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资源法学

1. 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

1、土地法，是指国家调整土地所有、占有、经营、使用、保护、管理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土地经济利益，有利于稳定统治阶级的社会经济秩序和政治统治。

2、水法，有关开发、利用、节约、保护水资源和防治水害的人类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类水事关系的法律。

3、矿产资源法是国家关于矿产资源的法律法规。1996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对《矿产资源法》的修正并公布，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4、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50年 6月30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18条，规定大森林收归国有，由人民政府管理经营。同年还颁布了《关于禁止砍伐铁路沿线树木的通令》、《各级部队不得自行采伐森林的通令》。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1961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1963年国务院发布了《森林保护条例》，196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

1979年 2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并决定每年3月12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植树节。

1980年3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1981年12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

5、《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是为了保护、建设和合理利用草原，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发展现代畜牧业，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制定的法律。

6、海洋法目前有两种解释：

一是确定各海域的法律地位并调整各国在海洋利用各个领域中的关系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体】。

二是海洋法就是规定海洋各个海域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制度并调整各国在其中从事各种活动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体。

它还具有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其他国家在大陆架的合法权利、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等。

7、国土资源法是调整人们在国土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由各部门资源法组成，主要包括土地资源、矿产资源、草原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等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

2. 为什么说权利和义务是法学的基本范畴

你翻开来任何一部法律，你都会自发现每一部法律的法条都基本上是规定的权利，设定义务的，不管是侵权责任也好违约责任也罢，其核心都是该行为能引起权利、义务的变动，如果一个行为不能引起权利与义务的的变更、终止、产生那么该行为就不受法律调整，所以说权利与义务是法学的核心。
简言之，权利与义务相一致，责任与过失、过错相一致，出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3. 《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pdf下载在线阅读，求百度网盘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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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书名：权利与冤抑

作者：[日] 寺田浩明

译者：王亚新

豆瓣评分：9.4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2-7

页数：449

内容简介：

《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包括15篇论文，内容包括我国明清时期的土地制度，民间的契约形态及效力，相当于民事诉讼的州县衙门“听讼”的程序与结构、性质与历史定位，作为审判基准的“情理”，重罪案件的刑事程序和律例的适用。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试图用“首唱—唱和”、“权利—冤抑”、“非规则的法律形态”等理论概念来归纳我国历史上的法律现象，试图在世界范围的文明比较视野中从理论的高度来内在地理解中国法的历史位置。

作者简介：

作者:(日)寺田浩明 译者:王亚新

寺田浩明教授为日本著名的中国法制史专家，生于1953年，197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历任东京大学法学部助教，东北大学法学部副教授、教授，2001年至今任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他多次访问中国，与法制史学界有密切的联系和交流，其成果对我国相关领域产生了十分有益的影响。

4. 权利，权力，权益三者有什么区别

权利，权力，权益三者的区别：

1、权利指法律对法律关系主体能够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及其要求他人相应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与保障。

权力指特定主体（包括个人、组织和国家）在其职责范围内拥有的对社会或他人的强制力量和支配力量。

权益指符合法律规定的权利和利益。有公民的合法权益、法人的合法权益等。

2、“权力”在于其主体的特殊性，是特定的组织所拥有的强制性力量，一般都会与国家公权挂钩。

“权利”是由法律所赋予的，也是一种可要求向对方“必须为”或“不可为”的力量，但相对而言更私人化一些，不需要特定的身份。

“权益”指“权利”所指向、所保护的利益，比如，人有保护其自身生命及财产不受不法侵害的“权利”，那么这个“权利”所指向的利益就是人的生命财产“权益”。

3、权利是以满足个人需要为目的的个人权利。

权力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职务的权利。

权益指公民受法律保护的权力和利益。

1）拥有者不同。

权利拥有者是公民个人，权力是国家专门机关、执行职务的公职人员，权益包含前面二者。

2）内容不同。

权利强调个人的利益，权力强调强制或管理，权益二者都有

3）指向对象不同。

权利指向对象是平等的，权力则是不平等的，权益二者都有

4）法律的要求不同。

权利可以放弃，权力是职责，不可以放弃，权益中的权利部分可以放弃，权力部分不可以放弃。

5. 权利的游戏资源

权利 [quán lì]
权利一般是指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力量。与义务相对应，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人权概念的核心词，法律规范的关键词。在家庭、社会、国家、国际关系中隐含或明示的最广泛，最实际的一个内容。从通常的角度看，权利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认定及保障。

6. 权利，权益区别

1、定义上的区别

权利一般是指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力量。与义务相对应，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人权概念的核心词，法律规范的关键词。在家庭、社会、国家、国际关系中隐含或明示的最广泛，最实际的一个内容。从通常的角度看，权利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认定及保障。

权益指公民受法律保护的权力和利益。《企业会计制度》对所有者权益的定义：是指所有者在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其金额为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

2、拥有者不同

权利拥有者是公民个人，权力是国家专门机关、执行职务的公职人员，权益包含前面二者。

3、指向对象不同

权利指向对象是平等的，权力则是不平等的，权益二者都有。

4、法律的要求不同

权利可以放弃，权力是职责，不可以放弃，权益中的权利部分可以放弃，权力部分不可以放弃。

7. 什么是权利和权力,两者的关系怎样

权利一般是指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力量。与义务相对应，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人权概念的核心词，法律规范的关键词。在家庭、社会、国家、国际关系中隐含或明示的最广泛，最实际的一个内容。从通常的角度看，权利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认定及保障。

权力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影响力，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造成他所希望和预定影响的能力，或者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

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是常被相提并论的概念。公民权利的减损，往往就是政府权力未能得到有效约束。立法法的修改，是要管法，当然也是要管权。管住政府权力，就是对公民权利的最好保障。

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所有行政行为都要于法有据，任何部门都不能法外设权。”过去面对现实的一些问题，地方政府想到的是给自己扩权，去“硬管”，结果往往问题没解决，还进一步侵犯了公民的权利或利益。

(7)权利资源法学扩展阅读：

不能减损公民权利，不仅是“红头文件”应遵循的规则，也是社会治理应遵循的规则。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都会集中关注很多热点的社会议题，提出各自的建议。

这些观点有的应者云集，有的争议颇多。粗略观察会发现，是否从“规范权力、保障权利”的视角出发，往往是观点能否赢得民意认同的关键。

所以，对待权力和权利，要有不同的思维。面对任何问题开出“药方”时，必须要检视下，这“药方”是如何对待权力和权利的，规范了权力又没减损权利，这“药方”就是靠谱的。

参考资料：人民网-两会也是明辨权力和权利的场合

网络-权利

网络-权力

8. 权利的概念及其学说（急）谢谢

权利的概念及其学说

权利
指法律对法律关系主体能够做出或者不做出一定行为，以及其要求他人相应做出或者不做出一定行为的许可与保障。
「权利」是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及法学的核心观念，其意义为个人自主性为正当。本文通过对「权利」一词在晚清文献和《新青年》杂志中使用时的意义分析，以及初步统计研究，试图揭示中国现代文化形成中是如何接受和使用个人权利思想的。研究表明，由于「权利」在中文中原有意义是权力和利益，晚清中国知识阶层是从维护国家权力和利益角度意识到国家和群体的自主性为正当。这是用「权利」翻译rights的原因。在1900至1915年间，自主性的理念适用范围从国家（群体）拓展到个人，这一时期「权利」的意义比较接近西方文化中的原有含义。由于中国文化中任何正当性都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政治文化离不开道德判断，中国人难以接受某种不等同于道德的正当性理念。新文化运动是塑造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关键时期，本文选取《新青年》为个案，对其使用「权利」理念进行意义分类及初略统计，并与晚清、辛亥时期「权利」观念的意义比较。我们发现五四时期「权利」观念日益道德化，权利一开始被当作一种新道德，人们甚至用道德的种种属性来评判权利。这种意义演变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部份知识分子抛弃自由主义、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使用的方法是关键词（「权利」）的意义分析和统计，并结合思想史内在理路的疏理，来探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形成。我们力图将某些重要观念在中西不同文化价值系统的原有意义及翻译传播同重大历史大事件对人思想的冲击结合起来考察观念演变。
一、从严复对「权利」的翻译讲起
1896年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曾用「权利」一词表达英文中rights，当时他就感到这种翻译是有问题的。在英文词源中，自九世纪起至今，rights核心意义均为「直」和「尺度」，从中可引出「正当」的含义。而中文中「权利」这个词中，无论「权」还是「利」均无「正当」这种价值判断。严复认为：用权利来翻译rights，是以霸译王；经过深思熟虑，严复主张将rights译为「民直」或「天直」。在弥尔OnLiberty的译本《群己权界论》中，严复在不同场合分别将rights译为「民直」、「天直」和「权利」，以准确表达英文rights的复杂内涵。一百年过去了，严复对rights的翻译并没有为中国人所接受。为甚幺今天中国人用权利来代表rights？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翻译中用词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去考察权利这个词在过去一百年中意义的变化，并将它同rights的意义在西方语境中的演变作比较，就可以揭示出中国文化在近现代转型中是如何选择性吸收西方理念的。
众所周知，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法律的，即它指那些合法性正当权力和利益；第二个层面是普遍价值，它作为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核心概念，其含义为「个人的自主性」；它是一种非道德的正当性。例如，当人们强调拥有某种权利时，是注重每个个人的独立自主，并不涉及这些行为应不应该，或是好是坏。权利主张人的自主性具有非道德的合理性。即并不要求在自主性名义下人的行为都是好的、向善的；只要这些行为不损害他人利益（或公共规则），人就有权做这些事，权利保证了这些行为的正当性。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今天西方政治哲学家在界定权利时，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权利具有甚幺意义上的道德含义，并把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也归为伦理学。但是必须注意，今天政治哲学家在讨论权利的道德属性时，道德的定义已同我们通常所说的不同。根据康德的定义，道德是「向善的意志」。而今天政治哲学家所讨论的权利的道德属性，大多属于麦金太尔所说的「规则的道德」（Moralityofrules），其道德定义已同传统使用的定义不同。因此，如果我们固守康德对道德之为非道德的正当性。其实，只有的定义，那幺就可以说，「权利既不是道德的，亦非『不道德』（immoral）的」，我们可以称将权利看成非道德的正当性，才能彰显出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所以哈柏玛斯高度重视自主性概念，认为它是现代性的本质。一旦对权利概念的认识出现价值偏差，如将其理解为带有某种强制性的传统的道德，就很可能出现价值理念上滑向极权主义或革命乌托邦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权利这一观念不是一种非道德的正当性，又会变成甚幺样子？显然，当权利所包含的平等自由变成古典意义下的道德，即使权利的具体内容不变，由此引出的推论和社会制度运作原则就会和自由主义冲突。道德作为一种向善的意志，具有权利不可能有的如下两个特点：第一，道德是应然，它反映在社会制度上，就是那些代表道德价值的社会是应然的社会。由此可以根据道德原则蓝图来设计社会，这时道德原则就具有某种建构社会之功能，它的实施极易转化为乌托邦社会工程。第二，道德是一种善，反对这种道德价值就是不善，不道德和破坏道德是应该受谴责的。如果把这种观念上升到社会制度层面，本来属于工具性的处于不断试错中的某种制度就会和道德价值划上等号。即使这种道德价值是所谓「自由与平等」，但对不道德之谴责也极易变成迫害不同政见的人。作为道德的自由平等转化为社会制度，就存在着形成一个取消个人自由的专制或极权政府之可能。
可见，一旦权利道德化，现代自由社会就会退化或变质，在某种程度上会退回到传统社会组织形态或成为极权主义。然而，从追求自由平等转化为认同革命乌托邦，以至最后形成类似于极权主义制度，这恰恰是中国近代思想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脉络之一。这样一来，研究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如何使用「权利」这一词汇，就不仅是一个翻译中如何用词的问题，它可以揭示「权利」的意义在不同时代的演变。这有助于发现中国思想如何拒斥西方自由主义、接受马列主义的内在理路。1997年，我们开始了中国某些政治观念形成的计量研究。该研究计划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上半叶部分重要报刊言论中出现的政治文化术语作出统计分析，这使得系统探讨中国近代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成为可能。据此，我们可以从「权利」观念的演变来透视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并探讨决定这一命运的思想史方面的因素。为了展开这一分析，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一下权利这一代表非道德正当性的理念是如何在西方形成的，以作为中国文化近代如何从自身意义结构接受西方观念的背景。
二、非道德正当性的起源
早在古希腊哲学和罗马法中，就有类似于权利这样的词。当时它的意义是在某种前提下特许做的事；在价值上，权利和「正确」、「正义」意义相同，它是一个纯粹法律概念，意义为法律保护的利益和可做的事情；并无今日具有的「自主性」、「自由」之含义。权利这个词被引入欧洲语言中大约是十四至十五世纪。据柏林考察，像个人私隐权这种代表自主性的观念在西方出现，最早不会超过十六世纪。也就是说，权利一开始作为一个纯法律概念，演化到个人自主性为正当这一理念，经过了漫长的过程。西方思想史家在研究这一演变过程时，大多重视两个环节：一是基督教世俗化的贡献，如自然法和对灵魂价值的推崇如何有助于确立天赋人权。另一个环节是启蒙运动。而我们认为，有一个因素长期来引起足够重视，这就是文化系统如何对道德进行论证。
传统社会的人生活在由等级和身份组成的关系网中，不可能有个人自主性为正当这样的理念。而在近代打破人的等级、解除传统束缚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肯定自由和平等时，又极易将其视为一种具有向善意志的新道德。我们认为，权利从一个纯法律概念转化为非道德正当性，其前提是人们意识到「正当」（对某种行为的肯定）与「应该」是不同的。「应该」不仅意味认同的该行为是「善」，而且在其背后还存在向善的意志。那幺，人在何种社会条件下会意识到肯定某种行为（或规范）而同时又不将善的意志指向它呢？这只有在道德基础论证失败时才会发生。西方文化大传统中道德有两大来源，一个是对上帝的信仰，这是希伯莱传统；另一个是注重求知，这是古希腊传统。基督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和消化这两种传统，形成了西方传统文化中特有的道德论证结构。一旦社会发生转型，例如市场经济的发展，主权国家的出现，需要论证个人自由和平等这些新价值的合理性时，上述传统结构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对上帝的信仰至多只能维系传统的道德，随着社会的世俗化，由基督教提供的传统道德逐渐退到家庭和私人空间。至于新的行为规则，不可能将其视为上帝和人之间的契约。另一方面由于知识本身无所谓好坏，只有真假之分，所以由知识来证论自由、平等这些新价值合理性，就会碰到实然不能推出应然这一逻辑困难。于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像自由这种新价值很难成为一种新道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非道德的正当性才顺利地成长起来。麦金太尔（AlasdairC.Macintyre）考察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道德基础论证的历史，他有一个惊人而重要的发现，这就是十七世纪后直至今天，西方所有道德基础的论证都是失败的。我们认为，西方近现代对道德基础论证的失败和非道德正当性的形成，实为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个人权利作为一种非道德的正当性，历史上主要是在英国逐步成熟的。思想史家常常津津乐道如下事实：自十六世纪以来，英国思想家开始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特别是保证个人自由避免受任何权力集中可能带来的威胁。格林利夫（W.H.Greenleaf）称其为Libertarianism。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可以视为这种价值理念在政治领域中的成熟。弥尔顿（JohnMilton，1608-1674）的《论出版自由》和洛克（JohnLocke，1632-1704）的《政府论》，就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十八、十九两个世纪中，这种自由的理念进一步扩张到经济领域，表现在自由贸易、商业和有关劳动阶层等各个方面的讨论。如斯密（AdamSmith，1723-1790）的「天赋自由」（naturalliberty）概念，弥尔（JamesMill，1773-1836）对市场经济是体现自由价值的论证，以及边泌（JeremyBentham，1748-1832）提出功利主义（主张有利于个人的行为也有利于社会），都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为甚幺恰恰是英美的经验主义传统，成为孕育非道德正当性——权利这一理念并的温床呢？
如果我们撇开十六、十七世纪英国有助于个人权利观念成长的独特政治和经济条件，仅仅从思想内部寻找原因，就可以清楚地发现，英美经验主义思想比欧陆理性主义，更不利于对个人自由和平等这些新价值作出道德性论证。也就是说，对新价值道德论证的无效，乃是非道德正当性成熟的文化条件。在欧陆，笛卡尔（ReneDescartes）把那种来自于科学的几何式推理的清晰思想方式作为自明的理性，从理性可以推出上帝的存在，也可以建构人类道德的原则。在英国，却把道德基础归为信仰，不属于理性，即认为人类的理性不足于发现宗教真理。他们认为上帝的存在和道德的基础并非理性所能证明，而必须基于信仰。而信仰只能用来支持人们早已熟悉的传统道德，它们和自由平等这些新价值无关。这样，这些新价值要存在，只能是一种非道德的正当性。
今天，思想史家在讨论英国经验主义的起源时，十分强调主张不能从理性推出道德的信仰主义，促使了英国怀疑论的成长。十七世纪后，这种二元论信仰主义和皮洛怀疑主义（Pyrrhonism）结合，把一种知性上的谦卑灌输到人类心灵中去。我们认为，随着怀疑论成为英国经验主义的重要成分，英国启蒙思想家终于发现，要给自由、平等这些新价值以道德论证是不可能的。他们最早认识到应然和实然之间的断裂。这方面，休谟（DavidHume）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实然不能推出应然。休谟曾这样论证：「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的连接，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从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中推出来，应当列出理由加以说明」。
怀疑论者一旦意识到由知识推不出「应然」，那幺理性就永远不能成为道德论证的根据了。因为在他们看来，理性至多是人指向求知的意志。「实然」和「应然」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得人的意志无法与自由平等整合。故麦金太尔将休谟发现实然和应然之间的不可推导性，称为道德论证运动的墓志铭。确实，正是休谟成为从怀疑论角度论证权利是一种非道德正当性的集大成者。例如他把这种怀疑论推衍到政治方面，提出如果没有政府，人们可能过得更好。这种态度一直贯穿到边泌和其它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怀疑主义一方面用信仰作为基督教的基础，尽可能保持它不受科学革命和政治变革的影响，但同时并不把来自数学和科学的理性置于人的心智之上，使它成为道德的基础。这时，自由平等自然被理解为一种和自主性有关的权利而非道德。
纵观西方近现代思想史，我们可以发现，只要人们不是那幺清醒地意识到道德论证失败，权利一旦超出法律含义，转变为普遍价值时，极易滑向一种新道德。这方面，欧陆理性主义的发展就是明显例子。欧陆理性主义者普遍相信理性和人的感情应该是道德的基础。德国哲学力图用理性推出道德，而法国启蒙思想家则更喜欢用人的感情来论证道德的合理。他们并无英国经验主义那种道德论证失败的认识。即使他们也发现「实然」与「应然」有别，甚至「实然」不能推出「应然」，但理性的追求可以含混地看作趋向普遍规则的意志，它可以和道德联系起来。这样，当他们把自由平等这些价值看作是从理性或感情推出时，就很容易滑到一种道德论证，即它被纳入人的向善意志。在这种结构中，权利不仅代表正当和善，还带有某种「应然」即道德的性质。例如弥尔在《论自由》中指出，法国式的自由是平等为先的自由，这里平等首先被理解为一种道德价值，而不仅仅是权利。又例如，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把自由分为自然的自由和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是人的一种新道德。柏林（IsaiahBerlin）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认为欧陆理性主义所认同的自由更接近于积极自由，它有别于英美强调免于别人干预的消极自由。为什幺自由有积极与消极之分？我们认为，积极自由的本质是把自由看作主体性并强调应该去实现自由这种价值。这里自由已被等同于善，而追求自由则是一种向善的意志。人的意志指向善恰恰是道德的基本结构。因此积极自由之所以不同于消极自由，乃是因为它比消极自由具有较多的道德色彩。
一般来说，道德注重应然即强调人的义务。积极自由既然把人在法律许可下的自主性视为一种应然，「应然」自然也包括人的义务。这样，在积极自由和理念中，人为社会尽义务是他享受权利的前提。此外，当权利仅仅用以刻划人的自主性为正当时，并不要求人一定有能力可以实现权利所规定的各项内容。而一旦权利（或自由）道德化，道德要求其内容为人之可欲；人们就会认为人的权利一定是人之可以做到，即如果有人没经济能力实现法律赋予他权利时，就认为权利的虚妄。进一步，把每个人向善的意志集中起来，就是公共意志。公共意志作为向善意志的普遍化，就是一种道德。这样一来，社会制度作为公共意志的表现当然也就等同于新的道德。在卢梭那里，社会公义既是公共的大我，又是全体人结合而成的公共人格和道德，它既是国家，又是公民。民主则被认为是一种实行了新道德理想的制度；而法律的行使，应该有助于人类的道德化。这就构成了张灏所说的高调民主，它有别于英美自由主义将民主视为一种保护个人权利制度的低调民主观。而一旦把社会制度作为道德价值的实现，必定包含着用理想原则来设计的含义，它极易转化为乌托邦。
因此，我们可以用自由平等这些理念中所包含的道德价值成份多少（即对向善意志强调程度的不同），将相应的观念和观念系统分类（表1）。随着权利这一观念中所蕴含的道德成份增加，出现权利的道德化，个人权利和消极自由也就变为积极自由和强调义务的权利。进一步将积极自由道德化，个人权利完全转化为平等，自由也变成号召人们参与解放事业的一种公共意志。与其相应的观念系统是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和共产主义。
三、十九世纪中国人对「权利」的认识
为甚幺中国人要用权利一词翻译rights？这同「权利」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直接相关。我们知道，中文里「权」和「利」两个字连用，一般有两种意思。一是指权势和货财；另一谓权衡利害。先秦文献中很少使用「权利」，但《荀子．劝学》中已有这样的用法：「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其中「权利」就是指权势与货财。但「权利」也有权衡利害的意思，如《商君书．算地》：「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知而权利。易力则轻死而乐用，权利则畏法而易苦。」到汉代，文献频频出现权利二字联用，其含义大多是权势与货财。值得注意的是，专题讨论国家权力、利益与儒家道德关系的著作《盐铁论》中「权利」一词的用法。该书有十一处使用「权利」（见表2），其意义均为权利和利益。汉以后，权利的主要用法是泛指权势和利益。这表明，或许除了权利一词外，另外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表达在某种条件下特许的权力和利益这一意义。我们认为，近代中文里之所以用权利译rights，是为了表达rights法律含义中对国家或个人权力和利益两方面的界定。
据刘广京考察，中文用权利一词翻译rights比日文书刊要早，它最先出现在1864年总理衙门斥资刊印的《万国公法》上。这证明，中国人对权利的认识也同西方一样，是从其法律层面开始的。《万国公法》由西方传教士丁韪良主译，是一部讨论西方国际法及其历史的著作。该书提到权利一词有几十处，其含义大多是法律的，指合法的正当权力和利益（见表3）。《万国公法》用代表权力和利益的权利来翻译rights法律意义，除了在字面上不直接包含「正当」这样的意思外，基本上表达了合法的正当权力和利益之意思。这一翻译应该说是符合rights的原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中国，正当性极为牢固地和儒家道德相联。特别是由于对甚幺是正当的权力和利益，中西文化是有不同理解的。在近代西方，法律为权力的正当性根据，而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儒家道德伦理作为正当权力和利益的基础。例如在《盐铁论》这十一个例句中，「权利」除了一般意义上指涉权势与利益之外，大多与「王道」、「仁义」对用。也就是说，在讨论国家或个人权势和经济利益时，不能脱离儒家伦理。特别是汉代以后，权力和利益的正当性越来越明显地与儒家伦理而不是法律挂

9. 权利是否是一种资源，为什么

有人在论述实现人生价值的时，提出要利用好四种资源。一种资源是权力，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第二种资源是关系，“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能与掌权者拉上关系，就意味着机会，就意味成功，这实质是第一种资源的延伸。第三种资源是财富，古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却已发展为“有钱能使磨推鬼”。第四种资源是智慧，毕竟还有一些人靠真才实学生存着。第五种资源是体力，靠出臭汗维持生计，这肯定是排在最后的一种资源。
笔者不想议论这种排序的合理性，但对这种视权力为资源的观点感到无比惊诧----权力成为资源，成为工具，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砝码……这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细细想来，在“官本位”的社会，权力还真的成全了一些人，权力还真的被他们当作实现个人目的资源进行开发。的确，对这些人来说，有了权力，可以说就有了一切。当了官，可以搞权钱交易，贪赃卖法，何愁无金钱？当了官，经常面对色情贿赂，“肉蛋”攻关，怎能缺美女？当了官，可以搞形象工程，玩政绩游戏，电视上作秀，报纸上吹捧，难道少了鲜花与掌声？当了官，什么没吃过，什么没玩过，什么地方没去过；当了官，又有什么得不到的呢。甚至是“智慧”，也中唾手可得----不是有一个秘书替六位上司读完研究生的事吗，上课秘书替，考试秘书答，毕业论文秘书写，领导不知不觉就变成有“学识”、有“文化”的人了。人家读研究生要受寒窗之苦，领导拿顶硕士帽如同从口袋里取手纸。领导发表文章就更简单了，有秘书操刀，何必劳神费力。以前有一种说法“金钱是万能的”，对那些把权力当作资源的人来说，这似乎得改一改了：权力才是万能的。
好权，可能是人的本性，是人以及动物征服欲、占有欲的一种外在表现。英国思想家罗素在他的名著《权力论》中指出："爱好权力，犹如好色，是一种强烈的动机，对于大多数人的行为所发生的影响往往超过他们自己的想象"。看看报考公务员的景象，就知道当今人们对权力的憧憬与渴望（我真的怀疑他们报考的动机，单纯地只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区区一个名额，报名者竟然达到数百人；而众多博士、硕士宁愿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挤入仕途。而现实中的跑官、要官、骗官、买官、卖官现象，就更能表现出权力本身的非凡魅力，而最令人吃惊的是，许多人对自己这种“捞官”丑行从不感到脸红，大大方方，心照不宣。这一切，恐怕不是“学而优则仕”这一文化传统所能解释的。因为，社会现实告诉他们，权力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听朋友讲过这样的事，说前几年，广东人教育孩子说，不好学习，长大了让你当官去。当时背景是当官的收入比经商、办实业差远了。而如今，广东人教育孩子说，好好学习，长大了当官去。广东人这才发现，自己辛苦搞经营，挣得钱比当官的差远了。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却反映出这样一个现实，当权力成资源，用权力作成本谋取私利时，其效益超过任何工厂、企业。
把权力作为资源开发的更典型事例是把权力公开拍卖。听说，某地在拍卖了荒山经营权后，又突发奇想：将协助收屠宰税、特产税的协税员职务也给公开拍卖了，谁“买断”了这个职务，谁就行使征税职权；政府将拍卖所得资金作为税款，而卖断者自行征税，多征归己。据说，此招有效解决了漏税问题，还扩大了就业。在总结经验时，又上升到理论高度：把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交给农民自己去管。以上，足可以说明权力的开发价值。
只要有国家和国家权力存在，掌握权力的人就可能以权谋私，进行权钱交易。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所说的那样："一切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化"。权力本身的属性为腐败创造了优越的客观条件，而权力行使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说，具有决定意义。所以说，教育我们党的干部树立正确的、坚定权力观，就太重要了。
我们常把干部比作公仆，他手中的权力是 人民赋予的，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人民群众把权力赋予各级领导干部，是用来为他们谋利益的，而不让他用来获取金钱、美色等私利，也不是让他来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共产党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要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为人民服务上。对领导干部来说，权力只意味着责任和义务，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它决不能被当作实现个人目的、个人私欲的资源，成为以权谋私、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的工具，这是我们共产党人、领导干部应持的权力观。

10.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属于法律硕士还是法学硕士非法学专业的学生能报吗

法学硕士，本科非法学专业的不能报考
你可以考法律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