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反腐败立法

㈠ 外国对腐败惩罚的措施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起点，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既要认真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工作的规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又要按照十七大积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要求，注重研究和借鉴国际反腐败有益的经验和做法。这既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也是落实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重要举措。 当前，腐败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而腐败发生较多较频的地域国家，往往是新旧体制并存交错，制度不完善，腐败的滋生、蔓延繁殖空间较大的国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年我们不断加大反腐力度，为什么仍然形势严峻？这就说明过去我们的一些做法肯定存在着自身的弊端。因此，学习吸收国外反腐成功经验十分必要，对比那些反腐比较成功国家的做法，在比较中借鉴吸纳，在比较中发现剔除。国外反腐成绩突出的国家，都经历过市场经济初期腐败频发高发期，相应地，他们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管理思想、政治治理制度上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摸索，并为此付出了高昂成本，形成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理念，如“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以权力制约权力”等；并建成了一套反腐败的预防、教育和惩罚的比较完善的制度机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一、注重教育预防的基础作用。 国外在反腐倡廉中，把教、防、惩三项措施互相结合，并特别注重教育预防,并且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俄罗斯把提高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律从业人员专业水平作为《俄罗斯联邦国家反腐败计划》的重要措施，重点是完善教育培训机制，提高法学领域的教育质量；在实行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联邦国家教育机构内，在遵纪守法和精神道德教育中增加反腐败教育的内容；整体提高社会法制文化水平等。芬兰的年青人进入公务员系统，第一项最重要的教育就是从政的清廉，弄清腐败的界限，即接受礼品或请吃的上限。德国的法律细到官员15欧元以上的礼品必须上报都有明确规定。澳大利亚监察机关用20多种语言下发各种小册子与卡片，向群众宣传什么是受贿，如何举报，并公布举报电话，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腐败犯罪的预防体系构建上，颁布预防性反腐败政策；构建预防性反腐败机构；制定公共部门、检察机关、私营部门的反腐败措施；统一公职人员的行为守则等。在美国， 每名公务员进入政府部门时,由部门廉政官员进行至少1个小时的廉政规定培训,使其明确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以及为其提供反腐败的有关信息、咨询、联系方式,针对不同行业、单位和不同岗位、职位提供相应的反腐败措施以及廉政忠告。政府廉政办公室负责对各部门廉政官员的培训,并对各部门开展廉政教育进行指导。对民众广泛的进行道德价值标准和廉政文化的培养，北欧国家普遍认为“文化是制度之母”，十分重视廉政文化的培养，尤其是对国家雇员首先强调的是内在的人生信仰、道德操守，然后才是外在的法纪约束。芬兰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马蒂.库西马基认为，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败的最有效手段，在这个连续五年被“透明国际”组织评为世界上最廉洁国家里，贪污受贿、侵吞社会财富等如同盗窃一般，被视为卑鄙肮脏的不义之举。丹麦这个基本上没有穷人的国家，“终身学习”不是口号，在这个国家里，身份平等、机会平等、社会安全又透明，每个丹麦人都能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瑞典重视公民的诚信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完备。在这些国家里，以廉为荣、贪污为耻的道德传统和社会氛围，对公民廉洁自律有极大的影响力。新加坡连续十三年成为透明国际组织的廉洁排行榜前十名的亚洲唯一经济体，在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功地避免了由于集权和缺少监督而引发的权力滥用及腐败问题，其重要的一点是十分重视廉政文化建设，高层领导率先垂范，对党员和整个社会培养廉洁意识，对党员灌输危机感，避免了由于自我放松而导致腐败。培养儒家价值观，注重儒家所倡导的品德，主张以儒家思想治国和强调君子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特别重视维护自己的道德权威。 二、建立完善的反腐廉政制度。 坚持依靠“立法建制”反腐败，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权力运行和监督制约法制体系，是许多国家反腐败的成功经验。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一系列法规和文件的陆续颁布，反腐法规制度超过1200件，已逐步构建起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但制度的完善和协调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一方面要加强立法。国际反腐败经验证明，除在体制机制上需要不断创新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加强反腐败立法，这种立法越完善、越规范，就越能有效预防、遏制和治理腐败。例如，许多发达国家已建立起完备的政治公开透明制度、新闻独立和新闻监督制度、官员责任追究和弹劾制度、规范政党筹款制度、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离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公共采购招投标制度、金融实名制度、议会、司法、审计、公众的监督制度等。而且法律法规制定非常详尽，尽量不留死角。美国自1883年以来就先后出台了《政府行为道德法》、《联邦贪污对策法》、《有组织勒索、贪污赂贿法》等数部法律，形成完备的廉政法律体系。美国反腐机构认为,阳光就是最好的防腐剂。为此,美国制定了许多法律来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最著名的就是出台《政府阳光法案》,要求行政机构的会议除特殊情况外,应公开进行。还出台了《信息自由法》,并通过《廉政改革法》,完善了财务公开制度,要求政务官员必须公开财产情况,包括自己及其配偶、子女的收入来源、金融投资、拥有股票、房子以及债权债务等情况。1974年美国国会就通过《联邦选举法》,对个人、政党等组织捐助联邦竞选款项及开支作了严格限制,禁止超过100美元的现金捐款,捐款额不能存入自己账户,使用情况必须公开,进一步净化了竞选资金。新加坡制定的《公务员行为与纪律条例》、澳大利亚出台的《公务人员行为准则》、墨西哥推出的《公务员职责法》、韩国制定的《公职人员道德法》、菲律宾制定的《公共官员与雇员品行和道德标准法》，等等，都对规范公职人员行为，遏制和治理官员和公务人员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一些国家还在实行财务审计监督、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限制“金钱政治”、严格对公务员选任与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专项立法，从而防止公职人员腐败、便于公民依法举报腐败罪行、确保执法机关依法查处腐败行为等，收效良好。我们借鉴这方面的立法经验，拿来有用的东西，并按照“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努力使法律制度更加科学、管用，就能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反腐败法制建设，使反腐倡廉工作走上法治化轨道。另一方面注意制度的相互配套支持。如新加坡公布《防止贪污法令》打击贪污腐败，又制定中央公积金制度，围绕公积金制度，又完善了国家公务员个人与家庭申报制度，再相应完善了股票帐户检查制度，金融实名制度，公务员行为日志制度等，具有良好的操作性。同时，重视制度规定的执行与落实，杜绝那种长期以来的人大于法、权大于规的现象，维护制度的尊严。 三、加大权力运行的监督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监督公权行使的措施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一是注重以权力监督权力。西方发达国家在加强权力监督的实践中，形成了公民、民间组织、利益集团和新闻舆论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如西方国家的“普选制”，公民享有的举办、申诉等权力。民间组织如德国的“透明国际”，利益集团通过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维护各自的特殊利益，使公共权力完成了对各方面利益的考虑而失去了滥用权力的机会。“议会监督”，议会对政府施政、财政、人事等事项进行监督审查，利用质询、调查、同意、纠正、不信任投票、弹劾、审判等形式将行政部门与国家高级公务员置于其严密监督之下。以宪法为依据的议会监察，是西方现代监察体制的核心，最具权威性与代表性。二是突出反腐机构独立性与制度的权威性。没有独立于被监督对象的地位，则没有真正监督权威，也没有公正的监督，这在国外已成为一条公理。一些国家往往通过立法赋予承担监督惩处职责的反腐机构极大的权力，并规定直接对议会或行政最高首长负责，使其具有法定权威与地位。如英国的罗伦委员会、澳大利亚的行政监察委员会、芬兰的政府内部审查官、新加波的反贪污调查局、法国的行政法院等都具有实际意义的独立，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专门反腐机构都直接对议会负责；新加坡、韩国等则直接对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它们可以独立地享有调查权、侦察权、询问权、帐户财产冻结权、警戒提醒权、官员评议建议权、传讯权等，有些还有逮捕权、检控权。而各国惩治腐败官员的司法机构则完全独立依法地行使侦察起诉、司法审判职权，只对法律负责，从而有效地排除了人为干扰，对腐败份子的惩处能做到毫不手软，确保了反腐败的实际成效。另外，在机构独立的基础上，反腐败机构还有较高的层次和较广的工作范围。如联邦调查局是专职调查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机构,调查范围极其广泛,且不受地域限制,有权调查200多种犯罪案件,其中包括政府官员贪污、挪用公款、国际间贩毒、洗钱案以及其他影响较大的腐败案件。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独立调查委员会法,设立了独立检察官制度。独立检察官是调查美国政府舞弊案的专设职位,具有独立调查并起诉政府官员的权力,只要不犯明显的重大过失,任何人无权罢免。这个制度实施以来,先后查实了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以及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不正当关系案件等。三是真正启动对相关官员问责、弹劾、罢免程序。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问责制中,以美国最为典型,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行政问责制已成为通行的政府管理机制。在宪法中有明确对总统问责的具体规定，除此之外，许多联邦、州法令和地方条例也对政府与官员的责任作出了直接的规定，包括财产申报的规定、公职人员行为准则的规定，等等。四是为监督提供有效的物质保障。国外研究认为，公职人员个人收入的高低，与涉足或抵御腐败有一定的关联性。提高其工薪水平，使其保持体面的生活，对增大腐败成本、抑制腐败的动机，具有现实意义。新加坡政府让大多数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保持社会中上水平，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调整。将政府政务官员和行政服务公务员的工资与私人其余部门正式挂钩，使公务员的工资市场化，是他们的工资接近市场价格。高薪一方面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得以将社会上绝大部分最优秀的人才纳入党和政府的体制中，更重要的是使党员有丰厚的物质基础，没有必要贪污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许多发达国家以现货、期货等形式高薪养廉，并且薪金随着任职的年限、功绩而不断增加，即使退休后也有足够的生活保证，从而为反腐倡廉奠定起重要的物质基础。 反腐倡廉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和突出任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借鉴国外反腐败成功的经验和措施，建立行之有效的预防机制，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制度体系，理顺权力结构，建立独立的反腐组织系统，强化教育等方面作出新的努力，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㈡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主要内容是

适用于针对任何公职人员的贿赂，无论职务的高低和立场。

《海外反腐败法》适用于针对任何公职人员的贿赂，无论职务的高低和立场。《海外反腐败法》的重点在于行贿目的，而不是具体行贿行为的内容，例如公务接待、提供或者承诺付款等等。为加速日常政府行为而支付的方便费用不属于违法的行贿行为。

《海外反腐败法》禁止为帮助企业获取或者保留、指导某项业务而进行的行贿行为。“获取或保留业务”不仅仅指奖励、获得或者延长某项合约。应当指出的是，这一业务本身并不需要得到外国政府或外国政府部门的许可才能获得或保留。

(2)外国反腐败立法扩展阅读：

反海外腐败法的适用情况：

1、对于犯罪的公司和其他商业实体，可处以最高200万美元的罚金；自然人则会被处以最高10万美元罚金和5年以下监禁。而且，根据选择性罚款法的规定，罚金的数额可能会高出更多。

2、在SEC提起的诉讼中，法院还可以判决追加罚款。追加罚款的最高限额为违法所得总额；违法情况严重时，限额为对自然人5000—10万美元，对其他人5万-50万美元。

3、受损害的个人也可以根据《不正当敛财及不正当犯罪组织法》，或者其他联邦和州的法律，对违法者提起民事诉讼。因为违法者的非法行为而丧失了交易机会的竞争对手，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㈢ 美国是在哪一年通过的《外国腐败行为法》的

1977年。作为惩治贿赂外国官员行为的全球第一部法律，1977年出台的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FCPA)是美国当前惩治跨国公司对外国进行行贿行为最主要的法律。

FCPA在“对跨国公司商业贿赂行使域外管辖权”方面率先进行探索，对我国相关法律的构建有借鉴意义。FCPA在1988年、1998年进行了修订，然而美国国会于2006年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却未修订FCPA。《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保护性管辖原则和普遍管辖原则在FCPA中并未体现。

(3)外国反腐败立法扩展阅读

《反海外腐败法》该法适用于美国公司在海外的腐败行为，适用于任何公司以及为公司效力的高管人员、董事、雇员或代理，旨在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政府公职人员行贿，其规定的受贿人，并不按照其行政身份确定，而是看其是否实际行使政府公共权力。

这样，所有使用公共权力的人员都可以成为受贿主体，比如受委托为政府进行设计的私人设计师以及受政府控制的商业机构中的工作人员。

㈣ 美国是怎么反腐败的有什么样的制度

反腐败机构既分权制衡又分工协作，有“三权分立”和“联邦制”的典型制度。

美国的反腐败体制贯穿着“分权制衡”的理念，全国没有统一的、最高的反腐败协调、执法机构，也没有统一的、专门的反腐败法律，州与联邦、州与州之间的情况又不尽相同，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职责分散在联邦和地方的各类政府、议会机构之中，既分工明确、各有侧重，又相互制衡。

(4)外国反腐败立法扩展阅读

分权制衡的作用

表面上看，制约和监督政治权力有可能使权力分散，降低效率。但实际上，制约和监督政治权力可以杜绝胡乱决策，避免错误决策；即使发生决策错误，制约和监督机制也可以作为一种纠错机制而起作用这样一来，从长期看，在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情况下决策效率更高。

另一方面，制约和监督权力使权力循着合理合法的轨迹行使，避免在非法的轨道上浪费能量，从而保证政府职能实现，保证办正事的效率高和反方向的效率低。

另外，对权力进行监督还能及时发现权力行使和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或取得的绩效，从而在正确事实的基础上奖优罚劣，激励权力发挥更大的作用。总之，无论是为了发挥权力的能动作用还是防止权力的破坏性，都有必要制约和监督政治权力。

㈤ 求美国1977年《反海外腐败法》全文

反腐败法案
基本禁令条款
《反海外腐败法》规定为获取或保留业务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为非法行为。对于基本的禁令，必须满足以下五个元素才构成违反的行为：A．主体——《反海外腐败法》潜在表明适用于任何个人，公司，官员、董事、员工或公司代理人和任何代表公司的股东。个人和公司，如果命令，授权，或协助他人违反或密谋违反反贿赂条款或者共谋违反贿赂条款，可能面临处罚。 根据《反海外腐败法》，美国关于贿赂外国官员的管辖权取决于违反者是否是”发行人”，涉及的是否是”国内法人，”外国侨民或业务。”发行人”指在美国已经注册发行证券或者要求与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定期报告的公司。”国内法人”指任何属于公民的个人、侨民、美国居民，以及任何公司、合伙企业、协会、股份公司、商业信托，非公司组织或主要营业地点在美国或在美国州、地区、共同体或美国联邦法律下组织的个人独资。
证券发行者和国内法人可能承担在区域或国籍下《反海外腐败法》涉及的责任对于在美国境内使用的制度，发行者和国内法人如果使用美国邮政电信或其他方式或州际贸易的手段助长腐败行为贿赂外国官员，则则他们必须承担责任。这种方式或手段包括电话，传真传输，电汇，州际或国际旅行。此外，发行者和国内法人可能因任何助长腐败贿赂美国以外的国家官员行为承担责任。因此，美国公司或国立公司可能因雇员授权或完全在美国以外操作的代理商，即利用外国银行账户的钱，没有任何美国参与人员的贿赂承担责任。
1998年之前，外国公司，除了那些可以称得上”发行人”的人，外国侨民不受《反海外腐败法》管制。1998年修正案扩大了《反海外腐败法》的适用范围至外国公司和国民。现在外企或个人也属于《反海外腐败法》适用范围，直接或通过代理，助长发生在美国范围内腐败的贿赂行为。然而，没有要求这样的行为利用美国邮政电信或其他方式或州际贸易的手段。 最后，美国控股公司也可能为他们授权、指导、或控制有问题的活动的外国子公司
的行为承担责任，作为美国公民或居民，他们自身是”国内法人”，受雇于或代表外资合
并子公司。
B．腐败意图——实施或授权支付的行为人必须有腐败意图，并且支付行为必须故意诱使接受者滥用其职位与支付者或其他人进行不正当交易。应该注意的是，《反海外腐败法》并不要求腐败行为成功。提供或承诺腐败支付也可以构成违法。《反海外腐败法》禁止任何影响该外国官员在其公务职位上的任何行为或决定，引诱该官员做任何违反其法定职责的事情或做对其法定职责不尽责的事情，以获得任何不当的优势，或引诱外国官员利用其在外国政府或其机构的影响力来影响该政府或机构的任何行为或决定，以图帮助该发行者取得或保留给任何人的业务，或将业务指使给任何人。
C．支付——《反海外腐败法》禁止支付，主动提供，承诺支付（或授权支付或提供）金钱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D．接受者——禁止条款适用于给予外国政府官员、政党或政党官员候选人腐败支付。外国政府官员意指外国政府。国际公共组织或其任何部门或代理机构的任何官员或雇员，或以公务地位行事的任何人。我们应该考虑利用司法部反海外腐败法为特定问题.设置的意见程序，就 “外国官员”的定义而论，如：无论皇室的一员，立法机构的成员，还是国有企业职员，都被视为”外国官员”。
《反海外腐败法》的条款适用于任何政府官员，不管等级或职位。
《反海外腐败法》的侧重于付款目的而不是收到支付，报价，或付款承诺的特定职位的官员，也有例外的
反贿赂条款
”促进政府日常行动支付”(见下文)
E．商业目的——《反海外腐败法》禁止为了帮助公司获取或保留业务、指导业务而进行的支付。司法部给出关于”获取或保留业务”广义的解释，这个术语包含含义不仅，仅授予或者更新合同。应该注意的是，获得或保留业务不必与外国政府或外国政府机构有关。
第三方支付
《反海外腐败法》禁止通过中介提供腐败支付。如果知道支付的全部或一部分将直接或间接地给予外国官员，则给第三方提供支付是违法的。”知道”这一用语包括有意识的漠视和故意的忽视。抗辩的内容基本上是和上面描述的一样，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接收方”
是给必不可少的”外国官员”支付的中介。 中介可能包括合资伙伴或代理。为了避免承担腐败的第三方支付责任，美国公司尽可能地做了一些尽职调查，并且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来确保他们已经与有信誉的和合格的合作伙伴和代表之间达成商业关系。这些尽职调查包括调查潜在的外国代表和合资伙伴以确定它们是否胜任这个职位、与政府是否有个人或专业上的联系，客户群的数量和声誉、他们与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和与当地银行家/客户/其他商业伙伴的声誉。此外，在谈判业务关系中，美国公司应该意识到所谓的”特别之处
”，即，不寻常的支付模式或财务安排支付，国家腐败的历史， 外国合资伙伴或代表提供的拒绝认证，它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促成一个非法提供、承诺，或支付外国政府官员和不采取任何行动导致美国公司违反《反海外腐败法》，通常是高级专员公署和辖区，在费用和会计记录方面缺乏透明度，在合资伙伴或代表执行提供的服务方面明显缺乏资质或资源，
，以及合资伙伴或代表是否已经被官方推荐为政府潜在的客户。 你应该寻求法律顾问的建议，考虑利用司法部反海外腐败法为有关第三方支付特定问题设定的意见程序。
许可的支付和肯定抗辩
《反海外腐败法》包含一个明确的例外，禁止为”例行政府行动”支付”便利费”，或提供可以用来抵御涉嫌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积极防御。
促进例行政府行动的支付
反商业贿赂有一个例外就是例行政府行动的便利性和加速性支付。”法规列表有以下几个例子：获得许可证，营业执照或其他官方文件，处理政府文件、签证和工作指令等；提供警察保护，邮政电信皮卡和交付，提供电话服务，电力和供水、装卸货物，或保护易腐产品和调度检查与合同相关的性能或跨国家运输货物。 和这些类似的活动也包含在例外之中。如果对关于支付是否属于例外有问题，可以咨询法律顾问。同时也应该考虑是否利用司法部门反海外腐败法的意见程序。
例行政府行动
不适用于给任何外国官员的便利性和加速性支付，如，决定授予新业务或与某一政党继续业务。
肯定抗辩
被指控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反贿赂条款的人可能会做以下抗辩，根据外国官员所属国的成文法，支付是合法的，或者所花费的钱是用来作为产品或服务的促销、展示或执行合同义务。在外国成文法规定里，支付是否合法可能很难确定。我们应该考虑寻求法律顾问的建议，或利用司法部反海外腐败法面对这样一个支付合法性问题的意见程序。 此外，因为这些防御是“积极防御”，要求被告必须在初审时证明支付符合这些要求。检察方在初审时关于证明不构成这种类型的支付不承担任何责任。
贿赂行为制裁
对罪犯的制裁
根据《反海外腐败法》反贿赂条款，可能实施的刑事处罚：公司和其他商业实体处以2000000美元以下的罚款，官员、董事、股东、雇员和代理处以100000美元以下的民事罚款和长达五年的监禁。此外，根据选择性罚金法案的规定，罚金最高可达被告方通过支付腐败付款需求的违法所得的两倍。对个人判处的罚金不能由其雇主或负责人支付。
对公民的制裁
司法部长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可以酌情对任何违反反贿赂条款公司以及官员、董事、雇员、或代理公司或股东代表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并处以10000美元以下的罚款。此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行动过程中，法院可以施加额外的罚款不超过(i)
被告由于违法产生的经济收益总额，或(ii)指定的金额限制。指定的金额限制是基于过分违规，对于自然人来说处以5000美元到100000美元罚款不等，其它人处以50000
到500000美元。只要公司(或官员，董事，雇员，代理人，或者公司的股东代表)违反(
或即将违反)反贿赂条款，司法部长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可以酌情向其提起民事诉讼 。
其他政府行为
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颁发的指导方针下，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个人或公司可能将被禁止与联邦政府做生意。单独起诉也可能导致暂停与政府做生意的权利。总统已指示，如果已被排除、暂停这项权利，或者参与采购，或非采购活动已被排除的任何政党，执行机构不得允许这些政党参与任何采购或非采购活动。此外，个人或公司被判违反《反海外腐败法》按规定没有资格获得出口许可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可能暂停或禁止个人证券业务并处以证券业务的民事处罚，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都可能暂停或排除违反了《反海外腐败法》的机构项目，以及违反《反海外腐败法》支付给外国政府官员的费用不能作为业务费用扣除以期减少赋税。
个人行为
违反了《反海外腐败法》的反贿赂条款的行为，根据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RICO) 或根据其他联邦或州法律，由于个人原因也可能导致被罚以三倍的赔偿。例如，法案也可能被宣称贿赂导致被告赢得海外合同的竞争对手使用作为依据。
政府指导
司法部已经设立了反海外腐败法意见程序。关于任何拟建的商业行为，根据《反海外腐败法》反贿赂条款，美国公司或国民可以要求美国司法部声明目前执行的意图。意见程序的细节可以28 CFR Part 80找到。根据这个程序，司法部长将在30天内对个人或公司特定问题调查作出回应。(30天计时从司法部已收到需要发表意见的所有信息开始)司法部已经颁布了一项意见指出，符合当前政策规定的商业行为，在任何后续的执法行动中，和《反海外腐败法》一致。关于先前意见发布问题的拷贝版本可在司法部的《反海外腐败法》的网站上看到。
简介
《1988年贸易法》指示总检察长提供指导有关1977年反海外腐败法司法部的执法政策。（15 U.S.C.§§78 dd-1）对于潜在的出口商和小型企业这些无法获得专业律师对《反海外腐败法》的相关问题的，对司法部的外国腐败行为法案的意见程序作出回应指导有限。下面描述和合规职责的一般解释和潜在负债根据《反海外腐败法》。这个小册子构成司法部《反海外腐败法》的一般解释。
美国公司寻求在国外市场做生意必须熟悉《反海外腐败法》。总的来说，《反海外腐败法》禁止为获取或保留业务目的贿赂外国官员。此外，其他法规如邮政电信和网络欺诈的律例，18U.S.C.§1341，1343，和旅行法，18U.S.C.§1952，这些法律条例为联邦提起违反国家商业贿赂法律诉讼提供依据。
司法部是首席执行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发挥协调作用。商务部办公室总法律顾问也回答了美国出口商涉及《反海外腐败法》基本要求和约束的一般问题。

㈥ 俄罗斯的反腐败机制主要由什么内容组成反腐败立法设立国家反腐败坚持机关

①反腐败立法 ②设立国家反腐败监督机关 ③制定反腐败措施 ④加强腐败惩处

㈦ 英国制定反贿赂法案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反贿赂法案》的确堪当“最严厉”之名，因为几乎所有与“英国”有关联的个人或者公司都在该法案的约束之下，相对于FCPA，英国的《反贿赂法案》覆盖面更广。

“FCPA仅仅是针对公共官员贿赂，而英国《反贿赂法案》也适用于私人或者私营部门间的贿赂行为。”霍金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Crispin Rapinet介绍。

不仅如此，《反贿赂法案》的适用对象非常广泛，几乎所有与英国有密切关系的公司和个人都在法案的适用范围中：在英国注册的公司自然包含其中。对于并非在英国注册的公司，只要其在英国设有分支机构，或者在英国经营业务、或者在英国的某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甚至或者仅仅聘请了英国居民，都将受到该法案的约束。

“除了上述一些显而易见的关系之外，该法案也可能对一些与英国关联并不是很明显的公司发挥效力：比如通过一个英国的账户而收受贿赂；或者资助在英国的活动（会议等）。”John Rupp认为，这些细节很容易被企业所忽略。

简言之，只要能与英国扯上关系的个人和公司都有可能触发《反贿赂法案》的执行，其影响效力从以下的数字中可见一斑。据悉，亚太地区约150家公司的总部都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而中国有不计其数的公司雇佣英国籍雇员，或者在英国有经营项目，这些公司都需要被纳入到该法案中。因此，大量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中国公司也应该提高警惕。

“如果这些公司是英国母公司、兄弟公司的代表公司，或者该公司在英国有分支机构，那么就可能会受到《反贿赂法案》的约束。”John Rupp说，“就算该公司没有上述关系，其所雇佣的维京群岛居民也是法律的适用对象，因为后者毫无疑问是英国籍员工。”

但是，这还远不是表现《反贿赂法案》全部的威胁力所在。《反贿赂法案》在某些标准上做出了比FCPA更加严格的限定，给企业增加了规避的难度。

“不同于FCPA，该法案中对"疏通费"没有任何例外条款。”Crispin说，“通常情况下，为了加快行政程序，人们可能会向官员支付一定的款项，比如过海关时为了加快产品放行支付的"好处费"。FCPA并没有过分追究"好处费"，但这些行为都可能触犯《反贿赂法案》。”

《反贿赂法案》的处罚力度也是空前。犯有行贿、受贿或贿赂公职人员罪的个人可能被处以最高达10 年的监禁和罚款；而公司则要处以无限额罚款。

㈧ 世界上哪些国家最清廉有那些反腐败的办法

新西兰 世界著名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日前公布了2009年国际清廉指数。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新西兰成为世界最清廉的国家，索马里则被评为最腐败的国家。 清廉指数从0到10，其中0代表腐败程度最为严重，10表示腐败程度最低，即最清廉。新西兰在清廉指数排行榜中名列第一，得到9.4分。丹麦紧随其后，得到9.3分。新加坡和瑞典都得到9.2分，瑞士9分。美国排名第19位，得到7.5分。英国因为爆发议员开支丑闻，排名下降到第17位，得到7.7分。 数据显示，过去两年内，阿富汗的腐败程度更加恶化，成为仅次于索马里的腐败国家。缅甸、苏丹、伊拉克的得分都在1.5分以下，位列腐败榜第三、四、五位。“透明国际”发现，得分低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国家非常脆弱，社会动荡、战争肆虐，有的存在长期冲突。 一些国家的清廉指数得分下降，例如伊朗从2.3分降到1.8分。伊朗反对派认为今年六月份举行的总统选举被操控。政治骚乱也让乌克兰的得分从2.5下降到2.2。希腊得分从4.7下降到3.8，理由是其反腐力度不够，司法程序冗长，还有一系列的公司腐败丑闻。不过2009年国际清廉指数榜中，大多数国家得分都在5分以下。 当然也有一些国家的得分提高，如美国从7.3上升至7.5分，理由是美国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快速应对起到了积极作用。波兰在建立反腐办公室后，分数从4.6提高到5.0。梅德韦杰夫提出反腐败立法后，俄罗斯的分数也从2.1增加到2.2。 “透明国际”主席拉贝勒说，阻止腐败要求各国国会加强监控，需要司法部门、独立有效的审查和反腐机构以及强大执法部门的配合，也需要增加公共预算、国家收入以及援助等项目的透明度。国际社会必须找到有效方式，帮助深受战争所累的国家发展，并维持他们自己的公共机构正常运行。 “透明国际”的排名是依据世界银行、环球透视、英国经济学人智库组织和世界经济论坛专家的评估，以及对居民和商业领袖进行调查后制定的

㈨ 美国国外反腐败法和萨班斯法案的区别

会计专业的监管。

参考维基网络：

最后定稿共分11章，第1章至第6章，主要涉及到会计专业的规管及企业行为，其中包括：建立一个独立的“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对上市公司的审计监管;通过参与合伙人轮换制度和不相容的咨询和审计服务，以提高审计的独立性;对行为进行了限制公司高管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提升公司的申报责任;加强披露财务报告;提高SEC的执法能力，通过增加资金和员工8至第11章，主要是为了提高。刑事责任公司高管及白领犯罪，例如，对于安然安达信审计文件的事件，专门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和审计文件被破坏的破坏可被判处最高10年的监禁，销毁记录联邦调查及破产事件多达判处20年徒刑;为加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对财务报告的责任，分别设置公司高管的真实性宣誓财务报告要求，以及提供虚假财务报表，10年或20年的刑事责任除了这两部分，该法案第七章要求相关部门在指定日期内SOX法案生效后（一般在半年至9个月）提交了一些研究报告，其中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信用评级机构，市场违规者，（法律），并提供投资银行及其他研究报告的相关执行机构的参考，并作为未来立法的参考。根据该法的规定，这些报告已经完成。
公司于2001年向美国的丑闻在2002年爆发，企业管理无疑将承担最大的责任应该，因此，萨班斯法案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明确了公司的管理职责（如评估，内部控制等。），特别是对信托责任由股东承担，而该公司的管理层和白领犯罪的增加。企业会计人员的消极作用，以及在这些事件外聘核数师无法通过复杂的“特殊目的实体”的安排，虚构利润，隐瞒债务被拒绝，例如，安然公司，世界是公然做假账的通信，提高了财务报告的可靠性，SOX法案成为另一个主要的内容需要该法案包括：建立一个独立机构，负责监督上市公司的审计，审计人员定期轮换，全面修订会计准则，审计委员会成员标准的制定构成，管理层须及时内部控制，更及时的财务报告，以在审核限制等提供咨询服务，并从整个法案的排序，前三名的章节，而且还超过2/3的长度这些内容这样的评价，像以前一样，而该法案后的会计改革法案SOX法案已被用于多个名称其中之一是“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