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道德

❶ 关于白居易诗歌的两个问题

1.白居易《琵琶行》

琵琶行序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清清楚楚的说是六百一十六言嘛！ 2.《长恨歌》主题应是描写爱情、歌颂爱情。

爱情的长恨歌
--浅谈长恨歌的主题

摘要：对《长恨歌》主题的争议一直没有停过，但长期以来又一直停留在诗句本身意义的研究上，因而争端甚多。本文试图从写作背景、诗句内容和诗歌题目三方面阐述其主题思想，通过分析史料所载的白居易与湘灵的初恋和悲剧爱情经历，认定《长恨歌》的成诗正是基于这一段感情经历的，其主题必然不会与爱情毫不相关。同时，《长恨歌》花了大量笔墨描写李杨恋情的发展和最终结局，诗题长恨两字的含义即长久的、永远的遗憾，也暗示了其用意所在。因而笔者认为，《长恨歌》主题应是描写爱情、歌颂爱情。关键词：长恨歌 白居易 写作背景 诗句 诗题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是一篇千古传唱的名作。但对于这样一篇大家都熟读能诵的文章，其主题思想却一直没有定论，一直是古今研究者所争论的问题。笔者认为，一部优秀的作品所蕴涵的思想意义总是比较的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概括的。但我们总是可以得出某一结论，尽管并不容易得到普遍的认同。有人认为以前关于《长恨歌》主题的种种争论,并不是绝对地互相排斥,它们都有某方面的依据和合理性,彼此之间可以互相融通,从而共同构建出《长恨歌》的多重意蕴①，这种观点，看似很全面，事实上是一种折中主义、包揽主义，多重意蕴的后面其实就是一种逃避。因此笔者试图对《长恨歌》的主题再作探讨。 一 从《长恨歌》的写作背景看其主题 《长恨歌》写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十二月。写作背景：当时任县蔚的白居易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谈起50年前的天宝遗事，即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话及此事，相与感叹当时，王质夫提议以文学作品连记叙这段故事，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陈鸿《长恨歌传》) 白居易写了这首《长恨歌》，同时陈鸿为作《长恨歌传》。②文学作品的主题总是和一定的写作目的相联系的，我要表达什么样的思想，只能从追溯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这一原始问题出发进行研究。否则，脱离作者本人写作意图进行推测和判断，都是有违史实的，当然，白居易本人已经作古，我们无从亲自追问他老人家当初的意图，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当时的背景来断定其写作目的。因此其主题也应该从其写作原由和目的作为我们研究其主题思想的起点，长期以来研究者对《长恨歌》主题的探讨仍然停留在文字和事件的表层意义上，那么我们能否转变一下角度进行研究呢？从写作背景看来，白居易当时是与友人谈起李（唐玄宗）、杨（杨贵妃）爱情故事而作《长恨歌》的，所以笔者认为，《长恨歌》的主题应在于记叙李杨的爱情故事，从而抒发对李杨爱情悲剧的同情与及对坚贞爱情的赞颂之情。我们很容易由此而发出疑问：他活得好好的，无端端发什么空感慨啊？这种解释不是牵强附会吗？我们可以给出两种答案：一是文人们本来就喜欢空发感慨、无事惹事，硬要挤出点东西来，他喜欢谈谈爱情，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这种解释显然不能让人信服。第二种解释是：白居易的《长恨歌》虽然是在王质夫的提议下写成的，但它融入了诗人本人的感情经历和体会。 白居易与湘灵有一段初恋经历，有的学者认为，这段经历对《长恨歌》的创作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长恨歌》诗篇一开头,对男女主人公是有所谴责的,但发展下去,诗人却用自己的感情、想像丰富了这个故事,赋予了这个爱情悲剧以更普遍的意义,使得作者自己和广大读者都对之产生了高度的同情。③ 白居易11岁时,因避家乡(河南新郑)战乱,随母将家迁至父亲白季庚任官所在地,徐州符离(今安徽省宿县境内)以后,与一个比他小4岁的邻居女子相识。她的名字叫湘灵,长得活泼可爱,还懂点音律,于是两人就成朝夕不离、青梅竹马的玩伴。到白居易19岁、湘灵15岁时,情窦初开,两人便开始了初恋。白居易有一首题为《邻女》的诗,追叙了这件事：娉婷十五胜天仙,白日女亘娥旱地莲。何处闲教鹦鹉语?碧纱窗下绣床前。赞美湘灵的美丽和她悦耳的嗓音。贞元十四年(708)白居易27岁的时候,为了家庭生活和自己的前程,他不得不离开符离去江南叔父处。一路上他写了三首怀念湘灵的诗。前两首分别是《寄湘灵》《寒闺夜》，第三首题为《长相思》: 九月西风兴。月冷霜华凝。思君秋夜长,一夜魂九升. 二月东风来,草拆花心开。思君春日迟,一日肠九回。妾住洛桥北,君住洛桥南。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有如女萝草,生在松之侧。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最后一句枝枝连理生与《长恨歌》中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不谋而合，由此我们不能不承认白居易写《长恨歌》是有丰富的感情基础的。可以清楚地看出,白居易与湘灵经过17年的相处和8年的相恋,感情已经很深了。离别后不但苦苦相思,而且已考虑过结婚问题。湘灵担心她家门第低(城市贫民),攀不上白居易(三代地方小吏)。最后表示了愿至天必成和步步比肩行的恳切愿望。贞元十六年初,白居易29岁考上进士,回符离住了近10个月,恳切向母亲要求与湘灵结婚,但被门阀观念极重的母亲拒绝了。白居易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离开了家,贞元二十年)秋,白居易在长安作了校书郎,需将家迁至长安,他回家再次苦求母亲允许他和湘灵结婚,但在儿女婚姻上权威至高的母亲,不但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且在全家迁离时,不让他们见面。他们的婚姻无望了,但他们深厚的爱情并没从此结束。白居易以不与他人结婚惩罚母亲的错误,并三次写了怀念湘灵的诗：《冬至夜怀湘灵》、《感秋寄远》和《寄远》。白居易37岁时才在母亲以死相逼下,经人介绍与同僚杨汝士的妹妹结了婚,但直到元和七年还写诗思念湘灵。例如《夜雨》、《感镜》等。后来白居易蒙冤被贬江州途中,和杨夫人一起遇见了正在漂泊的湘灵父女,白居易与湘灵抱头痛哭了一场,并写下了题为《逢旧》的诗: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娥减旧容。应被傍人怪惆怅,少年离别老相逢!这时白居易已经44岁,湘灵也40岁了,未结婚。这里白居易再次用了恨字! 笔者认为，此恨与《长恨歌》的恨不会毫无关系。直到白居易53岁的时候,在杭州刺史任满回洛京途中,,看到变换旧村邻而湘灵已不知去向的时候,这段长达35年之久的恋爱悲剧才划上了句号。 这段爱情经历是过去了,但留给白居易的思考和伤感却是无穷无尽的。他悟出了男女追求理想的爱情天经地义,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加以阻挠都是十分错误的真理,成为他写《长恨歌》等诗作的认识基础和感情基础。④ 综合来看，白居易写《长恨歌》是基于自己的感情经历之上的，而并非无病呻吟之作。通过对其写作背景的研究，笔者认为，《长恨歌》的主题应在于表现诗人对纯真、坚贞专一爱情的歌颂。为什么要歌颂？这是因为白居易本人有一段初恋悲剧感情故事，所以当王质夫提议写李杨往事的时候，诗人即联想起自己的感情经历并迅速确定写作的主题--借写此诗来抒发自己对爱情的看法。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对失败婚姻的一种无声抗议。但是这种抗议没有上升到政治高度，因而不能由此就将其主题拔高为一面是揭露和讽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复杂而尖锐的阶级毛度的某些方面；一面又因作者封建士大夫的立场，对帝王的悲剧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唐诗选）这明显是脱离作者本人的写作意图的，也不符合作品的感情基调。如果要揭露、要讽刺，却又花大量笔墨去描写爱情，有这个必要吗？ 二 从《长恨歌》诗句的内容研读其主题 《长恨歌》中有大量描写李杨爱情的诗句，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李杨之间的热恋：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星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二是杨贵妃死后与唐玄宗的刻骨相思：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长恨探究其主题 长恨应该怎么解释？这是影响到本诗主题定位的关键问题。有人认为是痛恨，说诗的主题长恨是白居易对唐明皇（玄宗）以及其他君王有欲不节、受惑至死不悟的痛恨。但笔者认为解释为遗憾更为恰当，也即唐玄宗时期杨贵妃的终生遗憾。试想一下，君王有欲不节、受惑至死不悟值得你终生痛恨吗？长字在这里无论是解释为长期还是引申为终生，恨都只能解释作遗憾才讲得通。 白居易《长恨歌》所要表达的思想，也正是诗人为这篇长歌所取的诗题，即长恨二字。恨，就是遗憾、遗恨。⑤而作者写李杨的故事，所引以为长恨的是什么呢？ 作者在本诗的结穴中实际已经点明。诗中的最后一节，在铺写了李杨二人生死隔离，思而不能见，爱而不能复聚的情况以后，诗人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样两句情深意长的诗句结束了全篇。。在诗人看来，一对彼此刻骨爱恋的情侣，遭到如此的不幸，这对于这对情侣乃至所有后人来说，都只能为之遗恨千古。白居易以长恨名篇的诗，写的也正是历史上的一个悲剧。李杨感人的爱情悲剧故事，表现的正是诗人对所写悲剧主人公的莫大同情。诗言志，写诗总是为了表达而题目有是诗歌的眼，因此研究题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确定作品的主题。从《长恨歌》的题目看来，诗人的意图应该在抒发一种永远的遗憾，此遗憾与诗人自己的感情经历的遗憾是一致的。 所以，笔者认为，《长恨歌》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虽然其所写的故事与史实并不完全相符，但通篇写的是李杨之间的恋情。因此，《长恨歌》是一篇描写爱情、歌颂爱情的名篇，而不是什么政治讽刺诗。当然，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历来争议很多，许多名家大师都发表过高见，笔者的论述也仅仅是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理解出发的，论述不乏肤浅之处，所以本文只敢定题为浅谈。 注释： ①陈慧敏：《李杨爱情的多重视角与《长恨?/B>》的多重意蕴》，《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6卷，1998年第1期。 ②《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页。 ③ 程千帆：《古诗今选》，第354页。 ④王用中：《白居易初恋悲剧与的创作》，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第27卷）。 ⑤褚斌杰：《一篇长恨有风情》（《名家解读唐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002年4月28日)

❷ 曾勾引朋友之妻，白居易在感情上有着怎样的不堪过往

在唐朝时候，出现了大批的诗人，而且诗歌发展到极致，白居易正是其中翘楚，然而，名人也是人，一个人名人背后也有着不堪的过往，比如说，曾勾引朋友之妻，白居易在感情上有着怎样的不堪过往？在历史当中记载的有，李白曾经调戏自己好友的妻子，而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件很没有道德的事。

要知道，其实我们今天的观念在开放，经过几千年的变化，思想里面依旧存有一定的道德伦理关系界限，而在唐朝，这样的界限不是很明显，所以白居易在勾引朋友之妻的时候，在人们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❸ 听语文老师说白居易人品很差，到底是如何个差法

评价一个人，看似评价他人，实则评价自己。因为，对于评价对象的所作所为，评价者总是以自身的价值尺度和个人理解进行评价的。

长期来对于《易经》等经典的污名化和一些别有用心之徒对于刻意为之的去中国化行为，已经足以让我们警醒了。当然，对于一些弄虚作假的人和事，还其本来面目本就是文化传承的题中之义，但切不可矫枉过正。

❹ 白居易《续座右铭》的完整全部翻译

唐代白居易《续座右铭》译文：

崔瑗崔子玉的《座右铭》，我很是敬仰。虽然我没有全部实行，但也常写下来悬挂于屋内的墙上。可是我总觉得里面好像有没说完的东西，因而便续写了这个座右铭：

不要羡慕富贵，也不要忧虑贫贱。应当问问自己的道德品质怎么样，贵贱是不值一提的。听到诽谤不要忧伤，听到赞誉不要高兴。应当考察自己做得怎么样，诽谤和赞誉不值得谈论。

不要骄傲自满，瞧不起人，以能够远离别人的侮辱；不要用献媚的脸色乞求事奉别人，以能够自己尊重自己。出游要远离邪恶，居家要与正直为邻；从中有取有舍，此外就没有什么亲疏了。

修养外部与内心，静静地保养和顺与纯真；修养内部也不要遗漏外部，自己的行动一定要遵循礼义和仁爱的准则。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高峻的山峰也是由微尘积累起来的；我们的道德品质也是这样，要实行它，贵在自己每天都自我更新。

我不敢要求别人怎么样，姑且自己时刻牢记吧！我要一辈子自我勉励，死后再传给子孙；如果子孙违反了他，那是不配做我的后代的！

原文：

崔子玉《座右铭》，余窃慕之，虽未能尽行，常书屋壁。然其间似有未尽者，因续为座右铭云：

勿慕贵与富，勿忧贱与贫。自问道何如，贵贱安足云。闻毁勿戚戚，闻誉勿欣欣。自顾行何如，毁誉安足论。

无以意傲物，以远辱于人。无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游与邪分歧，居与正为邻。於中有取舍，此外无疏亲。

修外以及内，静养和与真。养内不遗外，动率义与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尘。吾道亦如此，行之贵日新。

不敢规他人，聊自书诸绅。终身且自勖，身殁贻后昆。后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孙。

(4)白居易道德扩展阅读

作为崔子玉《座右铭》的续补，白居易的这篇铭文，可称为旷世佳作。前后两篇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读之朗朗上口，思之怦然心动，寓意深远。

崔公注重的是个人行为的制约和修炼，白公侧重的是个人内心道德世界的静养和磨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道德标准，那就是“仁、爱、礼、义”，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人之道”的精髓。

有“诗魔”之称的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唐代诗人和文学家。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秉承“世敦儒业”的家风，刻苦读书，十几岁就写出著名的《赋得古原草送别》，显示出过人的天赋。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熏陶下，白居易对官场上贪渎敛财的不正之风非常反感。隋唐时期处于科举制度的草创阶段，科举考试盛行向权贵请托之风，但白居易“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他为自己没有门第可以依靠，也没有去攀附达官显贵，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苦读而感到无比自豪。

他对后代子孙谆谆叮嘱：不要贪图富贵，不要忧虑贫贱，不要在意外界的评价，不要对人傲慢，也不要屈从别人的脸色，要和正直清廉的人交朋友。

白居易在自己的宦海生涯中，实践了这个准则。在离任杭州时，他带走了两片石头作为纪念，就是这区区两片石头，他却觉得价值千金，取之有愧，生怕玷污了自己的清白操守。可见其在杭州为官期间，是何等的清廉。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代表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在他的诗歌中《续座右铭并序》《狂言示诸侄》 《遇物感兴因示子弟》等多篇是对家人进行规诫的作品，体现出白氏独善其身、兼济天下、清正廉洁、不慕名利等家风。

❺ 诗词中的辨人之术，白居易的诗词有哪些哲理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里，衍生出一种特殊文化，就是相面文化。意思就是根据一个的外貌，判断出他的人品和道德是什么样子，这些知识在很多书籍上都有记载，如韩愈所写的《马说》一诗中，虽然表面上是写养马之道，实际上却是借物喻人，以辨马的方式，分别人的优劣。

白居易的辨人思想，其实放在今天也同样可用，身处网络时代，很多人的信息和资料都会遭到篡改和摸黑，人很难从中辨别出当中的真实性。因此了解一个人，不能单从片面信息去判断，而是要用时间从慢慢看清楚对方，才能一点点摸清对方的真实性。

❻ 体现白居易道德境界的诗句

今我何功德，

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

岁宴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

尽日不能忘

❼ 白居易的长恨歌所表达的恨到底是在恨什么

是在恨唐玄宗的“重色”而误国。

作者意在批判唐玄宗的“重色”而误国，劝谕统治者要以唐玄宗为戒，不要给自己造成“长恨”，但由于他把李杨的爱情写得那么纯洁坚贞、生死不渝，而又缠绵悱恻，就在客观上使读者产生了同情。

诗的前一部分是讽刺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后一部分是对李隆基、杨贵妃坚贞专一爱情的歌颂。这是讽谕诗《新乐府》中的诗一首，赞美勤于政事、不到骊山游幸的天子“垂惜人之财力”。既然如此，他把李、杨活动集中于骊山，其讽谕、批判之意，十分明显。

(7)白居易道德扩展阅读：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

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

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

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

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❽ 白居易《长恨歌》有儒家思想吗体现在哪

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自居易井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 “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开元盛世无比怀念的情绪.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导火索.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的中心话题.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杨妃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❾ 白居易的民本情结

白居易初入官场，曾为周至县尉和京兆府户曹参军。这是两个与今日税官职司很接近的官职。依唐时官制，县尉“分判众曹，催征租赋”，而周至做为天子脚下的上等县，县尉由两人分掌。一个负责“按比户口，课植农桑，催驱赋役”，另一个负责“检查非违”。经日本学者考证，白县尉就是前者1。而户曹为五曹之一，主司“民户、祠祀、农桑、籍账、婚姻、田宅、杂徭、道路等事”，在农事为国中大事的封建时代，无疑负有比县尉更大的责任。

与其他州县官员相比，“负责从贫苦农民那里征税”2的县尉等可以说是颇为亲民的一个角色了。县尉白居易因为总要与纳税人（主要是农民）打交道，亲身体尝着他们的疾苦，也益加增进了对民间苦乐的认知，也促成着他以“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为己任的道德自觉。他所发起的“新乐府运动”，也因出于“讽兴当时之事”、“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目的而采取“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姿态而产生出“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和“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3的双重效果。

从白居易涉税诗所呈现的一颦一笑中，可以清晰甚至强烈地感受到他对农事、农民和民间的悲悯情怀。一方面充分地讲求“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等行文义理，一方面又尽抒憧憬、同情、期盼、创想、讽喻之胸臆，是曾为“税官”的白居易的真情流露。

一、 憧憬田园之乐

从农民的主体感受出发，白居易渴望着风调雨顺、躬耕垄亩后上应王税、家有余粮的田园之乐。这也说明，在诗人的内心，并不认为农民的税不该交，而是觉得应该将这种税收义务限定在一种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一是农民有能力缴纳，二是在“王税”和“家储”之间要有一个不相冲突的共生关系，三是税收应系农民已经尽力耕耘并获得了足够的报偿之后之所为。有《五古·归田三首》（之二）诗为证.
在长期为官的白居易笔下，田园生活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只要人民安居乐业，官与民、农与商、人与自然都能够和谐相处，互不滋扰，那一番“风云会合”的升平世界，又何尝不是梦中的田园呢？只要远离那种“时情变寒暑，世利算锱铢”的庸俗场景，能够领略“软美仇家酒，幽闲葛氏姝”的安恬适意，便是有一点“吏征渔户税，人纳火田租”、“楼暗攒猖妇，堤喧簇贩夫”的零乱情景，也大可以接受了。这样讲究平衡守正的动态和谐观，较好地体现在最能代表白居易长篇排律“善于铺写、多顺叙而曲折有致”水平4的《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一诗中：
南去经三楚，东来过五湖。
山头看候馆，水面问征途。
地远穷江界，天低接海隅。
飘零同落叶，浩荡似乘桴。
渐觉乡原异，深知土产殊。
夷音语嘲哳，蛮态笑睢盱。
水市通阛阓，烟村混舳舻。
吏征渔户税，人纳火田租。
亥日饶虾蟹，寅年足虎貙。
成人男作丱，事鬼女为巫。
楼暗攒猖妇，堤喧簇贩夫。
夜船论铺赁，春酒断瓶沽。
见果多卢橘，闻禽悉鹧鸪。
山歌猿独叫，野哭鸟相呼。
岭徼云成栈，江郊水当郛。
月移翘柱鹤，风泛飐樯乌。
鳌碍潮无信，蛟惊浪不虞。
鼍鸣江擂鼓，蜃结气浮图。
树裂山魈穴，沙含水弩枢。
喘牛犁紫芋，羸马放青菰。
绣面谁家婢？鸦头几岁奴？
泥中采菱芡，烧后拾樵苏。
鼎腻愁烹鳖，盘腥厌脍鲈。
钟仪徒恋楚，张翰浪思吴。
气序凉还热，光阴旦复晡。
身方逐萍梗，年欲近桑榆。
渭北田园废，江西岁月徂。
忆归恒惨澹，怀旧忽踟蹰。
自念咸秦客，尝为邹鲁儒。
蕴藏经国术，轻弃度关繻。
赋力凌鹦鹉，词锋敌辘轳。
战文重掉鞅，射策一弯弧。
崔杜鞭齐下，元韦辔并驱。
名声逼杨马，交分过萧朱。
世务轻摩揣，周行窃觊觎。
风云皆会合，雨露各沾濡。
共遇升平代，偏惭固陋躯。
承明连夜直，建礼拂晨趋。
美服颁王府，珍羞降御厨。
议高通白虎，谏切伏青蒲。
柏殿行陪宴，花楼走看酺。
神旗张鸟兽，天籁动笙芋。
戈剑星芒耀，鱼龙电策驱。
定场排越伎，促坐进吴觎。
缥缈疑仙乐，婵娟胜画图。
歌鬟低翠羽，舞汗堕红珠。
别选闲游伴，潜招小饮徒。
一杯愁已破，三盏气弥粗。
软美仇家酒，幽闲葛氏姝。
十千方得斗，二八正当垆。
论笑杓胡律，谈怜巩嗫嚅。
李酣犹短窦，庾醉更蔫迂。
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
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卢。
筹并频逃席，觥严别置盂。
满卮那可灌，颓玉不胜扶。
入视中枢草，归乘内厩驹。
醉曾冲宰相，骄不揖金吾。
日近恩虽重，云高势却孤。
翻身落霄汉，失脚倒泥涂。
博望移门籍，浔阳佐郡符。
时情变寒暑，世利算锱铢。
即日辞双阙，明朝别九衢。
播迁分郡国，次第出京都。
秦岭驰三驿，商山上二邘。
岘阳亭寂寞，夏口路崎岖。
大道全生棘，中丁尽执殳。
江关未撤警，淮寇尚稽诛。
林对东西寺，山分大小姑。
庐峰莲刻削，湓浦带萦纡。
九派吞青草，孤城覆绿芜。
黄昏钟寂寂，清晓角呜呜。
春色辞门柳，秋声到井梧。
残芳悲鶗鴂，暮节感茱萸。
蕊坼金英菊，花飘雪片芦。
波红日斜没，沙白月平铺。
几见林抽笋，频惊燕引雏。
岁华何倏忽，年少不须臾。
眇默思千古，苍茫想八区。
孔穷缘底事？颜夭有何辜？
龙智犹经醢，龟灵未免刳。
穷通应已定，圣哲不能逾。
况我身谋拙，逢他厄运拘。
漂流随大海，锤锻任洪炉。
险阻尝之矣，栖迟命也夫。
沉冥消意气，穷饿耗肌肤。
防瘴和残药，迎寒补旧襦。
书床鸣蟋蟀，琴匣网蜘蛛。
贫室如悬磬，端忧剧守株。
时遭人指点，数被鬼揶揄。
兀兀都疑梦，昏昏半是愚。
女惊朝不起，妻怪夜长吁。
万里抛朋侣，三年隔友于。
自然悲聚散，不是恨荣枯。
去夏微之疟，今春席八殂。
天涯书达否？泉下哭知无？
谩写诗盈卷，空盛酒满壶。
只添新怅望，岂复旧欢娱。
壮志因愁灭，衰容与病俱。
相逢应不识，满颌白髭须。

二\ 惭愧不耕而食
“是谁养活了我们？”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本来是不需要马克思凭借其《资本论》对商业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的宏大叙事才足以说明的。可是，更多认为自己高人一头的“公家人”并不愿意承认，与工人、农民所辛勤从事的劳作相比，他们中的相当部分非但并不高尚甚至有可能可有可无。正是因为某些贪官污吏颠倒世情伦理的作威作福，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工人、农民等“劳力者”是达官显贵等“劳心者”的“衣食父母”这一事实。正如在中国古代的某一阶段，本来是工商业者们的针对性努力维持了政府的相应需求，却被近乎歪曲地说成了“工商食官”。

白居易的悯世情怀，不仅仅体现在他从内心里对农民们的亲近和体贴，还在于他从很早就懂得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样的高深义理。面对百姓的辛勤苦作却勉力生存的处境，他不止一次地表达出自己作为一个吃公家粮者的愧疚。与纳税中和纳税后都承受了许多耻辱和艰辛的农民们相比，他觉得自己是那样的自责和无助。在这样的良心呈现中，一腔悯世情怀纤毫毕现。
在《纳粟》一诗中，白居易在税吏“催纳”和农民连夜“扬簸”的对峙场景下，由衷地“内愧”自己“坐尸十年禄”并用他朴素的“报应”逻辑企望着有朝一日“还他太仓谷”，确保百姓们能够得到政府的回报。
在《观刈麦》一诗中，白居易的悯农之心通过农民们男女老幼全家在“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酷热中劳作、抱子贫妇悬筐拾麦穗这样具体的场面自然地导引出来：在那些把自己收获的大部分粮食交给政府而自己只能惨淡度日的百姓面前，“不事农桑”却“岁晏有馀粮”的我们，是如何地羞愧难当啊。诗中写道：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簟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馀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三、 描绘美好畅想

当税收或因为税收而对农民们生活的各种影响已经成为难以支撑的重负时，减轻甚至免除这种重负，就成为对民生之多艰感受痛切的白居易的社会理想。而且，这一理想会在受到世情刺激的每一个时刻，自然而然地倾泄出来。

在《赠友五首》中的一篇中，针对政府向农民征税居然以铜钱计算这种“求土所无”、“强人所难”从而导致农民们贱卖自己的耕织成果因而造成了“钱力日重”、“农力日殚”等严重局面的作法，诗人无限憧憬地回顾了立国之初的贞观之治时以丁计庸、以田计租、量入为出的税收方式，而对变法之后所造成的“使我农桑人，憔悴畎亩间”的伤农后果大为反感。在白居易的心中，革此弊端而恢复原来的租庸调者，构成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在原来的税收基础已经因为兵兴等原因而受到根本破坏的情况下，诗人的愿望终究只能成为不能实现的梦幻。
白居易期望农民们摆脱沉重税役负担的梦想，在他听闻了昆明地区“诏以昆明近帝城，官家不得收其征”从而“菰蒲无租鱼无税，近水之人感君惠”的故事后生发联想：既然“率土皆王民”，又何必远民而疏近民而亲呢？为什么不能“此惠及天下，无远无近同欣欣”呢？为什么不能停止对其他一些地区的财税举措让“吴兴山中罢榷茗，鄱阳坑里休封银”呢？《昆明春水满》一诗，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类繁多民无禁利而同享“昆明春”的畅想：

昆明春，昆明春，春池岸古春流新。影浸南山青滉瀁，波沉西日红奫沦。往年因旱灵池竭，龟尾曳涂鱼煦沫。诏开八水注恩波，千介万鳞同日活。今来净渌水照天，游鱼拨拨莲田田。洲香杜若抽心短，沙暖鸳鸯铺翅眠。动植飞沈皆遂性，皇泽如春无不被。鱼者仍丰网罟资，贫人又获菰蒲利。诏以昆明近帝城，官家不得收其征。菰蒲无租鱼无税，近水之人感君惠。感君惠，独何人，吾闻率土皆王民，远民何疏近何亲。原推此惠及天下，无远无近同欣欣。吴兴山中罢榷茗，鄱阳坑里休封银。天涯地角无禁利，熙熙同似昆明春。

对于此诗，后来有人很认真地考证道：昆明恩诏是一种特事特办的税收政策，不可能不加限制地推广到其他地方。白氏此议实在有些天真，任何一个治税者都不会采纳他的建议。可是我想说，与白居易着意于百姓而生发的“天真”愿望相比，这样的“认真”却实在有嫌暮气深沉。纵使可以从现实性上论证白氏建议的不大可取——这一点几乎谁都明白，但如此煞有介事地论证起来，还是很让人怀疑此公是否知道“悯农”为何物？

四、推思施政哲理

从为官者的角度看来，未经刻意政教而能够确保赋敛齐毕和闾井平安，是他们的良好愿望。在这样的“良化”和“丰登”背景下，政府完全可以一种无为而治的夜警方式存在，官员们也乐得清闲：不但“案牍既简少，池馆亦情闲”，而且“南亭日潇洒，偃卧恣疏顽”。好一幅与民同乐图！在白居易的内心里，他对于官民关系、税收征纳关系有一种期待：政府不施以超出法定税收之外的任何骚扰，百姓不增强纳税之外的更多辛劳，二者纵使不能做到相濡以沫，至少也应相安无事。
这样的心态很好地体现在《五古·征秋税毕题郡南亭》一诗中.
不管过去的政府官员有几个真正把民众疾苦放在心上，他们都必须正视百姓不安官不得安、百姓不富政府难富的现实。而白居易则在其种树种花的过程中，悟到要使自己的治理取得成效，“养民”即发自内心地付出辛苦和智慧施以百姓实惠的治理之策是为官者所必须的。“劝农均赋租”就如欲茂枝叶必救根株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样从“养树”联想及“养民”的灵感，寄予《东坡种花》一诗（二首之一）中
五、 直斥赋税弊端

大概和“税收”这一事物——在中国古代体现在赋、役、税、榷、捐、兵差等很多方面——总是与百姓最为切身的利益相联系着，而征税总是表现为一种几乎不由分说的触及人们基本生存条件的强行再分配，且纳税人总是处在无力辩驳和抗争的弱势地位中等这些原因相关，在以讽喻现实、揭露弊端、描摹世情、品评王政、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中唐“新乐府”诗甚至历代现实主义诗作中，反映税收现象的作品特别多5。在自己的诗作分类中专门辟有“讽喻诗”系列的白居易的笔下，对这一关联国家、官吏、百姓利害关系的领域也相当关注——本文所辑的这些，即是从《全唐诗》所收白居易的近四千首诗中择出。在这些诗中，诗人基于百姓甘苦的阶级立场清澈可见。在通过赋税现实提露社会问题这方面，白居易的诗总是一针见血——

1、重赋（又题“无名税”）
《重赋》可说是白居易的税收诗中最为知名、最富影响力、最多点击率和品评率的一篇。其所在的《秦中吟》十首，更是白居易最著名的讽喻诗系列。唐朝中后期改“租庸调”为“两税法”，旨在采取更为简明、更为集中、更为便捷、更为高效的方式，整合、整理、整顿、整饬有“上以奉君亲”之功能的“征赋”体制。这一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恰恰是将农民原来负担的劳役义务（庸）以纳银的方式融入户税、地税中征收，两税之外不再配发徭役。如白居易诗中所说，国家也明令：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然则实际执行的结果却是“敛索”和“羡馀”如故。陆贽在其《均节赋税恤百姓》所列举的七大弊端中，就包括白诗中所提到那些现象，比如以“杂征”改为常赋、以“召雇”代征役、以“和市”代科配以及“两税之外，非法之事，复又并存”等6。白诗以国家定税“本意在忧人（一作“爱人”）”与执行者“夺我身上暖”这样巨大的反差两相对照，很是揭示了封建王朝的税收机器之年久失修；其中将百姓们纳税后的惨状即“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与国家征税后的富足即“缯帛如山积，丝絮如云屯”相比，更是突出了不合理税收体制下官民地位的极不协调、极不对称、极不匹配之状。如此强烈的表现力、破坏力和讽喻力，难怪有评论者以此诗与杜甫的《石壕吏》相提并论。

实行两税法后人民负担加重的具体情形，还可以从一则故事中推想。唐德宗打猎途中，路遇一户姓赵的农夫。经过与他的一番对话之后得知，两税法后的税收形势已经发生了远远超出预想的变化。《资治通鉴》中有如此描述：
贞元三年，唐德宗行猎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它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牛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从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德宗命复其家7。
对于这样颇有传奇色彩的君民之会，司马光感叹道：“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离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只是可惜，这样的千载之遇只能偶然出现，且谁也不能确保皇帝遇到一个农民反映实情就能悔悟，如唐德宗此遇不也只是“复”（免除）了赵光奇一家的税外负担嘛？以此而论，白居易的《重赋》诗，也未必能够让这“里胥迫我纳”正税之外额外负担的现象有什么样的改观。

2、买花
《买花》一诗也取自《秦中吟》——十首秦中吟居然有两首与税收相关，可知当年的税收征纳和谐状况已经到了多么危殆敏感的状态——并有人称是秦中吟系列中最有名的一首。本诗前四句大写帝城春暮时节人们看牡丹的热闹盛况；次四句极力描述牡丹价钱的昂贵；再次六句通过描述牡丹的移植保护和对它的迷恋而更加透出买花者的财富“实力”；最后六句借一农夫的感慨而点名题旨。全诗通过官僚贵族不惜重金购买牡丹的描写，反衬出城里的某些人恣意享乐、挥金如土的豪华、腐朽生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把“一丛”花与“十户”赋进行排比，劲直痛切地揭露了封建社会达官贵人挥霍人民血汗纵情享乐的事实。

在当时的户税标准下，十户具有中等财力状况的人家（包括中上户、中中户和中下户等三类），其所缴纳的税收，才够某些上等人家买一束花的，这可是多大反差的贫富分化啊！当城里的某些人家已经习以为常并执迷陶醉于“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的浪漫与豪奢享受时，那些相顾无言却有百千愁苦与愤懑溢于心扉的田舍翁，他们的反感如果被倾泄出来，又将是多么地可怕！在农民们把自己在土地里收获的相当比例的成果交给官家后自己勉为其难地存活于世的可怜境地里，他们也许百思不解那些“帝城”里把鲜花以“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的方式侍候地百般熨贴的人们，是如何获得那么多的钱、闲和情调的。这样的强烈反差，也在相当程度上回答了，当农业社会下大多数百姓的“活着”还取决于大自然的诸多“变数”时，有些人——比如商人、军阀和官吏——已经凭着对权力、利益的拥有以及对财富的分割权而可以过上很憩意的生活了。这该是多么不平等的社会啊——在农业社会下，在“民以食为天”的农业社会下，为什么那么多农民起义都会以“均平”、“等贵贱均贫富”、“不纳粮”等这类看上去实在有些过分具体、微观而且世俗的方式表达出来，想必可以从这首诗中找到缘由了。

与白居易此诗可以够成史料佐证的，还有《国史补》中所言“长安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不以耽玩为耻”。王春裕的《开元天宝遗事》也说“杨国忠子弟每春至之时，求名花异木植于槛中，以板为底，以木为轮，使之牵之自转。所至之处，槛在目前，而便即观赏，日久为移春槛”。宣宗时诗人司马扎更是以其《卖花》诗描写了一个几代种花的花农：“少壮彼何人，种花荒苑外；不知力田苦，却笑耕耘辈；当春卖春色，来往经几代；长安甲第多，处处花堪爱；良金不惜费，竞取园中最。”可见唐朝时卖花、买花、赏花，确已蔚然成风。只是，能够从贫富差距处着眼者，却确是寥寥。同是写花，白居易的悯世情怀跃然纸上。

3、 大水
《大水》一诗不以税收现象为主要的描写对象，其所反映的是自然灾害给百姓生活造成的巨大破坏。这样的破坏下，有“佣舟子”借机大发民难财。可是，如果我们看到诗人把“工商彻屋去，牛马登山避”与“况当率税时，颇害农桑事”这两类事体相提并论时，还是可以清楚地感知，作为国家官员（江州司马）的诗人对国家税收和百姓农桑的同等关切。我读了这首诗后的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今年发生的汶川地震以及地震后政府和人民所投注的救灾爱心。在出现如诗中所言的“苍茫生海色，渺漫连空翠。风卷白波翻，日煎红浪沸”的不可抗力时，政府能不能在国家税源基础、潜力和预期税收利益都同时遭遇挫折的情况下以减税、免税、负税等有效方式给予一种来自税收系统的人文关怀，很是能够反映出一国税制的人道和民本内涵。2008年，共和国给予了汶川大地震的受害者和受害地区这样的关怀，可在白居易时代，只知“率税”而不顾农桑甚至“率税”本身就伤及农桑的封建政权，也许还没有这样的意识。否则，白居易也不会发出“吾无奈尔何，尔非久得志”的感叹而是可以采取一些切实止损救人、抗涝救灾的具体举措了。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责怪一个封建社会的下层官吏会有今天才有的“税收关怀”觉悟，他们能够心系农桑就已经是农民之福了。我们从诗中断然可感的，是诗人那一腔心忧百姓的悯世情怀。

4、杜陵叟
此诗是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中的名诗，到了今天仍然多次被选入学生课本中。这样一首典型的税收诗，被作者本人在诗序中冠以“伤农夫之困也”的主题。
相对于现代工商业而言，农业作为税源的稳定性是十分脆弱。在古代生产力水平较低、水利工程等较为缺乏的情况下，农民们不得不靠天的恩赐而谋得收获。如果遇上频率很高的各种灾害（比如所谓十年几旱、十年几涝的说法），则能不能收回本钱来都很难讲。以这样的经济资料为税基，基税制本身就是潦草的。如果再加上“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征管作法，也简直就是无道了。然则杜陵叟便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在自己本来收获率就很低的“薄田”上，他不但遇上了三月的旱，还赶上了九月的霜，春天麦苗黄了，秋后禾穗干了，他的运气简直已经坏到了极点。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税吏还是逼上门来。万般无奈之下，杜陵叟“典桑卖地纳官租”将自己赖以吃饭纳税的“税本”都抵将出去，其惨状可不就是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一样深重嘛。混到这个份上，杜陵叟已经快到走投无路的绝境了，想不到又被一个黑色幽默戏弄了一番：皇帝的蠲免下来了！可这麻纸德音到时，却是“十家租税九家毕”的的光景。我地也卖了，桑也典了，你这皇帝老儿的诏书对我可还有什么价值啊！我这“明年衣食将何如”的难题照样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从技术上讲，事后的免税或退税，无论如何不如当时的减税更为实际一些。白居易此诗，也是在说明着当时的一件史实——据《资治通鉴·唐纪·宪宗纪》载：“(元和四年)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学士李绛、自居易上言，以为欲令实惠及人，无如减其租税。”

这种迟到的蠲免的另一个不合理之处还在于：政府免除的，极可能只是一些拖着不缴的顽梗之民的税负，而老实巴交的那些人可能早就把税缴上了。清朝的一首《豁粮歌》就反映出了这种状况：朝庭诏下如甘露，豁免闾阎旧租赋。岂知未颁恩诏前，州县奏销未得延。良善之民早完税，顽梗之民竟无畏。年年抗粮藐官法，官暗挪移代其纳。年年抗粮望恩典，日久果然邀豁免。旧粮催欠豁愈多，催科催科将奈何8。

这种官家催租以及虚受蠲免的情形，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下的惯常现象。宋代诗人朱继芳曾一口气写下十首《农桑》诗，其中多首说及这类现象。如“淡黄竹纸说蠲逋，白纸仍科不稼租，努力经营犹恨晚，官司那问有钱无”，如“编茅为屋荻为帘，老小团栾苦乐兼。乐岁输丁犹未了，饥年家口更堪添”，如“四月官场入纳时，乡耆旁午上门追。请看贫妇通宵织，身上曾无挂一丝”，再如“肠随丝断手生胝，羡杀星边织女机。借问输官零落否，儿郎寒冷且无衣”，无不如是。从大历史的背景下看，杜陵叟是封建时代穷苦农民的典型概括，一生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土里求食，饱尝农耕之苦后还要受到长吏、里胥们的盘剥和戏弄。纳税人的地位低到如此境地，也就没有办法避免他们在将来忍无可忍的某一天揭竿而起了——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最初目标大都是因为实在活不下去了而舍命寻找一个能够继续活下去的路径而已。农民之苦，可想而知。“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9，这是白居易的由衷之言。

5、盐商妇
此诗题序“恶幸人也”，指责“不事田农与蚕绩”盐商们因政府的盐政而收获了巨大的财富从而“好衣美食有来处”，而“盐铁尚书”们因为操作失策而造成了盐利“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的局面。相比于汉代的桑弘羊来说，当世的理财者并没有把大宗盐税收入国库而是流失给了那些在户籍关系上“不属州县属天子”的盐商们。于是，在“江头鱼米贱”的对照下，有幸嫁于盐商的盐商妇们过上了“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红脍黄橙香稻饭”、“饱食浓妆倚柁楼”的好生活，因为享受了“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的优裕而呈现出“两朵红腮花欲绽”的幸福表情。而相比之下那些农民们过得是什么生活呢？从诗人笔下的一首首悯农诗中都可以读到。在诗人的一篇题为《议盐法之弊》的策论中，他也曾经写出与此诗一样的意思：“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率皆多藏私财，别营稗贩，少出官利，唯求隶名。居无征徭，行无榷税。身则庇于盐籍，利尽入私室”。

诗人通过臧否盐政而置疑政府的盐铁理财，这一点遭遇了陈寅恪的辩护甚至是奚落。陈说白居易关于“散盐铁之利”的策论是“此等儒生之腐论，于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国计之仰给于盐税者，殊为不达事情也”10。他指出，上元年间盐铁使刘晏改革盐政,规定盐官统一收购私盐后,加价卖给盐商,让他们自由销售,而朝廷则收取盐利来占充盈国库的作法，实际上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而且正是因刘晏的理财方针、措施、办法适应唐王朝经济残破的局面和当时社会的需要，所以使唐王朝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也得以养息。只就盐税而论，“晏之始至也，盐利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11”，而国家并没有增加农民的税收，刘晏真正做到了“敛不及民而用度足”。白居易实在是错怪了刘晏们。

不过，即使有这样的错怪存在，仍然不能抹杀白居易溢于诗中的悯世情怀。盐商以及盐商妇大富，而农民们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更加恶化。因为“江头鱼米贱”而使得享受“红脍黄橙香稻饭”的是那些富得流油的商人们，商盛害民的局面必将动摇农业的根本。这是诗人所忧虑着的。

白居易的每一首涉税诗，即使主写税收，仍然把笔触着落于民生疾苦之上。这样的忧患意识贯彻在一个曾为税官者的血液里，与“新乐府运动”的其他当事人如元稹、张籍、王建等所写的多首税收诗相呼应，让他更添了几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史”资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