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以法治化

1. 中国把义务教育纳入法制化轨道始于几世纪几年代

20世纪90年代

2. 我国行政管理法治化的主要内容 是什么

行政管理法制化主要内容是通过法律对国家行政管理的各项活动、各个环节进行调节和规范，将行政管理的一系列技术方法、协调手段、行为方式、步骤和程序法律化，为国家行政管理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是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也可以泛指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事务管理工作。行政管理系统是一类组织系统。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分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的对象日益广泛，包括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现代行政管理多应用系统工程思想和方法，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支出和浪费，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
行政法治原则主要包含以下三项内容：
1、行政行为必须具有法律依据。行政机关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采取行动，这是行政法治原则的根本要求。对于公民而言，只要法律未明文禁止，就可以自由行动，而无须法律授权。但是，对于行政机关来说，则没有这种自由，而必须严格遵循“凡法律所未允许的，都是禁止的”规则。这是行政行为与公民个人行为的最大区别。唯有如此，才能使行政机关职责清晰、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行政机关的权限（包括事务、时间和地域三方面），主要规定在宪法、法律等成文法之中，当成文法规定不明确时，行政法院根据法的一般原则对成文法的规定进行补充和解释。行政机关不得超越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自由行动，否则，构成“无权限”。无权限行为是最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在越权之诉中，“无权限”是行政行为被撤销的首要理由。但是，如果无权限机关所作出的行为，属于羁束行为，且该行为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有管辖权的机关在同样的情况下也只能作出同样的决定，行政法院对这种行为并不撤销，因为撤销该行为“并不影响行政决定的结果和当事人的利益，而徒浪费诉讼时间。”
2、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要求。行政法治不仅要求行政行为的存在须有法律依据，而且进一步要求行政行为的实施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程序和目的。也就是说，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为过程必须合法。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法律对行政行为全程的监督和控制，使行政权在法律所设定的轨道上运行。但是，我们不能把行政法治的这一要求，简单理解为行政机关只能机械地把法的抽象原则适用于具体事件而没有任何斟酌选择的余地。行政行为有羁束行为和自由裁量行为之分，它们受法律制约的程度上是有所区别的。但是，二者都必须受制于法律这一点是共同的，不可动摇的。根据行政法治原则，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如下法律要求：
第一，形式合法。形式合法是指行政行为的方式和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律往往出于不同的目的和考虑对行政行为规定不同的形式和程序，比如行政条例的咨询、讨论和公布程序，行政处理的说明理由和书面形式等。由于法律规定的大部分形式和程序是出于保障相对人权利的考虑，因此行政机关必须遵守，否则行政法院将宣布该行为无效。但是，出于行政效率的考虑，行政法院对于形式违法的行政行为也并不是一概予以撤销，而是根据形式违法的具体情况分别作出撤销、不予撤销和补正等不同形式的灵活处理。
明确的管辖权与合法的形式共同构成了控制行政权行使的主要条件，无权限和形式上的缺陷是国家参事院（最高行政法院的前身）撤销行政决定的最初的两个理由。在当代的法国，形式和程序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因为“手续不仅限制每个公务人员的权力，也使每个公务人员受到其他公务人员的制约和补充。” 比如，法国在 1978 年公布实施了《改善行政机关与公众关系法》， 1979 年公布实施了《说明行政理由及改善行政机关与公众关系法》， 1983 年又公布实施了《行政机关与其使用人关系法令》等单行的行政程序法。
第二，目的合法。行政行为的目的合法也是行政法治原则的重要内容。首先，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的一般目的，即必须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而不能出于以私人或党派或者所属团体的利益。例如，当某家旅馆与市长的某个亲戚开办的旅馆形成竞争时，该市长不得以危害公共秩序为借口关闭该旅馆。其次，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授权的特别目的。例如，在 1875 年的巴利塞诉省政府一案中，行政法院撤销了省长作出的关闭 巴利塞 先生的火柴场的决定，理由是该行为的目的不是法律与规章授予他权力时要保障的目的，而是为了维护国家财政部门的利益。
行政行为的目的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是行政法治原则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在法国行政法治进程的初期，只要一种行政行为是由具备法定权限和资格的行政机关依据法定的方式和程序作出的，行政法院就会认定该行为合法，而不问该行为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随着行政法治的进一步发展，行政法院发展了滥用权力的理论，根据该理论，行政法院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目的和动机。如果行政行为的目的和动机不符合法律规定，该行为将被行政法院以滥用权力为由予以撤销，从而使每一项行政行为都处于行政法院的监督和控制之下。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目的和动机的审查极大地扩展了行政法治原则的内容，狄骥认为这导致了自由裁量行为概念在公法领域的消失。
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除了要求行政行为的形式和目的合法之外，还要求行政决定的内容和法律根据合法。
3. 行政机关必须以自己的积极行为来保证法律的实施。行政法治有两层含义：消极的行政法治和积极的行政法治。消极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方式、程序和目的。积极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机关以自己的积极行动保证法律的实施，这是法国行政法治原则的最新扩展。
根据积极行政法治的要求，不仅行政机关拒绝作出实施法律的具体行政处理决定构成不作为的违法，而且当法律和上级机关条例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制定条例，而行政机关不履行该义务的行为同样也是违法的。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 1959 年的一个判决中声称，行政机关在情况需要的时候如果未制定有效的条例来维持秩序，就是违反法律。 1969 年，最高行政法院又重申了上述观点：当制定行政条例为实施某个法律所必要时，行政机关有义务制定这个条例。

3. 如何更进一步，更快一步提升法治化水平

十八大报告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强调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法治思维不同于行政命令思维、经济思维、人情关系思维等，它一般是指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进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其目的在于使其行为、决策更具合法性，问题的解决更趋于公平、公正。如何提高领导干部从“一般思维”方式向“法治思维”转变，在这里谈一谈粗浅的建议，以供商榷。
法律学习常态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各级领导干部的领导管理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法律素养，增强了法治意识，才能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依法管理经济、依法管理社会事务的水平，从而适应新时期依法管理、依法行政工作的需要。而要培育和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只有不断的进行法律学习，并使之常态化。
“四学法并举”是实现学法常态化，培养各级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重要基础。1、中心组集体学法，是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经常化的保证，学法的时间每月应不少于一个法律学习日，学法内容安排上可以既丰富又灵活。2、高水平的法制讲座，是提高法律素养的重要途径，在提升学法效率、提升思想认识上效果很好。3、法律知识轮训，是系统学习法律的有效方式，可以规定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每年接受法律知识培训的时间和内容，在教学力量和教学投入上予以保障。4、个人自学，也是重要的学法方式，领导干部在时间、内容上都能自己灵活安排，可要求适当摘录学法笔记、提高学习效率。
领导干部学法的内容要有针对性，应重点包括民主法制理论、依法治国理论、宪法和法学基础理论、基本法律等，其中履行职务常用的专业法律知识又是重中之重，学习内容可根据形势、任务的需要和不同岗位的要求确定。要将学习基础法律知识和专业法律法规相结合，在本职岗位所必备的法律知识上下功夫，才能不断提高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水平。
依法治理制度规范化
对领导干部而言，学法的目的在于用法，用法反之又能促进学法，法治思维并不是理论上的学法，而是学法与用法的统一。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严格执行用法制度，通过落实责任、用制度去强化各级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
“三制度强化”是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主要手段：
1、法律顾问制度。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执政的基础，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聘请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是促进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保证；是规范政府行为，有效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是完善政府行政管理方式，健全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机制的重要途径。领导干部在决策和管理实际工作中通过与法律专家的沟通，听取专家意见，法律意识得到培养和提高，这是培育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好途径、好方式。
2、责任追究制度。是落实领导干部奖惩措施，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重要手段。当法治思维能力成为领导干部判断是非、行使权力、实施管理的重要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时，其学习法律，依法行政的观念便将不断得以强化。
3、风险评估制度。是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又一重要举措，是实施领导干部风险管理监督工作中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制度，可以防范领导干部因失职或管理能力缺陷给社会经济事业发展造成损失，防范领导干部因渎职甚至腐败等形成的社会不安定。
制度是一种外部环境，但通过制度的强化，影响了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执政行为这个内部因素。制度的健全，对领导干部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了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只有提高法治思维，才能充分运用法制轨道上的权力，为一方发展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
学法用法机制保障化
法治，追根溯源是追求公平、公正、公开。“法治思维”首先是一种法治理念，法治思维是建立在法治理念基础上的，一个平时没有法治理念的公职人员、领导干部，遇到问题不可能突然形成法治思维。因此，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提升，除了法律知识水平的提高，更需要完善各类制度，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以机制保障领导干法学法用法尊法守法。
“三机制落实”是保障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提升的有效举措：
1、学法用法考试考核制度。是掌握各级领导干部平时学法、依法办事的情况的重要手段。只有将“法治方式”引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和选拔任用标准之中，并且占很大的分量，才能让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主动自觉的惯性思维方式。
2、提升激励机制。是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的学法、用法、依法行政成效的激励。也是领导干部任用、晋升的评判依据。
3、述法机制。是领导干部勤政廉政的综合自评，既能反应领导干部自身学法情况，又能反应实践中用法实绩。俗话说“自己有一桶水方能授人一碗水”， 领导干部带着压力和目标学法，自然了解得更多、思考得更深，并得到更多的锻炼。
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引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势必成为今后一个时期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应该以学为基础，以用为手段，用制度、机制来保障，不断改善法治环境，形成法治环境与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运用的良性循环。
本文转载自中国普法创新网 责任编辑：钟瑜

4. 法制/法治

题目的空应填：法制，这里强调“制度”的建设问题，而“法治”中的“治”则有治理和管理之意。

一、法制的概念

（一）法制的含义
法制一词古已有之,但含义、用法不一。通常有两种意义上的理解和作用：

第一，把法制同法律、制度联系起来。对这种意义上的法制又有两种理解和使用方式。

（1）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简称。我国古代典籍中的法制一词多指此义。董必武亦说：“我们望文思义，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就是法制。”

（2）指国家的法律制度的简称，包括国家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诸方面的制度。这两种意义上所说的制度有所不同，一指国家依法制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制度，一指法律规定的国家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制度。

同法律、制度相联的法制，其前提和基本要求、基本内容，是要制定一定的法律和制度。有法律和制度的国家都有这种法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都有法律和制度，因而都有这种法制。对这种法制的作用，有不同说法。我国古代典籍一般认为法制有禁奸、止邪、去私、明分、罚罪的作用。社会主义法制也有这种作用，但本质不同。社会主义法制所“禁”、“止”、“去”的，是损害国家、集体、他人合法利益的“奸”、“邪”、“私”；所“明分”的，是法律确立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社会关系；所“罚罪”的，是违反社会主义法律构成犯罪依法应受处罚的行为。
第二，把法制同民主制联系起来。这种法制指掌握政权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管理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进行国家管理的一种方式、制度。历史上各种类型的国家都有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法律和制度，但并不都有法制，只有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才有法制。因为这种法制是以民主制为前提和基础的，同时又体现民主，保障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这种法制的基本要求和内容，不仅在于制定一定的法律和制度，而且更在于严格实施法律、遵守制度。在实行这种法制的国家，所有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职人员和公民，都必须严格地执行法律，平等地遵守法律和制度。同民主制相关联的法制是近代意义上的法制，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般不存在这种法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形式上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才可能真正存在这种法制。以民主制为前提和基础的法制，一般都要求贯彻合法原则，即一切组织和个人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贯彻平等原则，即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贯彻统一原则，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嫠制度。但这些原则在资本主义法制中往往不可能贯彻到底，只有在社会主义法制中才可能贯彻到底。

不论哪一种意义上的法制，或哪一种历史类型的法制，其共同本质、根本 作用和特征都在于：

（1）反映一定社会中掌握政权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规定和维护对掌握政权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2）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又转过来对经济基础起重要作用。当这一基础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时，可以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当这一基础本身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时，就会阻碍以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社会进步。

（3）由一定的政权制定，并以政权作后盾保证实现，具有政权的强制性和效力的普遍性。

（二）社会主义法制
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简称，内容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诸方面的法律制度。其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有法可依指国家应高度重视和加强立法工作，根据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适时地逐步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制度，使需要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都得到法律调整，使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各重要方面都有法律制度可以遵循。不重视立法，各方面无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无从谈起，因此，有法可依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首要任务。

有法必依指一切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和公民 ，都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制度，依法办事。有法不依，法再好再完备也不行。同时，有法可依的目的是实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也是有法必依的逻辑结果。只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切实依法办事，才能实现立法目的，发挥法的作用。从我国近些年来的法制实践看，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不依法办事的现象还相当普遍，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有法必依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关键。

执法必严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一要严格遵守法律制度，切实依照法律规定的内容、精神和程序办事；二是执法严明，一丝不苟，忠于事实真象和法律制度，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权；三要严肃、正确理解和运用法律，在刑事案件中，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轻罪与重罪的界限。不能把执法必严理解为对任何违法犯罪分子的处理都必须从严，也不能把执法必严和严刑峻罚相混淆。执法必严，才能确立和维护法制的尊严和权威，保证法律制度得以实现。因此，执法必严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条件。

违法必究指对一切违法犯罪分子都依法予以追究和制裁，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享受法外特权。违法必究是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引申出来的要求，也是实现立法目的和法的普遍约束力所必需，并关系社会主义法制能否取信于民、是否具有尊严和权威。因此，违法必究是社会主义法制得以实现的一个保障。

社会主义法制与资本主义法制有重大区别；

（1）社会主义法制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自己的基本任务；而资本主义法制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并为其服务。

（2）社会主义法制反映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利益；资本主义法制则主要反映资产者的意志和利益。

（3）由于社会主义法制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因而在根本上具备了把法制原则贯彻到底的可能性；而资本主义法制，由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体现少数人意志，难以真正贯彻。这些区别的存在，表明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先进性、优越性。

社会主义法制具有贯彻到底的可能性，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法制一定能贯彻到底。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必须作一系列努力，特别要注意三方面：

（1）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使广大人民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当家作主。这样才谈得上把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制定为法律制度；才能为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提供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2）党要模范地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要使社会各方面依法办事，首先要求执政的、领导人民制定法制的共产党自己依法办事。能否做到这一点，是社会主义法制能否得以加强、健全和实现的决定因素。

（3）要加强法律监督，以保证社会主义法制得以切实贯彻执行。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民群众，都有权利和义务监督法律实施。

二、法治的概念

同法制概念一样，法治这一概念也是古已有之，其含义和用法也不一。通常主要在两种意义上理解和使用它。一种是作为与“法制”通用 的概念。例如，1959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出版的《自由社会的法治》所载英国法学家马什的报告指出：对大多数法学家来说，Rule of Law（法治）这一词组对一切配称为法律制度的制度来说，是基本的和不言而喻的东西。受过英国法律教育的人，称之为“法治”；一个美国法学家则称“法治政府”；一个法国法学家则称“法制原则”或“法律规则至上”；在德国通用的同样内容的概念是“法治国”。另一种是作为与“人治”对应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主张执政者严格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的理论、原则和方法。

首先提出法治主张的是古代思想家。我国先秦法家就是强调建法立制、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学派。他们认为人生而好利恶害，人的这种本性一方面使人们必然要发生相互争夺要抑制争夺就要“定分”，使民皆在自己“分”内活动，而定分、止争都需要实行法治，以具有特殊强制力的法律制度作定分、止争的标准；另一方面也使得执政者只能用赏罚的法律手段而不能用仁义恩爱的手段来进行统治，行赏才能使好利的人们自愿按执政者的要求去做，惩罚才能使恶害的人们不得不按执政者的要求去做，这就需要实行以赏罚为内容的法治。他们认为实行法治也是避免人治的弊病所必需。人治实际上是随心所欲的“心治”或“身治”，其弊病甚多，如“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与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而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所以韩非说：“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倡言法治，反对人治，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命题，认为法治比人治理智、公正，比人治正确、高明，比人治稳定、可靠，并给法治下了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在强调实行法治时，中外古代思想家并不否定人的作用，相反，认为法治与人治应是统一的，法治不排斥个人的智慧。

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特权的革命时期，其思想家一般也都强调法治，这种法治通常也称法制。它强调按资本主义民主原则立法，一切以法为治。“它意味着所有权力，立法、执法、司法等等权力，都服从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通常被视为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征，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和正常程序的观念。它意味着尊重个人的最高价值和尊严。”“法治的意思是不仅政府维护和执行法律秩序，而且政府本身要服从法治，决不能无视法律或任意更改法律。”

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也提出了法治主张.但我国要实现的法治,是以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法律作为国家、社会、机关、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准则。

三、法治与法制的区别和联系

作为与人治相对应的法治,它与法制有如下区别：

（1）法制既指一国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也可指严格依法办事的一种方式、制度。而法治概念的含义则主要在于主张执政者严格依法治理国家。

（2）当法制作为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简称时，它指的是具有实体性的法律、制度，属于制度的范畴，强调加强法制是强调要有治国的工具。而法治是一种治国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相对人治而言，强调法治就是强调法律、制度这种工具在治理国家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国执政者特别看重法律、制度的作用，以法治国，即为通常所说的法治。

（3）法制既强调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也强调每个公民守法。而法治强调的主要是一切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

（4）在近现代，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和制度，亦即都有某种意义上的法制。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以法治国，都有法治。

但法制与法治又有密切联系。不仅当法制意指严格依法进行国家管理时，与法治含义相同，当法制意指一国法律制度简称时，与法治也有密切联系。因为，一国法律制度的健全需要有法治理论指导，执政者没有法治观念，不重视法律制度在治国中的作用，不重视对法律制度的执行和遵守，就不可能真正加强法制。同时，法治这种治国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的实现，又需要以健全法制为条件，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

5. 法制和法治区别是什么

法制和法治的区别如下：
1、从概念和内涵上讲，法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指一个法律信念，内涵是一种治国理论、原则和方法；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内涵是指法律及相关制度；
2、从产生和发展上讲，法治的产生和发展不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法制的产生和发展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
3、从基本要求上讲，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严格依法办事，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项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
4、从实行的主要标志上讲，实行法治的主要标志是严格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实行法制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各方面，都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和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6. 如何理解工会工作法制化的内涵和外延

以法治会努力推进工会工作法制化建设的进程
中国一冶工业炉公司工会
《劳动法》和《工会法》是我国两部重要的基本法律，《劳动法》规定：“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工会法》规定：“工会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维护职工的合法利益。”这些规定，表明工会突出维护职能是依法办事，是法律赋予了工会的特殊责任。工会应贯彻实施有关法律法规，更好地代表职工群众利益，强化维护意识，突出维护职能，密切与职工群众的关系，增强工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充分发挥工会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一、
《劳动法》和《工会法》正式颁布实施后，一冶工业炉公司充分认识学习、宣传和贯彻《劳动法》和《工会法》的重要性，成立学习宣传贯彻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切实可行的学习宣传贯彻计划，精心部署，周密安排，把它作为工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和紧迫任务，抓紧抓好，力求抓出成效。
第一，组织好工会战线人员的学习，使大家深刻认识《劳动法》和《工会法》的重大意义，了解两部法律赋予工会的权利、义务，并在工作中自觉贯彻执行。通过学习，工会战线人员结合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劳动法》和《工会法》的精神实质，对两部法律的重要意义、主要内容以及在今后的工作中如何贯彻执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方面有了更深层次的全面理解，自觉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紧密联系工会工作实际，全面推进工会法制化建设。并对照《劳动法》和《工会法》，检查寻找工作上的差距和不足，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同时明确了工会工作的思路，即：紧紧围绕公司的各项施工生产和经营管理工作目标，在新形势下，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突出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工会组织建设，促进公司的两个文明共同进步。
第二，为了推动《劳动法》和《工会法》在全体职工中的学习进程，一冶工业炉公司把《劳动法》和《工会法》作为“三五”、“四五”普法教育的重要内容，将《劳动法》和《工会法》小册子发到每一位职工的手上，号召各工会小组组织职工踊跃参加学习，让职工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引导，对《劳动法》和《工会法》有更明确的了解，有力增强了广大职工的维权意识，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三，运用展板、工地广播站等传媒在工程项目上宣传《劳动法》和《工会法》，同时举办培训班，采取以会代训、知识竞赛等各种有效形式，加大《劳动法》和《工会法》的宣传力度，因地制宜地将两部法律的学习面向全员、引向深入，在全公司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劳动法》和《工会法》的高潮。
通过贯彻执行《劳动法》和《工会法》，一冶工业炉公司工会从突出维护职能入手，重点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使工会工作的整体水准明显提升，取得了较好效果。
一、完善平等协商、集体合同机制
集体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是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调动职工积极性，增强企业凝聚力的一项重要手段，这一思想上的认识已在一冶工业炉公司两级党政工领导中普遍形成共识，为公司顺利推进平等协商、集体合同机制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在推行这项制度中，一冶工业炉公司工会不断强化“三个意识”，一是强化工会组织是职工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的意识；二是强化建立平等协商、集体合同机制，是贯彻《劳动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关键环节的意识；三是强化狠抓落实意识，切实把推进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作为工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具体做法是：
1、结合一冶工业炉公司的实际，工会代表职工与公司行政签订了《中国一冶工业炉公司关于实施〈一冶集体合同〉的协议》，成为了工业炉公司的“小宪法”。成立了由公司行政、工会和职工代表组成的集体合同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小组，重点监督集体合同的实施履行实施情况。建立了定期检查、定期通报情况制度，把工会监督、职代会监督和职工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
2、建立了职工代表视察制度。以检查、督促、协调解决问题为目的，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定期组织职工代表对集体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视察，及时通报视察结果，把存在的问题反馈给相关工程项目经理部和机关部委室，提出整改意见，限期解决。如：大力开展劳动安全检查工作，2003年组织安全大检查5次，查出事故隐患30多处，并一一责成有关单位予以整改。
3、加强了平等协商机制。每年就企业行政的决策和职工关心的工资、福利、劳动关系等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定期和不定期协商，把协商的过程作为相互沟通和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把协商的结果及时充实到集体合同中去，使集体合同中的条款更细化、量化，便于操作。如：2001年之前，因公司实行的是综合计算工时制度，职工在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工资，均由项目部自行解决，并对节假日职工加班工资发放标准的理解上也有偏差，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职工的利益，引起了一部分职工的不满。工会发现这一问题后，一方面据理力争；另一方面把《劳动法》释义送公司行政领导阅读，圆满解决了这一问题。既维护了职工的利益，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并加深了《劳动法》的宣传和认识，密切了与行政的关系。

7. 简述"法治"和"人治"的区别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

首先，从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说，法制和法治两个概念的用法历来不同。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它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种制度而言的。

法治则是与人治相对的一个概念：主张法治意味着否定人治，赞成人治则意味着反对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们在对立的意义上加以使用，在中外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如孙中山等也倡导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专制政治和人治，并有精辟论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任领导人中，也同样是在与人治相对的意义上运用法治一词。

其次，法制与法治两个概念的内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内涵是指法律以及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各种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内涵是与人治不同甚至对立的一种治国理论和治国方略或原则。作为一种治国理论，法治和人治探讨的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关键问题。“法治论”认为，关键在于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并予以充分实施；“人治论”则相反，认为关键在于国家领导人是不是贤明，“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主张法制并不意味着否定领导人可以发挥巨大作用，而是认为领导人贤明与否不应成为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作为一种治国原则，“法治论”主张法律应有极大甚至无上的权威，不能听任个人和组织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治论”则相反，它主张或默认组织和个人的权威高于法律的权威，权大于法。

再次，虽然法治与法制具有内在联系，即实行法治必须要有法制。但我们不能说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从人类的政治法律实践看，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法制，但却不一定是在实行法治，如当年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和蒋介石统治的中国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实行法治。

最后，即使在动态意义上理解“法制”，也与现代意义的“法治”相去甚远。“法制”的动态含义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简单地说就是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对此，我们可以提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有什么法？“恶法"还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证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显然，这些都是动态意义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无法回答的。与此不同，现代“法治”与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它不局限于形式或逻辑意义上考虑问题，不单纯以“有法”、法律完备为满足，还要求在价值层面上考虑法律的好坏，而且，作为现代“法治”的一个鲜明特征，它还强调《宪法》和法律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现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各个环节上贯彻民主原则，实行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和互相制约，严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

8. 什么是法制原则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它是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重要的民主原则。如洛克认为，政府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潘恩也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其核心思想在于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
这种主张对于反对封建专制特权，确立和维护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各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在其宪法规定和政治实践中贯彻了法治的精神。在他们看来，宪法本身就是国家实行法治的标志，并且一般都在宪法规范中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作为1791年法国宪法序言的《人权宣言》宣布：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全国人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除德行和才能的差别外不应有其他差别，等等。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国基础是资本的特权，因此法治原则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可能真正实现。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使法治原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是体现资本特权的法治，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则是以消灭特权为目的的法治。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不仅宣布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国家机关和全体公民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且还规定国家的立法权属于最高的人民代表机关。这样，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仅宪法和法律具有广泛深厚的民主基础，所有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而且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坚强的后盾，从而使社会主义的法治原则有了真正实现的前提条件。

9. 如何完善我国财政政策的法制化和民主化

法制化部分-

财政是国家实现其职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重要物质基础，担负着维护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促进经济文化事业繁荣和社会稳定等重要职责。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将财政管理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实现依法理财，依法行政，依法治国。

一、实现依法理财，必须加强财政法制建设

1.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建设法制财政，有助于实现财政管理的法制化。
2.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建设法制财政，有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3.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建设法制财政，有助于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必须遵循公平、公正、法制等市场经济基本通行的规则，也就是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4.加强财政法制建设，有助于实现财政职能，保障财政部门依法履行其职责。因此，加强财政立法工作，加快制度建设步伐，对于部门立法中不合理的减收、增支内容予以抑制，从法律的角度为实现财政职能把关。
运用法律手段，将法治贯穿于财政管理的全过程，才能确保财政行为规范化，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二、加强财政法制建设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1.财政法律体系不健全的问题，造成财政行政行为违反现行法律。

2.财政法律制度总体的立法层次比较低，法律规定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问题。 3.财政立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的问题。

4.财政执法行为有待进一步规范的问题，加强执法监督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依法理财面临的重大课题。

5.法制意识、依法理财观念有待进一步增强的问题，迫切需要提高法制意识，树立法制观念。

三、加强财政法制建设，积极推进依法理财

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积极推进依法理财，必须进一步加强财政法制建设。通过加强财政立法，建立健全财政法律体系，严格财政执法，完善财政执法监督，深入开展财政法制宣传教育，为财政管理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1.建立健全财政法律体系，使各项工作有法可依。 2.加强财政立法工作，切实提高立法质量。
3.强化财政执法，规范执法行为。加强财政执法，使财政管理法制化、规范化，提高财政管理的透明度，有利于提高财政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4.加强财政法制宣传教育，促进依法理财工作的顺利开展

民主化部分

民主最初体现于政治领域，即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只能源于主权人民行使其自治权所授予的权威。从政治角度，实现所有公民的民主、政治平等以及基本的政治权利是国家的基本任务；从经济角度，保护财产权，实现经济的自由，增加财富的机会，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增进是国家职责所在。
财政横亘一国政治、经济领域，构成市场经济下政府进行资源配置、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性经济组织安排和政府性经济行为的规则体系。一方面，财政是一国政府得以生存的经济支柱，其经济来源是建立在对公民私有财产合法的剥夺之上，这种对公有领域和私有领域的划分，无疑应当取得利益受损方的认可，才能实现和维持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从经济学角度，财政提供公共物品，必须是任何个人无法排他地占有和消费的物品，否则政府参与市场竞争，不仅是对私人经济自由的侵害，同时也是对源于公民的财政资金的不当使用。因此，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集中在财政领域就表现为财政民主。一方面，在政治的领域中，财政民主是公民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在经济的领域中，财政民主是公民基本财产权的保护。
之所以强调财政民主，是因为在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其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他方式、途径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力。如审批预算是宪法等相关法律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职权。因此，无论是预算的编制还是审批，均应反映人民之意愿并得到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
贯彻民主原则，一是可以保证公共财政的科学性，使公共财政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真正反映未来年度财政收支情况；二是有利于实现对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的监督，防止出现随意性。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就必须以公民的民主权利约束国家公共权力。
二、财政民主的制度构建
从理论上看，财政旨在提供公共物品。在现实生活中，为防止财政活动偏离公共利益，保留公民对重大财政事项的决定权，是财政民主的核心和目的所在。财政民主一般表现为财政议会主义，即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代议机构审批。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此，从渊源上看，财政民主是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主权理论在财政法领域的落实和体现。而《立法法》第8条明确规定财政、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从形式和程序上保证了财政的民主性。
重大财政事项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决定也是财政民主的重要体现。除了对财税方面的基本制度制定法律以外，人民代表大会的财政决定权也体现在预算审批上。根据我国《宪法》及《预算法》的相关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审批中央预算，地方各级人大负责审批本级地方预算，这表明，财政民主的基本要求在我国已得到了确认。同时，财政民主还要求赋予人民对财政事项的广泛监督权。这要求财政行为的决策程序、执行过程以及实施效果，须具备公开性、透明性等特点。否则无论预算审批或预算监督，都只会流于形式，公开透明更无从谈起了。细化到具体的财政行为，则表现为财政收入与支出行为的民主化。
（一）支出民主：以公共需要定位财政支出
政府的支出边界到底在哪里，这不是单纯用理论可以解决的问题。虽然古典学派认为政府的活动是一种消费现象，主张缩小财政规模。但新财政思想却认为市场机能在实际经济社会中根本难以发挥，更何况还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若政府不介入几乎无法平息。两种观点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市场和政府的界限的模糊性。但事实是，由于政府执行宏观经济职能的需要，财政职权在一定程度上有扩张的趋势，从而引起财政支出的增加。
一般说来，财政支出是国家通过财政收入将集中起来的财政资金进行有计划的分配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财政职能的具体化，服务于政府职能。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的分析，既然市场无法有效提供，那么财政支出就是全部公共物品（包括全部纯公共物品和部分准公共品）。只有满足公共需要的事务，财政才应提供资金支持，否则偏离公共物品的政府财政分配行为本质上不能反映公民对公共物品的偏好而不能被视作财政民主行为。因此，财政支出民主首先应当表现为在财政支出决策的达成上，主要反映为人民对政府开支的权力制约和政府经济职能执行的协调和平衡。
（二）收入民主：以公共权力定位财政收入
政府为履行公共职责所承担的财政支出，需要积极谋取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是政府为履行公共职能，满足公共服务要求的财政支出需要，通过国家依法筹措的所有货币资金的总和，一般包括：税收、费、国有资产收益、公债以及罚没等其他形式收入。国家获取财政收入凭借的是公权力，即由立法机关赋予公共部门代表公众行使的强制性的权力。这种强制性权力是在分散决策基础上集体选择的结果，用来解决分散决策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现代民主制下公共部门的任何权力都应通过公共选择程序如投票，由立法机关审批、赋予，否则就是滥权，构成对私权利的侵犯。因此，议会制之所以能够从社会中吸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其原因就在于代议制给予了财产权利人参与决策的机会，使他们相信代议机构决定的合法性， 这也是国家获取财政收入的正当性基础。
由此可见，在一个国家的“钱袋子”问题上，财政民主实践了权利与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财政的一系列环节中，从征税开始，到支出、绩效评估和监督，都应该在代表机构的决定与掌控之中，从而依法实现对政府活动的范围、方向和政策目标的监督与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