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立法

❶ 分工型立法体制与分权型立法体制的区别

地方政府的自治行为，是自制环节的分工，而要接受联邦政府的监督,是管理环节的分权。

❷ 附属刑法的我国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走向

1、单行刑法，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对刑法规定进行部分补充、修改或废除部分刑版法规定的单行规范性法律文件权。目前，我国只有一个单行刑法，即《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2、附属刑法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非刑事法律中所包含的有关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条款。我国没有附属刑法。

❸ 附属刑法的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在制定附属刑法规范时，主要采用两种立法模式，即散在型立法模式和编纂型立法模式。 这里所称的散在型立法模式，是指在经济法规、行政法规等非刑事法律中直接规定有关犯罪和刑罚条款的立法方式。这种立法模式被大多数国家附属刑法立法所采用。之所以如此，这是由其自身具有的附属性、辅助性及特定性所决定的。根据世界各国的立法例，散在型立法模式又可分为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和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两种。
1.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
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是指附属刑法规范不直接规定出关于犯罪和刑罚的完整内容，而是对刑法典或单行刑法有一定依附关系的立法方式。它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这种立法方式不能规定出附属刑法规范关于犯罪和刑罚的完整内容。其全部或一部分内容要依附于刑法典或单行刑法的有关条款的规定；二是这种立法方式既适合规定照应性、修改性、补充性或解释性规范，也可规定创制性规范。这种立法方式又可分为下列三种情况：
（1）概括式
概括式，是指在附属刑法规范中仅概括地规定对某一种或某几种犯罪行为“依法处罚”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至于如何追究刑事责任，要依附刑法典或单行刑法的有关规定。这种立法方式在我国附属刑法规范中最为常见。
（2）明示式
明示式，是指在附属刑法规范中指出或者标出该条款所要依附的是哪一具体法律或者哪一法律中的哪一条款或者哪一罪名。这种立法方式主要有下列四种情形：一是规定依照某一法律（刑法典或单行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3）比照式
比照式，是指附属刑法规范对其规定的新的犯罪行为，只规定罪名与罪状。而其法定刑则比照刑法典或单行刑法某一条款处罚的立法方式。这种立法方式多见于我国附属刑法规范中。
2.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
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是指在附属刑法规范中直接规定的有关犯罪和刑罚的内容不依附于任何其他法律的立法方式。这种立法方式在各国立法体例上有下列两种情形：
（1）创制刑法总则性规范。
（2）创制刑法分则性规范。 所谓编纂型立法模式，是指对非刑事法律中的附属刑法规范的编纂。这种立法方式是以上述散在型立法方式的存在为前提的，它本身也应属于附属刑法立法的方式之一。它是指使现行附属刑法规范系统化的一种立法方式。它不限于对现行附属刑法规范的外部加工，而在重新审查全部现有附属刑法规范的基础上，编纂对非刑事法律所调整领域具有指导意义的法律文件。这种编纂，既要整理已有的附属刑法规范，消除其中相互冲突和重叠的部分，又要补充一些新的规范，填补空白，加强刑法规范之间的协调，使之形成一个从某些共同原则出发的，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这种立法方式，既能够克服散在型立法方式的缺陷，同时也为修改刑法典创造了条件。
这种立法方式在我国尚未采用，但在国外刑法立法中则多采用之，较为突出的当为荷兰、联邦德国的“框架立法”。因两国在此内容上大致相同，因此，仅以荷兰的《经济犯罪法》为例，来说明这一立法方式。荷兰于1950年制定的《经济犯罪法》，是最早采用这种立法方式的典型。该法共计涉及50种经济法规的条款，具体可分为六类：一是农业经济法；二是生活必需品法；三是工资与价格法；四是企业合并法；五是运输法；六是零售商品法。该法既包括经济犯罪行为的实体法与程序法，也包括经济刑事司法组织上的措施。该法所规定的经济犯罪行为都没有具体的构成要件和刑罚，这些内容由相应的经济法规中的附属刑法规范加以规定，在该法中仅仅标明该经济犯罪行为属于经济法规第几条款。这种只提纲挈领地指出某种经济犯罪行为的出处，其实质内容由具体的经济法规规定的立法方式，应称之为“框架立法”，它实质上也属于附属刑法编纂性质的立法方式。该法使本来分散规定于各经济法规中的附属刑法规范按一定的体例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法律文件，这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散在型立法方式过于分散的弊端，为司法机关适用法律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该法也存在下列不妥之处：一是它只对现行经济法规中附属刑法规范的编纂，而不包括其他非刑事法律中的附属刑法规范，范围过狭；二是该法把实体法、程序法和司法组织措施合并规定于一个法律文件中，不符合立法专门化的发展趋势；三是它不便于用来作为司法机关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

❹ 谢晓尧的主要学术论文

1．“中国名牌”：一个商誉文本的契约反思，《洪范评论》(第8辑)（吴敬琏、江平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
2．“经营者”的秘思与玄想——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司法案例为文本，《月旦财政法杂志》2007年第6期
3．也论知识产权的冲突与协调——一个外部性的视角，（与凌祈漫合作），《思想战线》，2007年第2期。
4．论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法的保护，《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5．中外合资企业共同经营之检视，（与邓伯涛合作），《学术研究》，2006年第2期。
6．商品化权：人格符号的利益扩张与衡平，《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
7．一般条款在司法中的运用，（与陈斯合作），《判解研究》（王利明主编），2005年第3辑。
8．论一般条款的确定性，（与吴思罕合作），《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
9．惩罚性赔偿：一个激励的观点，《学术研究》，2004年第6期，《民商法学》2004年11期转载；收录《想象法学：历史与今天》法律出版社，2005。
10．政府干预与压制型立法，《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11．消费者：人的法律形塑与制度价值，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Consumer: The legal Imager of Man”，China Legal Science, 2004；收录《法学精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版；收录《想象法学：历史与今天》法律出版社，2005。
12．欺诈：一个竞争法的理论诠释，《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3年第8期转载。
13．WTO透明度：固有价值和保障机制，《法学》，2003年第1期。
14．审理商业秘密案件的切入点，（与肖文合作），《人民司法》2003年第12期。
15．商业秘密财产权属性研究，《当代经济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1月。
16．商业秘密的道德维度，《法律科学》，2002第3期；《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第8期转载；收录《想象法学：历史与今天》法律出版社，2005。
17．经济法学：理论进路的反思与转向，（与黎学玲合作），《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第11期转载；收录《当代经济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
18．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关系，《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19．商业秘密保护的国际最低保护标准，《国际贸易问题》2002年第5期。
20．论商誉，《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民商法学》2001年12期转载。
21．论商业诋毁，《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第3期转载。
22．格式条款的法经济学分析，《学术研究》，2001年第8期。
23．对西方竞争法的初步评述，《法学评论》，2001年第6期。
24．论识别性标识的竞争法保护，《法学评论》，2000年第3期；《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0年第9期转载。

❺ 附属刑法的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选择原则

世界各国的附属刑法所采取的立法方式很多，同时，各种立法方式不仅都存在优劣之处，而且规定的内容也不同。如果采用的立法方式不妥，势必导致诸多弊端。因此，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最佳选择是一项极其严肃的立法过程。那么，着眼于现实，必须选择其最佳模式。要使附属刑法规范制定得科学妥当，便于司法实践中贯彻执行，就应当首先研究和分析非刑事法律要规定的犯罪行为的不同情况及其与刑法典或单行刑法条款的不同关系，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立法模式。具体来说，应从下列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1.对于规定照应性规范，即附属刑法规范要规定的多种犯罪行为已在刑法典或单行刑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只是对其加以照应性规定的情况，只能采取依附性的散在型中的概括式立法方式。凡是附属刑法规范对刑法典或单行刑法已规定的犯罪行为需要作出部分修改、补充或解释以及要在附属刑法规范中创制新的犯罪行为，则不能采用这种立法方式。应特别注意的是，采用这种立法方式规定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必须有法可依。同时，这种立法方式只有在附属刑法规范所规定的犯罪行为要依附的刑法典或单行刑法的条款及内容较多且分散时方可采用。
2.对于规定下列两种情况的规范只能采用依附性的散在型中的明示式立法方式：一是对刑法典或单行刑法已有明确规定的某一种犯罪行为，在附属刑法规范中只是作必要的照应性规定的；二是在附属刑法规范中规定的犯罪行为，虽然在刑法典或单行刑法中已有规定，但在罪状上与刑法典或单行刑法规定的内容不完全一致，或者没有为该刑法典或单行刑法条款明确地包含，或者在罪状上虽然相吻合，但刑法典或单行刑法规定的法定刑与这种犯罪行为明显不相适应，因而需要在附属刑法规范中作部分修改、补充或解释的。但是，采用这种立法方式一定要指明所要依照的哪一法律的哪一条款，应避免那种笼统的、含糊的“依法处罚”或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立法方式。
3.对于规定创制性规范即附属刑法规范须规定新的犯罪行为且在刑法典或单行刑法中能找到最相近的条款可以比照处罚的，可以采用依附性的散在型中的比照式立法方式。但采用这种立法方式也应指出所要比照的哪一法律的哪一条款，更应避免采用“依法处罚”或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立法方式。
4.对于创制刑法总则性规范和创制新的犯罪行为且在刑法典或单行刑法中找不到最相近的条款可以比照的规范，只能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
我国在制定创制性的附属刑法规范时，没有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立法者不主张在附属刑法规范中规定法定刑。全国人大常委会曾主张：“在经济法、行政法中关于追究刑事责任问题，常委会在审议时，对可以适用《刑法》的，不再另行规定刑罚，对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刑罚的，尽量规定比照《刑法》中最相近似的条款追究刑事责任。”我国的附属刑法立法完全没有必要拘泥于一种立法模式，究竟应采取何种立法模式，这是由附属刑法的立法内容及刑法体系的协调特点决定的。我国现行附属刑法立法如果不改变传统的刑法立法观念，仍机械地推行某一种立法模式，而不顾现实立法的客观要求，势必继续扩大现行附属刑法立法存在缺陷的范围，导致司法实践的更加混乱。因此，笔者认为，我国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不仅适应了世界各国附属刑法立法的发展趋势，而且也是切实可行的，同时，也实为当务之急。当然，采用这种立法方式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是刑法总则的一般原理、原则对独立性的散在型附属刑法规范具有制约作用；二是独立性的散在型附属刑法规范应与刑法分则无冲突；三是独立性的散在型附属刑法规范之间应协调统一；四是独立性的散在型附属刑法规范的立法权，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
5.为了保持刑法的稳定性和严肃性，也为了避免颁布大量的单行刑法，对现行的附属刑法规范应采用相应的编纂型立法方式，使其按照一定的体系和原则集中化、系统化。为了完善我国现行的附属刑法，笔者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应着手对现行的附属刑法规范进行编纂。因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非刑事法律，特别是经济法规中的附属刑法规范将被大量的制定出来，其涉及的领域也将越来越广，各种犯罪形态也将越来越复杂，其分布范围也将越来越分散，附属刑法规范因采用单一的立法模式所导致的缺陷也将越来越突出。这一客观事实，无论对人民群众了解法律，还是对司法机关执行法律，必将带来诸多不便。如果我国立法机关适时地对现行附属刑法规范进行编纂，即可克服上述弊端及矛盾。但在采用这种立法方式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编纂的范围不应象荷兰的“框架立法”那样，仅包括经济法规中的附属刑法规范，而应对现行所有的附属刑法规范进行编纂。二是编纂的法律文件应根据附属刑法规范的内容，详细规定有关犯罪的罪名、罪状及法定刑。同时，还应注明该犯罪属于何种非刑事法律第几条款，以保持编纂的法律文件与非刑事法律关系的源流关系。三是编纂的法律文件不应是各种附属刑法规范的简单结合，而应该对现行的附属刑法规范进行照应、修改、补充、解释或者创制，以消除矛盾，增补空白，使之系统化、规范化、合理化。四是编纂立法权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

❻ 中医讲魂不归舍是不是撞邪了

伤风咳嗽:中医辨证论治要分寒热虚实，风寒证型立法为辛温解表宣肺止咳，风热证型立法是辛凉解表宣肺止咳。

❼ 如何做好“促进型立法”工作

近年来，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法律法规，它不像以往的法律法规一样以管制性、约束性规范为主要内容，而是重在提倡、促进某项事业的发展。近几年直接以“促进”命名的法律就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小企业促进法》以及正在制定中的《就业促进法》；除此之外，虽未直接以“促进”命名，但以提倡性、促进性内容为主的法律还有很多， 像《科学技术进步法》《公益事业捐赠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另外，在笔者从事地方立法的实际工作中也经历过一些此类地方性法规的制定，除了为实施上位法而制定的促进性实施条例外，如《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在创制性地方性法规方面，也有一些以“促进”命名的地方性法规，如《北京市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发展条例》《北京市专利保护和促进条例》，另外还有一些以促进性内容为主的地方性法规，如《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等。除专门以促进、提倡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法规外，在其他法律法规中也存在很多提倡性、促进性的条文规范，比如《宪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条、第四十七条等分别规定了多处提倡、鼓励的内容，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也就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教学质量提高等内容规定了提倡性、鼓励性条款。对于此类立法现象，有学者称之为“促进型立法”[1]。
对于此类以促进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法规和提倡性、促进性的法律规范，人们的认识并不统一，有人认为这类立法是软法，此类事项不应当立法，有人认为这类立法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等。作为地方立法工作者，应当重视这种立法现象，研究其立法规律，以做好今后相应的立法工作。
一、促进型立法中法律规范的主要类型
促进型法律法规中的法律规范和其他法律法规中的提倡性、促进性规范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道德提倡性规范
在一些法律法规中出现的提倡性、促进性法律规范属于对人们道德义务的重申。比如《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夫妻互相忠实、敬老爱幼等属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现在被以法律规范的形式体现出来。这种提倡性的道德规范多规定在法律法规中的总则部分。
（二）政策宣示性规范
这种规范主要是重申当前或者今后一个时期内对有关问题发展的政策取向，主要目的在于提高有关主体对某项事业发展的信心，为事业的发展奠定基调，稳定秩序。比如《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条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在当前民办教育发展良莠不齐，社会各界对民办教育质疑声不断，限制甚至取消民办教育的声音不断出现的情况下，法律的这一规定明确了国家对民办教育鼓励、支持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民办教育举办者或者准备进入民办教育行业者的顾虑。
（三）明确发展趋势的规范
此类规范主要是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某项事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比如《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第六条规定：“中关村科技园区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其他智力密集型产业。”这就通过法规的形式确定了未来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方向，为预备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的单位和个人提供参考。
（四）具体的促进措施
通过具体的措施来推动和促进某项事业的发展是促进型立法的主要内容，也是这类立法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依托。从法律法规的规定看，促进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类：
1.减免税费。这是所有促进措施中最有力度的一类，几乎所有促进型立法都涉及此类措施，比如《中小企业促进法》第二十三条、《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第二十六条等。
2.资金支持。作为需要促进、鼓励发展的对象，一般在发展的资金保障上都存在不足，需要通过立法增加财政经费投入、企事业单位的经费投入以及其他途径的经费投入。法律、法规规定的资金支持措施主要有设立基金、专项资金，优惠贷款，提供担保等。比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经费，应当有一定比例用于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转化的国家财政经费，主要用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引导资金、贷款贴息、补助资金和风险投资以及其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用途。”
3.降低进入门槛，简化手续。促进型立法所要提倡、促进的对象，往往是以往受到约束和限制过多而不能充分发展的领域，通过立法取消不必要的限制，在进入门槛上予以降低，在程序、手续上给予简化，从而为其发展创造条件，达到促进的目的。比如《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第九条规定：“在中关村科技园区设立企业，办理工商登记时，除法律、法规规定限制经营的项目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经营范围不作具体核定。”根据有关方面反映的情况，中关村科技园区关于企业设立登记的改革促进了园区登记企业数量的快速增长。
4.给予表彰、奖励。对于在某项工作中作出贡献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是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的一种姿态宣示，虽然它无法覆盖到全部参与者，但在某些领域里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可以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不仅是专门性的促进型法律法规，几乎在所有的法律法规中，都有表彰奖励条款，有些地方性法规还把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法律后果放在一起，规定为“奖励和处罚”。
5.突破法律规定创设新的制度措施。在一些法律法规中，为了达到促进的目的，可能会在普遍性的法律规定之下创设新的制度措施，从而使此类立法具有改革性、试验性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突破性规定的促进型立法必须有足够的政策依据，比如国家设立的综合改革试验区、特区等，如果缺乏政策支撑，创新性规定就会成为对法制统一原则的违背。
6.地方性的措施。在一些地方立法中，可能会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规定一些具有明显地方性的措施。比如在二元结构的体制下，作为稀缺资源的城市户口，在一些重要的领域被作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措施规定在法规中。《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在“人才引进”一节中不但明确科技园区引进留学人员、科技和管理人才的户口优惠措施，还直接规定了子女教育问题。《北京市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发展条例》也就私营企业主获得北京市户口的问题进行了规定。这类措施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但也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阶段性。
（五）管理性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专门的以“促进”来命名的法律法规中，也并不完全是促进、提倡的内容，也有大量的管理性、约束性规范，这种立法思路一般被表述为通过管理来促进，管理也是一种促进，也就是要通过管理、规范、提高来推动某项事业向更高水平发展。关于管理类规范，可以分为两类：
1. 着眼于创造被促进对象发展的良好外在环境，减少发展的阻力，达到促进的目的。比如《北京市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发展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向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收费、罚款、摊派。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权拒绝不合法的收费、罚款；有权拒绝任何单位和个人违法向其摊派人力、物力、财力；有权拒绝强行要求赞助、捐款、集资；有权拒绝非法有偿服务或者搭售商品、订购书籍报刊等侵权行为。”根据当前我国政治体制运作的实际状况和资源配置的现实，在多数问题上，所谓管理规范的重点应当放在规范政府自身行为、提高服务水平、创造事业发展的良好外在环境上。2.加强对被促进对象本身的管理，提高其自身素质和发展水平，使其在更高的层次上进一步发展。比如《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条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依法对民办学校实行督导，促进提高办学质量；组织或者委托社会中介组织评估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
值得注意的是，在促进型立法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管理性规范与促进性规范的比重和安排问题对于立法思路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在立法过程中一直争论不休的难点问题。
二、促进型立法大量产生的背景
（一）社会发展的要求
促进型法律法规多数不是在经济领域，它关注的往往是社会整体发展过程中的薄弱产业、事业或者需要政府提供更多服务的领域，比如科技进步、教育事业、公益事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只要打破原有对经济发展不必要的束缚和不合理的限制，各种经济力量都会根据自身的特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也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现象。而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与社会事业发展不均衡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教育事业发展等问题开始凸现，社会发展的薄弱领域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推动和促进其发展，这种需求反映到立法上，带动了促进型立法的出现。
（二）政府职能的转变
促进型立法是在国家职能从单纯的管理角色向服务角色转变，政府管理方式由计划经济体制下强硬的管制型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维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秩序、弥补市场自身不足、加强社会保障等方向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不断细化为宏观调控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在履行宏观管理职能时在角色范围上也必须定位为管理与服务并重，而不能是单纯的管制者，这种转变带动了引导、推动、服务、鼓励的促进型立法的产生。
（三）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
促进型立法一般都带有鲜明的政策性，反映了一个阶段和时期社会的现实需要以及政策调控的基本取向，多数属于政策的固定化、法定化。在以往习惯于政策治国的模式下，这些优惠政策、促进措施相对于社会管理、治理的要求来说，更适宜通过政策、文件、决定、命令的方式发布和贯彻，但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确立的背景下，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被越来越重视的情况下，将重要的、需要长期坚持的政策法定化、国家意志化，是法治建设取得进步的体现。
三、如何做好促进型立法工作
（一）转变观念，正确对待促进型立法
在立法过程中，很多部门和从事立法工作的同志对促进型立法存在一些看法，认为力度偏软，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立法中法律责任不够明确，一些要求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应，属于不完整的“法”等。这种看法的存在影响着实际的立法工作。笔者以为，这种判断是以传统的管理型立法作为参照物产生的，所谓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其实是管理被服务代替、约束相对人变成约束政府自身所带来的不适应感，力度偏软是因为处罚、制裁措施无法适用。其实，法律本身就具有指引、预测、评价、教育、强制等多项功能，以往的管理型立法过分注重运用处罚等手段来突出法律的强制功能，而忽略了其他几项功能的运用和发挥，促进型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法律功能全面发挥的回归。促进型立法的力度主要体现在承担促进责任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公共服务组织）所应当采取的促进措施的明确性、具体性，考量、评估的可行性等方面上，而不能以是否方便管理来评判。
（二）加强对立法必要性的论证
立法论证是做好每项立法工作的前提。促进型立法的必要性论证不同于一般立法，它应当重在论证所要促进的事项是否确实属于未来发展的长期趋势，所要促进的事项是否能够和适合运用法律手段来促进，比如人们私生活领域的事项、纯粹道德规范能够调整的事项等就不宜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同时还要论证所提出的促进措施是否具有长期持续性，因为法律法规必须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不能朝令夕改。不能因为转变观念，就变成每项政策都要立法，每个要促进的对象都要有法来保护。如果就一项可能短期内就会改变的促进政策进行立法，可能就会使立法成为一种随意、不严肃的行为。
（三）合理配置管理与促进规范
在促进型立法中，如何合理配置管理和促进规范，是直接决定立法价值取向和基本框架的指导思想问题。笔者以为，在此问题上应当考虑以下几点：第一，必要的管理措施对于促进发展是必须的，但是作为促进型立法，管理类规范适用的重点应当是已经有了一定发展基础、需要在更高层次上推进的事业，而不能把过多的管理措施施加到需要重点扶持的事业上，不能因加强管理而冲淡了促进的基本立法取向，更不能借促进之名突出管理的实质。第二，对于具体立法而言，必须考虑被促进的事业在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管理措施，是否有必要在促进型立法中过多强调管理措施，比如关于中小企业和私营个体经济的发展，其他法律法规中已经有了足够的管理措施，显然在专门的促进型立法中就没有必要再过多规定管理措施。第三，要重点研究被促进对象发展不力的制约因素到底是外在束缚过多还是其自身存在问题大，在多数情况下，管理的重点应该放在规范政府自身行为、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完善发展的外在环境上。
（四）增强促进措施的实效性
法律法规的价值体现在实效上。作为促进型立法，要增强实效性，就要把促进措施规定得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按照这种要求，在立法过程中，应当尽量减少道德提倡性规范，因为它本不属于法律要解决的问题；要慎重研究政策宣示性和明确发展趋势的规范，如果定性不准，就有可能使事业发展偏离正确的方向；重点是具体细化、明确促进措施，比如在法规中直接规定出台优惠和促进措施、制定配套文件的时限和具体内容要求。由于在促进型立法中承担促进责任的主体多数是政府及公共服务主体，针对管理相对人的处罚、强制和民事、刑事责任都无法适用在这些主体身上，因此就必须借助于公开透明的外在监督来督促其履行促进责任，比如权力机关监督、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同时建立和完善社会诉求的受理和反馈机制，使促进措施真正得到落实。同时未来更重要的是要在系统内的考核、评估乃至政绩考核中有所体现，并形成完善的制度性规范，才可能真正使法律、法规的规定落到实处。
（五）及时研究总结法律、法规的实施效果
由于促进型立法带有典型的政策性、灵活性、阶段性，因此，作为权力机关，更要做好相应的执法检查和监督工作，以使被促进对象能够尽快得到较大发展，防止促进措施长期得不到落实而失效；同时更要关注和研究政策环境的变化，开展相应的立法后评估工作，及时启动法规的修改废止工作，防止原有的促进措施落后而变成制约措施。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公室）

❽ 有关法律对于我国普通高中校规校纪的规定

一、公立高校校规应该是法律渊源

高校校规即由高校制定的学生必须遵守的各项规则的总称。学生遵守校规曾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如果放在依法治国理念下考量，就应该给出一个理由，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将无法通过法律的审视并可能招惹法律责任。

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看来，高校校规对学生的约束力来源于法律对公民的约束力，校规是行政法的法律渊源，其约束对象为在校学生。法国大学的法律地位是公法人，公法人“在其主管公务的范围内，根据法律的规定和上级条例的授权，可以制定条例”。校规属于大学制定的条例，根据法国立法传统，条例是和议会制定的法律同样重要的行政法的法律渊源，可见，法国将高校校规作为法源看待。德国将大学校规纳入公法规章，公法规章是指国家内部的独立团体——其中特别是乡镇、乡镇联合体、社团、大学和协会等国家之外的团体，为了管理其自治范围内(即非直接国家性)的事物，针对其成员或者所属的人，以特定的高权方式单方面发布的法律规范。我国台湾地区同样将高校校规纳人法源。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将校规列入法律渊源，遵守校规自然是学生的义务。

我国公立高校校规在学生管理中同样发挥着法律的作用。校规记载着学生的权利和义务，对学籍管理进行详细规定，有专门的章节规定学生的奖励和处分。如果学生违反了校规，就有可能受到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等处分。尤其是开除学籍，一旦适用，就会改变学生的身份，甚至改变其人生的轨迹。校规对学生的影响比之行政法规对一般公民的影响毫不逊色。学生以校规为自己行为的界限，学校以校规为管理学生的依据，法院审查案件时以校规的效力为基础，对于学生，校规就是他们天天面对的法律。

公立高校校规应该是学生的法律。在法制环境下，校规如果不是法律，就无法解释其对学生的约束力的来源，校规由高校单方制定，并由高校执行，对学生发生强制力，直接影响学生的宪法权利——受教育权，如果校规不是法律，哪类合同或者组织的内部规定有资格发挥这样的作用？

大学校规是否属于民法范畴？笔者也曾试图从此路径对校规进行探讨，将其归人格式合同，但后来发现存在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公立高校来说，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在高校对学生的管理过程中表现尤为明显。不平等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的范围，而校规正是高校对学生进行管理的依据。因此，公立高校校规不属于民事性质。至此，我们不得不承认，高校校规应该是法律文件。

二、校规成为法律渊源的制度基础是大学自治

大学校规为什么成为法律渊源或者说大学基于什么样的理论产生立法权是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答案蕴含于西方构建的大学自治制度。

自治指国家基于管理的考虑，通过法律授权人民团体自己管理内部事务。自治使人民团体具有较大的独立性(经常体现为授予“公法人”地位)，享有自治权限(立法权、执行权、人事权、处罚权等)，承担自治任务。自治的根本特征是团体内人民对内部事务的民主管理，或者说团体成员对团体事务发生决定性影响。自治的内容之一是团体的立法权，德国称自治团体立法为自治规章(有人译为公法规章)，“自治规章是由自治公法人根据自治权制定的规范，它的制定不需要法律的授权，也不是为了执行法律。它只适用于自治公法人内部并受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印‘自制规章’是公法人民主选举的机关制定的，它有民主的基础，凭借自治意义上的成员契约性权利让渡，这种局部的“社会契约”产生合法性，并对社团成员产生约束性权力。大学自治是自治的一种形态，法律授予大学公法人地位，大学成员因而享有民主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取得校规制定权，校规是大学全体成员或者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制定，是学生的法律，对学生具有强制力。

虽然校规得到宪法和法律的允许，是大学自我管理的一种形式，但也要受到一些限制：第一，约束对象仅限于该大学内学生。第二，遵守法律保留原则，重要事项仍然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来规定。

大学是国家的一个基本单元，国家授权大学自治，不可能将所有权力授出，国家的法律仍然对学生产生约束力，国家的行政管理权仍然对学生产生影响，但大学自治是一种国家间接治理的方式，这些约束和影响应该通过间接的方式体现出来，处理的办法是将这些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权力以更加细化的方式制定成校规，这部分内容是传接法律法规的授权或政府的委托而来，称之为传接型校规。传接型校规的权力凭借的是法律法规的授权和政府委托的公务执行权，它明显带有为执行操作而用校规的名义予以细化的特征，其执行力也来自国家法的执行力和行政权力的延伸。除此之外，大学纯粹基于自治权制定的校规，具有完全的自主性，这类校规称之为自主型校规。自治型校规和传接型校规在大学校规中同时存在，是大学校规的一个显著特点。

三、我国没有建立相应的制度理顺校规的法律地位

我国是否存在大学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1l条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该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有学者把其中的“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等同于法国、德国的大学自治，认为是大学获得自治权的法律依据。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这里的自主办学和民主管理在当时的条件下强调高校要加强自身的办学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立法之初，考虑的主要是高校应该脱离政府的直接管理，不要再过分依靠政府，没有证据证明有授予大学自治权的意图。如果确实授予大学自治的权力，如前所述，需要一套完善的制度保障，实际上，我们并未发现相关规定。自治的精髓是民主管理，大学自治精髓同样是大学内部人员包括全体老师和学生共同管理的大学，对大学的事物能够发挥决定性影响，这不符合我国大学的实然状态。因此，不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11条有过高的期待，我国高等教育学校办学自主权不同于西方的大学自治，也不能根据此得出高校有立法权的结果。

实际上，我国公立高校校规的制定权不是来源于大学自治，而是具有自己的生成逻辑。高校校规的制定权来自三个方面的授权：

（一）《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授权

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8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根据本规定定制或者修改学校的学生管理规定，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中央部委属校同时抄报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并及时向学生公布。”该规定是是对高校制定校规行为的授权，成为高等学校制定校规的法律依据。

教育部制定《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权利属于自己的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行使“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宪法第90条还规定，“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从宪法的规定可以清楚的看到，教育管理是国务院的重要职能，教育不是国务院主管教育的下属机关，具有根据上位法发布规章的权利，《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一条对该规章和上位法的链接关系作了进一步说明，“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这些内容说明，教育部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行使立法权。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的授权

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指定的行政法规，该行政法规第25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实施办法，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基于这一条的授权，有学位授予权的公立高校制定自己的学位管理工作细则，这同时也构成了公立高校校规的部分内容。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授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41条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有权“拟定发展计划、制定具体规章制度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这里所指的规章制度应该包括校规在内。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指定的校规是将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内容在本校的具体条件下进行转化，应该说，这部分校规的内容和约束力是其原上位法的内容和约束力在高校内的延伸，属于传接型校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授权校长制定校规，似乎应该属于高效的自主型立法，但仔细想来，法律授权校长立法，似乎不合情理，因为法的效力来自社会成员的集体契约，而不是个人意志，所以应当理解为由校长召集或者组织立法。

可以看出，我国公立高校校规的制定均来自于法律授权，按照法律理论，这种校规的制定方式应该属于授权立法之列，因为这些授权共同来自于法条的授权，所以，称之为法条授权立法。虽然我们没有在理论上解决公立高校的自主立法权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公立高校校规中不存在自主立法的内容。自主立法权是高校的本性权利之一，不会因为法律没有规定高校就主动失去其本性，即使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高校的规章制度也还是存在的。因此，高校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自己权利的行使，从来没有放弃过为了高校职能的实现制定校规校纪的权利，其中不乏没有法律授权或者与上位法冲突的内容，高校一直在行使其自主立法权。高校的自主立法内容并不少见，只是由于存在先天缺陷，这部分校规内容存在合法性危机。

我国虽然通过授权立法的方式解决了公立高校校规制定权的问题，但从法理逻辑分析，这套制度并不完善，存在以下值得探讨的问题。第一，这种法条授权立法的方式的正当性存在争议。我国《立法法》只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自身立法权限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列为授权立法事项，其他授权立法的方式都没有提及。不仅如此，在立法者眼中，“今后，随着法律的日渐完善，逐步形成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授权立法的范围自然逐渐缩小。”可以看出，我国对这种法条授权立法的形式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公立高校校规的合法性将受到质疑。第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是教育部的职权立法，其中设定的纪律处分，包括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等，已经对学生的权益产生影响，尤其是开除学籍，涉及学生的受教育权，这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属于法律保留的范畴，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范围内事项，部门规章对此做出创设性规定显然位阶偏低。第三，我国公立高校除行使学位授予权等特殊事项时能成为行政主体外，其他情况下都不是行政主体。我国法律没有公法人和私法人的划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将公立高校定位为法人，按通常的理解，是一种民事法人。高校也没有通过其他法律获得行政主体资格，授权高校制定校规等于授权民事主体行使立法权。按照法律理论，民事主体不应该享有立法权。第四，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不可能具体规定高校的所有问题，否则，校规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校规中总是要包含自主型立法的内容，但以现有校规的生成逻辑，自主型校规缺乏合法性基础。

以上的分析如果成立，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国公立高校校规制定权在法理上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障碍，完善高校立法机制，消除这些障碍是公立高校治理法制化的当然课题。

四、确立大学自治制度，打通校规合法化的渠道

法国、德国都是通过建立大学公法人制度，实现大学自治，日本从2004年4月起对其所属全部87所国立大学赋予公法人地位，进行法人化改造，我国台湾地区国立大学的公法人化也在酝酿之中。西方大学自治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我国公立高校应该在现有基础上，实行大学自治，将公立高校的法律地位由私法人转换成公法人。

大学自治制度中，大学自治、公法人、大学成员的民主管理、行政主体、立法权这几个因素不可或缺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学自治是国家对高校实行间接治理的方式，基于特定的原因，国家授权大学成员自我管理内部事务，大学因此有较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承认表现为一种形式，就是赋予大学公法人地位，大学自治和大学的公法人地位是一种类似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大学自治的根本在于大学成员对大学事物形成决定性影响，即民主管理，除了大学内重大事项决定权，还表现为立法权和执行权，立法权体现为订立学校规章。

(一)法律依据的选择

法治国家理念下，自治制度的确立需要法律的明确授权，大学自治也不例外。我国在高校的法人化改造过程中虽然没有产生高校的公法人地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还是给大学自治留下了充分的空间，该法第11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抛开《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其他内容，对该条的含义进行孤立解读就会发现，此条完全是大学自治制度的精确概括，“依法自主办学”意指高校的法人地位，“实行民主管理”瞄准大学成员对高校事务发挥决定性影响。这一条的存在是我国具备了大学自治的法律基础。之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实施以后我国没有产生大学自治制度，是因为我们建立的大学法人为私法人，并非公法人，大学成员对大学的民主管理也没有具体落实。

(二)公立高校公法人地位的确立

高校公法人制度的建立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单独进行公法人制度立法，规定公法人具备的条件，凡是符合条件的都属于公法人；另一种是在某项高等教育立法中明确高校的公法人地位。依现在的形势，后者的可行性程度更高，更加快捷。我国正起草《学校法》，在此法中关于高等教育的部分规定公立高校的公法人地位，应该是一个恰当的时机。

(三)高校成员对高校的民主管理

大学自治权的范围在各国并不一致，有较大的弹性空问，但其核心是学术自由，高校的民主管理制度要围绕学术自由，建立民主管理机构，行使民主管理权。

(四)学校规章的制定

规章包括教师的管理制度和学生的管理制度。规章的法律约束力来源于高校内的局部民主基础和大学成员契约性权利让渡，它的制定必须是大学成员的集体意思表示，而不是现在的校长的权限。因此，在学校规章的制定程序上，教师的管理制度由选举产生的教职工代表组成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定通过，学生管理制度(校规)由选举产生的学生代表和教职工代表共同参加的大会制定通过，才能够体现规章制定的民主基础，并保证规章的合法性。

校规是学生需要遵守的法律体系的一个环节，保证校规内容的合法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法律保留原则的遵守。大学自治的范围是有限的，这决定了校规只能对学生产生有限度的约束，学生仍然是国家的公民，学生的基本权利仍然受宪法保护，对学生基本权利产生影响的事项应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规定。如开除学籍，这种处分影响了学生的受教育权，受教育权是宪法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体现对基本权利的尊重和公民重要权利的保护，对学生进行开除学籍处分应该由法律做出规定。法律保留的范围同时也是大学自治的禁区，只有对法律保留的事项做出清晰的界定以后，剩余的空间才可能是大学自治的区域。

在自治的范围内制定自主型校规。自主型校规是校规的重要内容，但该部分内容必须在大学自治的范围内，不得超越大学自治的内容范畴。

不得违背上位法。我国的相关教育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都是公立高校的运行规则，对高校和学生起着规范作用，相对于校规，它们是上位法，公立高校的校规不得与这些上位法相冲突。另外，高校校规应该准确解读上位法的立法意图，保持与上位法立法意图上的一致，如果违背上位法的规定，就会导致校规的无效。比如，学位是对学生的学术水平的评价，影响学生的学位的事项也就应该是学术事项，但我国公立高校几乎一致地将学位与学生处分挂钩，有的校规规定对给与记过以上处分的学生不授予学位，这似乎看起来合理的事情，却蕴含着逻辑的矛盾。给与学生处分的主要原因是学生的行为构成犯罪、违法或者造成其他对社会秩序、学校秩序的损害，并非学术问题，以与学术不相关的因素影响学生的学位，等于扩大了影响学位授予的因素的范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立法本意，造成校规与上位法的实质冲突。

上级部门对校规的审查监督。公立高校校规的合法性需要检验，上级部门的监督是重要内容，校规制定以后，应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并由其组织专门人员对校规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五、结语

依法治国要求明确公立高校校规的法律地位，并理顺相关的法律问题。我国现有公立高校校规的法律地位不明晰，原因在于公立高校本身的法律地位定位不准确，公立高校在脱离政府的直接管理后没有引人大学自治制度，不能获得立法权和行政主体资格，致使校规的法律地位与应然状态产生差距。应该建立大学自治制度，承认公立高校的公法人地位。公立高校实行民主管理，高校成员权利让渡所达成的“社会契约”使校规的制定权具备合法性，校规因而成为学生的法律。大学自治的范围是有限的，应该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对法律保留的事项做出规定，厘清大学自治的空间，公立高校在自治的范围内制定自主型校规。不论是传接型校规还是自主型校规，都应该与法律、行政法规和教育部的规章保持一致，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应该积极行使对公立高校的检查监督权，确保校规的合法性。

❾ 什么是违约金

违约金，亦称违约罚款，是指合同当事人约定在一方不履行合同时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这种民事责任形式只有在合同当事人有约定或法律有直接规定时才能适用，当事人一方不能自行规定所谓违约金。违约金可分为赔偿性违约金和惩罚性违约金。

违反本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径自约定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期限的违约金责任，约定无效。主要是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一是在劳动合同及其专项协议书签订时，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和在劳动力市场谈判能力不对称以及个别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征，用人单位往往利用劳动者急于获得工作岗位的心理，在合同中加入不平等的条款，劳动者迫于生计不得已接受，其意思自治受到用人单位的事实上的不正当影响。二是实务中极少存在劳动合同同等约定用人单位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即解雇的违约金责任，多为约定劳动者不管何种原因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就应当支付用人单位不菲的违约金，有无实际造成经济损失及其多少和用人单位是否提供特殊福利待遇或承担保密义务等在所不问，而对于用人单位打破劳动者职业稳定性期待提前解雇，往往没有同等的违约金支付约定，劳动者所失甚多所得甚少，显失公平。三是劳动者具有劳动自由，任何公共机构、私人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强迫劳动者劳动，这就是现代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劳动自由原则。我国劳动法第32条也规定用人单位不能强迫劳动，否则，劳动者有权即时辞职。四是，劳动者依法享有择业自主权，用人单位当然也依法享有保护单位利益如商业秘密的权利，但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是劳动者的生存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在权利位阶和效力上高于用人单位的相对应的权利。综上，如果用人单位没有相对应的特别对价（特殊福利待遇和承担保守商业秘密的竞业禁止经济补偿）支持，仅因为合同约定，劳动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就必须按劳动合同约定支付用人单位违约金而不受限制的做法没有法理基础，不符合个别劳动关系的本质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作为社会法的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宗旨，因而不具有合法性，最起码合法性不足。

之所以允许劳动合同就劳动者保守商业秘密事项和服务期事项约定违约金，是因为用人单位就这两项事项事先有投入，例如，用人单位因出资培训而与劳动者签订服务期条款，劳动合同就此对劳动者的辞职约定违约金，不是为了惩罚劳动者或担保合同的履行，而是补偿因劳动者辞职给企业造成的损失。这样的违约金的约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单纯就劳动合同期限对劳动者约定的违约金显然不具有这样的合理性。劳动者干一天的活用人单位付一天的钱，违约金原则上对普通劳动者不适用。

有的观点认为，企业高管人员不应成为劳动法倾斜保护的对象。对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普通劳动者不作分类适用的制度安排，是我国劳动法的一大缺陷。伴随着劳动者分层、分化进程，一样作为弱势群体施以倾斜保护，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保护，产生了诸多扭曲的现象。首先，一方面，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代表着企业与普通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另一方面企业也要与他们订立劳动合同，而对于企业主要管理者而言，由于他们本身就是企业的代表，因而总是会出现他们自己与自己订立劳动合同的怪异现象（部分居心不良者甚至能够利用这样的便利为自己获取不道德的利益）；其二，一方面他们被赋予重要职责而获得丰厚的报酬，另一方面，他们又可以像普通劳动者一样获得相应倍数的加班工资，甚至他们中的部分人还很乐意利用有利条件制造加班事实，自我加班以获取超额利益；第三，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即便不胜任工作，不能实现企业与之订立劳动合同时所期待的利益，企业也不能直接将之解雇（部分居心不良者甚至能够以自我解雇的方式制造被企业解雇的事实，以牟取高额的经济补偿），另一方面，他们又和普通劳动者一样，享有不受制约的辞职权而无需承担法律责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与其雇用者之间更具有平等色彩，因此，对这一群体，应当更多地参考用于调整平等主体间关系的民事法律制度。

由于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离职相较于普通劳动者来说对用人单位造成的影响要大，对于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或高级技术人员等核心员工，除了涉及保守商业秘密事项、服务期事项外，是否应当允许就劳动合同期限的履行等事项约定违约金，我国劳动法没有明确规定。各地立法有一些不相同的规定，从地方立法看，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否定型立法。例如上海、江苏、浙江等，这些地方的劳动合同条例明确规定，对劳动者的违约行为约定违约金的，仅限于违反服务期约定和违反保守商业秘密或者竞业限制约定的两种情形，除此以外，不得对劳动者的违约行为约定违约金。第二种为肯定型立法。例如北京、安徽、山东等。这些地方的劳动合同条例（规定）明确规定，劳动合同可以就劳动者提前解除合同或者违反劳动的期限等行为约定违约金。第三种是空白型立法，与劳动法一样不作规定，如吉林、河北等地。空白型立法导致的结果是劳动合同对违约金的约定和适用没有任何的约束和限制。但无论是我国的劳动法还是何种类型的地方立法，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劳动合同中能否就劳动者履行合同期限等约定违约金的问题上没有因劳动者的分层而作不同的规定。

1.违约金在新法环境下已经不能随意约定,当时约定的,合理部分有效。要综合考虑单位就此专业培训投入的成本。
2.你提出辞职确实要承担违约责任。但其实，你可以先跟单位要试用期补足的工资，单位如果不给，那你基于单位试用期违法侵害你的利益而辞职，则可以避免违约责任并且可以拿经济补偿金。

❿ 依据行政立法的内容不同，行政立法可以分为哪两种

授权型立法：授予权利

负担型立法：苛以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