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测评系统

『壹』 青少年普法网法治知识测评一个人做几次

这个知识测评一个人可以做三次

『贰』 有哪些比较好的法律方面的软件

法律数据查询类的APP目前应用市场有《新法规速递》、《中国法治》、《法律回家法律数据库》、《法答律宝》和《中国法律全集》等。 法律APP综合对比分析 一、《新法规速递》APP 1.数据量 《新法规速递》是由法律图书馆推出的APP，推出的时间比较早，...

『叁』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如何评价

小学生道德与法治测评现场

没有试卷、没有答题纸，小学生“道德与法治学科”如何测评？芦淞区第三小学进行了尝新，研发了一套“道德与法制学科表现性评价现场测评系统”。

对价值观成绩不满意 可申请再考

2019年12月30日下午，南方第三小学开展了四年级道德与法制学科表现性评价现场测评活动。

评委除了学校教师外，还邀请了学生家长。现场测评包括“我来露一手”“答题我能行”“环保小达人”“寻找智多星”“爱心加油站”五项内容。

测评过程中，学生们在现场完成剥豆子、剥大蒜、折衣服，去校园捡三种不同的垃圾进行分类，给帮助自己的人写感恩卡，扫描二维码“挑战答题王”等活动任务。

该校校长黄新说，除此以外，还有对学生正确价值观的考察，主要通过网上测评。学生如果对自己成绩不满意，可以再次申请考试，一直考到自己满意为止，“如此一来，正确的价值观就慢慢形成了。”

为什么这么测？

2018年，南方第三小学成为我市道德与法治学科的驻点教研校。经过一年多探究，该校探索出了一套“综合素质评价系统”。上述测评，是对中小学综合素质测评中五个维度中的“道德品质与公民素养”维度的再次研究与开发。

黄新介绍，该评价系统是基于教材的目标对学生道德素质、法治观念、环保意识、正确的价值观几个方面来进行表现性的评价，分为课堂评价、网络评价与期末评价，可采用作品展示、技能考核、自我评价、行为观察、日常观察、价值判断等方式。

据悉，小学生道德与法治学业综合评价，日常评价占综合评价的60％，期末测试占综合评价的40％。

市教科院工作人员余民说，这样的考核具有可操作性，有领先性和创新性，也有可推广性。

内容来源：株洲新闻网

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肆』 广东开放大学形成性测评系统v3.0答案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好像没有人理资源管理这个专业吧？

我就是因为电大读完行政管理的专科后，想读人理资源管理，但被告知没这个专业，才换的别的学校。

『伍』 国家开放大学形成性测评系统，我国公务员应具备哪些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国籍是自然人被确定属于某一国家成员的法律上的资格或者身份，是区分本国人和外国人的惟一标准。就国籍的对内意义而言，一个人一旦取得某一国家的国籍后，就可以享受该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也承担该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国籍的取得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因为出生而自然取得国籍，这种国籍称为原始国籍；二是因加入一国而取得该国国籍，该种国籍又称取得国籍。对于因出生而取得国籍，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主要有三项原则，一是血统主义原则，即确定一个人的国籍以其出生时父母的国籍为依据，而不问其出生地为何国；二是出生地主义原则，即以出生地作为子女取得国籍的依据，而不问其父母属于何种国籍；三是混合主义原则，即将血统主义原则和出生地主义原则结合起来确定子女的国籍。根据我国国籍法的规定，我国国籍采取血统主义为主并辅之以出生地主义的混合方式取得，即：父母双方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的，具有中国国籍；父母双方或者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的，具有中国国籍，但父母双方或者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父母无国籍或者国籍不明，定居在中国，本人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籍；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愿意遵守中国宪法和法律，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可以加入中国国籍。

担任公务员是公民的一种政治权利，只有是一国的公民才能够享有此项权利。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是公务员应当具备的首要条件。

2、年满十八周岁。

所谓十八周岁，是指公民从出生之日起到第十八个年份同月同日的实足年龄。将公民担任公务员的年龄规定为十八周岁，主要是基于人类成长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实际。到了十八周岁左右，人的生理和心理已经趋于成熟，具备了辨别自我行为的能力，所以通常以十八周岁作为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一个界限。正是基于人类成长的这一规律，许多国家将18周岁确定为享有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的标准。另外，规定十八周岁还因为有一部分领导成员公务员，其需要通过选举才能担任公务员。我国行使选举权的年龄是十八周岁。我国宪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根本制度的总纲领、法律体系的核心与公民权利的保障书。任何公民都应当遵守宪法。公务员作为公民也应当遵守宪法。在这里，公务员拥护宪法具有更深的涵义，即忠于宪法，不得反对宪法。

4、具有良好的品行。

品行属于道德的范畴。道德是人们思想和行为上的有关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等方面的观念与原则的总称，它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维持与实现。道德以观念的形态存在于个人的意识或习惯性的行为之中，在人的潜意识深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人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才会行为端正，遵纪守法。公务员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与品行，才能够承担重大的责任，才能够实践民主与法治，维护国家秩序、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因此，良好的品行对于公务员来说极为重要。

5、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公务员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够精力充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而且，健康的身体也是正常智力的物质基础。这里要求的是能够正常履行职责，不同的公务员的职位对于公务员的身体条件要求是不同的，例如对长期在野外、高原上工作的公务员的身体条件就会要求比较高。需要指出的是，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是相对职位的要求而言的，不能够对公务员的身体条件提出超出职位身体条件要求的高标准甚至不合理的标准。例如，一个简单的抄写职位的身体条件要求就可以放宽，哪怕是一个残疾人也可以胜任。要坚决制止与杜绝不合理的甚至是歧视的身体条件要求。为了保证身体条件要求的统一与合理，本法专门规定，公务员“体检的项目和标准根据职位要求确定”。

6、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

公务员要能够履行公职就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与工作能力。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管理高度复杂，这对于公务员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公务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才能够完成工作任务。在公务员法草案中，原先的用词是“学历”，但在审议公务员法的过程中，考虑到学历的涵义比较狭窄，已经不能够说明一个人的文化水平，故对此作了修改。文化程度的涵盖面比较宽，一个人通过自学也许没有相关的学历，但是其文化水平可能已经达到了相应的同等学力水平。工作能力主要是指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公务员必须具有与职位相应的工作能力。一个人也许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但并不意味着工作能力一定高，因此对两者同时提出了要求。需要指出的是，公务员所应具备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应当与职位相匹配，即级别较高、处理复杂事务的公务员职位需要具备比较高的文化程度，而一些简单的职位只需要一般的文化程度与工作能力即可。在现实的公务员招考中，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报考人员都应考虑好职位的要求，以免浪费人才，浪费社会资源。

7、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

本项规定是指法律规定的公务员需具备的与职位要求相关的其他资格条件。此处的法律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

这里规定的公务员应当具备的条件，是一个公民担任公务员的最低要求，反过来说，并不是具有这些条件必然成为公务员。录用公务员时，还需要考虑每个职位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陆』 人教版九年级道德与法治同步解析与测评教师用书有答案的哪里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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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国家工作人员做那个法制法制网的那个考试评测成绩有没有限制

国家工作人员做那个法制法制网的那个考试测评成绩应该是没有限制的

『捌』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指数体系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指数体系
2015-12-22 10:11:27 来源：《财经》

中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呈现出综合治理的特征，法律的适用也要考虑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各种复杂因素，主要采取协调、摆平的方式，演化为一种调解艺术或者行政管理手段。综合治理方式势必倾向于功利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的保障

□ 季卫东/文

2015年10月27日，在达沃斯论坛全球议程峰会的分组会上，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简称WJP）的执行主任波特罗（Juan C. Botero）把前些时公布的国际评估报告《WJP法治指数2015》赠送给笔者。

不出所料，对中国大陆地区法治水准的打分仍然很低，与2011年的结果相比甚至还有进一步下降之势。

根据2015年法治指数评估结果，中国大陆整体得分48，在东亚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15个国家中排序第13位，在全球102个国家中排序第71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香港特区整体得分76，在亚洲排第6、在全球排第17；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整体得分81，在亚洲排第1，在全球排第9。

中国正在强调依宪执政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针的落实，看到法治指数评估的如此结果，的确有一种讽刺意味，甚至令人感到难堪和愧疚，也有可能会在某些群体中激起抵触情绪。

WJP法治指数的可操作性

不得不承认，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标体系还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尽管“法治”的概念很难定义和测量，但这个指标体系经过研究、论证以及反复推敲，给出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表述，即法治的四项基本原则。

（1）政府及其官员和代理者以及企业、公民个人都可以在法律体系之下问责；（2）法律是清晰的、公开的、稳定以及公正的并被平等适用，法律保障包括人身安全和财产在内的基本权利；（3）法律制定、运用以及执行的过程是准入的、公平的以及有效率的；（4）称职的、有道德的和独立的代理人或者中立机构达到充分的规模、具备足够的资源、反映社会的需求从而能及时提供司法救济。

世界正义工程根据这样的工作界定提出了由九大构成因素和47个次级因素组成的法治分析框架。

主要内容是限制政府权力（包括立法、司法、监察对权力的制约以及公务员纪律、民主监督、权力依法转移等）、廉政（包括没有行政官员以权谋私、司法腐败、军警贪渎、立法不正等现象）、政府公开（包括公布法律和信息、知情权、公民参与、申诉机制四个次级因素）、基本权利（包括平等对待和无歧视、有效保障公民生命和安全、法的正当程序和被告权利保障、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隐私权、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劳动权等主要宪法性权利）、秩序与安全（包括抑制犯罪、减少民事纠纷、私人排难解忧不诉诸暴力等方面）、规制执行（包括政府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政府执法没有不良影响、行政手续不被无理延宕、正当程序原则受到行政人员尊重、非经法定程序和充分补偿不得征收）、民事司法（包括民事诉讼的便民和廉价、杜绝歧视、廉洁、不受政府干预、不无理延宕、裁决执行力、法院外解纷方式的便捷及公正有效）、刑事司法（包括侦查的效率、刑事审判及时而有效、矫正和减少犯罪、刑事系统的公正和廉洁以及避免政府不当干预、正当程序和被告权利保障）、非正式司法（包括及时而有效、公正而避免不当干预、尊重和保护基本权利）。

按照上述法治的概念框架，世界正义工程再通过十个步骤来设计问卷，进行电话调查、网络调查或面谈调查并采集、分析数据。

2015年的法治指数报告对评估方法做了进一步改进，最突出的变化是扩大了政府公开的外延和内涵，把统计数据公开、信息质量、信息获取、信息更新都纳入视野之中；关于知情权的设问特别强调了获准的时限、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手续费的合理性等因素；关于公民参与的设问涉及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以及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导入申诉机制的范畴等等。这样就使得打分标准变得更加清晰和确定，当然也排除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评价。

相比之下，中国有的地方或者部门推出的法治（司法）指数体系的很多评估标准或者设问内容是多义的、暧昧不清的，导致问卷答案和测评结果难免主观任意性较大。

社会环境影响制度运行

冷静地对照法治指数的评估指标和中国大陆地区的现状，可以说整体得分不高乃理所当然，根本就没有必要刻意辩解或掩饰，更不可通过提高分值的方式来营造虚假的法治面子工程。相反，我们应该以这样的低分为鞭策，有针对性地弥补短板，进一步加强法治国家建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体系已经完美无缺，毫无可以诟病的地方。

实际上，通过国家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有些法治指标得分过低，是有悖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的。这就表明，世界正义工程的测量标准的确也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主观性或者视觉上的若干盲点。

一般而言，法治指标体系的设立很难考虑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然而社会环境势必影响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又不容人们忽视。在这里，存在方法论上的困境。

中国及其他特别重视家族团结和人际关系的社会，都具有网络化的结构特征。在网络社会，各种平面互动比较活泼、比较多样化，并在纵横交错的各种通道中传递着复杂的涟漪效应，甚至还有可能诱发混沌现象，因而某个指令对行为的影响很难进行单一维度的、确定的预测。

因此，法律也就很难采取“君临天下”的支配者姿态，而必须融化到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中，在人们的互动关系中进行渗透，并逐渐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这就会使得行政过程势必嵌入很多政治化的契机，使得规范体系本身复合化、多元化，使得自组织机制发挥较大的作用，使得不同情境中的具体秩序互相交错和竞合，最后自然而然会演化出一个综合治理、辩证协调的模式。

由于网络社会存在很多结构上的空洞，需要借助权力来搭桥、整合，所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就变得比较困难。

网络社会很容易引起法律秩序的碎片化、特殊化，变成多层多样的，因此是集中而强大的国家权力、而不是统一的规则体系成为主要的整合机制。关系网造成的相对性、不确定性还会使得承包责任制以及对结果责任的严格追究成为最基本的秩序原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呈现出综合治理的特征，法律的适用也要考虑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各种复杂因素，主要采取协调、摆平的方式，演化为一种调解艺术或者行政管理手段。

综合治理方式势必倾向于功利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的保障。因此，严格适用规则的要求不得不放缓，“适当均衡原则”成为法律秩序的基调。法律实效也主要靠追踪性监控的方式来保障。这种状况设定使得透明化往往被理解为监控的可追踪性，民主参与也往往被理解为决策者对民意的观察、提前反应以及临机应变的调整。

中国的法治指标体系

因为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上述特殊的社会结构对法律运作机制的重要影响，所以测量出来的某些数值难免显得有些失真，与人们的感性认识不太一致。

由此可见，我们在解读这些调查资料时有必要把这些相关因素都考虑进去进行权衡，或者适当修改法治的概念框架和设问内容。

即使纯粹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体系也并非无懈可击。

例如仅就个人权利的司法保障而言，行政诉讼的原告申诉率和撤诉率、民事侵权诉讼的惩罚性赔偿和行政罚款之间的比例之类的客观数据对法治水准的评价是很重要的，应该适当纳入问卷调查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对法治指标体系进行适当的合理化改进，以使评估结果更准确地反映法律秩序的实际情况并能有效促进改革，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可行性。

在中国，各种计划指标和详细的绩效考核指标已经存在几十年，成为具有特色的治理手段；有些指标体系在不断改变实务状况，也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例如刑事案件破案率、公诉案件起诉准确率、上诉改判率、调解结案率等使得司法过程中的制衡机制在不经意间蜕变成了互相庇护、推卸责任的诱因。

一般而言，中国既有的法治指标分别发挥着设定管理的目标值、落实承包责任的抓手、对绩效进行考核和监测的工具性框架、对职能部门及其人员奖惩的具体依据等功能。

在法治指数体系方面，比较著名的有浙江省的余杭法治指数和司法透明指数（由钱弘道、齐奇、王朝霞等提出）以及2015年推出的司法文明指数（由张保生、张中、吴洪淇等提出）。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司法文明指数体系有意识地借鉴了世界正义项目法治指标的概念框架和评估方法，由10个维度（一级指标）、50个命题（二级指标）、97个赋值问卷题目以及190个变量组成。

仔细斟酌已经存在的各种中国法治（司法）指数体系的概念框架和调查方法，可以发现，在问题的清晰性、客观性以及关系合理性等方面还有不少有待改进之处。

也许我们需要在深入分析和整合的基础上加强与世界正义项目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可以改进法治中国的目标管理和地方政府法治的绩效考核指标，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实际情况能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到法治的国际评价之中。

至少，需要学者、法律实务部门以及整个社会更加认真地对待法治指数，加强跨学科的研究和对话，并且努力克服一知半解、华而不实、急功近利等流弊。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