009年，在制定《青岛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定》时，充分利用青岛市在海洋科研方面的优势，组织海洋生态、海洋地质、海洋渔业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召开论证会，从海洋生态保护和海洋污染防治等方面进行了认真论证，为市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是重视立、改、废并举，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在制定新法规的同时，积极对原有不适应改革发展需要的法规进行修改和废止。如2004年根据国家实施行政许可法的要求，组织力量对地方性法规集中进行了清理审查，适时作出了关于修改单位内部治安工作条例等19件地方性法规和关于废止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办法等8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为全面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奠定了基础。在刚刚召开的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上，我们又作出了关于废止城市私有房屋管理办法等8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在立法法施行10年来通过的61件法规及法规性决定中，修订、修改和废止的法规共45件，占到三分之二以上。
四、坚持完善立法体制和机制，不断提高立法工作水平
坚持完善立法体制和机制，是提高立法质量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先后制定了制定地方性法规技术规范、进一步做好地方性法规草案起草工作的意见、地方性法规草案征求意见工作规则、年度立法计划编制办法、立法听证暂行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从年度立法计划的编制到法规的起草、论证、修改，进行了全过程规范。
一是规范了立法计划的编制制度。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实践中，我们十分重视立法计划的编制。在编制立法计划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体现改革发展稳定重大决策的项目优先安排，自主性、先行性立法项目优先安排，原有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需要修订或废止的项目优先安排，地方发展迫切需要、条件比较成熟的项目优先安排。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年度立法计划的编制原则、编制机构和编制时间，立法计划项目的提出、公开征集、论证和确定，立法项目库与年度立法计划的衔接等内容作了明确规定，进一步规范了立法计划的编制和执行。
二是规范了法规草案的起草制度。在法规起草工作中，组成素质高而精干的法规起草班子，做到任务、时间、组织、责任、经费五落实。起草前认真学习和领会有关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开展立法调查研究，全面、准确把握青岛发展的实际，找准立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断改进法规的起草机制，拓宽起草渠道，实行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理论工作者相结合，发挥各自优势，使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更好地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三是建立完善了统一审议制度。实行统一审议制度能较好地解决越权立法、法规与法律相抵触，以及民主程序不规范、部门利益驱动，导致立法质量不高等问题，这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保证。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在坚持统一审议的同时，充分发挥了法制委员会和其他专门委员会的优势和积极性、创造性，有效地维护了国家法制统一和提高了立法质量。
四是建立了立法的协调机制。通过协调，把立法中的主要矛盾和分歧意见解决在提请常委会审议之前；通过协调，正确处理市人大常委会与市政府、市人大常委会与各区（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与其他专门委员会等三个方面的关系，共同研究和处理法规审议中遇到的问题。
五是成立法制委员会。我们于2001年设立了法制委员会，并不断改善法制委员会委员的行业构成和知识结构。如本届法制委员会的11名组成人员，来自高校、科研、医疗卫生、政法、工业企业、商贸企业、建设和城市、农村基层单位等各行各业；从知识结构来看，有学法律的，也有学其他专业的；从新老交替来看，新进法制委员会的9名，老委员2名。这个结构充分考虑了立法工作的需要，既体现了专业性又兼顾了广泛性，既注重理论指导又重视实践经验，既体现了工作延续性也突出了工作创新性，为我市的地方立法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⑷ 设区市 地方立法权 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准备
在全面进入地方立法时代之际，设区市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做好准备。
一、读懂立法初衷。立法权突然降临地方，尚未被地方所充分了解，不少人认为地方立法将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这种理解，误读了地方立法的初衷。地方立法是限制和规范地方政府的权力，让地方政府在上位法缺位的情况下，在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的框架内行使权力，杜绝地方政府印发红头文件自设行政权力的违法现象，从而使地方政府更加规矩。所有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地方政府决策层都要读懂这一地方立法的初衷，从一开始就杜绝利用地方立法谋求政府扩权部门争利的念想，让地方立法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摸清立法需求。根据修正后的《立法法》，设区市立法仅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这些事项如果有上位法规范，就依上位法，如果没有上位法规范，就应进行地方立法。因此，有必要对这些事项进行梳理，找出需要规范而又没有上位法的情形，制定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逐步填补立法空白。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情况，但大气污染、交通拥堵、泊位紧张已经构成困扰许多地方普遍而突出的问题。地方立法应该在不重复上位法的前提下，优先考虑解决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凸显地方立法对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的推动促进作用。
三、区分立法主体。地方立法的主体包括设区市的人大、人大常委会和政府，这三个立法主体的立法职能是不一样的，在区分这三类立法主体的职能时，应明确一点，即对立法起主导作用的是人大，以真正体现权力来自于人民。因此，原则上，能由人大立法的，就不由人大常委会或者政府立法。只有一些次要性的事项才可由人大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只有来不及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紧急情况下，才能制定地方政府规章，施行两年后要么制定地方性法规，要么废止。地方立法，是一件非常严肃和严谨的事情，应尽量减少政府立法，以避免政府既当制定者又当执行者；还应尽量减少人大常委会立法，以避免几个人凑在一起一举手就通过的粗糙立法。
四、设置立法机构。地方立法是设区市新增的一项重大事项，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承担。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应由人大常委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承担。目前，设区市人大常委会类似内司委的专门委员会主要从事公检法三家的协调工作，与司法工作有关，如果再负责立法工作，则容易发生冲突。因此，设区市人大常委会应增设新的专门委员会专司立法职责。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立法过程中，应避免涉及事项的政府部门参与，以防止掺杂部门保护主义。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应由政府法制部门承担，而不应交由涉及事项的政府部门去承担，以避免产生部门利益法制化的问题。
五、生成立法能力。立法能力关乎立法质量，而设区市的立法能力，有一个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我们要尽量使这一过程更短暂更坚实。一方面，要聚集一批法律、语言文字、环保、城建、城管等方面的技术专家，其中环保、城建、城管方面的技术专家最好是环保部门、城建部门、城管部门之外的独立学者，可以将他们吸收进立法机构，也可以将他们安排为立法顾问，组成一个独立于政府部门的立法团队，依靠这个团队提高立法技术，做到科学立法。另一方面，要建立一定的机制，确保社会公众广泛深入地参与地方立法，让社会公众在地方立法过程中有渠道、有机会表达意见，使地方立法充分体现民意，做到民主立法。地方立法工作是全面赋权、稳步推进，而不是一下子全部放开。由此可见，立法质量高是才获得更多的立法机会的关键。
⑸ 如何解决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冲突
关键在于审核制度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一部更好的“管法的法”。备受关注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8日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从草案来看，我国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将从49个增加到280余个。
地方立法权成倍“扩容”用意何在，此举将对地方的改革发展带来几多利好，各地能否顺利承接立法的大幅赋权，放权、扩权同时如何防止地方“滥权”，这些都是各方高度关注、期望求解的重要问题。
缘何大幅扩容？
现行立法法规定，享有立法权的“较大的市”包括三类：“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总共49个。
此次修正案草案新增加一类：235个“其他设区的市”。新旧相加，全国284个设区市将全部享有地方立法权。另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8日在做草案说明时建议，赋予不设区的广东省东莞市、中山市和甘肃省嘉峪关市以地方立法权。
“多年的呼吁终于有了突破！”来自温州的全国人大代表郑雪君说。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至今，每年两会她都建议将温州批准为“较大的市”，获得地方立法权。
她说，温州一直以来都是改革先行区，素有敢闯敢拼、勇于创新的基因。“温州人一遇阳光就灿烂、一遇雨露就发芽，但就是缺少那么点阳光和雨露”。没有地方立法权，导致很多改革探索无法开展，或没办法深入推进。
不单是温州。许多城市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等方面进展迅速，但各种问题和矛盾也成倍增加。由于缺乏立法权，它们往往只能以“红头文件”替代，但容易引发新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行政法专家马怀德说，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地方在立法方面的需求更加强烈。“以城市管理为例，城管执法机构需要规范运行，中央没有城管立法，地方想立法又没有权限，不立法又解决不了管理难题。这就构成了矛盾。”
释放几多红利？
在立法权方面，合肥无疑是让温州羡慕的。今年初实施的《合肥市城市管理条例》，因对广场舞等集体健身行为作出规范，进入了公众视野。
作为此前49个“尝鲜”地方立法权的城市之一，截至目前，合肥市政府已制定规章68件，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45件。这些立法，涵盖了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公共资源交易、城市管理等多个方面，为改革发展创造了更可靠的制度“小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合肥市市长张庆军举《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为例。这项合肥的“自选动作”，对依法治湖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划分了几级保护区，比如对
一级湖面及入湖河道一定范围内的，除在建项目外，对新建项目严格控制。“除此之外，这还有效避免了人事变动、政府换届等造成的朝令夕改，也对政府行政权力
形成了有效制约。”张庆军说。
根据草案，享有立法权的地方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等3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对原有49个较大的市已经制定的地方性法
规，涉及上述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专家认为，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意义重大，一些创新举措、重大项目等都可以通过地方立法而加速推进。
可以发现，草案赋予地方立法权的城市成倍增加的同时，其立法范围缩减了。“法律、行政法规和省级地方性法规日益完备，对较大的市的立法权限适当限制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避免重复立法，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主任梁鹰说。
能力是否达标？
“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地方立法权承接准备工作。”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笑华说，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已成立立法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她坦言，温州急需这方面的人才，立法的指导和培训工作也亟待加强。
获得权限之后，立法质量是否够格，立法能力能否匹配，也是摆在各地立法部门面前的严峻考题。一些公众还担忧，地方会不会制定出差法、恶法、甚至“奇葩法”？
这并非杞人忧天。几年前，某省制定实施母婴保健条例，但这部地方法规违背了上位法《婚姻法》中有关“取消强制婚检”的内容，被一些专家质疑有“越权立
法”之嫌。还曾有地级市出台地方法规，要求当地所有房产开发企业在售房前必须缴纳每部不低于25万元的“首次电梯更新费”，不交钱就不发房屋预售证，引起
企业和公众广泛质疑。
专家认为，立法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很高的专业水平。地方在机构设置、人员能力等方面亟待补足短板。
需要指出的是，赋权之后，地方立法进度不是“一刀切”。此次修正案草案规定，由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综合考虑本省、自治区所辖的设区的市的人口数
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确定其他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如何防止滥权？
“没有立法权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就搞出许多‘红头文件’与民争利；一旦有了立法权，岂不是更可以光明正大、肆无忌惮了？”“如果说一次违法的执法只是污染了水流，那么一次违法的立法就是污染了整个水源”……
针对地方立法权的扩容，网友们表达的担忧指向一个关键问题：如何避免立法权被地方滥用？这么多城市都拥有立法权，如何对其进行有效及时的监督和审查？
根据草案，除了对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范围进行限制外，还规定制定地方政府规章，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依据，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此外，对行政法规，要求其在起草过程中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人大代表和公民的意见。
民意将对地方立法权形成有效制约。草案要求，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开展立法协商，完善立法论证、听证、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等制度。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姜明安说，全国人大和省级人大应建立专门的法规、规章监督审查机构，人大的其他专门委员会和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可配合其监督审查；立
法法应明确规定审查机构受理机关、团体、组织和公民申请审查的时限、实施审查的时限，向审查申请人反馈审查结果的时限等。只有这样，审查制度才能真正发挥
作用。
⑹ 如何促进立法的公众参与
首先提高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意识。只有公众内心真正愿意参与地方立法，参与的效果才可能会更好。当前，地方立法机构向公众征求意见时，往往由于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意识不强，导致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不高。对此，应加强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法制宣传。可以通过报纸、电视台、电台、网络等媒体加强公众参与立法的相关法制宣传，给公众提供一个了解地方立法的机会，使公众明白地方立法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进而有效调动公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通过主动引导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提高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意识。在公众参与意识和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地方立法机关可以深入公众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主动引导公众参与地方立法，通过长期引导将地方立法参与转化为公众的自发行为。要通过营造参与型民主政治文化氛围，促使公众树立参与地方立法的意识。在公众中培育参与型法律文化，增强公众参与信心，从而促使公众树立起参与地方立法的意识，使公众参与从被动式消极参与转变为主动式积极参与。
提升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能力。公众参与地方立法能力的强弱对于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效率高低的影响至关重要。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实际能力还比较低，由此导致公众参与的质量较低。地方立法机关应当确立立法信息公开制度，这是提升公众参与地方立法能力的前提。只有在信息相对对称的情况下，公众才有参与地方立法的能力。因此，地方立法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立法过程，确立多样的信息发布体系，将立法信息最大范围地传递给公众，使公众能够了解立法目的、立法过程和其中的利益均衡，从而给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提供必要信息前提。开展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方法培训，提升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能力。就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提出的意见而言，原则性意见居多，缺乏可操作性，创新性建设性的意见少之又少。有鉴于此，可以到社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地方开展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方法培训，教授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方法，提升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能力。引导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有序化，提高其参与集合能力。当前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多以个体化、随机化形式出现，尚处于无序状态。未来需要地方立法机关加以适当引导，引导公众适度集中参与，以集体智慧提升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影响力和主动性。
完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渠道。只有参与渠道畅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效果才能得到有效体现。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虽然已经建立了不少渠道，但其多样性、便捷性仍不够，尚需结合时代发展作出完善。要优化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传统渠道。对于传统的信函、电话、传真、意见箱、电子邮件、网站留言板、面谈、问卷调查、座谈会、听证会等行之有效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渠道，要用好用足，进一步优化其参与便捷性，降低公众参与的难度，提高其参与广泛性。要积极探索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新渠道、新方式。除了优化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传统渠道以外，还要积极探索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新渠道，寻找更加行之有效的公众参与途径，例如微博、微信调查和听证等，创造更多机会，使公众与地方立法者和决策者能共同进行讨论、商议、评估、选择。
⑺ 公众参与立法的具体方式有哪些
公众参与立法的具体方式有信息交流、咨询、参与、协作、授权决策。
1、信息交流(Information)。信息交流包括提供信息和收集信息。信息交流的方法包括：信息包、小册子、传单、情况说明书、网站、展览，电视和广播，调研、问卷调查、焦点小组(focus groups)等。
2、咨询(Consultation) 。咨询通常针对更加具体的计划和政策，让公民参与其中、各抒己见，而不是像调查一样做各种选择题。咨询的方法包括：研究、问卷、民意调查、公共会议、焦点小组、居民评审团等。
3、参与(Involvement)。参与的形式是互动工作小组、利益相关人的对话、公民论坛和辩论等。
4、协作(Collaboration)。协作是让公众积极参加、同意分享资源并做出决定。 协作参与的方法是：顾问小组(Advisory Panels)、地方战略伙伴和地方管理组织等。
5、授权决策(Devolved decision-making)。授权决策是参与的最高阶段，是一种权力从其掌控者手中转移的合作参与形式。决策者与参与者交换各自资源和意见，使原本的参与变成了由决策者与参与者共同作出决策。参与的方法是地方社团组织、地区座谈小组、社区合作伙伴。
(7)参与地方立法扩展阅读
公众参与的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1、第一是立法层面的公众参与，如立法听证和利益集团参与立法;
2、第二是公共决策层面，包括政府和公共机构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3、第三个层面是公共治理层面的公众参与，包括法律政策实施，基层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等。
⑻ 如何促进立法的公众参与，使得立法能够更好地反映公共利益
扩大公众参与，是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已经成为地方立法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不仅能够克服地方立法中可能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倾向，提高地方立法质量，还可以提升地方立法的公众认同度，降低地方立法实施的风险和成本，增强地方立法实施效果。但必须看到，当前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在具体实践中还存在诸如公众参与意识不高、参与能力不强、参与渠道不畅、参与效果不好等问题，影响和阻碍了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功能发挥，亟待寻找对策将其完善。
提高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意识。只有公众内心真正愿意参与地方立法，参与的效果才可能会更好。当前，地方立法机构向公众征求意见时，往往由于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意识不强，导致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不高。对此，应加强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法制宣传。可以通过报纸、电视台、电台、网络等媒体加强公众参与立法的相关法制宣传，给公众提供一个了解地方立法的机会，使公众明白地方立法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进而有效调动公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通过主动引导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提高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意识。在公众参与意识和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地方立法机关可以深入公众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主动引导公众参与地方立法，通过长期引导将地方立法参与转化为公众的自发行为。要通过营造参与型民主政治文化氛围，促使公众树立参与地方立法的意识。在公众中培育参与型法律文化，增强公众参与信心，从而促使公众树立起参与地方立法的意识，使公众参与从被动式消极参与转变为主动式积极参与。
提升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能力。公众参与地方立法能力的强弱对于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效率高低的影响至关重要。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实际能力还比较低，由此导致公众参与的质量较低。地方立法机关应当确立立法信息公开制度，这是提升公众参与地方立法能力的前提。只有在信息相对对称的情况下，公众才有参与地方立法的能力。因此，地方立法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立法过程，确立多样的信息发布体系，将立法信息最大范围地传递给公众，使公众能够了解立法目的、立法过程和其中的利益均衡，从而给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提供必要信息前提。开展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方法培训，提升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能力。就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提出的意见而言，原则性意见居多，缺乏可操作性，创新性建设性的意见少之又少。有鉴于此，可以到社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地方开展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方法培训，教授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方法，提升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能力。引导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有序化，提高其参与集合能力。当前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多以个体化、随机化形式出现，尚处于无序状态。未来需要地方立法机关加以适当引导，引导公众适度集中参与，以集体智慧提升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影响力和主动性。
完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渠道。只有参与渠道畅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效果才能得到有效体现。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虽然已经建立了不少渠道，但其多样性、便捷性仍不够，尚需结合时代发展作出完善。要优化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传统渠道。对于传统的信函、电话、传真、意见箱、电子邮件、网站留言板、面谈、问卷调查、座谈会、听证会等行之有效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渠道，要用好用足，进一步优化其参与便捷性，降低公众参与的难度，提高其参与广泛性。要积极探索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新渠道、新方式。除了优化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传统渠道以外，还要积极探索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新渠道，寻找更加行之有效的公众参与途径，例如微博、微信调查和听证等，创造更多机会，使公众与地方立法者和决策者能共同进行讨论、商议、评估、选择。此外，
⑼ 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局限
法律分析：提高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意识。只有公众内心真正愿意参与地方立法，参与的效果才可能会更好。当前，地方立法机构向公众征求意见时，往往由于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意识不强，导致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不高。对此，应加强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法制宣传。可以通过报纸、电视台、电台、网络等媒体加强公众参与立法的相关法制宣传，给公众提供一个了解地方立法的机会，使公众明白地方立法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进而有效调动公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通过主动引导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提高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意识。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